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郭嵩焘：《致朱克敬》
1840年以降，西方近世文明以其无可抗拒的强大优势，狂风暴雨般冲刺、震撼着东方的古老文明，给中华这个老大帝国以空前的挫辱。本来这场以战争形式所表现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1］。但当时的中国人除了为之震惊外，却看不出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极个别先进分子经过上下求索，从挤开的门缝，依稀看到外间照射进来的一线光束，找到了自己与时代的结合点，从而也大体找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正确指向。严复的早期生活道路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他从传统私塾，走向洋务之“新学”；再远涉重洋，去西方寻求真理，走在时代的前列。其间历尽人间沧桑，饱尝时代风雨的洗炼，然而他却有幸使自己成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
1·1 寒窗苦读的少年
严复晚期在给他的弟子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谈及他对子女教育的意见时说：“复教子弟，以现时学校之难信，故宁在家延师先治中学，至十四五而后，放手专治西文，一切新学皆用西书，不假译本，而后相时度力，送其出洋，大抵八年而后卒业，至于所治何科，所执何业，亦就少年性质之所近而喜好者，无所专尚也。”［2］严复所设想的这种青少年教育模式及其学习进程安排，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他个人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回溯他的早期求学生涯，我们就可获致这一认识。
严复于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诞生在福建侯官（今闽侯）县阳崎乡一个儒医家庭。初名严传初，乳名体乾；考入马江船政学堂，易名宗光，字又陵；走入仕途时始用严复，字几道；晚年号愈懋老人，又别号尊疑尺庵，别署天演宗哲学家。民国时期，因侯官并入闽县，故又被人称为“闽侯”。［3］
侯官地处东南之隅，不过弹丸之地。在晚清，此地却迅速崛起了一批知名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林昌彝、林纾、刘步蟾、林永升、萨镇冰、方声洞、林旭、林觉民等，这些历史人物在各个领域均取得出色成就，故时人有“晚清风流出侯官”之说。
阳崎“溪山寒碧，树石幽秀”。外临大江，中贯大小二溪，左右则有玉屏山、李家山、楞严诸丘壑。就其地理环境而言，可以说是山清水秀。当地土著居民唯严、陈二姓。“严氏族姓寥落，可序而数者，都数十百家，虽传世逖远，皆相亲附”。据严复之子严璩回顾，严家先祖为河南固始籍，“自李唐末造，始祖怀英公讳仲杰，以朝议大夫随王潮由中州人闽，即家于侯官之阳崎”。高祖焕然，嘉庆庚年（1810年）举人，曾任松溪县学训导。曾祖秉符以后，“皆以医为业”，［4］没有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严复父亲严振先继承祖业，在乡间就业。母亲陈氏为一普通人家女子。严复之上原有一兄，不幸早夭；其下还有两妹。“
在传统社会，中医本身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也是传统经籍，非一般读书人能阅读；而中医理论中的“精”“气”说、阴阳说，如不具备一定的传统学术根柢，也很不易理解。严家之所谓“儒医”之称、本身就表明中医和传统文化的某种内在联系。严复生长于这样一个家庭，受其家风的熏陶，自然承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严复童年时代的生平事迹，鲜少记载，有一事为人常道。五岁的时候，“邻有凿井，架高丈余，先生窃登之。俯视井底，大呼圆哉！圆哉！陈太夫人闻而出视，大惊，恐其惧而下坠也，不敢斥言。遂佯为惊状而言曰：‘儿能真过人，如凭梯下则更能矣。’及下，始苔责之。”［5］严复成熟早，父亲望子成龙，期望甚高。他煞费苦心地督促着幼子的学业，以期通过科举的途径获取功名，为这个世代为医的小康之家带来真正的荣耀。
严复七岁开始进私塾读书，跟包括他五叔严昌{火奎}在内的好几位地方耆宿学习。严昌煃字厚甫，光绪己卯（1879年）举人。是一位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儒生。他希望严复走上科举之途，故所授课程尽是《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由于他老是板着一副冷冰冰的脸孔，加之教学内容枯燥，幼小的严复对他没有什么好感。1863年，严振先聘请同乡著名宿儒黄少岩执教西席。黄少岩先生“为学汉宋并重”，传统学术功力深厚，著有《闽方言》一书。课经之余，喜好给自己的学生“讲述明代东林掌故”，表现了一个传统士大夫不甘寂寞、经世致用的治学倾向。严复在他门下受业两年，对这位教师十分喜欢和敬重。可惜的是，1865年，黄先生不幸去逝，严复感到“哀恸不已”。有的论者认为，“严复后来把对斯宾塞宇宙论的形而上学旨趣的热忱与对穆勒的归纳逻辑和经验方法的同样的热忱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教师把‘汉学与宋学’的价值观结合起来的努力”。［6］
黄先生临终前，又将严复托付给其子黄孟侑“继续就馆”。黄氏父子“治经有家法，饫闻宋元明儒先学行”。［7］而严复早岁聪慧，读书勤奋，词采富逸。传说当时他与同学合赁一屋，住在楼上，每夜楼下演戏，好不热闹，他却“辄命就寝”。等戏散后，他又起来“挑灯更读”。［8］严复早年的这段苦读生活，为其打下了一个学人在封建科举时代必须具备的幼学基础。
1866年7月，福州霍乱流行，严振先染上疾疫，被夺去生命，家境随之陷入窘迫，一家生计只能靠母亲作女红来维持。晚年严复为一幅《篝灯纺织图》题诗的时候。曾经触景生情。他回首少年时期那段艰苦的生活，感慨万千：
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
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
陟岗则无兄，同谷歌有妹。
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
上掩先人骸，下托儿女大。
富贫生死间，饱阅亲知态。
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
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9］在这种境况下，严复自然不可能出资继续聘师求学，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恰巧这时，洋务派左宗棠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福州马尾船厂附设船政学堂招考学生，严复抓住了这一机遇。
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它虽非科举“正途”，但对那些家道贫穷而又谋求进取的布衣子弟颇为适合。根据学堂的章程规定：凡录取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还每月给银四两，贴补家庭费用；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列一等者，可领赏银十元。五年毕业后，不仅可以在清政府中得到一份混饭吃的差使，还可参照从外国请来的职工标准给予优惠待遇。大概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待遇不错，吸引了包括严复在内的一大批家境贫寒的读书子弟。
招考的作文命题为《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的答卷洋洋数百言。主考官恰为身任福建巡抚的同乡沈藻帧，他极为赏识这位同邑少年的文才。严复遂以第一名录取，从而跨进了洋务运动早期人材的行列。严复这一不得已的选择，却不期迎合了时代的潮流，与新兴变革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他的有幸。后来，严复在给沈藻桢之子沈瑜庆的诗中还无限深情地提及这次考试：“尚忆垂髯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10］
福州船厂是1866年（同治五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设厂不几个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船厂的工作又委派给洋务派湘军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官员沈葆桢负责。设立该厂的目的，主要是制造兵轮，培养“洋务”人材。船厂初设时，即附设船政学堂，其培养人才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学习造船，将来做“良工”；第二种则学习驭船，拟去做“良将”。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曾获得法国人的支持和援助，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厂内聘请了一批法国“客卿”，如日意格、德克碑诸人。学堂分为前、后两堂，前学堂学习造船技术，用法语授课，又名“法语学堂”；后学堂学习驾驶技术，用英语上课，又名“英语学堂”。学堂课程有：英文、法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11］这些均非传统学问，而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新学问。除此以外，在学堂的“训练科目”中，“凡《圣谕广训》、《孝经》必须诵读，兼习论策，以明义理而正趋向”。［12］课程的设置，反映了洋务运动那种“中体西用”的价值取向。
1867年初，严复开始入船政学堂，分在后学堂。入学前他已经娶妻成家，夫人王姓；入学后他改名严宗光，字又陵（幼陵）。关于在船政学堂的读书生活，他在《海军大事记·弁言》中略有记述：
不佞十有五，则应募为海军生。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吹相答。距今五十许年，当时同学略尽，屈指殆无一二存者。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13］
严复在船政学堂学习了五年，1871年毕业，成绩列最优等。随后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先随“建威”号南至新加坡、摈榔屿，北至渤海湾、辽东湾；后乘“扬威”舰“巡历黄海及日本各地”。这时，东邻日本“亦正开始筹办海军，扬武初到长崎、横滨各处，聚观者有万人空巷之况。”［14］带严复航行的舰长是英国中校德勒塞先生（Comman－derTraley），他在华服务完后，回国前勉励严复诸人：“君今日于海军学术，已卒业矣。不佞即将西归，彼此相处积年，临别惘然，不能无一言为赠。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业为终点。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望诸君勉之。此不第海军一业为然也。”［15］这一席话语给严复印象至深。他终身勤学不辍，不敢稍有松懈。
1874年（同治十三年），刚刚转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日本急于向外拓展殖民地。它一面强迫流球国王接受其“内蓄”的封号，一面以其渔民曾被台湾居民误杀为借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这年5月，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在美国的协助下，率兵三千在台湾琅乔登陆，悍然侵略我国领土。清朝急命提督唐定奎率所部淮军渡海增防，并谕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查办。严复随沈葆桢到台湾，“测量台东各海口，并调查当时军事情形，计月余日而竣事”。［16］当时，日本侵略军不熟悉地形，加上军内疾疫流行，遭到中国军民的严重打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软弱的清朝政府迫于英、美、法等西方列强的压力，却于同年10月与日本签订《台事专条》。以“抚恤”和“修理房屋道路”的名义，赔偿白银50万两，换取了日本的撤军。到此，严复在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随后被选拔派赴英国留学。
1·2 留学英伦求新知
近代中国，最早漂洋过海、出国留学的是容闳。1847年1月4日，年仅十九岁的容闳随美国传教士勃郎先生赴美留学。他先进入孟森中学读书，后考入耶鲁大学。通过七年的奋斗，他以惊人的毅力和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学士学位。容闳学成归国后，就打算“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17］“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8］为此，他到处游说，请派留学生，以实施自己的“教育计划”，但他的努力遭到清朝官员的白眼。直到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曾国藩创办军事工业，将容闳罗致到他的门下。在此期间，容闳鼓动丁日昌说服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最后曾同意了容闳的建议。他与李鸿章联名上奏，清廷批准了曾、李的奏折。1872年（同治十一年），清朝择优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赴美，以后三年又续派，每年30名，四年中共派出120名。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列身显要，或成为政界知名人士，或成为军、学、商界要人，或成为重要科技人材。
严复是清朝政府派遣的第二批留学生。第二批留学生都是由福州船厂选出，他们改去欧洲。船政学堂原不预备选送学生到外国去留学，后来李鸿章、沈葆桢觉得洋员都将期满回国，而中国的工匠还不能替代洋员支撑这个局面，故主张从已经毕业的学生，选派到国外去深造。李鸿章、沈葆桢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里奏议：
察看前后堂学生内秀杰之士，于西人造驶诸法，多能悉心研究，亟应遣令出洋学习，以期精益求精。……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分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19］
李、沈的奏议是在1873年提呈。但因经费没有着落，迟迟未派。拖到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才得以实现。
1877年3月，严复等30余人，搭乘官轮“济安”号离开福州前往香港。4月5日又登轮离开香港，分别前往英国和法国。
严复与萨镇冰、刘步蟾、方伯谦等12人到达英国后，其中六人即派登英国战舰实习，其余五人先入学，后仍被派登英舰至海洋实习。唯有严复一人始终未经登舰作海军训练，他先往朴茨茅斯学校（Portsmonth）肄业，然后进入皇家海军学院（RoyslNavalCollege）；在英国完成预订选修课程后，又被派往法国作修学旅行，再回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
格林尼治是伦敦的一个自治市镇，它位于泰晤士河口，是天然的海港，它的发展主要是凭借皇室的力量和英国的海上扩张。早在1423年，格治斯特公爵圈围这儿的土地作为猎场；后来皇族又在这里建造起皇家博物馆和王宫。1694年，威廉三世和玛丽王后邀请当时一批著名建筑设计师构建了一批辉煌的建筑。乔治二世时期，为安置对法作战的伤病士兵，创立海军医院。1871年，在原海军旧址创办皇家海军学院，为英国以及其它国家海军培养、输送专门人才。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以学习海军基础理论为主，并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学员每天早上六点钟要分赴各馆上课，据严复向当时清政府驻英大使郭嵩焘介绍：“礼拜一上午学习重学、化学，下午画炮台图；礼拜二上午学习算学、格致学（包括电学），下午画海道；礼拜三上午学习重学，论德法、俄土战例，下午自学；礼拜四与礼拜一同，礼拜五与礼拜三同；礼拜六上午论铁甲船情形，论炮弹情形，下午自学。”［20］学院教学十分注意学员能力的培养，严复给李丹崖抄录的“考课问目”（考问课目）是：“一日流凝重学合考，二曰电学，三曰化学，四曰铁甲穿弹，五曰炮垒，六曰汽机，七曰船身浮率定力，八曰风候海流，九曰海岛测绘”，而且“其中发问之处多足增广见识”［21］
皇家海军学院这种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教学方式，颇令封闭于满堂灌和习惯于死记硬背的中国学生大开眼界，他们在家读书有疑义，“听讲毕就问所疑，日尝十余人，各堂教师皆专精一艺，质问指责，受益尤多，我听讲时无余力质问，则录所疑质之，以俟其还答。诸所习者并归宿，练习水师兵法。而水师船又分三等：一管驾，一掌炮，一制造，管驾以绘图为重，掌炮以下以化学电学为用，而数学一项实为上本，凡在学者皆先习之，此西洋人才之所以日盛也。”［22］
严复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期间，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科学，并将之介绍给国人，体现了他对科学的执着追求。1878年3月7日，严复与几位留学生被邀到清政府驻英使馆处出席宴会，宴席间，严复“议论纵横”，大谈科学发现，从“光速而声迟”，到钟表机械原理，到“洋人驾船皆以南北纬度的斜取风力”的道理，［23］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4月29日，严复又对来学院看望的李丹崖等清朝官员，“演示摩擦生电”［24］，并且探究“西洋学术之精深”的原理在于注重基础科学——“数学和重学”。5月2日，留英学生向李丹崖出示各自的留学日记，严复出示的《沤舸纪经》，内中记录的又是光、热、空气、水和运动，谈论兵船发展之趋势、铁船之利弊等，凝注了严复对近代科学研究的心血。
同时，严复还十分注意学习英语，其英语水平提高很快。当时驻英大使郭嵩焘称道他的英语水平“胜于译员”，以至每与英官员会谈和见面，“唯一邀严又陵同赴”。精通英语自然使严复如鱼得水，可以自由任意博览群书，或与英人交往，接受新近在英国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熏陶；还为他归国后研读“西学”，编译《天演论》等西方学术名著，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
留英期间，严复的专业，虽然有“考课屡列优等之语，但比较其他同学，并不突出。当时，刘步蟾、林泰曾两人成绩出众，而蒋英超“所造独深”。其他人如艺徒郭瑞圭、刘懋勋、裘国安等也均列优等；“浦消合考”，郑清廉且得第一名。故后来一般人说严复在英国时考试常列第一，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中亦说：“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君试辄最”，恐怕并无依据。严复的真正兴趣似乎并不在海军，他未去军舰上实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严复当时所怀抱的志趣，已经不为“良将”的人生境界自限了，这一点已被时人所注意。郭嵩焘在向清政府汇报关于英法留学生学习成就时说“水师良才曰刘步蝎、方伯谦、萨镇冰、何心川”，而严宗光“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并说其他学子“其识解远不逮严宗光”，让严“交涉事务，可以胜利”。实际情形也是如此，严复在学校读书之外，还广泛接触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这对他的思想发展无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这表明当时严复的思想已超越了洋务运动所标榜的练兵自强的局限，已着意于从更深层次探讨社会变革和振兴中华的根本之途。著名史学家吴相湘对此有中肯评价：“历来论者均以严留英回国后未展所长，不知最初之因材施教计划，严实用得其所。译述西洋名著，对国家之贡献，更出意想之外。而同时留学归来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等，于甲午战争时身败名裂。萨镇冰较幸运且长寿，民国时任海军总司令，然其成就贡献比较严复实不可同日而语。”［25］至于“严复在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中之被如此特别安排，显示当局针对严之个性特别学识，因材施教，使其注重理论。乃有计划地培植，使其成为教育后进之领导人才。严复后来对国家服务即决定于此。而其对国家之贡献，实远超过最初计划。”［26］
19世纪70年代，正值维多利亚女王执政，英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鼎盛，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繁荣局面，恰与腐朽衰落的清廷，形成鲜明对比。严复身临其境，自然表现出倾慕服膺之情。例如，他去英国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认为这就是“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27］的原因。因为他们不仅“司法析狱之有术”，还有“辩护之律师，有公听之助理，抵暇蹈隙，曲证旁搜，盖数听之余，其狱之情，靡不得者”。既然有这种良善的制度，自然“公理日伸”［28］了。又如他考察英国城市，见其治理得井井有条，认为“莫不极治缮葺完，一言以蔽之．无往非精神之所贯注”。再反观中国当时的情形，则大相径庭。他觉得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的不同。他说，在中国“谋国者以钳制其民之私便，必使之无所得为于其间，乃转授权于莫知谁何，视此如传舍之人，使主其地”，这样的社会自然公理不伸，上下乖离了。而西洋呢？由于有“议院代表之制，地方自治之规”，所以能“和同为治”，“合亿兆之私以为公”。生活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的人民的命运迥然相异。中国人民都是“苦力”，而西洋人民都是“爱国者”；“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断无胜理也”。［29］他甚至从生理学的角度，论及英法人民身材的高矮，以及在学时不能婚娶等事实，以为“东方婚嫁太早之俗，必不可以不更，男子三十，女子二十，实至当之礼法，诚当以令复之，不独有以救弊，亦稍已过庶之祸。”由此不难看出，严复对英法社会观察之精细与关切层面之广了。
透过西方资本主义繁荣的表层，严复把自己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其深层，亦即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驱动力——思想理论。限于繁重的专业学习任务，严复不能抽出大量时间广泛涉猎阅读西方近代思想家的理论著作，但他对于当时业已流行的各种思想理论是有一定的掌握和认识。我们可以想象到，严复所最倾心的，以后又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提到，或亲自翻译他们的著作，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大概在这时应有所接触。在这些思想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生物学之父达尔文。当时，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一书已出版二十年之久，这种生物进化的科学原理，经“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的始祖斯宾塞推衍到社会历史领域，成为一种极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决定论学说，这一思潮不仅震憾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知识界，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而且后来经严复的译介，传播到了中国，进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影响和支配了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想发展进程。
严复对西方社会政治的敏锐观察和他研读近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曾引起清朝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惊奇与赏识。这位开明的长者一向自命为最了解世界大势的洋务派先驱人物，对于作为一个普通留学生的青年严复的才华卓识却很折服，引为忘年交，这也可以说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严复的名字最初出现在郭嵩焘的日记里是在1878年2月2日（光绪四年一月一日）。在当日的日记里，郭嵩焘这样写道：“格林威治肄业生六人来见，严又陵（宗光）谈最畅。”［30］以后每逢假日和课余之暇，严复常去使馆，或向郭介绍西洋学术，或为郭抄录格林威治学馆“考问课目”，或译示蒲日耳游历日记和报纸评论。两人“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郭嵩焘为此曾写信给朋友说：“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当此！”［31］同年6月21日（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郭嵩焘先去巴黎，他的随行人员李湘甫、李丹崖、罗丰禄则于7月1日赶往巴黎，严复等人与之偕行。在巴黎期间，严复随郭嵩焘参观了天文台、下水道、圣西尔陆军士官学校、凡尔赛的议政院等处。此外，严复还参观了当时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32］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驻外使节，也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先驱者，他的眼界和识见早已越出了洋务运动的藩篱，所撰《使西纪程》一书受到封建顽固派的猛烈攻击。严复与郭嵩焘的交谊与投契，说明他们俩人思想主张的相通和高度一致。尽管我们对两人在英期间的交往不得其详，对严复留英的思想状况也欠缺详细的材料，但我们可从郭嵩焘当时的著述中，窥见到他们思想交流的某些线索。
郭嵩焘是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1879年1月31日离英回国，在英时间整整两年。作为“天朝帝国”亲历西方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精通传统文化，熟悉传统政治，了解“洋务”内情，因此在出国以后，通过对西洋政教的考察和研究，他就有可能将中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进行比较和审察，进一步具体地认识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和封建主义制度的落后性，这是中国维新运动萌芽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探索。细加分析，郭嵩焘维新思想倾向主要表现为：（一）他考察了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和历史，接触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形，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得”，对“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批评。（二）他从欧洲看到了教育在建设近代化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泰西学校“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比中国崇尚“时文小楷”（八股文）传统教育优越得多；于是力倡开办学校、多派遣留学生，像日本那样大规模向西方学习。（三）他作为一位资深的有地位的旧学者，从中国到欧洲系统地考察了西方的文化历史，开始对中西政治哲学和伦理观念作了比较研究，并借用西方的思想武器来批判中国的传统观念，使近代意义的批判理性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四）他反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内中国而外夷狄”的虚骄习气，主张开放，主张向酉方学习。（五）他对西洋社会的实际情形进行考察以后，对于国内在60年代以后兴办的“洋务”，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对于办洋务的方针和指导思想，提出了中肯的意见。［33］郭嵩焘的这些思想，可以说与严复是不谋而合，这也是他们两人能破除年龄界限和地位差别，有着许多共同语言的真正原因。后来发生的维新运动实际上也是郭嵩焘思想的继承者和遗业的执行者。郭嵩焘的上述思想在暮气沉沉的士林宦海中得不到应有的反响，他也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度过了余生。在凄凉的晚景中，他心情落寞，去世前抱病撰成《玉池老人自叙续记》，谓：
吾在伦敦，所见东西两洋交涉利害情形，辄先事言之，……而一不见纳。已先之机会不复可追，未来之事变且将日伏
日积而不知所穷竟，鄙人之引为疚心者多矣；这便是郭嵩焘对他自己后半生涉猎洋务的最后感想，真可谓“鸟之将死，其鸣也衷”矣。郭嵩焘逝世后，严复感念当年海外的知遇之谊，心情沉郁地送上了这样一副挽联：“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蒙童，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琢，离忧岂仅屈灵均。”［34］对这位先驱者一生所遭受的境遇，表现了极大的悲愤不平。
严复留学英伦只有两年多的光景，但在他的一生中，这却是一次重要的转折。他亲眼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实际考察了英、法两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耳濡目染各种业已流行的思想理论和五花八门的学术新潮，这些为他维新思想的酝酿和形成提供了重要养料。严复成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在思想上远远走在同时代的人前面，与他个人的这段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1·3 仕途维艰，科举落第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严复自英伦学成归国。那时福州船政学堂亟需教员，船政大臣吴赞诚遂聘他充任该学堂后学堂的教习。第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新创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经陈宝琛推荐，调严复去任总教习（即相当于教务长）。自此，严复在该学堂任事20年，直到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为避难，离津赴沪，才脱离这个学堂。
就在严复回国的那一年冬天，发生了一件对他个人前途极为不利的事，这就是沈葆桢的去世。在洋务派的几位大员中，严复与沈葆桢的个人关系最为密切。本来福州船厂是湘军系统的左宗棠、沈葆桢所创办；由于沈葆桢的赏识，严复才以第一名的资格录取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后来又因沈葆桢与李鸿章的会奏，严复这一批学子才赴欧州留学。可以说，沈葆桢是严复个人事业发展的恩主。光绪初年，沈凭借两江总督的显赫地位，努力扩充南洋水师，发展个人势力，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以这种势态发展下去，严复自然可以得到沈葆桢的罗致和提携。不料严复刚回国几个月，1879年（光绪五年）冬沈葆桢就病卒，全部海军势力逐渐落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手中，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严复与李鸿章发生了长期的主属关系。
严复不属于李鸿章嫡系的人物，李自然难以引其为心腹使用；加上严复个性狂傲，不易与人相处，其升迁自然受到影响。早先严复在英留学期间，深谙世情的郭嵩焘对他的个性就颇为担忧，“又陵才才，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吾方有鉴于广东生之乖戾，益不敢为度外之论。亦今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35］严复后来在仕途的经历虽然并不像郭氏预言的那样惨，但其“负气大盛”“太涉狂易”的孤傲性格不能不给他带来某些障碍。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职位是总教习。实际上，却承担了总办（校长）的责任。总办须由候补道一级的官僚充任，而严复当时的资格仅是武职的都司。过了九年，也就是1889年（光绪十五年），严复37岁时，才连捐带保弄到一个“选用知府”的官衔，由此升任为会办（副校长）；1890年（光绪十六年），再升任总办。又过两年，从“选用知府”擢升到“选用道员”。［36］而这时严复已是40岁的人。
仕途发展不顺，严复的心态自然表现出不满。本来海军是他的专业，在北洋水师学堂供职应说可以施展一技之长。可是，北洋水师学堂在李鸿章及其亲信的严密控制下，严复深感“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37］因此，他虽在该学堂任职长达20年，只不过是徒具虚名，根本没有实权。诚如陈宝琛后来所言：“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38］严复对此不免产生苦恼，他在《送陈彤卣归闽》诗中悲叹道：“四十不官拥臬比，男儿怀抱谁人知？”苦闷到极点时，甚至悔恨“当年误习旁行书”，如今落得“举时相视如髦蛮”，［39］觉得自己从西方刻苦钻研所得的一切完全是多余，于仕途无补。不然，自己为什么会被人视如“髦蛮”？在官场上被人轻视，在现实中屡受挫折呢？！
组织关系的疏离，在严复和李鸿章之间横下了一道天然鸿沟。思想观念上的歧异，更使他们变得难以理解。19世纪6o年代至甲午战争前夕，正是打着“自强”“求富”’旗号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时，严复在英国获得的经验和他个人归国后的遭遇，使他切实意识到李鸿章这位显赫人员“洋务”观的缺陷，他不相信“移花不移木”式的洋务运动可以拯救中国，可以使中国复兴，海军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洋务派只愿采西方“技艺”之长，建船厂，造军舰，不愿对海军的管理和训练完全接近代化的标准进行，结果新装备的水师都经不起实战的考验。当时在华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严复说：“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君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40］赫德的这番话对严复刺激很大，他深悉清朝海军内部的腐败情形；中法战争海战的失败，更加强了他这一意识。
洋务运动举步维艰，难期成效。而濒海相望的日本挟持明治维新蒸蒸日上的气势，咄咄逼人。严复“慨夫朝野玩愒”，就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悖牛耳！”［41］他的这种愤激言论，自然不为保持谨慎和温和姿态的洋务大僚李鸿章所接受。李“患其激烈，不之近也。”［42］这就无形之中拉开了他和李鸿章的距离。加上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与法国公使谈判于天津，为广东税务司德璀琳所绐，“皇遽定约，惎言者摘发”，疑忌及严复，他“愤而自{足束}”。双方产生了不解的疙瘩。
在京、津的上层官僚机构中，严复目睹了官场的腐化、糜烂情形，他在给家人的信中不无失望地写道：
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43］
官场的黑暗，世态的炎凉，无情地击破了严复的理想之梦，也增添了他几分思乡的忧愁之情。他写信给伯兄观清说：“弟自笑到家时忽忽过日，足履津地，便思乡不置。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拟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当沥求上宪，许我还乡，虽饘粥食苦，亦较他乡为乐。”［44］这些推心置腹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严复内心孤独、寂寞和怀才不遇的心境。
严复的仕途坎坷，归国的同学平步青云。林永升、方伯谦、林泰曾当上了管带（舰长），刘步蟾则由参将、副将擢升到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即分舰队司令，职位仅次于水师提督丁汝昌。相形之下，严复的失落感可想而知。也就在这时，他染上了鸦片癖，这多少反映了他对国家的苦难和自己的遭际的无奈和消极。的确，当黑暗吞噬整个社会时，自然也可能吞噬它最优秀的精英。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有幸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接近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洗礼，已经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眼睛，又有志于改造社会的先进分子，这毕竟是一个极大的不幸。
为了寻找个人的出路，从李鸿章的行政走卒的地位中摆脱出来，严复试图另谋出路。他曾与王绶云（慈劭）投资创办河南修武云的煤矿，资本逾万，严复约占其半。这种在私人工矿企业中投资的兴趣，反映了他两重的愿望：一是争取经济上的自立和富足。在北洋水师学堂的20年间，严复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已成为三个儿子的父亲。原配夫人王氏殁于1892年，续娶了造室江氏，离津前又娶继室朱夫人，这二妻一妾共给他生育了五男四女，组成一个庞大的家庭，成为他一生无时不予操忧的生活负累。二是实现他从英国带回来的价值观，即发展工商业是一个社会近代化的基础。但严复投资工矿业的举措，并无补于他的政治活动，故他仍不得不为跻身上层官僚社会作不懈的努力。他曾听说张之洞对他“颇有知己之言”，于是打算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45］可此事并未如愿以偿。
在另谋发展的尝试中，严复最寄予希望，且费力最勤，而再三碰壁的是科举考试。原来严复学成归国时，“见国人竺旧，图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维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因此，他想博取功名，提高社会地位，“以与当事周旋，既已入其毂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开转移”［46］，他自信学问根柢不错，乃“发愤治八股，纳粟为监生”，以为可以在科举考场上打通一条道路，由举人、进士、翰林而至公卿，以实现自己平日的抱负；或至少也可以提高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1885年（光绪十一年）秋，严复回福建原籍参加乡试。遗憾的是，八股文与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高材生没有缘份，严复名落孙山。以后，1889年、1890年又两度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1893年，再到福建参加乡试，均——一落第。“荧冥短檠灯，凄惨长屈蠖”［47］的诗句，道出了严复科举失败后那种凄惨的状态。
科举考场上的败北，自然不能说明严复智力能力的低下，或者表明他忽视自己的经学修养。它只说明，严复尚无法迎合当时八股文的考试方式，摸透其中的诀窍；陈旧的考试制度亦不能容纳和接受具有“新知”的饱学之士，为其才学的发挥提供用武之地。科举考场将严复摒绝在上层官僚社会之外，也排斥了一批与严复类似经历的知识分子，结果造成了清朝官僚政治机制的萎缩和僵化。就严复个人来说，这些羞辱的经历，除了给他带来重重痛苦外，也使他在甲午战争后更为猛烈地攻击这种不合理的考试制度。
在仕途不顺、科举失败的那些暗淡日子里，严复的思想和学术却有幸获得潜滋暗长。北洋水师学堂环境幽雅，设施齐备，“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48］在教务之余，严复可静心阅读中西书籍，从事著译活动。这时，他继续追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阅读那些能反映时代水平的西方名著。1881年，严复通读了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spencer）的《群学肄言》（studyofsociclogy，现译为《社会学研究》，作者注），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经典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来，他在为这部著作的中译本所撰的“译余赘语”中，回顾了自己阅读此书的体会，写下了一段深刻的感言：
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虽引喻发挥，繁富吊诡，顾按脉寻流，其意未尝晦也。其《缮性》以下三篇，真西学正法眼藏，智育之业，舍此莫由。斯宾塞氏此书，正不仅为群学导先路也。［49］
由于斯宾塞的著作对严复以后的思想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他在阅读此著的最初反应。
《群学肄言》是斯宾塞应热情的美国信徒尤曼斯教授的要求所写，原书出版于1873年。斯宾塞在该著中并未合盘托出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对自己社会学理论的系统阐释是在后来完成的另一部巨著《社会学原理》中，《群学肄言》则可视为《社会学原理》的入门之作。“它为创立社会学（科学的皇后）概述了所有情感的、伦理的、理智的预见。斯宾塞描述了妨碍真正客观的科学的社会学产生的一切主观偏见和客观困难，然而在许多篇章里又错综地交织着无数他自己的偏见。”［50］
严复阅读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时，他的独特感受是什么呢？首先，他惊奇地发现这部书的某些思想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就加强了他将斯宾塞的思想理论应用于分析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的信心。
严复在读斯宾塞的著作以前，他“尝言生平独往偏至之论”，而《群学肄言》一书，则“实兼大学中庸精义”。例如，《大学》中有一句名言：“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格物。”这里讨论的是在诚意、正心和致知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它强调道德的发展和完善伴随着知识的进化，道德修养应与知识成熟“同步”。而斯宾塞也认为，追求知识是与克服情感及道德的扭曲，亦即与某种程度的超脱相联系，这种超脱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上的修养。
也许严复当时已认识到，指出西方科学的高度伦理性的基础，可以提高“蛮夷之学”在充满敌意的传统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有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输。因此，他不仅肯定斯宾塞的思想与中国儒家经典《四书》有其相同之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且他还力图证明，真实的知识恰恰是要运用西方科学方法发现的知识。这种知识既是“诚意”的反映，又将人们导向“诚意”。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和留学英国所获得的科学知识，使他自己切身体会到。这些科学知识不仅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包含着提高人们精神境界的作用。在人类获取知识、智慧的道路上只有科学的进化才能真正获取古代圣人所梦想的澄清所有情感蒙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贯穿着理性精神的西方科学蕴含了道德的品格，坚持了《中庸》中所追求的“中庸”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