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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
作者：刘忆江【完结】
一个天分并非出众的农家子弟，二十七岁考中进士，点了翰林，从此循规蹈矩地生活，按部就班地升迁，以一凡庸官僚的身份随波逐流了大半生，孰料在四十二岁那年，与国家一同遭遇了历史巨变。危难当头，他于艰难竭蹶中奋起，终于使生命焕发出异彩，将自己的印记深深烙在了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一个晚清之际挽狂澜于既倒的名臣，抛开其身后百余年不绝的赞美与詈骂，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作为肩负国家存亡、文化延续的栋梁，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的思想、事业与为人，给后人以何种教益？一个故去百余年的人，何以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这部评传，既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也是以真实可信的史料勾勒历史人物，复苏国民记忆的一个尝试。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
刘忆江，男，辽宁宽甸县人，现居北京，自由撰稿人。近年从事近代史人物传记及历史小说的写作。著有《袁世凯评传》、《曾国藩评传》及长篇历史小说《汉宫春梦》。
上
序
一、白杨坪曾家
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湖南湘乡白杨坪的一户曾姓人家，生下了长房长孙。谁也不曾想到，这孩子成年之后，能考中进士，而曾家也将随着他的脚步，从世代耕种的农户，一跃而成为名门世家。
二、京师居，大不易
京宦十二年，进学修业大有所成，官居二品的侍郎曾国藩，还乡之际，一身旧债，两袖清风而已，曾国藩可称清官矣。
三、曾剃头
治乱世的前提是除暴安良，这是曾国藩一贯的理念。所谓积玩之后，振之以猛；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的严酷，为他博得了“曾剃头”的绰号，但也稳住了湖南的局面。
四、衡阳建军
对于帮办仅可用于自卫的团练，曾国藩并不积极，他招募土生土长的农民，将他们编伍，交与其本乡本土的书生带领，通过严格的军制与训练，终于编练出一支富于朝气的新军——湘军。
五、靖港之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曾国藩的东征檄文，表明他已超越了一家一姓皇朝兴衰嬗递的局限，将与太平天国的这场战争视为护卫传统、保卫中华文化之战。
六、东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湘军东征连战连捷，如风卷残云般在十个月内席卷两湖，成为太平军闻之色变的劲敌。其战斗力不仅得益于曾国藩为湘军制定的营制与军事准则，更有赖于战争实践的磨练与成就，这支由农民与书生结合而成的军队，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
七、赣江之厄
湘军挟全胜之势，急于求成，大意轻敌，冒进浪战，致使陆师顿兵坚城，水师被截分为二，主客易势。此后两年，湘军于江西陷入被动苦战。饱经忧患的结果是，曾国藩在军事上更为成熟，也更为谨慎了。
八、大转机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史上根本的转折点，诸王头上的神圣光环至此消散，天国中人人同为兄弟姊妹的神话亦在空前血腥的屠杀中破灭。此后的天国，躯壳虽在，但已没有了奋斗目标，在精神上已然死亡。
九、转战安徽
三河之败，使东征战局再生变数，曾、胡携手苦战，于太湖之役遏阻住了太平军的势头，又以天堂奇兵挫败了太平军解围安庆的战略。而杭州的失陷，江南大营的崩溃，使得东南战局的千钧重担，终于压到了曾国藩的肩上。
十、宿松群英
曾胡左李并称中兴四大名臣，而他们四人聚会一堂，在宿松共谋东征大计，乃机缘凑成，仅此一次。宿松之会，坚定了湘军领袖们的意志，统一了认识，对即将到来的困难局面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从而决定了日后军事的走向。
下
十一、祁门之困
湘军兵困祁门，从曾国藩的日记中，我们看到这位外表镇静，指挥若定的大帅，无日不在忧危之中，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感受，实非局外人所能揣度。缺乏心理层面的认知，后人对历史伟人的了解，只能是表面的与肤浅的。
十二、咸丰之死
一场本可以不打，也不应该打的战争，导致了空前的丧权辱国与咸丰皇帝的死亡，由此引发了政局的突变，自强运动乘时崛起，对中国社会之转型，起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改良主义犹如一阵微风，起于青萍之末，正在波澜不惊地潜入中国人的生活。
十三、走向覆亡的天国
后期太平军军纪荡然，所到之处，竭泽而渔，掳掠裹胁，大失民心。高层将领迅速腐化，天京解围失败后，太平军军无斗志，开始成建制地向湘军投降。不过十年，太平天国无论从精神上还是制度上，都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无可救药地走上了覆亡之路。
十四、儒帅风采
战争的胜负，除去民心向背的因素外，双方将帅的军政素质，湘军亦远过于太平军，而将帅的素质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队的素质，这其中大帅曾国藩的表率作用，至关重要。他言传身教，躬亲垂范，以“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为己任，实践着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
十五、天下无湘不成军
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故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十六、朋僚幕友之间
曾国藩重情谊，但也偶有意气用事的时候。他知人善任，以陶铸人才，转移风气为己任，其幕府犹如一高等学塾，学术气氛浓厚，颇能收教学相长之效。
十七、大功克成之际（上）
坐困愁城的洪秀全绝望而死后，天京陷落，门徒们各作鸟兽散，而在其愚民洗脑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幼天王，被俘后大骂“长毛贼”，向敌人摇尾乞怜的行径，为太平天国的灭亡，添写了一个黑色幽默的结尾。
十八、大功克成之际（下）
太平天国引发的战乱，是举世罕见的一场浩劫。面对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局面，曾国藩奏请裁撤湘军，减免地方赋税，努力为百姓的休养生息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而他激流勇退，优游林下的愿望，却因中原军事态势的逆转而化作了泡影。
十九、北上剿捻
捻子兴衰起伏的历史与曾国藩治捻之策。曾国藩虽半途而退，未能蒇其全功，但捻子最终还是亡于他“以有定之兵，治无定之贼”的战略。
二十、教案与洋务
在直隶总督任内，曾国藩遭遇了天津教案。他实事求是，确定了委曲求全，绝不与洋人开衅的办案方针。在当时情绪化的社会中，他承受着极大的误解与压力，但秉持理性与谈判解决的立场不变。曾国藩是自强运动的支持者与带头人，但他对洋务的认识，只局限于器物方面，为的是师夷长技，仍不脱一个农业社会中士大夫的眼界。
二十一、风中残烛
曾国藩晚年老病缠身，犹如风中的残烛，随时有可能熄灭。而其道德文章，已臻于大儒之境界。百年以下，曾国藩肉身虽朽，冢墓丘墟，而其功在中华，遗爱在民，为后人誉为“三不朽”之完人，其嘉言懿行已内化于我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中华文化复兴中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附录：曾国藩家族世系简表
跋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读书界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曾国藩热”，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初，坊间有关他的各类书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造反有理的革命年代，曾国藩被视为反动派，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不可能出版他的传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泛政治化的流风遗韵尚在，斯时出版的曾氏传记，仍以阶级斗争史观裁判历史人物，其内容与结论可想而知。之后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中华，书商们借曾氏大名炒作文化快餐，肆意涂抹，塞进了不少望风捕影的私货，就更是等而下之的垃圾了。曾国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在近代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怎样看待他同太平天国的那场殊死战争，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何在？十几年来，没有一部详实、真切的曾氏传记来告诉我们这一切。所以编辑约稿时，笔者略费踌躇，便选定为曾国藩写一部评传。
笔者撰述此书的宗旨，第一是真实，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用第一手史料说话，用同时代的、可信的公私文献说话。当然，史料中包含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残缺不全的。所以，历史人物无法完全复原，能够近似地复现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就很不错了。为此，书稿不吝大量引证史料，虽不敢说无一字无来历，但力求言出有据，是做到了的。
古代撰史者，提倡德学才识四者的统一，其中史德，也就是著述人的居心，尤为重要。作者对自己所表述的历史人物应该抱有“同情”，心存恕道，时不时地做一下换位思考，想一想自己若处在传主当时的情势下，会当如何？如此，才能真正进入你写的那个人的生活、思想乃至于情感，甚至感受到一种心灵的相通。抱着这种心态读古人之书，就仿佛同一位位严肃而睿智的先贤对话，进而对你所写的时代、社会与人物获得更为贴切的认识。
真实而外，再就是评论了。古代私家撰史，都可以说是评传，譬如《史记》每篇传记之后的“太史公曰”，《汉书》每篇之后的“赞曰”，都是评传之一种。后来官修史书，也难脱其窠臼，一部二十五史，直至清史稿，都带有评传性质。而且史家都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之人，行文走笔之际，感情不可能不灌注于笔端，读太史公、班孟坚的书，沉郁而又饱含激情的文字下面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感动并激励着一代代读者，古人甚至有以《汉书》佐酒者，历史由是展示着自己的价值与文化传承功能。如此，历史并非客观、真实二词所能包揽，历史的撰述，亦应饱蘸激情的笔墨，给读者以感动。当然，激情中仍应保持足够的理性判断，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太史公树立的这个传统，应为良史之标准，史家之圭臬。
写曾国藩些什么，当然是这个人。就时代情势而论，曾国藩的处境类同于孔夫子，孔夫子生当“礼崩乐坏”的衰世，他四处奔走，呼吁君主们克己复礼，维护礼制与传统价值。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四处碰壁，皇皇如丧家之犬，其志可钦，其情可悯，其不遇可悲。他只能通过课读，向弟子们传授他的理念，虽赍志以终，但数百年后，其学说被定于一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可谓大成功者。曾国藩亦遭逢大乱，以一介书生出任艰巨，艰难竭蹶，力撑危局，最终敉平大乱，再造中兴。在事功上，他比孔夫子幸运，在文化理念上，他也无愧于孔夫子的传人，是位真正的儒者。生当衰世，他以陶铸人才、转移风气为己任，坚执理念，躬亲实践，最终实现自我，成就为一代伟人。历史上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杰，他们厕身官场，虽也不能不过科举这道门槛，可他们的学问、思想、理念，皆得自对儒家经典的刻苦研读，故其为官，皆抱有社稷苍生的大关怀。他们一代代传承给后人的，是文天祥诗中所阐扬的那种沛乎于天地苍冥之间的浩然正气，生生不息，涵养着中华文化存亡续绝之生机。笔者在阅读与撰述曾国藩的过程中，每每能感受到这股正气的激荡，心胸如洗之际，俗念褪色，境界提升。
儒家学说能为历代精英所崇奉，主导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两千年之久，必有其过人之处，其中必有超越时代、种族、文化的普适性价值。余英时先生称之为道1，李幼蒸先生则定义其为“仁学”2。近些年来，学界关于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讨论很热，纷纷为中国的社会转型谋出路。最近刘军宁等又提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它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在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3。笔者在叙述曾国藩的思想时，也曾涉及到普世价值的问题，如恕道，故亦愿就此发表一点看法。
人类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是保守主义的，如赛西尔所言，人之心灵具有天然的守旧倾向，依赖经验，厌恶变化，这源于他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怀疑，因为未知事物意味着不确定性，从而具有风险。故所有改良社会的理想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的。譬如孔夫子动辄颂扬三代，亟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等，而其《论语》中的思想则全然不同于三代。又如宪政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大宪章，“不过是系统地表述和肯定了这个王国的古代法律和习惯罢了”4，但却由此开启了后世宪政的先河。所以，先不忙高扬什么自由主义，而要为保守主义正名，保守主义珍视传统与经过验证的基本价值，崇尚有道德的生活，主张渐进改良，是有效防止激进主义把社会引向灾难的制动器。也先别奢谈什么文艺复兴，出什么大师，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站到了前贤的肩膀上，才看得更远。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当之无愧的先驱，可也是他最先提出整理国故，为什么？若漠视国故，直接借助西方的思想资源解决中国的问题，五四以来的历史已然证明，非邯郸学步，即淮橘成枳。文化废墟上复兴不了文艺，也出不了大师，因为缺失自身的思想资源。帝王们为了统治而利用儒学，但彼儒学非此儒学，与学者无关。所以要紧的不是纠缠于意识形态，而是读通我们自己古典大师们的原著，把为非普世价值颠倒了的是非恢复过来，如孔孟，如二程，如朱子，如理学。儒学能造就出一大批曾国藩式的志士仁人，表明了古典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自我修复功能。研究，读通原著，揭示出其中的普适性价值，立足本土，方可为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打好基础。既是普适的，就是普世的，也就是相通的，无所谓移植，无所谓扎根。
这部评传，就是读原著，读第一手史料的成果，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还有更多的历史人物有待研究，有待于公正的对待，泛政治化的阴霾散去，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人们才会有健全的心智与正常的思维，坦然面对世界，面对过去与未来。
是为序。
刘忆江
丁亥正月于北京
注释
1参见余英时：《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荣获克鲁格奖所致答谢辞》。
2参见李幼蒸：《论语——我的第一书》。
3参见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