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日之日课中，再反省自己好名之心：“又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时能拔此根株？”79
非但毁誉，名利也是如此。十月初十日，曾国藩赴翰林院同事汤鹏80家女儿的订婚宴，“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81我们知道，曾国藩羁旅京师之初，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所以也很希望能有年节三敬补贴家用。别人得别敬，他觉得羡慕，是很正常的心理。然而日日反省自警，有助于克制名利欲望，养成一种平常心，曾国藩一生廉洁奉公，多少得益于这种日常的心身修养。
教益之四，学问事功，要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就。翰林院是朝廷储才养望的地方，平时公事很少，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深造。研经读史，作诗练字……曾国藩原本也给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可京师朋友多，交际应酬多，稍一松懈，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国藩年届32。次日，他感叹岁月流逝，做了首《三十二初度次日抒怀》。
男儿三十殊非少，眼中云物知何兆，
今我过之讵足欢！镜里心情只独看。
龌龊挈瓶嗟器小，饱食甘眠无用处，
酣歌鼓缶已春阑。多惭名字侣鹓鸾。82
古人讲三十而立，曾国藩此时已跻身翰苑数年，在一般士人看来已经是了不得的成功，但正在刻苦自励的他却并不这样看。器小易盈，虚度光阴，第三四句意在自我警醒。顾镜自怜，自己饱食终日，简直一无是处。鹓、鸾，都是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类，在此譬喻自己不配翰林的称号。当日反躬自省，曾国藩把自己迄无所成，归结为做事不能持之以恒。“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83
其实，因循拖沓，做事无恒也是人类之通病。人们或因心有旁骛，不能专精一业，沦为志大才疏，一事无成；或因懒惰因循，将本该今天做的事情推到明天，结果“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直到老之将至，方知道光阴虚掷的可怕与可悲。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孔子所言极有道理，是万古不易的箴言。早立志，早成功，人只有早立志，沿着既定目标持之以恒地奋斗，才能有所成就。就如今日考上大学或博士的学子，总会松懈一阵子一样，曾国藩进入了翰林院，跃上枝头做凤凰，一时间反而迷失了方向。幸而京师文人间这股相互砥砺的风气，使之警醒，并给以他完善自新的动力。
教益之五，为人处事，宜端重自守。曾国藩赴朋友处饮宴，“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84后世人眼中的曾国藩，是被偶像化了的文正公。读他早年的日记，其活泼泼的人性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他脾气火爆，好交友，喜游谈，善谐谑，常常耐不下性子读书。“有俗事来扰，心亦随之而驰”，“见人围棋，跃跃欲试”，“说话又多戏谑”，“应酬稍繁之际，便漫无纪律”，“心浮不能读书”，“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读书悠忽”，“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醒早，沾恋”，“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日日有腼面目，与人酬酢而已”，“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因下人侵蚀钱项，忿怒不能释”，“归，房闼大不敬”，85凡此种种，日记中随处可见。所谓“沾恋”，指耽于某种习惯，而不去做该做的事情。如睡醒本该起床，却蜷于热被窝中迟迟不肯起身，是为沾恋之一例。而房闼不敬，则暗指夫妻间调笑戏谑之事。从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曾国藩，常人所犯的毛病他也会犯，常人所有的缺点他也都有，读来亲切有味，好像他就生活在我们当中。
曾国藩之善谑是有名的。李鸿章与曾氏有师生之谊，咸丰九、十年间，李在湘军宿松、祁门大营做幕僚，对老师的风趣幽默印象深刻，他曾对曾国藩之孙女婿吴永讲过自己的观感。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86
当时曾国藩已是50多岁的年纪，却仍好谐谑，可见天性难违。
日课之初，曾国藩觉得自己大有进境，兴奋得不得了，在家书中大谈心得。“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这番话表现出，他已认识到科举与学问判然不同。科举记诵词章，为的是“卫身”，而“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读书人）劳心以求食者也。……科名者，食禄之阶也。”87他以自己为例，劝兄弟们博览群书，不要把精力耗费在墨卷上而“汩没性灵”。
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总之，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88
进德修业使曾国藩“聪明大开”，明白了什么才是真学问，对从前引以自傲的科名之看法，有了本质性的改变。其实今日之应试教育也是如此，读书上大学为的是求得谋生的资质，离学问之道还远着呢。
至于“进德”，初入理学门户的曾国藩，胸怀抱负一下子宽阔了许多。“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华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89民胞物与，内圣外王，天地完人云云，都是宋儒倡导的理想境界，气象宏大，但实践起来很难。曾国藩此时沉迷于理学气象，以此告诫诸弟不要汲汲于科考失利这类小事，而要胸怀大志。要用《大学》之纲领指导读书，否则“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90
在大谈了一番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方法之后，曾国藩向兄弟们介绍了自己进德修业中的良师益友，从中可以略窥京师士大夫砥砺修身之一斑。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叶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91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92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93邵蕙西94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95
但曾国藩很快就发现，日课固然能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毛病，但在改过上并无很大助益。诸如溺情于围棋，好动不好静，对人言不由衷，好名好作诗，读经精力不集中，心有旁骛种种毛病，日日自查日日有，近一个月下来，戒掉的只有抽水烟这一项。他向倭仁请教，得到的答复是，要有耐心，以今日之我战胜昨日之我绝非易事。孔子之“大德不逾闲”，即便是圣人也难以完全做到。孔门高第颜回可以三个月不违仁，这是不可学的。即使“日月之至”的境界，亦非圣贤不能，“我辈但宜断断续续求其时习而说。”唐鉴则告诉他，“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礼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现，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
显然，天性不可克制，即使后天养成的陋习，也绝非短时间内可以祛除，急功近利不可行，修身要求的是终身的实践。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日课两月之际，曾国藩再作反省：“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所谓‘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写记此策，欲谁欺乎？此后直须彻底涤荡，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极静，使此生意不息，庶可补救万一。慎之，勉之！”倭仁加上的批语是：“力践斯言，方是实学。”97
但说归说，做归做，只过了一夜，他又故态复萌。先是晏起，而后“赴何子贞饮约。……酒后，观人围棋，几欲攘臂代谋，屡惩屡忘，直不是人！……至岱云处，与之谈诗，倾筐倒篋，言无不尽，至子初方归。比时自谓与人甚忠，殊不知已认贼做子矣。日日耽著诗文，不从戒惧谨独上切实用功，已自误矣，更以之误人乎？”是日，倭仁批语的分量也加重了：“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尽净，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98
到了十二月初七，冯卓怀重立功课，而曾国藩“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于是向好友看齐，再立课程如下：
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99
课程虽立，可从日记中看，曾国藩依然故我，“每日悠悠忽忽，一事未作。”甚至到了十六日，听说菜市口行刑，即欣然随人前往观看，“仁心丧尽，比时悔之而不速返。徘徊良久，始归。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复走子贞处，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尚说甚学！又围棋一局，要日课册何用？”100转过年来，甚至日课也坚持不下去了。正月初九方补记初五以后之事，“所以须日课册者，以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101次日早起，他忽然吐血数口，联系到不时出现的耳鸣、眼蒙等症状，102曾国藩归因于气血素亏，思虑过度，不能静养。决定遵从父亲的嘱咐，节劳节欲节饮食，所谓节劳，就是“寡思虑”，不能太用功。
截至三月初，朋友“问余（日）课册，予但有日记而无课，闻之不觉汗下”。103实际上，此后他虽然还在每日日记中自省，可日课一事已名存实亡了。三月初十大考翰詹，曾国藩名列前茅，引见之后擢升翰林院侍讲，又于五月得四川乡试考差，一去近半年。之后公事渐繁，他也就不再有时间精力从事日课了。
在与天性和嗜欲的这场战争中，曾国藩败下阵来，做圣人虽不成，但绝非一无所获。俗谚：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从何而来？自省也。从曾国藩以后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一段日课的经历使他养成了自省的习惯，并贯彻终生，受益终生。人不怕有毛病，怕的是有毛病而不自觉，若要自觉，则自省的功夫必不可少，它是个人修身与砥砺自新的前提。许多人难于进步，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自省，从而陷溺于嗜欲本能之中难以自拔，浑浑噩噩地虚度了一生。
但在学问上，曾国藩大有进境。“公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尝曰：古之所为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于古今圣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国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诸儒，取三十有二人，图其像而师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礼家言。”104李鸿章所论，有一事不确，即所谓“精通训诂”。曾国藩虽亦涉猎汉学，然自云：“数年看《说文》，总无心得。”105
曾国藩为学的另一大特点，在于无门户之见，故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对于当时汉学崇尚考据、颜李倡导力行，曾国藩认为都有矫枉过正之弊，他们对于理学的批判，因门户之见而失于偏颇，因噎废食，不足为法。106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交，曾国藩病肺热，僦居城南报国寺静养，与好友刘传莹相与问学。其时，曾国藩已脱出初学时的藩篱，对学术有了自己的主见。“公尝谓近世为学者，不以身心切近为务，恒视一时之风尚以为程而趋之，不数年风尚稍变，又弃其所业，以趋于新。如汉学、宋学、词章、经济，以及一技一艺之流，皆各有门户，更迭为盛衰，论其原皆圣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誉，校没世之名，则适以自丧其守，而为害于世。公与刘公传莹讨论务本之学，而规切友朋，劝诫后进，一以此意为竞竞焉。”107
刘传莹，字椒云，湖北汉阳人，时为国子监学正，于汉学尤其是考据、舆地之学深有造诣，但无汉宋门户之见。“刘君之为学，远师朱子，近法顾氏（指清初大儒顾亭林），以义理为归，而考之实事，不尚口辨，不驰声誉，并世辈流，殆罕其匹。”108两人对学问的看法，深相契合。巧合的是，报国寺前有座祭祀顾亭林的祠堂，而顾氏亦深通考据、舆地之学而无门户之见。所谓“务本”之学，是相对于追随潮流的“风尚”之学而言的，指的是自孔孟程朱至国朝大儒之学。不知是否从这时起，顾亭林成为曾国藩心目中的偶像，109但顾氏倡导学以致用，转移风气，陶铸人才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愿，肯定震撼了他，感动了他。“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110“一命”者，古时对小官的称呼，意为凡身任公职者，都负有率先垂范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的责任。钱穆先生称，此即曾氏毕生学术之所在，亦即其毕生事业之所在。111别具慧眼，真正抓住了曾氏学术的本质。
随着曾国藩的官位升迁，其进德修业亦渐渐让位于公务，“人事日多，观书之时日少。”公务之余则读书习字，访友拜客，谈诗论文，相约逛厂肆购书，琐碎凡庸，了无建树，日子一天天在平庸中流逝。道光二十五年，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可以看出其抱负已经现实了许多：“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112颇得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13的真义。
孔子云：四十不惑。道光三十年，曾国藩年近不惑，心志已定。他在京师生活了十二年，随着阅历的增长，于学问、事业、人生均有了自己的定见，无论何等光怪陆离之潮流时尚，都已不再能够迷惑他。对比他初入翰苑时好誉、好名、争胜之心理，其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是年，在回复老友冯卓怀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此时在学问修养上的新境界：
盖君子学道，尤病于近名。人禀气于天地，受形于父母，苟官骸得职，作事有伦，虽一字不识，阒寂无闻，于我乎无损也。虽著述万卷，誉满天下，于我乎无加也。世士不察，乃欲舍此之由，急彼之鹜，校经，则汉宋分门；论文，则奇偶异帜；小学、金石、算术、舆地之事，名目既繁，风尚日新，穷年而殚日，悴力而敝身，则足以炽其好名争胜之私已矣。岂笃于为已者哉？
仆之往岁，亦尝驰逐众说，昏庸作辍，百无一成，穷而思返，恍若有悟。乃知德行未尊，则问学适以助长；德行既尊，然后吾知识少焉而不足耻，多焉而不足矜。周公之材艺，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践行尽性，彼之所禀，吾亦禀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是以迩日业术虽无寸进，而心志大定，窹寐安恬。114
钱穆先生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立论精审，概括确当，洵为名著。我们可以用他的评价，为曾氏之学术作一总结：曾国藩“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色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齗齗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即曾国藩，涤生为其字）之成就，不仅戡平大乱，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115
曾国藩的京宦生涯中，值得一提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在京师遇合的几位朋友，日后，这些人相继在其事业的不同阶段发生着重大的作用。
第一个人是江忠源。江忠源（1811～1853），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县人。家世业儒，父祖坐馆授徒于乡里。忠源少时“英达过人。早岁能文章，好读经世书”。成人后，“猿臂长身。目奕奕有神，顾盼磊然。与人交披肝沥胆，终始不渝。尤爱才服善，闻人孝友节义事，务成就阐扬之。廓达大度，开诚示人，而见义勇发其所必为，虽险阻郁塞，众人孑孑环顾惊疑，公不为动。”116道光十七年，江以拔贡领乡荐，与郭嵩焘为丁酉同年，此后两人屡赴会试不第。科举定制，每六年一次，从三科会试不中的举人中，选任官员，一等的用为知县，二等授予教职，俗称“大挑”。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即为大挑之年，郭、江相继赴京备选。嵩焘入京，下榻于内城碾儿胡同曾家，据他回忆，江即经由他与曾国藩相识。117曾、江“以学行相切磨”，118成为知己。此番大挑，郭嵩焘、冯树堂与江忠源都落选了，心情之落寞，可想而知。但江忠源之为人处事，却使其声名大震，令曾国藩钦佩不已。当时有一大批时乖命蹇的举人羁旅京师，会试不第，大挑又不得，多有贫病潦倒者。
陕西举人邹兴愚，故籍新化，于公（即江忠源）为乡人。公以其温雅士，厚遇之。兴愚病羸，咳血，又贫无仆从。公襥被就其居，为经理医药。数月，兴愚竟死。时君所尝受业者邓鹤龄，湘乡举人，亦病咳血，垂殆。公既为棺殓兴愚，属其族人邹溥霖送归陕西，而身护鹤龄南归。鹤龄寻卒，公又为任棺殓，而致其丧湘乡。当是时，公义声震京师，人以得一识公为幸。其后同年生曾如礲死京师，公又为其归丧。119
江忠源所为，大有古代侠义君子之风，于朋友之道，至为难得。所谓“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120曾国藩以同乡之谊，亦曾对邹、邓二人施以援手，或经理后事，或帮衬路费，但论起江忠源所为，还是叹服不置。
湘乡邓铁松（即邓鹤龄，铁松为其字）孝廉于八月初五出京，竟于十一日卒于献县道中。幸有江岷樵（忠源）同行，一切附身附棺，必诚必信。此人义侠之士，与侄极好。今年新化孝廉邹柳溪（即邹兴愚，柳溪为其字）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灵榇回南。今又扶铁松之病而送其死，真侠士也。扶两友之柩行数千里，亦极难矣。121
当时天下承平，举世昏昏，而忠源来自民间，深知地方积弊，于即将到来的变乱颇有先见之明。“尝从容语国藩：‘新宁有青莲教匪，乱端兆矣！’既归二年，而复至京。余戏诘公：‘青莲会匪竟如何？何久无验也？’公具道家居时，阴戒所亲，无得染彼教。团结丁壮，密缮兵仗，事发有以御之。逮再归，而果有雷再浩之变。公部署夙定，一战破焚其巢。诱贼党缚再浩，磔之。”江忠源以此功被朝廷赏戴蓝翎，以知县选用。道光二十九年，江到京候选，“又语国藩：‘前事虽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诛余党，难犹未已。’逾年，而复有李沅发之变。又逾年，而广西群盗蜂起，洪秀全、杨秀清之徒出，大乱作矣！”122
江忠源被分派到浙江补用，在捕盗、赈灾诸事上勇于任事，清正廉明，大得民心，也深获曾国藩座师、时任浙江巡抚的吴文镕的器重。派他署任秀水知县，很快又实授丽水知县。咸丰元年，曾国藩荐江于朝廷，奉旨赴部引见。未成行，闻父丧丁忧回籍。一年多后，两人再会于湖南时，江忠源已是首创楚军，历经大小数十战的名将了。曾国藩初练湘军，原是想交给江忠源统带作战的，可见他对江氏的信任倚畀之深。
第二个人是胡林翼，他对曾国藩后来事业的影响，还要大于江忠源。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又号咏芝），湖南益阳县人。父胡达源是嘉庆二十四年乙卯科探花（一甲第三名），累官为詹事府少詹事。达源“学宗宋儒，林翼少时，即授以性理诸书”。123胡自幼聪慧，“少负才气，不甚措思也。为文操笔立就，旁通曲畅，自达其志。”124道光十五年（乙未）举乡试，次年联捷（乡会试连续中第称之为“联捷”）。胡父为四品京堂，岳父是当朝名臣、两江总督陶澍，堪称世家子弟。胡小曾一岁，却早一科成进士，科考之途，比曾国藩顺利。但在仕途上，却不如曾国藩幸运，早早遭遇了蹉跌。
道光二十年秋，胡林翼奉旨出任江南乡试的副主考，却因主考文庆携人入闱阅卷，吃了挂落。作为副主考，他担了失察的责任，降一级调用，125旋丁父忧回籍守制。由红翰林而连遭降级、丧父的打击，胡之侘傺消沉，可想而知。服阕后，他并未销假复出，而是“杜门不出，终日书卷翰墨自娱，……知心（朋友）至，相与放荡形骸，流览山水。春秋佳日，独从一奚奴散步乡村，与野老谈稼穑忘归，道旁之观者不知其曾践清华也。”126
此时，前面提到过的由科举而结成的那两种关系开始发挥作用。当时的大学士潘世恩、陕西巡抚林则徐、安徽巡抚王植、云贵总督陆建瀛、两淮盐运使但明伦等封疆大吏，或其座主，或其父执，纷纷去信督促其出山。道光二十六年初，胡北上京师，销假后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按例降补为京官（内阁中书，从七品），可身负处分，升迁不易；而且俸禄微薄，难于奉养老母。再一个选择就是走捐输的路子，争取外放为地方官，更易有作为，在俸禄之外也有更多养廉银的收入。树挪死，人挪活，胡林翼当然会做第二种选择。而外放为知府的捐例甚贵，要一万两银子。127好在其老师、同年、门生纷纷集资助捐，曾国藩曾述其事之盛：“胡咏芝来京，住小珊处。将在陕西捐输，指捐贵州知府万余金之多。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其才调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犹虞缺折也。”128六月，林则徐为其报捐知府，胡林翼却选择了贫瘠偏远的贵州省，决意从头做起，干一番事业。
时龙山友人李如崑留都门，问曰：“今有司之法，输金为吏者，得自择善地，君何独取于黔？”公（即胡林翼）曰：“天下官方，129独贵州县吏奉上以礼不以货。某（我）之出，资用皆他人助成之。窃念两世受国恩遇，黔又先人驻节地（胡父曾任贵州学政），习闻其风俗。某初为政，此地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负良友厚爱。”李公为之起敬。130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四月散馆，授职为翰林院检讨，他与胡林翼相识，当在这之后。但胡夏秋之际典试江南，回来后受到处分，紧接着胡父去世，次年八月林翼扶柩还乡。二人在京师相处的时间不足一年。时间虽短，但亦非泛泛之交。湘乡、益阳两县均隶长沙府，二人为同乡；胡林翼年纪虽小一岁，可科名早于曾国藩，曾国藩还要称他为前辈。胡林翼出京前，曾国藩前去拜访，胡赠给他两部岳父的文集，并将一些家用什物送给了他。八月初三胡扶柩出京时，曾国藩一直送到东珠市口。131道光二十六年五月胡回京销假，年底即分发贵州，在京仅半年，从两人的日记、书信中也看不出二人有何交往。但以同乡而兼前辈，曾对胡是敬重的，尤其是胡之才干，更为他所推重。所以曾国藩后来才会有“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的荐语。132但在此时，曾胡二人谁也不可能想到过，日后两人会携手作战，成为中兴名臣。
胡林翼在贵州为官五年，历长安顺、镇远、思南、黎平四府，每到一地，以缉拿匪类，除暴安良为先，使多年盗匪不靖而官府无可奈何之地，一一重获安宁。胡为官干练清廉，于民生、教育等，亦多有建树。“在黔数年，政声大著，上达宸听。”以致对于来京陛见的云贵封疆大吏，皇帝都会问及“胡林翼官声何以如此之好”。133道光薨逝后，咸丰即位，因太平军势力蔓延，命各省督抚保奏所属司道府厅州县可胜大任的官员。在总督保举的十人与巡抚保举的八人中，都有胡林翼的名字。要他奉旨迅速来京，送部引见，但因黔西南剿匪未蒇，直拖到咸丰三年年底，胡才自带数百黔勇赴援湖北，与曾国藩再会于湖南。
作为负才不羁的世家子弟，胡林翼与另一中兴名臣左宗棠，相交更早，性格也更为投契。胡、左订交于道光十三年，其时曾国藩还在乡下苦读，而林翼已博览群书，胸怀干济用世的大志了。
公（即胡林翼）既长，聪强豪迈，于书无所不读，然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阨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是岁二月湘阴左文襄宗棠（文襄为左氏死后之谥号）以会试至京，公一见订交，相得甚欢。每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论列得失原始要终，若预知海内将乱者，相与欷歔太息，引为深忧。见者咸怪诧不已。134
左宗棠为学亦不拘于章句，年方18，即购读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历史地理名著，“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证。见者笑以为无用，公为之益勤。”135胡、左学有同嗜，故能一谈而成莫逆。后来，左宗棠又将女儿嫁给了陶澍的儿子，由此又与胡林翼多了一层亲戚关系。136左宗棠科名甚早，道光十二年中举，但后运不佳，六年中连续三赴会试不第。而胡、曾虽后起，却已相继致身翰苑。宗棠愤而绝意于科举，居家耕读坐馆为生。他与曾国藩相识，是曾丁忧回籍之后的事了，两人间的关系，我们放在后面交待。
再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后来并列为“中兴四杰”之一的李鸿章了。此时，他还是个默默无名的晚辈，但曾国藩对之青眼有加。“合肥李公鸿章，本年家子也，中甲辰科举人，是年（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入都会试，受业公门。公大器重之。”137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泉），安徽合肥县人。李家世代耕读为生，与湘乡曾家一样，数百年与科举功名无缘。鸿章的父亲李文安，138于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与曾国藩为戊戌同年。同年之子即所谓年家子，有了这层关系，曾国藩当然会另眼相看。李自幼颖慧，在父亲与名师指导下攻读经史，学问功底扎实。道光二十三年以优贡参加顺天乡试，一举中式。次年会试不第，留京师读书备考。李文安时任刑部郎中，带他遍访同年与同籍京官，为他步入仕途铺设了广泛的人脉。
丈夫只手把吴钩，定须捷足随途骥，
意气高于百尺楼。哪有闲情逐野鸥？
一万年来谁著史，笑指卢沟桥畔路，
三千里外欲封侯。有人从此到瀛洲。
这是李鸿章赴顺天乡试途中的诗作，那年李鸿章年方20。人在这个年纪，都有种心雄万丈，睥睨一切的气概，觉得世间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果然，道光二十七年再试，李鸿章登了龙门，是科中进士者，还有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后来曾国藩在给乃兄李瀚章的信中，曾话及当时自己对鸿章等人的欣赏：“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丁末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帅逸斋、140陈作梅141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末四君子。”142李鸿章后来亦自称“少从公（指曾国藩）问学”。143令人不解的是，曾与李父既为同年，且同住京师，来往应该是很密切的。但在他们的文集中，却不见任何往来的踪迹，而曾国藩当时的书信与日记中，也极少与李鸿章交往的记录。20世纪30年代，广益书局曾出版过一部《清代四名人家书》，收录了李鸿章九十通家书，其中颇多其早年从师于曾国藩之事。但这些“家书”，经华东师范大学刘学照先生考证，均为赝品。144由于书阙有间，我们只能肯定，青年李鸿章很受曾国藩的器重，至于他们在京师期间如何交往过从，只能俟诸新版《李鸿章全集》面世后的新资料了。
羁旅于京师时，曾国藩还有一个未曾谋面，却神交已久的朋友——罗泽南。罗泽南（1807～1856），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同为湘乡县人。罗泽南“幼颖悟，10岁能文。家酷贫，溺苦于学。夜无油，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145其祖父为了供他赴试，一件布袍，典当过七八次。贫寒之外，罗家还累遭不幸，“丧其母，又丧其兄，旋丧王父（即祖父），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继逝者十一人。尝以试罢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以连哭三子丧明。然益自刻励，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也。”146罗泽南虽刻苦力学，但时运不济，是个十足的老童生。他自15岁开始应考，直到33岁时才以府试案首进学，41岁时方以岁试一等补为廪膳生，享受到公费补贴。在此之前，他一直靠坐馆授徒维持生活。在长沙贺家坐馆时，罗得以结识唐鉴、刘蓉与郭嵩焘。由此机缘，罗成为曾、贺两家的媒人，促成了曾纪泽与贺长龄女儿的婚事。曾国藩也是由刘蓉、郭嵩焘那里，得知家乡有这么一位学行优长的学者的。
罗泽南“高颧方颐，精力绝人。读书潜思力践，言动造次必以礼法。”147虽沉滞于科举，可学力深湛，“其为学主于性理，而求经世（致用）”。他以道德之士自期，在学术上“大率推本横渠（即张载），归极孟子，以民胞物与为体，以勉强力行为用”。148其著作有《西铭讲义》、《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人极衍义》、《小学韵语》等等。罗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他抹上了几分悲壮色彩，而其道德学问更使之声名鹊起。远近学子，纷纷负笈从游。较为著名的有易良幹、罗信东、罗镇南，此三人后来均从罗泽南赴援江西，战死于南昌城下。王錱、钟近蘅钟近濂兄弟，钟氏兄弟后随王錱从军，败死于羊楼司。此外还有朱宗程、康景晖、罗信北罗信南兄弟、翁筼登、易良翰、李续宾李续宜兄弟、曾国华曾国荃兄弟、潘鸿焘、左枢、杨昌濬等。而从罗氏讲学过从之友人，同县有谢邦翰、刘蓉、彭洋中、周牧、贺雍、魏万杰、淇长龄等；县外则有湘潭的王士达、王荣兰，湘阴的左宗棠、郭嵩焘郭崑焘兄弟，长沙的丁叙忠，宁乡的刘典等人。149其中成就为一代湘军名将而位列封疆者，大有人在。
道光二十四年，曾国华、曾国荃赴省城读书，附课于罗泽南处。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很为兄弟们高兴，此时他已从朋友处得知罗泽南学问德行俱优，堪为师表。“罗山兄甚为刘霞仙（即刘蓉，霞仙为其号）、欧（阳）晓岑所推服，有杨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150又有“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之叹，说曾国藩与之神交，不为谬也。曾国荃对罗泽南之道德学问，亦极钦佩，在给曾国藩的家信中，称其为“吾邑伟人”，“叩其学问，正大笃实，经术深湛，著述日富”，而其谈吐，则“粹然儒者之言，足令顽廉懦立”。
咸丰元年，罗泽南始与曾国藩通信。罗曾为贺长龄家西席，故为贺家女儿做媒，提亲于曾国藩长子曾纪泽。曾国藩初不情愿，但因竹亭公坚持，终与贺氏做了亲家。而后，太平军由广西北上，围困长沙，全省人心惶惶。湘乡县令朱诒孙委托罗泽南、王錱、刘蓉等编练乡勇，以保卫乡里。咸丰二年底，丁忧回籍的曾国藩，奉旨帮办团练，这部分乡勇就成为他属下的基本力量，罗泽南自然也就成了曾国藩麾下的部将。此后数年，罗或在省内剿匪，或出省与太平军作战，所向克捷，备受倚重，成为湘军早期的名将。罗、曾后来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但在此时，两人虽相知甚久，尚无缘谋面。
与曾国藩同为京师旧雨，且与其今后事业大有关系者，还有毛鸿宾、李元度、陈士杰、莫友芝等。毛鸿宾（1806～1868），字翊云，号寄云，山东历城县人。毛与曾为戊戌同年，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江南道御史、湖北道员、安徽臬司、江苏藩司，咸丰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后迁两广总督。曾与毛私交甚好，称毛为自己在戊戌同年中之“至好”，152以至于曾国藩丁忧返籍，留在京中的家小与债务，皆交其一手料理。153毛继骆秉章出任湘抚，为征战大江南北的湘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饷与兵员，是曾氏最终能够克成大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又字笏庭，湖南平江县人。少时肄业于岳麓书院，道光二十三年湖南乡试举人，后官县学教谕。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元度旅食京师间，闲从曾文正、邵位西（即邵懿辰，位西为其字）、孙芝房、吴南屏、杨杏农诸公游”。154曾国藩回乡组练湘军后，李上书言兵事，旋入曾氏幕府，自湖南转战至江西，李长于文墨，一直在曾身边综理文案。后亦带兵作战，官至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著有《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钞》。
陈士杰（1823～1892），字隽丞，湖南桂阳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以拔贡廷试一等第一名，分户部任职为七品小京官。为人耿介，“敝车羸马，不喜造请”。同事中唯与阎敬铭相友善。“曾文正于朝考读卷时相知赏，又同乡先达以鉴裁自许，倾怀延接。”“咸丰元年，（陈）丁父忧，贫不能归。文正躬为办装，绵衣车帘，悉取为赠。”并许之为“外朴内朗，干济才也”。155陈回籍守制时，适值桂阳土寇起事，陈为乡里所推，带乡勇剿灭之。曾国藩治军衡阳时，“闻公知兵，手书招之”，遂入曾氏幕府。湘军与太平军初战湘潭，建策者实为陈士杰。湘军克复武昌后，陈以功用为户部主事，随即还乡省亲，此后一直留居湖南办理团练，以抗御石达开闻名于世。后累官江苏、山东、福建按察使，浙江、山东巡抚。
莫友芝（1810～1871），字子偲，贵州独山县人。父莫与俦为嘉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改任贵州遵义府学教授。友芝家学渊源，道光十一年中举。“丁未（道光二十七年）会试，公车报罢，与曾文正公国藩邂逅于琉璃厂书肆。始，未相知也，偶举论汉学门户，文正大惊，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学耶！即过访国子监学正刘椒云，传莹为置酒虎坊桥，（二人）造榻订交而去。”156虽仅一面之交，却是后来遇合之机缘。咸丰十年，莫以知县候选，后入胡林翼幕府，为之校刻《读史兵略》。“胡死，从曾国藩幕府踰十年。”莫友芝在曾氏幕中是个学者型的人物，“身通苍雅故训、六艺157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录家言，治诗尤精，又工真行篆隶书。久之，名重西南，学者交推。”158胡、曾聘其于幕府，非为军事，而是校刻书刊，切磋学问，由此亦可见儒将气象之一斑。
曾国藩为人雅好交游，由此结识的众多人才，构成了一笔无形而且深厚的资源。当然，好交游绝不是滥交游，曾国藩交友，有着自己的选择，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也。正如他告诫兄弟们的，择友宜慎之又慎，因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曾国藩的京师生涯中，还有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咸丰二年四月，他向皇帝上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所谓圣德，是个恭维的字眼，即皇帝的德行。三端指的是敬慎、好古、广大这三种行为。在专制集权体制下面，臣子通常是不敢直接指陈皇帝的毛病的，而是用些个假设来讽喻皇帝，期待他能自行省悟。如乾隆朝大臣孙家淦的那道著名的《三习一弊疏》。但曾国藩此疏不是讽喻，而是实指咸丰行政处事的做法不妥，很有些犯颜直谏的意味。
那么，这三种德行何以成了流弊呢？我们看看曾国藩怎么说。他先给皇帝一个抽象的肯定，说咸丰关注朝廷礼仪、臣工应对这类事情，本是“敬慎之美德”，但总把眼睛盯在这些细微末节上，则会“流弊为琐碎”。在列举了几个臣工因礼仪疏忽被罚的实例后，曾国藩道出了其真意之所在：“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160接下来笔锋一转，说到了朝廷对广西民变处置不力上。意指皇帝不去抓关乎国本的大事，而把精力放在身边的小事上，本末倒置，需要警惕。
孔子曾称自己好古敏求，所以皇帝效法前贤，“颐情典籍”，也是“好古之美德”。接着笔锋一转，指出咸丰二年广开言路，要求大臣们将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据实陈奏，可臣工们各抒己见之后，“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未几而斥为乱道之言，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161这几句话说得很重，几乎是指责皇帝用心不诚，徒尚文饰。
第三种流弊就更严重了，曾国藩用了很模糊，看似不着边际的语句，说咸丰“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162其实是一种反讽，意思是说，陛下一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视众臣如无物的样子，看似气派很大，适足以“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并举例说咸丰二年下诏求言，要求臣子们贡献用人行政的意见；而近来则屡屡宣言，“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大有乾纲独断之意。若这么一味自大下去，广大之美德就会变质为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流弊，会给朝政造成致命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