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而外的另一件得人心的大事，即整治恶势力，安定地方，由于得到士绅们的支持配合，也得以顺利完成。湘乡如同他处，也有会党活动，还有些为恶乡里的地痞恶霸，纠结宗族势力，偷盗抢劫，抗税抗粮者，共同构成了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朱孙诒在改革弊政的同时，对这类人也出以重拳，一举端掉了有会党背景的熊聪一团伙与左光八等黑恶势力。107士绅们以前对这些人畏避三分，现在有官府牵头整治，众绅极为踊跃，甚至派出数千乡勇参与行动。用竹亭公的话说：“我县粮饷、会匪二事相因，会匪有粮者不少，抗粮之户从此生端，而会匪之羽翼更多，亏欠公项之户房又从而阴护之（李寿七、李寿二等是也），所以不畏官催，不惧国法。今年赖有此好制军，好县官，绅士乃敢出力帮办，真是官清民安。”108官清民安，反之，官不清则民必不安，早晚会酿出大乱子来。可惜这个简单的道理，被私欲蒙住了眼睛的官员往往视而不见，甚至与地方恶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直至乱象四起，民心丧尽，方悔之无及，而历史很可能已不会再给他们洗心革面的机会了。
曾国藩是深明这个道理的，他也十分清楚，广西大乱的根源，即出于地方官员的养痈遗患。所以出山伊始，即以除暴安良，安定地方为己任。
方今之务，莫急于剿办土匪一节，会匪、邪教、盗贼、痞棍数者，在在多有。或啸聚山谷，纠结党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者，其故何哉？盖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党伙，有报复之惧；上宪勘转，有文书之繁；解犯往来，有需索之费。以此数者踌躇于心，是以隐忍不办，幸其伏而未动，故相安于无事而已。岂知一旦窃发，辄酿成巨案，劫狱戕官，即此伏而未动之土匪也。然后悔隐忍慈柔之过，不已晚哉？109
敢不敢动地方黑恶势力，肯不肯下大气力办案，除恶务尽，不仅百姓绅民在看，黑恶势力也在看。拖而不办或敷衍了事，等于是向他们发出错误的信号，百姓会更惧怕，黑恶势力则更有恃无恐，官府之权威会流失，社会原有之正常秩序则被破坏，而动乱也就不远了。曾国藩早就认为，官场多年来养成了一种疲玩的风气，在道光三十年的《应诏求言疏》中，他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如何扭转这种积习颓风，其实早在入仕之初，他对此已有了自己确定的看法。
至于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110
现在皇帝授权他帮办团练，搜查土匪，不啻给了他一个将多年以来的想法付诸实施的机会，曾国藩当仁不让，开始了他“以猛振玩”的实践。到任伊始，即发布《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宣示要严办四种人。
一、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由地方团练首领、宗族长老“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
二、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
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即吃大户），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
四、聚盗成群，啸聚山谷，“小股则密告州县，迅速掩捕；大股则专人来省，或告抚院衙门，或告本处公馆。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兵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
公告最后宣示，自己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111曾国藩的话说的既猛又狠，以他一个丁忧在籍的京官与帮办的身份，能够说到做到吗？但他做到了，因为他手里有武装，有军事资本。
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攻陷道州时，全省风声鹤唳。在衡州布置防堵事宜的湖广总督程矞采，檄令各府县募集乡勇以备战守。湘乡县令朱孙诒为官清廉，治绩良好，很得士绅百姓的拥戴，故在此事上一呼百应，最初积极参与此事的有廪生罗泽南、112生员王錱、增生罗信南，还有生员刘蓉、谢邦翰、潘鸿焘、易良翰、杨昌濬，武生员杨虎臣、童生易良幹、罗信东、康祖成（康景晖）等，其中大半是罗泽南的学生。由于他们的努力，很快建立起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分为左、中、右三营，每营三百六十人，分别由王錱（左）、罗泽南（中）、罗信南（右）统带，由于骨干多是有知识的书生，故这支队伍的素质很高。当时湖南其他府县，也有编练乡勇的，如新宁（江忠源编练）的楚勇、宝庆府的宝勇、浏阳县的浏勇等，故湘乡来者被称为湘勇。乡勇起初的作用只在保境安民，防御太平军入境。太平军北进湖北，长沙解严后，巡抚张亮基调湘勇赴省城以充实防御，适逢朝廷要曾国藩帮办团练，这支家乡子弟兵便顺理成章地隶于其麾下，成为他用以剿匪的基本力量。
从曾国藩此时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已决意用严酷的手段治乱，而且其想法得到了张亮基等人的支持。胡林翼在贵州剿匪，成绩斐然，曾去信求教，“闻台端刬除强暴，不遗余力，鄙怀欲取为伐柯之则，倘肯授我方略，时示成法，实为厚幸。”113在给老友冯卓怀（树堂）的信中则称：“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酿成今日流寇之祸，岂复可姑息优容，养贼作子，重兴萌蘖，而贻大患乎？”114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自言“札各处绅士缚著名之痞匪，差为响应，至则斩刈，不敢复言阴骘。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115阴骘者，报应也。一般人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杀人过多，会遭报应，死后亦不得超生。他这番话，既是种自嘲，更表明了豁出去的决心。
在搜剿土匪方面，乡勇战绩斐然。
先是，湖北崇阳钟人杰于道光二十二年末起事，占据崇阳、通城两县，戕杀县官，称王设官。其时浏阳东乡周国虞、曾世珍等人以防寇为名，组编团练，“招聚不逞之徒，为暴乡里，习刀茅，治炮械，志益叵测，邑人多隶名其中”。116周等命名其组织为徵义堂，由于人多势众，俨然成为当地与官府相抗衡的一大势力。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曾派人与徵义堂联络。浏阳团总、廪生王应苹捕获了联络人，得到了周国虞给太平军的复信，被周等杀害。张亮基得讯后，暗地派人探察徵义堂的虚实，并于咸丰二年十二月派江忠源率所部楚勇千人前往浏阳，连战十二日，斩擒千余人，解散胁从者近两万人，消除了这一心腹之患。张亮基随即调任湖广总督，携江忠源部赴湖北，江仅带走四百人，而留江忠济、刘长佑等率楚勇千人留驻长沙。此后，湖南剿匪的担子便落在了曾国藩肩上。
正月二十二日，接到耒阳县的禀报，常宁有土匪啸聚，曾国藩当即委派刘长佑带楚勇五百，王錱带湘勇三百前往围剿。曾氏对他们约束甚严，告诫他们：“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望两君日以斯言训儆之。”117刘、王尚在途中，常宁土寇即闻风而散，恰逢衡山曹戭、李跃聚众六百在草市起事，两军分进合击，大破土寇，这是湘勇初次作战，牛刀小试，大获全胜。
五月，江西土寇迫近桂东，罗泽南、王錱率部防堵，斩刈俘获数百人，余者作鸟兽散。
之后，罗泽南、罗信南部赴援江西，王錱率部于湘南郴州、桂阳等地搜剿土匪。七月，兴宁一战，毙俘二百余人，湖南之形势稳定了下来。
在扫除地方黑恶势力上，曾国藩亦施行铁血政策。上任伊始，他便在自己驻节的公馆开设了审案局，“拿获匪徒，立予严讯。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118“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119其严酷无情，在他此时的书信批牍中，可以略见一斑。
对于捉到的土匪或会匪的首犯，他要求一经确认，即行正法，绝不宽待。如巴陵县拿获土匪但其仁等七十一名，先后讯明正法，他批示“实堪嘉尚”，“现闻岳州宵小敛迹，几有道不拾遗之风，可见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时之良剂也。更期坚执不懈，讼棍痞匪，一例严办。”120
匪盗之外，地痞讼棍也在打击之列，原因是“地痞讼棍与著名之土匪，气类相合，严办数人，宵小自然敛迹，幸勿稍存姑息也”。121
他主张办案要从快从重，不必拘泥于司法程序。“本部堂办理重大案件，……删一切之繁文，假州县以便宜，以期无案不破，无犯不惩。”122又云：“著名匪犯早正法一日，即免一日之患，斩刈唯恐不速，尚何牵拘文义之有？”123
对于平日为非作恶，鱼肉乡里的差役，国藩称之为蠹虫，批示“亟宜翦除，以靖地方”。“此种集蠹，锄一恶即足以快万众之心，幸勿稍存姑息，久遏民怨。”124
对于乘乱抢劫者，他指示：“办抢劫之案，皆立行正法。其有凭空诬人为盗者，亦立毙杖下。”125
此时，曾国藩身上，已全然不见儒者温和敦厚的影子，而是一副杀气腾腾的法家面目。乱世难有作为，他认为：“今日疲弊疮痍之民，吾辈居官，势不能别有抚摩噢咻之术。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究，无案不确，则造福于孱民多矣。”126又曰：“除暴安良，为今有司第一要务。否则，弱肉强食，粤逆不到之区，亦为土匪蹂躏不堪矣。”127
但他也并非不问青红皂白，一味主杀。在指示各州县缉盗之批牍中，他亦屡屡指示不可以捕盗之多寡定功过，以免“诬拿平民”；抓获盗贼后，要认真研讯，“以期不枉杀一人，不宽纵一人”；128要求各地对抓获的人犯，“务期研讯详确，无枉无纵”。129
这样，四个月内，“或签派兵役缉拿，或札饬绅士踩捕，或着落户族勒令限期交人，或令事主自行擒缚。一经到案讯明，立予正法。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130至于各地依其指示就地诛杀的匪徒痞棍，其人数当几倍于此。
在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从事剿匪除恶的同时，民间也渐渐生出来一种舆论，不少人对他的严刑峻法抱有非议，甚至有人给他起了“曾屠户”、“曾剃头”之类的绰号，但曾国藩悍然不顾。后来，在给翰林院同事龙启瑞的信中，他曾道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刺骨。今年乏承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恐人之攘臂而与其建业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131
他无视地方官场的规矩，必然会引起忌恨，好在皇帝对他的做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他《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的末尾，加了“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132的朱批。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严酷，在当时是必要和及时的。首先，剿匪有助于恢复一度被战乱搅乱的正常秩序，稳定住民心；其次，扫除社会黑恶势力，大大恢复了绅民们对朝廷与官府的信心。从后来事态发展看，收效显著。太平军后几次进军湖南，非但得不到初次入湘时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反而遭到各地团练的顽强抵抗而难以落地生根。可以肯定，没有曾国藩这一番猛烈扫荡，湖南稳定不下来，后来便不可能成为东南各省的中流砥柱，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兵员、粮饷。
然而在官场中，还是有人对他侧目而视，不少高官对他敢于负责，勇于任事的作风看不惯，认为他喧宾夺主，目中无人，越俎代庖，僭越了官场的游戏规则。不久，一场他所始料不及的冲突发生了，竟迫使他不得不离开省城，避到衡阳去办理公务。
注释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39页。
2同上，第240页。
3同上，第242页。
4同上，第91页。
5《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39页。
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第五卷，岳麓书社1994年5月版，第190页。
7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卷十七，岳麓书社版，第329页。
8“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已也。”又云；“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83～84页。
9“盖欲使知交中谅我寸心，不必登诸荐牍，令我出而办事，陷于不孝也。”参见同上，第95页。
10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之107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47页。
11《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96页。
12简又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译者序》，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页。
13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9月版，第4页。
14罗家伦：《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序》，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上海书店1986年9月版，第2页。
15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卷首绪言》，同注13，第39页。
16洪氏家世，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13~15页；简氏曾亲访洪氏故乡并抄录洪氏族谱，所道尤详。
17参见同上，第16页。
18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5~19页。
19同上，第22~23页。
20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八》卷二百五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6月版，第8180页。
21戴锡章：《西夏纪》卷六，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58页。
22参见《明史·流贼列传》卷三百九，中华书局1974年6月版，第7956页。
23《洪仁玕自述》，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6月版，第847~848页。又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41页。
24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41~42页。
25洪仁玕：《英杰归真》，《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第570页。
26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道光十二年部分，上海书店版1986年9月版，第8～10页。
27参见同上，第38页。
28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31～32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69～71页。
29“例如，彼等在各章中见有‘我’、‘我等’、‘汝’、‘他’等代名词，均不知其所指是谁，……每有文义符合其个人见解者，彼必将‘汝’、‘他’等代名词解作指其自己本人，盖其以为此几本书乃特为其个人而作而由天所赐者也。每见书中有‘全’字，则辄以为是指其本名秀全。”“其时秀全在莲花村与李某继续研究《劝世良言》。书中词义均自行忖度，……彼等以为‘天国降临’即是指中国，而上帝选民乃指中国人及洪秀全。彼等又定制宝剑二柄，各重数斤，长三尺，秀全与李各佩其一。剑上镌三字曰：斩妖剑。”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26、28页。
30同上，第28页。
31“时在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之下半年，秀全仍居乡间。有乡人巫姓者自广州回官禄村，告以有一西人名‘阿罗哥’者在广州传教，其教理与秀全所传者大约相同。”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99页。
32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34～35页。
33同上，第38～39页。
34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53页。又见《太平天日》，《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第648～650页。
35《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481～482页。
36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9～40页。
37《论语·颜渊》。
38《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版，第482页。
39孙嘉淦：《三习一弊疏》，《清经世文编·治体三》，中华书局1992年4月版，第226页。
40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版，第633～634页。
41“子适卫。冉有仆（从）。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42龙启瑞（1814～1858），字辑五，号翰臣，广西临桂人。道光二十一年会试状元，授修撰，曾任江西布政使，太平天国起事时，龙丁忧在籍，后奉朝命帮办广西团练。
43龙启瑞：《上梅伯言先生书》，《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78年11月版，第250～251页。梅曾亮（1786～1856），字伯言，江苏上元人，道光三年进士，授任户部郎中，后辞官归乡，讲学于扬州学院，师从桐城古文大家姚鼐，为“姚门四弟子”之一。
44汪堃《盾鼻随闻录》卷一曾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浔州知府顾元恺上报逆案，郑祖琛没给他好脸色，他将此事告诉了左江道台陈启迈，陈启迈赴省询问藩、臬两司，“始知郑祖琛先接大学士穆彰阿信函，嘱其设法解散，不可轻易入奏，自取咎戾。遂立意隐庇，凡遇叛犯，概行开脱。顾（元恺）仰承意旨，将各犯发县看管，并未审讯，即令取保释放，此二十七年八月内事也。后郑祖琛获罪遣戍时，将穆彰阿原信送与赛尚阿等阅看，见者无不痛恨。”《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354～355页。但此事不见于清宫档案，咸丰在罢黜穆彰阿时也没有提到此事，故此传闻只能作为参考。
45转引自李滨《中兴别记》卷二，《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上），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第19页。又参见《中国代史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316页。
46参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版，第395页。
47参见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2～63页。
48同上，第3页。
49同上，第4页。
50《李进富供词》，《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9页。
51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第59～61页。
52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43页。
53《天情道理书》，《中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70页。
54民国九年《桂平县志》卷四十一，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版，第127页。
55《天情道理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66页；又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上海书店版，第62～63页。
56同上，第371页。
57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47页。
58《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88页。
59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上海书店版，第65～66页。
60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
61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52～53页。
62《石达开自述》，《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书店版，第780页。据《浔州府志》记载，“谓来人与土人械斗，败走桂平等处。会金田倡乱，来人无家可归者悉往从之”。时间在道光三十年九十月间。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83页。
63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三），同上，第47页。
64《浔州府志》卷五十六，《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版，第128页。
65参见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版，第30页。
66《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482～483页。
67光绪《贵县志》卷六，《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版，第136页。
68《都察院奏广西举人李宜用等呈控情形折》及附件，参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56～60页。
69李滨：《中兴别记》卷一，《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上），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第14页。
70《周天爵奏广西情形及韦源玠起事缘由折》，《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87页。
71《骆秉章自注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五辑之144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50～51页。
72周天爵（1772～1853），字敬修，山东东阿人。嘉庆十六年进士，累官安徽怀远知县、宿州知州、庐州知府、陕西布政使、湖广总督、漕运总督等职。接任广西巡抚时，年龄已经78岁。
73鹯，音瞻，一种善于从空中扑击猎物的鹞鹰类猛禽。
74周天爵：《致周二难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316页。
75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同上，第330、333页。
76据清廷钦差大臣李星沅的奏报，“金田逆匪以二十五人为一旗，共二百八十五旗，亦有供称三百旗（约七千人）。”此情报得知于被俘的太平军俘虏，应属可信。所谓“旗”，以人数论，似应为“两司马”一级。
77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六人结为异姓兄弟，共奉上帝为天父，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为长兄，洪秀全为次兄（洪以上帝次子自居），冯云山行三，杨秀清行四，萧朝贵行五，韦昌辉行六，石达开行七，彼此以兄弟相称。而六姓合而为一，成一特殊宗族，被称作“国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第131～132页。洪等如李进富供词所述，“每人妻妾三十六口”。参见注50。
78参见同上，第204～205页。
79参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伪军制上”。
80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第141页。又参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
81参见劳崇光、周天爵有关奏折，《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80、87页。
82《周天爵奏广西情形及韦源玠起事缘由折》，同上，第88页。
83参见同上，第99页。
84太平天国与洪秀全建号的时间，简又文先生有详尽考证，笔者从之，不赘述。详见《太平天国全史》（上）第四章“金田起义记”。
85洪秀全建号称王十日后，有关金田拜上帝会起事的情况，才首次见诸李星沅、劳崇光与向荣的联衔会奏中：“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政、洪秀泉等结尚弟会，擅贴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近日恃众抗拒，水陆嚣张，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第101页。
86《李星沅等奏金田首领洪泉即洪秀全情由片》，咸丰于四月初六日批阅，据此推算此片上奏日期当在三月。参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06～107页。
87《乌兰泰奏驰抵武宣办理军务折》，同上，第118页。
88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56～57页。
89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第105页。
90李秀成原名李以文，家居大黎屯。李家先已信奉拜上帝教，遂于此时加入，详情见《李秀成自述》。
9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第44～45页。
92《天情道理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68页。
93《乌兰泰奏独鳌山一战损将伤兵自请治罪折》，《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73、175页。
94《赛尚阿奏拟先全力攻剿冯云山洪秀全再行分兵折》，同上，第209页。
95《邹鸣鹤奏广西吏治积弊已深折》，同上，第259页。
96江忠源：《答刘霞仙书》，邓瑶编《江忠烈公遗集》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57页。
97江忠源：《与徐仲绅制军书》，同上，第69～70页。
98同上，第62页。
99江忠源：《答刘霞仙书》，邓瑶编《江忠列公遗集》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版版，第54、58～59页。
100《咸丰三年正月癸丑谕内阁》，转引自王先谦《咸丰朝东华录》卷十九。
101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4～45页。
102《王壮武公遗集·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五辑之241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56页。书吏在征收赋税，办理案件等公事中，往往与衙役上下其手，沆瀣一气，为自身谋取利益，而浮收倍取的对象不仅是百姓，亦包括当地的有产者——士绅，这自然会侵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会反抗。而府县官员主要关心的是按时足额完成官方交办的任务（任务完成的好坏会直接关系到其考绩升迁），故会放任下属。对此，瞿同祖先生在其《清代地方政府》第三章“书吏”中，有详尽的论证，有兴趣者可参看该书。
10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68页。
104同注102，第56页。
105《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版，第12页。
106同上，第11页。
107“八都左光八，窝藏各乡各县贼徒，常有百余人聚会，为八都、廿三四都害将三十年”，“若辈遇强者则窃，遇弱者则劫，各处有齐六七百人立意欲提获究办者，总是受伤而归。自督抚司道而下均案集如林，未有能治之者。”参见曾国潢致曾国藩家信，同上，第86～87页。
108同上，第12页。
109《与各州县书》，《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97页。
110《复贺长龄》，同上，第4页。
111同上，第104页。
112廪生，是享受国家钱粮补贴的秀才；生员，是不享受补贴的秀才；增生，在正额之外增入的生员（秀才）；武生，科举分文、武两途，武生即武生员，又称武秀才；童生，即读书备考，尚未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参见《王壮武公遗集·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60页。
113《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11页。
114同上，第113页。
115同上，第118页。
116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版，第335页。
117《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26页。
118《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5页。
119《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34页。
120《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版，第9页。
121同上，第10页。
122同上，第30页。
123同上，第39页。
124同上，第65页。
125同上，第19页。
126同上，第27页。
127同上，第59页。
128同上，第1～2页。
129同上，第58页。
130《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56页。
131《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414页。
132《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6页。
对于帮办仅可用于自卫的团练，曾国藩并不积极，他招募土生土长的农民，将他们编伍，交与其本乡本土的书生带领，通过严格的军制与训练，终于编练出一支富于朝气的新军——湘军。
事情起因于练兵。
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放弃武昌，泛江东下后，朝廷调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前往湖北收拾残局。曾国藩与张亮基虽是初识，却甚为相得，依依惜别之后，1曾国藩回到长沙，将带到长沙的一千乡勇，“仿戚继光兵法编伍训练，以备防剿，名曰湘勇”。2其时，李续宾、李续宜、刘松山、杨岳斌、蒋益澧、萧启江、张运兰等皆在军中，后来都成了名声喧赫一时的湘军名将。
皇帝交办的任务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搜剿土匪一事，他很积极，很投入，成效也很显著；可帮办团练，他从一开始就不积极，而是提出，在各县团练中，“择其壮健而朴实”的乡民，加以军事训练，以期成为一支战守兼备的新军。“公曰：团练仅卫乡里，法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请改募成军，乃可资以讨贼。湘勇之号，自此起焉。”3其实道理很简单，端谁的饭碗，听谁的吆喝而已。
团练是一种民间防卫组织，成员大多为本地农民，平时要务农养家，只能于农闲时抽空训练，加之经费有限，装备窳劣，训练不足，战斗力也强不了。防匪防盗差可一用，若以之对付太平军这样的对手，则无异于驱牛羊入于虎狼之口，是绝不可行的。还有个大问题是，办团练要用钱，国家不给钱，只能靠本地的捐纳集资，难度本来就大，且一旦经手人或承办人不可靠，从中聚敛贪污，则非但无益于地方，反而会成为扰民、害民的秕政。
那么为何非要在正规军外另建新军？扩增正规军不成吗？不成。曾国藩虽是个文官，没有带过兵，可耳闻目睹，尤其是官军围剿太平军两年来的事实，使他坚信，这样的军队是绝无可能克敌制胜的。早在做京官时，他便向咸丰上过一道《议汰兵疏》，将军队的现状，做了这样的归纳：“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雎，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4为此，他提出将绿营兵兵额减少到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的水平，汰兵五万，每年节饷一百二十万两，将之用于军事训练，走精兵路线。
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罗尔纲，20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一部《湘军新志》，其时，罗对湘军军制的研究，是经过胡适先生指导的，故尚遵从胡氏实证主义的治学传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5故此书资料详瞻，评论允当，诚为一时之选。今日读之，仍不失其价值。其后出之作，相形之下，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新志》中对当时清军的腐败窳劣，综核有序，正可以作为曾氏力主改练新军的注脚，故笔者不吝篇幅，于此转述之。
罗氏将清军绿营之积习（或称习气）归纳为四大端：
一为虚名冒饷。即将弁遇士卒缺出，仍存旧名，不予选补，以干没其粮饷。遇到差点兵额时，临时雇人冒充以掩人耳目。此外将弁还将其自家府署内的厨役、仆人等挂名领饷，以国家养兵的经费，用于私人雇役。虚名冒饷的恶果是，册上有兵，伍内无兵；侵占名粮，则虽有其人，而操练调遣均不与闻，有兵等于无兵。咸丰初年，此弊浸深，如贵州一省之绿营，缺额过半，偏僻地区缺额更多，有只存六分之一者。（此胡林翼语）
二为“官气”重。即不事训练而专应差事，不讲营规而专习节仪，巧滑偷惰，军纪涣散。“无事则应对趋跄，勇为善观；临阵则趑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此江忠源语）
三为操防虚应故事。平日训练，花拳绣腿，但求好看。“今日之制兵，陆则不知击刺，不能乘骑；水则不习驾驶，不熟炮械。将领惟趋跄应对，办名册，听差使。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势，所教皆是花法（花架子），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此左宗棠语）
四为敢于犯上。清军绿营之等级序列，自上而下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士卒。而上级“居官不谨，动为其下所胁持”。因为有把柄在下级手中，故上级不得不务为姑息。姑息养奸，则军纪荡然。由之形成嘉道年间，绿营士兵挟持千、把总，千、把总挟持都司、守备，都司、守备挟持副将、参将、游击，副将、参将、游击则挟持提镇（即提督、总兵）的局面。“上述四个弊端，虚名冒饷与侵占名粮，则营伍空虚。官气重，则巧滑偷惰成为风气。操防虚应故事，则所谓训练实与没有训练相等。敢于犯上，则军无纪律。营伍空虚，则临事始招市人冒充，应募的人，兵籍无名（顶空额），以致闻风先逃，无可稽查。巧滑偷惰，则平时以钻营为能，营务必致废弛；有事以规避为巧，不免争先奔逃。无训练，则无胆无艺，不能披坚执锐。无纪律，则将令出而兵哗，敌未至而先溃，懦于御敌而勇于扰民。这四点都是绿营最大的弊端。此外，如将弁则役使兵士，视如奴仆，克扣摊派，剥及锱铢。兵士则吸鸦片，开赌场，豢盗，窝娼；平时无恶不为，一闻征调，则阖门啼泣，推饷求代。种种积弊，二百年来，成为习惯，已经是改革不了的。”6
上述四大弊端之外。罗氏还总结出绿营制度的三大缺陷：一是饷薄。士兵为了糊口养家，兼营生意便成为公开普遍的现象；国家既无力增饷，便只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二是分汛太多，差役太重。所谓汛，指的是山川道路要隘等处设置的驻军，分散驻扎的兵士多了，自然不可能按时集中操练。差役重，当时没有警察，所有护饷、押送犯人、缉捕盗贼等等，无不以分汛的绿营兵当差。分汛多，差役重，致使训练废弛，军纪涣散，战斗力低下。三是调遣无成法。绿营征调，往往零星抽凑，这一营抽一百，那一营抽五十。调兵一千，往往抽拨了几营或十几营。所谓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兵亦不相知，营伍散漫，心志不一就是这样造成的。一旦临敌，兵不听将令，将不得兵力，营与营之间则势如鸿沟，各不相谋，战不相援，败不相救。7
综上所述，难怪曾国藩对正规军没有信心，想要另起炉灶。故他赴任伊始，对帮办团练一事，敷衍了事，一带而过。“拟访求各州县公正绅耆，以书信劝谕，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卫之乐，而不复以捐资为苦。”8话虽这么说，这件事，他自己心里怕是都不相信能够做到呢。反之，对编练新军，他显得劲头很足。在抨击了官军两年来在广西的表现后，他提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9咸丰对官军之窳劣，广西之溃败，早已痛心疾首，曾国藩既然请缨，倒也不妨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于是批示同意：“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有了这道朱批，曾国藩名正言顺了，其帮办团练的职任也一变而为编练新军了。
曾国藩统率的湘勇，连他在内，基本干部全部是书生，虽然有知识，有头脑，可以很快掌握兵书的基本要领，但无一人有实际军事经验。练兵光靠兵书不成，于是曾国藩请了一个富于军旅经验之人，参与乡勇之军训。这个由此与曾国藩结缘，后来成为湘军早期名将者，是个满洲人，名叫塔齐布。
塔齐布（1816～1855），字智亭，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原为都统乌兰泰部下，咸丰元年发湖南以都司用，后以长沙守城之功擢升游击，赏戴蓝翎，后任抚标（即巡抚之卫队）中军参将。“时曾文正公奉命督练乡兵，用明戚继光法训练束伍。每校阅，公（指塔齐布）必短后衣蹑跷带刀侍。文正与语，奇之。试所辖兵，皆精炼。”10曾国藩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常倚该游击整顿营务”，命其兼管辰勇（即由辰州募集之勇）。曾国藩每逢三、八日亲自校阅乡勇的操练，而塔齐布训勇比他来得还勤，“日日常阅，大约十日之中不过间断二三日，军士皆乐为之用”。11问题出在曾国藩想要将绿营拉过来，与乡勇一同会操，一同听训，以扭转其军纪废弛、四处扰民的状态。事情发生在四月，曾国藩命塔齐布“传唤（绿）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会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其所为“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12曾国藩这番尝试，是不避嫌疑，有责任心的表现，但却令湖南的军政大员们不惬。甚至新任巡抚骆秉章，都认为他有喧宾夺主，越俎代庖之嫌。因为依惯例，文官管不着军队，即使是巡抚，也没有过问军队操练的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