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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在监狱第一次见到父母亲，是在1997年的4月17日。监狱把女犯分为两个区管理，一区家属接见是在月初，二区是在月中。两次接见的时间，如果李平的父母在第一次不来，管教队长就让她第二次再写信。这个月不来，下月还写，就这样往复好多次。

李平说，每次接见她都等在接见室。第一拨儿没有她的父母，她就等第二拨儿。她记不清有多少次，自己就那样眼巴巴的看着别人接见。那分失望，她想忘记，却忘记不了。

终于，她开始绝望了。虽然绝望，但她还是坚持每个月给家人写信。她知道父母亲收到她的信了。她知道父母恨她，所以不跟她联系。不跟她联系，不给她信息，他们在惩罚她，教训她，不会是真的就放弃她！

1997年3月17日，李平20岁生日。

那天早上，她意外的收到了她入监以后父亲的第一封来信。

父亲在信中说：“正如你在来信中所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犯过什么样的错误，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女儿。我们决定下个月去看你，妈妈爸爸一块去。”

接到这封信，李平心里的高兴无法描述。她对我说，当时几乎全监狱里的人都替她高兴。因为她终于又有人关心，有人疼爱了。她又有家了！

在没有家人探视的几个月，李平在监狱里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一起服刑的罪犯送给的。因为监狱只负责基本的生存供给。一些生活必需品如内衣内裤，毛巾香皂、洗衣粉、女用卫生用口等都需罪犯自己负担。李平不同于其他罪犯，有的罪犯入狱前已经参加工作，自己有所积蓄，没有积蓄的家人供给。李平大学没毕业就入了监狱，她还没有丝毫的能力自己养活自己。那个时候，她真的觉得自己好可怜。一个没有人疼爱的孩子，一个没有生活能力，需要别人疼爱的孩子！她的生活只能靠监狱管教和罪犯之间的一些施舍！

“那段日子对于我来说挺难熬的。”李平对我说：“有时候人非常势利眼，在监狱也一样。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罪犯，身边老有人簇拥着。像我这样连日常零用钱也没人给的，受人冷落不说，议论我的闲言碎语也很多。”

虽然那些罪犯并没有当着李平的面说什么，但是李平从他们的眼神里还是看出了她们的歧视和不善。李平说，经历了那样一段时间以后，她看到了很多平时无法看到的事，感受到了一种平时所没有机会感受的东西，她体验了一种强烈的反差。非常幸运的是，在那个时候，她遇到了几个非常好的人，是那几个人，帮着她度过了她有生以后最为艰难的日子。

“我爸妈第一次来接见的时候，整个接见大厅都听到我妈在哭。因为我妈当时克制不住，哇哇大哭。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我爸哭，我记得他只是在我爷爷去逝的时候哭过一次，可是那次接见我的时候他哭了。我却极力克制，当时眼泪没有掉下来。但心里的难过无法用语言表达。”

第一次接见，李平的爹妈埋怨她不听话。李平说，其实在狱中那几个月，她已经体验了不听父母教诲的苦头，她已经后悔得不能再后悔了。

她知道他们是因为她在哭。那一刹那，她甚至体会出了父母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

9.与警察成为朋友

我从来都认为警察不会和我们成为朋友的，但是，我觉得管教队长对我们除了严厉之外，其实很有人情味。

李平说，她从来都认为警察不会和罪犯成为朋友。因为警察和罪犯是一对天生的矛盾，是天生的敌人。但是，在狱中生活了几年之后，她觉得监狱警察，也就是管教队长对她们除了严厉之外，其实很有人情味。

有一次，她们在车间干活，那天李平的心情特别不好。

她对队长说：“我等会儿再干活行吗？”

队长问她：“你怎么啦？”

李平说：“我干活的时候总想哭。”

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话，李平所在的分监区5个队长轮流找她谈话。那天她没有干完活，队长就让她回去休息了。

在监狱，这样的事情，按道理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罪犯，在接受强制劳动改造，心情不好就可以不干活？当然不行。然而，李平所在的分监区管教，在那次却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人情味。

李平说，当时的情况也算是有点特殊，但她还是感觉到管教队长的人情味。她们是冒着违反规定的风险对她网开一面。而她当时之所以心情不好，只是一时的情绪变化。

与周围服刑的其他人没相比，李平的年龄算是最小的。

说实话，当初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时候，她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倒觉得自己有点麻木了。根本没去多想自己以后的日子。

按常规，罪犯入监一年以后，如果没有严重的违反监狱规定，依照有关规定应当获得减刑。第一次至少有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

那个时候李平入监还不到一年，还没有获得减刑。几名服刑人员在闲聊的时候说起自己的刑期，有人问她：“你多少年？”李平回说：“无期。”

那一刹那，她突然觉得自己活着很没有希望。

是的，李平实在是没有什么希望可言了。没有期限的刑期，她连大学都没毕业，即使减刑，20年后，等她刑满释放时也已经年过40，她有怎样的未来？她哪里有未来？

“想起这些，我的心情变得异常灰暗。”李平对我说。

管教对她的情绪变化不敢不重视，万一她想不开，寻短见什么的，在监管安全的意义上说，就会酿成重大事故。

那一阶段，正是李平的家人不来接见的一段时日。

想想李平当时的处境，管教队长语重心长，和她谈了整整三个小时。

“其实我接到被判无期的判决书的时候真没有觉得怎么样。可是，到这儿别人一问，回说‘无期’，真觉得太长了。那天突然想起了这些事。就发生了那场风波，把我们几个队长都惊动了，搞得她们几天都提心吊胆，觉都没有睡好。”

李平说，她跟我说队长的这些事，并不是有意要恭维谁。她那么长的刑期也没有必要去恭维队长。你再恭维，队长也不能帮你减刑。她之所以对我说队长们的这些事，只是她觉得监狱里的警察跟公安局以及检察院乃至法院的都不太一样。他们对于罪犯没有形式上的敌对，这一点她的感触特别多。

在家人不接见她的那段日子，她的管教队长真是从心里替她着急。多少次，她们破例让她给父母写信，她们希望她多写几封信，把自己的过错和和悔过的心情让父母了解，同时也让他们了解她是多么需要亲情的关怀和支持。

那一段，李平真的从心里把管教队长当成了亲人。

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必须活着。

在监狱她必须好好活着，一旦出现什么差错，那么有关部门就会追究队长的责任，万一她有什么三长两短，他们会认为是管教队长没有管好她。

李平说，那个时候她真的不想活了，但是，想到这些，她不能给管教队长找麻烦。这也是她当初走过那段艰难日子的一个有力支柱。她觉得管教队长实在是对她太好了。你自己活不活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可是，每当她看到队长对她的那分不放心，那分着急，她就想，在监狱里不出来了，就跟那些队长过，也是一种人生。

在这样的心态下，李平度过了她刚到监狱最最挫折的几个月。后来，她的父母到监狱看她了，这无疑给她原本绝望的心境带来了希望。而管教队长不厌其烦的帮她与家人沟通，交流，真的让她感动。

有一次接见，负责李平的一位姓赵的队长跑过去拉住李平的父亲。

李平远远的看到父母已经要离开了，怎么又回来了？

结果，爸爸对她说：“你们管教说今天20名家属接见，有17个家里都给存了钱，让我也给你存点。”

管教生怕她的父母再有什么事不来看她。

李平说，罪犯与家人的接见每次只有半个小时。那么短的时间，她们只能把最重要事的跟亲人讲，根本没有时间表沟通感情。很大程度上，是管教帮助她们与家人联络了情感。

自从被抓，直到监狱，李平就没有享受过与亲人的肌肤之亲。虽然后来她见到了父母，但每一次都是在监狱特别设置的接见室里。接见时她在里边，亲人在外边，中间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彼此说话要通过电话听筒，绝对不能直接交流。但有一次偶然的特殊情况，她和父亲握手说话，而且直接交流没用电话，她感觉那次接见自己真是一个幸福的人。

那是父亲生病了，有一个月没有到监狱接见。等到第二个月来的时候，又正好赶上接见室有人参观。几十人接见，还有几十个人参观，接见室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于是，管教让她出来站在接见室的边上。第一次和父亲没有玻璃隔挡，面对面的说话，她感觉自己激动的浑身发抖。

她拉着父亲的手，那是她被抓以后第一次摸着父亲的手，感受父亲的体温。虽然当时没有坐位大家都站着说话，可是与亲人没有间隔，手拉着手说话真的比隔着玻璃，拿着电话感觉好多了。

那一刻，她重新体验了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亲人之爱。

大年初一是爷爷的忌日，又赶上是李平的接见日。

提前很长时间，李平心里就在想：“我爸爸妈妈能不能来呀？”。

于是她跟管教队长申请，想给家里的信写长一点。为了达到目的，她尽量把自己的理由说充分。但是管教队长却把她的话给打断了。

“停！写吧。”管教队长甚至没有再多说一个字，而且说话的语调有点冷冰冰，李平却因此感动了很长时间。

李平说，这件事发生在两年前，但是管教当时说的这句话，在她的心里留下的印象特别深。这事虽小，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有几个管教队长是很有人情味的，但并不是说管教队长宽松的没有原则。她们很对得起自己身上这身衣服的。有些事上她们灵活的尺度，让人即感觉到人情，又感觉到有法。

还有一次李平想跟家里要一件东西，她对队长说了一大堆话，但是队长根本不听。对她说：“你只需要把你要说的最后一句话告诉我。”李平说，我想写封信，跟家里要点东西。队长听罢，当时就说：“去写吧。”李平说，这些在平常人的眼里，简直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对于她们这些失去自由，时时刻刻受到管制的人来说，真是一件太幸福的事了。因为面对服刑人员的请示，管教队长并不是每个人要求都能获准。管教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的。

还有一次，同一监舍里的服刑人员想看电视，大家都觉得李平在监狱里待的时间长了，跟管教队长的关系比较好，所以让她去向管教队长申请看电视，结果管教队长没有批准。因为那不是监狱里规定的看电视时间，而且她们要看的是娱乐节目。

10.后悔与地痞流氓同流合污

入狱7年来，她只跟人打过一次架，她觉得无形之中把自己给降格了。想到自己与那些地痞流氓同流合污，还跟她们一比高下，她觉得真是无地自容。

李平对我说，经过这几年的狱中生活，她已经成熟多了。那种成熟可以是她在外边永远也无法达到的一种状态。总结自己，她觉得，之所以失去一切，走进了监狱，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己过于虚荣。她说，要求一个女人没有虚荣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凡事都要有一个度，人只有掌握好了这个度，虚荣有时候是可以转化成一种动力的。

遗憾的是她自己在她还没有明白人生的很多道理的时候，出了差错。那个差错让她付出了整个青春年华。

如此高昂的代价，只是因为她没有掌握好一个度，虚荣的有点过了。

虽然那时候她还小，但那不应该算做她给自己开脱的一个理由。

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人，是不会为自己的过失做任何解释和开脱的。因为对她们来说，已经付出了险些生命的代价，任何解释和开脱都是没有力量也没有意义的。

不只一个人对我说，监狱中的很多事是常人无法理解，甚至是无法想象的。一些罪犯常常因为一口水、一口饭，甚至于因为睡觉的地方大打出手。

因为这些琐事打架，在狱中是件很常见的事。

虽然这样的事在李平的身上也曾发生过，但是事后她非常后悔。

入狱7年来，她只跟人打过一次架，她觉得那次她无形之中把自己给降格了，想到自己与那些地痞流氓同流合污，还跟她们一比高下，她觉得真是无地自容。

那是1998年9月12日，李平入狱整整一年。

那天晚饭后，管教安排女犯洗澡。

当时一起洗澡的有40人。40个人一起洗，她们被分成两拨。一拨20人。20人10个水笼头，而且其中的几个水笼头都不太好使，有的下水非常慢。

因为监狱规定的洗澡时间只有15分钟，对于天生心灵手快的李平来说，这样的时间也没有觉得太过紧张。但是对许多行动不太迅速的人来说，时间非常紧张。

所以，为了能占领一个好用的水笼头，每次洗澡的争抢的那份激烈，是生活在当今社会里的普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几乎可以说是你死我活。因为如果耽搁了时间，管教会依照监狱规定给她们扣分。

扣分对任何一名罪犯来说都是致命的。因为一天满分十分，大多数人挣不到，而且挣分是她们摆脱现状，离开监狱的唯一途径。那么洗澡争抢水笼头也便成了她们日常生活中一件相当重要的事。谁都不敢怠慢。

李平那天洗澡被安排在第二拨。她不费任何力气，获得了一个相当好的位置，水笼头顺利的下水，十分钟她便完事大吉。

洗完后李平来穿衣服。

她发现自己换洗的衣服被水淋湿了。

抬头一看，是同一监舍的女犯晾晒的衣服在滴水。

李平非常生气，因为在她脱衣服的时候，并没有衣服凉在上面，显然是她在那里放衣服在先，对方凉衣服在后的。

她跑过去质问：“你没看见我放的衣服吗？”

赶上对方没有洗痛快，正憋着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

“你活该！”女犯蛮不讲理。

李平大怒，脱口骂道：“你他妈……。”

两个为此争吵起来，最后惊动管教。

两人都受到了监狱的处罚，被扣50分。

“50分！我将近一个礼拜的劳动所得。就因为那一句话全都泡汤了。”李平说。

这件事对她的触动非常大。恍然间她明白了，虽然监狱里有一些，甚至很多不公平的现象，但是她必须努力把自己调整的更坚强，更有韧劲。她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在为人处事上会做得很圆滑，但她会尽量做到外圆内方，像铜钱一样。这是她在监狱中的一大收获。

就在我采访李平的前几天，她收到了一个同案的来信。

那个同案是东北人，在北京被判死缓后，回原籍执行刑罚。

因为很多年了没有过任何联系，而且相关法律规定，同案之间服刑期内不能以任何方式联系。所以，收到这封信以后她把它交给了管教队长，因为她知道同案之间是不可以通信的，虽然那封信民通过监狱有关部门的检查，她还是把信交给了管教队长。

后来李平通过队长给这位同案犯回了一封信，明确对他说“我不想跟你联系了”。

李平对我说：“将来出去以后，我也有可能会适当的与他联系。因为，整个案件我有很多东西并不清楚。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太不公平。我需要搞清楚，如果是他们设计好的，有预谋的抢劫，那就不应该把车停在离我家那么近的地方。当时他们打架的时候，好多邻居都看到我了，围观的人挺多的。我觉得，虽然认识只有40天，但他们不能这么害我。再有，我男朋友说他家里挺有钱的，我也到他家去过。至少他家里的陈设不像是穷人的，那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11.监狱里的感悟

只有进过监狱的人，才能够真正理解我们这些在世人眼里罪大恶极的人。我们非常后悔自己做过的事，但是我们无力挽回。那是我们内心深处最不愿意企及的疼痛。

李平说，进过监狱的人有很多感悟，是社会上的平常人体会不到的。在她的案件第一次开庭审理的时候，她就曾经想过，也许有一天她会对受害人进行一些补偿。但是现在想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事情过去很多年了，受害者的家人对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已经慢慢淡忘了。但是，一旦害得人家破人亡的凶手出现，他们愤怒的同时又想起了痛失亲人的痛苦。反而以给他们带去了又一次伤害。

“这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只有进过监狱的人，才能够真正理解我们这些在世人眼里罪大恶极的人。我们后悔，非常后悔自己做过的事。但是我们无法也无力挽回，那是我们内心深处永远不愿意企及的疼痛。”李平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生活给我们机会，我相信所有杀过人犯过大罪的人，都会希望有机会给受害人补偿。一般进过监狱的人所具有的那份赎罪之心，是一般人所无法了解更谈不上理解的。”

“人生很多事是因小失大的。”李平对我说。她说这一席话的时候，我感觉她又不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女，反倒像一个行为老练，城府很深的江湖女人。

“这些年我也反复想，对自己过去的这二十几年进行总结和反思。我觉得，虽然我走到今天是因为交友不慎，但是交友不慎也体现了人的虚荣心。是虚荣心害了我。平时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说，‘唉，你挺倒霉的，’可是每当我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我就想，如果你自己没有问题，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事，归根到底还是自己有过错。之所以坐牢，最主要的原因是虚荣心。为此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虽然进了监狱，而且可能至少要在狱中呆上十几年，人生最宝贵的这段时间都在监狱里度过了，但是跟监狱里的同龄人比，李平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

“我特幸运。我进来这么多年，身边总是遇到好人，我又有一个那么幸福的家。”她这样说。

去年监狱把李平调到了监狱文艺宣传队。这是一个令所有罪犯都羡慕的岗位，因为，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她们基本都在排练，应付各种演出。而这样的演出，除了各种节假日之外，监狱局每年都组织全系统文艺汇演和各种比赛。为了在汇演和比赛中获得好成绩，各监狱都分别成立了专门的文艺队。文艺队里最主要的任务是排练和演出。文艺队的罪犯在排练和演出的时候可以不参加其他劳动。

那段时间，李平真的有点交好运了。那一段时间她真是遇到了好人，她不仅当了班长，而且正好赶上车间主任要出狱，监狱里安排李平接了车间主任的班。班长的职位比一般的劳动要多加2分，而且旱涝保收。车间主任的岗位又属于“特岗”，除了挣分的稳定以外，手里有一些特权，她自己只管协调，基本不用干体力活儿。

李平说，在监狱里有时候挺复杂的，有时候挺累的。每天都生活得非常紧张，好像每个人都看着你，挑你的毛病。你刷牙的姿势有人评论，晚上睡觉打呼噜也有人说。因为这里唯一的竞争是挣分减刑，其他事全都没有用。而且大多数罪犯的修养素质不是很好，自己之外更多的心思是在关心别人，看别人做什么。

女人的劣根在监狱的女犯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当班长是一件相当好的差事，不仅加分多，而且比一般的罪犯生活有点自由度。在分监狱区里班长的岗位职责是，即要在管教队长那里上传下达，又要把班里工作做好。

所谓把班里工作做好，就是看住全班罪犯正常劳动生产，别出问题。留心任何一个人，发现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要及时报告管教队长。

李平当了班长，是管教队长选的。

在文艺宣传队排练对她来说是件愉快的事。因为排练的时候她可以不在队里。可以不用听那些不愿听的话。在她的周围，有的老太太，也没有文化，车轱辘话，翻来覆去的说。特别无聊的事，几个人在那争的面红耳赤。

“有时候我也烦的不能忍受。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找个借口，要求上趟厕所什么的。一般情况下，队长在这个时候都能批准。我们在狱中所有事都有要求的，上厕所也是。通常情况下是规定时间，遇有特殊情况个别请示。赶上管教情绪好了，肯定没问题。如果她们情绪不了，就会问你是不是真的要上厕所。

‘你怎么老去厕所？’她们必须时刻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监狱里的罪犯情况相当复杂。万一有人遇事自己想不开，借机闹点事，管教队长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

这样的环境中，人一定要学会忍耐。学会自己调解自己。任何其他的人是帮不了你。

过去的7年里，李平除了杂务没当过，其他工种她几乎都做过。她在生产车间当了3年机手，用缝纫机做衣服。她做衣服的速度和质量，在全监狱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通常情况下，她上100个上衣领子用3个半小时，有的人要用一天半的时间。那3年中，她做过衣服、帽子、小玩具熊、围巾、带衬的外套、看不出拉锁的套裙还有裤子。此外，织毛衣、绣花都没有问题。她们文艺队去年的演出服装都是她做的。而她们的裁缝就是楼上的刘青队长。

刘青大学本科毕业，学服装设计专业。自己应聘到女子监狱做了一名普通的管教。在女犯的眼里，刘青属于那种一看就是特有水平，特有知识的人。许多女犯跟她学了不少东西。李平也同样。

看到李平心灵手巧，又天生爱学，悟性也好，刘青便主动教李平衣服的裁剪。李平学得很认真，她把队长裁剪的纸样都留下来回去仔细琢磨。这些纸样李平一直留着，她认为这也应该算是她在监狱中获得的一笔财富。

刘青对李平说：“监狱里其实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这句话对李平的影响特别大。

刚到监狱的时候，李平干的活是折书页。一大张纸，要把它折成32开，这是印刷厂工作的一个环节。李平当时的工作速度是全监狱最快的。当时监狱要求的产量一天是2000个页码。这样的数量，一般的罪犯要从早晨干到晚上，有时候还要加班加点才能完成。而李平干的最好的时候，一上午就完成了1800个。而当时监狱最快的记录是一天2800个。

面对那些自己没有干过的活，李平说，开始的时候不要着急干，要注意摸索规律，找窍门。你用几天的时间研究窍门，一旦摸出规律来，速度自然就上去了。所以她不着急。时间长了，李平总结了许多经验。

女犯们一件常干的活是装信封。就是把印制好了的信封装进包装箱。装信封看上去挺简单的，但其中其实有很多工序。有的人能比别人快好几倍，为什么？这里有很多讲究，首先你要先试试，找一种更顺手的方式，有时候信封正着放和倒着放不一样，你找到了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方式，把全部精力用上去，这时候特别快，一天能挣人家三天的分。有的人一天也挣不了一天的分。监狱里生产劳动，高产手是怎么出来的，就是有的人手快，有的人手慢。

在这样的生产劳动中，李平渐渐地长大，她也摸索出了自己的人生方式。她羡慕或者说佩服那些干活快的罪犯。因为在狱中的竞争就要比干活的速度。在李平所在的分监区，车间有几个人，织毛衣有几个人，活干得特别好，不仅速度快，动作也特别漂亮。

李平说：“虽然这里有几个天才，干活即好也快，我这辈子也追不上了，因为她们都是心灵手巧。但是看她们干活真的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你会在她们规律而有节奏的动作中，感觉到一种特别舒服的享受。”

在监狱里，一名罪犯有没有成就，关键的是在一个字“悟”。很简单的体力劳动，有的人觉得特别累，而有的人则显得相当轻松。李平在监狱里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高产手。她说：“只要你有心，用心琢磨，体力劳动也能变成一种很快乐的事。”

的确，入狱以后，李平每天中午都要休息一个小时，因为这是监狱规定的。但如果有女犯没有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报管教队长同意后，可以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补一补，一些干活速度慢的女犯经常加班加点，李平从不。

一来她觉得自己在监狱的时间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三年五年。漫长的刑期，她必须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生产任务要完成，但是一切要在绝对保证正常休息、身体健康的状态下进行。第二，她追求在单位时间提高效率。她经常被队长安排给全体罪犯做表演，因为她干活永远是全监狱最快的一个。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李平的智商。一个智商低下的人，是绝对当不了“劳动积极分子”的。

对于李平来说，在监狱中有机会干的活，她都愿意干。挣脱分减刑她也渴望，但是她不像别人那么功利，只为挣分。她愿意干所有事，她觉得干不同的活儿可以吸收不同的东西。时间长了同样能学到很多东西。二十年监狱生活，她希望自己有所收获。

12.嫁给他的冲动

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男同学，给她寄来了第一笔汇款。那是她被抓之后收到的第一条来自外边的“信息”。那一刹那，她真的生出一种要嫁给他的冲动。

李平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同学。两个人从小在一起，直到现在他都没有交朋友。那个男孩叫周旭，从小就喜欢李平，李平的父母也特别喜欢他。可是李平不太喜欢他，她觉得周旭的为人太过老实，老实得让人觉得没有男人气。

周旭和李平同一年考的大学。李平进了外语学院，周旭进了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的金融证券专业。周旭早已毕业，现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

李平在市公安局预审处看守所的时候，第一次收到的钱是周旭给存的。李平到今天也不知道周旭怎么能够知道她的情况。

那是她被抓几个月之后。除了家人，看守所是不允许她给别人写信的。令她深感吃惊的是父亲的汇款还没有到达的时候，周旭的汇款却到了。

那天，看守所里的管教拿着汇款单找她，李平一看到收据单上周旭的名字，眼泪涮的就流出来了。她感到特别奇怪，奇怪周旭怎么会知道她在看守所？李平知道，那时候周旭正在上大学，自己还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给她存的钱肯定是从他爸爸妈妈给他的生活费里挤出来的。李平在看守所待了将近一年，在那一年间，周旭又给她存过两次钱。

对于看守所期间的李平来说，周旭给她的钱，不同于一般的钱。甚至于可以说不在于钱的多少。

那个时候她觉得自己最需要的是别人的关心。

所以当她接到周旭给她的第一笔钱的时候，她心里的那分感激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

更重要的是，看守里的人，有一种令常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虚荣心，他们渴望很多人给他们寄钱。在那时，仿佛谁的钱多，谁就被人羡慕，谁就受人尊敬。没有人规定，但是大家都那么追求。其实在看守所里是不需要那么多钱的，那里的人之所以愿意自己账上有很多钱，主要是因为有钱人财大气粗，底气足，这一点与社会上没有太大差别。

在第一次收到周旭的汇款的时候，李平心里对他的感激甚至于可以用爱来替代。那一刹那，她真的有种要嫁给周旭的冲动。这种冲动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在她接到判决以后，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没有正式接到判决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侥幸或者说是一种希望。而且那个时候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对监狱和未来的生活，产生客观的判断。

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对“刑期”所感觉。刑期在那个时候对每一个人来说还仅只是一个概念。所以那个时候李平想到了嫁给周旭。

收到判决书的时候，李平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距。她决定放弃对周旭的那种柔软的感激。

这种放弃在李平度过了7年狱中生活以后，第一次向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得以表露。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刑期太长了。如果短一些也可能我会考虑。”李平对我说。

无期徒刑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与死相差无几的概念，但是对她这样一个真正自己已经死过的人来说，已经算是幸运了。

能留下生命，对于当时的李平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虽然那奢侈是与绝望同时摆在她的面前。

李平决定斩断跟周旭的来往，她不想藕断丝连，她觉得那样对周旭来说是不公平的。

即使是那个时候的那些个想法，李平也是基于对自己的理解和宽容，她从心里不太喜欢周旭，她不太想苦着自己，即使是在监狱。她明白，她当时对周旭的所有感情都是因为在她最最落魄的时候是周旭安慰了她。

在她出事后最困难的时候，周旭是第一个站出来关心并帮助她的人。周旭给了她钱、给了她面子，周旭在当时也给了她力量。她

之所以决定与周旭断绝来往，关键的问题是她没有把握，自己将来刑满释放以后能够嫁给他。

李平内心里对爱情的浪漫追求并没有泯灭。可这对于周旭来说，实在有点残酷。

“而且万一他等我了，我出去又不跟他了，这太不道德了。”李平说：“因为我没有把握将来有朝一日自己真能嫁给他。”

周旭现在已经26岁了，而李平的刑期至少还有十多年。她觉得让周旭等下去非常不切合实际，从心理上、生理上都不够道义。

但是，李平想跟周旭断绝来往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她自己说，人是会变的。虽然理智上她觉得自己和周旭的情感来往是不会有结果的，但是情感上她控制不了自己。

“过去我曾想，即使是他真的等了我好多年，我也不会因为感动而嫁给他，因为那样对他对我都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最近我好像有点动摇。”李平这样对我说。

她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心理变化，是因为身边曾经发生的一件事。

和李平同样在监狱文艺宣传队有一名女犯，因为男朋友而犯罪进了监狱。可以说她是因为爱而做了她自己本不可能做的一件事。她进了监狱以后，男友也被处决，一度她非常痛苦，发誓自己今生不再触摸爱情。

偶然的机会，她青梅竹马的一个男同学得知她的事，那位男同学已经大学毕业，做了某报记者。通过关系，那位男同学到监狱探视了他，跟她取得了联系。后来每个月那个记者到监狱看她。

应该说那位男同学对她是非常有感情的。但是，这名女犯却怎么也找不到同样的感觉，

她对李平说，除了感激她对那位男同学并没有爱情。

李平觉得她们两个人的情感当时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那名女犯前年刑满出狱，出狱3个月后，就嫁给那个记者了，一年以后还生了孩子。

非常凑巧的是，这名女犯的小孩正好出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成了一名幸运的“某某宝宝”。就在孩子出生的时候，电视台直播了孩子出生的全过程。李平在电视里看到了她曾经的狱友——那位幸福无比的妈妈。

这位女犯出狱以后的变化，对李平的影响很大。

13.巧遇知音

偶尔在北京新生报上，李平读到了这名男犯写的一篇文章，又在偶然的情况下，这名男犯得知了李平的相关信息，两个人都有一种监狱中巧遇知音感觉。

李平说，在狱中这7年，她的个性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过去她是一个非常不善于与别人交流的，尤其是刚进监狱的时候她几乎不跟任何人讲话。每天参加生产劳动，回到监舍就自己坐在那，有时候本来好好的就哭了。管教问她因为什么总爱哭，她也不说。

她说那个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她都非常绝望。一想到自己要在监狱里度过自己的大半生，她就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活下去了。

后来她听说同案被枪毙了，于是想：“至少我活着！我还有机会。”

目前李平的余刑还有15年，她和周旭的关系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十几年之后，周旭能否真的选择李平？周旭的家人是否同意周旭的选择？李平自己也无法做出判断，毕竟刑期太长了。

就在本书定稿之前，我得到消息，李平和本市某监狱的一名男犯建立了联系，这名男犯当年为了满足女友的需求而犯了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偶尔在北京新生报上，李平读到了这名男犯写的一篇文章，又在偶然的情况下，这名男犯得知了李平的相关信息。两个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愿望互相联系，两人都有一种在监狱中巧遇知音感觉，于是他们开始相互写信，相互鼓励。

信的内容都是经过双方监狱检查过的，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不可能谈情说爱，但是他们的信件来往相当频繁，或许那是一种只有他们自己才能领悟的一种快乐，一些内在的情怀旁人无法读懂。

*曾莉：女研究生去美回国做生意，诈骗6亿元

她从湖北的一个小城市考进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后直接考上了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去了美国。在美国，她结了婚，生了孩子，还把母亲接到了美国。这在她所生长的小城里，几乎尽人皆知。她被当成许多孩子效仿的榜样。然而，由于家庭的矛盾导致最后的婚变，使得她在美国生活了两年之后，不得不留下年仅一岁的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国内。偶然的情况下她又遇知音，闪电结婚一年后，她与丈夫双双入狱。　　她因犯诈骗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她的丈夫以同样的罪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1.有期徒刑15年

“你肯定觉得生活在监狱里的人，都应该是愁眉苦脸的，其实不是。那种状态早在案件审理之初就已经过去了，到了监狱以后，都基本上能够正视所发生的一切了。所以你在狱中看到我们一个个每天还有说有笑的，其实那并不说明我们就不痛苦，却相反，我们非常痛苦，这种痛苦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清楚的。”（引自她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

她从湖北的一个小城市考进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后直接考上了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去了美国。

在美国，她结了婚，生了孩子，还把母亲接到了美国。这在她所生长的小城里，几乎尽人皆知。她被当成许多孩子效仿的榜样。

然而，由于家庭的矛盾导致最后的婚变，使得她在美国生活了两年之后，不得不留下年仅一岁的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国内。

回国之后，她觉得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悄悄把母亲送回老家之后，她又回到了北京。

北京毕竟是她读书就学的地方，她的母校没有抛弃她，但是她不愿意再回母校。

她在北京的大街上流浪了一整天，找了一间平房租住下来，开始了她真正的漂泊。

就在她觉得自己山穷水尽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公司的老板。

这个老板比她大8岁，一直未婚。相识三个月之后，他们结婚。丈夫把她安排在自己的公司里，负责办公室的一些事务性工作，同时兼任公司里的会计。

一年之后，她和丈夫同时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

案件审理了整整4年。最后因犯诈骗罪，丈夫被判处无期徒刑，她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如今，她在监狱已经度过了整整6年。虽然她的改造表现不错并因此获得了减刑，但是，她仍然有8年铁窗生涯，要她慢慢度过。

2.采访中，她滔滔不绝

采访中，她几乎有问必答，不回避任何问题，但是，她滔滔不绝的语言中，想筛出我想要的实质性的细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曾莉是南方人。身高也就1米5多一点，身材属于胖乎乎的一类。她的皮肤非常白，且白中透着粉红。眼睛不大，但是睫毛很长。因为她胖乎乎的娃娃脸，总让人觉得她是一个尚未长成的小女孩。表面上，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这样一个类似未成年的小女人会在性别上占有什么优势。

像其他女犯一样，她的头发很短。头发虽然短，但给人的感觉却非常女人。说她非常女人，并不全是因为她娇小的身材，更重要的是她讲话的声音和她的行为举止，那一举手一投足，还有她讲话的声音，真的让人觉得很柔软。

说这样一个女人，诈骗6亿元人民币，没有人敢相信。

我是在见到曾莉之前就了解了她的基本案情。管教民警告诉我说，她是研究生。在女子监狱，大学毕业的女生有几个，但是研究生毕业的却很少。而曾莉，不仅是研究生，她还去过美国，在美国生活了整整两年。她的儿子至今仍在美国！

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我不禁在心里生出许多的好奇。

当曾莉走近我的时候，我发现她比任何一名我曾经采访过的罪犯都要规矩：说话必喊“报告”，回答问题总要先看管教，而且在接受采访的整整一上午的时间，她始终双手放在双膝上，很少动弹。

我试着以开玩笑的方式提示她，稍微放松一点，坐在旁边的管教也表示同意，但曾莉却说：“没关系，我习惯了。”

就那么坚持着，如同她讲话的声音，她始终让人感觉不到她的情绪。即使是提到孩子的时候，她也是一个腔调。我突然感到她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她不麻木，但是她能做到不表现，而那又非同一般人的“老于事故”。

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她心里想些什么，更没有人能预料到她能做些什么。

当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你无法看清楚她的颜面，她的脸上洋溢着热情，而你又分明感觉到她的冷漠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种心理感受？

我试着了解她的心理感受，试着了解她在经历了那一系列的人生体验之后，她对人生的看法和势态。

用监狱管教的话说，曾莉非常配合了我的采访。

我无法说她不配合。

在整个采访中，她几乎有问必答，不回避任何问题，但是，她滔滔不绝的大量的语言中，想筛出我想要的实质性的细节并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位监狱管教曾对我说，在罪犯中间，那些杀人放火的暴力犯，其实最简单，最容易采访，可是那些经济犯，尤其是诈骗犯，要想让他们说出点真话，的确不容易，您得费点劲。

在我采访完曾莉之后，我对这位管教的话有了点相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