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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我有点厉害，那些话她跟任何人，尤其是记者不可能说出的，可是那天她都说出去了。

我觉得那是我采访曾莉第一次出现的一种和谐。那和谐让我生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存。

“一个号里多少人？”我问她。

我觉得我不像是在采访一名诈骗犯，而是在和一个朋友聊心事。

“最少的时候是14个人，多的时候能有20多人。人多的时候，每个人就那么一条窄窄的地方睡觉，但是后来就变得好些了。我在里边呆的时间太长了，经历过非常拥挤的时候。那种条件下几乎不能睡觉，每天都有人为睡觉的空间，为了“板”的宽度大打出手，当时的情况真是那样，你们很难想象一个人，为了一点小小的睡觉的地方与人争执，这在一个正常的、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那样。”

“你也那样吗？”我笑笑，尽量显得轻松一些。

我看到曾莉有点痛定思痛的味道。

“虽然当时的状态我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跟她们有所不同，我不愿意去为这种事争吵，是因为我想保持着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这有点像阿Q，但是，那种条件下的生存真的是很难。和一些非常无聊的事和人打交道，那真是为了起码的生存去争斗，为了一口饭，为了一口水，有时候为了洗漱的顺序……，如果不是犯了罪，恐怕我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去体验那样的生活，真是不堪回首啊！”曾莉脸上掠过浓浓的悲凉。

“那你怎样和那些人相处？她们不欺负你么？”我真的有点担心。

“我在里边算是有文化的，所以管教也尽力在利用我，我也尽量和管教积极配合，把秩序搞好。一开始是特别不适应，特别绝望，慢慢的我就适应了，如果有人对我特别过分，我就报告看守。那几位看守都对我比较好，一是因为我和她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二是因为我比较讲道理，不做任何违反纪律和规定的事。”

“你从案发到现在有变化吗？比如你的性格，你对生活的要求，对人对事的感受。”

“变化很大。性格上我本来是表面温和，内心刚强的。经历这些以后，我觉得我的性格真的变温和了，从骨子里变的。面对任何事情，我觉得我都不会急躁了，因为，经历了那么漫长的案件的审理过程，我从希望到失望最后到绝望，真的是经历了一个平常人一生都无法经历的人和事，所以我想，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什么事让我承受不了，让我接受不了了。为人处事也磨练的有些经验，至少比较会做人了。就像你所看到的，我不仅平和，而且没有脾气，什么事都能够接受，什么事都能够看开。我能面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幸，真的没有一点问题了”

7.失去自由后，找到人生境界

人的一生，自由平静的生活，是最宝贵的。可是，这种人生和境界，是在她进了监狱，真的失去自由以后才意识到。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一下，从你走过来的这些路来说，你成在哪里，败在哪里？”我问曾莉。

她把头低头，想了想，眼睛不看我，说：“我现在觉得人的一生，自由平静的生活，是最宝贵的。可是，这种人生和境界，有许多人进了监狱以后，真的失去自由以后才意识到。我小时候非常上进，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所以很顺利的考上了大学。能从一个小地方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来，这是我比较成功的一面。但是，因为我很多地方比较虚幻，自始至终也没有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件事情，所以一不小心，跌得很惨。我觉得人应该从小事做起，踏踏实实的做事。我一直在一种非常虚幻，不切实际的状态中生活，可以说是完全踩空了。现在如果有机会让我从头再来，我一定会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小事。”

“如果出狱，第一件事情你打算做什么？”

“给孩子补偿。孩子一岁多，我便离开了他，虽然他的生活环境不错，但是母爱对人一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东西可以替代，我非常后悔我当初那么草率的离开他，所以我会用我的整个余生来补偿他。

“你觉得这样做能补偿么？”

“虽然这样做也不能真正弥补孩子成长的欠缺，但是我想我会尽我的能力把我在生活中的经验传授给他。”

“你知道孩子现在最缺什么吗？”

“现在我能做到的是跟孩子通通信。了解他的成长情况。他们家里非常传统，到现在他们依然希望我们能够破镜重圆，能回到孩子的身边。”

“在监狱，你怎么调节自己？”

“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就不去想任何事。把所有的不快都放掉，找一些轻松的事做。实在不行的时候，我就尽量利用这里的有利于调节心情的条件。比如周末的时候组织我们去跳舞，看电视，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对这些我都参加。因为我参加这些娱乐活动的时候肯定就顾不上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跟大家一起唱唱歌，有时候还可以一块聊聊天，在不违反监规的情况下开开玩笑。总之我觉得暂时忘记也比自我折磨好。

“你现在非常实际，和你以前一样？”

“是的。在这里，我不能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因为我是没有自由的。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过好每一天，这每一天的日子，你情绪好也要过，情绪不好也要过，所以干吗不让自己过得愉快一些呢？

“你的余刑还有多少年？”

“8年多。白天有劳动任务。如果有空闲，我是基本上抱着自学考试的书读。因为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又可以减刑，又可以自己学东西。”

“你对金钱和财富很在意吗？”我觉得这是我一直想问，却又始终没有问出口的一个问题。

“我没有很大的贪欲，但是我希望过一种比较富足的生活。以前我并没有想过飞来财富，但是当巨大财富来到面前的时候，我没有把握好。所以我就进这里来了。”我没有想到曾莉说起这话会是这样轻松。

“你所做的事好像不属于‘飞来’的。”我纠正她，还想让她说出她真正的犯罪动机。

“我对操纵这么大的资金，当时也觉得有点问题，同时也觉得有大风险的事也有很大刺激。其实我本身是想做事稳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做，但是做的时候好像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曾莉的脸上出现了一种难为情的神色。

“你觉得犯了这么大的罪主要是因为什么？”

“可能还是接触的人有问题。如果我不认识我后来的这个先生，我肯定不会有今天。我先生是一个视多大资金为无物的人，多少都敢做。他很不拿钱当一回事。耳濡目染我受了一些影响。他下海后办过很多公司，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胆子越来越大，欲望也越来越膨胀。

“你现在最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最想过一种踏实、平凡的生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家，能照顾好孩子，做些家务，工作和学习过得去。”

“你给家里写信，都写些什么？”

“主要是表达对孩子的关心，让他知道虽然妈妈不在身边，但是妈妈是爱他的。同时引导他学习中文。我尽力把我的感受，只要适合他，他能够接受的东西我尽量在信中传授给他。有时候过年过节，给他画些小卡片寄去。当然，孩子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他需要妈妈的关心。

“在狱中你都做哪些劳动？”

“糊信封。这是一个熟练的工种。我觉得劳动是非常必要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劳动任务是每天糊1000个。 因为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任务，所以我是半天出工，半天干别的。

“你的居住情况？很多人住在一起吗？”

“我们16个人一个大房间。分上下铺，像一般的学生宿舍一样。也算是一种集体生活。”

和曾莉的谈话，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外加一个下午。而以后的各种采访中，曾莉是我所采访的次数最多的一名罪犯。

但是，在完成这篇文稿的时候，我却怎么也勾勒不出她真实完整的性格。我仔细想，在记忆中搜刮着对她的印象，我怎么也看不出她是一个母亲，一个男孩子的母亲；我更看不出她曾经是一个妻子，一个家庭的主妇。她那频繁眨动的大眼睛，真的让我感觉到了一种类似小女孩儿的纯真，可那纯真，却莫名其妙地让我产生了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在我的这篇文稿定稿的时候，我听说她被调整到了另外一个分监区，这个分监区专门管理老、病犯，因为她的老病“肺结核”又犯了。

在一次采访中，我偶然又听到她原来的管教队长说：“曾莉的病不传染，却被调到病犯区了，可是我这里很想用她，让她帮助监狱做一些顽危罪犯的教育转化工作。”

据说，在被调到病犯监区之前，她一直表现相当好，不仅自己认罪服法，还帮助管教做其他罪犯的教育工作。

管教队长说，她的知识水平比较高，素质比较好，不乱掺和罪犯之间的任何是非，对队长交给的任务无比认真。她在罪犯当中拥有一定的威信。

8.少人关心少人问

入狱后她的父母亲至今还没有到监狱探视过她，也很少再有别的朋友看望她。

入狱以后的曾莉，很少与家人联系，据说她的父母一次也没有到北京的监狱里看望过她。

父母亲为什么不来看她，我在采访的时候曾委婉的提及，但是曾莉最终也没有说。

我想，提起父母，或许她心里永远的痛。

曾莉的一位老师，曾经给我打电话。问我：“曾莉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办理假释？”

我说，根据目前的有关规定，北京市的监狱对女犯的假释政策已经基本放开，如果曾莉的刑期执行期限已经过半，而她的儿子又不满面16岁，根据她在狱中的表现情况，应该是基本符合办理假释条件的，但是，一系列的手续和证明材料需要她的家人替她办理。

她的老师说：“如果刑期不到一半呢？有可能吗？”

我说：“这我可就说不太好了。现在北京市办理的女犯假释，基本都是依循上述规定的，有无破例，我就不太清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你可以向监狱或者管理部门咨询。”

据说，曾莉的这位老师，是唯一经常到狱中看望曾莉的人，每个月她的亲属接见信基本都是发给这位老师，而这位老师也基本行使了一位师长的权利和义务，每个月都到狱中看望曾莉，并给她带去所需要的生活用品。

入狱后她的父母亲至今还没有到监狱探视过她，也很少再有别的朋友看望她。

*王勉：8000美元让她们反目成仇，她被最好的朋友送进监狱

当我从那个漂亮的手包里拿出那张小小的信用卡时，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张卡会把我送进监狱。我一直侥幸的依据是：钱是我的，只是索要的方式不合法，而且，这张卡的主人是我的同学，我家的邻居，如同我的家人亲人，她是我深交数十年情同手足的朋友，我觉得虽然她对我的做法会非常生气，但她先欠了我的钱，她首先失信，所以她不会去公安局告我，我不相信她会那样做。

1.8000美元

她某大学法律系毕业被分配到法院做了一年的书记员。之后她下海经商做生意，有幸顺利被一友人看重，她被派到美国。几年的时间她建立了自己的公司，生意红红火火，与此同时她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因为好友的亲戚办理出国，她毅然为其垫付8000美元。几经索要无果，她满怀愤怒拿走了友人的信用卡，疯狂消费了5000美元。

她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997年2月5日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所以那天发生的一切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冬天，天气异常干冷。”王勉说。

那天，她和她大学时候的女同学李晶晶，因为欠钱的事约好在朝阳区新源里附近的一个餐馆见面，时间定的是中午12：00。她说她比平时提前了足足的半个小时，这对她来说非常奢侈。

半个小时的时间，她坐在那里等，没有要茶，也没有要饮料，脑子里一直在想她来了以后该怎样开口跟她说，她说了以后，对方会怎样回答，毕竟她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她不想因为这件事而伤害她们的感情，尽管这件事让她非常生气。

约定的时间到了，李晶晶没有出现。她预感到李晶晶会失约，却依然耐着性子等。

她觉得肚子有点饿，她给自己要了一杯热牛奶。同时点了她们都爱吃的菜。

她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李晶晶打来的。她下意识的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差15分钟1点。

她接听电话。李晶晶说：“对不起，我今天有事来不了了，改天再约吧。”

王勉怒火从心中骤然升起。这是李晶晶第三次失约。

“你说你手里的事没有办完，没有问题，我可以原谅。可是，大家都有手机，联系起来非常方便，你来不了完全可以早点告诉我，为什么要我等了那么长时间之后才来电话？”，王勉心想，“你完全是在诓骗我，欺我软弱！”她立刻结账，要的东西一口没吃，开车离开餐馆。

王勉开着车在大街上急速行驶，她只觉得心中的愤怒直冲脑门，她不知道自己现在该去哪里。她觉得李晶晶做事简直太过分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的这样蒙她了，她是那么的信任她。前几次她每每快到约会的时间，李晶晶便打来电话，告诉她“我一时有急事脱不开身，来不了”，王勉知道她是假装的，其实就是不想见她，因为什么不想见她，王勉心知肚明，不是没有感觉。

1988年，王勉从北京某著名的高校法律系毕业，被分配到某高级法院。在法院，她做了一年的书记员。之后，她辞职下海，一年后，遇到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做进口汽车生意，觉得王勉的条件不错，就出资让她去了美国，为其打点在美方的生意，那是1991年。在美国，由于朋友的帮助，王勉一切顺利，很快，她便自己单独开了一家公司，生意红火，效益良好。

1993年，她大学时候的同学、也是她最要好的朋友李晶晶要她帮助一个亲戚办理出国，王勉毅然应诺，同意帮助李晶晶的表哥表嫂来美。

由于有关方面认定李晶晶的表哥表嫂有移民倾向，所以，拒绝为其办理签证，如此往复6次，于是李晶晶出面为其办理。

她找到王勉，希望把她表哥嫂的关系挂在王勉的公司，以外方公司雇员的身份办理到美国的一切手续。

王勉同意了。她不仅接纳了李晶晶的表哥表嫂作为自己公司的雇员，为其办理了一切手续，同时还为其垫付了他们到美国的单程机票和三个月的房租，共计8000美元。

转眼4年过去了，李晶晶的表哥嫂不知去向，李晶晶也没有再向王勉提起过此事，更没有提起过那8000美元垫付款。

王勉说，这8000美元对她来说算不上一个太大的数字，但是，这是她辛辛苦苦赚得的钱，更重要的是，她是帮了他们的大忙的。

因为李晶晶是她最好的朋友，她觉得李晶晶找她帮忙，那一定不能怠慢。所以，她给他们垫付了那笔钱，这在美国虽然是很不合时宜的做法，但她觉得，他们刚到美国，一切都挺不容易，出国前家里都不是很富裕，所以她没有让他们把钱马上还给她。

但是，事过几年，他们谁都不提这件事，这让她感到心理很不舒服。在她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顺利的去了美国，全是仰仗了她的帮助，他们应该知道自己是怎样去的美国。她不要求他们“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但至少她不想做无名英雄，更不愿意被人当大头耍。

已经这么多年了，他们不提还钱，连句客气的话也不说，这多少让她有些恼怒。

她开始找李晶晶。

刚开始李晶晶对这件事还口中称谢，并说要找她的表哥嫂。但后来，她便王顾左右，不提此事。再到后来，她竟然躲避着不见她了。以至于几次为此约会，李晶晶竟然玩起了骗术，开始蒙她。

区区8000美元，对于李晶晶来说，犹如九牛一毛。而且，以前李晶晶在钱的问题上，从来都是非常清楚的。每次她借钱给李晶晶的时候，只要她不明确说不用还，李晶晶总是按时归还的。

她不知道这次李晶晶为什么一反常态，跟她玩起了捉谜藏！

“太可恶了！”。王勉越想越生气，于是她调转车头，她决定开着车去找李晶晶。

那么大的一个北京城，找到李晶晶谈何容易！不是气到一定程度，王勉是不可能做这么愚蠢的事的。

她在李晶晶经常出入的几家酒店和商场找了一圈，没有找到李晶晶。

在她找得精疲力竭，快要绝望的时候，她突然看到李晶晶从赛特商场手提着一个大包正在朝停车场走来。

“天助我也！”王勉心中一阵狂喜。

整整两个小时找寻的愤怒，一下子变成了一种类似做成一件大事之后的愉快。

已是下午3点。

李晶晶在停车场看到了王勉，她并没有表现出一点吃惊。她笑着对王勉说：“怎么这样巧？”仿佛今天她根本没有跟王勉约会，更没有失约的歉意。

她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热情的跟王勉寒暄。

“一块吃晚饭吧！”。王勉尽量克制自己的愤怒。

“好啊。”李晶晶答应得非常痛快，好像两个要好的朋友很久没有见面，突然大街上重逢了。

她们来到赛特附近的一家中餐馆。按惯例，李晶晶先点了几个她自己喜欢吃的菜，由王勉最后确认。

“你干吗诓我？”一切就绪之后，王勉开口直逼李晶晶，情绪依然愤怒。

李晶晶笑笑，“你干吗那么生气？”

“你说我干吗这么生气？”王勉反问李晶晶。

“其实你这件事根本就不应该找我，因为钱不是我花的。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你应该去找你的债主。”李晶晶说话的语调平静且温和，脸上也始终像是在微笑。

王勉的愤怒再也抑制不住了：“你说的什么庇话？我是因为你才给他做的担保，垫付了这笔钱，要不是你来找我，我不可能跟他们打这样的交道，我跟他们根本就不认识。”。

“你找我没有用，因为我没有多余的钱，即使有我也不可能替别人还债，亲戚也一样，此事现在已经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当时我让你帮忙办出国手续，并没有让你借钱给他们，是你自己把钱借给他们，你还是自己去找他们吧，我也好久没有跟他们联系了。”李晶晶语调依然平和。

王勉被彻底的激怒了，她的心好像被人扎了一下，她没有想到，和她关系如此可靠、她一向视同家人一样亲近的李晶晶会这样。

2.“你不能拿我当大头”

其实那天我找她，那么疯狂的追她，是因为我觉得她不应该那样诓我。就是案发当天，我找到她，虽然目的是为了跟她要钱，但也只是想跟她把事情说清楚，商量一下怎样解决，并没有想让她当时就还我钱，我是想要她一个基本的态度：你不能拿我当大头，别以为我老实就欺负我。结果，没说几名话，我们俩就谈崩了，最后吵了起来。最后我拿了她的信用卡，然后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卡在我这儿，我花了5000美元，剩下的3000元我不要了，卡我随后寄给她。

王勉一气之下，站起身，她走到前台，她是去结这顿两人谁都没有吃上一口的晚餐账。

这几乎是她俩交往历史上的一种不成文的规矩或说习惯，只要是两人一起吃饭，付账的永远是王勉。

李晶晶习惯了，王勉也习惯了，两人谁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不管王勉有没有钱，生活状况是不是好，结账确认菜单永远是她的事。

结了账，王勉回到餐桌，李晶晶也不见了。看到李晶晶留在桌上的手包，王勉明白她是去了洗手间。虽然她们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嘴上的口红没有一点破坏，但是李晶晶还是去了洗手间。王勉知道李晶晶一向看重自己的形象，从来一丝不苟，她用的化妆品都是非常昂贵的。

王勉坐在那，她不明白自己是在等李晶晶，还是在等别的什么，李晶晶放在桌上的手包激起了她心中又一阵怒火。

她站起来，把手包打开，拿出里边的真皮钱夹，一打信用卡映入她的眼帘：你这么多钱，区区8000美元赖着不还，明明是欺负人嘛。她咬着牙自语：这钱你必须还！

王勉把所有信用卡搜寻一遍，最后抽出一张能够在北京消费的维萨卡（VISA，一种外币信用卡），她站起身，离开了这家餐馆。

王勉拿着李晶晶的信用卡，在几家商店，疯狂的消费。

她想把那8000美元全部花掉，即使是买了什么没有用的东西，她也要把它花掉，绝不给这样的人留下，让她占了便宜。

可是，她走遍了北京几家像样的，比较上档次的商场，最后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买了，一算却只花去了5000美元。

这个时候的王勉，已经稍微冷静了一些，她不再像下午那样愤怒和失去理智了。

她想，就这样吧，李晶晶也知道她是真的非常生气了，让她尝尝厉害就够了。她一直认为这次她和李晶晶的冲突，不仅仅是8000美元的事，究竟还想证明点什么，她自己说不很清楚，但肯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也可能是一种较劲。

但从心理，她并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严重，她想，她们是好朋友，多少年生活的友谊，可以说是情同手足，不是一件事就能把这种她认为已经渗入血液里的东西毁掉的。

虽然这件事让她很生气，但是她并不恨李晶晶，一点也恨不起来。

消了气，冷静下来以后，王勉拨通了李晶晶的手机。

“她接到我的电话，当时一声没吭。我想她当时一定也很生气，我以为过几天她会来找我，然后对我说，她不是真的不想还我钱，而是另有原因。那时候我会对她说，这事因她而起，我是看在她的份上为她的亲戚去办担保还垫付了钱，如果她不把这事推得一干二净，不是那样甩手不管，我可能不会那么生气，我甚至可以不要她还钱。然后我们尽释前嫌，一如既往。结果她没有来找我，却去公安局报了案。当警察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一下子完全懵了。眼前的一切我简直无法相信。”王勉的脸上依然充满惊恐。

“那一天我永远无法忘记，1997年4月16日。我从美国回家过年，回家后整整3个月。”

王勉说，警察出现在她家的时候，她的心里已经完全明白了：李晶晶到公安局报了案。

王勉清楚的记得，那天晚上，她刚从商场出来，把东西放在车的后备箱里，坐在车上给李晶晶打电话。

李晶晶接听她的电话，一声没吭，肯定是气得说不出话了。

王勉感觉很痛快，尤其是她对她说“你的信用卡在我这儿，我在上边消费了5000美元，剩下的3000美元我也不要了，卡我随后寄给你，你要是不高兴或者接受不了这种方式就来找我”的时候，她真觉得自己像一个侠士，心中充满了豪气。

王勉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与李晶晶最后一次通话。因为在那之后，很快她就被警察抓走并刑事拘留，原因是涉嫌盗窃。

到了公安局看守所，她才知道她与李晶晶之间发生的这件事已经在公安局正式立案，公安部门以“特大盗窃案”已经侦查了将近两个月，随着王勉被抓获归案，警方正式宣布案件告破。

案件在审理期间，她不能与任何人联系。连家人都不可以，更无法与李晶晶联系。从此她与李晶晶完全隔断，她无法再见到李晶晶，她连给自己做点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看守所，她经历了她人生中最最灰暗、也是最最绝望的一年。

应该说王勉对自己的结局是有所预料的。她本身是学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那一年她考取了律师证，也就是说她自己是有执业资格的律师。所以，从她走进看守所的第一天起，她对自己将要受到的惩罚心里是有数的。

与众多女性犯罪嫌疑人相比较，她显得过于冷静，冷静得让负责审理案件的警察都感到吃惊。这种冷静，更深一层的原由是：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李晶晶会真的置她于死地，她相信到最后她会帮助她，她会放弃控告。

这是王勉出事之后心理永远的、也是仅存的一种侥幸。

这份侥幸，给了她希望，同时也给了她得以度过看守所里的艰难日子的力量。

从常理上说，王勉的案子是有弹性的。也就是说，如果她的同学李晶晶放弃报案，或者为公安部门提供对王勉有利的证据，那么王勉是可以免于刑事处罚，至少不会受到那么重的惩罚。

但是，事到如今，无论李晶晶态度如何，她到公安局报案本身，已经决定了她们之间的这起纠纷，已经提升了一种高度，那就是必须要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了。

无法改变的事实是：王勉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对这一切王勉了如执掌。

她实在想不到的是，李晶晶会真的把她送进监狱。

她以为，即使是李晶晶不能主动撤消报案，但是她是可以为她提供一些证据，证明她是赌气，而不是占有财物为目的。那么即使是她必须承担刑事责任，也不会真的被送进监狱，法院会给她判处缓刑。

所谓缓刑，就是缓期执行刑罚。法院依法判处她有期徒刑，但是缓期一年或两年执行，她便不需要被送进监狱接受惩罚。如果她在缓刑期间没有再触犯法律，那么原判刑期便会被法院按程序撤消。

在看守所里的时日，王勉不能和家里人取得任何联系。除了审理案件的民警，她唯一能见到的人就是家里为她请的律师。

从律师那里，王勉知道了，在她被公安局带走后，她的爱人以及她的姐姐、她的父母都在努力去找李晶晶，但是李晶晶拒绝和她家任何一个人见面，就连以前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的王勉的爱人她都不见。

李晶晶知道这一家人找她是为了什么！但是她就是不见他们。

李晶晶对预审员说：她的信用卡丢了，她怀疑是王勉拿了，但是她并不确认。她希望通过警方来搞清楚这件事，所有的线索在她报案的时候，都没有保留的都提供给了刑警队了。

负责此案的预审员告诉王勉，李晶晶否认王勉曾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拿了信用卡的事。

这个细节，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非常重要。

如果李晶晶承认王勉打了这个电话，那么她至少是有自首的倾向，法院就会酌情轻判她的罪。

可是，预审员也找过李晶晶好多次，她就是不承认王勉给她打了那个电话。

而当时的情况只有王勉和李晶晶两个人通话，王勉说她打电话告诉了李晶晶，没有人会怀疑王勉这个行为。

客观上说，依她们关系的密切程度王勉打这样的电话是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的，但是，只有王勉自己这样说，法律上很难采信，而她唯一的证人是李晶晶。

了解情况的人只有她们两个，当事人又是她们两个，李晶晶不承认，谁都没有办法。

王勉的案子审理了将近一年，1997年12月19日，法院的判决下达了：她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

早晨起来点完名后，看守所管教叫王勉的名字，让她出来去接判决。在这之前，王勉知道这一天判决的都是重刑犯，所以当法官宣判的时候她略微感到有些

吃惊。

根据案件的情节：她是被公安局通过工作侦破案件之后抓获的，没有自首的表现；在信用卡上消费了8000美元，法律规定她应该被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法院依法判她9年；因为她是律师，属执法犯法罪加3年。数罪并罚，她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王勉从法官手里接过判决，心里有种凉透了的感觉。法官问她：你是否上诉？王勉平静地说：“作为办案法官你肯定不希望我上诉。你就放心吧，我不上诉。”说完她把判决书一卷揣到衣服兜里，回到监号里。

整整一天，王勉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流眼泪。号里的人看着她，她看上去平静的与往常没有两样。人们问她：“真的判了么？”她回答“当然是真的”。“到底多少年？”别人又问。“12年。”王勉回答。每一个问她话的人都期待王勉报怨几句，说法院判得重了、自己太过冤枉之类，但是王勉一句类似的话都没有说。

应该说，在看守所里等待的煎熬，让她终生难忘。王勉说，那一年的经历，事后说起来，写起来都很容易，很轻松。但是，她究竟是怎样一天一天的走过来的，自己都不敢去回头去想。

那是怎样的一种磨难，她无法表述清楚。

印象中，她只记得每天，十几个人，有时甚至二十几个人待在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屋子里。其中各色人等，在她以前的生活中，想都想不到，更说不上能遇到。

那真是一群平常人的平常生活所无法遇到的人，都是因为涉嫌犯罪被关到了一起。在这些人身上，她感受到了什么叫丑陋。她也亲身体验了，人在一种什么状态下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去与人争斗。

那真是因为一口水，一点睡觉的地方……，一点琐事互相之间大打出手啊！

她相信，那一年在那样一种条件下，她能够活下来，她这一生，无论遇到任何情况任何挫折，她都不会放在眼里了。她的生活中，已经不会再有无法容忍和无法接受的事了。

在她的判决下达以后，含她的律师在内的所有亲人朋友都曾经劝她上诉，但是，她坚决放弃，没有丝毫犹豫。

整整一年的时间，王勉经历了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直至绝望。

她想明白了很多事。

这样的判决结果虽然有点出乎她的意料，但是也在她的意料之中。

她知道自己非常愚蠢，为此付出代价，她不抱怨任何人。

在她最最绝望的时候，她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的。

只是，她没有想到这结果会真的是她所做的打算中最坏的一种。

她说，就这件事情的性质而言，她明白可能产生的最坏后果。但是她想，钱是她的，任何人任何部门都可以去调查，她的确曾经为李晶晶的表哥表嫂垫付了8000美元。

如果说她索要的方式是违法的，那她自己认了。因为依她的个性，这件事情如果她不这样做，不拿她的信用卡，不那样气冲冲的把钱花掉，那她心里一定非常难过，难过的程度不比现在差。

而从这件事情的起因和她们两个人的关系去看，她似乎不可能会真的落得那么惨！

“真的会进监狱么？”她曾经几百次、几千次的这样问自己，从始至终，她都坚定的认为监狱离她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她不可能会真的进去。然而事情最终的结局，打破了30多年形成的信念，她不得不重新去认识这个世界，重新去思考很多的问题。

王勉说，她拿了人家的信用卡，这是不争的事实，法律不考虑前因，只看后果，这一点她完全能够理解并接受。她不能接受的是，李晶晶和她原来是那么好的同学、朋友，而且李晶晶平时的性格是那样的随和，不拘小节，她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对她就不能网开一面？！

事发之后，王勉全家人手里拿着大把的钱满大街找她，最后是给她她都不要，为什么？！

在法院判决前，王勉的心里一直都报有一种侥幸，她总觉得李晶晶会后悔，会在最后一刻撤诉。

只要李晶晶撤诉，那么她就不会有任何事。

但是，李晶晶没有，而且完全置她于死地，连给她减罪的一点希望也都毅然的给她剥夺了。

这一切，王勉说她至今都没有想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

李晶晶为什么要置她于死地？

3.从姐妹情深到深仇大恨

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对我，好像我们有深仇大恨似的。可是，我们关系确实非常好，我们两个人的友情几乎可以做到财物不分家。一块上街的时候经常是一个人拿着另一个人的钱包去帮对方付账。她在新加坡生孩子的时候，我从美国飞到新加坡，我放掉自己公司所有的事务，伺候她整整三个月。平时她的衣服破了都是我帮她缝的。可能是我太过信任她了，是我自己太傻了。

王勉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当民主的家庭里，母亲是那种非常女人的女人，母亲的观念是女孩子就是女孩子，应该学会女孩子应该做的所有事。所以，从小的时候起，母亲就教导王勉学习做家务。

王勉说，那时候她的父母工作都忙，对她们姐妹从不娇惯。她7岁的时候开始洗自己的衣服，10岁洗全家人的衣服。她会做饭，会蒸馒头，那时候蒸馒头是自己发面，然后用碱，每次家里人都夸她馒头蒸得好。

一个家庭主妇需要会做的事情王勉全部会做。而李晶晶则不同，她几乎什么都不会做。

有一次她与朋友一起出去玩，不小心把裤子撕裂了，她跑到王勉家里，王勉给她找来针和线，结果李晶晶自己根本就不会缝。王勉帮她缝好了。她们两人的年龄一样大，可是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是王勉照顾李晶晶，连李晶晶的先生都说，在李晶晶面前，王勉就像一个大姐姐似的。

在美国的时候，她们约好一块出去玩。

那是一个冬天，天气很冷。在游乐场的时候，李晶晶把大衣丢了，几个小时以后才发现，马上回去找，已经没有了。

王勉胃不好，临行的头天晚上正好她胃病犯了，所以第二天，她穿的衣服挺多，怕的是着凉胃痛。李晶晶把大衣丢了，身上剩的衣服很少，于是，王勉就把自己的大衣脱给了李晶晶。

王勉的先生说：“你自己病着还把大衣给她！”

王勉说，李晶晶当时穿那么少的衣服，没有大衣肯定会冻坏。

结果，当天晚上王勉的胃病又犯了，疼了两天，医生说是因为着凉。

这件事李晶晶根本都不知道，她甚至想都没想王勉为什么会穿那么多衣服，把衣服给了她会不会着凉。

王勉说，类似的生活小事很多，她们都习以为常，彼此谁都没有太过在意。她们一起上街买东西，当一个人买了一件东西，还要看另外一件的时候，常常是把钱包扔给另外一个人，一个人拿着钱包去为另一个人付账的事常有。

李晶晶在新加坡生孩子，正是在夏天。

李晶晶打电话告诉王勉，说她在新加坡生活非常不习惯，跟婆婆也不熟。

于是，王勉把公司的一切事务交给别人，坐上飞机就去了新加坡。

在新加坡，李晶晶的家人怕她着凉，不开空调。5、6、7三个月，新加坡最热的时候，王勉和李晶晶住在一个屋子里侍候月子。

在生活上，王勉真的觉得她和李晶晶就像亲姐妹似的，没有什么距离。

直到今天，五年过去了，王勉都还弄不明白李晶晶，她那么好的一个朋友，怎么能够说翻脸就翻脸，好像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似的。对于一个不认识的人，也不过如此。

究竟因为什么？她无法想明白。

王勉说，事情过去五年了，李晶晶就好像是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样。她记得在她刚入狱不久，有一次她的先生到监狱探望她，曾对她说，不久前碰到李晶晶了，他告诉李晶晶：王勉已经到某某监狱了，过几天他到监狱去探监，他问李晶晶有什么事没有。李晶晶对他说：“你问问王勉现在有什么感觉。”那样子根本不是关心，而是有点幸灾乐祸。

那是出事以后，王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到李晶晶的直接消息。

4.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送进监狱。因为平时，我是一个相当讲原则的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生意，我几乎都恪守相关的法律和道德，而这件在我看来不过如此的一桩小事，却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她让我从天堂跌进地狱，让我尝尽了人间的苦难。几乎是在一刹那，我从一个幸运儿变成了一个倒霉蛋。充满戏剧性的生活，真的让人长学问。

其实，王勉是可以不把自己弄到如此被动的地步的。

她本身是学法律出身，虽然案发时她没有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工作，但是，她大学毕业的时候曾经被分配到北京市某法院，那时候她如果不辞职下海，那么今天她肯定也是一个不错的法官。

在法院工作了整整一年，她当书记员。如果说她在学校所学的东西是纸上谈兵的话，那么这一年的法律实践，足以让她了解了法官办案的方式和基本的司法程序。

而她的很多同学、朋友，曾经的同事都在司法部门工作，找一些人帮忙解脱困境，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何况依她当时的经济状况，她应该有足够的实力打赢这个官司。

但是，王勉没有这样做。

她没有因为这件事去惊动任何朋友。

她对律师和家里人说，这件事起因是因李晶晶而起，但是，是她自己做的，所以最后解决问题也应该是她们两个人，她相信她们自己能解决。

所以，王勉叮嘱她的律师，除了李晶晶，谁都不要去找。

她对律师说，李晶晶是她最好最近的朋友，现在她可能是生气，等过一段时间气消了，她自己就会去注销报案的。

她要求律师去努力，拖延案件的审理时间。

那时候她想，只要过一段时间，等李晶晶把气消了，事情自然会出现转机。

待在看守所里狭窄的号里，王勉有足够的时间回想过去。

她回忆过去，回忆她与李晶晶的友谊，回忆她曾经为李晶晶做过的事。

桩桩件件，仿佛昨天。那种类似手足亲情的友谊，她最终确信，这友谊能够把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她给自己找到肯定的依据。然而，事情的结果却让她没法面对。

王勉说，这件事，使她的生活面目全非，完全改变了她原来的生活轨迹。

事是自己做的，法律这样制裁，她无话可说，唯一能做的只有接受。

但是，在情理上，她永远都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