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曾国藩

“成就帝王之业，修自己之德”来曾国藩是非常的准确！曾国藩似乎更像是一具爬行在封建文化悬梯上的劳累不堪的骷髅。从曾国藩出世到晚年遭遇滑铁卢曾国藩这一生都充满了传奇。在曾国藩出生的前天晚上因曾祖父做了一个怪梦而使曾国藩以降临人世就传说着他的奇闻，到晚年去逝还背上一个“卖国贼”这个臭名。曾国藩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这天，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里，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非常重大的人物——曾国藩。

历史上对于曾国藩的评价特别多，有些为他称功颂德，称曾国藩是“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也有些对嗤之以鼻，称是“卖国贼”“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褒贬不一。

曾国藩降世的神话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地主家庭，又属于中国理想中的耕读家庭，既要亲自参加田间劳动，又有条件读书学习。曾国藩以自己的家庭自豪，其性格中的诸多因素也与家庭有关。爷爷识字不多，却很能料理家务，曾家在爷爷手里很是兴旺，父亲曾麟书因为家庭经济情况好一些，可以专心读书，却也只中个秀才，做了私塾教师。一直到曾国藩这一代，曾家才开始成为一代显赫门庭。

父亲曾为其家风拟就一付对联，令曾国藩抄贴堂中道：“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以勤俭持家继承祖业；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颇以田园生活自足。曾国藩曾写诗描写道：“高嵋山下是农家，岁岁年年斗物华，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享受祖荫，小时候生活在颇为秀丽的山庄中，童年可谓非常的幸福。

曾国藩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直到其祖父曾玉屏的时候，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不过，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同样也不例外。

传说在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曾祖父曾希公做了一个这样的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子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说：“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曾希公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这个说法就在当地传开了，这个说法随着曾国藩名气的增大，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凑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的时候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在一天一天地高升，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据说，在曾国藩的祖屋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高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可是曾国藩死后，该藤也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掉了，人们对此觉得非常奇怪。

正是这样的巧合，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因此便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上面所讲述的或是传说或属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但不可以完全相信。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的确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的时候竟真有点像是上苍保佑天神给予帮助。

曾国藩不相信书，相信运气

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不过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总是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进入翰林院，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也就是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过了两年，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便开始了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得到权臣垂青，十年七迁，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至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由此可见，曾国藩对自己升迁会如此之快，也是始料不及的，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所以被超常提拔，一方面得益于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非常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促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如此顺利，自然对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便更急于能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曾国藩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非常的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所效力的朝廷还是非常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于自己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曾国藩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就没有得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而此时，自己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能使自己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曾国藩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命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曾国藩如释重负，迅速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便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朝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紧急命令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之时，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的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曾国藩的各式各样的骂名、美誉

可以这样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开始，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才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曾国藩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之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少数人员能够生还。后据曾国藩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但曾国藩自己直接杀人，连其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不隔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是为什么，就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曾国藩办起了团练，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军力--湘军。曾国藩的政治前途与身家性命就与湘军荣损与共。与太平军作战，初战即败，再战又败，狼狈不堪，曾国藩两次跳江向朝廷表示忠心。每遇损兵折将甚至牺牲了亲人，自己总是咬牙立志：“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声声见泣见恨。那怕在战绩辉煌之时，粮草，军饷，辎重，奖赏，仍事事时时牵制着曾国藩，朝廷的狐疑和责难，满蒙皇亲的排汉势力，使自己身边的线人密布，暗哨林立。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之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非但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并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荆”但是另一方面，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剩曾国藩有很复杂的多层性格。曾国藩驭人有术，善听谏言忠告，身边谋士密友如云，治军练兵，力奉封建礼教思想，以“忠义血性”为纲，训练出一支能吃苦不怕死的湘军；驾驭权术，曾国藩可谓文武之道机关算尽，一方面尊崇廉洁自律，一方面又厚晌养兵，纵容部下打家劫舍，以珍品重金行贿朝廷要员。曾国藩奸诈多疑，杀人如麻，有“曾剃头”之绰号。曾国藩时而君子，时而屠夫，各种角色的频繁转换，令曾国藩挣扎在官民之间，文武之间，生死之间，君子与小人之间，佛道与鬼魅之间。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一生谨言慎行，奉崇一个字——忍。曾国藩外藏内敛的百忍之道，至今仍为后人叹服。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曾国藩的心得。但曾国藩的忍并不是一味的强忍，而是善忍，会忍，对皇上,太后，以及满蒙亲贵的猜疑排挤，曾国藩一忍到底；但对误国误军，加害于曾国藩的人，则拍案而起参人一本，或拔尖而起势不两立。曾国藩这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但没有扶摇直上九霄，也没有一失足掉进深渊。

“中兴第一名臣”。对于清朝而言，曾国藩能够带着他培养起来的湘军将可以使清王朝灭亡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将覆亡的命运，并将清王朝带向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自然是“功莫大焉”，也无愧于“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而他则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而且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了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由此其人确有非凡之处。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的“赫赫战功”

曾国藩虽然仕途顺利，但假如不是动荡的时代给了他特殊的契机，也只能是一个平凡的官僚，而不能成为受后人瞩目又倍受争议的曾国藩。

咸丰元年（1851年）之时，洪秀全在广西领导农民起义，在桂平县冲破清军的重围后，便势如滚滚洪流涌遍半个中国，满清的八旗、绿营军在起义军面前一触即溃，太平天国大有一举席卷全国之势。刚刚即位的咸丰帝急忙下诏让群臣评议朝政得失，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天下有三大患及解决办法，即人才、财用、兵力三大问题。并认为解决人才问题是关键所在。并说：“自古治世不外招贤能，安百姓，正风气三事。”如能使贤者都能掌权，人民就能丰衣足食，人民丰衣足食了，社会也就安定了。咸丰帝批道：“剀切明辨，切中事情。”后来又在咸丰二年在《议汰兵疏》中提出“兵伍不精”、“长官空名坐粮”坐吃空额等弊。主张“兵在精，不在多”，建议裁军。曾国藩的奏议倒是不错，可是当时咸丰帝已现有的兵力已经难以应付太平军的进攻，根本无法实行裁军的举措。但还是勉励曾国藩“奏疏切中时弊，等广西乱事平定再办。”太平天国起义后，发展迅速，清军虽拦截穷堵，但无济于事。曾国藩又大胆上奏《敬陈圣德，预防流弊疏》，批评朝廷镇压太平天国用人欠当，下面虚饰不实，上面骄矜独任，这是一个大胆直谏，事后也深怕犯颜获罪。但咸丰帝未谴责，仅说“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意尚可龋”曾国藩当然是感恩了。出于保护封建专制的忠心，就又上了一个《备陈民间疾苦疏》，提出民间疾苦：一、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并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怨甚大。”这都是些实情，但朝廷态度漠然。曾国藩不由得深为失望。这时正好派曾国藩往江西主考乡试，随即悄然南下。中途却传来母亲去世的噩耗，便星夜奔回家乡，为母亲守孝。

太平天国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农民运动。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攻克了南方军事重镇江宁也就是南京，改名“天京”，立为“国都。”清政府感到无力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只好效仿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地主阶级建立自己的武装，就是“团练。”这些武装都是由各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指挥权统属创建者。咸丰帝的这一无奈之举却改变了清朝晚期的权力结构，这可能是曾国藩所始料不及的。

正在家乡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旨意，命令自己和湖南巡抚张亮基共同组建团练。曾国藩开始时看到太平天国势力越来越大，担心自己难成大业。便以守孝为名坚辞不出，上疏请求让自己守满孝期。后来在同乡郭嵩焘的劝告之下，才下定决心出山组织地主武装，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元凶”生涯。

曾国藩采取了明朝名将戚继光练兵的办法，招募朴实壮健的农民为士兵，而将官则选用同乡、同学、师生、亲友中的读书人，这些人都是儒家弟子，满脑子都是忠君卫道的思想。先是湘乡儒生罗泽南。受知县委托，招募乡人千名，加以训练，以防卫县城，号称“湘勇。”曾国藩与罗泽南同为儒教信徒，素相钦慕。于是就以湘勇为基干，曾国藩又亲自招募扩展，统一加以编练，由曾国藩统一指挥，组建了一只几千人的地主武装，号称“湘勇。”而后来湘军的称号是在曾国藩东征以后才开始正式使用的。

曾国藩组练的湘军有以下一些特点：－、士兵：不收游卒滑弁，不要城市壮丁，只择“乡民壮健朴实者”，为的就是容易训练制驭。二、军官：从同乡、同学、师生、亲友中聘任。都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以“忠君”、“卫道”相标榜。营官条件是：1.才堪治民，2.耐受辛苦，不怕牺牲，3.不急于名利，4.智勇深沉，文经武纬。三、招募方法：先聘营官，由营官自己招募士兵。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以封建宗法关系为维系湘军的纽带，建立起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中国近代军阀即由曾国藩创始。四、编制：360人为营后增为500人，营分四哨，哨分八队，每队正勇为10－12名，数营设一统领。水师，每营388人，分船长、炮手、篙手、舵手、桨手等。各有制规。五、教育：曾国藩为训练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的劲旅，非常的重视教育，提出“教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削切，而后可以言战。”平时灌注忠君卫道之说，战时强调齐心相顾，行止严格军纪。六、军饷：湘军粮饷来源，初由捐募，后仰给予税收，尤依仗于厘金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饷，于咸丰三年1853年创行的额外商业税，原定税率值一百里抽出一份。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出省时奏准发给空白执照四千张捐虚衔执照，捐监生执照各一半。一来用于募捐筹饷，二来可用于拢络地方士绅。湘军的粮饷一般比绿营要高。曾国藩编练出一支号称“诸将一心，士兵一气”的湘军，在晚清时期可谓异军突起。就是这支湘军最后成为太平天国的凶恶敌人，晚清封建专制统治的支柱。

曾国藩觉得军队已经练好了，可以和太平军决一胜负了。就把湘军开出湖南，准备同太平军作战。湘军出省作战时，兵力一万人，水陆各五千，加上其他人等共一万七千余人。又力荐满族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湘军将领，隶胡林翼部。旨在争取满洲贵族的信任。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湘军出战。先发布檄文《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湘军在宣传关于反对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和保卫孔孟儒教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湘军出师后与太平军在岳州首战，一触即溃。曾国藩亲自在靖港督水师与太平军对阵，也遭惨败，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寻死，被随从捞起。接着又用了近三个月时间重整旗鼓，修造战船，重新出动，攻陷岳州，初步扭转了战局。十月经激战攻取了武汉。朝廷加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随后率部东下，破田家镇。咸丰五年1855年一月，进逼九江。些时曾国藩气焰嚣张起来，声称“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面对这一现状，太平天国派翼王石达开为统帅，率大军西援。在江西湖口，诱敌深入鄱阳湖，而后截堵湖口，焚击江上湘军大型战船，湘军水师丧失惨重，被烧毁船只百余艘，连曾国藩的座船也被夺走，又仅以身免。恼羞之下，又一次投水寻死，被官佐拉起。紧接着武汉也被太平军收复。曾国藩只好退守南昌，处于太平军包围之中，“呼救无人”，“魂梦屡惊。”

太平天国到咸丰六年上半年，除北伐战争失利外，西征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在长江中下游控制了从武昌、九江、安庆到镇江等沿江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江苏部分地区，这一广大领域，都掌握在太平军手中。在天京外围，打垮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从而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就在这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爆发了内讧，为争权夺利而致自相残杀，杨秀清被杀害，韦昌辉、秦日纲被处决，二万多骨干精锐倒在血泊之中。史称天京事变。自此太平天国元气大伤。石达开被拥主持政务，又遭洪氏集团疑忌。石达开愤而出走，带走精兵十余万人，又进一步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这就为曾国藩提供了绝好的反攻良机。

咸丰六年的年底，曾国藩指挥湘军乘太平天国内讧削弱之机，组织反攻，再次攻取了武汉，并得以固守，巩固了后方。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占领九江。十一月，派遣李续宾攻安徽庐州今合肥，于庐州咽喉三河镇，被太平天国后起之秀陈玉成所歼灭。咸丰十年1860午八月，授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同年十二月受困于祁门。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督其弟曾国荃率本部湘军与太平军后期主力陈玉成部决战于战略要地安庆，经过激烈争夺，最终攻陷了安庆，从而使天京失去屏障。十一月，奉命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陈玉成被敌人诱捕牺牲。

湘军攻占安庆之后，曾国藩即移营坐镇安庆指挥。并派兵三路向太平天国发起进攻：曾国荃率主力进围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李鸿章率淮军保上海进攻苏南。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曾国荃驻雨花台，率湘军三万余人，正值疫疾流行，病者非常的多，抵抗了太平军李秀成、李世贤部二十万人的围攻。又实行曾国藩指示的“缩营自保”的战术，深沟高垒，坚守顽抗达四十六天。太平军终未能攻破湘军营垒，后因军粮不继而撤军。当然，这时的太平军队伍庞杂，士气不振，战斗力已大非昔日可比。同治元年1862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在英法侵略军协助下，攻下杭州、控制了浙江。同治二年1863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在戈登的“常胜军”支援下，连克无锡、苏州、常州，控制了上海和苏南。同治三年六月三日，洪秀全在湘军围困中绝望而死。七月十九日湘军攻破天京。湘军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秦淮河尸首如麻”，“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李秀成被俘获，在写完几万言的供词后，即被曾国藩所杀。不久幼天王和洪仁玕也在江西被捕杀，从而使曾国藩挽救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反动事业得以告成。

湘军与太平军作战长达十二年之久，由初期败绩转为相持，由相持转败为胜。在战略上，曾国藩采取了先取武汉三镇，以扼上游，解决后顾之忧，而后步入江西，取九江，攻安庆，围天京，以取决胜。并坚决固守这一战略，即在危急之时，也至死不舍。石达开攻江西，陈玉成攻安徽，李秀成攻江浙，绝不能牵动他的主力改变方向。甚至在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谕令湘军北援京师，他仍拒绝北上，坚持对外国侵略者采劝抚”即妥协的办法。他坚持这一战略部署的理由是“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战争正如曾国藩所部署的进程一样发展的非常的快。

当然曾国藩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曾经历过几次危机，险些丧命。如咸丰四年1854年靖港失师。咸丰五年1855年湖口惨败。他气急败坏，先后二次投水自杀。咸丰八年1858年派主将李续宾攻庐州，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溃，全军覆没，李续宾自杀，他弟曾国华及官兵六千余人全被歼灭。曾国藩痛惜道：“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胡林翼也哀叹：“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全军皆寒，不可复战。”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李秀成奉命率部攻武汉，途经皖南，破羊栈岭。距曾国藩大营所在地祁门仅六十里。形势非常的危急，僚属纷纷建议移营，说祁门非殉节处。曾国藩恐怕动摇了军心，不敢移营。但已经手写遗书，帐悬佩刀，准备一死了之。恰巧有鲍超、张运兰闻讯，急率军来援。李秀成不敢决战，经浙江退入江西。又使曾国藩避免了一次厄运的发生。

曾国藩虽然忠心耿耿于清王朝，但朝廷和满洲贵族却对曾国藩戒心重重，非常的警惕曾国藩的实力。当咸丰四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武汉时，咸丰帝大为高兴，对群臣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个书生，还能建此巨功大勋。”汉军机祁隽藻献谗道：“曾国藩一个在乡侍郎，只是一个独夫，一个独夫在乡里居然一呼而从者万人，恐不是国家的福份。”咸丰被他提醒，脸色突变。从此之后就不敢给曾国藩以实权。因而曾国藩率湘军，长期以来只用兵部侍郎的虚衔，根本就没有地方行政实权，以致州县官可以不听他，各省督抚也经常的调戏曾国藩。咸丰七年1857年，其父亲去世，立即趁机带了国华、国荃奔丧回籍，大有急流勇退之意。次年，太平军攻浙江，东南告急，这是清政府经济命脉所在。咸丰令曾国藩复出督军。到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朝廷不得已始命曾国藩为署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从此曾国藩才掌有地方行政实权。咸丰十二年1862年七月，咸丰帝死，同治帝继位。户部尚书肃顺曾提出：“满族没有一个人中用，国家大事非重用汉人不可。”那拉氏通过政变“垂帘听政”后，也清楚地看到这点，不得以而在满汉地主官僚中实行权力再分配，调整了与曾国藩集团的关系，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大权。

湘军攻下天京以后，“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被湘军卷洗一空。曾国荃抢得财宝非常的多。但曾国藩却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曾国藩在李秀成口供以毕，立即斩首，是杀人灭口。左宗棠、沈葆桢也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朝廷本想查究，但曾国藩进南京后，害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大事：一、盖贡院，当年举行乡试，提拔江南士人。二、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发给全饷。三、裁撤湘军四万人。以尽量缓和各方矛盾。朝廷也只好不在追究，因而渡过了一场危机。而后曾国荃在家乡大建私宅，置肥田一百顷，不纳租税，名声非常的恶劣。

曾国藩也深知宦途隐患，便赶快的让出了一些权利。朝廷也立即给予嘉奖，著加恩赏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双眼花翎，以鼓励这个素谙理学，手握重兵而又耿耿忠君的实力派人物。曾国藩本着封建忠君卫道的思想，舍身卖命地为挽救清王朝而战，充当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在千万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自己的功勋，成为晚清所谓的“中兴”名臣。

太平天国虽然被镇压，但是北方捻军势力却也飞速发展起来。捻军原是捻党转化而来的北方重要农民起义军。“捻”原是淮北方言，一捻即为一伙或一帮的意思。成员主要是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以及游民。发源于康熙年间淮北一带，初为结捻贩运私盐，后发展为与官僚地主的压迫剥削进行反抗斗争，并且劫富济贫，人称捻子或捻党。小捻数十人，大捻数百人不等。在太平天国影响下，遂联合起来进行反清斗争。陈玉成于安庆失陷之后，便派出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军三万，北上与捻军联合以图后援，从而使捻军在组织、思想、战略战术上都得到有所提高。并且“易步为骑”，声东击西，取得步步胜利。清军“剿捻”统帅僧格林沁也被捻军处死。

朝廷本来想由满蒙贵族将领收拾捻军，以此恢复满蒙在军事上的威望。至此，满蒙将领实已无人可用。朝廷只好又请曾国藩出马。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曾国藩率军出征，一反僧格林沁“穷追猛堵”的战术，采劝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专事近剿，不事尾追”，“以静制动”的战术。在临谁、济宁、周家口、徐州等重点地方驻重兵，令地主乡绅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又东以运河，西及沙河、贾鲁河，南以淮河为防线，北自朱仙镇至开封和黄河南岸挖濠设防，以围困捻军。捻军使用运动战术，东突西击，于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冲出防线而去。曾国藩的“剿捻”计划没有得成。被迫承认“打捻无功。”清政府改换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负责“剿捻。”曾国藩只好回到两江上任总督。

中国洋务运动的开辟者——曾国藩

曾国藩还做了一些洋务事业：早在咸丰六年1856年，自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需求之后，立即向咸丰密折奏请：“制造轮船，为救时要策，请将江海关税酌留二成，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一成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自己先购买船炮武装湘军水师。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节制苏浙皖赣四省，掌握着地方军政实权，摆脱了曾经处处受掣的局面，因此为兴办洋务事业提供了主动权。曾国藩的幕僚策士也大力鼓动以西学为用。如冯桂芬曾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中国的封建伦理为根本，以西方科学技术为辅助的建议。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于是便上奏提出“购买外洋船炮，购成之后，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大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镇压太平天国，可以勤远略防卫外敌。”接着便派李鸿章资取洋人长技，筹办洋务军工，并令以洋枪洋炮武装淮军。曾国藩便着手于安庆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试制枪炮炸弹，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还制造了一艘小轮船，起名“黄鹄”，但行驶迟钝。因无机器设备，这些全系手工制作，质量相当的差。但它是中国最早制造枪炮的军工厂。还罗致了一批科技人才，为引进西方科技和近代工业建设开了一个头。留美学者容闳建议“应先建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它各种机器厂。”曾国藩欣然同意，即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建设，创造了条件。此外，还提出“煤矿系自然之地利，借洋人之机器，俾华人仿效，而永收其利，未始不可行。”这是举办民用企业的最早设想。便又与李鸿章联衔合奏请派学生出洋留学，以容闳为副委员，每年选派二十名，学生如唐绍仪、严复等都是一时之俊，国内则创立学馆来培养人才。

这样，曾国藩便由正统的封建理论家，演变而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了。曾国藩算是中国洋务运动的一位开辟者。

曾国藩教子有方

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曾国藩教子成才还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应该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无须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高度概括地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在曾国藩很多的家书中反复强调了谦逊、戒骄、宽容，就是“敬吮，还曾说：过去觉得自己的本领非常的大，别人总是不成。现在知道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要发现别人的优点。便告诫自己的弟弟，“自古以来失败者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骄傲，一个是多话。”反复的提醒后辈们便说：“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呵婢，习惯成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便是不自觉。”一方面对自己要严格地戒除骄傲心理；另一方面对别人要宽容忍让。曾国藩主张“与人为善”，写给其长子的信中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就是对那些错误的人也要以“宽容”待之。

曾国藩教育儿子说：“勤俭自恃，学会劳累吃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不管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曾国藩给自己子弟的信中写道：“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从今之后望弟于‘俭字’下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无持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有一俭字的意思。总而言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

曾国藩的“文学思想”

在近代文学史上。曾国藩与其政治地位非常的相似，是一位声名煊赫的人物。他是清代“宋诗”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又是清代重要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中兴的盟主，这后一方面的影响大为深远。后人指出：曾国藩“自称私淑桐城，而欲少娇其儒缓之失，异军突出而自己为一派，命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

以下是便曾国藩的“文学思想”中的功利性的卫道论和不可掩盖的艺术性。一、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时代，国内政治黑暗，军备废弛；大地主大官僚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剥削广大的劳苦人民，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国际形势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一步一步加紧，从东南沿海各省打破了缺口，建立了一些商埠以后，又从东北、西北、西南边疆渗透进来。日本侵犯台湾，英国制造马嘉里案，俄国占领伊犁，法国吞并越南，将魔爪伸到我国的领土上来。随着各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紧和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沉重打击了清王朝。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年代中，提倡理学、桐城派古文，以便使儒学更能适应维护封建秩序，凝聚民心，并为其注入了活力，使传统文化中的正统文化有持续的趋势，但在曾国藩非常的想用之来维护的封建统治的梦想却没有得以实现，最终在曾国藩一百周年的时候，曾尽忠的病入膏肓的王朝消失了。

二、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它将封建道德“理”视为世界的很高的本原，为了维护封建生产关系和巩固中央集权，封建登极制度创造了理论基础，自宋代以后它一直成为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清代则更为最高统治者所尊奉，并成为广大封建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尤其是当时清王朝遭到双重夹击，一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一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儒学受到极大的冲击，官僚士大夫阶层感到要挽救严重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便要提倡明道。明道就是用伦理道德来激励士大夫的气节，维护封建秩序，压制农民起义，同时，用伦理道德来整顿吏治，刷新吏治，革除封建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理学讲内圣外王，内圣是指个人道德修养，外王就是用最好的道德来管理政事。政治腐败、士林无耻的颓风需要以提倡理学来更正。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曾国藩不知觉得就受到理学的影响。考入翰林院以后，除应付朝廷的各种考试外，更是致力于理学，并追随理学大师唐鉴学习程朱理学，曾国藩从之“讲求为学之方”的诱掖下，曾国藩“遂以朱子之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理学信仰，开始了初步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曾国藩生平以理学信徒自居，宣称“一宗宋儒”。便将作为学问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中“义理”放在重要地位，在曾国藩看来，“义理”是体，是根本，所以义理的熏蒸和陶冶，强化了曾国藩的理学信仰，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了一个服膺理学的忠实信徒。

曾国藩是以“理学”为宗，然而并不如唐鉴那样，只知道脱离现实闭门思过，能从刚刚兴起的经世致用之学中汲取营养，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与研究。并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而且进一步的说明“道统”与“文统”的一致性。曾国藩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乃得之于桐城派的衣钵真传，但是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在对道的强调和对道统的维护上，曾国藩与桐城派的前辈相比实有过之，主要体现在强调“卫道”与“立言”的结合，以“文学”作为捍卫封建礼治的有利武器。

曾国藩从维护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和强化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观察文学的本质以及社会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就思想渊源来论，曾国藩出师与唐鉴，倭仁一类理学家门下，就时代而论，当时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尤其是程，朱理学正遭逢前所未有的危机，不仅地主阶级内部的异端思想层出不穷，最可怕的是千百万手持刀枪的革命农民对封建统治以及整个思想体系在武器的批判了。因此曾国藩理学成为维护地主阶级思想体系的工具，其矛头主要针对起义农民，力图用思想上的反抗来配合其反起义的屠杀，最终达到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以“义理”为基准突出的强调文学为阶级统治服务，这就是曾国藩曾经提出的“明体达用”的文学观。

曾国藩攻读理学，而对桐城派古文依然感兴趣，作为清代文坛正宗的桐城派，是在政治思想上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散文流派。它“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于欧韩之间”，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以清真雅正之文载孔孟，程朱之道，是文学成为倡导封建理学，点缀“休明盛世”的工具，桐城派载道的功利要求，是曾国藩论文的出发点，曾国藩自称“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表明曾国藩是以桐城派人自许的，曾国藩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乃得之于桐城派，曾国藩的姻亲郭崇焘为曾国藩写墓志铭中说：曾氏“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读经史，以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它，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纯，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人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常言道：“载道者身，而致远者文。天地万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唯文能达而传之焉。”这段文字主要讲了曾国藩是“以宣扬，倡导程朱理学为功利的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曾国藩以身处乱世的疆吏重臣，曾国藩生活的时代面临着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大搏斗。在农民革命的暴风雨中，封建统治阶级遭到较为沉重的打击，程朱理学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纠其同党，以物质和精神各种手段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非常的重视文章的政治功用，大肆发扬儒家“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思想，这表明了作为理学家与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曾国藩对文学功利的高度重视。

古代文人都是以读书和学符合统治阶级口味的东西来得到荣华富贵，利禄功名。因为曾国藩祖上没有什么功名，祖父、父亲希望后代有个做官的，以荣宗耀祖。可到父亲这一辈才出了一个秀才，所以曾国藩家族在乡里面前自感低人一等，因此祖父对曾国藩家教甚严，在很小的时候就将什么“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等思想在曾国藩的脑中打下深深的烙樱后来参加朝试，在题为《顺性命之理论》的这篇文章中曾国藩对“理”“命”“性”等概念作了唯心主义的阐释，去迎合道光帝的胃口，表现出曾国藩对程朱理学的真诚信仰，因此曾国藩被道光帝亲自从一等第三名拔擢为第二名。因而这件事更能体现出曾国藩文学思想的功利性。曾国藩的这一观点在《致刘孟容书》中作了纲领性的阐述：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中文字者也。能文而不知道者未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中文乎？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人之行，以究求用心所在。“苟如道有所见，不物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只求以文字传后世。”其功利性的思想在上面的这段话中可见一斑。

三、不可掩盖的艺术性：在曾国藩的文学思想中也包含着对文学艺术规律的一些认识，是曾国藩的文学理论中非常有价值的部分。首先，曾国藩论“文”讲“气”“体”，能够大处着眼，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文学的艺术特征。曾国藩在文章中曾写到：“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所裁，原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弊端之一笔者，譬如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点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偏匀，方可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