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曾国藩.2

曾国藩在这段话中，提出了文章的“体、气”之说，但重点讲的是自怎样才能有“体”，并认为不管是长篇巨制，还是短章小品，艺术上必须是完美的有机体，好比画一个人，大而四肢全体，小而衣褶面纹，全面贯注着勃勃生气。这般艺术效果的获得，最主要的是要有明确的主题思想统帅全篇，如水有干流，山有主峰，画龙点睛，使各个部分的精神意趣皆有所归，这样的文章才算有“体”，才算“成章。”至于“气”，曾国藩论述中大体上具有互相联系的两个意思：一是指气势，二是指气质。曾国藩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字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字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龋”又了分段既要明晰，过渡又要巧妙，全篇需有严谨的逻辑性，这就是启发人去掌握文章写作的规律，而不是教人以个别开合照应的技巧。总之，曾国藩这样讲文气，既不质实，也不玄虚，立论很高而又有门径可循，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都超过了前人。

其次，曾国藩在自己的文学思想里又讲到了“情、”关系，“情、”关系。在“情、理”关系上，曾国藩重视自然天成之文，并说：“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是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曾国藩不讲文法，而论“情、理”，其直接根源高屋建领，掌握了文章发展的根本，用来分析文章发展的历史，自然就顺理成章了，从而也就解决了长时间以来文章的抒情和明理之争。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曾国藩将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情生文”指使文章产生与作者的感情，便认为“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被迫以倾吐之快”这便古人所说的“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动而词发”的意思。二是“文生情”，指文章可以激发读者的感情，具有以情感人的效果，即“见文者披文以入情”的意思。在这里，曾国藩把创作和欣赏结合在了一起，对“情”，“文”二者关系说得非常的透彻，表现出很高的艺术眼光。

四、作为封建末代王朝忠实的维护者，曾国藩的文学思想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沉积，又是鸦片战争后期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产物，在这上面有着近代文明折射的投影。曾国藩文学思想的核心是封建礼治，围绕这一点，曾国藩不遗余力地吸取历史上各家的学说。博采众长，并突破传统的束缚，构筑起自己庞杂的思想体系，表现出超凡脱俗的识见，才具有魄力，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封建地主阶级文化的集大成者。

曾国藩晚年遭遇滑铁卢

1870年，曾国藩的病情非常的严重，就在这时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发生了。当时,在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天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像一座即将引爆的火药库，一桩必然发生的偶然事件，导致了天津百姓对洋人洋教的愤怒，焚烧了洋人的教堂。朝野震惊，已是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明明知道处理这桩涉外事件里外都不是人，可是被迫奉旨行事。从保定到天津，咫尺之遥，花甲之年的曾国藩却走了自己一生中最难忘，差不多也是最后一段路程了。天津是曾国藩人生的滑铁卢，走到这段路的最后将是广大人民群众把一顶帽子扣在自己的头顶：“卖国贼。”海内声讨一片，曾国藩为京师湖南长郡会馆提写的“匾额”被愤怒的学子们砸烂。一代名臣落得如此的地步，可见宦海沉浮，仕途无常呀！1872年,曾国藩因病而逝世在南京的寓中，终年62岁。

该怎样评价曾国藩的一生呢？我想用这句“成帝王之业，修自己之德”来曾国藩是非常的准确吧！曾国藩似乎更像是一具爬行在封建文化悬梯上的劳累不堪的骷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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