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张居正

张居正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张居正的这句话，很充分地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所以他能把新政以迅雷的势力推向了全国各地，在张居正执政的10年时间里，也是明朝历史政治最为清明、国力也最为强盛的10年时间。

张居正(1525～1582)，他是湖广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人。字叔大，号太岳。张居正从小就很聪慧，自幼就有神童之称号。而且他还刻苦好学，在他12岁的那年考中了秀才，13岁的时候到武昌参加乡试，试卷令主考官赞赏不已。湖广巡抚顾磷深知爱才道，认定居正是高才，尚须磨练，少年中举，容易得意忘形，因而有意使他落选，这一挫折激励他更加勤奋。16岁中举后，他专程到安陆拜谢顾磷，顾对他说：“上次乡试，因我多嘴，耽误你3年，实在抱歉。但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目光，要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是一个年少得意的乡秀才。”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为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嘉靖二十九年，因不得重用，托病回乡欲专心研究学术。后从父命又入京从政，任右春坊中允官国子监司业。严嵩罢相后，迁右谕德兼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嘉靖四十五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隆庆元年(1567)入阁，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第二年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整饬边备”等改革政治的六条主张。隆庆四年十二月加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又以功加太子太师、少师。是年穆宗死，神宗年幼，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前后主政10年。在好个时候，国家的情况是四处有危机，张居正在为了能维持明王朝的统治的情况下，他推行了改革，于万历元年(1573)提出“考成法”，整顿吏治，裁减冗员，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行”。万历六年提出丈量天下土地，使大地主豪强隐瞒的土地被清查出来，改变“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就在万历九年的时候，他又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及各项杂税合并，按亩折纳，征收银两，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他任用名将戚继光等练兵，加强防御鞑靼贵族的攻击掠夺，使明王朝北部边关数十年无烽火之惊；任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成效卓著。而他的一系列改革的措施，都改变了嘉、隆以来政治混乱，财政匮乏的窘境，国势出现中兴景象，受到上至皇帝、下至僚佐这些人的敬重，真可谓为“宰相之杰”。

在张居正执政的10年时间里，也是明朝276年历史政治最为清明、国力也最为强盛的10年时间，因而他在去世前便已达到权力的顶峰：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明神宗特诏赐银1000两，资助张家在荆州城东门内修建府郏府前当街，是一座高大巍峨的石牌坊，敕赐“帝赉良弼”四个大字；其府邸中房舍精雅，楼阁凌空，“纯忠堂”、“捧日楼”互为映衬，蔚为壮观。府成之时，皇帝又御笔亲书对联“志秉纯忠气，垂之万世；功昭捧日休，光播万年”相赠，以达奖掖褒赞之情。到了万历九年的十一月里，张居正即以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晋太师兼太子太师、加封太傅衔、支伯爵禄……这一切，都充分展示出了这位官居极品的内阁首辅那鼎盛时期的荣耀与显赫。所以，当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六月死后，极尽哀荣，明神宗不仅为其亲颁谥号“文忠”，甚至还派太仆寺卿护丧回籍，给他在荆州故园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气象辉煌的墓园。张居正忠于谋国，却拙于谋身，因其权重震主，祸荫骖乘，竟自骸骨未朽，门祚己倾。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御史羊可立便参奏张居正，攻讦他生前构陷宗藩辽王朱宪(火节)的种种罪责。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明神宗派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木舜等率锦衣卫查抄张府，满门禁锢，追逼拷掠，其长子敬修含恨自尽，次子懋修自杀未遂，家属饿死十多人。而这时朝廷中更是浊的一团，落井下石的人很多，在这个时凡是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都要被罢黜和削职。然而，对于他那一腔心血建树起来的新政，更是付诸东流了。从此以后，因为朝政的腐败，国家的多难，又因为民不聊生，内外的交困，人们追思张居正的功绩，都纷纷地缅怀万历新政给国家带来的那种清平和气的气象。

一生功绩

有人这样评论张居正：以施政的成绩而论，张居正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然而诸葛亮的处境是比他要苦的多的，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於全中国。王安石富於理想，而拙於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然而后人对他一生的评价也是各不一样，但是却都不得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海内肃清……荒外警服……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积炳然。

在明神宗即位后不久，张居便成了正首辅。张居正根据穆宗的嘱托，他们那时的情况，很是像老师和学生一样，辅导年龄才十岁的明神宗。他还为明神宗编写了一本有图有文的历史故事书，叫做《帝鉴图说》，每天给神宗讲解。神宗看到这本书很高兴，兴致勃勃地听张居正讲解。有一次，张居正讲完汉文帝在细柳劳军的故事，就说：“陛下应当注意武备。现在太平日子长了，武备越来越松弛，不能不及时注意啊！”

听了这些话，明神宗连忙点头称是。

还有有一次，就是在张居正给明宗讲了一个：宋仁宗不喜欢用珠玉装饰的故事。明神宗就说：“对呀，做君王的应该把贤臣当作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呢？”

看着这这么一个十岁的孩子就能说出这样的话，张居正很高兴地说：“贤明的君主重视粮食，轻视珠玉。因为百姓靠粮食生活，珠玉这类东西饿了不能充饥，冷了不能御寒埃”张居正对神宗教育十分严格，神宗把张居正当作严师看待，既尊敬，又惧怕。再加上太后和宦官冯保的支持，所以朝政上的大事几乎全部都是由张居正来作主的。

而张居正又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在他所掌握了实权以后，就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在军事、政治、经济几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些整顿。

而就在那个时候，沿海地区的倭寇虽然已经解决，但北方的鞑靼贵族还不时侵入内地，成为明王朝的很大威胁。张居正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在今河北北部），戚继光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上修筑了三千多座堡垒。戚家军号令严明，武器精良，多次击败鞑靼的进攻。鞑靼首领俺答表示愿意和好，要求通商。张居正奏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一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以后二三十年明朝和鞑靼之间就长期没有发生战争。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多了。

当时，黄河年久失修，河水常常泛滥，大批农田被淹，影响农业和运输。张居正任命专治水利的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季驯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运输通畅，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原来，由于朝政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逃避税收，一些豪强地主越来越富，国库却越来越穷。张居正下令丈量土地，经过清查，查出了一批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这一来，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国家的收入也增加了。

在丈量土地之后，张居正又把当时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银两征收，称为“一条鞭法”。经过这种税收改革，防止了一些官吏的营私舞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多少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

张居正花了十年努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仓存粮充足，足够支用十年。

张居正在明神宗登基之前，就已经成为了帝师，并在万历皇帝登基后，还成为了首辅的大臣。而且他还和皇太后和太监的首领们配合的很默契，还在朝廷上下遍布亲信使自己的权力施行得得心应手，张居正的权力欲是极其高的，可以说明神宗在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时张居正死的时候，而皇帝这个位置可以说只是一个摆设罢了。

其实，张居正不仅是在政积方面的功绩显著，而且他在军事方面也有成绩，他重用了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平定了外患。而且他还在治水患方面，重用潘季驯，把黄河从水患变成水利，把田地从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增加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为农业的发展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还有他在内政方面的功绩也是很显著的，他提出著名的考成法，载撤了政府机构中的庸员，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总而言之，张居正主政以来的明朝形势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张居正的功绩是最大的。

张居正的改革

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发展到明朝，皇帝在政治的政权的掌握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就是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了，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明朝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

受命与难之时

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明朝。它的当时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自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就对处理国家事务有着至高无上的独裁权，而到了明初帝王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所以，任何事情都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在那时皇帝是事无巨细，一切的事情都统统集权于皇帝一个人身上，君主的权力是高度膨胀，明朝的这种君主霸权是超过了历代的各个王朝的。

有时候事物发展到了它的极点之后，往往就会向它的反面发展，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担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像这样的情况，不仅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是到清末都也出现这种情况。

治国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如果说皇帝长期不理政务的话，那么政治的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们的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是最严重的问题。

有时候财政上的困难是要比政治危机要紧迫的多。社会经济最困难的问题是土地的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如果说土地被兼并的愈多，那么国家的税收愈少。其中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在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要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当时的官员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在那个时候，国家穷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了。

统治阶级中也并不是没有开明人的士力图改弦易辙，但是都很不风效。在嘉靖末年一个首辅徐阶下定决心要改变一下局面，还把那些激励自己的口号都贴到了墙上，吃和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而继任的首辅高拱，也是怀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还是不能够从全局出发，他驾御左右，最后还是被罢职了。

他们都很努力，但是问题还是，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他们的改革都是治标不治的本的，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而张居正他看到了这种时局的败坏情况后，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而且他又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的健在的顾命大臣，所以他很能够得到皇帝的信赖。所以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也正是这，才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的。

成功之道

张居正采取改革，在当时是统治机构近乎解体的情况下，财政几乎是濒于破产的情况之下，从上到下而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的统治危机的举措。

他曾说过一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这里所说的“刚过”，就很充分地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的势力推向了全国各地，因此他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非耶？都已成为既往。他所采取的十年改革是从政治推向经济的，还从四个方面做出强国富民，这些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以下就是了所做出的一些改革。

1、用法作为理政的中心，以树信立于天下，从而让改革也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在以往的封建社会的改革中，大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然而，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是，他还把那些不法的权贵看成了“权蝎”，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的主张。张居正的这种把改革方法，是将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不法的现象，以此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们，他的这一招可谓是明显的胆略过人的。

那时候，那些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的由来已经很久了，恶势力们也是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张居正还依照当时的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

他还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了一起，他还从规章制度上堵塞了漏洞，这也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注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也下定了决心以此来作为切入点，痛加裁革，还扫除了多年积弊，使人民都得到实惠，这也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一种最重要的保证。

2、他还用理财的方式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得新政得到了财政收益在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而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为什么张居正在为政不久之后就能够取得中此大的成功。他办法主要有以下三条。

首先，他是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了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他就是以这样的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来防范那些玩忽职守的现象的。

其次，他还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也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他还以追索田粮来评定政绩，就迫使那些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第三就是，作有人才，他用人是不局一格的，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他还认为立贤无方，也只有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他把改革推向高潮时，还特许府、州、县的众多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他还把各地的人才收罗到了中央，这就很快地组成了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还为建树新的政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3、他还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以此来发展社会经济明朝所用的是一种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他还向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然而豪民之兼并不是得逞的。”所以要确实地做到了公私两利。

有时候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就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也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从而也就减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都能获得一些人身的自由，而这对促进商品经济的进步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张居正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还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在历来治河的方针中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人民的死活，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这不仅能够保障了生产，他还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4、提倡面向实际，以便民为原则，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在他从政以来，张居正就大力提倡治国理政的原则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所以张居正就对此笑一笑说道：“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

张居正为了能够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很遗憾地位居高官，张居正认为对民间的管理不能是隔岸观花，应该让底层的官员们彻底的了解民间的疾苦。还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让他们要向实际，还提出了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结合起来做，在当时也是思想界的一大触动。

而对于那些利用天象灾异的借口来攻击新政的那些无知的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即使是风水再好，朽木也是不会再生，枯骨也不会再复华的，更何况能长保后代的富贵？他还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露在外面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他在《杂著》中又进一步的说明了，人畜死于雷击，只是因为偶然与雷的相撞，才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也并不是什么符咒显灵。张居正的这种无神论思想不仅有力的打击了当时的那种猖獗的迷信传教，还表现出他对祖宗家法的一种批判，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所推行的改革并不是一般性的政策变动，它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也正是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所以才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新政思想系统，所以在他与那些反对派的斗争中，才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最终的把推进改革的时展。

然而对于他的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曾评论说过：“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5、以刚取用的品格

张居正的这十年成效得来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事一议都要历经很大艰难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校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就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对这件事张居正有很深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

而在于当时的那种因循之时也只有顽强的破除积习，才能够更好地打开局面。而海瑞秉公执法，而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然而由于反改革的势力的无情反击，他只有在消除众多的阻力后，才能把新政引向前进的方向。

然而，反对派也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消声匿迹的，在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时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居下地一离开的话，形势完全可能会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背公议而殉私情”，“亲死而不奔”是“禽彘”，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所以到这为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根据朝廷当时的旧规矩来说，京师的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能够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然而有人却传出一些流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在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也招致了一些非议，不知其中是否有弊，历史上也没有明确的证明，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流传了甚久，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像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中，如果是没有张居正那样的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的话，改革将会寸步难行的，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致使于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的强有力的反对派，也不象王安石的变法那样的几起几落了，新政也会因而而较少引起正面的冲突了，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还可以这样说，张居正的改革成功，主要还是因为张居正在他在主观上想把新政引向胜利的那种忠诚和能耐，到了16世纪后期，当时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的活动舞台，致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新又复苏的一个新的局面。

祸发萧墙

张居正所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其实也是预示身后隐伏的巨大危机，这也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在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在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了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在当时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而他所付出的一腔心血所建立起来的新政，都是付水东流了。

废除新政，最先是从放松驰驿的限制才开始的，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

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苦心经营十年的政果，卓有成效的改革却一朝颠覆，没有一点招架之力呢？从客观上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皇帝态度的改变而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的年代，皇帝是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张居正的威势是因为代行皇帝的权力，反对派的势是不能和他进行抗衡的，但这只是为时不久的特殊条件。新政初期，神宗是个不甚解事的少年，张居正是他的老师，处处听从张的指点，对改革自无二议。随着年龄的增长，神宗已成长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至上的皇权刺激他无限膨胀享受一切的欲望，对张居正规劝戒游宴，节赏赐，却珍玩和勤读书的说教已有所不满，这一裂隙早就被反对派窥视在心。帝权和相权本是一组相依相克的矛盾，权高振主，遭到皇帝的忌恨，往往成为宰相的悲剧，张居正也不例外。在皇帝年幼时可以忍受的，到成年却成为削夺相权的口实。在张居正身亡之后，反对派的们首先就从皇帝这下手，先取得了皇帝的支持，然而再落井下石的，乘机报复的，群起而攻之，把当时所有支持张居正改革的官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给清洗殆尽了。

张居正十年新政的功劳，就这样给毁于一旦了，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执政者面临社会危机的时候，苦于谋求出路，保全统治地位，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从而约束自己的贪欲，一朝改革初见成效，危机解除，贪婪的阶级本性又促使他们摆脱改革所带来的节制，进而废除改革。在皇帝一言定法或废法的时代，政以人举也必将以人亡。成于斯者败于斯，其实这也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政体下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所出现的一种普遍的现象。作为改革家的个人命运与新政连为一体，往往以喜剧开场而以悲剧而告终。虽然他们鞠躬尽卒的为王朝解除危机，但是最终还是将成为王朝统治的牺牲品，这几乎是地主阶级改革家难以逃脱的命运，就像商鞅车裂，王安石郁郁而终，张居正也是不例外的一个，和他们的下场是一样的。

其次，致祸的原因是因为改革思想的局限性张居正在改革中还提出了以近民便俗为依据，可以说这是很超群出众的一种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高度赞扬“政必法祖”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固然，皇帝年幼，首辅出身的门第不高，需要借助祖先亡灵来稳定统治，这是不得已的方式。但是寓革新于法祖这种思想模式的出现，并不决定于改革家的个人品格，而是隐藏在这思想后面阶级关系的制约。在16世纪的地主阶级在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可以说是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然而就开始走向下坡的道路，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程，而统治阶级的眼光也是愈来愈开始向保守的方向发展，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凋零的现实给了他今不如昔的教训，国初的兴盛局面又常常令他心醉神往。“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其后“法之不行，人不力也。”他把明初的法制看得尽善尽美，只是由于不肖子孙违背祖制，才逐渐败落。所以他努力的目标是“守成业而致盛治”，“日取祖宗之法修饬而振举之”。这就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所以“法祖”对他而言又不仅是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理想。“寓法祖于革新”的思想较之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气魄，革新精神大为逊色。这种守成的社会理想，前进而又怀旧的精神状态，使他袭用进取不足的旗号，致使他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没有鲜明的旗帜，甚至给对立面提供口实，御史刘台就此责难改革说：“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以祖宗法正之。”洋洋洒洒反对新政，用的就是法祖的名义，这就在实践上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张居正所提出的打击不法权贵是也是新政们最多的一个也是一个重头的问题，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严治为善爱”，还告诫他们“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长保爵禄。”贯彻封建法制，打击当时的那些不法的权贵，是为了地主阶级的能够长治久安，也是为了保全权贵们永远的荣华富贵。改革体现的是以朝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其中也包含权贵的利益。这种性质决定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争，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两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缓解。随着地主阶级的日趋保守，能够体恤王朝整体利益的社会力量愈来愈加单薄，即使地主阶级中最有为的政治家，其革新精神也相应地减弱，所以改革是触动不深的社会改良运动。这也决定了改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强，往往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以清丈土地为例，补税的范围只限于自置田地中非法占有的部分，对大批钦赐的田地，不纳粮税的不在清丈之列。凡是清出的土地，一经交税，就可以合法所有，这虽然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却不能解决土地高度集中的弊玻清丈也不彻底，欺隐舞弊的弊端，犹如鼠穴，此塞彼通，难以堵绝。

权贵的不法行为在经营后不久，盘根错节，对他们打击而又虎头蛇尾，不能真正铲除，只会刺激他们的不满和仇恨，以致贻留后患，一朝反扑，反遭其害。张居正身后罹难一大罪状就是“假丈量遮饰，骚动海内。”而他的一番苦心招来的却是残酷无情的打击，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寸石望补天

张居正是不愧有杰出的才干和坚强毅力的一个改革家。在治学方面，人们称他是“最称严核”；在治家方面，人们又称他是：“教子极严”；在治国方面，人们又称他为：“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权臣相拟。”他是在风云际会中形成他刚毅、深沉、傲然、机警的品格，在改革中充分展示了他卓而不群的风采。可是，他又是骄横、专断、偏狭，喜奢华，且好听阿谀奉承之词，致使他用人选才失误，加速新政的破灭，这也是他在改革中失败的一个主观的原因。

张居正在生前也起用了一批得力的改革派，但他在用人方面唯一，也是他最大的失误，就是他没有及时物色一个能肩担重任的后继者。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没有深谋远虑的人，但他从没有想到由于他威权独揽，气势夺人，以至没有第二个能够取代他的继承人浮出来，以取代他的声威。刚愎自用，偏听偏信，使他自蔽视听，不能客观地考察人眩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58岁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的复发，三个月即告病危。弥留之际，匆促接受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保举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潘本是平庸之辈，还未上任即遭弹劾而辞职，继任者是一向受到张居正垂青的张四维，此人家资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可他攀附权势，曲意奉承，“岁时馈问居正不绝”，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一朝大权在握立即转向，起用一批被张罢职的官员。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的李植，就出自他的门下，废除乘驿之禁也是他的授意。继任的申时行也是张居正的助手，他以一手漂亮的文字博得张居正的欢心，于万历六年入阁，协理政务。但他的为人正如明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评价：“柔而多欲”，是个貌似宽厚，实则利欲薰心的伪君子。张四维回乡奔丧，他继任首辅后，拟旨宣布张居正“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等几大罪状，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他主政期间一切新政全都报废。如果没有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推波助澜，新政尚可延续时日。英明一世的张居正，他却偏偏毁在了偏好奉迎，不能发现埋伏在自己身边的那些心异分子，才导致于他改革的如此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