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三十年代老舍也写了好多短篇小说，还有其他一些小说都很幽默，还有一些散文。比如他写有一篇散文很幽默的，写《话剧观众须知》。里面非常幽默，说如果你是楼上票一定坐楼下，楼下票一定坐楼上，这样剧场才热闹。所以老舍他通过这种反语把三十年代中国观众那种不文明的、不懂得公共场所秩序的那种情况，写得非常鲜活。人们读了之后觉得再也不好意思这样做了。那么到了四十年代呢，老舍依然有幽默的作品问世，最有代表性的是《四世同堂》，《四世同堂》是老舍规模最大的一个作品，其实也是新文学作家里面规模最大的一个作品。因为他想模仿但丁的《神曲》，想写一百万字，最后实际没有完成这个字数但也差不多，结构上是差不多的。《四世同堂》它本身小说的幽默，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底，而且那些人艺演员也演得非常好。他们的很多台词，很多没看过小说的人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几个被讽刺的人物冠晓荷、大赤包等等还包括祁家老二。老二那种靠着家里生活的人，他对大哥说，大哥你可得养着我，谁让你是我大哥呢。这话说得多好，典型的老二的口气。还有冠晓荷的那种无耻，他的闺女当了特务，当了日本的特务，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出去用这个来吓唬别人。说“我们家招弟那是大红大紫的特务”。这个台词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就把人的那种无耻，能够无耻到什么程度，写得入木三分。最后日本人把他活埋了，给他推到坑里边了，还喊“皇军万岁”。觉得这种汉奸死有余辜，一点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他的这个幽默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对善良的正面人物，他的幽默是温和的、温厚的，对他认为是坏人，是采取夸张的漫画化的手法来戳穿他。
那么一直到了建国之后，他写话剧、写《龙须沟》、写《茶馆》这些话剧，幽默都是他必不可少的一种调味剂，就像四川湖南人吃辣椒一样，饭菜里面必须要有这一味，必须要有辣椒。那么我们看老舍创作的整个过程是以幽默始，以幽默终的，他以幽默的风格打开了文坛的这个神圣的大门，以他独树一帜的风格就进来了。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发表的时候，新文学没有这种作品，为什么他能够马上发表得到承认？没有。无论鲁迅、茅盾、巴金谁都没有，他是独树一帜的，老舍的东西谁都写不了，真正的大文豪应该是这样的，不可复制。
那么下面我们看看老舍幽默的特点。老舍幽默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先看看老舍自己的说法，老舍有一篇文章就叫做《谈幽默》，那么老舍说“幽默是一种心态，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是神经过敏的，每每以过度的感情看事，而不肯容人。这样人假若是文艺作家，他的作品中必含着强烈的刺激性，或牢骚，或伤感；他老看别人不顺眼，而愿使大家都随着他自己走，或是对自己的遭遇不满，而伤感的自怜。反之，幽默的人便不这样，他既不呼号叫骂，看别人都不是东西，也不顾影自怜，看自己如一活宝贝。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最后他说，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有这种心态的人虽不必是个艺术家，他还是能在行为上言语上思想上表现出这个幽默态度。这种态度是人生里很可宝贵的，因为它表现着心怀宽大。一个会笑，而且能笑自己的人，决不会为件小事而急躁怀恨。往小了说，他决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挨了邻儿一拳，而去打邻儿的爸爸。往大了说，他决不会因为战胜政敌而去请清兵。褊狭自是，是“四海兄弟”这个理想的大障碍；幽默专治此病。嬉皮笑脸并非幽默；和颜悦色，心宽气朗，才是幽默。”
这是老舍自己谈幽默，我们从他谈的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几点，同情是很重要的一点，真正的幽默是要有同情的。对世人的不幸，对人间的缺陷要有同情，不是幸灾乐祸，而且这种同情是一视同仁的同情。在老舍看来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不是说我是亿万富翁，你是一个小乞丐，给你一块钱，不是这样的同情，是一视同仁。假如我也有要饭这一天怎么办，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所以他用了“四海兄弟”这个词，幽默是四海兄弟。他写一个可笑的人物的时候，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我你都有可能成为他，他可能是你和我，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老舍的幽默给人的阅读感觉是平等、善意、宽容，如果用舒乙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是一种穷人的幽默。
那么老舍的这种平民化的幽默态度，是和老舍的出身、经历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我们知道很多作家一回忆往事就是我出身于书香门第，过去都是要被批判地，现在成了时髦了，动不动都讲自己是大家庭的后代，动不动我祖上是清朝哪个贝勒哪个王公，已经成了一种恶俗的时髦了。甚至有的人说“我爷爷那是大太监”。很奇怪，以做这种达官贵人的后代为荣。那么老舍不是这样，他从来不掩饰自己出身贫贱这个事实，他把自己出身贫贱这个生活的苦难，转化成了他创作的一个有用的资源。老舍出身于旗人，家里很贫穷，很小，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战斗中牺牲了，从小由母亲抚养大。长大以后一辈子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一辈子凭劳动吃饭，他虽然是个作家，但是他经常把自己叫写家。他不以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看自己，其实他学贯中西，他在英国呆着的时候，把西方的文化研究得非常透彻，但是你看他说话的时候，里边尽量不放外文词，不放老百姓听不懂的词，所以他能够保持社会平民之间的那种仗义和同情。那么这种仗义和同情的背后是他的自信，是他的一个自信，真正的幽默没有自信是不可能的，没有自信那就不会幽默。真正的幽默是一种大家风度，我们看看侯宝林、马三立说相声，他往台上一站，一种自信的气质就感染了整个剧场。因为他不相信我逗不乐你，他对自己能够逗乐你有充分的自信，根本想都不要想。所以你看侯宝林往那儿一站是个大艺术家风度，侯宝林绝没有说过这种话，麻烦您给我鼓鼓掌吧。侯宝林绝没有说过这种小丑的语言，那是对自己的幽默毫无自信的人，借一切机会煽动观众给自己鼓掌的人。大艺术家从不这样，他相信我该说什么说什么，我的艺术做到家了，艺术效果自然会出来，绝不会去恨不得把观众胳肢两下，他绝不会有那种企图的。这是说老舍自己总结和我们给他分析他的幽默的特点。
那么说到幽默的同时就不得不谈到另外一点，开头我暗示过的。老舍除了幽默，他也有不幽默的一面。开头我为什么讲老舍可能会有冤枉的心情，老舍也有不幽默的一面，这也是有很硬的材料可说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老舍代表作是《骆驼祥子》，《骆驼祥子》就不幽默，《骆驼祥子》它的整体风格是不幽默的。人家都说老舍幽默，你幽默你幽默，好像是在表扬他，那么在作家心里激起一种逆反心理，难道我就不能写不幽默的作品。我写不幽默的作品，就不能写到一流吗？我非给你们写一个看看。所以老舍写了一系列不幽默的故事，《骆驼祥子》、《月牙儿》，更有代表性的是《月牙儿》。谁读了《月牙儿》会哈哈大笑，不会的。《月牙儿》非常辛酸的，那种悲惨，但是这样的作品仍然语言非常好，它的语言不是靠幽默。老舍那种充满北京气息的流畅的语言表达方式没有改变，但是他可以不幽默，他可以在这里边少调侃人。那么他不幽默居然能写出他的代表作来，这就使我们进一步去想，老舍的核心价值，可能不是幽默，幽默是他的一种手段。
我们看老舍可以幽默写出非常好的作品，可以不幽默写出非常好的作品，就说明在这个幽默与严肃二者背后还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认为可以叫做关爱。是老舍对生活、对人生、对社会的一个博大的关爱，有了这个关爱，你才可以愿意幽默就幽默，愿意不幽默就不幽默。我们看他写《骆驼祥子》，他笔下的祥子，好像能看到作家一双关爱的眼睛，在凝视着这个人物。《月牙儿》也是这样，这样的人物都处在一个关爱的目光注视下，他在写他的命运，把他的命运感同身受地与自己的命运结合起来。老舍写一个拉车的一个车夫骆驼祥子，好像跟自己不一样，其实老舍是像写自己一样在写祥子，祥子买车三起三落，就是为买上一辆自己的车，过一种他自己认为的独立的生活。老舍自己也是一样，他有一个理想，要当一个独立的写家，职业作家。因为他一边在大学教书，业余才写作，他觉得这很不舒服。他说我什么时候能靠写字来养活我这一家呢，这是他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相当于祥子靠拉车来养活自己一样。就这么一个很低的并不伟大的理想，一个普通人的理想，居然不能实现，居然一再地破灭。这种关爱，他就超越了这个人物的职业，使所有的读者都能够感同身受。我虽然不是拉车的，我是卖烧饼的，我是小学老师，我也可能有这样的一天。我也受过这样的委屈，有过这样的辛酸，所以曾经有很多普通的人给老舍写信，有一个工人就给老舍写信说，你把祥子的结局写得这么惨，那我们以后的前途何在呢？这是《骆驼祥子》激起的共鸣，有了这个关爱，你幽默不幽默就都是一样的了。
那么为了更清晰地来认识老舍的幽默，我们简单地把他的幽默和其他的作家稍微对比一下。幽默作家是很多的，不止老舍一个，我们如果说现代作家都谁幽默，可以举出一长串来。鲁迅就是幽默的，林语堂是幽默的，钱钟书是幽默的，我们都看过钱钟书的《围城》，张天翼是幽默的，赵树理是幽默的。简单比较一下，比如说鲁迅，鲁迅的幽默是什么样的幽默呢？鲁迅幽默的特点是老辣深刻，入木三分。鲁迅的幽默像庖丁解牛一样，拿着一把短刀，一刀刺进去正是要害，这是鲁迅了不得的地方。阿Q让人打了一顿，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一句话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战败的屈辱的历史都写出来了。明明让人家打败了，鸦片战争让人家打得一败涂地，去跟人家签订屈辱的条约，却不说是战败，说是赐和，我们皇上赐给你们和平。这就和阿Q说的儿子打老子一样，这个世界不像话，现在儿子打老子，这是鲁迅式的幽默，一针见血。
那么钱钟书的幽默也是很有特色的，如果你读过他的《围城》和一些短篇小说的话，钱钟书幽默的特色在于机智、非常灵动、迅捷。钱钟书是大学者，学富五车，读过的书不知有多少，你看他文章里面所列的书目吓人，我们两辈子三辈子可能也读不了那么多的书。而且他不但读了这么多的书，能够灵活运用。说一个事的时候，四面八方的材料全给你想起来了，全给你集中到一块儿。他说桌子能把世界上所有落实桌子的事全想起来，所以他的幽默是一种学者型的智慧型的幽默。比如《围城》一开头，讲轮船上一个小姐鲍小姐，鲍小姐穿得很少，人家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局部真理”。为什么叫局部真理呢？因为有句话说真理是赤裸裸的，所以她的外号叫局部真理。那么你看这个幽默对于人物有调侃，但是他并不是很深的讽刺，他主要炫耀的是一种学问。他这个幽默的产生主要在于有一句名言，叫真理是赤裸裸的。所以这个幽默一般没有那么大学问的人不会这样使用的，他在后面透露的是一种学问。
还有一种类型是赵树理这种类型的幽默。他是带有乡土气息的纯朴厚道，带着一种农民的狡猾，农民式的狡猾。比如他《小二黑结婚》里面，讽刺三仙姑那么大年纪还化浓妆，浓妆艳抹。他说她脸上化了妆以后，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这个你必须有农村生活经验才能体会他这个好玩，驴粪蛋上下了霜，挖苦得很厉害，但是在农村这又不算很严重。在农村这个话平时调侃的时候可以说的，所以这种幽默是钱钟书和鲁迅、老舍他们都说不出来的。
而老舍的幽默和上面这几种都不一样，老舍的幽默是温和的，是让人开心的，你不需要有多大的学问。所以你读老舍的东西，你感到好像是跟邻居家的一个大哥一个大叔在说话一样的。他对你没有压力，没有压迫，比如我们读了老舍的书，老舍先生如果坐在这里，我们请他去签名，我们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压力。但是如果钱钟书先生坐在这里，我们请他签名，有一点诚惶诚恐，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他冷不丁冒出什么话来，对人是很有伤害的，很有杀伤力的。比如曾经有一个读者要见钱钟书先生，钱钟书先生就说，你已经吃了老母鸡下的蛋，何必要见老母鸡呢？这是一个名言，他指不定什么时候说出这种话来，所以会给人带来心理压力。你有愉快但是也有压力，老舍没有这种压力。老舍开会的时候，你让他唱一段京剧，他站起来就唱一段，你让他说段相声，就可以站起来说段相声，非常随和。他的幽默只不过代替你说出你也能说出的话，代替我们大家都感受到的那种幽默。
那么我们把老舍的幽默说了一遍，我们把它升华一下。因为幽默和其他一些概念经常混杂在一起，比如老舍在《谈幽默》的文章里，他把幽默和反语、讽刺、机智、滑稽都进行了一些比较，那么他说反语是一句中有两个相反的意思，所要说的真意却不在话内，而是暗示出来的。比如说秦始皇要修一个大园子耗费很多钱，大臣如果不希望他修就说你这个劳民伤财。秦始皇不见得会采纳你的意见，你这属于正面批判。那么有一个人，他说好，我支持您，一定要修这么大一个园子。里面装满各种飞禽走兽，等敌人从东边打来的时候，咱们就让这些动物去抵挡一阵。说得非常好，秦始皇一听，算了，咱不修了。正话反说，他没有反对你，他说的是反话，这是一种反语式的幽默。那么还有讽刺，讽刺必须幽默，但是讽刺比一般的幽默要厉害，它必须用极锐利的口吻说出来，给人一种极强的冷嘲，它不使我们痛快地笑，而是使我们淡淡一笑，笑完因反省而面红。你笑的时候，你不是特别痛快的，你笑完之后你有痛心的这个时候。再说机智，机智是什么呢？它是用极聪明的，极锐利的言语，道出像格言式的东西，使人读了心跳。中国的老子、庄子都有这种聪明。比如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世界上有圣人，为什么有圣人恰恰因为有大盗，圣人和大盗是共生的是并存的。我们想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武松？武松不是平地里长出来的，恰恰是因为有西门庆。因为有了西门庆才必然要有武松，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另外就是滑稽，有很多人经常把滑稽误会为是幽默，滑稽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西方滑稽短剧，脑袋上顶着很多盘子，哗就砸了，碎了。把汽车开到商店里边去了，把很多货架都推倒了。小孩很喜欢看这个，一看小孩就哈哈大笑了，老舍说这是幽默发了疯，这不是幽默，这是幽默的最低的层次。其实钱钟书先生对这个也有很好的论述，钱钟书先生说，真正的幽默是我们跟着他笑。那个滑稽是我们看着他笑。他区分得很好，他说马戏团的小丑在上面做各种丑态表演的时候，我们笑了，但是我们笑不是因为这个小丑幽默，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我们是看着他笑，我们笑的是他。我们听侯宝林说相声的时候，我们是跟着他笑，笑他所讽刺的那个事，我们笑的不是侯宝林，我们越笑我们就越尊重侯宝林，我们觉得这是高手。那么老舍举了几个例子，用贴标语，因为当时三十年代时兴街上贴标语。用贴标语做例子，他说今天贴了标语，明天中国就强起来。这叫什么呢？这叫反语，就是讽刺不求实，只贴标语不做实际工作的这种爱国主义。第二种君子国的标语：之乎者也。这是讽刺，君子国的人说话都是之乎者也的。第三种，他说标语是弱者的广告，这是机智。老舍说这是机智，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凡是在满大街贴标语的，成天喊打倒帝国主义的，这肯定是弱者，帝国主义不贴标语的。只有机智的人能够看出其中的奥妙。那么再一种第四种，说张三拿着一个标语，标语上写着提倡国货，张三把提倡国货的标语贴在祖坟上，这是滑稽。那么他说什么是幽默呢？他说张三贴标语，张三贴的标语是打倒帝国主义走狗，但是不小心贴错了，贴成了走狗打倒帝国主义，说这是幽默。为什么这幽默呢？说张三贴一天标语才挣三毛钱，贴错了就受罚了，所以我们一方面笑话他，另一方面很可怜他，同情这个张三。真不容易，贴一天标语，才挣三毛钱，还贴错一个。因为他没文化，贴错了，所以我们看老舍笔下的人物，经常是这个贴错了标语的张三这种小人物。他很可怜，很值得我们同情，他犯的错误可能我们也容易犯。所以我们看幽默被老舍跟这些概念一对比，我们更能够比较准确地去把握那个幽默，我们不是去给它下定义。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知道什么是层次高一点的幽默，什么是层次低一点的幽默。并不是说层次低的幽默就一定不需要，那种小丑的表演我们也是需要的。因为我们人的审美需求是多层次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微微一笑，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哈哈大笑，但是我们要搞清楚谁是真正的幽默家就行了，我们绝不会去请马戏团的小丑来给我们做幽默报告的，我们只是看他的表演就可以了。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6月17日 《老舍之死》 傅光明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17日 14:24
主讲人简介：
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内容简介：
曾经写出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离婚》等名作的老舍，解放后因创作《龙须沟》而荣获“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就是这样的一位 “人民艺术家”，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尸体，而几乎三个互不相识的人，竟然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起了老舍的尸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谁是真正的打捞者？其实，探讨到底是谁打捞了老舍，并没有太实际的意义，但理论上有它的一定的价值。
关于老舍先生的死，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一种，觉得老舍先生的死，可以跟屈原、田横五百壮士相提并论，是舍身取义的；第二种，老舍先生的死是因为他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和侮辱，他心灵之脆弱无法承受，绝望了，去死；第三种，就觉着那么懂得幽默的老舍，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幽默一下，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傅光明觉得，老舍先生的死是必然的，偶然中有它的必然。就是如果“8?23那天他躲过需去了，估计后面还会有“9?23”，“10?23”，他躲不过去。
那么，老舍先生的死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傅光明认为，作为一个大作家来说，如果有第六感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第六感中，把自己死亡的归宿刻意地选在了太平湖。作为作家的老舍，生前写了无数作品，而他大多数的优秀作品的故事的发生，几乎都是在他祖上正红旗下的属地，就是北京的西北。这是他精神的故乡，心灵的故乡。
（全文）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同着他那个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作家。并且在纪念他的同时，我们会提出很多的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个在作品中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悦的如此热爱生活、懂得幽默的老人，会在他遭难的那一天孤独地、绝望地走去？那么，我也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在十几年前开始跟踪采访、调查、研究“老舍之死”这样一个沉重的有文化思想意蕴内涵的一个题目。
我开始的想法是像一个案件的调查者一样，通过追踪线索可以把那个历史场景把它清晰地再现出来。想法好像相对是很简单的，我只想着通过对受访者的不断地挖掘、采访，可能能够比较清晰地把那个历史现场还原。当时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采访的深入和自己理论上的一种提升，我对历史的信任度，和我的这种提升成反比。我发现我当初的那个想法太单纯了，也太脆弱了，脆弱得如同一张纸，经不住一捅就破了。那么多受访者，向我所叙述的那一天历史的情景，我根本无法还原，我被历史搞糊涂了。面对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冲突的历史的叙述，那一天的情形好像更加支离破碎，无法将它建立起来，种种的细节无法给它统一。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老舍先生，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文联被批斗，紧接着在孔庙被批斗，回到文联又被批斗，遭受了三场批斗。在这样的批斗之后，老舍先生在第二天离家出走了。他到底是第二天就投湖自杀了？还是第三天就投湖自杀了？时间上已经有了不一样。那么，我们姑且称作1966年8月23号那一天发生的事件叫“8?23事件”，老舍先生在“8?23”那一天到底上午来的？中午来的？下午来的？说法各异。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说法各异。他拄没拄拐杖？不知道。他哪天离家出走的？不知道，有疑点。他死了之后被打捞上来的时候，湖面上是不是漂满了碎纸片？不知道。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有的人特别希望有。这都是“8?23”那个历史事件带给我们的历史的疑团。
作为一个采访人，作为一个研究者，我理所当然地充满了善意和敬意，面对那些受访人。我觉得，他们应该说的是实话，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他们有说出自己的见证了历史真实的权利。但同时有可能他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间。那么，我所做的工作，如何把他们的历史的叙述，几乎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同时对他们所说的对于历史的叙述，做出自己的一个判断和反思。就我没有能力，没有权利，我不敢，也不会，去说任何一个历史的叙述者和见证人所说的是谎话，是不实的。就是我越来越觉得，我扮演的是一个史官的角色，我得将我采访的对象所说的，对于这个历史的陈述，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至于它是不是真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不是真的历史本真，我可以存疑。但是，我在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必须本着一个记录者的史德，如实地将它记录下来。
我们可能头脑中会时刻地想这样一个话题，既然是某一个历史现场的见证人，他说的是不是就应该完全是真实的，不会杜撰。这个行为本身，从学术上来讲，严格地说，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纯粹的“口述历史”这个概念呢，是在二战以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肯特?内文思，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叫“口述历史”。那么，我通过做“老舍之死”研究和调查这件事呢，我也想通过这个个案的事例本身，使这个“口述历史”的田野作业的行为，在理论上，就是在口述历史上，它具有一点实际的意义。也给人们提供一个历史的线索，就是怎么样来认识历史，历史可能有很大的真空，有很多历史的本真是无法还原的。很多情形下，我们所接受的历史可能往往只是被人们图解过的，重塑过的。就是说，某一件事，它可能在历史上发生过，但是赋予这件事什么样的历史意义，你怎么让它变成活生生的历史生命，这个是当代的历史学家，当代的学者所应该做的。这也是很长时间来，学术界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如果说对历史、对思想的话题，还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应该不断地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历史是什么？历史带给我们什么？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我们能接近它吗？我们能还原吗？
比如，拿“老舍之死”这个历史叙述者来说，给我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我遇到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这个例子的出现非常有趣，有趣极了，就是大家想象不到。就是当我找到第一个自称是老舍尸体打捞者的那个见证人的时候，我欣喜若狂。我觉得，终于可以把“老舍之死”打捞的那个现场还原了，他说的不会假，应该是真的，因为他有旁证，来证明为什么他当时在现场，为什么打捞的这个人是老舍，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完全可以清晰、逼真地、生动地再现现场的每一个细节。
但是，紧接着在我的这篇《访谈录》发表之后，看到这篇《访谈录》的读者当中，出现了第二位和第三位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就是到目前为止，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是三个人，几乎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起了同一个人，你们说多有意思！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那么只能是一个人真实，不可能三个人都真实。因为如果三个人都真实的话，那么就是在那一天里，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的都不是老舍。那么，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记录历史的这个人，我就把他们三个人所说，必须如实地、只字不动地、完全呈现在历史的桌案上，作为历史的原始的素材。至于他们说的对、错、真、伪，完全留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接触、了解这个历史的时候，你自己在脑子中进行甄别和判断。因为我不能按照我的主观的判断，在采访每一个人的时候，我做出主观的判断，并且按照我的主观的取舍来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这个是违反史德的，而且也是不符合“口述历史”的这种理论上的做法。
但这个极端的例子，就提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上的一个话题，就是口述史是信史吗？口述史是可以相信吗？有一个美国的口述史学家，在给学生们上一堂口述史学课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好像是在第一堂课开课之前，老师在讲台上，什么话也不说，学生们坐在底下很安静。边上有一个人，是他找来的，是一个学生，他也不介绍，学生就站在边上，站了大概五分钟，他让学生出去了，然后开始讲课。讲课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同学，问学生，刚才那个人，大家给我描述一下，长什么样？头发是长是短？戴眼镜吗？穿什么衣服？打领带吗？什么颜色？有花纹吗？等等。结果这个实验很有趣，班里的学生对这个人的描述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统一的，是刚刚发生的事。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相信你的眼睛吗？就是所有的在场的人都说是我亲眼见的，肯定是真的。
用那个美国口述史学家举的这个例子，我们来说太平湖这三位打捞者对这件事情的描述，实际上也是这样。三个人都在说，是我亲眼见到的，确实是真的，那一天的什么时间，我是怎么样接到通知的，怎么到现场，怎么处理的现场。并且，他能提供出旁证来，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人肯定是老舍。三个人的证据是不同的，有的说，在水中发现了老舍的一捆还没有完全湿掉的手稿，手稿上写着老舍的名字；有的说，在岸边老舍遗物当中有一张名片，名片上赫然印着“老舍”两个字；还有一个人说，我打捞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生前跟老舍先生认识，他知道这个人是老舍。你看，三个人都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捞的这个人真的老舍。三个老舍！这个就让我困惑，让我疑惑了。
当然，我们也没有能力还原三个现场，因为确实没有三个老舍存在，只有一个，老舍先生作为实际的人和实际的事，在过去确实发生过。但是，照这三个人历史叙述的话，那是根本无法还原的。这个是由口述历史的叙述者，提供的这种历史叙述的证言，给“口述历史”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难题，同时也是人们对于“口述历史”老有困惑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愿意相信口述者说的是真的，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愿望。比如说，我们想了解过去发生的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找到某一个见证人，他是历史的见证人，在现场，他跟我们描述的那个事情肯定是真的。我就想通过这样的调查在这一点上，提供给大家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当你在面对约定俗成的某些历史的人和物的时候，你的脑袋里面要打一个问号，要提出一个反思，就是历史的叙述者，口述者，他说的可能跟历史的原始记录，原始的样子，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一样的。
探讨到底是谁打捞了老舍，并没有太实际的意义，但理论上有它的一定的价值。那么，在这背后我们要继续提出疑问了，就是老舍先生作为“人民艺术家”，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投水而死？投水为什么会在太平湖而死？这个应该是我们思索他死亡背后的存在。这么一个“人民艺术家”，消失得无声无息，瞬间就沉入了历史的黑暗，没有人知道他在临死前经历了怎样的心灵和精神的巨大苦痛，他在投水之前，不管是有一天一夜的时间也好，不管是按别的叙述者所说的，他可能时间很短也好，但肯定他坐在湖边，面对那片太平湖水的时候，他在思想，他在思考。他的作品中也有这样的描述，《老张的哲学》里面写的那个26岁的李静，在描述她死之前有一段伏笔，就是说：自杀者面对水，他可能哭，也可能笑，有时候也会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而这自问自答的结果，是他坚定了他死亡的决心。
那么，我想，作为一个“写家”的老舍，在死亡前的那段时间里，甚至死亡前的那一刻，他肯定想了很多很多，他怎么想的，那么这个只有在九泉之下的老舍向我们来叙述了，这个是无法还原的。同时，这件事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艺术想象的空间，就是你看，“老舍之死”，在历史事件发生多年之后，老舍被平反之后，人们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老舍，纪念的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很有思想价值的一个话题。就是把“老舍之死”改编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有书，有话剧，现在还有歌剧，就是他带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他留下了很多的空间，这个空间有历史的，有艺术的，艺术家们、作家们可
以根据留下的这个巨大的历史空间，驰骋自己的艺术才华，去填补很多东西。
“老舍之死”现在其实已经成了历史传说的一部分，是在不经意间。你在读这个《老舍之死访谈实录》的时候，你在看了这些证言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历史可能是按照人们今天的某种想象重新编排、过滤，重塑的历史。那么，既然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在于“老舍之死”的那个现场，是不是能够真正地还原，而在于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今天对于“老舍之死”的认识附着到上面，赋予它真正的活生生的历史生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人所应该做的，也是后人所应该做的，因为它带给了我们太沉重的思想的话题，如果这个话题没有深刻的认识的话，我们可能会重蹈覆辙。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带着这样的思考，十几年当中不断地寻找、挖掘历史的证人。虽然开始的时候，我抱着一种特别强烈的一种心态，就是什么呢，我找到每一个人肯定是真的，我现在已经不在乎找的人是不是真的，只要他说“我那天在现场”，我就去找他，看他怎么说，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更多地、更丰富地提供细节。因为今天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应该已经不仅仅地停留在既定的某一种对于历史的文化的诠释上，而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历史所呈现出来的多面性、复杂性，以及在过去这个历史发生过程当中的过程性。虽然细节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全部，但是如果没有细节，历史是建立不起来的，是不立体的，不活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某些历史事件的时候，都是由历史事件的种种的细节把这个历史立体化了。我们可能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吧，那个影片叫《甲午海战》可能印象非常深，一曲凝重的、悲怆的爱国主义悲歌，对邓世昌，我们是那么的难忘。但是，随着历史的细节的浮出水面，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随着我们对于历史的深入地了解，你会发现《甲午海战》是艺术的历史，是艺术的真实，它可能不是历史的本真。
那么，现在我们来思考老舍先生为什么会死？关于老舍先生的死呢，大体上有这样的三种意见，就是对老舍先生死的认识。一种呢，觉得老舍先生的死，可以跟屈原、田横五百壮士相提并论的，是舍身取义的，是抗争的，表现出一种拼死的、不屈的骨气。这个可以简称之为“抗争说”；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老舍先生死是因为他绝望了，他在建国以后曾经非常地顺过，很多人就是讲，老舍先生一直开“顺风船”，因为《龙须沟》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然后又不断地有创作出来，又有《茶馆》这样的第二个高峰。由于他很顺，所以到了“文革”的时候，面对突如其来的这种暴力和侮辱，老舍先生心灵之脆弱无法承受，绝望了，去死；还有一种呢，就觉着那么懂得幽默的老舍，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幽默一下，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比如说，人们提出一个假设，就是如果老舍先生那天不去文联，就不会碰上那场批斗，没有那场批斗，没有挨那顿打，老舍先生的心灵和精神没有遭受那样的屈辱的创伤，他可能就不会死了。首先，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就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真的进行历史还原的话，就是老舍先生那天不去，是不是可以不死，我觉得，难！在他几乎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形下，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惨烈的、血腥的运动，批判、侮辱、毒打，是这样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以写作为生的一个作家无法承受的。就是老舍先生的死，我觉得，是必然的，偶然中有它的必然。就是如果“8?23那天他躲过需去了，估计后面还会有“9?23”，“10?23”，他躲不过去。
那么，老舍先生的死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太平湖周边离老舍先生家更近的，有什刹海，有后海，有积水潭。有没有他刻意的选择？选择自己死亡的归宿？我想，作为一个大作家来说，作为老舍生来说，如果有第六感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第六感中，把自己死亡的归宿刻意地选在了太平湖。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一种思索，把这个思索当成一个证据把它选定这个归宿的地点把它连在一起。作为作家的老舍，生前写了无数的作品，而他大多数的优秀作品的故事的发生，几乎都是在他祖上正红旗下的属地，就是北京的西北。《四世同堂》的故事是发生在老舍的出生，地护国寺的小羊圈胡同，他出生在那个地方，青少年成长在那个地方，他所接受的私塾教育，以及到后来上缸瓦市教堂，作品当中描述的很多人和事物，以及情景的发生，大多数都是在那个地方。就是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可以说是自己精神的故乡，真实的故乡，心灵的故乡，再熟悉不过了。有一个现象非常有趣，就对老舍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其实不单单是老舍。就是我们看老舍写北京的作品，除了他晚年的最后一部《正红旗下》，其他的那几部非常棒的作品，《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老张的哲学》写北京的，都不是在北京写的，都是在北京之外，或者伦敦，或者济南，或者青岛，或者重庆。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学地理的一个现象，或者叫概念。有很多作家，他的青少年时代，决定了他自己今后创作的走向，并且决定了他创作的风格。老舍先生也是这样，就是他虽然写的时候，可能自己不在北京，但是他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那个地方，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了他的血液当中。只要他拿起笔来写北京，他脑子当中就全是他生活过的那个地方的人、情、物、事。像他写《四世同堂》在重庆写，抗战期间他也没在北京，那么他就把那个情节安排在他出生的那个小院，小羊圈。这是一个作家的本领，就是他调动起了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积累和储藏，而这个储藏是在青少年时代就打定下来了，就注定了。另外，老舍先生当了教授之后，给自己的母亲在太平湖相对城里的那个地，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老舍母亲在那儿住了十年。老舍先生的死，和他给母亲买这房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一个生与死的一种相交？这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
老舍先生的母亲是在那儿去世的。老舍在写《我的母亲》这篇文章的时候，当他听到，把性格和生命传给他的母亲去世噩耗的时候，非常地悲痛，因为母亲是带给他生命的人，也是把自己软中带硬的个性传给老舍先生的人，他自己深爱着自己的母亲。那么，当他自己完全悲观、绝望，或者说，也要去抗争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
老舍先生在《我的母亲》里边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叙述，就是“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时候。那年一岁的老舍先生在家里面，“八国联军”进了小院，四处搜查，刺刀捅了一个箱子，后来那个箱子压着老舍先生，“八国联军”走了之后，妈妈把那箱子搬开之后，发现底下有个小孩，压着老舍先生，就是如果当时箱子不是空的，箱子里有东西，可能会把这小孩压死，而如果不是翻箱子的时候，老舍先生掉出来，他还在箱子里边，可能“八国联军”一刺刀就把老舍先生给杀死了。而老舍先生的祖父呢，是在保卫北京城的战斗当中，作为正红旗的一名护兵，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老舍的母亲从那一刻开始，就担当起了全家的重任，给人缝补衣服，给人做佣工，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那么，老舍先生对于母亲有怎样的情感，可想而知。
还有，老舍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小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在太平湖北岸新建的校舍，那个时候太平湖还没有填平。他可能熟悉那一带，他可能喜欢那一带，喜欢那一带水面，因为老舍先生对水有一种情感，他就觉得坐在水边上，看到水里的游的鱼和蝌蚪，感觉是那么的愉快，完全自由自在。还有，老舍先生家的祖坟在今天的大钟寺一带，也是在北京的西北。就是我们把这些综合到一起，你看，老舍先生的出生，老舍先生的成长，老舍先生给母亲买的房子，老舍先生父亲的去世，老舍先生家的祖坟，再加上他作品当中所描写的那么多的人物、情景，全在北京西北。那么，他到北京的西北的太平湖去投湖，我想，我们可以得出自己的一个理解吧，至少我是那么理解的。
老舍先生在他23岁的时候，给比他小一点的学生做过一次公开演讲，他在这场演讲当中，曾经就提出来，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入教了，说耶稣基督仅仅是负起了一个十字架，我们要准备牺牲、负起两个十字架，一个要打破旧世界，一个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富有青春朝气的一个年轻人，就是有那种骨气，要牺牲。抗战的时候，老舍先生抛妻舍子，提只皮箱赴国难。在《入会誓词》当中写下：“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当一个尽职的小卒就够了。”当日寇的军队从大西南迂回到贵州，威胁到重庆的时候，重庆人心惶惶，都开始准备撤离了。有朋友问老舍，你怎么办？老舍先生说，附近就是滔滔的嘉陵江，又没有盖，我不会逃走。
这已经是老舍先生自身的性格的骨气的一种表征，一种表象。我们很多人觉着，老舍先生那么幽默，那么外场，那么会跟人搞关系，八面玲珑；甚至，还有人说，老舍先生很世故。你看，他把外场都招呼得体体面面的。有人觉着这样一个性情的人，最后自杀，难以理解。但老舍先生的性格呢，有他软中带硬的个性。刚才已经说到了，他是一种软中带硬的个性，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这种软中带硬的个性，也体现在他还回来对待母亲。他宁可跟母亲断绝关系，也要拒绝母亲跟他说的亲事；在小的时候，他背着母亲去报师范；抗战的时候，他抛妻舍子。这都体现了老舍先生性情中软中带硬，或者说很刚烈的那一面。
他在他的作品中，也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悲剧的结局是死，死来自于斗争，经过斗争，谁去死，却不一定。”我们想想，老舍先生也是这样，他死了，他斗争了。然后，今天我们来看，谁死了？不一定！老舍先生没死，还活着！所以，这个同样是我们今天依然在纪念老舍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在他死后用他的作品，依然在延续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