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这很好，但我不那样认为，我们希望的是给予使用者自由。同时我意识到我的软件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我决定找出一种办法，避免此种情形发生。
我的办法是自由拷贝
我把这种办法称为CopyLeft办，它是与版权（CopyRight）相对应的说法。我予以你拷贝的自由，并可以制作复本，但你如果发售复本，就要遵守没有再次限制的规则，使任何人可以从你处得到复件，也同时得到许可去做同样的事。软件到何处，自由就随之到何处，并且每个复本的使用者也得到自由。如同在美国的一项法律――不可让予的权力，意思是你无法彻底失去的权力，你不能放弃。自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失去它，就会变成奴隶，你是不能放弃这种权力的，除非你犯了罪…… 这就是说X-Windows应是所有人能使用的自由软件，每个人都应享有这种不能让与的自由。
我虽不能让所有的软件都成为自由的，但我可以运用CopyLeft来编我的软件，以给予你们这种自由。CopyLeft与编译程序差不多，要使用CopyLeft必须有一些给定的供给工具。在GNU系统中则是GNU一般公认许可，这是一种特定的法定语言编成的许可，目的是推广自由拷贝（C0pM）。我们还有一些在特定情形下适用特定软件的“自由拷贝”版本，并编写了“自由拷贝”软件操作手册。自由软件分为自由拷贝和不自由拷贝，支持不自由拷贝的人只是不积极，但他们仍很尊重他人的自由。我鼓励你们使用那些不自由拷贝的自由软件或与之合作，而以自由拷贝的策略来编写程序。
前途是光明的
我来到中国以后，知道有一些中国公司，他们在分售GNU软件，但没有执行其在GNU公认许可下的责任，对此我表示反对。我鼓励公司出售GNU软件的复本，但他们必须尊重你们的自由。在国际上，许多团体和个人都在分发自由软件，但他们都严格执行GNU公认许可，不遵守这个许可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将被驱出我们的队伍。中国的自由软件公司中，有一些在遵守GNU则公认许可，他们遵守公认的准则，我就支持他们。而对这些不遵守GNU公认许可，不执行GNU许可下应尽责任的公司，我会认为他们是不受欢迎的。我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不要以任何形式与这些公司合作，帮助我完善中国的版权法，并关闭那些公司。
我们销售X-Windows时，有些人说我赚不到钱，因为别人买了你的软件拷贝，他会再制造拷贝，他将以更低的价格卖给别人，所以你是赚不到钱的。但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尽管我们“违反”了公认的经济规律，但我们却赚到了钱。现在仍然有人购买我的软件，我也从未曾因缺钱而饥饿。现在，自由软件正在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许多自由软件公司专门从事GNU系统上软件的研发工作。还有许多全职或兼职的志愿人员为我们服务。也许自由软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促使人们支持自由软件，为自由软件服务。自由软件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国如何提高在国际上的声音
罗伯特
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事事都得经过政府批准的机制下，尤其是经济活动，就容易导致腐败。
罗伯特曾于1965―1968年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记者，他报道了整个的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更重要的是他是新中国建国后周总理于1971年接见的第一批美国三个记者之一。他当时写的周总理接见的报道刊登在当时的《参考消息》上。罗伯特1998年加入《南华早报》以前，他曾长期任职于《华尔街日报》。其间，5年在香港任亚洲版《华尔街日报》的总编，7年在布鲁塞尔任欧洲版《华尔街日报》的总编。1971年，罗伯特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当时他是《华尔街日报》华盛顿特区的外交通讯记者。派驻香港之前，他还在纽约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国际版主编。罗伯特先后就读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他曾在旧金山、纽约、伦敦、香港、华盛顿等地从事新闻工作，阅历十分丰富。
我是1971年4月到7月在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访问北京之前到中国的，在中国逗留了约一个半月。当时看到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和红卫兵战报。30年后我仍不明白当时的中国，只知道一切都复杂得很。现在我再次来到北京，觉得变化太大了。
我当了总编辑之后对《南华早报》进行了调查，发现读者普遍反映该报缺乏一种生气和性感（众笑）。我们就准备针对此改进，重新设计了报纸。如果报纸想要有未来和发展，就不能仅仅重视外国读者，而必须能融入香港当地人的生活，必须使报纸能够吸引双语读者――我们试图使报纸能吸引那些不是必须读英语但能够读英语的读者。基本上我们的报纸是一张严肃的新闻类报纸，我们比较重视分析性的言论、社论，同时我们也要扩展对中国的报道，我们将特写版加人更多的是生活性和娱乐性的报道，并且使版面变为彩色，使报纸更好看，增加了体育报道，使报纸既严肃又活泼。
在香港最主要的和畅销的报纸刊登的都是明星的照片、血腥的谋杀、色情等，但《南华早报》不这样。我们的重点是报道中国，报道经济和商业新闻，以及中国的财经新闻报道。我们努力使我们的英文符合国际标准。我们在中国有3个办事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现有5个记者，如果获得中国外交部批准，我们还将增加一个记者。我们还打算搞一个在线的财经信息服务，但是是付费的。我们的读者中有75％～80％来自亚洲地区。我们的付费定户为12万，而根据权威的尼尔森调查报告显示，我们的读者约为30万，这样我们的报纸在香港约排在第四位。我们的读者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职业，并较为富有，较常旅行。我们的新闻部有300人。其中100人是记者，60％是香港人。我们有两个主编来自中国大陆，一个是中国新闻部的主编王江伟（音），他12年前是中国日报的编辑，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来到《南华早报》，另一位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原来是明尼苏达州的新闻学硕士，后来又拿了个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土。她在美国呆了5年。
由于中国政府规定境外媒体不能从中国大陆直接聘请记者，因此我们现在设在中国的机构里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是很愿意聘请来自大陆的记者的。我们在中国的这些记者都来自美国或英国，新近到广州的一个记者原来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他当上记者后前几个星期一开始是在江西采访鞭炮爆炸事件，他采访的是当地村民、老百姓，并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写新闻，因此惹恼了当地的官员。但我认为作记者就该这样才行。我们在华盛顿、新加坡和雅加达都有专职工作人员，我们很快还会增加在东京和台北设通讯员，我们还将在广州增加一个记者，在上海增加一个财经记者，在北京也还要增加一个记者。
我们报道中国是报道她的复杂性和她的变化。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在读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报纸后，比如讲6个月就能得到关于中国的比较完整的信息，会对中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我们也非常关心中国政府的关于腐败的报道。我们不仅仅关心什么地方发生了腐败，关键是要讲为什么发生腐败，这个腐败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还大量报道财经新闻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加入WTO的种种努力，我们认为中国加入WTO是不可避免的。下个月，也就是5月份我们将作一个有关中国开发西部的报道。香港将于5月份向中国西部派出一个由150名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考察西部。我们《南华早报》将先期派出采访组到这些地方采访并发回一系列报道，作为投资的参考。
我们认为从全世界来看，财经报道是新闻的生长点。它反映了全球化的整个进程，它反映了资金流、人流、物流的走向。这也是我从前服务的《华尔街日报》能成为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原因。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离开华盛顿就买不到了，《纽约时报》只在纽约和华盛顿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学里能买到，只有《华尔街日报》美国每一个村镇都能买到。原因是每一个村镇都有人买股票。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你们如何报道中国的腐败问题，你们觉得美国和中国的腐败问题有什么区别？中国的腐败问题怎么能解决？
罗伯特：如果我知道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就是朱 基了。中国的情形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相似。我不是说美国就没有腐败，美国也有很多记者在揭发各种各样的腐败，有的还因此获得新闻奖。如果一个社会处于事事都得经过政府批准的机制下，尤其是经济活动，就容易导致腐败。每一次申请政府批准的程序都是产生腐败的机会，例如，我曾经和上海的房地产发展商聊过，他正在经营一个很大的项目，他说如果他对原先的计划作任何改动，都必须要得到46个不同部门的批准，如果项目的资金超过一定的数额，还要到北京来申请政府许可，那就不止46个部门了。从上海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腐败的潜在机会有多少？经济学上把这种人叫做“寻租者”，他们出租自己的许可权。在美国这种潜在的机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官僚体制的规模没有这么大，人们不必为了这些事如此频繁地申请政府许可。像福建远华案这样的走私案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另外，美国的新闻体制也起了防止腐败的作用。美国政府的透明度比较高，并且新闻界随时在监督着政府活动。立法机构也很重视舆论的反映。在美国犯下这种罪行是很难逃脱的。我并不了解你们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效率，朱总理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处理了很多大案要案，但是这个问题短期内能不能解决，这个体制能不能改变还很难说。随着中国加入WTO进一步走向全球化、法制的健全、采用国际标准将有助于腐败问题的解决。
我们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报道有几种不同方式，一是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二是派记者到福建等地实地采访，采访当地市民官员等，但是往往被官员拒绝。当然，记者要在各种传言中做出选择，把大量的谣言淘汰掉。我们的记者会到一些偏远的城镇，做一些长篇的现实性报道。通过这些报道，我们力求反映中国的真相，和中国发展的总趋势是符合的。因此，我们的报道不仅仅停留在腐败问题上。
政府如果大规模地参与经济活动，尤其是短缺经济国家，像印尼、韩国、马来西亚、日本……腐败问题是难以铲除的。国际机构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的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经济活动都受到政府的制约。例如印尼、尼日利亚、韩国等都在最腐败国家之列。而且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很低，缺乏发展前景也容易滋生腐败。
新华社记者：香港回归前后，《南华早报》和北京的关系很令人感兴趣，比如同一天的报纸用一整版报道祝贺北京申奥，另一个版又报道海外持不同政见人士抗议北京申办奥运会。还有消息说前任中国版的主编威利离任是因为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由于香港地位的变化，《南华早报》有什么改变？
罗伯特：我想你把新闻和广告给混淆了，祝贺北京申办奥运会的一版是经营报纸的财团的广告，而另一版的则是新闻。如果由我个人来处理，我不会刊登这类广告。我们报道很多方面的新闻，并不是刻意报道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我们有责任报道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中国新闻版主编威利的离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我处理得不是很好，我认为他最好要完全离任。他原来是我们的专栏作家，撰写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并且负责中国版的编辑，指导在中国报道的记者。但是，他在指导记者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我们准备另外派人负责中国地区的新闻采访。在他任职的3年里，他都没有和负责采访中国的记者联络过。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劝说他留下来继续做专栏，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威利不同意这个安排，最后还是决定到CNN拓展自己的事业。当然中国高层有人不喜欢他的文章，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南华早报》继续工作。一切都由他自己决定，他不是被解雇。
听众：威利是香港人，名叫林和立。我对他的写作非常感兴趣，我看了10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的文章是靠翻译《争鸣》，外国人不会看中文，《争鸣》一些有争议的东西他第一个拿来译成英文。我个人认为这些文章都是造谣。一位中美关系专家说，看威利的文章就像是在看《争鸣》杂志，消息是否可靠得靠读者自己的判断。我比较直率，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他是能阅读中文的香港记者，西方国家的记者在中文阅读上不能和他相提并论，他们都得依靠威利翻译的《争鸣》文本，因此威利很受欢迎。当然这是我个人对威利的看法，我对他是嗤之以鼻。
《北京青年报》记者：你们如何保证新闻来源的可靠，如何处罚报道虚假消息的记者？
罗伯特：完全杜绝虚假新闻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清楚你们是如何处罚犯错误的记者。我们有高级编辑负责监督报道，过去我也负责这项工作。但是错误总是难以避免，我们依赖经验的判断和责任心，如果的确发生错误，我们会尽力补救。如果记者无意中报道了虚假新闻，我们会调查事情的原由，记者是否被谣言误导，然后吸取教训，力求以后能做得更好。报纸如果经常犯事实性错误会吃官司，而报纸是不能天天上法院的。我们面对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报道不能深入，太肤浅。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孙有忠：世界信息传播主要是西方向东方、北方向南方。《南华早报》作为东方的西文报纸将发挥什么作用。你们的报纸在选取各个通讯社的稿件时，采取了什么标准，有没有偏见？你们对中美撞机事件的报道看来是中性的。
罗伯特：我们采用各个通讯社的稿件，并没有特别的倾向，包括新华社、美联社、路透社……我们主要考察报道的质量。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关于中美撞机事件，首先我们不赞成使用“冲突”一词，这样说是不恰当的。我们力求使我们的新闻立场客观公正，使我们的读者能看到来自中美两方的意见。新闻应该是中性的，言论可以有一定倾向。我们的目标是让读者对事件有全面的了解。我和报纸本身都不代表美国政府。我们尝试使用不同的新闻源，而不是简单地以西方或者东方为主。
我觉得中国政府使我们比较难以进行新闻工作，在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有信息公开的法律，我们与政府官员有较多的联系。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发言人，作为部门负责人的助手他们了解主要事件，了解部门负责人的想法。他们有权向新闻界公布事件的原由和发展状况，以及政府的决定。这在中国很少见，即使有发言人，他们中能说的也不多。外国记者很难与政府官员接触，尤其是敏感部门的官员。我们一般只能得到一些背景介绍，发生了什么事，某个人将采取什么行动等等。我们感觉中国政府不善于利用和操纵媒体。在西方国家，得到有新闻价值的消息相对容易一些。因此中国的声音只能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和《人民日报》发出，中国官员不了解利用媒体可以提高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传播。因此政府要有高水平的官员来接受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的采访。
学生：成功的记者需要什么本质，您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是哪一次？
罗伯特：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想是好奇心、好学、具备历史、社会趋势和人文知识，用简洁语言写作的能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记者，这和天赋没有关系。我的家人没有从事新闻行业的，我出生在小城镇的小农场里。但是我看了很多报纸，最初我想做报道棒球的体育记者。我采访过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作为《华尔街日报》的国际通讯员随基辛格访问中国和莫斯科。基辛格是个可怕的上司，他动不动就对他的下属大叫大嚷，但是对记者他倒很客气。他和记者经常在飞机上集会，讨论下一步的计划，我们要做什么等等。他虽然不透露任何秘密，但是他和记者保持密切接触的做法让人很难忘。我采访过玛格丽特?撒切尔几次，她个性很强，直率得令人生畏。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你采访过周恩来？您是周恩来见过的第一批美国记者。
罗伯特：那不能说是采访，只是一起吃晚餐。那不是一次成功的采访，当然不是他的错，是我们记者的错。我们没有向他提出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我们很疑惑为什么我们会得到邀请，那天包括我们的妻子在内只请了6个人，那时候中国领导人与美国人吃晚餐是很不寻常的。为什么周总理会请了我们？我们猜测中美关系会有一些变化，这是个小小的政治信号。后来基辛格秘密访华，证实了这个猜测。但是在整个晚餐的两个小时里，我们一直在想周总理为什么会邀请我们。
企业家诞生的环境
爱德华?罗伯特
政府就像是一个商业公司鼓励创业一样。这儿我要举一个成功典范，这个典范对于在座的各位启发是恰到好处的，因为这个典范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是张朝阳。
爱德华?罗伯特先生是美国知名的风险投资专家。作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资深教授，他负责技术管理学的教学工作。自1967年始，爱德华?罗伯特教授一直主持斯隆学院技术管理研究项目，他是MIT创业者论坛创始人和主席，以及技术管理研究国际中心主席之一。基于他对创业学会的贡献，MIT创业论坛设立“爱德华?罗伯特青年创业家杰出领袖奖”，以奖励年轻有为的创业精英。
非常高兴能到清华大学来演讲。我和我的夫人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
两年前，当朱 基总理到麻省来访问时，他谈到他在清华度过的求学岁月，他总是把清华大学说成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他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说，他希望某一天，他能到真正的麻省理工学院来学习并获得学位，但不是要一个名誉上的学位，而通过真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他谈到清华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而麻省理工学院是麻省的剑桥大学。
我一直在想有一天能够到清华来演讲，谈谈我对麻省理工学院和剑桥大学的独特性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北京的清华大学应该考虑的一些挑战。
所以，今天我想谈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独特性，演讲的题目是企业家诞生的环境，他们是新兴的公司的建立者，特别是一些高科技的公司的创建者。
今天我在演讲中会以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的视角，来看待为什么在麻省理工学院这样一个科技和学术性的机构会源源不断地有大量的大学生、研究生、教员离开大学创建令人兴奋的新公司，在各个领域作出贡献。我演讲的目的是给你们提出一种挑战：清华是否，能否将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在演讲完后，会有半个小时的提问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接受具有挑战性的提问是一件通常的事情。
首先，学校必须有一种开放的和赞许的政策，对创业机制给予完全的支持，要让人们知道学校与创业挂钩不仅是一个合法的事情，而是一个受人尊敬和称羡的事情。学校应该与企业建立密切的关系，学校的教授应该被允许与公司和企业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经常进行咨询。
一年前，当我在研究高科技企业家的时候，我参加了英国的一个巡回讲座。在英国一所著名理工大学（相当于英国的清华大学,或英国MIT），我拜见了该校的校长，在谈到学生创业时，他说他的学校也有着相类似的事情。我就问他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频率高吗？他说很难讲，但确存在。我就问他，学校的教职员工与各行业联系紧密吗？他说有联系。我又问他们花在与企业的咨询上的时间是怎样的？他说很难知道学校的教授与公司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我说在MIT，教授每周有一天的时间与工业公司在一起，给公司担任顾问。校长感到很惊讶，他说怎么可以让教员这样做？要在学术上负责的话，我们决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英国皇家院校里。这样真会损害我们一流的教学和研究的能力的。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MIT的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在MIT，教员每周有一天或更多的时间是与企业在一起工作，这不仅不会威胁到我们的教学和研究，相反会很有裨益。它会确保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处于现实世界令人振奋的项目的最前沿阵地；它会确保我们的师生不仅仅在课堂和实验室的学习，而且在工业的前沿学会如何发现问题；它会确保一旦在实验室学到东西会很快的转移运用到企业中去。MIT是一个年轻的学院，自1860创立以来，她就倡导一种不同的理念，那就是MIT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地方。教师的职责是从事教学和研究并将知识应用到企业中去，解决科技中的难题。从130年以来沿袭的优良传统所遵循的科学态度是和企业的紧密融合，师生不仅是作咨询而已，他们可以自己行动自己创业。这已经是学校政策的一部分，学校行政处赞同师生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开新公司，而不仅仅是给老的公司做顾问。开始是赞同进行与公司紧密相连的项目，到现在是更加灵活鼓励的政策，让教员和行政官员自己成为他人效仿的典范。在MIT的历史上，你会发现层出不穷的成功创业的范例。他们从MIT出去后不仅是进行咨询工作，而是把MIT的科技带到外部世界。
在MIT有许多学术与企业紧密融合的创业传奇，在当代有一个公司的成功事例可堪称典范。三个学院的成员成立一个专攻音效设备领域的公司（BBMN），而这个领域是竞争激烈的行业，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比如音效设计、设备优化等，他们需要成为行业的领导者。今天，BBMN业务转向网络领域，他们创造三个教授走出校园闯荡商业社会的成功范例。
所有的MIT的事例说明那些高级教授和行政官员走出校园，利用他们的头脑和精力进行创业。他们在学术界受到尊敬，声名大震。这些地位和名声受到尊敬的人们树立一个评判标准――教授不仅要在学术研究和咨询上卓有建树，而且要有领导团队进行创业的能力。这就是高度合法性和高度荣誉感的事例在创建公司需要做什么的重要参数。
我想谈的是MIT学术机构本身。在最近的几年，MIT学术机构支持和鼓励新公司的建立。有许多我个人参与的工作，首先是有22年历史的MIT企业家论坛。该论坛是为了鼓励和指导企业之间的合作。它担当了一个实地教练角色，每个月有两个小公司登上讲堂的讲台进行演讲，一些年轻人可以陈述他们的想法，并接受评选团的评判和审定，指出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急于赚钱的问题。
十年前当我们创立企业家中心时，我们只有一门课程：新企业，讲述撰写商业计划要考虑的一些要素。这一学期，我们新开始了5个学科。现在共有14个科目。我们新增加了3个教研组，金融、科技管理、人力资源，所有都是为企业家开设的。下学期我们开始“设计和领导企业组织”，有人力资源的教授主讲，从人的角度如何创建企业的风格。此外还有金融管理课程。让学生融入到企业的运作当中去。这要提到相关的一个有奖创业项目（50KCompetition）。这一项目开始于10多年前的10Kcompetition，就是在学生当中开展商业计划的比赛，第一名奖励1万美金（10K），现在第一名是5万美金（50K）。学生的创业公司商业计划是由风险投资专家、创业者和校园外的有关人士评定，而不仅是学院人士打分。第一名获胜者将获得5万美金的奖励，第二名则获得2万5，第三名获得1万，每一个取得资格的选手则每人有几百美元。在50K创业比赛中，我们至少有500名学生拟定自己建公司的计划，而他们都知道哪些计划仅仅因为趣味，哪些真正带来财富，这样为他们在以后开办自己的企业打好基础。在过去的一年中发展最快的领域是互联网技术方面的企业，都是50K计划中的赢家和学校的其他成员。
这儿还有一个学术机构鼓励创业的事例。在过去的10年中有一个长足发展的事情是技术许可办公室的发展。学校一直对许可技术持有疑虑，而10年里在许可技术方面的发展有许多摇摆，在后来因为发展大公司的需要，有所变化，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如何为MIT带来技术。MIT持有一些开发许可技术的企业小部分股权，因此其许可技术方面得到优化，其所占的百分之一的股份带来2亿美元资金的运作。
MIT不仅是投资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而且还积极给外面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其结果是他们不仅广泛地进行投资，而且还吸引许多风险投资专家进入大学。
现在我们将从学院机构鼓励创业的讨论转向一个严肃的话题，那就是政府的角色。MIT地处Cambridge市，马萨诸塞洲，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政府在技术创新的发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这里我要用历史的视角简要说明政府角色的问题。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阻碍和打击企业发展的政府，而是积极的鼓励支持创业。有许多不同的机制，它们全都属于鼓励机制，被美国和许多国家采用，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意识到对高科技创业进行鼓励将使全社会受益，没有人遭受失败。通过支持创建先进技术企业，随着最先进的技术发展，全社会居民将得到利益，新的工种产生，尖端行业萌芽。
我以美国产生的此种政府行为作为事例说明。首先，政府对待创业前瞻性的鼓励态度。在美国，规章制度给予那些刚创建的公司带来的阻碍甚少，当创业者建立公司时，政府不予阻拦，而相对在中国，在互联网、电信和其他一些行业方面有待完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很难表达我是多么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然后，政府在建立鼓励创业机制的过程中的有效联结。美国有非常严密的机制，虽然并不是每一个都有成效，但都是有益的尝试。其中有一种机制叫“小企业创新研究工程”（SBIRS），每一个政府机构一年花费2亿美元，其中百分之二的基金投给那些小公司，因此这些小公司获得政府研究基金资助的优惠条件，尤其是对于那些想建立和发展高科技的企业来说。从这层意义上讲，政府就像是一个商业公司鼓励创业一样。这儿我要举一个成功典范，这个典范对于在座的各位启发是恰到好处的，因为这个典范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是张朝阳。我之所以要将Charles作为范例说明，是我想谈一谈搜狐是怎么产生的，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如果Charles在清华大学继续攻读博士，而不是去MIT读PH.D.，搜狐是否能够产生？Charles是清华本科毕业生，他在这里是同一个人，同样的智慧，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成绩，而这里我要建议的他是在MIT获得的思想转型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转向，即对能力、批准、机会等问题准确的理解。我反复重申的是MIT自100多年来一直鼓励创业者出去开办公司，尝试做事，给予配合，使其合法化，获得成功，从而成为与这个社会紧密融合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Charles获得MIT的博士学位，很清楚他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受过正规的教育。而他在MIT获得的还有他对生活方式的方向和定位，他积极参与各种创立新公司的激烈竞争中。有一天，Charles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跟我谈他的理想和向往，他没有跟我讲：“罗伯特教授，我想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而是讲：“罗伯特教授，我想回国，建立一个互联网公司。”我对他讲：“你能跟我讲你想做什么吗？”他还是说：“我想回国，建立一个互联网公司。”我们的讨论从此开始，这次讨论持续了好几周，见了好几次面，我开始更多的了解他，他的动力，他的眼光，他的热情，他真正想干的事情：他想在自己的国家，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域，运用他在MIT学到的知识和精神在中国建立高科技互联网企业。我与Charles接触开始于1996年，经过几番谈论，我最终决定成为他创建公司的投资第一人，并将与Charles一起成为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顺便说一句，在最初的两年里，事实上整个董事会就只有Charles一人。另外一个的投资人是MIT的一个研究生，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企业家庭，父亲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的CEO。主持着MIT的媒体实验室的尼格罗庞帝，早已在你们之间耳熟能详的著名教授，成为投资搜狐的第三人，我问他为什么投资搜狐，他把我当做是他投资的一个理由，说因为我投资了，我知道我为什么选择搜狐，所以他就投资搜狐了。到现在他一直“盲目”。Charles带着180000美元回到中国，白手起家创建公司；他没有带回280000美元，因为我们在1996年用尽办法也难以筹集到另外的100000美元。我们无法说服别人在当时中国有机会去创建互联网公司。他们疑虑重重，不能说服他们给我们划支票。Charles回到中国建立搜狐，你们都知道后面的历史了。随着搜狐收购中国人（ChinaRen.com），搜狐在页读数和用户数量上都成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领头羊，而且我们将会一直保持这种势头。
我的观点不在中国的互联网，而是建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科技的公司，MIT给中国带来了一件重要的礼物，那就是树立了一种教育的榜样和模式来鼓励Charles能够回国创业，开始为你们的国家作出重要的贡献。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被称为与中国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人。MIT有很多美国籍的中国人和中国籍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很多人给我发E-mail和给我商业计划，说他们要去中国，建立互联网公司。今天当然想法更多，有的还想创建无线通讯公司或可视网络公司，我把很多的想法都转给了Charles，我想他能帮我遴选。
今天我试图提供一种历史的视角，来谈在很多方面与清华类似的一个学院，我们是美国的清华，你们是中国的MIT。在科技和商业学院方面，我们两个院校都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的斯隆（Sloan）商业学院正和清华和复旦大学合作MBA的项目。我想让你们理解的是在MIT一种重要的独特性培育了MIT的一种文化，就是让许许多多的有才华的学生、教师、甚至行政人员会考虑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下一步会去根据自己的愿望创办公司。我想要提出的关于体制的、超出两国政府的差异的问题是：中国可否让清华大学仿效我们在美国成功营造的环境，如果可能，我们都会享有变革给双方社会带来益处。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现在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谢谢！
附录记者有关采访:
问：软银公司董事长孙正义目前说中国将出现第二次风险投资浪潮，他们计划收购200家互联网公司，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绝对正确，而且还会出现第三第四次浪潮。中国发展的机会非常大，有许多创业者在中国的互联网市场上成功发展，像我在演讲结束举到的搜狐创始人张朝阳的事例。他们真正了解市场发展战略，因此，许多重大进展只是时间问题，可能在一年中两三个月之内，从而会掀起新一轮的互联网投资风潮，中国的机会非常大，浪潮不只一次，有许多次。
问：在目前NASDAQ股市普遍下跌的情况下，你对搜狐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答：股市不能更多反映公司的发展状况，我们需要寻求股市和公司实际发展情况之间的吻合，搜狐公司比其在7月份上市时又有了许多新的业绩，新的成功，比如从公司内部发展上看，我们有了在访问量、注册用户、EMAIL用户以及网络广告销售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现在，我们成功的收购CHINAREN，增加新的功能，新的员工，新的技术和新的内容频道。因此，我对搜狐的信心不是基于股票市场，而是实际考察公司本身的发展状况。股票市场其实也就是一种市场，在市场上，人们自然会进行买卖活动，有人今天想买东西，有人今天想卖东西，这很正常，而我们要做的是先把事情做好，吸引更多的人来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购买我们的股票。
青年事业成功
池宇峰
只要你给自己确立一个目标，然后咬紧牙关持之以恒地奋斗，最后总是能够实现。我发现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毕业时不知道这辈子到底想干什么，或者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池宇峰，1971年8月出生于北京。1989年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1993年毕业，到广州浪奇宝洁公司工作。1994年，到深圳创办洪恩实业公司。1996年，创办北京金洪恩科技发展公司，任董事长。1996年11月，《开天辟地》第一次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亮相，立即引起轰动。2001年4月，池宇峰获得首届“中国软件行业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是最年轻的一位获奖者。
池宇峰和他创立的金洪恩电脑公司深刻地影响了中国IT业的发展进程，金洪恩的软件鼓舞了数百万中国人学会了电脑，其电脑教育软件和英语教育软件分别占了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的50％和70％。
洪恩总裁池宇峰应清华大学团委的邀请，以校友身份在清华三联报告厅演讲．下文摘自池宇峰的现场讲话。
今天，我来和大家聊聊，聊什么呢？就聊当代青年的事业观吧。我是清华化学系94届毕业生，说起来是在座各位的师兄，所以大家在我说的过程中，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提出来。
毕业后，先被分到广东的浪奇宝洁；半年后辞职创办深圳洪恩实业有限公司，主要是装兼容机，规模当时在深圳可以说是首屈一指；1996年11月，注册北京金洪恩电脑有限公司，第一个产品就是《开天辟地》，一炮打响后一发而不可收。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产品了，每个产品无论从质量还是销量在国内都是第一的。如果大家关注连邦软件排行榜、电脑报排行榜的话，教育软件类前十名总有四、五个是洪恩公司的。我们的目标是前十名能占八个。有时在公司里开玩笑说，洪恩这两年的发展比微软还快，现有员工130人左右，在国内的软件行业中算是很大的；营业额有几千万，而微软发展到第五年时才和洪恩这方面的数字相媲美。
一晃就是五年了，最想说的就是一个人怎样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事业观。只要你给自己确立一个目标，然后咬紧牙关持之以恒地奋斗，最后总是能够实现。我发现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毕业时不知道这辈子到底想干什么，或者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公司，我经常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否清楚自己为什么活着？真正能想清楚的人很少。有时候我问，“你为什么要读研？为什么要出国？”他们说大家都在读研，都在出国。其实，在洪恩有很多能出国不出国，能读研不读研，甚至能拿到毕业证而不拿的人（当然我们并不提倡），但这符合了社会上的规律：非正常才能成功。跟大家走同样的路未必会成功。每个人一定要清楚自己最擅长什么，比别人强在哪里。只有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才有可能成功。所以在招聘时我经常问“你比你的同班同学强在哪？”有人说我不知道强在哪，我学习成绩中等，工作能力、社会能力也是中等。这就比较差一点，有些在学校里表现出的特质并不被看重，但是走向社会后就非常重要，比如艺术性、人际关系、哲学头脑等，所以你只要和你所在集体有一点不同，就说明你在这一点上比别人强，这一点很重要。在招聘时我会问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见过你本人，而由你的朋友来描述你，他会怎样描述？”比如你特别爱玩，特别爱打游戏，OK，这就是你的优点，这在洪恩特别重要。因为你的所有性格最终会反映到你的作品中。
总之，要清楚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然后为之努力，不能动摇。人活着是一种自然现象，当哪天自然现象的环境发生改变，人类也就消失了，所以说没必要为现在身边的琐事而烦恼、消沉。应该找让你快乐的事情去做。我有时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永远没有烦恼的人”，因为你清楚了人的本质，再自寻烦恼你会发现是在跟自己过不去。
在洪恩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人员流动性很小，真正的能人很少有走的。洪恩的待遇只是中等，但是可以得到成就感，因为你做的软件是中国最好的，会被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接受。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是“洪恩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了一点点”，尽管只有一点点，但是我们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了。我对《开天辟地》软件的开发者说“这个软件可能会影响中国未来几年的教育，这有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奋斗一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开天辟地》是我们开发的，当看到这个产品能如此广泛的被接受，你会感到死而无憾，自己的价值实现了。
在洪恩你不要告诉我你能做什么，你应该告诉我你比别人强在哪里，你会发觉在某一方面有一点儿是别人赶不上的，那么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当新员工来时，先让他们适应一段时间，随意找些杂活来做。这样过了一个阶段，我们就问他对哪一方面感兴趣，适合做什么工作，例如想搞网络，或者是多媒体编程，每个人有自己的特长，然后我们就让他按自己所选择的方向去做。所以说洪恩的每个人都处在他最擅长的位置上。
洪恩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精益求精。我们做一个产品不仅仅是比别人强，更是让自己满意。我们因为自己不满意而砍掉了很多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畅通无阻》、《天问》就是因质量问题生生被砍掉后重做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我们能够一步步发展的关键。根据一些统计数据，目前国内独立软件销售方面，洪恩仅次于微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洪恩做成一个国际化的企业。
美与物理学
杨振宁
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
杨振宁，安徽省合肥人，1922年8月22日出生。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1944年西南联大研究所毕业，1945年在西南联大附中教学后赴美，1948年夏完成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65年应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托尔邀请筹备创立石溪分校研究部门，1966年离普林斯顿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物理研究所，担任教授至今。
1957年，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学金。他们这项贡献得到极高评价，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之一。尽管他们早已入了美籍，但也是“美籍华人”，消息传来，中国人无不引以为傲。杨氏也是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薰陶为自傲的，那年他们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最后一段，他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