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作者：朱成甲【完结】
登高一呼群山应，
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
微言如闪首传真。
这是老革命家林伯渠为1959年出版的 《李大钊选集》的题诗。它以贴切 的比喻、形象的语言，充分说明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所起的 重要作用。他是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之后，又一位 “登高一呼”，开辟 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人物，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 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受人们尊敬的一位伟人！
一、童年的不幸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生于直隶 （今河北省）乐亭县大黑索村。在当时，他的家境虽然并不贫困，但却因为 变故而使他的童年充满着苦难和不幸。
李大钊的父亲李任荣，是大黑索村有名的好青年、好学生。他聪敏好学， 达礼知文，写一笔好字，为乡里所称道。可是，正当这位好青年风华正茂的 时候，1888年 （光绪十四年）6月23日，渤海湾发生了7.5级大地震，乐亭 县被震得房倒屋塌。李任荣当时正患病，他不顾危险抢救生母，并把她背着 跑了好远，直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可是，李任荣由于在病中受到惊吓和劳 累，当场大口吐血。其后，李任荣的病情日益严重，终于在1889年3月病逝， 年仅23岁。这时，李大钊尚未出世。 李任荣的妻子周氏，是位性情十分温和、淳厚、善良而又心灵手巧的妇 女。她在遭受丈夫不幸早逝的沉重打击之后，整天生活在悲痛的泪水中。她 依靠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持，在丈夫逝世8个月后，生下了李大钊。但1年以 后，她也终因过度忧伤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从此，李大钊就成为失去父母 的苦孩子。 李大钊是由继祖父李如珍老人抚养长大的。李如珍当时已60多岁，素来 精明能干，刚强正直。早年，他曾到 “关外”奉天（今沈阳）一带做行装商， 由于屡遭土匪的抢劫，不得不辍业回乡。他有3个女儿，但没有儿子，所以 过继二弟李如珠的儿子李任荣为子。李任荣夫妇早逝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 人，就完全担起对孙子李大钊抚养和教育的重任。 可是，当李如珍老人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抚养孙子的时候，他的老伴却 不但不能成他的有力的内助，反而给他制造种种困难。这位老祖母心胸狭窄， 只顾疼爱自己的亲闺女，却不关心过继孙子，甚至还嗔怪李如珍疼爱孙子。 她的女儿甚至还伙同自己游手好闲的丈夫，图谋把父母双亡的孩子李大钊害 掉，以获得李家的家产。为此，李如珍对李大钊就不得不更加特意地保护和 照料。 李大钊后来回忆说，在出生后的第二年， “母亲又去世了，丢下了一个 十分需要她照看的可怜的婴儿。我没有兄弟和姐妹，于是我和祖父母生活在 一起，但等我长到15岁的时候，他们又留下我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 是多么不幸啊！”
二、民族的苦难
和李大钊家庭的不幸相联系的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也正日益陷于深重的灾 难之中。
中国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 会的新发展。在世界性产业革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它使自己从曾有 的大明先进地位落后达数百年！当西方建立在新的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炮舰 轰击这个停滞闭塞的古老中华帝国大门的时候，它不能不处于被欺凌、被宰 割的地位。
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通过战争的种种阴谋手段，强迫战败了的清王朝接 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了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已把侵 略的矛头，直指清王朝统治的心脏——京畿地区。 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了处于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但也同时 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反抗与斗争。义和团运动，就是中国北方农民对于 侵略者的一次英勇反抗运动。运动失败以后，侵略者根据强加于中国人民头 上的 《辛丑条约》，在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上的12个城镇和车站，驻 扎军队，直接监视中国人民和控制这个地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蛮暴行， 随时可闻可见。 乐亭是当时整个衰败苦难的中国社会机体的一个角落。它偏处海隅，经 济和文化都很落后。滦河经常泛滥，土匪海盗不时绑票抢掠，官绅贪婪地压 榨剥削，使这里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的危机，人民的苦难，都给 纯洁幼小的李大钊，留下深深的刺痛。 西方资本主义侵入，对于中国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存发展所提出的问题以 及所产生的影响，是空前复杂、严峻的。它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猛烈地冲 击着闭塞的宗法的封建统治秩序，强烈地震撼着一直处于苟安、因循、蒙昧 的人们。在其所到之处，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社会管理方 式等等的一系列变化，使封建统治大厦的根基开始迅速发生动摇，使中国的 社会不能不进入空前的社会大变动中，进入新旧大更替中。这一切，也使这 个民族的仁人志士，不能不为自己的民族免于灭亡的危机、并重新屹立于世 界而前赴后继，不息奋斗！李大钊，就是奋进在这一历史潮流中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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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旧塾馆到新学堂 西方思想文化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封建宗法社会，使李大钊在学习道路 上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李大钊四、五岁时，由祖父教他读书识字。7岁起，祖父送他到本村的 老谷家的私塾读书，由单子鳌先生对他开始正式启蒙教育。单先生亲自为他 取名叫耆年，字寿昌，以寄托着对这个不幸孩子永年高寿的祝愿。 单先生按照传统的科举路子，对李大钊教了约3年。10岁时，祖父又送 他到赵辉斗先生的塾馆继续攻读。又过了两年多，赵先生和前面的单先生一 样，也感到自己的学问根底已不能满足这位渴求知识，在学习上突飞猛进的 学生的需要。于是，就又主动让李如珍老人为李大钊另请名师。 李如珍为孩子的聪敏好学感到特别欣慰，乡村邻里也为李家有着这样一 个好后代而羡慕垂青。李如珍老人又经过种种办法，终于使李大钊能够到一 家更好的塾馆去读书，这就是乐亭县城北井家坨的宋举人家的专馆。这个专 馆的考古师是黄玉堂先生。他是在北京国子监读过书的 “优贡”，学识好， 又重视因材施教，从而使李大钊在学习上进步更快，为其参加科举考试作了 更为切近临场的准备。 经过大约10年的准备，李大钊参加朝廷规定的府试的条件终于成熟。不 过，就在李大钊在上述几位老师的督励下向着科举考试的的目标猛进的时 侯，中国决策者们对于如何对待传统的科举制度问题的争论，也正在几起几 落地进行。 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对外开放和办 “洋务”的需要，在传统的科 举正规途径以外，在东南沿海和南方某些地区，出现了一种新式学校。戊戌 时期，康有为等明确主张中国应废科举、兴学校。但遗憾的是，这种主张， 旋就被保守派所扼杀。庚子事变之后，清王朝由于惨败而面临更为严重的统 治危机，为了挽救其覆灭命运，就不得不也搞改革，推行所谓 “新政”，把 他们所曾经扼杀的那些改革主张，又重新捡了起来。遵照慈禧关于改革的上 谕，清政府于1901年9月14日，正式下了兴学诏，令各省书院在省城的均 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诏令还特别 强调，要多设蒙养学堂。1901年9月16日即上述诏令两天后，清政府又令 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我们知道，伟大的鲁迅就是在这一决策下于 1902 年初被派往日本的。1902年1月7日，慈禧从西安到北京，第三天她即抓教 育，令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也就是同时管全国的教育。接着，又 令张百熙迅速 “裁定章程”。张于是在8个月之内，拟订出有6个章程在内 的各级学校章程。从而，使全国兴起的办学热潮有了统一的章程可循。 清王朝这时虽然令全国兴办各级学校，但是，却并没有同时立即废除科 举考试，而是实行新旧过渡的一种双轨制。按照这种预想的设计，大约需要 10年即到 1912年，才能全部停止科举考试，同时全部实行新学制。清王朝 的这种计划，主观上不能不说是最 “平稳”的。但是，它却忽视了民族的落 后与危机在客观上要求改革的急迫性。也就在这时，对于这场改革持更为急 切态度的刘坤一、袁世凯等，不经清王朝对方案的最后 “拍板”、“不准再 奏”的严令，贸然奏请应立即停止科举考试。清王朝度势后，改革了原先的 诏令，采纳了他们的奏请，决定从1906年 （丙午）始，即正式停止各级的科 举考试。从此，始于隋代延续达1300多年的中华政治与教育史上的一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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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度——科举制度，遂宣告结束。中华大地上历史潮流的这种变化，对 于李大钊这个人物的一生，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清王朝决定从1906年起即停止科举考试的时候，按原定惯例1905年 乙已岁的各省科试，在各地正紧张进行。乐亭县属永平府（今卢龙县）建制， 9月初，李大钊在10年苦读准备的基础上，满怀信心地到达了永平府考场。 李大钊当然不知道科举问题朝廷将有新的决定。他在考场上显示才能， 进展顺利。可是，就在他考试已经结束，只等最后张榜公布、拿回“府试中” 的喜报的时候，清王朝正式废除科举的的诏令也到达了永平府考场。几天之 后，李大钊没有拿到考上秀才的喜报，却拿到了永平府中学堂一年级新生的 录取通知书。 李大钊考上永平府中学堂，是他10年苦读取得的成果。按照清政府政务 处和礼部1901年12月的规定，不同级别学校的毕业生可分别给予贡生、举 人、进士等科举出身。反过来说，不同科举出身的人，也可相当于不同级别 学校学生的学历。按等第系列，在当时，也只有被府试录取够上秀才资格的 人，才能被录取进入永平府中学堂。所以，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李大钊参 加乙巳岁的府试，是考中了秀才的。他既是中国科举制的最后一批秀才；又 是中国实行现代学校新制的第一批新生。新旧交替，在李大钊学习道路上反 映得竟如此尖锐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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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志士良友蒋卫平 李大钊进入永平府中学堂，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大转折。他在这里， 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外的新学——西方的思想文化与自然科学。他第一 次学习 “夷人”的语言——英语。毫无疑问，使李大钊在思想上从此打开了 新的世界。 西方新思想新文化进入中国各级学校，使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爱国思想 在青少年一代中得以迅速地孕育和发展，使人们形成一种新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如果不是清政府当时立即废科举制度，那么，李大钊就势必继 续按科举制的道路走下去。如果是那样，20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就决不会 有日后的李大钊。 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堂政治意识日益提高，并第一次结识了革命志士， 这就是蒋卫平 （字大同）。蒋卫平少有大志，决心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献身。 他非常敬慕谭嗣同为国捐驱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改号恭谭。他是永 平府的蒋家庄人 （今属滦县），比李大钊大7岁。他常与李大钊等同学谈论 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的学说，与大钊的友情很深。为了进行革命活动， 蒋卫平中途辍学离校。1910年8月，到黑龙江国境一带考察防务，以备抗俄， 不幸被沙俄军队当场杀害，尸体也被抛入江水中。 蒋卫平遇难，对于李大钊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非常悲痛，深切地怀念 这位志士好友。在李大钊现存的19首旧体诗词中，就有3首是为悼念这位友 人而写的，可见他们之间情谊之深。 在1911年写的 《哭蒋卫平》的两首七律中，有一首写道： 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 半世英灵沈漠北，经年骸骨冷江头。 辽东化鹤归来日，燕市屠牛漂泊秋。 万里招魂竟何处？断肠风雨上高楼。 李大钊这首诗，热烈地赞颂蒋卫平的爱国报国行动，称颂他的死是 “国 殇”，是为国而捐躯的。诗中对这位英才的不幸遇难深为惋惜，而对其身后 的被冷落更为痛心。由于对亡友的思念情深，想象着有一天这位壮士能够成 仙，从辽东乘鹤归来，继续能够在燕赵一带过着革命者的豪放生活。不过， 这一切只能是想象。即使是万里招魂也找不到魂在何处。所以，作者只能忍 受着断肠般的痛苦，在凄风苦雨中独自登上高楼，默默地眺望着死者殉国立 地的远方。 李大钊在 《题蒋卫平遗像》的五律中又写道：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 碧血几春花，零落一抔土。 不闻叱咤声，但听鸣咽水。 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前两首诗，注明是写于辛亥，即1911年。这一首诗，发表于 1913年6 月，是在前两首之后。诗中说“碧血几春花”，即是说，这位青年爱国志士， 离开人间已有好几个春天了。但是，对于李大钊来说，这位英雄的浩气却和 江流一样，永存千古。英雄叱咤强敌之声，人们再也听不到了，但江水呜咽 之声，却永远泣悼这位祖国的好男儿。就在那祖国的边疆国境，夜夜都好像 有蛟龙般的人物，在守卫、在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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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悼蒋卫平的诗，是李大钊本人思想、志趣、品格、情怀的真实写 照，反映着这位伟人成长过程中一段重要心灵历程。其实，李大钊与蒋卫平 相处时间并不长。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只有两年，而蒋卫平又是从永 平府师范中途转学过来的。因此，他们在一起大约只有1年多时间。可是， 李大钊对于这位青年志士的认识和感情如此之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志趣 品格上的一致性。蒋卫平的品格精神，实质上也就是李大钊的品格精神。祖 国的盛衰安危，正是他们所最关心的。蒋卫平是为保卫祖国和反抗侵略而死 的，所以，李大钊在另一首七律中写道： “千载胥灵应有恨，不教胡马渡江 来。”——这应是生者与死者的共同心愿。中华男儿，决不许侵略者的铁蹄 踏上中国的领土！ 李大钊一生都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凡是历史的现实的英雄人物，无论 古今中外，他都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他也善于学习书本以外有价值的东西， 从多方面丰富锤炼自己。他与蒋卫平的友情与精神联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 证。 按照清政府钦定的癸卯学制规定，中学堂的修业为5年，学生的年龄为 16—21岁。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改革潮流的冲击，特别是李大钊政治意 识的觉醒，使他不愿意再按部就班地去读完5年的中学。二年级刚读完，即 1907年的暑假，他便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天津投考新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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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少年立志及与客观现实的矛盾 李大钊离开永平府中学堂去天津投考新的学校，是他少年立志的主要标 志。 关于李大钊当时的这一抉择，他自己在殉难前的 《狱中自述》中曾有所 说明。他说：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李大钊这段话非常重要。它说明：第一，他这时已下决心以爱国和救国 为己任；第二，他已认识到，爱国救国在当时已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而应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因为，如若不是这样，当时人们提出的爱国 救国方案，可谓多矣，他随便跟着拥护赞成也就够了，何需自己再下决心去 探寻；第三，他已认识到，要想挽救民族危机，关键必须 “振奋国群”。自 鸦片战争以来，不甘心于中国落后、灭亡的人们，为挽救民族危机，早已在 提出种种改革方案和进行实践的努力，但是，都还远不能解决如何从根本上 “振奋国群”的问题。李大钊将挽救民族危机与“振奋国群”紧密联系起来， 从根本上寻求解决问题之良策，这正是他其后成为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重 要起点。 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侵入所起的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在知识青年面前 摆着种种可供选择之路。但大体上说，主要有两条路：一是追求真理，寻求 民族解放与振兴之路；另一种，就是只为寻求个人升官发财之路。这也正是 每个青年在立志问题上崇高与卑俗的分水岭。 李大钊离开永平府中学后，对于个人今后的人生道路确实面临着一种抉 择。当时，除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招生外，另有北洋军医学校和长芦银行专修 所也都在招生。李大钊说： “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 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意。故皆决然弃之，乃入政法。”对于 军医，李大钊说： “非我所喜”；对于能“致个人之富”的银行，“亦殊违 我意”——李大钊当时的志趣，在这里应该说表现得是很明显的。其实，这 两者都是当时某些青年的向往追求之所。 但是，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有志青年所走的道路从来不可能是顺 利的、平坦的。李大钊为寻求挽救民族危机、振奋国群之良策而进入北洋法 政专门学校，可是，这个学校的根本性质、任务以及当时整个的教育宗旨与 李大钊的抱负追求，却又是恰恰相违背的。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清王朝培养 “佐理新政”官吏的一所学校，是直 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所创办的，清政府明确规定，学生“不准妄干国政”， 只应该 “恪守学规，专精学业”，这就是学生的“本分”。否则，就是“妄 行干预国政”，就是 “躁妄之徒”，清政府表示“决不姑容”。李大钊的上 述追求抱负，很显然恰恰超出了清王朝规定的学生的 “本分”。 清政府还规定 “经学为必修课”，以圣贤“经义”为指导思想，为“圭 臬”，声称这是 “立国之本”。同时又规定，学生不准妄谈“进化”与“民 权自由”等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否则，清王朝称这是 “摇惑人心”的“狂谬 之徒”，是 “乱党险人”的行为，将决不给他们 “本于法律”的自由。李大 钊急思 “深研政理”所要研究的，很显然决不是清王朝规定的圣贤经义，而 恰恰正是他们所最害怕并严加禁止的 “摇惑人心”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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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 “狂谬之徒”的行为。 清政府规定的 “忠君”为教育的第一要义，声称“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 忘忠义”，对最高统治者要时怀 “天高地厚之恩”。否则，就是“狂悖不逞 之徒”，是 “自外覆载”，统治者将“有理有法”地对他们进行处置。李大 钊所急于探讨的 “振奋国群之良策”，与清王朝规定的忠君大义，很显然又 是南辕北辙！ 李大钊爱国救国理想抱负与清王朝的教育方针以及腐朽黑暗的客观现实 之间的矛盾，终于使李大钊在进入法政学校以后不久，就在精神上陷于极度 痛苦之中。1908年即入学后第二年，他在 《登楼杂感》中写下的两首诗，就 是他当时这种复杂痛苦心情的具体表现。 其一 荆天棘地寄蜉蝣，青鬓无端欲白头。 拊髀未提三尺剑，逃形思放五湖舟。 久居燕市伤屠狗，数觅郑商学贩牛。 一事无成嗟半老，沈沈梦里度春秋。 其二 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 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 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空荒邱。 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 李大钊这两首诗，是我们迄今所看到的李大钊留下的最早文字，是当时 爱国有志的青年所受压抑的血泪心声。 李大钊生于穷乡僻壤，能够来到通都大邑的天津上学，而且还进入当时 颇有名望的、能够获得进身之阶的培养官吏的学校，这在一般庸人俗见来看， 毫无疑问，他应该踌躇满志、心满意足。但是，李大钊却并不是这样。他充 满着苦闷，充满着悔恨，充满嗟叹和悲愁。这究竟为什么呢？诗里作了回答。 李大钊的悲愁和苦闷，是由国家民族的命运所引起的。 “家国十年多隐 恨”，就是其具体社会历史内涵。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10多年，中国遭 到了甲午中日战争和庚子八国联军入侵那样的惨败，面临着空前的列强瓜分 风潮和民族危机。在这一危机当中，作为具有爱国报国立志的热血青年李大 钊，却偏偏被一群昏庸保守的反动统治者剥夺的爱国报国的机会与权利。这 正是李大钊最痛心的。诗中写到：在国难关头，他恨未能提剑杀敌；在 “北 塞驰胡马”即入侵者面前，他恨未能像古代的郑国商人弦高那样为国效力。 李大钊把献身祖国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追求，所以在壮志未能实现的时 候，才痛感韶华虚度，一事无成，直至泪洒西风，使 19岁的青年，叹惜“半 老”、 “白头”。从诗中，不难看到李大钊对于民族所受一系列屈辱苦难的 无比愤慨，同时也看到他对于封建统治者愚顽自欺、在决策上一误再误、使 民族一再失去奋起时机的极度痛心，说明李大钊确实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 有科学理性又有崇高激情的爱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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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代政治运动的最早洗礼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虽然不是培养革命者的学校，但是，在客观上又并 非不能孕育革命家的学校。在当时，在主观上以传播革命种子为目标的学校， 在国内可以说还没有。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李大钊在正规学校学习时间最长的学校，其修业 时间达6年。这6年中，是李大钊其后成为学问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重要 准备时期。其积极影响方面是主要的。自然，由于这所学校的性质以及整个 教育方针的作用，他不可免地也受到些消极影响。 在北洋法政学校，李大钊进一步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广泛地学习了 西方的思想文化，基本上掌握了日英两门外语，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能力与工 作能力。这个学校，由于它力求接近京师大学堂的培养要求，所以，在课程 上是极其繁重的。正科的课程，设有政治学，政治学史、经济学史、比较宪 法、比较行政法、地方自治说、大清会典、中国法制史、选举制论、大清律 例、警察学、商业通论、民法要义、外交通义、外国贸易论、刑法总论、财 政学、经济学原理、应用经济学、货币论、银行论、外交史、最近世界政治 史、社会学、中外通商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统计学、外国语等，每周 课业达 36小时。学生刚入学即有外籍老师用外语讲课，日语第一学年每周 12小时，第二学年9小时，第三学年6小时。课业之重，训练之严，于此可 见！李大钊就是在这艰苦的6年中，为一生的学识奠定了重要基础。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使李大钊确立了终生的研究方向，这就是研究 “政 理”，研究社会政治学说。经过这个阶段的系统学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随着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造中国的志趣日益腾高。”李大钊的这种 “志 趣”，是使他成为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重要动力。 李大钊 “再造中国的志趣日益腾高”，终于使他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中站 在最前列，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学生运动的领袖，接受了中国最早现代政治 运动的一次洗礼。 1905年7月，清王朝迫于形势决定派五大臣 “分赴各国考察一切政治， 以期择善而从。”并表示，将 “仿行宪政”。清王朝这一决定，是清末所实 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影响最大的决定。 “仿行宪政”，其核心内容自然是以国 会政治 （责任内阁）为中心，用它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千年痼疾：君主个人的 专制独裁。对清王朝这种许诺抱有热情幻想的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士 绅和知识界，以直隶、江苏为中坚和先导，以孙洪伊、张謇、汤化龙等为领 袖，迅即在全国兴起了请求早开国会的请愿运动。第一次请愿，他们发动了 20万人签名。第二次请愿，他们发动了30万人签名。第三次请愿，他们拟 发动250万人签名，仍由孙洪伊率领，到北京 “伏阙上书”。在请愿中，参 与者们痛陈民族危机，谓非如此，中国决不能自保和自救。从而，在古老的 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兴起大规模的、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政治结社与社会运 动。李大钊及其所在的北洋法政学校学生，勇敢地响应了这场运动，出现了 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政治运动。 由于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中国的近代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可歌 可泣的悲壮性。他们炽烈的爱国救国热情，使他们不惜以血肉之躯甚至生命 来激励国人和警醒当道。在当时的集会上，李大钊的同学秦广礼当场断指， 写血书誓志。另一同学孙可君当场断肘，以明爱国轻生死的壮烈情怀。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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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上鲜血溅地，哭声震天，李大钊的心和这些热血青年的心紧紧地跳在一 起。据李大钊回忆， “孙君断肘之后，全身为血所染，许多同学鼓掌叫唤， 都以泪相见。” “那种悲惨激昂的情景，我终身不能忘！” 清王朝对于当时兴起的请求 “早开国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运动，采取 软化与镇压的两种方针。对于第一、二次请愿，清王朝都肯定其爱国救国愿 望，并将预备立宪的年限从20年缩短到9年，又缩短到6年，以示一再让步， 但到发动第三次请愿时，清王朝终于“翻脸”，采取了强行解散遣返等压制、 取缔措施。李大钊与北洋法政学校学生不能容忍清王朝这种倒行逆施，就愤 而起来再次请愿。据李大钊回忆，1908年 “各省人民都起来要求开国会，运 动很激烈，清廷不得已允人民要求。”当时北洋法政学校的学生即 “参入要 求开国会”的运动。到 1910年，“北京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开会，外患有安 奉铁路问题发生，在天津方面遂起学生。激烈的政治运动，我们同学也参入 运动。”北洋法政学校学生10月17日谈到清廷禁止再作请愿的诛谕，18日 即一律停课，互商进行办法。19日晨集合全体及东北学界代表，共数千人齐 赴直隶督署，要求直督即日电奏，请于明年即速开国会。总督陈夔龙同意代 奏。当晚，清廷答复不准其请，并声称 “尚有聚众要求，则是藉国会为名， 意存扰乱”，就要 “严办”。又令各学校监督，“转饬学生，一律上课。” 学生没有屈服，21日晨又集会研究办法。直隶总督和天津道当局，就决定派 军警卫队。包围学校，进行镇压。在险恶严峻的形势下，李大钊临危不惧， 从容镇定地准备应付事变。幸得当时主张和平解决力量的从中宽解，才避免 了一场流血惨剧。 李大钊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的经历，对他其后政治上的成长发生了深刻影 响。在这场爱国的政治运动中，李大钊受到一次领导群众运动的锻炼和反抗 反动暴力镇压的严峻考验，使他在其后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始终成为其领袖 和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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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东京留学与反袁斗争 1913年7月，李大钊经过6年的苦读从北洋法政学校毕业。6年的学习 生活，对李大钊颇为不易。该校规定，仅膳费一项，每月即需5元，并保证 不拖欠。李大钊 “既无兄弟，又鲜伯叔，唯有赖其亲父母哺育成长。”李大 钊考入永平府中学不久，祖父李如珍老人即已去世。他在北洋法政学校6年， 均系自费。李大钊回忆说： “我家贫，只有藻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内人 妻子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毕业。” 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校毕业，对他个人与家庭都是件大事。该校本是培 养官吏的场所，他本人又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的学问才能，早已引起当时 政界的要人孙洪伊、汤化龙的器重赏识。因此，他进入仕途、谋取相当职位、 营造个人安乐窝，当属不成问题。但是，李大钊决然地舍弃了这种选择。他 深深感到已有知识用于报国救国还很不足，需要继续对一系列的迫切问题进 行研究探讨。于是，决意出国留学，到日本去 “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 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以回国造福祖国人民。1914年初，李 大钊在孙洪伊、汤化龙的资助下到达东京；同年9月，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 经济学科。 早稻田大学建校于1882年 （明治15年），系一所私立学校。倡建者为 大隈重信，他曾两次出任日本外相和首相。在1914至1916年任首相期间， 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该校旧称东京专门学校， 于1902年 （明治35年）9月改名为早稻田大学。20世纪初，中国兴起出国 留学热潮，从 1901至1906年的五、六年中，到日本留学的学生近万人，“实 为任何时期任何留学国所未有”，而早稻田大学在其中则处于一个重要的位 置。该校于1905年专门设立了清国留学生部，在其章程中说：“学问天下公 器，非一国一人可私。况清国疆域相邻，人种相同，其学术我尝受之矣，其 文字我仍用之矣，固宜以我有余补其不足，是所以报旧德而赞文化。”应该 说，其态度是积极的。中国留学生进入该校，1905年 762人，1907年 850 人，1908年494人。4年当中，合计数达2006个。这个数字，应当说是相当 不小的。 早稻田大学，对于中国的政界和法政教育，有着重要影响，正如曾被袁 世凯聘为顾问的该校教授有贺长雄所说： “现时居中华民国之要津而号称有 为之士者，昔尝籍于日本，学宪法及国法于早稻田学园者，居大多数。”李 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使该校中国留学生名册中，继廖仲恺、宋教仁、张继 这些重要人物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光辉名字。 早稻田大学对学生的入学、教学与管理，都有一套严格要求。该校学籍 档案记载，李大钊于大正3年 （即1914年）9月8日入学，为大学部政治经 济学科一学年的学生，修业至大正4年7月5日，大正5年 （1916年）2月 2日退学，其原因是“长期缺席除名”。按此档案记载，李大钊正规的学习 时间仅为一个学年。从第二学年开始即从1915年下半年起，李大钊即长期缺 课，直至1916年2月退学。 据其他有关材料说明，李大钊其实从第一学年的下学期开始，即从1915 年初开始，就已不能完全集中力量静心学习。因为，这时已经发生日本政府 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问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兴起了强烈 反抗浪潮。李大钊正在此中，奔走呼号，担负着重要责任。到 1915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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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面目更日益暴露，留学生中进而又掀起反袁运动， 以声援支持国内的反袁斗争。李大钊自然更无暇顾及个人的上课，直至1916 年5月奉召回国。李大钊在日本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其中约有一半的时间是 在学生爱国运动与革命斗争中度过的。 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是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 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的，并请保守秘密。1月20日，日置益又向中国外交 部正式致送这一要求的文件。2月2日，中日政府就“二十一条”进行会谈， 2月11日，北京英国记者端纳将“二十一条”原件发表，引起海内外震动。 就在同一天，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即举行了反对 “二十一条”的大会。2月21 日，辛亥革命后已经停止活动数年了的中国留日学生总会重行建立，由评议 部和干事长推荐，李大钊被聘请为文事委员会委员。经过推选，当选为编辑 部主任，主要负责留日学生总会的撰著及刊行书报等。1916年5月在东京出 版的 《民彝》杂志，也就是由李大钊负责主编的。 在反对 “二十一条”斗争中，李大钊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和《国民 之薪胆》。这两者都是由李大钊代表留日学生总会撰写，在日本和到国内进 行散发。前者，写于2月11日中国留学生大会之前，当时中日交涉正在进行； 后者，写于1915年6月，即中日交涉已经结束，中国政府在日本5月7日的 最后通牒面前屈服，5月25日条约正式签字。所以，该文写明是《国耻纪念 录》。 李大钊这两篇文章，是用民族的血泪写成的，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李大钊表示无比的痛恨，而对于自己的民族和祖 国，则表示无限的热爱，充满赤子之诚，表示 “愿为国死”，为祖国的独立 和尊严，不惜 “出其丹心碧血”。两篇文章，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揭露日本 侵略者的罪行，即李大钊所说的 “对日关系之痛史”。其中既有历史的，也 有当前的，即甲午 （中日战争）、甲辰（日俄战争）、甲寅（借口对日宣战 侵占山东）三事。李大钊认为： “三甲纪念，实吾民没齿不忘者也。”中国 人 “宜镌骨铭心，记其深仇大辱。”特别是对于“甲寅”，即“二十一条”， 更宜 “共未来之薪胆”。 李大钊热爱祖国、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思想，蕴蓄已久。他在去国前回故 乡期间，在昌黎火车站即见到日本驻军借故寻衅，当场打死我国路警5人的 暴行。李大钊当时即立下不共戴天之誓。他说： “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 昂头阔步于中国领土，以戕我国士。伤心之大，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 仇纪念地。山盟海誓：原中华健儿，勿忘此弥天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 有如碣石。”在赴日本途中，曾航经甲午中日海战之处，李大钊更是心潮澎 湃、愤激万分。他说： “曩者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 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涛哀咽，海水东 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到东京以后，李大钊 “适游就馆”， 也就是参观日本陈列战利品的纪念馆，这对李大钊更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他 说： “见其陈列虏夺之物，若不标明志由，夸为国荣。”李大钊悲愤地说： “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 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李大钊正因为有这样深厚诚挚的爱国之情，所以 才在日本侵略面前，表现出义无返顾、破釜沉舟、与国共存亡的决心。 在反对 “二十一条”斗争中，李大钊文章的主要矛头是对着日本侵略者 的，而并不是对着袁世凯政府。在外国侵略者压力面前，李大钊是主张 “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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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也就是主张拥袁抗日，促袁抗日，一致对外，而 不是反袁抗日，倒袁抗日。他文章中说： “吾国民应以敏锐之眼光，沉毅之 实力，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他同时也警告政府， “无权以命我国民屈 顺于敌”；袁政府如 “不愿为亡国之政府，则宜及早觉悟其复古之非，弃民 之失，速与天下更始。”但是，事实证明，袁世凯不但没有觉悟，与民更始， 反而更加紧复辟帝制。李大钊从严酷的事实中，终于认清了袁世凯反动的真 面目。1915年下半年开始，李大钊又勇敢地站到了反袁斗争最前列。 1916年1月，李大钊从日本回上海策划反袁斗争，在太平洋舟中写下一 首古体诗，以表明他斗争的情怀与意志。诗中写道： “浩淼水东流，客心空 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采旗， 自兹少颜色。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诗最 后说： “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李大钊在 诗中明确有地称袁世凯是 “一夫窃国”，是必须征讨的“逆贼”，而且时机 已成熟，决不可迟疑。从诗中，还看到李大钊那种一往无前，不畏荆棘，匡 时努力的英雄气概。李大钊这次上海之行，未得预期成果，不久返回日本。 李大钊回到日本后，积极参与筹划组织留日学生总会召开的两次大会。 第一次是1916年4月2日，召开为反袁而殉国死难的烈士的追祭大会，同时 筹商声援民军计划，当场还发动捐款。参加大会的不仅有留学生，而且有侨 商各界。大会发表通电，致北京、上海的各报馆与各界，令袁世凯立即退位。 第二次大会是1916年5月7日召开的，是为了国耻纪念。会上回顾了一年前 日本为“二十一条”对华发出最后通牒而中国政府终于屈服之耻，并且反对 中国驻日使馆私设管理留学事务所以控制学生，尤其反对使馆还聘日本人作 为理事。两次大会，都发表了 《对友邦宣告书》，声明自己的活动方针与政 治主张；并发动捐款，会后即寄往国内正在浴血奋战的护国军与民军的前线。 在反袁斗争中，李大钊还担任 《民彝》的主编，并亲自撰写一篇重要文 章—— 《民彝与政治》。文章深刻系统地批判袁世凯的复辟罪行，批判他英 雄史观——历史唯心主义，封建禁欲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同时，进一步深 入阐明革命民主主义。李大钊这种批判，代表着当时反袁的最高理论水平。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李大钊东京留学，在课业的学习上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在课堂以外 的学习上却取得很大收获。由于课外活动的影响，第一学年11科的成绩平均 分数66.9分，排列第40名，列为丙等。但从课外的成绩来看，李大钊的收 获就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 在两年多时间里，李大钊写作并发表9篇论文，共约10万字。除上述三 篇外，还有 《风俗》、《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国情》、《厌世心与自觉 心》、 《青春》等。这些文字，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都不是考 试分数所能衡量的。在 《风俗》一文中，主要是对袁世凯进行道德批判。袁 世凯也曾痛心疾首，说社会风气不好，但究其原因，他却认为是下面搞坏的。 李大钊看法相反，认为道德人心之所以败坏，首先是上面搞坏的，是 “执政 之人”搞坏的。 “施其暴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逞其杀也。盈廷皆争权 攘利之杰，承颜尽寡廉鲜耻之客。钩心斗角，诈变机谲。” “与人以术不以 诚，取士以才不以德。不仁不孝，乃受崇奖；有气有节，则遭摈斥。意向既 示，靡然向风，少年不以学问为本，士夫但以势利为荣。谗谄面谀，青蝇惑 耳；直言谠论，寒蝉销声。”袁世凯为首的政治中枢到了这一地步，道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