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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当然陷于败坏。李大钊号召爱国有志之士，我尽我责，以挽救社会风气。 《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中，主要批判袁世凯的极端专制主义，号召人民自 觉其固有之权威，形成自己的对抗力，使极端主义不能得逞。在 《国情》中， 主要批判袁世凯的客卿们以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 “国情”为由，从而主张实 行封建专制的论谬。由此可见，李大钊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是批判袁世凯 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正是通过这些批判，使李大钊在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迅 速成长，成为当时著名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成为留学生中的重要理论家和革 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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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 由于反袁斗争的形势发展，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结束了两年多的留 学生活，回到上海，寓于孙洪伊处。 孙洪伊、汤化龙让李大钊提前回国，主要是为迎接反袁斗争胜利后的新 形势。袁世凯的败亡，当时看来，已成定局。问题是袁世凯败亡之后，中国 如何发展。在反袁斗争中，以梁启超、蔡锷为代表的一派势力，起到很大作 用，并得到很大发展；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一派势力，也得到一定的恢 复和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 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复辟帝制，从而捞到政治资本，并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其后，则分别形成皖系与直系两大军阀势力。袁世凯以复群封建帝制而遭到 失败，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怒骂与批判，这本身就表明民主主义思潮的深 入人心与强大力量，从而，也更有利于民主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与高扬。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6月9日，孙中山致电继任总统的黎元 洪，请恢复袁氏所废的约法，尊重国会，摒除一切僭制妄作。6月29日，黎 元洪申令，仍遵行民国 《临时约法》，并定于8月1日续行召集国会。7月 12日，废止袁氏为加强独裁统治所炮制的《惩办国贼条例》及《附乱自首特 赦令》，庄严宣布：所有本年7月2日以前因政治犯罪被拘禁者一律释放， 其通缉各案，亦一律撤销。7月16日，又废除了袁世凯进行思想文化统治， 扼杀舆论的那个 《报纸条例》。这样，就在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使袁世 凯统治下造成的政治迫害，全都得到了解放，并彻底废除了他那反动统治工 具——一系列的法律。这样，使中国的政治形势，一时发生重大的变化，使 人民产生一种信心与乐观。李大钊在 《北京之回春》、《元宵痛史》中，反 映了这种变化和气氛。他说： “他且不论，即就新年之景象而言，据久居北 京者云： ‘今岁与去年已大不相同，去年则人怀戒惧，今年则共庆升平。以 昔视今，苦乐悬绝。’此是以见专制之害恶，共和之幸福矣。”“洪宪劫后， 吾人尚有此新纪元，抚今思昔，感慨何如矣。” 李大钊当时的乐观自信，还表现在他主持的 《晨钟报》上，表现在他一 些著名论文中。这就是 《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与《青春》。 《晨钟报》是梁启超、汤化龙所办的一张大报，刚回国的李大钊被任为 编辑部主任。 《晨钟之使命》，实际是该报的发刊词，并明确提出，它的使 命是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他说： “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 孕；旧稘 （qī，同 “期”，一周年）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 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废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 ‘晨钟’， 斯与我愤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 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晨钟之使命》，对于中华一切 事物的观察，分为两个方面，即白首的、衰老的、陈旧的、腐朽的和青春的、 朝气的、新生的、向上的。李大钊认为，新的中华创造，就是上述两方面斗 争和交替的过程，而在当时，恰恰还是前者占据着主要地位，所以使中华民 族暮气沉沉，死水一潭，缺少生气和活力。但是，由于反袁斗争的胜利，青 春中华的创造，已经有新希望。李大钊这篇文章，既反映着对于中国国情的 深刻理性认识，又反映着当时人们的一种乐观自信。它标志着中国在向现代 化前进过程中，青年新觉醒的时代已经到来，标志着人们的爱国思想正在发 生一种新的质的飞跃，与那种封建的、盲目的、拒新守旧的所谓爱国思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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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决裂。李大钊还特别注明，所谓 “白首”和“老辈云者”，非指年龄 而言，乃指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 “老当益壮，同样在 敬服之列；如若少年颓丧，那也同样应予诟病。” 李大钊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产生于反袁斗争中。辛亥革命后发生袁世 凯复辟帝制这样一种严重事件，说明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种顽固的腐朽势 力，存在着一种传统的惰性，在民族精神上还缺少与民主共和制度相适应与 创造一个新国家所需要的素质。李大钊于是在《民彝与政治》一文写作之后， 特地又写作了一篇 《青春》，在回国后发表于1916年9月出版的 《新青年》 上。 《新青年》是由陈独秀主编的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是推动新文化运动 的一面旗帜。李大钊在这个刊物发表重要文章，正说明他当时的思想主张已 经汇入中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洪流。 《青春》是一篇哲学性论文，是李大钊所提出的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的 理论基础。在李大钊这篇文章中， “青春”既有年龄的涵义，又有季节的涵 义，但更主要的却是哲学的涵义。李大钊首先从宇宙谈起，认为宇宙是无始 无终的。宇宙能够永远不停地运动，这正是它青春的一个过程。它这种过程 无尽，也就是青春无尽。李大钊由宇宙的青春无尽，进而又推到地球、人类、 国家、民族和人生。他说： “推而言之，乃至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 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 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而此无初无终无限无极、无方无体之机轴，亦即 无尽之青春也。”宇宙到底是有始有终的还是无始无终的？宇宙、地球、人 类社会和自然界它整个进程的“机轴”是什么？是怎样存在、怎样起作用的？ 这些问题，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李大钊对于这些问题所作的回答，也并非 是圆满无误的。即使对于宇宙的认识和解释，也并没有达到我们今天的科学 水平。但是，我们所要探讨的是：李大钊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地谈问题？他的 主旨究竟是什么？ 李大钊当时之所以要写 《青春》并且使“青春”一词的涵义哲学化，用 它来就国家、民族、青年、人生等问题，发表一系列看法，其根本原因，就 在于这个伟人实在是救国心切！爱国情殷！急剧变化而又错综复杂的客观形 势，实在需要他的声音，需要他来回答一系列迫切尖锐的问题。 李大钊 《青春》归根到底是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当前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它到底是 青春的国家、青春的民族，还是白首的国家、白首的民族？对于这个问题， 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景况不妙后，事实上早就存在着， 并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其中有的人，就从来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切“国 粹”是万古常青的，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就是这类人的代表。有的人甚至以为 盲目地保存发扬中国的一切旧事物就是正宗的爱国，而相反，却把革命家孙 中山以及其他一切为了中国的进步发展企图除旧布新的人，统统诬之为不爱 国。很显然，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理想的青春中华的 “再造”问题，从前 提上就根本不能成立。 李大钊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确 “各有其生命”。有青春之民 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那么，我们的民族 与国家，究竟是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呢，还是白首的民族、白首的国家 呢？李大钊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面对客观现实，而决不能有所 忌讳。在当时，有的人一听说中国衰落，国势陵夷，残骸枯骨，满目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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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国家，要想不亡，怕办不到，于是就变色裂眥，勃然大怒，认为简直 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李大钊却说，请这样的人 “勿怒也。”因为，“吾之 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 衰敝者，又宁容讳？”在当时的世界潮流面前，中国这个民族，到底是一种 什么状况？李大钊主张，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 “不讳”。一个民族，已经陷 于衰败危机当中，为什么还忌讳呢？ 第二，自己的国族，既然已陷于衰败当中，那么，作为国人，特别是爱 国有志青年，应该怎么办呢？——这恰恰是李大钊文章最重要的逻辑、最有 力的逻辑。 李大钊青春的哲学观，就是要人对此作正确的理解和回答。因为按照这 种哲学观，无论是民族社会还是人生自然，青春与白首之间，新生与衰老之 间，都是一个无尽的过程。而且，人们如果能够获得青春之 “机轴”，掌握 它、利用它，即使是白首的人，白首的民族，又都可以重新获得无尽之青春。 所以，李大钊在反对人们讳言中国落后、不敢面对现实的同时，又反对一些 人常犯的毛病，即一看中国落后，又灰心丧气，失去信心。对于这种落后状 态，李大钊说，青年们 “又何作伤”？对于处于衰老状态的民族究竟应该怎 么办？李大钊说： “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 心与愿力从事，而克以著效？”回答是： “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 青年们自觉，就是要认识到一个民族具有青春活力的极端重要性。李大 钊说： “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 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 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忽能逃者也。”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 屡遭失败，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素质问题、国力问题？还仅仅是个别人的问题？ 李大钊通过历史考察，得出概括的理性结论。青年们认清这一道理，也就理 解了中华需要焕发青春和青春必须依靠 “再造”的深刻涵义。 青年们自觉，必须立志为青春中国之再生而奋斗。让人们不讳承认中国 衰老落后，决不是李大钊的最终目的。他之所以让人们不讳中国是白首的国 族，其积极的用意就是要让人们下决心立志改变这种落后。他说： “吾族青 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 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 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中国在当时风雨飘摇之中，人们如果成天 只在那里引经据典，龈龈辩证中国之不当死与永远不死，而不是痛下决心去 除旧布新，作青春理想之创造，那么，其结果至多是白首中国的“苟延残喘” 而已，而决不会有理想的新中华的诞生！ 第三，青年们如果愿意担当起创造新中国的重任，那就必须对人生之义 有一种彻底的自觉，使自己获得无尽的青春。为此，就必须： 1.必须循今日主义，立即从我做起。在爱国救国问题上，李大钊最反对 把个人的责任排除在外，也最反对空叹咨嗟，脱离实践。他指出，凡是冲决 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的民族，都 “莫不惟青年之是望”。中华民国 刚刚建立，“中华”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中者，宅中位正之谓也”。但是， 青年们的 “大任”，不仅应为空间上能使“中华为天下之中而遂足”，而且 应于时间上也真正体现 “中”之本旨。人类历史古往今来在时间上看“变迁 何极”！但我们中华青年却应有这样的决心，“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 从而，将 “中以前之历史”，视为“白首之历史，陈死人之历史”，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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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之历史”，则应为 “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李大钊进而大声疾 呼： “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 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 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职志，而勿逡 巡不前。”因循延误，是中国进取之害，也是青年们立志之害。李大钊针对 这一积弊，明确指出： “青年安心立命之所，乃在循今日主义以进。”离开 “今”的努力与实践，一切未来理想与计划，不管多么美妙宏伟，都只能是 空谈空想！ 2.必须破除与青春主义不相容的物质与精神之累。 人要立志，要享有无限之青春，必须在物质与精神上彻底破除那些与它 根本不相容的东西。这种东西，李大钊主要归结为两方面，一是机械庸俗生 活，追求升官发财；二是历史积尘与陈腐观念习惯之束缚。李大钊认为，一 个人 “优于权富即其短于青春”。他指出，当时一些人“赴利禄之途也，如 蚁之就膻，蛾之投火”，这些人，即使一时得到满意之结果，但 “强负黄金 与权力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僵毙耶？”所以，李大钊希望青年： 一要 “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 在活泼泼地之我。二要 “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 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 （t1n xīlu% ch6ng，脱衣露身，原意为粗野没 有礼貌，此为无牵无挂之意。），去来无挂，全其优美高尚之天。”李大钊 认为，这才是 “人生唯一之蕲（qí）向，青年唯一之责任。” 3.必须从我做起。通过以 “青春之我”，来“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青年们也只 有这样，才有真正的人生价值和幸福。 李大钊 《青春》一文，是他留学回国后贡献于青年的又一重要思想成果。 它既是李大钊崇高灵魂和精神品格的光辉体现，同时，又是奋起的中华时代 精神的光辉体现。老革命家吴玉章曾为 《李大钊选》题词：“青春之气，浩 然长存”。——这是非常中肯的。李大钊的一生，就是为创造理想的青春中 华而不忘奋斗的一生。青春的涵义，随着他其后的思想发展虽然在不断丰富 发展，但是，从本质上说，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就是青春的宇宙观和人生 观。他反对人成为历史积弊的奴隶，成为陈腐教条的奴隶，成为机械庸俗生 活的奴隶，成为黄金权力的奴隶，反对享乐主义，反对悲观厌世思想，主张 永葆青春，也就是永葆创造精神与活力，主张 “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 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由此可见李大 钊真正彻底革命的精神。他无论在精神、品格、意志以至学识方面都是我国 青年当之无愧的导师！ 李大钊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是先进的、美好的，但黑暗的现实对于他却 是无情的。 他本想在 《晨钟报》大干一番，利用这张报纸搞新文化运动和青春中华 运动，但 1916年9月5日，他即在该报发表启事，声明“以私事萦扰，急思 返里，爰请社中另请明达。”今后， “所有编辑部事项，概不负责。”李大 钊从受命创办 《晨钟报》到声明此后“概不负责”，前后时间大约两个多月。 在发表离职声明前天即9月3日，李大钊发表寓意小说《别泪》，将他与梁 启超、汤化龙进步派、研究系的一段关系，作了隐喻说明与交代。这一派势 力，最大的特点是依傍豪强，卖身投靠一时得势的军阀官僚，也就是与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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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所说的陈腐白首势力相勾结。在辛亥革命以后，他们曾投靠袁世凯；袁世 凯垮台后，它又正在投靠段祺瑞。孙洪伊与这一派势力，过去也曾有过不同 程度的联系。在反袁斗争中，孙洪伊已经靠向孙中山革命派一边，成为当时 一名很有影响的人物。李大钊在反袁斗争中，也摆脱了北洋势力和梁、汤改 良派的某些影响，与孙洪伊关系密切起来，并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所以， 李大钊脱离 《晨钟报》，主要是由于政治倾向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李大钊脱离 《晨钟报》以后，与几位友人又办起了《宪法公言》报，因 为袁世凯垮台后，中国必须完成新宪法的制定工作，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国 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该刊章程规定：“本杂志旨在阐明宪法之精微，助长 法律之思潮，以荡涤专制之邪秽，而实现一尽善尽美之民国宪法。”李大钊 在这个刊物上发表5篇文章，其中有3篇是直接讨论宪法问题的，即 《制定 宪法之注意》、 《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发表了很有学理价 值、很有分量的主张。但是，越是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在当时就越 是不能被接受。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是坚决主张保证人民的民主自 由权利和主张地方分权的，而已经获得中央政权的军阀段祺瑞和投靠他们的 政客官僚们，则千方百计地企图缩小和限制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并主张加 强中央的高度集权。有的人还主张规定以孔教为国教或 “国民教育以孔子之 道为修身大本”。这次制宪会议，于 1916年9月5日开始，会议当中，段祺 瑞操纵的 “督军团”干政，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改制宪法。1917年6月13 日，国会被迫解散，这次制宪工作也归于流产。李大钊等苦心经营的《宪法 公言》因经费问题，在此之前，即1917年1月10日就宣告停刊。 《宪法公言》停刊后，李大钊应《甲寅》日刊的主编章士钊之请，到该 刊做编辑工作。他在该刊的5个多月时间里，发表了50多篇文章。1917年6 月25日，李大钊在该刊发表最后一篇文章。7月初，张勋拥废帝宣统复辟， 北京发生战事。李大钊冒险奔赴上海，寓孙洪伊处，撰写《辟伪调和》、《暴 力与政治》等文，对梁启超、段祺瑞与张勋狼狈为奸，破坏中国的民主与法 治的阴谋与罪行，进行深刻的批判，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段护法斗争，进行 理论阐述，给予坚决有力地支持。 1917年11月11日，李大钊结束了反复辟反段的流亡生活，返回北京。 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李大钊回京后将开始新的征程，继续为创造理 想的青春中华而继续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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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进入北京大学与迎接世界新潮流 李大钊回到北京不久，老朋友章士钊来看他。章士钊也是刚刚接受新上 任的蔡元培校长之聘，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院教授兼校图书馆主任。章 士钊为国惜才，决然举荐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以接替自己的工 作。蔡校长是老革命家，是很有改革气魄和新思想的人，一贯求贤若渴，就 欣然地照准章士钊的推荐。1918年 1月，年仅29岁的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就 任。 在李大钊前进道路上，章士钊对他的影响和帮助最大。章士钊是最早与 黄兴一起进行反清革命的爱国志士之一，是1903年拒俄学生爱国运动的重要 领导人，也是本世纪初反清革命的重要宣传家。他曾留学美国学习法律与逻 辑，造诣颇深。辛亥革命后从美国归来，曾主持上海的 《民立报》，后又自 办 《独立周报》，积极参与反袁的“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主 办东京 《甲寅》杂志，这是《新青年》之前最有影响的一份杂志。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在言论界除梁启超外，章应是最有影响的一位人物。 李大钊远在北洋法政学校上学期间，即倾慕章士钊的文章与为人，视为精神 上的师友。到东京后，因向 《甲寅》投稿被章约见，一见如故，相交甚深。 其后，虽所走道路不同，但个人友情却终身不渝。 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文化气氛的结果。按 李大钊学历来说，他在日本留学仅仅两年，与北大用人传统及所任职务，是 并不相合的。从政治上看，李大钊刚刚从南方护法反段的战线上归来，他那 攻击段祺瑞毁法叛国的文字，墨迹尚未干。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妨碍蔡元培 校长对这位真正人才的重用。从章士钊说，他在北京大学以教授又兼图书馆 主任，当然更能提高声望，纯属有益无害；但是，他却一定要把主任之职让 给他的友人李大钊。这一点，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对于这一件事，章 士钊从来不说 “推荐”，而只说向蔡校长“动议”。这样做的理由，只说自 己“萦怀于政治”，不能充分利用图书馆主任这一条件来做学问，由守常担 任更能发挥其作用。其实，由于章士钊对李大钊的深刻了解，他是能够预想 到这一件事的深远意义的。正如章士钊后来所说： “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 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 ‘五四’说起，无不唯 守常之马首是瞻。”李大钊从此成为现代新思潮和现代革命运动的一面光辉 旗帜。 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并就任图书馆主任，是他生活道路上的重大转折， 无论对他个人还是中国革命，都发生很重要的影响。 第一，他由此真正置身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一批真正的战友和同志结 合在一起。 李大钊在以前也一直关心与支持新文化运动，但由于所处的工作环境与 具体条件不同，他还不能全身心地与这场运动结合起来。他当时周围相与共 事的一些人物，都还不是站在新思潮前面的人物。如果永远与那些人在一起， 那是绝对不能成大气候的。而北京大学由蔡元培校长主持后，聘请了陈独秀、 胡适等第一流新人物，使北大真正成为新思潮的中心，民众的心脏。李大钊 投入这个中心，无异于入海的蛟龙。 第二，他由此有了研究国外学术、思相、文化的最优越条件。 爱国救国从来都有不同的思想层次。李大钊的爱国救国思想从一开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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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追求真理与研究国外的新思潮、新文化、新学理联系在一起的。从理论上 回答中国的命运和道路问题，是当时中国革命最紧迫的问题。在中国两大政 治势力即革命派与改良派都曾影响过李大钊，但是，李大钊通过实践与研究， 实际上对它们这两者都很不满足。李大钊冒险奔赴上海，支持孙中山反段护 法斗争达4个月之久，最后，他不但不像一些友人那样南下广州，反而毅然 北上，就是他对孙中山那一套理论主张不满足的具体证明。 第三，他由此可以和他一向所热爱、所最寄予希望的青年们结合在一起。 由于李大钊所抱理想的特点、性质和反复的历史教训，他只能把彻底变 革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他虽然反复说明，不应排斥老年当中也具有青 年特点的人，但是，从总体上说，他们的理论和主张，只能首先靠青年人来 响应和支持。而北京大学又是全国最为汇集青年英才的地方。 第四，他由此有了较安定、较良好的生活条件。 李大钊回国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过上安定的生活，这就使他 很难专心致志与得心应手地进行研究与写作。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每月工资为180元。这种收入，虽然在教授中是低的，但按当时较好生活水 准计算，也能养活四、五十口人。从1920年3月起，李大钊又被聘为教授。 他有了较好的生活条件，从而不致常为生计所困扰。而且，他还有条件用节 省下来的钱，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和帮助一些困难的学生和战友。 1918年7月1日，即李大钊到北大仅半年后，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 较观》。该文一开始就说，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 “吾邦人士，亦多窃窃焉 为之抱杞忧者。”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应该说一般人都没有直接考察和作实 际的了解。由于当时流行革命与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反动宣传，致使一般人 都发生疑虑。李大钊当时自然也未能对俄直接考察，但反动歪曲宣传骗愚人 庸人易，骗学者、思想家就很难。李大钊以法国大革命当时的反应与其后的 历史影响为参照，一下子看清了俄国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 李大钊首先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大革命与大变动，这一点其 实正是两种世界观和态度的分水岭。李大钊认为，通过历史的考察， “一世 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征之历史， 往往而是。”在过去，法兰西大革命的时候， “何尝不起东人之恐怖，惊骇 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而且，这场革命 还影响了全世界的文明。李大钊坚信，俄国这场革命，诚与法国大革命一样， 同为影响世界未来文明的绝大变动。李大钊有了这样的历史观，就使他能够 冲破当时反动宣传的迷雾而获得先见之明。 李大钊指出，法国大革命是 “立于国家主义之上之革命”，而俄国革命 则是 “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前者“为爱国的精神”，后者“为爱人的 精神”， “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李大钊认为，对 俄国事变， “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 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 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李大钊从这时起就要求中国人 “适应此世界的 新潮流”，这是中国人对于俄国十月革命最早的理性反响。 李大钊率先响应十月革命，是中国思想文化战线方向转变的最早先兆。 在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中，更多地效法美国。在以陈独秀为总司令的 “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他更多地崇尚法兰西，而胡适则崇尚美国，只有李大钊首先 把目光投向俄国。这也是中国愿走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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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既然表示中国应 “适应”由俄国革命而起点的世界潮流，他就必 然要对它继续进行研究。4个多月以后，李大钊终于又拿出了新成果。 1918年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败德国而结束。在大战中， 中国是对德宣战国之一，因而也成为战胜国。段祺瑞军阀政府趁机耀武扬威， 放假庆祝三天。北京城内，“旌旗满街，电影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 在演讲中和文章中，好多人都说这是 “公理战胜强权”，从而庆祝“公理的 胜利”。到底是不是 “公理胜利”？李大钊在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北大 组织的群众集会上的演说，回答了这个问题。李大钊强调，这次胜利，是“庶 民的胜利”，而不是哪一国的政府或哪一国武力的胜利，这回胜利的， “是 世界人类的新精神”，是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的胜利。对于这种潮流， “是 只能迎，不可拒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 改造新纪元的开始。接着，他又写了一篇文章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该 文进一步强调这场革命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是宗主马克思主义 的，它具有无比的威力。在这种革命面前， “历史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 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家咧——凡可以障碍这新 运动的进程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不可挡的潮流， 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他兴奋地高 呼：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 界！”李大钊这样的文章，对于黑沉沉的中国大地来说，真正是闪电和雷鸣！ 李大钊为迎接新思潮继续进行研究，又过了五个多月，一篇划时代的系 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终于发表了，这就是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 章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传播史上的第一块丰碑。在 1919年 《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该期由 李大钊主编，成为一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号。 为了迎接新潮流，李大钊设法为图书馆大量购进外文的宣传马克思主义 与十月革命的新书，并组织有共同志趣的人进行研究。在 “五四”之前，李 大钊组织一个研究马克思的学会，为了躲过警察当局，李大钊特地不用马克 思的名字，而用马尔克斯。这样，警方以为这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也 就不来干涉。 1920年3月，在李大钊帮助下，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朱务善、 罗章龙、刘仁静等19人参加，又秘密组织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了扩大影 响，1921年11月又公开活动，以19人的名义，发表启事，征集会员，除北 大的学生报名外，还有外校的。在蔡元培校长支持下，学校拨出两间房子， 给研究会使用。李大钊与会员商议，将这里名为 “亢慕义斋”。“亢慕义” 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亢慕义斋”从此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 该会自己集资买的图书，都盖上 “亢慕义斋藏书”的印记。这些书，现在还 保存在北大。李大钊多次到研究会讲演，回答大家研究中的问题。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后参加人数达300人左右，其中工人约有 20％，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会员。这些会员，成为以后北方建党、建团的基本成员。 北洋军阀政府视共产主义学说为洪水猛兽，污蔑、摧残和禁止，但以李大钊 为旗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这股时代新潮流，仍在中国的大地上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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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青年的良师益友 李大钊的思想、学识、作风、品格，深受青年们的敬重和爱戴。他除在 北大教课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 等校讲课。他经常被一些社团邀请进行讲演。他是 《新潮》、《国民》等学 生团社的导师。 李大钊指引帮助青年迅速成长，使他们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一批 革命家。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从湖南到北京。他需要学习，也需要工作，但 无法解决。经章士钊向李大钊介绍（按：毛泽东是来投靠他的老师杨昌济的， 但杨先生刚来北大不久，与李大钊不熟。杨先生为人又十分持重，故由他老 友章士钊介绍。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对章终身不忘），李大钊安排毛泽东任 图书馆的助理员。毛泽东有了这一工作，就在北大得到了良好的学习机会。 他旁听一些课程，参加新闻学、哲学等社团的活动，阅读大量新的书刊。1918 年10月，李大钊亲自介绍毛泽东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3月，毛泽东 离京南下，12月中旬，又再次来京，毛泽东有机会学习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著作。毛泽东后来说： “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 很快地发展，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路上。” “五四”时期，周恩来在天津读书。他与邓颖超等人组织了觉悟社。在 成立会上，周恩来提议请大钊到天津讲演，大钊答应了。1919年9月21日， 即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便来到天津。他上午作国际形势的报告， 下午与大家一起座谈。返回时，由周恩来送到火车站。李大钊这次天津之行， 给周恩来等以很大的鼓舞和帮助。1920年8月，周恩来又来京请大钊帮助他 们与北京的进步社团建立联系。8月16日，在李大钊帮助下，觉悟社与北京 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等5个团体在陶然亭聚会，李大钊在讲话中希望他们 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会议最后的文 件，接受了大钊的意见，规定今后要做 “社会实况之调查”，做“农工组织 之运动”，起到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当时的好学进步青年，不少人家境困难，不能按时交纳学杂费。有的人 常收到无名氏的汇款单，给予帮助。这 “无名氏”就是李大钊。有的人请求 缓交学杂费，学校要求需有人担保，李大钊担保也很多。现在北京大学的档 案室，还保存有李大钊为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写的缓交学宿费的担保条。在档 案室里，还有名叫新凯的学生1922年4月4日写给大钊的信，为两位同学患 病住院， “一文不名”，而请求大钊帮助。信中说：“先生屡次帮助我们， 在此火急之际，作再一次的请求。” 李大钊由于经常大量地帮助别人，致使他的家庭生活有时难以保证，每 月发的工资，剩下无几。为此，蔡元培校长特地让会计部门，每月发工资时 都要给李夫人先留下足够的生活费。 在1919年 “五四”学生运动中，他得知有32名学生被军阀政府逮捕的 消息后，作为北大教职员联合会的代表，他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这些被捕学 生。在当时特定形势压力下，军阀政府于5月7日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在 斗争最紧张的日子，他连星期天也守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一方面派一些学生 联合会的成员到外地一些重要城市寻求声援，另一方面又听取外地来京学生 代表的情况介绍，并给予帮助指导。李大钊是 “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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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和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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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建党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他 都作出了最大贡献。 共产党的诞生，首先必须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且使之与革命实践结 合起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的功绩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在李 大钊指导下，在长辛店、唐山以及北方重要铁路沿线，还开展了中国最早最 有声势的工人运动。 远在1917年4月，李大钊就明确指出，中国必须有一个新的中心势力， 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才有希望。由于对其他政治势力的失望，俄国十月革命后， 他终于找到了新希望。 1921年3月，李大钊在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明确提出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性。他说，国人“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厌弃政党 也要另有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李大钊进而又明确： “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 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李大钊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 “应 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并与各国共产党相呼应。 事实上，1920年1月李大钊掩护陈独秀出京的途中，两人就曾商讨过在 中国建党问题。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 （化名吴廷康） 等人来华，李大钊又介绍他去上海与陈独秀商量建党问题。 1920年 10月，在李大钊办公室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从自 己180元的薪金中，拿出80元作小组活动经费。 1921年6月，第三国际派马林来中国，由李大钊接待并帮助他赴上海。 接着，党正式成立。早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几乎都直接间接地受过李大 钊的教育和影响。北方的济南、天津、太原、内蒙等地的最早党组织，都是 在李大钊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李大钊特别重视根据中国的实际环境，应用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宣传 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反对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和空想 社会主义。他和有的共产党人片面的理解和宣传不同，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 般地反对个性，束缚个人自由，而是保障每个人享受极大量的平等、自由； 不是将整个社会建设于愤懑、仇怨之上，而是互助相爱；不是没有竞争，而 是亦有相当竞争。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竞争，就会令人枯死，没有进步。社 会主义不是要人贫穷，而是要人们富裕。如此等等。由此可见，李大钊对于 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是多么力求准确、认真严肃，而决不是像有些人那样随 心所欲！ 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必须帮助孙中山改组 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境” 的第一次飞跃，李大钊在这方面起着最杰出的作用。
十二、最勇敢的战士 不朽的光辉 中国革命首先发生发展于南方。北方，无论是清末、民初还是北洋军阀 时期，都受到封建势力更严密的控制与统治。1919年 “五四”以后，新文化 运动的中心已逐渐南移。在南方一些城市地方，人们的思想、言论、集会、 结社已可以相当自由，而在北京却受到更严的限制。当时，相当多的新人物 已纷纷南下，而李大钊仍依然地坚守在北方。 据李星华回忆： “1926年’三·一八”以后，段祺瑞下令通缉那些领导 学生爱国斗争的所谓 ‘暴徒’，‘名列第一’的就是李大钊。”从那以后， 李大钊转入地下斗争。1926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首先捕杀了 《京报》主笔邵飘萍，接着又杀了进步小报主编林白水，形势十分险恶。1927 年春，蒋介石在南方不断制造反共屠杀事件，李大钊的处境就更加险恶了。 一些同志都劝李大钊转移，他也安排别人转移，而他自己就是要坚守战斗岗 位，决不离开北京。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突然派兵包围苏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和他的战 友。章士钊、杨度、北京学界及社会各界都积极设法营救，但都不能改变反 动当局对他加害的罪恶用心。在法庭上，李大钊 “著棉袍，青布马褂，满脸 髭须，精神极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是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 反动当局加给他 “扰乱治安，图谋不轨”等罪名，则予以辩驳。在刑场上他 首登绞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义。时为1927年4月28日，年仅38岁。 李大钊遇难，全国民众莫不哀痛，纷纷举行悼念活动，愤怒声讨帝国主 义及其军阀走狗的反革命暴行。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向导》发表文章，称李大钊是“最勇敢的革命 战士”。 苏浙沪党部驻武汉办事处发表宣言，称李大钊是“诚实勇敢的革命战士， 无产阶级的先锋。” 在西安召开的追悼会上，苏联代表称李大钊的死， “非特中国革命之损 失，实全世界之损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说： “黄河流域青年运动发展， 皆李所推动，即中国青年运动，亦受李之影响非浅。李大钊以全时间、全精 神献给革命”， “吾侪唯时继李大钊之志而奋斗”，“则李大钊精神不死”。 李大钊遇害时，冯玉祥正率师潼关， “哭之甚哀”，谓李大钊是“在北 方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之领袖”， “为中国‘五四’ 以来新思想的泰斗”。还说：“李同志因地域关系，与本军在南口转进以后， 发生最密切的关系”。 “我们必须继死者革命精神而奋斗”。令全军上下举 行大规模悼念活动。 1933年4月24日，在北京地下党组织下，北京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祭， 在数百人护送下，灵柩由宣外淅寺发引，抬赴香山万安公墓。在西单、西四 两地举行路祭，清华、燕京两校师生，在西郊路祭。最前一幅挽联是 “北平 青年恭送李大钊安葬”。李大钊的思想业绩，真正扎根于中华大地，铭记于 亿万人民的心中。 在北京大学校园，1977、1978两届毕业生志愿捐款，为李大钊建立塑像。 1983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为李大钊陵园落成举行隆重典礼，邓小平 为墓碑题词：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 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