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广阔的冀东平原东端,濒临波涛澎湃的渤海,紧靠着改道前的滦河,有着一望无垠的田野和一片一片错落有致的村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就诞生在那里——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那一天是—— 公元1889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阴历十月六日)。
李大钊从小孤苦伶仃。父亲李任荣是个读书人,早年因患肺病,在他出世前就已逝世。母亲因感伤过度,在生下他后不到一年半也即去世。
李大钊是由其已是古稀之年的老祖父李如珍抚养长大的。正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在襁褓中, 即失怙恃,既无兄弟, 又鲜姐妹, 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李大钊祖父也是读书人,开过杂货铺,有近百亩地,因无儿子,将侄儿即李大钊父亲过继为子。
李大钊在一心想把孙儿培养成能光宗耀祖的读书人的老祖父严厉督促下,3岁起就在祖父的启蒙下学着认字,5岁时就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
李大钊自幼就以勤学、刻苦而著称乡里。7岁时,李大钊传 ・3·祖父送他到附近的黄瓜口村一位叫单子鳌的私塾里去读书。 由于他学前受过祖父的启蒙, 所以一入学就跳过蒙学阶段, 和大孩子们一起读“四书”。他读书非常认真,虽然年龄最小,但却是最用功因而也是学得最好的一个 。 塾师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用功的小学生。直到后来, 常对人说:“我教了一辈子书,生平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耆年(这个学名是塾师给取的,耆年,是长寿的意思)!”
李大钊学习进步很快,在黄瓜口村念了3年,塾师单子鳌对他祖父说:“耆年的学业良好, 我已经教不了他,还是另请名师吧 !”
李大钊后来又先后从学于小黑坨村的一个秀才赵辉斗和井家坨宋举人家一个叫黄玉堂的先生,直至考入永平府中学。
在井家坨读书时,李大钊越发刻苦努力,每天读到半夜。老师常说:“有个学生,叫李耆年, 念书念得特别好 !”
1925年,本想报考秀才的李大钊,正赶上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的所谓改良,结果考进了永平府中学。当时,村里人仍把他当作考中秀才那样,放铁炮、贴报单、坐棚车,热闹了一番。进了永平府中学,李大钊仍是勤奋好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李大钊的少年读书时代,正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李大钊传 ・4·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时代。5岁时,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11岁那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冀东各地普遍建立了义和团组织。不久,八国联军侵至乐亭附近,占据了昌黎、滦州等地。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斗争,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他常常问他的老师:“为什么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 ?”“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从那时起,他就憎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憎恨残暴的封建制度,憎恨腐败的清政府。特别是在13岁那年,他听了黄玉堂老师讲了太平天国的故事后,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 !”从此,他决心发愤读书,寻求救国救民之良策,来挽救祖国于危亡之中。 正如他后来在《狱中自述 》中所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
在永平府中学两年的学习中,李大钊进一步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常常和进步同学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接受新思想,求读进步书刊,手不释卷地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
本来,李大钊的祖父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光耀门楣的读书人,但他正在沿着一条爱国、救国的革命道路摸索着前进了。
1907年夏天,李大钊与几个同学一起去天津报考学校。当时,天津有3所学校正在招考:北洋军李大钊传 ・5·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一心期望着为祖国寻找出路的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 振奋国群之良策”,决定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此后,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6年的学习生活中,积累了广泛、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革命理论,为追求真理,确立爱国救国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李大钊所在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辛亥革命前就已有革命党人在进行活动了。1910年11月间,法政学校为要求政府开设国会而举行了罢课斗争,促使李大钊进一步倾向革命。
当时,法政学校有个史地教员叫白亚雨,他在辛亥革命时参加同盟会,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的重要成员。白亚雨学识渊博、待人热情,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爆发后,白亚雨积极为革命奔走,领导发动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英勇不屈,最后壮烈牺牲。就义时,立而不跪, 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 。”白亚雨老师的革命思想和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使年青的李大钊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坚定了李大钊献身于革命的意志,也影响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学生。李大钊对这位为革命献身的老师非常尊敬,多年后,一再在文章中悼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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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6月,李大钊写了一篇《隐忧篇》的文章,为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的发展,为新的共和国感到“隐忧”。 这是李大钊最早的一篇文稿。李大钊怀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积极投入当时沸腾的政治生活。他曾于1912年冬天,去北京摸索革命道路,接触了一些政界人物,还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有过交往,但都使他感到失望。他还曾“慷慨思投笔 ”,而又“艰难未去师”。这一切, 使他深感找不到出路,国事日非,仕志难酬。他在这期间还写下了不少诗文,表达了满腔的忧愤。当时的革命果实已被军阀篡夺,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的他,不仅是“隐忧 ”,而是要大声疾呼自己的哀痛了。他在学校里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就在1913年4月1日的《言治》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激愤的《大哀篇》。 在文章中,他痛击军阀官僚政治, 深切关注人民命运, 指出:“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之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革命果实,“此辈肥而吾民瘠矣”。“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李大钊传 ・7·火,天灾乘乘,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
此后,政治形势日趋恶化。1913年春,国民党进步人士宋教仁遭到袁世凯暗杀,紧接着,帝国主义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成交了所谓“善后大借款 ”,使反动势力更加疯狂,准备向民主派开刀。李大钊指出, 窃国大盗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暗杀”与“借款”使国家更“ 危机万状 ”,民权“旁落”。忧国忧民的李大钊,迫切地希望找到一条出路。
1913年暑假,李大钊结束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业,毕业后,又去北京。这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的“二次革命”由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只靠单纯的军事行动,导致“讨袁”失败。与李大钊有过交往的社会党人陈翼龙也在8月间被袁世凯杀害。曾寄期望于“二次革命”的李大钊,为此感到愤慨和痛心,加之袁世凯专制独裁的迫害,他离开北京,暂返故乡,筹划出国去日本留学。
在回故乡的途中,李大钊两次登五峰。那个地方,他在天津读书时曾和朋友们去过。旧地重游,追思逝去岁月,瞻念祖国前途,不禁感慨万端。9月11日夜晚,在当地又发生了一起日军惨杀我5名铁路职工的血腥事件,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向同胞强烈呼吁:“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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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乡回到天津不久,他又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新出版的一本反动书籍《支那分割之命运》, 立即写了数万言的《驳议》文章,驳斥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谬论,“字字皆薪胆之血泪”。 同年12月,《驳议》就出版了,并很快“风行全国”。
从1913年4月至11月,李大钊写下了战斗诗文近30篇,已经由一个普通的爱国学生成长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了。
1913年冬天,李大钊在友人汤化龙等资助下,东渡日本。出国前,他在纪念友人郭厚庵的一首七律诗中,透露了对祖国命运的无限关切: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熏。
去国徒深屈子恨,清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李大钊到日本后,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他在留学生中结识了很多朋友,常常同他们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虽然看起来他外貌很淳朴,不善多讲话,可一谈起天下大事来,可谓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还在学校的留学生中组织了5人经济学会,并已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传 ・9·的著作。同时,他那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写了很多具有强烈战斗精神的文章,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从针砭时政进而尖锐地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封建军阀的卖国行径。
他去日本学习时,正是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时候。1914年,他在日本发起组织神州学会,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反袁秘密活动。1914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国情》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与袁世凯相互勾结的阴谋,痛斥袁世凯顾问古德诺、日本首相亲信有贺长雄的《新约法论》等亲袁称帝谬论,揭穿了袁世凯公布“新约法”准备称帝的阴谋,并告诫人们,不要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抱任何幻想,不管它是欧美的或是日本的。这篇文章,是我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它在袁世凯称帝的一年前,就及时地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严防窃国大盗的信号,表现了李大钊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敢于向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想当皇帝的迫切心理,向袁世凯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作为支持他称帝的交换条件,这个消息在报上一透露,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我国的留日学生群起反抗,迅速召开留日学生总会会议,反对订立卖国条约。公推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传 ・10·文牍干事,起草通电,他连夜写成《警告全国父老书》。这篇激昂慷慨、脍炙人口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对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承认“二十一条”。权欲熏心的袁世凯, 为了要过皇帝瘾,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于5月9日全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6月,李大钊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 激励全国人民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在《警告全国父老书》和《国民之薪胆》两篇文章中,李大钊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历数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强盗行径,号召国民奋起自救,敌人有强暴的陆军,我们有不怕牺牲的血肉;敌人有坚巨的战舰,我们有团结战斗的决心!“勿灰心,勿短气, 勿轻狂躁进,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 ”,一定能保卫“锦绣之江山 ”,一定能击败凶恶的敌人。
在这次爱国斗争中,李大钊成了闻名一时的人物。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反袁派起兵,接着全国各地响应,将维护民主的反袁运动推向高潮。这时的形势正如李大钊所述:“逆贼稽征讨, 机势今已熟”。李大钊所在的留日学生总会, 积极支持云南的“护国军 ”,并代筹军饷,又推举李大钊为文事委李大钊传 ・11·员会编辑主任,开展宣传活动。为了反袁,李大钊于1916年1月返国。在途中船上,他写下了雄壮的诗篇:
浩淼水东流,客心空太息。
神州悲板荡,丧乱要所极?
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
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
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
中宵出江户,明月临幽黑。
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
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
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
男儿尚雄飞,相失不可得。
李大钊于1916年2月初到上海,两周后即返日本,与几个朋友住在东京郊外高田村的月印精舍。就在那里,他继续专心致力于反袁工作,并开始写作呼唤人们“再造中华”的《青春》一文。同时,他为留日学生总会编辑《民彝》杂志,准备出版,并与杜国□等筹划组织“丙辰学社”。
在1916年5月15日出版的《民彝》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一文,对“大盗窃李大钊传 ・12·国,予智自雄”的袁世凯进行了猛烈抨击,进而批判了为封建宗法制度服务的政治文化。 并庄严宣告 :“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 ”,应“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命运,始有成功之望也”!
1916年春, 李大钊在日本写完了《青春》,寄给陈独秀,发表在当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1号上。从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李大钊的思想和文风有了更新的进步。在他以前的诗文中,于慷慨激昂中时有悲凉的气氛,而在《青春》中,多半表现出了明快而雄壮的气势,思想清新,色调鲜明,这是一篇五四以前革命民主主义的宣言书,对前期新文化运动起着重大的影响。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对宇宙,对人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看法,表达了明显的唯物主义思想,歌颂了积极进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它号召青年们要“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要“乘风破浪”地前进,“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这篇文章和他以后在1918年春天发表的《今》、《新的、旧的》等文章,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又充满了辩证法的因素,李大钊传 ・13·为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为了促使袁贼灭亡,李大钊未等到毕业,就于1916年5月提前回国到上海,投入火热的反袁斗争。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下,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袁贼,仅仅做了83天的皇帝梦,就于1916年6月6日一命乌呼了。
1916年春,李大钊在日本江户送友人幼蘅回国的时候,就对当时的反袁斗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曾以无比的热情口占一绝: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李大钊传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