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６年６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应汤化龙等人的邀请，到北京去办报。他也期望能够通过办报传播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想利用报纸，使它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于是，他决定到北京去了。在途中，他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为报纸的出版精心地筹划着，在碧波滔滔的海上，对着喷薄欲出的朝阳，他为报纸想好了名字：《晨钟》。他想振此“晨钟 ”，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 ”，担当起“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
经过２个月左右的辛苦筹备，《 晨钟报》在８月１５日创刊了，由李大钊担任总编辑。在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副标题为“青春中华之创造”。李大钊把创造“青春中华”的希望， 寄托在青年的觉醒上，“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 砺青年之气节”。在《晨钟报》上，李大钊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介绍民主主义的思想家，继续反对封建专制独裁，揭露当时军阀、官僚、政客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罪恶行径。
其实，研究系汤化龙等人约李大钊合作办报的目李大钊传 ・１５·的，不过是想利用李大钊的文名，为他们装点门面，收买人心而已。由于李大钊与他们有过关系，而这帮政客在袁世凯快要垮台的时候也曾经投机反袁，李大钊未能看穿他们的本质，加上汤化龙曾资助他出国留学，所以才去与他们合作办报。随着时局的发展，李大钊抨击军阀的言论越来越激烈，渐为研究系政客所不容，李大钊为《晨钟报》撰写的文章竟一再被汤化龙左右的人擅加删改，很难完整发表，而且研究系政客甘当军阀工具的面目日渐暴露，也为李大钊所不容。这样，关系终于破裂，李大钊很难在《晨钟报》继续工作下去了。 他宁愿失业， 也不愿向旧势力妥协，毅然辞去总编辑的职务，在９月４日的《晨钟报》上，发表了他的小说《别泪》，９月５日， 发表了辞职启事。在辛勤编辑２２天后，终于离开了他亲手创办起来的曾寄予很大希望的《晨钟报》。
１９１７年１月，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在北京创刊，李大钊受聘为编辑。他不顾章士钊的劝告，在《甲寅日刊》上又发表了许多反对军阀统治和反对封建文化的文章。特别是对孔教的批判，不但很激烈，而且很深刻。他认为“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 孔丘之说代表封建“专制社会之道德”，“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
１９１７年７月上旬，落后的旧中国，又上演了李大钊传 ・１６·一出“张勋复辟”的丑剧。李大钊在“张勋复辟”之日，仓促离京，避走上海。 他在这个时候，“百感交集 ”，痛于过去革命之昙花一现，而自己１０余年来“流离转徙 ”，还没有找到国家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心情十分沉重。正如他秋天寄给白坚武的一首七律诗中所表述的那样：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繁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江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这时的李大钊非常苦闷，因而写出了似乎消极的诗句，其实他是在探索求新的革命道路。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李大钊是中国接受马列主义的第一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开始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１９１８年１月，李大钊由章士钊推荐，接替章担任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这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教授中也有不少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士。 １９１５年９月新创刊的《青年杂志》，于１李大钊传 ・１７·９１６年改为《新青年》， 早已成为新文化的旗帜。因主办《新青年》而享有盛誉的陈独秀正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以前就为《新青年》写过文章，他一到北京大学，就进入了《新青年》的编辑部，并继续辛勤地搜索有关各国革命运动的材料，特别关心俄罗斯的革命问题，更深入地探讨在日本时就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他一面研究理论，写文章，一面到师生和职工群众中去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北京大学各种社会团体的名册中，大半都有他的名字，甚至连“学生游艺大会”、“学余俱乐部”他也是发起人之一。
１９１８年冬，他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取名为“马尔格思”的学说研究会，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组织还没有得到发展，就遭到了“防止过激主义传播”的反动政府的查禁。由于李大钊巧妙地利用了马尔格斯这个译音，反动警察当局以为是个什么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才幸免于继续追查。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间，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介绍，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李大钊和年青的毛泽东一起， 更深切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李大钊那时对毛泽东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 毛泽东后来曾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李大钊传 ・１８·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１９１９年３月，毛泽东又回到湖南故乡开展革命工作。
在北京大学，李大钊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１９１８年１月，他加入蔡元培校长发起组织的进德会，６月当选为纠察员。
１９１８年２月，北京大学成立“大学公余法文夜校 ”，他也是一个发起人。
１９１８年１２月，他代表北京大学图书馆参加“北京图书馆协会 ”，当选为中文书记。
１９１９年１月，他当选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组织大纲起草员，参加临时委员会。
通过这些活动，李大钊和周围群众有了密切联系，为进一步开展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１９１８年６月，李大钊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６月３０日在北京召开筹备会议，推举李大钊为《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经过一年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在１９１９年７月１日正式成立。会员最多时有１００人左右， 在南京设了分会。 学会正式成立时，经李大钊等提议，把学会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进一步提出要在科学精神指导下，达到实现“少年中国”的理想。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有以后成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等。其中如曾奇等李大钊传 ・１９·倾向国家主义的人也不少。
１９１８年，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中国反动政府叫嚷要防止“过激派”的形势下，李大钊根据搜集到的关于十月革命的材料，作了认真的研究，于１９１８年７月１日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开始阐明十月革命的实质。这比他前一年的文章进步多了。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地论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根本区别，指出十月革命的性质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但还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会，一连讲了两天。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了《劳工神圣》的演说，这一口号在当时起过较为广泛的影响。全世界工人运动高涨，工人阶级力量逐渐壮大，崇拜劳工的时代潮流，得以传入中国。 继蔡元培演讲之后， 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这篇著名的演说（后来又出版发行），接着， 他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在《庶民的胜利 》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文章中，李大钊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了帝李大钊传 ・２０·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为中国人民指出新的革命斗争方向。李大钊指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必然出现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他将十月革命比做“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 ”，而由此开展起来的世界革命“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遏得住的 ”，一切腐朽的反动势力必将灭亡，满怀信心地宣告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虽然还没有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立场十分鲜明，不仅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针锋相对，就是和蔡元培高唱劳工神圣的立场也迥然不同，它们已经是在为无产阶级说话了。可以说，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通过幸德秋水、河上肇等人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那时中国的社会条件和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也不可能使他立即接受马克思主义。但直到１９１８年秋后，世界革命的形势，中国的社会状况，使饱经忧患之后的李大钊经过深刻的反省、探索和认真的学习、研究，才终于找到了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在这个伟大的变化进程中，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李大钊传 ・２１·是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正如林伯渠后来为《李大钊选集》出版题写的诗句所说：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李大钊的演说，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１１月２８日起，北京大学又在中央公园举行演讲大会，连续讲了３天，李大钊再一次讲了《 庶民的胜利》，成为这次演讲大会的中心内容。
从１９１８下半年起到１９１９年，随着国内外形势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北京以至全国各主要城市，各种爱国团体、新文化团体和传播新思潮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由于李大钊极其热情地参加、支持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北京各团体差不多都请他去指导或当顾问。如１９１８年１０月成立的国民社，它是由反对中日密约的学生救国会发展而成立起来的。它一开始就请李大钊任导师，李大钊不仅积极为《国民》撰稿，而且实际上是这个杂志的总顾问。在李大钊正确指导和影响下，国民社的多数成员、特别是它的骨干分子如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在随后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成为积极的参加者和领导者。 和国民社差不多同时成立的新潮社， 也于李大钊传 ・２２·１２日聘请他为顾问，并约他为《新潮》写稿。至于由邓中夏等发起、以左翼学生为主、于１９１９年３月成立起来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更是与李大钊关系密切。
李大钊在《新青年》二卷１号上发表的《青春》一文，在新文化运动中宣传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发表的演说《庶民的胜利》和撰写的论文《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 的胜利》，于１９１９年１月出版的《新青年》五卷５号上发表，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使新文化运动开始带上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运动，陈独秀起了重要作用；在它的后期，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李大钊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新青年》充分反映了这一变化的主流，一至三卷是陈独秀主编的，从第四卷起，由李大钊和陈独秀等轮流担任各期编辑，其中鲁迅也时常参与编辑部工作。
在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新青年 》进一步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
新文化运动提倡语体文，反对文言文，以语体文的形式进行新道德和新文学的传播。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用语体文发表论文，文笔畅达深刻，启发了众多的读者。此外，他在还《少年中国》、《新青李大钊传 ・２３·年》等刊物上发表过几首清新隽永的白话诗。如他在五峰山时就写了一首《山中落雨》小诗：
忽然来了一阵烟雨，
把四山团团的围住。
只听着树里的风声雨声，
却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
水从山上往下飞流，
顿成了瀑布。
这时候前山后山，
不知有多少樵夫迷了归路？
李大钊的这首白话诗抒写了当时自己在风雨中战斗的心情，并深切地关怀着人们不要迷失了路径，暗喻人们在革命的道路上不要迷失方向。
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李大钊与陈独秀特地创刊了《每周评论》，因为《新青年 》为每月一期，且多半是长篇文章，已不能完全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了。《每周评论》登的是短文， 着重批评时政，推动当前的政治斗争。这个每周一期四版的小型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广泛的影响，不久就为继起兴办的许多刊物所采用。
李大钊为了创办《每周评论》，不辞辛劳地奔走。李大钊传 ・２４·在创刊号开印那天，他亲自到报馆，细致地校对，直至印出大样，一直到凌晨４点钟。在《每周评论》创办以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他撰写发表了５５篇文章，平均每星期就发表２篇文章，可想而知，他的工作干劲是多么大啊，同时，他还担负了种种编辑上的琐细的实际工作。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中继续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１９１９年元旦，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新纪元》的社论，这篇文章主张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要“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 ２月上旬，又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战后之世界潮流》等。在这些文章中，他通过宣传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进一步阐明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
李大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他指出：“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 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 。”他告诉人们：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要进行根本的变革。在新纪元曙光照耀下，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 ”，走上“新人生的道路”。
中国的反动派竭力企图阻遏革命的洪流，把布尔什维克党叫做“过激党 ”，诬蔑所谓“过激主义”为李大钊传 ・２５·“共产公妻”。 李大钊立即在《 每周评论 》上发表《过激乎？过惰乎？》、《过激派的引线》等文章，指出：有了进步的举动，人就说是“过激 ”，这是社会上的一种“惰性 ”力量在作怪。“过激主义”是因为“社会上不满意的事太多”而产生的。但是，那些怕“过激主义”的人又何尝知道什么是“过激主义”？为此，倒不可不译几本被认为是“过激派”的著作出来，“过种书果然译出，看得见的， 可就不止那几位怕过激主义的人”。 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将在人民中广泛传播。
李大钊传 ・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