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日渐发展，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产生已经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１９２０年初，李大钊就曾和邓中夏等酝酿过组织共产党的问题。
１９２０年１月，陈独秀要避居上海，李大钊不避艰险地护送他离京。因陈独秀北方话说不好，沿途遇到军警检查，都是李大钊对付，一直把他送到天津上船。一路上，李大钊也与陈独秀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１９２０年５月以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拿不定注意。写信问李大钊。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叫共产党。
送走陈独秀，李大钊在天津，曾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到旧俄租界去会见一位苏俄朋友，交换革命意见。但是，他们的会见被敌探发觉，并张扬出去，第二天，一家报纸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便立即返回北京。
由于李大钊在中国最先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李大钊传 ・４５·宁主义，并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卓越领导作用，他在北京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这使他很自然地成为北京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带头人。许多青年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导师，跑来听他的教诲，请他帮助。而李大钊就在与青年的广泛接触中，开始了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
１９２０年３月，在几经酝酿、讨论后，他终于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不久，瞿秋白也参加了进来。
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习条件非常困难，既有反动统治阶级的严禁和封锁，又有社会上顽固的守旧派的阻挠，使得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都难以找到，马列主义原著更难找到，他们必须艰苦地搜寻。开始，他们只能学到《新青年》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少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如１９２０年４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还有河上肇以及考茨基所写的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都被大家辗转相传，争相阅读。后来，经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了一批外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组织通晓外文的会员帮助大家学习，这样才初步解决了学习材料方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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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在李大钊帮助下，大家逐渐搜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又筹集到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有关的图书。
研究会成立后，几经交涉，得到蔡元培校长的支持，学校拨出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办公会址。在那里，他们设立了一个附属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小型图书室，并亲切地称它为“ 亢慕义斋”（译音，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这个“ 亢慕义斋”图书馆，是我国第一个存有比较丰富的马列主义书籍的图书馆，有健全的借阅规则、制度。直至现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当时一些盖有“亢慕义斋”图章的书籍。
在李大钊领导下，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进行着紧张的活动。当时，邓中夏等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或交换学习心得，总要到深夜才散去。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并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这就为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有了更多的联系。通过这些联系，他积极搜寻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中文共产主义文献，还读李大钊传 ・４７·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后来，他曾回忆这个时期的情景说：“记得我在１９２０年， 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 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后来用这方法论更深入地思索了各种社会问题，从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信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当时还曾跟李大钊商量过考虑组织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之事。
１９２０年，李大钊仍然在大量写文章。７月８日，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职务改为教授。担任了教授后，他又到处讲课，宣传马列主义。他这时着重宣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用它来解释中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１９２０年９月，他与进步教授陈启修在北大政治系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主要讲授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１０月初，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这一重要课程。以后，又在史学系开了“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在经济系开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在法律系开了“社会主义”等多种课程。他的讲课，李大钊传 ・４８·都从不同角度传播了马列主义思想，受到了青年学生的普遍欢迎，特别是“唯物史观”等课，对青年有过重大的影响。其中如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就是很著名的文章。 他说：“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 。” 又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态度、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他一贯深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坚决反对个人迷信。
如果说，十月革命前，李大钊所向往的“青春之历史 ”，还是一种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来的憧憬，那么到１９２０年， 李大钊已清楚地看到，“青春之历史 ”，就是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自觉的斗争而创造出来的人民的新历史。这就鲜明地标志了李大钊革命思想的跃进。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发表的文章、讲义、演说，现在所知道的，就在１３０篇以上，他还在各校授课，所开课程也在１０门以上。而这都是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不难看出，他为了宣传马列主义和传播革命思想，做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他对唯物史观的李大钊传 ・４９·宣传，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思想理论准备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组织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李大钊还于１９２０年夏秋之间帮助天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个研究会就是后来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前身，它从李大钊那里接受经常的指导，对天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起过重要的作用。
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李大钊又领导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
这种结合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虽然李大钊在１９１９年初就提出了“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的号召，但北京的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真正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决心到工人中去，还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而实际地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则是１９２０年以后的事情。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北京大学学生发起北京５０００多个大、中学生捐款买了１７万个面包，印上“劳工神圣”等字样，分送给全市工人群众，同时，散发了３０万张传单，并进行演讲。这次活动轰动了整个北京城，为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造成了良好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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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９年底到１９２０年初，在北京的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一步提出了要去组织工人阶级的问题。李大钊这时写了文章，号召“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核心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陈独秀也在《晨报》上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的文章，提出要去组织北京各行业的工人。
经过李大钊等的宣传、号召，１９２０年１月，部分青年学生第一次分组到洋车工人的住宅区去调查工人们的生活情况。看到工人们贫困悲惨的生活，使他们受到很大震动，推动他们决心到工人中去进行革命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洋车工人和北大的印刷工人中，开始了组织工会的活动。
在李大钊帮助下，邓中夏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一部分青年学生，开始到工人中去，接近劳动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实行“工读互助”。他们一面读书，一面从事一般性的体力劳动，改变旧知识分子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四体不勤的习惯和轻视劳动的思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的大部分成员参加了这个组织，由最初的２０多人发展到４０人左右，坚持了一年之久。当时，曾经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并有一部分青年学生起而仿效。
他们的“工读互助”行动，也引起了那些“自命李大钊传 ・５１·为绅士的人”的仇视和反对。 他们叫喊：“知识阶级的运动，不可学低级劳动者的行为 。”李大钊尖锐地批驳了这种论调，他说：“这话很奇怪， 我请问低级高级从哪里分别？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都比你们这些吃人血不做人事的绅士、贤人，政客们强得多 。”继续鼓励知识分子坚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向。
１９２０年２月底，李大钊等在天安门召开了一次大会，用洋车把会场包围起来，学生发表演说。但是，大队警察冲过来把工人打了，洋车也打坏了，工人不干了。在组织印刷工会时，由于工头的阻挠，也没成功。所有这些，都说明开辟工作时的艰难。但李大钊和他的学生们并没气馁，他们逐步注意到当时在北京最主要的是铁路工人，又在铁路工人中开始了活动。
李大钊安排邓中夏及张国焘等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去进行工作。张国焘奉李大钊之命，和长辛店工人史文彬等建立了联系。
１９２０年４月８日，邓中夏带领平民教育讲演团一个组到长辛店进行讲演活动，并决定在那里找一个固定活动场所，经常去讲演。
平民教育讲演团初次在长辛店讲演，效果不佳。这主要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还没有放下架子，与工农还李大钊传 ・５２·没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和语言。一些本来就是以“救世主”的姿态下去的学生，这时候便责怪起群众“愚蠢”来，不肯到工农中去了。但是，以邓中夏为代表的革命学生，按照李大钊的嘱托，坚持下去，并通过虚心向工人学习，很快克服了起初的困难，学会了用通俗的语言同工人进行交谈，宣传革命道理。这样，逐步把长辛店开辟为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
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全国有近１０个城市总计约６万工人群众举行了纪念活动， 喊出了“五一万岁 ！”“劳工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等口号，打出了红旗。 这是破天荒的创举。它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觉悟程度的提高，进一步鼓舞了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
这一天，《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李大钊发表了阐述《五一运动史》的重要文章，许多有影响的刊物如上海的《 星期评论》、《东方杂志》，南京的《少年世界》等都曾全文转载。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来历，以及多年来各国工人阶级在这一天为争取解放进行斗争的情况，歌颂了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而献身的英雄们。 并着重指出：“五一运动”应当是真正“劳工阶级的运动 ”，而不是“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 ”，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光是空喊李大钊传 ・５３·“劳工神圣 ”，而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去干发动群众的工作。
这一天，李大钊主持了北京大学的纪念活动。他所在的北大是这次北京五一纪念活动的中心。北大学生在这一天举行了罢课，《 北京大学周刊》也出版了《劳动纪念号》。上午９时， 校工和学生５００多人在校内召开纪念大会，李大钊在会上讲了话。同时，何孟雄等学生租用２辆汽车， 车前拉上横幅， 上书“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等，车后插上红旗，从上午８点钟出发，分头去东、西城游行。沿途浩浩荡荡，格外引人注目，并高呼“劳工万岁”等口号，散发印有“五一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但最后全被警察拘捕。这次游行，曾被称为“初次的赤旗”。
这一天，平民教育讲演团５０人分成５组，也于上午１０时出发，沿街进行演讲“五一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等。
这一天，邓中夏等还赶到长辛店去对铁路工人作了演讲，有１０００多名工人参加，也散发了“五一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很受工人的欢迎。会后也举行了示威游行。
这一天，北大学生共散发了数千张“五一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第二天，许多报纸在纪念五一的消息报导中说： 各地散发的宣传品，“以北京大学劳动李大钊传 ・５４·纪念会的印之‘五一北京劳工宣言’最为激烈”。 比起以前在这方面所散发的宣传品，这个宣言的确是前进了一步，它没有重复“劳工神圣”一类含义空洞的词句，而是具体地提出了工人阶级将来的奋斗目标。它和李大钊在《五一运动史》中的根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劳动群众要积极行动起来，对骑在自己头上的压迫者、剥削者展开坚决斗争，争取自己的解放。
北京的这一次五一纪念活动，使反动军阀政府极为恐惧，他们在前门出动了３０００多名军警，拘捕了一批讲演的学生，在北大附近驻扎了好几营军队，整队游行进行威吓。
五一节以后，北京有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李大钊领导下，不顾反动派的迫害和阻拦，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一面也改造着自己。这样就促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在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方面，李大钊也给了天津的革命知识分子以积极的影响。
１９２０年８月初，天津觉悟社举行了一次年会。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一年多来天津爱国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 今后的救国道路， 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同时，把“五四”以后全国各地涌现的大小进步团体都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由于李大钊热情支持过觉悟社的活动，李大钊传 ・５５·会后，以周恩来为首的１１个社员来到北京，将这个意图向他商量、请教，李大钊非常赞赏周恩来的想法。
８月１６日上午９时，觉悟社的１１个成员，还有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的代表２０余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了茶话会。周恩来、邓颖超首先发言，介绍了觉悟社一年多的活动情况，说明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宗旨。各团体代表也都相继发了言。最后，李大钊讲话，他提出，各团体要有一个明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就不能团结一致。并希望他们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
１８日，到会的五团体各派代表３人，又在李大钊指导下，在北大通信图书馆开了“筹备会 ”，决定五团体合组一个“改造联合 ”，讨论通过“改造联合”的宣言和约章，同时，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而且对于“到民间去”做什么事，也明确规定了“社会实况之调查”、“农工组织之运动”等。这些，在当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在李大钊的启发帮助下，不久，天津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开始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活动。周恩来、郭隆真等去法国勤工俭学，于方舟等则投身到码头工人中去活动。
如果说，李大钊在１９１９年初号召“知识阶级李大钊传 ・５６·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还仅是初步提出了这一问题，那么，１９２０年以后，他的这些口号就已经建筑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础之上了。毛泽东曾指出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 。”李大钊的见解，无疑是进一步给了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以正确的思想指导，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１９２０年９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较早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邓中夏等，以后张太雷、何孟雄、高君宇、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等陆续参加了进来。除张太雷外，其余的都是北大学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小组成立前，就已在李大钊领导下学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
由于当时还没有建立革命的机关，小组活动地点也就在李大钊家里和他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里。最初小组也还没有什么纲领和章程，要做什么，大家开会讨论商量，讨论好了就去办。尽管如此，有了这样一个当地的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各种活动的进行都是更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了。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节，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由邓中夏负责编辑。办刊的目的很明确，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李大钊传 ・５７·的团结，指导工人运动的进行。
《劳动音》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就在长辛店等地的
工人中广泛流传开来。出版后一个月，每期销售量已达２０００多份。
李大钊领导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正是这样去身体力行的。在创办《劳动音》的同时，他们大力加强了在长辛店工人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李大钊的积极倡导下，邓中夏、朱务善等几个小组成员，把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长辛店来。隔一星期就去演讲一次，每逢星期天，别的大学生逛市场、看戏，他们几个人却一清早就坐火车去长辛店，找工人谈心，交朋友，把这作为他们的假日旅行。
１９２０年冬天，李大钊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为了进一步深入地在工人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实习学校，作为工作的据点。经过与史文彬等工人磋商后，捐了些钱，租了房子，置备了桌凳，１２月１９日，在长辛店正式召开了“筹备会议 ”，１２天后，即１９２１年元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就正式开学了。
劳动学校从做工、劳动、为什么下雨打雷讲起，讲到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 为什么要团结？ 为什么李大钊传 ・５８·要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作斗争？再讲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政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苏俄，讲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等等。讲课内容由易到难，由浅入深，这些革命道理，犹如温暖的阳光，照亮了工人同志的心，马列主义开始在工人中生根发芽了。从劳动补习学校里，常常传出清晰有力的歌声：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痛。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工人们的觉悟得到很大提高。就这样，培养起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又通过这些骨干，逐步将长辛店的全体工人团结了起来。这就奠定了成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的基础。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实践，创造了当时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
１９２１年５月１日，长辛店１０００多名工人隆重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还有市内别的工厂李大钊传 ・５９·和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也远道赶来参加大会。大会当场通过了成立工会的决议。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口号声、歌声以及沿路观众的欢腾叫嚷声，响成一片，“几乎把火车汽笛声都压住了”。恰似一曲雄壮的工人运动交响乐！
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工人建立起来的长辛店工会，是全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发展的起点。当时的《共产党》月刊第６期曾热情地称赞它“不愧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这期间，李大钊还到郑州等地去视察和指导过工人运动。在郑州铁路工人夜校， 他勉励工人们：“你们要好好学习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 ！”他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紧接着写了个“人”字，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天”字。李大钊走后不久，郑州铁路工人就在夜校老师的帮助下组织了工人俱乐部。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李大钊和一些青年一起建立了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亲自入团，直接领导了它的活动。
李大钊还帮助张太雷、于方舟等在天津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并通过这个组织在天津、唐山等地的工人中开展了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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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了以上大量工作的同时，李大钊又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北京在建立党、团组织的过程中，和全国各地一样，都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某些不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参加到党、团组织中来了，他们坚决反对党纲和团章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定， 为此， 李大钊等人既在党、团组织内部，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内部，以至在全国报刊上公开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想。李大钊说得好，“个人与社会， 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 ”，“离开社会， 亦无所谓个人”。 无政府主义鼓吹的绝对自由、极端个人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如何孟雄等， 后来也改变了他们的立场， 成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却始终坚持其反动立场，因而被清除出了组织。
当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具有全国性的规模而且两者已日渐结合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诞生条件就完全成熟了。
１９２１年６月，上海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各派代表２名，到上海举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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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３０日，因法租界巡捕侵扰，３１日便转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只游船上继续举行并闭会。出席会议的共有１３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谭秋、邓恩铭、王尽美、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李克诺斯基也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党组织的成立，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３人组成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无比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由于后来当事人记不清开会的准确日期，所以把７月份的第一天，作为党诞生纪念日。从此，７月１日便成为中共全体党员、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最光荣的节日。
李大钊和陈独秀当时都因公务繁忙没有参加“一大”。 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李大钊有关系，南方各地党组织的创建都和陈独秀有关系，“南陈北李”之称不是偶然的。所以李大钊和出席“一大”的毛泽东等都是我党的创始人。
中共“一大”之后，在北京成立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到１９２４年，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无论北京地委或北方区委，实际上都是在李大钊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北京、天津、唐山以及直隶、山东、山西、李大钊传 ・６２·河南、内蒙古乃至西北地区的某些党组织，都和李大钊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
党成立后，北京党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逐步由北大发展到其他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大学、朝阳大学、美术专科学校等，都有了我们党的党员。１９２１年秋天，并在长辛店发展了史文彬、王俊、杨宝昆等我党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恢复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公开的活动，也迅速发展壮大。
李大钊领导北京党组织在创立初期所做的一系列建党工作，为进一步开展北方工人运动，迎接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李大钊传 ・６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