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管人生幻与真：李叔同家族
前言
天津海河东路与滨海路交口处，坐落着一处“田”字形格局的青灰色院落，在周边建筑色彩的衬托下，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味，这里就是李叔同——弘一大师家族的故居。
故居所在的位置，临近海河的起点，也是天津城市的起点。南运河和北运河在这里交汇成海河，故被称为三岔河口。至晚从元代开始，这里就成为漕运和海运在北方的一个重要节点，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使之成为万商辐辏的繁盛之区。与历史上的三岔河口相比较，今天的三河交汇之处向北略有推移。
李叔同家族的故居，位于这一段海河的东岸。往北的河面上，距离最近的是用大小石狮装饰的狮子林桥，再远一点是彩虹式的金刚桥，还可以看到跨河而立的摩天轮——天津之眼——已被看作当代天津城市的标志性景观之一。往南则是金汤桥。对岸则是天津著名的古文化街旅游区。
不过，在一百多年前的1880年代初，这里的面貌有很大不同。从李家大院的后门出来，海河岸边向北不远处，是望海楼天主堂，这座哥特式建筑是天主教在当地建立的第一处教堂，但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被焚毁，直到1897年才得以重建。当然，今天所能看到的已经是义和团运动后再次重建的结果。东北方向，视野里可见高达五层的镇海楼，这座形如宝塔的建筑，由李鸿章修建，用作军事瞭望之用。镇海楼下面，是顺治年间始建的大悲禅院，当地最大的佛教寺院，后来还设有一处弘一法师纪念堂。在海河的河面上，狮子林桥还不存在，金刚桥、金汤桥所在的位置，都是用木船连缀而成的浮桥，前面的一处叫窑洼浮桥，后面的一处因为位于天津城的东门外，被称为东浮桥，这两处浮桥和天津城北门外的钞关浮桥及多处渡口，是联结天津城内外的重要通道。在海河两岸，除了来往的各色车马人群，时而也可见从河中汲水的挑水工。河面上大小不等的商船中，也有穿梭其间的渔船和小火轮船，码头上正在卸载的货物堆积如山。海河的对岸，可以看到始建于元代的天妃宫，也就是天后宫，和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玉皇阁，以及两处庙宇上空缭绕不断的袅袅青烟，前者护佑着海上航行的安全，后者则是当地最大的一座道观。在天后宫两侧排开的，是繁盛的宫南大街和宫北大街——今天的古文化街，沸腾的市声可能会传到海河的这一边。不远处，连接天津城区和紫竹林租界的马路正在修建，还可以看到高耸的城墙、城门和角楼，以及城中心的鼓楼。
回到李叔同故居。
根据李家后人回忆，李家的住宅早先是河东地藏庵前的一处三合院，有北、东、西房各三间，北房后面有一个只有三间灰土房的小后院，李叔同就出生在这个院落。李世珍60多岁后——一种说法是在1883年，在距离原来住处不远的粮店后街购买了一所大宅院，也就是今天所看到的李叔同故居的前身。当年的粮店后街紧邻海河，是一条与河岸并行的南北向街道，今天已不复存在。
当年李家的宅院呈正方形，西到东、北到南各有十间房的长度，分成四个院，院内除了家人的居所之外，还有柜房、客厅、门房、中书房、客房、下房等等。重建的故居，再现了当年这所宅院的格局。
故居的大门上高挂着“进士第”的匾额，这是大院主人李世珍身份的标识。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是同治四年即1865年进士，“进士第”三个字是当年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的手书。在李世珍生前，作为在天津社会颇有影响的领袖式人物，他与这位晚清重臣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拾阶而上，走进朱红色的大门，是故居的前院。左侧的一处院内，坐东朝西的五间房，是李家的桐达钱庄。所谓桐者，荣也，达者，通也，李家“桐达”字号当由此而来。在19世纪的天津，李家经营盐业和银钱业，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桐达钱庄是当年天津颇有名气的一家钱庄，经营颇为成功，在上海等地还开设了分号，有自己的商业网络，也为其他天津盐商提供资金上的支持，李叔同的家族也因此被称为“桐达李家”。此外，在天津繁华的宫北大街，据说李家也开有一处名为“桐兴茂”的钱铺。
坐西朝东的五间房，是李家的会客之所，李世珍将其命名为“存朴堂”。当年的“存朴堂”匾额，是李世珍亲笔书写，金底蓝字，高悬于客厅的正中。今天的“存朴堂”三个字，则是天津书法大家王学仲的手笔。这存朴堂广为人知，以至于当时的李家在天津被称为“存朴堂李筱楼家”——李世珍字筱楼，以字行世。在存朴堂外抱柱上，刻着清人刘文定的诗句——刘文定即江苏武进人刘纶，乾隆年间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以生活清简、处世端谨而著称，去世后谥号文定。这副对联的上联是“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下联是“求名求利须知求己莫求人”。多年以后，弘一大师回忆幼年在家中受教的情形时，还提到过这副联句。
这个院落的三间北房，则是李家的佛堂。
在前院的右侧，还有三间坐东朝西的中书房，这是李世珍的书房，也是李叔同与其仲兄李文熙曾经读书的地方。
这座宅院“田”字形格局的中间，是一处周围插有竹篱形成的小花园，八角门上挂着一块黄底绿字的长方形小匾，名曰“意园”。当年的“意园”二字为李世珍亲笔，并写有建园年月和缘起。“意园”的前面，是由竹竿插成的菱形篱笆，园内种植了葡萄、藤萝和牵牛花等，布置有修竹盆景。
“意园”的对面，是一处高台阶的洋书房，书房里有中式木床和书橱，窗为两层玻璃门一层纱门，格局讲究，据说是李叔同1911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建起来的。书房内放置一架钢琴，是奥地利驻津领事送给李文熙的。义和团运动后，天津增设了奥国租界，李家这所宅院正位于奥国租界范围内。李家后人称，李叔同曾经在洋书房内挂过他的两幅油画作品，一幅是女子的头像，一幅是一个游泳的裸女。现在，这里挂的则是一幅名为《静物》的画，据说是李叔同1911年在这间书房中完成的作品。
“意园”与后院之间，有一道游廊相通。当年后院有金鱼缸、荷花缸、山石盆景、石榴树等，可见宅院主人的生活趣味。李家成员分别居住在后院不同的院落，按照李家人的回忆，早年后院还设有宗祠。
到了现代，这里已经被辟为一处闹中取静的纪念馆。在纪念馆门前大石上，镌刻着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几个大字。纪念馆内李家故居大门前，新建了一处雅致的园林，设有一处纪念亭，亭内是高2.7米的弘一法师紫铜塑像。塑像身后的汉白玉影壁上，刻有弘一大师为其父亲诞辰120周年书写的《佛说阿弥陀佛经》——这是弘一大师一生最重要的书法作品。
李叔同——弘一大师一生中的多数时间都不是在天津度过，但海河岸边的这所故居，是李叔同人生最初的起点。他在天津诞生和成长，将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影像永远留在了这处宅院，在这里，他还建立了自己俗世界的家庭，他的后人也在这里繁衍生息。换句话说，这里是李叔同——弘一大师的根脉所在，它寄托了李叔同——弘一大师的人生情感，也是他的家族命运的历史见证。
在近代天津，李叔同的家族──桐达李家属于名门望族之列。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是进士出身，居官吏部主事，一生秉持儒家的生活伦理，以理学修身养性；与此同时，他也投身盐业和银钱业的经营活动，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金钱的支持下，李世珍还在当地举办了广为人知的慈善事业，并因此赢得了社会名望，被称为“粮店后街李善人”。在那个时代，李世珍属于天津社会的领袖式人物。
李世珍的晚年，是桐达李家最兴盛的时代。不过，他去世二十多年后，在清末多事之秋，李家失去了自身的经济地位，在社会变动的巨流中逐渐趋于式微。虽然桐达李家的招牌延续到了民国时期，但最终仍不免零落。在某种意义上，随着旧时代的终结，这个家族的声誉随之渐渐逝去。
李世珍只是一位地方性名人，他的影响力局限在19世纪的天津。让桐达李家的故事走出天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受到关注的，则是由于李叔同。如果没有李叔同，李家的故事可能不会再被讲述，像同时代其他诸多家族一样，永远被历史尘封。李叔同——弘一大师的出现，不仅为家族的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使桐达李家的名号得到了无限的延续。
李叔同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从少年到青年，他从一位家境优越、爱好广泛的天津世家子弟，成长为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海上文人；之后又留学东瀛，投身西洋音乐、美术、话剧，成为西洋艺术引入中国的前驱；及至中年，他又变而为庄重肃穆、洗尽铅华、桃李天下的学校教师；出家之后，再变为戒律精严、造诣高深、备受敬仰的一代佛学宗师。文人、艺术家、高僧，李叔同身份与角色的多重变换，使他成为广受关注的近代文化人物之一。
有关李叔同——弘一大师的介绍和研究，目前已经十分丰富。本书从家族的角度观照李叔同的人生，一方面是希望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有关李叔同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多元的角度来认识李叔同。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特征，使一个家族的历史走向往往与社会变迁呈现出一致性，社会影响着家族的命运，而家族的兴衰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本书的立意是从李叔同家族的命运来观照时代与社会的变化，同时也从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来观照李叔同家族的历史。虽然李叔同是本书的主要人物，但桐达李家的几代人同样牵涉在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桐达李家，可供参考的资料并不多，大多是李家后人的记载或回忆，与事实或不免有出入，作者的取舍也未必完全合理，敬请读者注意。
引言：虎跑断尘缘
杭州西湖南隅的大慈山下，有一处千年佛教名刹，称作虎跑寺。这座寺院原名叫定慧寺，始建于唐代，宋代改名法云祖塔院，苏东坡写有《重游祖塔院》一诗，惹得历代文人墨客步其后尘，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诗章。元朝恢复原名，明代和清代又屡有改建、扩建，使这座寺院历千年风雨而不废。它的名声虽然不如同在西湖边的灵隐寺、净慈寺那样大，但此地四周群峰环峙，丛林莽莽，溪流淙淙，环境十分清幽，确是一处隔尘离俗、发愿修行的好去处。
虎跑以泉得名，泉名则得自“虎移泉眼”的传说。明朝宋濂在《虎跑泉铭》序中说：“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性空大师来游兹山，乐其灵气盘郁，栖禅其中。寻以无水，将他之。忽神人跪而告曰：‘自师之来，我等檄惠者甚大，奈何弃去？南岳童子旋当遣二虎来移，师无忧也。’翌日，果见二虎跑山出泉，甘洌胜常。”这二虎跑山而得的泉水甘洌醇厚，品质极佳，名气仅次于镇江的金山泉和无锡的惠泉，素有“天下第三泉”之称。寺以泉兴，泉在寺中，久而久之，定慧寺的原名倒不为人注意，虎跑寺的称呼却流传了下来。
正是在这里，俗世界的李叔同摇身一变，成了佛门中的弘一法师，为他自己的人生划了一道分界，也与他世俗家族的命运做了诀别。
1918年的7月1日清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平静的校园里起了一阵骚动，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哄传着：“李叔同先生真的做和尚去了。”
后来的研究说，李叔同入山的日子，就在此前一天的6月30日。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所学校任教了七个年头。
为了这一天，李叔同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提前结束了课程，进行了考试，辞去了教职。他把平生所作的油画送给了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所刻所藏印章送给杭州西泠印社，笔砚碑帖送给了书画家周承德，衣服、书籍等赠给了他的学生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同在浙一师任教的好友夏丏尊也得到了部分物品。
出家为僧在李叔同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
早在1917年1月18日，李叔同在写给弟子刘质平的一封信中说：“鄙人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或在近一二年亦未可知，时机远近，非人力所能处也），现已络续结束一切。”这年春节刚过，他就到了虎跑寺──这里距离他所任教的浙一师并不远，习静一个月才回到学校。
10月间，李叔同又到虎跑寺拜谒了一位法轮禅师，说法竟夕，颇有所悟。这一年，李叔同的案头摆上了《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佛教经书，房间里供起了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佛像，房间里天天烧着香，板凳上也设了蒲团。
1918年寒假，李叔同又去了虎跑寺过年。也许真是一种机缘，在那里，他正好目睹了江苏溧阳人彭逊之的出家过程。对于李叔同，这似乎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就在这个寒假中（1918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十五），他拜了悟法师为师，皈依佛门，并取法名演音，号弘一。不久，李叔同在给刘质平的另一封信中说：
“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不佞所藏之书物，近日已分赠各处，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李叔同没有等到第二年。二十余年后，弘一法师圆寂不久，他最亲近的弟子之一丰子恺回忆说：
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按：李叔同的日本画家朋友，当时在杭州西湖写生）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
丰子恺简单记述了李叔同的出家过程：
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怀李叔同先生》）
李叔同的好友夏丏尊记述称：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及校工们，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月以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著着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弘一法师之出家》）
曾为浙一师学生的石有纪在《怀弘一法师》一文中，也记述了李叔同出家当日的情形：
他叫他自己的一个老当差，于晨光熹微之中，挑了两件简单的行李，一直从学校（杭州贡院）出涌金门，经净慈寺，到近虎跑仅仅半里路的地方，他叫老当差停住了步，开起箱子，披上袈裟，穿上草鞋，老当差呆呆地望着他说：“李先生，你做什么！”他却回答道：“不是李先生，你看错了。”于是自己肩上行李，如飞地跑进了虎跑寺，一任老当差在后面哭喊！
当时为李叔同同事的姜丹书称：
入山之日，未破晓即行，故余等清晨赴校送行，已不及，仅一校役名闻玉者，掮一行李萧然随行。及至虎跑寺后，上人易法服，便自认为小僧，称闻玉曰居士，坐闻玉，茶闻玉，顿时比在校中，主宾易位，已使闻玉坐立不安。少顷跣足著草鞋打扫陋室，闻玉欲代之，不可；自掮铺板架床，闻玉强请代之，又不可；闻玉乃感泣不可仰视，上人反安慰之，速其返校。闻玉徘徊不忍去，向晚，始痛哭而别云。（《追忆弘一大师》）
啸月在《弘一大师传》中也描写了同样的场景。他说：李叔同出家前，“语相契者曰：‘余明日入山，相聚只今夕，公等幸各自爱。’众度其意不可挽，相对泫然。忽一友问曰：‘君果何所为而出家乎？’曰：‘无所为。’曰：‘忍抛骨肉耶？’曰：‘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翌日破晓，遂孑然长往矣。一校役名闻玉者送师至寺。师易缁衣后，尊闻玉曰居士，逊之坐。师自扫除居室，玉欲代之，不可。师自支板为床，玉欲代之，亦不可。玉泣不可仰，师慰令返校；玉徘徊不忍去，迟之又久，乃痛哭而回。”
啸月提到的这位与李叔同对话的友人是姜丹书。弘一大师后来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历》一文，叙述自己出家过程称：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是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我仍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父。他的名字是弘祥师，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面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大师又说到此后入山和落发的大致经过：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入山。预先在寺里住了一年后，然后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在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以前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考试。而于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
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1918年8月16日，李叔同入山一个半月后，在了悟和尚的主持下，正式实施了剃度仪式。10月17日，李叔同在著名的西湖灵隐寺由慧明法师开堂秉受具足戒──这是对出家人生活细节严格而繁复的规定。至此，名噪一时的艺术教育家李叔同正式落发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这一年，李叔同38岁。
李叔同青少年时代的好友、时任钱塘道道尹的天津人王仁安，在他落发为僧之际，曾应邀到虎跑寺与李叔同相见。事后，王赋诗两首，记述了当时的感受：
步步弯环步步奇，常愁路有不通时。
却怜叠嶂层峦处，一曲羊肠到始知。
兴来寻友坐深山，竹院逢僧半日闲。
归到清波门外路，又将尘梦落人间。
正如虎跑寺前蜿蜒的石板路不知要伸向何处，谁也没有料到李叔同的人生竟是这样的归宿。
在夏丏尊所获李叔同的赠品中，有一件题名为《前尘影事》的卷轴，是李叔同早年出入于声色场时，诗妓朱慧百、李苹香所赠的书画扇页。夏后来请李叔同的友人、书画家陈师曾和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李叔同共事的王瀣分别为之题词。陈师曾系陈三立之子，也是大学者陈寅恪之兄，是一位颇有艺术造诣的画家，民国初年曾在多所学校教授国画。陈题词曰：
象管留春，麝煤记月，犹觉幽香盈把。为忆当时江左风流游冶。凭剩稿齐擅才名，访歌管首询声价。恰双双蛱蝶飞来，粉痕低映翠屏亚。
尘缘顿空，逝水谁识，春风半面，马樱花下。重展冰绡，絮影分明如画。怅今日，劳燕西东，更说甚紫娇红姹。好丹青付与知者，草鞋同样挂。
王瀣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宿儒，后来曾执教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他的题词是：
倒帽少年游，前尘泪已收，镇缠绵小字银钩，画里眉山青更远，山影外有高楼，莫莫与休休，华飞烟水流，剩吴笺犹管闲愁。弹指一声春在否？凭向取老堂头。
对友人来说，李叔同的出家之举并非不可理解，但他特立独行的人生选择，仍然令人感到无限的怅然。
李叔同少年时风情潇洒，来往于声色情场，游戏于繁华世界，与艺界风尘女子有不少的交往。这两首词写了李叔同早年寄情声色的生活，而如今，一切都已遥远而模糊，旧日的好时光似乎尚未流转，当年的风情才士已遁入空门，寂寞空寥，何堪回首。前尘已作梦影，让人有说不出的感慨。
1945年，劲草在《弘一上人》一文中说“综上人之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家，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其行迹如真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李叔同的出家，是民国文化教育界的一大奇事异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出身于世家望族，熟读诗词文章，精通书法金石，早年以风流才子而扬名，以后又留学日本多年，专攻西洋艺术，回国后从事艺术教育，对西洋话剧、音乐、美术的输入颇有贡献，在近代艺术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样一位正处于人生中年的艺术家，却突然之间从现世生活中隐退，不能不让世俗之人在惋惜之余，感到难以理解。
按照一般的逻辑，大凡个人的人生发生急促的变化，必然要与他的生活背景、时代场景联系起来。在历史与现实中，因个人前途、家庭命运以及社会环境等等发生巨大转折，而改变自身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思想信仰的人并不少见。但这些因素在李叔同身上都难以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促使李叔同从世俗生活中倏忽退隐，这为他的出家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正因为如此，世俗的人们才越发对他的出家原因产生兴趣。从李叔同落发为僧的那一天开始，就有了众说纷纭的推测和解释。或称是家道中落促成，或称是遁世观念使然，或称是由于日籍妻子离异而看破红尘，或称是与佛有缘而受影响。这些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又不能完全让人信服。弘一法师圆寂后，赵家欣在《弘一法师的生平》一文中分析李叔同出家原因认为，一是家庭环境。其父研究禅宗，笃信佛教，促使李叔同养成了悲天悯人的情怀。二是放浪生活。声色纵乐的生活，最容易让人厌倦，从而参透众生无常，色相全空。三是对社会消极悲观的情绪。这种看法，大致即体现了一般人对李叔同出家原因的理解。
不过，不同社会身份和处境的人，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往往不能达成一致，李叔同出家也是如此。李叔同说过，他的出家，有家庭亲佛氛围的影响，也有杭州佛教环境的作用。他觉得出家人的修行和生活“很有意思”，因而选择遁入佛门。以这样一种“因缘”说来解释，显然不能令世俗之人信服。在艺术和精神上都深受李叔同影响的丰子恺，后来在厦门佛学会的一次讲演中，将人的物质、精神和灵魂生活比喻成人生的三层楼，认为李叔同强大的“人生欲”和求其彻底的人生态度促使他由艺术升华到宗教，由艺术家而“做和尚修净土”。在这种纯粹的精神力量的驱使下，李叔同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追求人生极致的最高境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终归宿。这种说法颇能打动人心，联想到李叔同做人的认真精神以及艺术家原本特有的敏感气质，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
姑且不要纠缠在这个难以得出终极结论的问题中，还是回过头来，让我们重新审视他和他的家族在那个时代所留下的轨迹。
一 桐达李家
寄籍津沽
李叔同在南方的杭州出家，但他的家族却繁衍生息在北方的天津。在19世纪的天津，桐达李家属于上流社会之列。
与中国很多更著名的古城相比较，天津的历史算不上悠久，努力一点，可以追溯到辽金时代。然而，这座城市却在明清时期脱颖而出，从军事驻防要地逐渐成长为北方一处重要的行政和商业中心。
明朝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天津正式筑城设卫，即天津卫，后又增设天津左卫和右卫。清朝顺治年间，三卫合并，并设行政、盐务、税收等机构，初步具备了行政功能。雍正年间天津州设立，不久由州升府，下辖六县一州（即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沧州），天津由此成为一个区域性的行政中心。不过，与一般作为政治中心的传统城市相比，天津还有其另一方面的特征，即商业性，它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资源。
在近代交通兴起之前，一个地区的成长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水路交通便利，依托南北运河漕运和华北的内河水运路线，天津与江南各省以及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建立了紧密的贸易联系；并通过与辽宁、福建、广东、江浙的海运路线，成为沟通华北与东北、华北与东南地区的货物集散地。作为漕运在北方最重要的节点，每年开河后，南方的粮米源源北上天津，转运北京，促进了天津商业的繁盛。同时，渤海湾一带属海积平原，滩涂平坦广阔，日照长，蒸发大，在历史上很早就是海盐的出产地，一般被称为长芦盐区。1400多年以前，今天的沧州一带设有长芦县，明朝以后沧州取代长芦，但长芦盐区之名仍然得到延续。长芦盐在清代占有重要位置，一度占到全国产盐量的十分之一。漕运和盐业，造就了天津的商业贸易和城市的繁荣，这其中所蕴含的商业机会，即便是今天的商人，也不会等闲视之。尽管盐业自古以来就控制在政府的手中，但国家不可能直接去经营，对于商人来说，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在漕运和盐业的发展中，外来移民充斥了这座滨海的城市。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外来人口始终是天津人口增长的主体。从源头上来说，天津的土著居民并不多，它事实上始终就是一座移民城市。
桐达李家的先祖就属于移民这个范畴。
关于李家的籍贯，一般的说法是浙江平湖，这主要出自李叔同本人。1896年，李叔同随早年书法老师唐静岩学习时，曾请唐遍书钟鼎篆隶各体范帖24帧，以《唐静岩司马真迹》为名刊印，李叔同的题签即自署“当湖李成蹊”。所谓当湖，就是浙江平湖的古称。光绪二十八年（1902），李叔同以李广平为名，在杭州参加乡试，第三场准考证为四十二号，上面的身份是“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这是李家籍贯的一个直接证据。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时，履历表上也填写了浙江平湖。李叔同的友人弟子也都是这种说法，有的虽然不具体，比如柳亚子就说李家本来是“浙西巨族”，但都承认李家是浙江人，有关李叔同的各种传记资料也将此说视为定论。有人推论，李家来津可能是在康熙、乾隆年间，当时朝廷为了开发天津的盐业，开拓财源，鼓励投资盐业，从南方招商引资，李家很有可能是在这时北上定居。
这种说法符合历史的背景。有清一代，在天津经营盐业的外地商人，主要的来源地是江苏、浙江、安徽一带。来自南方的移民有相当的规模，很多人在天津累世经商，安居于天津，并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李叔同的父亲、盐商李世珍的会试履历表称李家“世居天津县镇海门外河东三甲”，根据研究者的考察，最晚在李世珍的曾祖时，李家就已经入籍天津。李世珍在世的时候，在天津城北的宜兴埠和张兴庄一带，已经埋葬了李家前三代20余位先人。
不过，李氏后人还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称李家的祖上可能是由山西迁来。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中说，李家郭氏老姨太太对家里的晚辈讲过，说李家的祖上由山西迁来，靠串街卖布为生；还说李家的老祖坟在天津城北的张兴庄和宜兴埠之间，已经埋葬了几代人。家中的老保姆也说过，在李孟娟六七岁时，曾有山西人来天津认宗续谱，但李叔同的兄长——当时李家的掌门人李文熙没有答应。据李孟娟的推测，林子青1944年所编《弘一大师年谱》之所以记载李家是浙江平湖人，很可能是因为1902年各省补行庚子（1900）、辛丑（1901）科乡试，其时李叔同在杭州为应急而填成浙江的籍贯，以便就近应试，这种方式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是允许的，称作“寄籍”“入籍”或“冒籍”。至于李叔同后来在杭州任教时，也把籍贯填为浙江平湖，可能与他准备久居浙江或南方有关，所以不足为据。多年研究弘一法师的林子青，曾经在1964年就此询问过李叔同的侄子李麟玉，亦称有此一说。
李叔同次子李端称，他从小就听老人说过，李家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随燕王扫北移民到天津来的。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流传广泛，但很多人把洪洞大槐树看作是自己的根祖之地，恐怕是为了回答“我是谁”这样的问题，附会而成的说法。当然，明朝初年确实有过从山西向天津方向的移民，李家究竟是否属于这次移民，虽然难以断定，但从上述情形看，李家来自山西的可能性确实很高。
旧时代在外地经商的同省、同府县之人，多在寄寓之地建立会馆，以方便同乡联络聚会。天津曾有三处山西会馆，最早的一处就在粮店后街李家宅邸的北面，是山西烟业商人在乾隆26年（1761年）建立，另外一处在锅店街，规模更为宏大，可见山西商人在天津的影响力。曾经在李家做过账房先生的徐耀廷之孙徐广中说，他祖父知道李世珍为山西会馆的建立出过钱。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李家祖先从山西迁来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当然，以时间来看，李世珍很可能为山西会馆的某次修缮提供了资助。
根据这些证据，陈星在《芳草碧连天──弘一大师传》一书中，开篇将李叔同的祖籍定为山西。陈星还指出，李叔同虚言家世和虚写地名的情况并不止一次。比如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有记者访李叔同的《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文中记者问：“你的双亲都在吗？”李叔同答曰：“都在。”问：“太太呢？”答曰：“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其实那时候李叔同的双亲皆已辞世，他也早在18岁时和俞氏结婚。再比如刘质平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说：“所写笔名同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陈星推论，这种情况或许与李叔同的性格有关。
不过，较晚的研究发现，浙江平湖可能只是李叔同生母的籍贯所在。李叔同与母亲的感情很深，母子二人长期相依为命，他从少年时代就自认为浙江平湖人，其源头或许即在于此。
关于李家的来源，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说自己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时，校长是弘一法师的侄子李麟玉，知道“李氏本是河北望族，祖辈曾在清朝做过大官”。朱光潜的这种记载不知从何而来，且李家是河北人的说法也只有他这一个出处，并无其他的佐证，或者只是误记而已。
不管李家最初是从哪里迁来，天津才是李叔同家族赖以生存和发达的土地。桐达李家的牌子是在天津创出来，也是在天津消失的。这是一个以天津为背景的家族，它兴衰的历史与这座城市相连，这一点毫无疑义。对于李叔同也是一样，这座城市赋予了他和他的家族成员人生的方向。
进士出身的盐商
桐达李家是一个盐商的家庭，创建这个名号的是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
根据李叔同早年在天津考县学时的一份考卷，李叔同祖父名李锐，叔祖父李锟，李锐一门单传至李世珍。
李世珍字筱楼，一般称为李筱楼。以往的说法是，李世珍生于1813年，卒于1884年；但前些年发现的1865年李世珍会试朱卷，其履历表上则填写为“道光辛巳年六月初五日吉时生”，也就是生于1821年。尽管这份履历表是李世珍生平最可靠的资料，但1813年的说法应该也是有依据的。弘一大师1932年手书的《佛说阿弥陀经》是大师生平最重要的墨宝，总共分十六天写成，题记中即有“岁次壬申六月，先进士公百二十龄诞辰”的说法，与1813年之说是相吻合的。关于李世珍的其他资料，也都支持1813年之说。因此，李世珍履历表所填的1821年，或许另有缘由。
李家寄籍天津之后，祖上最早从事什么营生难以知晓，虽然有串街卖布的说法，但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到李世珍这一代，这个家族的命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关键的人物则是进士出身的盐商李世珍。
中国的商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划分中，商人居于最末。在法律和社会上，商人遭到明显的歧视，历代关于贬斥商人、抑制商贾的律令不绝于史，从日常起居规范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在原则上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就等于剥夺了商人进入上层社会的权利──在传统社会中，科举制度提供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唯一的正当途径，解草衣而升卿相的机会只属于乱世中的草莽英豪。社会上对商人的评价也很低，逐什一之利通常是被人看不起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指此而言，在中国商人向来不曾有过好形象，无商不奸的说法正印证了普通百姓对于商业活动所保持的态度。清朝雍正皇帝的上谕说：
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农工商，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工商皆其末也。
但是，商人也有他们的优势，那就是财富与金钱。金钱的力量有时是大于一切的。虽然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却可以凭借金钱买官入仕，得以跻身缙绅之列。商人最大的资本是财富，财富能够换来的东西很多，从好名声到官衔顶戴，街头苟利之徒成为官场客，老百姓自然要另眼相看。这样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在经商致富的大家族里，家族后一代甚至后几代的成员摆脱了土中刨食的艰难，就有条件专心读书，走科举之途，最终博得功名，光宗耀祖，商人家庭也就因此攀附上了特权阶层。科举考试名义上是公平的，但要一个人长期潜心读书以博得功名，家族的经济基础实则是重要的条件，寒门弟子在科举之路上往往要艰难得多，成功的机会也要小得多。
无论李世珍的先人从事什么行当，显然还不足以为他提供一个显赫的身世。在这样的背景下，走科举之路必然成为李世珍的选择。在旧时代，对于平民子弟来说，要想出人头地，最便捷的道路就是跃过龙门。千百万读书人战战兢兢、寒窗苦读，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黄粱美梦成真，李世珍的目标当然也不例外。
天津是从军事驻防地开始起步的，一直到清朝初年，事实上还是缺乏书卷传统的地区。宋元以来，中国文化中心转移到南方，江南士人无论在数量规模还是文化成就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与文风颇盛的江南相比，天津的功名数量在一段时间里十分有限。整个明代，天津只有10名进士。但到清朝乾隆时期，天津科举功名数量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乾隆一朝，天津有30人获得进士功名。此后在整个19世纪，天津获得进士、举人功名的数量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津邑城内外，诗书几于比户，号文薮，科第不绝”。特别是19世纪下半期，更是天津科举的鼎盛时期。“天津科第好文风，二百年来运大通”，有清一代，天津县进士共有123名，科举功名的繁盛不仅在直隶（今天的河北省）首屈一指，在整个北方也是独一无二。天津之所以成为晚近以来北方新兴的文教之区，有各种因素的作用，但与举业的发达也不无关系。
科举风气的兴起，带动了一批一批当地士子投身其中。然而，这条路又谈何容易。李世珍的科举之路几乎耗费了大半生的光阴。据说李世珍早年教过家馆，也就是私塾，一般说来，到家塾私学当教师，是屡试不中的读书人最常见的出路。可以推测，李世珍很早就开始在科举路上艰难奋斗，而且一开始并没有太见成效，一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乡试，李世珍才得中举人——这一年，他已经是32岁的人了。
30多岁中举当然不罕见，难得的是李世珍竟有毅力又熬过了21年。同治四年（1865），文曲星高照，李世珍终于中了进士，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般而言，过去的士子从束发读书，到八股文章可以完篇，有资格走进考场，大约是十年时间，所谓十年寒窗是也。如果一切顺利，30余岁可以博得进士功名。不过，在科举时代，50多岁的年龄中进士也不鲜见，只是对于李世珍来说，功名来得已经太迟了。以这样的年龄在官场上与那些新晋少年拼杀，他已经不可能有优势。
即便李世珍老骥伏枥，但只要看一看自己高中进士的年代，也应该有所醒悟。就在不到一年前的1864年的7月，曾国藩手创的湘军刚刚攻下了南京，绵延十数年的战争结束了，清朝前所未有的一次危机被化解了，解除了心腹之患的王朝里，多了一批以军功获得地位的汉族官员和将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一批中兴名臣成为王朝新政治势力的代表，与这些人比起来，李世珍们的前途显然要暗淡多了。也仅仅是在五年以前，来自海上的两个强敌英国和法国从大沽一路打到了北京，锦绣堂皇的一座圆明园化为灰烬，飘扬在北京上空的各国国旗，使皇城的空气里掺杂进了外人陌生的气息，令人恍然之中总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在这次战争中，天津也一度被英法联军占领，成为当地社会一段难忘的记忆。在这种氛围中，李世珍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仕途会是什么样的终局。
清代进士分为三个等第，也就是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在同治四年乙丑科的进士榜上，李世珍为三甲第79位，三甲之首则是后来誉满天下的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据称，中进士后的李世珍被分派为知县，但靠捐纳的弥补，被任命为吏部文选司主事。
清代官分九品，每一品又分正、从两级。主事只是一个中级官员。一般而言，清朝的官员60岁就要退休，称为致仕。以李世珍中进士的年龄，他在官场上发展前途已经大受限制。很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现实的考虑，李世珍放弃了升迁的幻想。事实上，李世珍在中进士后，一直是以“吏部主事”同时又是“在籍绅士”的身份活跃在天津。
弘一法师圆寂后，一些关于弘一法师事迹的叙述中，曾称李叔同之父李世珍与李鸿章为同年进士，这是一个明显的讹误。李鸿章虽然只比李世珍小10岁，但早在道光二十七年亦即1847年即高中进士，当时李鸿章只有24岁。如此的青年进士，实不多见，说明李鸿章科举之路一帆风顺。相比而言，李世珍读书入仕的过程，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李鸿章后来曾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长驻天津，与李世珍有不少交往，但二人的科举道路实则迥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