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丰子恺全家返回江南。1948年暑假，丰子恺从台湾旅游归来，到厦门定居，适逢广恰法师从新加坡到厦门南普陀寺，广恰法师陪丰子恺参观了弘一在南普陀寺的故居，看了法师手植的杨柳。丰子恺感慨万千，手扶杨柳，神情黯然，回家后就画了一幅画，描写广恰法师与自己站在柳荫下的情景，并题曰：“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送给广恰法师留念。丰子恺此时的心情真是一言难尽，又不知从何说起了。
在丰子恺与李叔同的一生关系中，最值得一说的是《护生画集》。
时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任教的丰子恺，想到弘一法师即将到来的50寿辰，决定绘制一批戒杀护生画结集出版，以为纪念。原打算画集只编24幅，后来参与此事的李圆净居士建议出版后送一部分到日本去，这样，《护生画集》共收了50幅字画，由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撰、题50篇诗文，一字一画相对照，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29年出版。
在《护生画集》的编绘过程中，弘一法师曾经有过不少具体的意见。他建议画集用西洋风格的封面，用日本式的装订，意思是这本画集“须多注重于未信佛法之新学家一方面”，希望能够新颖醒目，在图画、内容等方面也发表了不少见解。第一册画集，可以说是两人共同的心血结晶。
弘一大师将60岁时，当时丰子恺正在广西，又作画60幅，寄到福建，请弘一大师题字，于1940年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即《护生画续集》。在第二集编定的过程中，弘一法师在信中提出了继续编绘《护生画集》：
今年朽人世寿六十，承绘画集，至用感谢。但人命无常，世寿有限。朽人或不久谢世，亦未可知。仍望将来继续绘此画集（每十年绘辑一编，至朽人百龄为止），至第六编为止。朽人若在世，可云祝寿纪念。若去世，可云冥寿纪念（此名随俗称之甚未典雅）。或另立其他名目。总之，能再续出四编，共为六编，流通世间，其功德利益至为普遍广大也。
之后的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丰子恺牢记了法师的心愿。1949年，他在厦门画了70幅，亲自送到香港请叶恭绰书写诗文，当年4月底带回上海，由大法轮书局出版，是为《护生画集》第三集。
丰子恺在上海解放前夕回沪，定居于此。后来他担任过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一届到第五届人大代表、中国画院院长等职务。在“文革”中遭到批判，一度到乡下劳动，1975年去世。
在这几十年间，丰子恺仍然完成了法师的嘱托。1960年《护生画集》由新加坡广恰法师出版第四集，字画各80幅，题字者为上海朱幼兰居士。1965年，丰子恺感到浩劫将至，提早作画90幅，由北京虞愚居士题字，也由广恰法师在新加坡集资出版。最难得的是最后一集。弘一法师的百岁冥寿应该是在1980年，在当时的环境下，丰子恺预感到人世难以预料，为了不违背先师的愿望和自己的诺言，他提早7年动手，于1973年预作了100幅护生画，朱幼兰居士也冒风险承担了100幅题字。1975年，丰子恺含冤去世，第六集仍由新加坡广恰法师集资出版。至此，丰子恺完成了弘一法师的心愿，功德圆满。
这样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正可以说明丰子恺与弘一法师之间深厚的感情和友谊。延续了丰子恺一生的这种情谊，令人唏嘘向往。
刘质平（1896─1978）为浙江海宁人，他在讲到与李叔同的关系时说：“先师与余，名虽师生，情深父子。”这样的感情也开始于杭州一师。刘质平说：
回忆民元冬季，天大雪，积尺许。余适首作一曲，就正于师，经师细细阅一过，若有所思；注视余久，余愧恧，几置身无地。师忽对余言：“今晚八时三十五分，赴音乐教室，有话讲。”余唯唯而退。届时前往，风狂雪大，教室走廊，已有足迹，似有人先余而至。但教室门闭，声息全无。余鹄立廊下，约十余分钟，室内电灯忽亮，门开师出，手持一表，言时间无误，知汝尝风雪之味久矣，可去也！余当时不知所以，但知从此师生之情义日深。（《弘一上人史略》）
李叔同每周为刘质平做两次课外指导，并介绍他到美籍鲍尔德夫人处习琴，师生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从现存李叔同给刘质平的信件看，当时两人已有很深的信任，刘质平将自己因病而生的烦恼，甚至家庭琐事也向自己的老师倾吐。
1916年夏，刘质平从浙一师毕业，到日本学习音乐。在两年留学期间，李叔同不仅给了他很多学业和生活上的建议，而且资助了他在日本最后几个月的费用。1916年8月，李叔同在一封信中曾向刘质平提出几点事项：（一）宜重卫生，避免中途辍学；（二）宜慎出场演出，免受人之忌妒；（三）宜慎交游，免生无谓之是非；（四）勿躐等急进；（五）勿心浮气躁；（六）宜信仰宗教，求精神上之安乐。此后的一封信中，李叔同提到，他曾试图为刘质平在浙一师谋一职位，但经亨颐因为刘质平在日本曾“诽谤母校师长，已造成恶感”为由予以拒绝。在1917年1月的几封信中，李叔同还谈到为刘质平补官费一事所做的努力。从李叔同的信中推测，刘是私费留学日本，此时经济上陷入了窘境，想补为浙江省官费留学生，以解窘迫。李叔同叙述说，为此找到校长经亨颐，但没有结果，不欢而散。不过，李叔同在信中也表示理解经亨颐的难处，“经先生事务多忙，本校毕业生甚多，经先生倘一一为之筹画，殊做不到”。他还称经为“爽直”之士。当然，这样说也是为了避免刘质平对经亨颐的不满，可见李叔同用心的良苦。
为了使刘质平能够继续学业，李叔同表示可以量力资助，还把自己收入和支出的详细情形告知刘质平。摘录如下，从中可见当时李叔同生活之一斑：
不佞现每月入薪水百零五元
出款：
上海家用四十元年节另加
天津家用廿五元年节另加
自己食物十元
自己零用五元
自己应酬费买物添衣费五元
如依是正确计算，严守此数，不再多费，每月可余廿元。
此廿元即可以作君学费用。中国留学生往往学费甚多，但日本学生每月有廿元已可敷用。不买书、买物、交际游览，可以省钱许多。将来不佞之薪水，大约有减无增。但再减去五元，仍无大妨碍（自己用之款内，可以再加节省）。如再多减，则觉困难矣。
又不佞家无恒产，专恃薪水养家。如患大病，不能任职，或由学校辞职，或因时局不能发薪水；倘有此种变故，就无法可设也。
李叔同在信中还明确表示，这笔钱是赠款，将来不必偿还；赠款事不能告诉别人，包括刘质平的家人；赠款从刘质平家中不再给学费为始，至毕业时止；刘质平应该听从他的意见，以完成学业──从信中看，刘质平当时因为经济和其他的困扰，甚至想过自杀，并告诉过李叔同，所以李叔同提出此一条件。
当时李叔同已决意出家，为资助刘质平完成学业，表示准备将出家之期推迟到刘质平毕业时。刘“不忍以一己求学之故，迟师修道之期”，所以在1918年夏天回国，而李叔同也在同一时期出家。
刘质平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与老师颇多书函往来，对法师生活照顾最多，常有经济上的资助。两人交往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保存弘一法师遗墨的经过。
弘一每次寄信给刘质平，都附有字联偈句二束，一命刘质平用来结缘，一命其保存。二十多年，积品盈千。刘质平将这些墨宝装裱后，装在特制的12只箱子里，特辟一室保存。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军轰炸海宁，刘质平在匆忙走避时未能将全部作品带出，但所携字件虽经日寇盗匪翻踏，水浸日晒，种种损害，精品仍得以保存无缺。为了将这批字件保存在身边，刘质平不远出任职，在乡间甚至到了无以糊口的地步。在日军狂轰滥炸后，刘质平的先母、先兄、亡儿三代棺木，一具无存，但大师的墨宝却未失一件。金华失陷后，他以小贩为业，历尽艰难，终于度过了这段岁月。
弘一法师圆寂之前，曾对刘质平说：“我入山以来，承你供养，从不间断。你教书以来，没有积蓄，这批字件，将来信佛居士们中，必有有缘人出资收藏，你可将此留作养老及子女留学费用。”但是，刘质平为了保存先师墨迹，前后60年，从不离开。抗战胜利后，刘质平为大师举办书法展览，孔祥熙托人出500两黄金为美国博物馆收买大师《佛说阿弥陀经》一大堂，遭到拒绝。
新中国成立后，刘质平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已79岁的刘质平为了保护法师这批遗墨，又和当时的红卫兵进行了一场斗争。在刘质平向红卫兵所写的一份《认罪书》中，他这样写道：“生命事小，遗墨事大。我国有七亿人口，死我一人，不过黄河一粒沙子，而这批遗墨是我国艺术至宝、历代书法中逸品，若有损失，无法复原。”可以说，刘质平是用自己的一生，保存了弘一大师的遗墨。
李叔同与丰、刘二人师生友谊之深厚，确实令人为之动容。
能婴儿乎
“能婴儿乎”，语出《老子》，意思是说一个人的专注超脱，应该达到婴儿一般纯净的境地。道家认为，人生在世，外在束缚无所不在，只有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才能真正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为了领悟人生之道，李叔同在1916年夏天进行了一次断食实验：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按照弘一大师的说法，断食的目的是为治疗神经衰弱症。从青年时代开始，李叔同就有神经衰弱症。民国十三年（1924）十二月给俗侄李圣章的信中，李叔同提到：“神经衰弱症，始自弱冠之年。”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给杨白民信中，称自己自正月以来“神致衰弱”，“不耐苦思……未暇执笔为文”，可见是长久以来就有的问题。出家之后，民国十三年（1924）六月，他在温州庆福寺给李圣章的信中称：“朽人近年已来，神经衰弱至剧，肺胃心脏，并有微恙，故须节其劳瘁，息心静养也。”民国十九年（1930）正月，法师在南安雪峰寺致夏丏尊函也称：“尔来患神经衰弱甚剧。今年拟在此静养，不再他往。”可见在出家后的很长时间里，弘一法师也一直受到神经衰弱的困扰。
关于李叔同的身体状况，他在浙一师的同事姜丹书说：“上人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这些讲究的生活习惯是事实，李叔同自己也说过：“余平日之常课，为晨起冷水擦身，日光浴，睡前热水洗足”。但从李叔同出家前后一些信件看，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并不太理想。据称，李叔同曾患有肺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因为肺结核回国一次。1913年7月，他在给天涯五友许幻园的一封信中称：
今日又呕血。诵范肯堂《落照》（绝命诗）云：“落照原能媲旭辉，车声人迹尽希微。可怜步步为深黑，始信苍茫有不归！”通人亦作乞怜语，可哂也。家国困穷，百无聊赖，速了此残喘，亦大佳事；但祝神谶去冬已为兄言，不吾欺也。
从“今日又呕血”句可见，李叔同当时的身体状况确实存在问题，甚至影响到他的情绪。民国二十二年（1933）闰五月，弘一法师在泉州开元寺写给胡宅梵的信中也提到：“前日又咯血，故宜不久往山中静养。”咯血之症，或许是早年肺病的延续？
李叔同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似乎较为悲观。民国六年（1917），他在给刘质平的信中说：“不佞自知世寿不永（仅有十年左右），又从无始以来，罪业至深，故不得不赶紧发心修行。”在同年表示要资助刘质平完成学业的信中，他也讲到，如果身患大病，就无法践诺，说明他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在出家后的一段时间里，弘一在与外界的书信来往中，也时常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民国八年（1919）四月，弘一法师在给杨白民的信中提到，尤惜阴居士送了一些止咳丸，说是功效很好。“窃谓咳嗽之疾有多种，似未可执定一方。以此方虽善，或亦有时未能适用。”他将原方寄上，要杨白民咨询一位精于医理的居士，“乞彼详为斟定：何种咳嗽，服此最宜，何种咳嗽，服此亦可，何种咳嗽，服此不宜。”请对方详细写录，然后寄给尤惜阴。从这封信的行文推测，弘一法师不像是代他人为之，而是为自己治咳嗽讨药方。
民国九年（1920）四月，弘一在杭州玉泉寺致函杨白民：“已于昨日始，方便掩关，养疴习静。”同月致刘质平信：“六日卧归西湖，养疴招贤，谢绝访问，屏除缘务。”当年十一月初二日自衢州莲花寺致函刘质平：“朽人今岁多病，九月间来衢州。不久将返温州养疴。”
民国十年（1921）六月，温州宝严寺致刘质平函：“染患湿疾，今渐痊愈。”
民国十二年（1923）四月，杭州招贤寺致杨白民函：“比拟养疴招贤寺，暂缓他适。”
从这些情形看，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常为病体所苦，虽然难以推断这对他的情绪有多大的影响，但恐怕难免是他日常的烦恼。
在杭州任教期间，李叔同常有不如意处，包括经济上的困难。1913年在给许幻园的一封信中，李叔同写道：
承惠金至感。写件本当报命，奈弟近来大窘困，凡有写件，拟一律取润，乞转前途为幸。
从这封信上可知，李叔同在经济上陷于窘境，许幻园曾接济过他。大概是有人托许求李叔同写字，李叔同特意说明不得不收取润笔。早年，李叔同为了体验文人的生活，在上海曾经发表过他的润笔价格。当时李叔同坐拥丰厚的家资，当然不会想到现在竟会落到要以此谋生的地步。
不如意的情绪还有其他的原因。吴梦非说，有一年的暑假，他住在西湖避夏，李叔同忽然来访，并邀请他同去游览。在船中，李叔同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在日本研究艺术时，决想不到自己会回国来做一个艺术教师的！”言下似乎有不胜感慨之意。吴后来在上海看到一份日人报纸《日日新闻》，记载了一段关于李叔同的消息，大意说“中国第一批留学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生李岸，回国以来，怀才莫展，而郑曼陀之流，专描美人月份牌。收入倒可惊人……”云云。对于自己的处境，李叔同看来也有不满意的情绪。
尝试用断食来克服神经衰弱的疾患，正是在这种情绪下的一种选择。关于这次断食的缘起，夏丏尊说：
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可是并没有作过具体的决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说过就算了的。（《弘一法师之出家》）
按照夏丏尊的说法，日本杂志是将断食作为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进行介绍的，断食是为了解决精神和心灵问题。两人都曾有过断食实验的念头，在他而言，只是说说而已，但李叔同却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就在年末的寒假期间，李叔同在虎跑寺进行了自己的断食实验。这里就是后来他出家的地方。
李叔同对命理之类，很有一点偏好。1900年5月，他曾以李漱筒之名，在上海《苏报》上刊登过一段名为《难得》的文字，内容大意是：“山阴修竹轩主人”精通推命占课之术，多人向其求教，颇有“避咎趋利”之效。自己与修竹轩主人“相与日久”，从中颇受教益。因其将要离开上海避暑，“余闻之，若有所失，并为吾辈未获针指者憾焉”，所以特地布闻，“愿欲明体咎者，勿交臂失之也。”这段文字似乎表明，当时他对推命占课颇有一些信仰，这次断食的决定，按照李叔同的说法，也是依照神明的指示做出的。旧历11月22日，他“祷诸大神之前，神诏断食，故决定之。”
至于选择虎跑寺作为断食的地点，则是西泠印社叶品三的建议。叶是篆刻家，也是西泠印社最初的发起人之一。在寒假前，李叔同为断食进行准备。因为断食要找一个幽静的地方，李叔同就去和叶品三商量，叶称，在西湖附近，有一所虎跑寺，可以作为断食的地点；还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寺的大护法，可以请他来介绍。到11月的时候，李叔同又差人到虎跑寺，看看可以住在什么地方，最后选定了方丈楼下一间幽静的屋子。
做出断食的决定后，李叔同摘录了日人文章中所叙断食经验和准备，并拟订了自己的断食计划和携带物品。按事前设想，他应该是在12月1日下午到虎跑寺，但实际上提前了一天。11月30日晨，一向照顾他生活的校工闻玉携带蚊帐、米、纸、糊等物先到寺中，午后4时半，李叔同入山。李叔同住在预先选定的一间朝南房间，闻玉则住在后面一小间中，仅隔一层板壁。当晚李叔同食欲不错，但因为明天就要开始断食，“强止之”。晚饭后，李叔同还书写楷书84字。几天前，他刚刚患了感冒，伤风咳嗽并未痊愈，但精神如常。当晚8时入睡，因为楼上的脚步声，未能安眠。
李叔同的断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逐渐减食至尽，第二阶段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阶段由粥汤逐渐增加到常量。在断食期间，李叔同写了一份《断食日志》，直至他圆寂后，才于1947年发表于上海《觉有情》杂志。其中记载的断食生活及感受片段摘录如下：
十二月一日……七时半起床。是日午十一时食粥二盂，紫苏叶二片，豆腐三小方。晚五时食粥二盂，紫苏叶二片，梅一枚。饮冷水三杯，有时混杏仁露，食小桔五枚。午后到寺外运动。
余平日之常课，为晨起冷水擦身，日光浴，睡前热水洗足。自今日起冷水擦身暂停，日光浴时间减短，洗足之热水改为温水，因欲使精神聚定，力避冷热极端之刺激也。……
……是日书楷字六十八，篆字百零八。夜观焰楼，至九时始眠。夜微咳多恶梦，未能入眠。
二日……是日午前十一时食粥一盂，梅一枚，紫苏叶二片。午后五时同。饮冷水三杯，食桔子三枚。……运动微觉疲倦，头目眩晕。自明日始即不运动。
晚侍和尚念佛，静坐一小时。……
三日……是晨觉饥饿，胸中搅乱，苦闷异常，口干饮冷水。……精神疲惫，四肢无力。九时后精神稍复原，食桔子二枚。……精神颇佳，与平常无大异。十一时二十分食粥半盂，梅一个，紫苏一枚。……午后及晚，侍和尚念佛静坐一小时。八时半眠。入山预断以来，即不能为长时之安眠，旋睡旋醒，辗转反侧。
四日……是晨气闷心跳口渴，但较昨晨则清减多矣，饮冷水稍愈。……八时半精神如常……午后散步至山门归来已觉微疲。……摹大明造像一页，写楷字八十四，篆字五十四……自预备断食，每夜三时后腿痛，手足麻木。（余前每逢严冬有此旧疾，但不甚剧。）
五日……起床后不似前二日之头晕乏力，精神如常，心胸愉快。……午后侍和尚念经静坐一小时，微觉腰痛，不如其前日之静穆。……写字百六十二。傍晚精神稍差，恶寒口渴。……
六日……断食正期第一日。……手足乏力，头微晕，执笔作字殊乏力，精神不如昨日。……脑力渐衰，眼手不灵，写日记时有误字，多遗忘。……是日共饮梨汁一个，桔汁二个。傍晚精神不衰……晚间精神尤佳。是日不觉如何饥饿。……能安眠，前半夜尤稳安舒泰。……
七日……四时醒，心跳微作即愈，较前二日减轻。饮冷水甚多。……头晕已减轻，精神较昨日为佳……起立行动如常。午后身体寒益甚，拥被稍息。想出食物数种，他日试为之。……足力比昨日稍健。……
八日……五时醒，气体至佳，如前数日之心跳头晕等皆无。……手足有力，到院内散步。……是日食欲稍动，有时觉饥，并默想各种食物之种类及其滋味。……
九日……四时醒，气体极佳，与日常无异。起床后精神如常，手足有力，朝日照入，心目豁爽。……午前精神最佳，写字八十四，到菜圃散步。……不觉饥饿。……
十日……四时半醒，气体精神与昨同。起床后精神至佳。……十一时杨、刘二君来谈至欢。……写字半页。近日神经过敏已稍愈，故夜间较能安眠。……
十一日……气体与昨同。……夕晴，心目豁爽。写字百三十八。……
十二日……气体与昨同。……午后精神甚佳，耳目聪明，头脑爽快，胜于前数日。到菜圃散步，写字五十四。……
十三日……断食后期第一日。……气体与昨同。晨饮淡米汤二盂，不知其味，……便后渐觉身体疲弱，手足无力。……午前写字五十四。是日身体疲倦甚剧，断食正期未尝如是。胃口未开，不觉饥饿，尤不愿饮米汤，是夕勉强饮一盂，不能再多饮。
十四日……起床后精神较昨佳。……于十一时饮薄藕粉一盂，炒米糕二片，极觉美味，精神亦骤加。精神复元，是日极愉快满足。……
十五日……夜间渐能眠，气体无异平时。……
十六日……午食薄粥三盂，青菜芋大半碗，极美。……入山以来，此为愉快之第一日矣。……
十七日……晨餐浓粥一盂，芋五个，仍不足……午前后到山门外散步二次。拟定出山门后剃须。……晚膳后尤愉快，坐檐下久。拟定今后更名欣，字俶同。……
十八日……断食后期最后一日。……夜间酣眠八小时，甚畅快，入山以来未之有也。……午后到山中散步，足力极健。……餐后胸中极感愉快。……
十九日……午后一时出山归校。……
断食结束后，闻玉扶着李叔同摄影留念，照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给朋友。像的后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新道人记。”
弘一后来把这次断食看作他出家的近因：
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头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李叔同的断食是在阳历年假期间。夏丏尊放假后就回家了，他以为李叔同也照例回了上海。阳历年假只有十天，等他返校后，过了两个星期，才见到李叔同。当时他问李叔同为什么不告诉他断食的打算，李叔同笑说：“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
断食回来以后，丰子恺觉得李叔同虽然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说话和平时也差不多。李鸿梁到上海去看他，印象中先生本来清癯的像一只鹤，现在竟成了一枝竹了。李叔同说断食期间心地特别清凉，感觉特别敏锐，能听人所听不到的，悟人所悟不到的。
断食以后，李叔同有一点变化就是饭量大增，他请李鸿梁到一家菜馆吃饭，要了许多菜，李问：“还有哪几位客？”他说：“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别的客人了。”菜上来以后，他用调羹吃菜，吃了很多，还吃了三碗饭。李鸿梁提出忠告，李叔同表示现在胃口很好，还可以再吃两碗呢。李叔同平时不吃肥腻肉类，但据说断食实验之后，甚至能吃整块的肉。
林子青在《弘一法师年谱》中说，日本学者滨卫一在所著《关于春柳社〈黑奴吁天录〉的演出·李岸条》中说，李叔同的日籍夫人归国后，成了天理教的信徒。天理教是日本宗教神道（今称新兴教派）的一宗，出现于19世纪上半期，其教义认为，世界和人类是父母神所创造的，人必须认识神的恩惠，愉快地从事日常的神圣劳动，彼此合作亲爱，消除前生恶业，实现康乐世界。天理教的主要经典是《御神乐歌》（修行时的唱词）《御笔先》（记神示的1711首和歌）《御指图》（该教创始人中山美伎等人的言论集）。在李叔同的《断食日志》中，曾多次出现了与天理教《御神乐歌》相关的字眼。如十一月廿二日“神诏断食”、十二月五日“本定于后日起断食，改自明日起断食，奉神诏也……又因信仰上每餐供神生白米一粒”、六日“诵神人和一之旨”、十一日“感谢神恩，誓必皈依”、十四日“记诵《神乐歌序章》”、十五日“敬抄《御神乐歌》二页，暗记诵一、二、三下目”、十六日“诵《神乐歌》……敬抄《神乐歌》七页，暗记诵四、五下目”、十七日“到菜圃诵《御神乐歌》……抄《御神乐歌》五枚，暗记诵六下目”、十八日“坐菜圃小屋送《神乐歌》，今日暗记诵七下目，敬抄《神乐歌》八枚”。这些表明李叔同当时的精神信仰倾向于天理教，而不是后来舍身的佛教。
李鸿梁说，李叔同把断食期间所写的一本三寸高、二寸宽的日本天理教经典送给了他。
李叔同在这一时期的信仰实际上并未定型。经过断食的李叔同，生活上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依然教课，依然替人写字，闲暇时看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案头常常放着《道藏》，自称“欣欣道人”。李叔同自己觉得，经过断食，他已经脱胎换骨，所以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
断食不是李叔同对佛教的发愿，这与他后来的出家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不过，在弘一法师看来，这却是他出家的机缘：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在一切如常的平静中，李叔同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他让佣人依照虎跑寺里菜蔬的做法煮菜吃。1917年下半年，他开始吃素，房间里有了佛经、佛像，天天烧香。放年假的时候，他没有回上海，而是到虎跑寺里过年。
接下来，就是本书开始的一幕。
李叔同在出家前的头一天晚上，为同事姜丹书的母亲强太夫人书写了墓志铭，这是他在尘世最后的文字。前一年的春天，姜母去世，姜丹书请李叔同作铭，当时触动了李叔同对自己生母的怀念，两人相对唏嘘。但李叔同迟迟没有动笔，直到这天晚上，他才毕恭毕敬地点了一对红烛，了却了尘世最后一桩俗事。写完《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他将毛笔折为两段。次日晨，当姜丹书、经亨颐、夏丏尊等人赶来时，已是人去楼空，进入李叔同的房间，唯见残烛断笔和端端正正放在书桌上的墓志铭，上面的署款已是“大慈演音书”了。
李叔同终于走完了他在俗世界的生命历程。
一层一层走上去
对李叔同的出家，丰子恺1948年在厦门佛学会讲演《我与弘一法师》，曾做了这样一段广为人知的解释：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多，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贤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丰子恺把做人比作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酒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的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他自己酒量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艺术的精神正是宗教的。学宗教的人，不必多花精神去学艺术的技巧，因为宗教已经包括艺术了；而学艺术的人，必须进而体会宗教的精神，其艺术方有进步。这样来观照弘一法师的出家，就能理解他的行为，毫不足怪。
丰子恺对文艺和宗教的这番认识，还需要用他几年前的另一篇文章──《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作注解。他说，用低浅的眼光，从世俗习惯上看，弘一法师做教育家、艺术家这些实实在在的事业，要比做和尚有功于世；但用高远的眼光，从人生根本上看，宗教的崇高伟大，远在教育之上。但在这里应该声明：
一般所谓佛教，千百年来早已歪曲化而失却真正佛教之本意。一般佛寺里的和尚，其实是另一种奇怪的人，与真正佛教毫无关系。因此世人对佛教的误解，越弄越深。……但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读者只要穷究自身的意义，便可相信这话。譬如：为什么入学校？为了欲得教养。为什么欲得教养？为了要做事业。为什么要做事业？为了满足你的人生欲望。再问下去：为什么要满足你的人生欲望？你想了一想，一时找不到根据，而难于答复。你再想一想，就会感到疑惑与虚空。你三想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苦闷与悲哀，这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
无论是丰子恺还是弘一法师，之所以把佛教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都是循着这样一条致思路线：人生最重要的价值不是建立外在的功业，而在于感悟生命的真谛。对中国文人而言，尽管治国平天下是理想的人生目标，但与此同时，追求自身的人格完成，同样对他们有特殊的吸引力，尽管这种追求往往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在弘一看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所谓的器识，简单地说，就是人的气魄和见识，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道德修养，使文章以人传，而不使人因文章而传，在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目标中，“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而言，独善其身、追求完美人格与建立外在功业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在他们的理解中，治国平天下的功业并不重要，正心诚意的内在修养才是人生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个体操守更重于世俗事功，内省修身的工夫就成了中国文人核心的价值之一。讲求涵养德性、真善美慧高度统一的文人固执于这样一种人生理想，既成就了无数节操凛然的仁人志士千古留名，也造就了传统文人心不旁骛、远离尘嚣、一心求道的人生理念。这种人生理念确实为李叔同由文艺而宗教起了引导作用。在丰子恺他们看来，弘一法师的出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就是在肯定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人生理念的基础上而作出的判断。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结论可能就不同了。对于追求理想人格的文人而言，他们对社会总感觉到这种或那种的缺憾，现实的不完美和理想的完美，反映为精神世界与世俗生活的冲突。为了解脱这一精神羁绊，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纯粹的精神意义上去寻找出路，他们用孤傲独行、孤芳自赏来超越现实，为了维护自我的价值准则，标榜出污泥而不染，身在尘世，心游方外，无论是否得意于社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品质，不为世俗所累。这使得他们时刻有一条退路，一旦失意于现实，就退而寻求道德的人生，甚或宗教的人生。无论如何，李叔同在他出家前的这几年是失意者，面对“家国困穷”的现实，他无从解脱，只能走这样一条路，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
朱光潜认为：弘一法师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入世也就是经世，经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也是人生价值的根本体现。如何经世，则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是走内圣之路，一是讲外王之学。前者突出主体自觉和个人修养，以此作为建立功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出发点；后者强调制天命而用之，建立外在事功。在孔子所开创的原始儒学中，内圣与外王是合一的，下学人事，上达天命。亚圣孟子突出“仁”，力主经世从修身而起，荀子则发挥外王精神，主张建立权威和功业。及至到宋明理学，内圣路线成为士人经世的主要途径。理学提倡正心诚意的修身，引导士人把内在道德的完善作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对后世中国文化的趋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李叔同身上能够看到这种影响。浙一师学生关于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自我修养功夫——不怒不愠，不喜形于色，不愁容满面，和如煦风，静如秋水。如果说早年的李叔同还有少年名士的风流潇洒，30岁以后则完全易为谦恭肃穆，这种修养功夫并不容易得来。在杭州时期，李叔同宿舍的案头，常常放着一本明朝人刘宗周所著的《人谱》，这本书内容是列举古代贤人的嘉言懿行，共数百条之多。丰子恺回忆说，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他每次到先生房间里去，总看见案头的一角放着这册书，当时年幼无知，心里觉得奇怪，李先生专精西洋艺术，为什么看这些陈猫古老鼠，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后来有一次，李叔同召丰子恺和其他几个同学在房间里谈话，翻开这本书，给他们看书中节录《唐书·裴行俭传》“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一句的意思。听了李叔同的一番解释，丰子恺“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
重视自我道德修养，本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宋明理学家那里，内心修养功夫更被推到了最高本体的地位，对生命本身意义和终极价值的追求，成了空谈心性的根本依据。李叔同实际上是沿着理学家的修行方式寻求人生的意义，但比一般人做得更彻底、更纯粹、更积极，把这样一种人生追求推到了极致，在时代和社会的现实场景中，走向了宗教一途。表面上看起来，世俗世界的日常道德与出家人的寺庙修行完全是两回事，但在事实上，儒的世俗修养与佛的空门悟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相互隔绝。有人指出，弘一之入佛，是由儒入佛，就是这个道理。
对李叔同出家抱以惋惜态度的人，一个原因在于人生价值的判断方式上。宋、明以后的士人虽然注重心性，但并不妨碍在世俗世界追逐功利，文人的价值体现在“入世”上，如果不能在社会上干一番事业，就是人生的失败。从这样的角度观照李叔同，一个本来可以为艺术、为社会做贡献的人，竟会去当和尚，不免会令人为之叹息。用世俗的眼光看，即使李叔同无心成就什么事业，也未必一定要出家，就像丰子恺的几位商人亲戚所说：“他可赚二百块钱一月，不做和尚多好呢”。显然，这样判断的依据，正是传统的人生价值评判标准。从根本上说，修身是为了经世、入世，但到宗教世界寻求纯粹的精神解脱则是另一回事。修身是手段，经世是目的，李叔同把精神和道德追求本身看作目的，事实上背离了士人的最终目标，这是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
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他们不能接受李叔同把道德追求和精神追求延伸到宗教领域的这种方式。汉民族重视世俗的生活，少有对宗教的虔诚，功利性的宗教心态，使他们把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都看成是现世生活的庇佑，而非寄托精神的家园。李叔同在寻求彻底超脱的执意中，最终将自己的人生导向了宗教一途，这种行为难以得到赞同。
李叔同的出家，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也许这正是原因所在。
那么，李叔同的出世行为是否具有入世的意义呢？
李叔同遁入佛门的苦修，在客观上是对自己早年生活和现世生活的一种否定。在社会变革时代，伴随的往往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个人或群体精神的龌龊和道德的败坏。李叔同有过荒唐生活的经历，一旦醒悟过来，他对于社会奢靡之风的不安和痛恨要来得更为强烈一些。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和苦闷，李叔同选择宗教修行对自己早年的生活进行忏悔，同时也为世风革新起倡导作用。出家以后的李叔同留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是他的人格和道德修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李叔同入佛行为的意义。
民国初年的新文化人以西方思想为工具，提倡民主和科学，对传统文化持以否定的态度。李叔同之流则倾心于传统文化，以振兴国粹为使命。从表面上看，二者的取向截然不同。但深度分析，新文化的目的在于打倒孔家店、消除迷信、愚昧和社会旧道德、旧礼法，也就是消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阴暗面，重建新的社会理想和人伦秩序。李叔同等人则试图发扬传统国学优秀的一面，以人格修养为工具，目的同样在于重整社会道德，挽回社会颓风，看似对立的两极实际上有其内在的一致。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李叔同入佛门苦修的行为确实有积极的一面。尽管不能断定李叔同是否怀着这样的主观意识而入山，但他的行为客观上是对奢靡之风的反动，是对社会道德改良的倡导。
虽然可以对李叔同做这样的理解，但促成李叔同出家的，更多的还是个人的因素。个人情感的趋向是最难以把握的，对李叔同出家前几年间的心路历程，曹聚仁在《李叔同先生》一文中，把他这一时期所作的《落花》《月》《晚钟》三歌视为其心灵的三个境界。《落花》代表了第一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