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纷，纷，纷，纷……
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
忆春风之日暝，芳菲菲以争妍。
既乘荣以发秀，倏节易而时迁，春残。
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瑚，已矣！
春秋其代序以替嬗兮，俯念迟暮。
荣枯不须叟，盛衰有常数！
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衰；
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
这是他中年后对于生命无常的感触，那时期他是非常苦闷的，艺术虽是心灵寄托的深谷，而他还觉得没有着落似的，不久，他静悟到另一境界，那便是《月》所代表的境界：
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
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
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
瞰下界闇闇，世路多愁叹！
惟愿灵光普万方，拔除痛苦散清凉。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惟愿灵光普万方，拔除痛苦散清凉。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他既作此超现实的想望，把心灵寄托于彼岸，顺理成章，必然地走到《晚钟》的境界：
大地沈沈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
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
浩荡飘风起天梢，摇曳钟生出晨表。
绵绵灵响彻心弦，瞑瞑幽思凝冥香。
终生病苦谁扶持？尘网颠倒逆涂污。
惟神悯恤敷大德，拯吾罪过成正觉；
誓心稽首永皈依，瞑瞑入定陈虔祈。
倏忽光明烛太虚，云端仿佛天门破；
庄严七宝迷氤氲，瑶华翠羽垂缤纷。
浴灵光兮朝圣真，拜首承神恩！
仰天衢兮瞻慈云，忽现忽若隐。
钟声沈暮天，神恩永存在。
神之恩，大无外！
从感受生命的无常，到做出超现实的想象，最终将精神寄托于宗教。在曹聚仁看来，这就是李叔同从艺术家到宗教家的转变过程。曹聚仁并不认为弘一是消极的，判断的起点仍然是前面所说的。
从世家子弟到风流儿郎，从披发佯狂走的落魄之士到洗尽铅华的艺术教师，李叔同的人生有诸多不同的侧面。他遁入空门的原因也是复杂的，恐怕永远不能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角度难免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时代也会形成不同的价值标准，关键只在于读者个人的理解和判断方式。
六 佛门苦旅
一介云游僧
在弘一大师出家后的修行中，以1932年左右为界，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活动于杭州、嘉兴、温州、上海等地，尤以在浙江温州所住时间为长。后期主要在闽南厦门、泉州等地。关于大师的出家生活，啸月在《弘一大师传》中总结说：
师尚质朴，绌虚文，不苟循时宜；注经论，缵戒律；甘澹泊，守枯寂，不受丛林桎梏；律己严，治学勤，绳墨自守，无微不至。云游四方，一衲一钵，赤足露顶，不与俗伍。道貌清瞿，而精神充沛；望之若孤云野鹤，萧然物外。动止安详，威仪寂静，高古平实，想见古德遗风焉。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初出家时物也。二十六年来，未尝一易。生平不乐名闻，不受供养，不蓄徒众，不作住持；虽声望日隆，而退抑弥甚，自责弥严，习劳习俭，洒扫浣濯，垂老躬行。所到之处，惟以律部注疏自随，见地高远，不随俗僧窠臼。
啸月说，李叔同出家后的修行，有几大端：
一是不当住持。寺院住持，在过去是领着众僧修行的角色，后来成了一寺大小事务的管理者。柴米油盐酱醋茶，人间开门七件事，寺院里一样也不能免。住持虽然在一寺中有地位，但要与社会打不少交道。弘一法师入佛门后，始终过着行云流水的生活。
二是不开大座、广蓄徒众。所谓开大座，就是仪式庄严的大规模讲经弘法。弘一法师也应人之请讲过经，但仪式从来都是非常简单，也没有举行过特别大规模的讲经活动。他也不为人剃度，收受徒弟。关于这一点，弘一法师在晚年的一封信中说过，出家之初，他即发愿“决不收剃度徒众，不任寺中监院或住持”。弘一大师的弟子确实为数不多，谢胜法在《纪念我的师父》一文中说，他的法名“胜法”是由弘一大师所赐，弘一法师圆寂后，夏丏尊曾对他说：“大师弟子不满十个，你是最后的。”
三是不要名闻利养。衣食起居，务绝奢华，惟以苦修为则。
在弘一二十四年僧腊岁月中，相当长的时间是在云游中度过的，足迹遍及浙江、福建的诸多寺院。据刘质平统计及其他资料，大致列表如下：
杭州：虎跑寺出家，灵隐寺剃度，玉泉寺居二载，常寂光寺、本来寺各住数月，另外还住过招贤寺。
嘉兴：精严寺，初出家时，住数月。
新登：灵济寺，初出家时，住半载。
衢州：莲花寺，曾到二次，住数月。又住三藏寺、祥符寺。
温州：江心寺，曾短期住二次。庆福寺，住最久，前后十一年。
普陀山：法雨寺，弘一在此谒见印光法师。
绍兴：开元寺，住一月。戒珠寺，短期居住。
镇海：伏龙寺，住半载。
白马湖：晚晴院，住数月。
宁波：七塔寺，白衣寺，来往暂住。
庐山：青莲寺，大林寺，各住数月。
慈溪：五磊寺，住数月。金仙寺，伏龙寺，各住四次、三次。
上虞：法界寺，前后三次住寺，共计半载。
青岛：湛山寺，住半载。
厦门：南普陀寺，妙释寺，太平岩，万石岩，日光岩，万寿岩，中岩，弘一居厦门期间，来往各寺，多住数月。
泉州：开元寺，承天寺，百源寺，温陵养老院，住最久，又住资寿寺、清源洞等。
晋江：光明寺（草庵），曾三到。又住福林寺，安海水心亭等。
南安：雪峰寺，水云洞，灵隐寺，双灵寺。
惠安：净峰寺，科山寺，灵瑞山寺，瑞集岩寺，晴霞寺，普莲堂，如是堂等，曾在此弘法讲经。
永春：桃源殿，普济寺。
福州：涌泉寺。
漳州：南山寺，瑞竹岩，祈保亭，尊元经楼。
同安：梵天寺。
下面按时间为序，大致列举弘一法师24年的行踪：
1918年，虎跑寺出家，10月在灵隐寺受具足戒（即佛教的“大戒”，出家僧尼达到比丘、比丘尼阶位时所受和所奉行的戒条。因与沙弥、沙弥尼所受十戒相比，戒品具足，故名，受持具足戒方为正式僧人），一度回虎跑寺，随即应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范古农居士之请，莅嘉兴精严寺。
居杭州玉泉寺。初夏，移居虎跑寺度结夏期（佛教仪规，僧人每年有3个月时间不得云游，须在僧籍所在的寺院静修检讨，称“结夏”或“安居”）。结夏后，至灵隐寺。
与弘伞法师（程中和，后为弘一师弟）在玉泉寺结为道友。初夏，移玉泉寺，赴上海一行。又至浙江新城贝山、衢州莲花寺等处。
居杭州玉泉寺。不久，绕道上海前往浙江永嘉（温州），住庆福寺掩关静修。庆福寺此后为法师常住地，直至1932年离开，长达10年之久。
继续在庆福寺静修，拜庆福寺住持寂山上人为师。
春，离温州至上海，居太平寺。夏，移杭州虎跑寺结夏。秋，经绍兴二莅衢州，住莲花寺、祥符寺。
初夏，自衢州回永嘉庆福寺，掩关静修1年。
夏，至普陀山法雨寺谒印光法师。随后回温州。秋，拟赴安徽九华山，因战事滞于宁波，挂搭七塔寺。应夏丏尊之邀，移住上虞白马湖。秋末，回温州庆福寺。
春，自温州至杭州招贤寺。夏，自杭州经上海赴庐山，参加金光明法会，居大林寺及青莲寺。冬，下山返回杭州，仍居招贤寺。
春，移杭州常寂光寺闭关，夏末，移居灵隐寺。秋赴上海一行。
春夏间，由温州庆福寺移大罗山坐禅。秋，至上海与丰子恺、李圆净等商议编绘《护生画集》。后拟赴暹罗国。在厦门候船期间，留滞于当地南普陀寺，这是弘一法师第一次到闽南。
居南普陀闽南佛学院。经福州回永嘉庆福寺。秋，由温州至刚刚完工的上虞白马湖“晚晴山房”小住。不久至宁波，拟赴西安赈济陕省灾荒未果。秋末，二至厦门南普陀。
春，至泉州承天寺，协助性愿法师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数月后返温州，再至上虞白马湖。秋，至慈溪金山寺。冬，居永嘉庆福寺。
至宁波白衣寺，赴上虞法界寺、金仙寺。夏，移慈溪五磊寺，拟创办南山律学院未成。经金仙寺、镇海伏龙寺回温州。应广恰法师邀请，拟赴厦门，因时局不靖，由上海返杭州，至绍兴，又移居伏龙寺。
春，往来于伏龙寺、金仙寺。至温州结夏。秋后至厦门，先后住万寿岩寺、妙释寺。
春，往来于万寿岩、妙释寺，举办“南山律苑”讲座。又至泉州开元寺讲律。在晋江草庵寺过冬。
至厦门，举办佛教养正院。居南普陀寺后山兜率陀院、万寿岩等处。
春，居厦门。至泉州。来往于开元寺、温陵养老院、惠安净峰寺等地。
由晋江草庵回厦门南普陀寺。又移鼓浪屿日光岩。
居厦门南普陀等处。夏，至青岛，秋，经上海回厦门。
春，至泉州讲律。厦门为日军陷落前，转漳州。初冬又至泉州。
居永春普济寺从事撰述。
驻永春，冬，移南安灵应寺。
居南安灵应寺。又移晋江福林寺。
居福林寺，至惠安讲经。返泉州温陵养老院结夏静养。10月13日，圆寂于该院。
在弘一法师多年的云游生涯中，结交了当时浙江、福建的不少名僧，他们对弘一法师的修行都有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杭州灵隐寺，为弘一授戒的是慧明法师。慧明，福建人，清末民初杭州名僧，灵隐寺住持。在弘一眼里，慧明法师的衣服毫不考究，不像是大寺院的法师，但待人却很平等，出家在家、上中下各色各样的人物，没有一个不佩服的。最奇特的就是有办法教化“马溜子”，也就是出家流氓，这些人专门在寺院里吃白饭，自暴自弃，无所不为，一般人都看不起他们，但慧明对他们却很客气，饭食、衣服什么都给。有一次，慧明外出碰见“马溜子”向他要裤子，当即就脱下自己的裤子给了他，所以这些人对慧明法师也不无钦佩。
初到寺中的一天，弘一在客堂遇到了慧明法师。法师看到弘一后，说：既然是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虽然你在家时是读书人，但读书人就能这样随便吗？就是在家是一个皇上，我也是同样看待。虽然遭到了斥责，但慧明法师的“忠厚笃实”还是给弘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灵隐受戒以后，弘一与慧明法师并没有太多的联系。1923年夏天，弘一在杭州时，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楞严经》，弘一才在几年后又见到他：
开讲的那一天，我去听他说法。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头发且近斑白，牙齿也大半脱落。我当时大为感动，于拜他的时候，不由泪落不止。（《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出家人的生活，不外是坐禅、念经、劝善。弘一法师出家之初，一开始的活动范围是以杭州为中心，或在寺中念佛做功课，或到他处阅览藏经，宣传佛法。入山初期，他学头陀苦行的那一套，身着很简朴的僧衣，赤脚穿一双草鞋，不认识的人根本看不出他的身份；而云游的时候，生活则更为简朴。
夏丏尊曾记述说，1924年秋，弘一法师从温州到宁波，原预备到南京后再到九华山去，适逢江浙战争爆发，交通有阻，就在宁波暂止，挂褡于七塔寺。其时夏丏尊正在宁波第四中学兼课，得到消息后去看他。到了寺院后，只见云水堂中住着四五十个游方僧，铺有两层，是统舱式的。弘一住在下层，见了夏丏尊，笑着招呼，两人在廊下板凳上坐了，有一段对话：
弘一：“到宁波三日了，前两日是住在某某旅馆（小旅馆）里的。”
夏：“那家旅馆不十分清爽罢。”
“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
弘一又说了些在轮船统舱中茶房怎样待他和善，在此地挂褡怎样舒服等等的话。
夏丏尊惘然了。继而邀请他明日同往白马湖去小住几日，弘一初说再看机会，夏丏尊坚请，他也就答应了。
法师的行李很简单，铺盖竟是用破席子包的。到了白马湖后，夏丏尊替他打扫了房间，他就自己打开铺盖，先把那粉破的席子珍重地铺在床上，摊开了被，再把衣服卷了几件作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洗面去。
“这毛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夏丏尊忍不住了。
“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条破毛巾珍重地张开来给老友看，表示还不十分破旧。
弘一过午不食。第二日未到中午，夏丏尊送了饭和两碗素菜去，在旁坐了陪他。碗里所有的原只是些莱菔、白菜之类，可是在他却几乎是要变色而作的盛馔，丁宁喜悦地把饭划入口里，郑重地用筷夹起一块莱菔来的那种了不得的神情，令夏丏尊几乎要掉下欢喜惭愧之泪了！
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样菜来斋他；夏丏尊同席。其中有一碗咸得很，夏说：
“这太咸了！”
“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夏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弘一说饭不必送去，可以自己来吃，且笑说乞食是出家人的本分的话。
“那末逢天雨仍替你送去罢。”
“不要紧！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说出木屐二字时，神情上竟俨然是一种了不得的法宝。夏有些不安，他又说：
“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弘一法师的生活境界，让夏丏尊感叹：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搭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毛巾好，白菜好，莱菔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这是何等的风光啊！宗教上的话且不说，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要说他是享乐。我当见他吃莱菔白菜时那种愉悦丁宁的光景，我想：莱菔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得的了。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
感叹之余，他也悟出了几分：
艺术的生活，原是观照享乐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艺术和宗教实有同一的归趋。凡为实利和成见所束缚，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们。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做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观照玩味的能力，无论谁何，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子恺漫画序》）
同年，弘一法师云游到绍兴，后来与法师关系很近的蔡丏因记下了他当时的印象：
大约是在第三年吧，我在绍兴第五师范教书，弘一法师从白马湖到绍兴来，同事李鸿梁、孙选青是他在杭州第一师范的学生，邀我一道到船埠去接他。船到了，一一的见了面，他的一袭行李，外面包的是破烂不堪的草藨，网篮里的木制面盆，已褪去了原先的红色，真想不到名盛一时、以西洋画奏庇亚诺擅长的李叔同先生，竟会俭朴得这样；而且他对这些破败的东西，还爱惜得如同珍宝，不肯轻易丢弃。我知道他是过惯豪奢生活的，又见过他演茶花女时很艳美的假扮照片，真想不到，他会俭朴得这样。俗语说：“出家是大丈夫事，公侯将相所不能为”，但是抛撇妻孥，舍弃田宅，还不怎样难，而把多年熏习，具有深造，像他的爱好绘画、善奏乐曲的习气，也一概抛去，专心一志地求他所希望的涅槃，这决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廓尔亡言的弘一大师》）
弘一法师虽然行踪无定，但每到一处，他的生活是繁忙而有规律。1919年，他在虎跑寺给杨白民的信中说：“近来日课甚忙，每日礼佛、念佛、拜经、阅经、诵经、诵咒等，综计余暇，每日不足一小时。”1928年，弘一法师在温州庆福寺有《用功谢客简》曰：
一、凡有来客，未能接见。
二、凡有来信，未能答复。
三、所托事，无论大小，皆未能报命。
1930年秋，弘一法师到白湖金仙寺，在这里为天津佛经流通处校勘经书。每日饭后，弘一必朗诵经文。时为寺中住持的亦幻在《弘一大师在白湖》记述了那种情景：
我与他居隔室，我那时真有些孩子气，好偷偷地在他的门外听他用天津方言发出诵经的音声，字义分明，铿锵有韵节，能够摇撼我的性灵，觉得这样听比自己亲去念诵还有启示的力量，我每站上半天无疲容。
弘一法师云游到各地最常做的事就是以写字结缘。曾经在上虞法界寺、镇海伏龙寺陪法师住过一段时间的刘质平说，每天清晨，弘一法师起床盥洗，参加众僧早课，早餐后天正拂晓，法师开始一手持经，一手磨墨，读完经书的时候，墨也磨好了，然后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写字，写时闭门，以防他人惊扰乱神。
在寺院中，他每日阅读、讲律、礼诵、写字都有定时，傍晚的时候持珠念佛或散步，天黑以后就寝，绝少点灯的时候。紧张而颇有规律的生活，弘一法师坚持始终。在闽南曾亲近大师的瑞今法师描述当时弘一的生活情形说：
大师于日间自订有阅读、讲律和礼诵等常课，绝不浪费时间。到了天将薄暮，则持珠念佛，经行散步；入晚即就寝，绝少点灯，颇有古德「怜蛾不点灯」的遗风。律中规定，穿不过三衣，食不逾午时，他都严守不越，这是所以戒贪奢之妄念。（《亲近弘一大师学律和办学的因缘》）
1937年在青岛讲律时，弘一每日要课作七八个小时，他曾在信中提到过时间安排：
星期日，预备功课。星期一，上午讲律，以后写字或编讲义。
星期二，预备功课。星期三，同星期一。
星期四，预备功课。星期五，同星期一。
星期六，写字或编讲义。
出家后的弘一，生活方式也如杭州任教时期。
出世精神
弘一大师入佛是为了自我人格的完善，对于佛教与人格的关系，他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他说：
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哪一宗、哪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的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地去信，却不容易啊！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坚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闽南十年之梦影》）
在弘一出家后所接触的名僧中，最崇拜的是印光法师。
印光为陕西人，俗名赵绍伊，21岁出家，后到普陀山法雨寺苦修多年，名声大起，是弘一最崇敬的当代佛门高僧。弘一出家后的最初修行，得到印光指点。弘一曾要求侧身弟子之列，三次恳请后才为印光接受。1925年，弘一专门到普陀山参拜师父，印光的日常行为让弘一学到了很多。1940年，印光法师圆寂。次年，在泉州的一次讲演中，弘一将印光法师一生修行概括了四点：
甲习劳
大师一生，最喜自作劳动之事。余于民国十三年曾到普陀山，其时师年六十四岁，余见师一人独居，事事躬自操作，别无侍者等为之帮助。直至去年，师年八十岁。每日仍自己扫地，拭几，擦油灯，洗衣服。师既如此习劳，为常人作模范，故见人有懒惰懈怠者，多戒劝之。
乙 惜福
大师一生，于惜福一事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民国十三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一切行为。师每日晨仅食粥一大碗，无菜。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咸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余年矣。”食毕，以舌舔碗，至极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咽下，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至午食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舔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与晨食无异。师自行如是，而劝人亦极严厉。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么大的福气？竟如此糟蹋！”此事常常有，余屡闻及人言之。又有客人以冷菜泼弃痰桶中者，师亦呵戒之。以上且举饭食而言。其他惜福之事，亦均类此也。
丙 注重因果
大师一生最注重因果，尝语人云：“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必令人人皆知现在有如是因，将来即有如此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须于此入手。”大师无论见何等人，皆以此理痛切言之。
丁 专门念佛
大师虽精通种种佛法，而自行劝人，则专依念佛法门。师之在家弟子，多有曾受高等教育及留学欧美者。而师决不与彼等高谈佛法之哲理，唯一一劝其专心念佛。彼弟子辈闻师言者，亦皆一一信受奉行，决不敢轻视念佛法门而妄生疑议。此盖大师盛德感化有以致之也。（《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
在弘一多年修行中，印光的行为方式在他身上有很明显的体现。印光生平不求名誉，弘一如此；印光不蓄钱财，有供奉就拿去印佛经，弘一如出一辙；印光不蓄剃度弟子，不做住持、监院，而僧众敬服其教化，弘一同样因此受僧界敬仰。关于弘一和印光两位法师，李芳远在弘一法师圆寂四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弘一大师在中国》，对两人有一番论述：
印光大师比弘一大师早出世二十多年，直到他谢世为止，足足还比弘一大师占了二十年的便宜。然而，这两位不可一世的大德，就因为他们出身的环境不同，而对于后来也不无影响。弘一大师是贵族出身，早年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印光大师却是贫民出身的，从混沌中自己打出了一条道路。然而，冲朴圆融却是他们殊途同归之地了。印光大师的弘扬净土的宗旨，好像是以为时丁末法，一般众生的根器，务假如来之力，得成正果，亦以维护人伦。而弘一大师却以为前者固是，但必须在丛林树立严正风规，律己化人，所以他的着手是整饬戒律，先兴山门，行有余力，则以导俗。至于他俩的作风呢，印光大德的性刚气直，责人责己，都铁面不留余地。而弘一大师性柔，他除了责己以外，绝少责人，这是二人的长处，好像陆与水，有陆无水，有水无陆，终不成话，有水有陆，便蔚成一世界了。
寺院生活是清苦的，在弘一身上，这种清苦表现得就更明显了。
初出家时，李鸿梁去看老师，弘一穿了一件夏布的和尚衣，赤脚草鞋，完全是一个苦行头陀，李鸿梁的鼻子忍不住酸起来。弘一说，他现在每月只要四五角钱已足，衣服自己洗，除了买邮票外，可以不用钱。有一次在招贤寺，法师留李鸿梁吃中午饭，桌上有六碗菜，弘一指着两碗同样的菜说：“这就是罗汉菜，很有趣味。”又说另外四样菜是特意为李鸿梁添的，可见法师平常是只有一样菜的。所谓罗汉菜，不过是蚕豆、长豇豆、茄子等，用白水煮成，加上一点盐，弘一吃得津津有味。
弘一出家后的生活，多承刘质平照应，所以他对法师的生活较他人更为清楚。为僧二十多年，弘一所穿用的僧服，只有寥寥几套。需要添置衣服时，他把尺寸随信寄去，照单裁制。弘一法师穿的衣服很少，也很节省。姜丹书说，弘一有一件百衲衣，计有二百四十二个补丁，都是亲手自补，经亨颐见而奇之，留给自己保存。后来因为身体的缘故，对衣着才稍微注意一点。晚年身体更弱，曾经让刘质平代制骆驼毛衣裤，以御寒冷。
弘一对人说过，做人最要紧的是“心口如一，表里如一，言行如一，醒梦如一，乃至生死如一”。弘一研究南山律，按照律中规定，学律学者穿不过三衣，不许超过。弘一严格遵守，即使严冬也是如此。晚年住在闽南，冬天虽然天气温暖，但手上还是经常有冻疮。
有一次，弘一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演《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第一项就是惜福，爱惜福气，他举自己的衣着为例说：
诸位请看我脚上穿的一双黄鞋子，还是民国九年在杭州时候，一位打念七佛的出家人送给我的。又诸位有空，可以到我房间里来看看，我的棉被面子，还是出家以前所用的；又有一把洋伞，也是民国初年买的。这些东西，即使有破烂的地方，请人用针线缝缝，仍旧同新的一样了。简直可尽我形寿受用着哩！不过，我所穿的小衫裤和罗汉草鞋一类的东西，却须五六年一换，除此以外，一切衣物，大都是在家时候或是初出家时候制的。
一双僧鞋穿了整整15年还要穿，一把雨伞用了13年还要用，一条毛巾用了5年还舍不得扔，对弘一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有人曾看见法师在垃圾堆上拾得一些小布条，宝贝似的带回去，洗干净了留着补缀破衣裳。弘一50岁诞辰时，刘质平细数过弘一师所用蚊帐上的破洞，有的用布补，有的用纸糊，竟有200余个布缝纸糊的破洞。刘质平坚请更换一顶蚊帐，但弘一法师不同意。后来实在破旧不堪，无法再用，才让刘质平在上海重新买了一顶透风纱帐。
弘一这种简朴的生活一直坚持到晚年。1937年在青岛讲律时，随行的有几位弟子，加上青岛湛山寺派去迎接的僧人，行李显得很多：柳条箱、木桶、铺盖卷、网篮、提箱，还有扎着口的破旧麻袋，一个小竹篓，在客堂门口堆起一大堆。不过，属于法师的只有那条装了小半下东西的旧麻袋和一尺见方的竹篓。有一天天气晴朗，湛山寺里的僧人看见弘一法师双手托着那个竹篓，到阳光下打开来晒，里头的东西只有两双鞋：一双破旧不堪的软帮黄鞋，一双补了又补的草鞋，还不如法师脚上穿的一双草鞋新。法师在寺中住的房间十分简单：桌子、书橱、床是谁来都预备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很小的铜方墨盒，一支秃头笔，橱里有几本点过的经，几本稿子，床上是一条灰单被，枕头是用衣服叠的，对面墙根立放着那两双黄鞋和草鞋，此外别无他物。房间清洁、寂静，地板光滑，窗子玻璃明亮，这都是法师自己动手收拾的。
弘一出家后，修持律宗，持戒甚严。学律者过午不食，一天只吃早晨和中午两顿饭，而午饭必须在正午12点以前，就是年节也不例外。法师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坚持始终，从无违背之处。弟子老友知道这个规矩，与弘一法师偶有相会，他们都会留心提前准备饭食。与法师一起吃饭的人也会注意到，尽管往往只是几样素菜，算不得丰盛，但法师只吃两样菜：白菜和萝卜，别的不伸筷子。大家也理解他，并不相强。
1932年，弘一法师云游至绍兴时，曾是浙一师学生的李鸿梁为他安排了住处，并从自己家中给弘一法师送饭。法师说：“菜太好了，我们出家人，不应当吃这样的饭。”菜由四色减到二色，弘一还是嫌精。
曹聚仁说：“我是素来讨厌所谓‘出家人’的，而一切厌世的消极的态度也不敢苟同。但对于弘一法师，仍是‘高山仰止’‘吾无间然’。……有一回，我看他吃黄米饭萝卜干，吃得那么香甘，大为感动。一个美术家出身的和尚，竟如我们祖父（老农夫）一样地懂得生活意义呢！”
在汉化佛教中，寺院僧人以素食为传统，不得食肉类。弘一为僧二十多年，对蔬菜素食很有体会，晚年曾谈过他的见解，不妨一读：
依律，食物亦名曰药。以其能调和四大，令获康健。俾能精进办道。但贪嗜甘美之物，律所深呵。常食昂价之品，尤为失福。故以价廉而适于卫生之物，最为合宜也。
豆类，含有蛋白质，为最重要之滋补品。但亦不能多食，多食则不消化（与常人食药者同，须以少量而每日食之。但不可一次多量，若过量者，反致增疾）。
蔬菜之类，……菠薐菜为菜中之王，含有铁质及四种维他命，为滋补最良之品。
白萝卜（俗称菜头），亦甚能滋补，红萝卜亦然。
白菜，亦甚佳（或白色或绿色皆佳）。若芥菜，雪里蕻，则性稍燥，不可常食。
花生，含有油质，食之有益（但不可多食）。且以拙见言之，菜食一盂之中，约以蔬菜五分之四，豆类及花生等占五分之一，乃为适宜也。
弘一晚年有一次在永春居住时，由一位慧田法师照料他的生活。慧田忘了准备开水，他毫无责怪，自己去喝冷水。有一次慧田做饭时，把几个坏了的小白萝卜丢在泥里，弘一散步看到了，就拾了回来，高兴地说：“生萝卜吃下是最补气的”，慧田说，田里还有好的可以吃，但他坚持不要，把捡回来的萝卜放了点盐，就甜蜜蜜地吃起来。得到法师身教的慧田，从此再也不敢乱丢食物，对于法师的这种感化，他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在日常物品的使用上，弘一的节俭到了苛刻的程度，即使是一根火柴，也不轻用。法师的日常生活中，写经写字是一项重要内容。撰写经文的时候，他不仅节约纸张，连墨也是写多少磨多少。曾随弘一法师学书法的黄福海说，有一次，一个小和尚送来一大卷书件，说是法师送给他，撕去封皮打开看——奇怪，除了书件外，还有许多大小宽直不等的白纸条。小和尚说：“这是你从前送去许多的纸张，裁了书写后所剩下来的零碎纸条，法师将它附还你。”
丰子恺有过同样的体会。有一次他给法师寄了两卷宣纸写佛号，宣纸很多，没有用完，弘一来信问他如何处置这些纸张，丰子恺连忙回信，声明多余的纸赠给法师，由他随意处置。还有一次，他寄邮件给法师，邮票多了几分，弘一专门寄还。以后再寄邮票，他都预先声明，多余的送与法师。
这种节俭有时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有一次患感冒，弘一用来擦鼻涕的是非常粗糙的草纸，一次擦完后，他又把纸折叠端正，放在衣袋里，过一会儿再擦再叠。随侍身边的胡宅梵看见这种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自己的手帕送给弘一法师用。
弘一常说：“我们出家人，用的东西都是十方施主的，什么东西都要爱惜节俭；住的地方只要有空气，干净，就好，用的东西只要可以用，不必什么精巧华丽，我住的地方也只求简洁清净而已，用不着高楼大厦。”即使是身边的佛门弟子，对他的生活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云游的日子，除了经典随身携带外，弘一常用的行李约有五件：竹套箱二，网篮二，铺盖一。在上海、杭州、宁波这一带来往时，大都由在上海、宁波任教的刘质平代为整理或护送。有一次从上海到厦门，他所带的东西只有一件被单、一条蚊帐，和几件补了多次的衣服、几本佛学书籍。
出远门要乘船，弘一法师也总是愿意住统舱。有一回，别人暗中为他买了单间房舱，弘一法师一再推辞，只是因为木已成舟，才不得不接受。
弘一法师云游到哪里，都是因简就陋，随遇而安。在永春的一次，当时的住处十分简陋，睡的是两扇门板搭成的床，慧田过意不去，但弘一却非常地欢喜，满口都是很好很好的。1934年，弘一到厦门，南普陀寺请他住到兜率院。兜率院背山面海，风景绝佳，是寺中劳苦功高的退居和尚和诸方长老的住地。对寺里的安排，弘一法师称，他在寺里既无功行，又非长老，只希望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挂单和尚，坚持不肯去。经过再三恳求，最后才同意搬过去居住，但条件是每日饮食要和寺里大众一样待遇，否则宁愿他去。
兜率院中有几株硕果累累的桃树，有人要摘几颗供奉给法师，法师连忙制止，说那是犯戒的。最后寺里派人摘下成熟的桃子后，法师才分到几个。这种小事，如果是不注意戒律的和尚，既是近水楼台，随手可得，随时都可以把桃子吃光的，而弘一法师对此却是十分在意。
弘一最后几年在泉州时，因为日本侵略战争爆发，开元寺经济来源断绝，上海一位刘传声居士担心弘一生活来源不足，特地汇款千元，弘一托人转交开元寺使用。夏丏尊送给他的一副白金水晶眼镜，也送给了开元寺拍卖，补充道粮。
对于自己出家后的修行，弘一法师曾对身边的传贯和性常说，有三件事他觉得做到了：一是尚质朴，绌虚文，不肯苟合时宜；二是注经论，赞戒律，不肯悬羊头而卖狗脂；三是甘淡薄，受枯寂，不肯受丛席桎梏而掣其羁縻。
出家后的弘一，不仅生活上十分简朴，对于名声地位，更是一无所求，他把声名视为累赘，避之唯恐不及。对于达官贵人，法师往往拒而远之。1920年在衢州期间，当地军队里一位团长慕名求见，但去了三次，被拒绝了三次。团长以为弘一瞧不起武人，有些气愤。有人劝弘一还是见见他，法师说，这位团长无非想要我一张字，那么我就给他一张佛号，请你转交给他。弘一这种独特的品性在一般人看来颇有些不可思议。所以，衢州当地敬慕法师的人很多，但也有不少人说他脾气古怪，大概就是因为他不喜欢会晤那些官僚士绅之流的缘故。
1930年在绍兴居住时，李鸿梁收到法师的一封信，说某僧前来学画，希予以方便，但他的通讯处切勿告知，信尾还附一句：“此信阅后毁去。”当时李鸿梁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某僧喜欢出入豪门，交接权贵，并无意于书画，所以法师远之。
弘一晚年在厦门，有一次从鼓浪屿到南普陀寺，当时与法师很亲近的高文显在报纸上为法师出了一个特刊，弘一看到后，对身边的传贯说，高虽然是好意，但这样做无异“诽谤于余”，以后恐怕在闽南都无法安身了。他说：“若被人谤，切不可分白。余每见有人被谤，欲与分白解释，多受其亏；不与分解，一谤便罢，更无余患。”
1937年弘一法师居于厦门万石岩时，厦门市长李时霖曾亲自登门拜访，但弘一法师借故生病不加理会，只能怏怏而去。厦门大学教授李相勖托高文显请弘一到厦大讲演佛法，也被他辞谢了。他对传贯法师说：“余生平对于官人，及大有名称之人，并不敢共其热闹亲好，怕堕名闻利养故，又防于外人讥我趋名利也。”
当年，弘一法师将到青岛讲律，行前，曾与湛山寺约定：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名。道经上海，叶恭绰询问他所乘船次，致电湛山寺迎接，弘一因此而改乘了船只。
在青岛讲律期间，有一天晚上，青岛市长想见弘一法师一面，弘一法师急忙小声嘱咐他人说：“你就说我睡觉了。”第二天上午，市长又来，再请弘一法师，弘一只写了张纸条送出来作为答复。纸条上写着：
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维。
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弘一出家前身体就不好，出家后又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对于出身于世家公子、做过艺术家的他来说，僧、俗两界的生活确实有天壤之别，这对常人来说是不能想象的。有论者曰：
夫中年出家，必有其特别背景，或在情场失足，或惊锋镝余生，或罹家庭重变，或受生活驱逼，于是以佛门为逋逃薮，掩护袈裟之下，安心受供。久之故态难忘，大发习气，作种种不法事，玷辱法门，给社会以不良印象，是辈实为之阶。惟律师生有宿根，在迷能觉，顿撇尘缘，正信入道，观其祝发之始，即能高尚其志，择一险绝偏僻之途，孑然孤征，在恒情视之，皆以为难，而律师若行其所无事者，是非般若宿熏之力欤。（震华《悼弘一大师》）
律学宗师
律宗是佛教的一个派别，由研习和传持戒律而得名，因以《四分律》为根据，也称“四分律宗”；又因创宗者道宣居终南山，又称为“南山宗”“南山律宗”，简称“律宗”。
佛教传入中国，一般的说法是在东汉时期。公元65年，东汉明帝梦见西方之佛，于是派出使者，前往天竺（古印度）求取佛法。两年后，使者返回，用白马驮回了佛经，同来的还有两位印度高僧。汉明帝勒令在都城洛阳西门外建立僧寺，为纪念白马驮经的功劳，命名为白马寺。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大流行，与中国文化在冲突中融合。到隋唐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相继成熟，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蔚为大观。律宗的出现，也是在这一时期。
相传释迦牟尼为约束僧众，制订各种戒律，后各部派佛教对戒律理解不一，故流传的戒律也有差异。律学在中国古译有四大律，即《十颂律》《四分律》《摩诃僧祗律》《五分律》。到了唐朝，义净留学印度回国，又翻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后人称为新律。在原先的四大律中，其他三律研究不多，没有注释保存下来，《四分律》则因为其通行，而研究者众多，注疏也多。唐朝道宣所著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简称《行事钞》），《四分律含注戒本疏》（简称《戒本疏》），《四分律随机羯磨疏》（简称《羯磨疏》）共称为南山三大部。宋朝元照著三部记解释道宣的三大部，即《行事钞资持记》《戒本疏行宗记》《羯磨疏济缘记》，与道宣的著作并称为三疏三记，这一派就被称为律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