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宗讲戒律，对僧人生活有繁复细致严格的规定，要求持戒严谨，不得稍有违越，因而修习甚难。唐朝中期以后直至宋朝，佛门中禅宗大盛，禅宗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讲顿悟，修行者无须苦其心志，静坐念经，只需顿悟，便可以成佛了道。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之类，体现的正是禅宗顿悟的理念。这对于那些既趋向空门、又贪恋人间富贵的士大夫来说，是一件莫大的便宜事，自然要趋之若鹜，在这种社会风气下，禅宗盛行不衰，律宗则无人过问，湮没不闻。
弘一受戒之后，马一浮赠给他《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两部书，书的内容是如何持戒传戒，弘一披读之下，有了学戒律的想法。最初，弘一学的是新律，也就是《有部律》，弘一写过《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记》《自行钞》和《学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入门次第》，说明他对有部律是用过苦功的。
1920年，弘一准备在浙江新城（今新登）贝山闭关，寻得《弘律藏》三帙，并从日本购请古版南山律的“三疏”，计划在贝山穷研律学，但因故未能进行。不过，当时他的重心还放在《有部律》上，对南山律只是开始涉及。1921年初返回杭州后，弘一在玉泉寺开始披阅《四分律》和唐朝道宣、宋朝元照等人的律学著作。当时天津有居士徐蔚如者创刻经处，专刻南山律宗书。徐听说弘一重有部而轻南山，曾经规劝弘一，要弘扬律学，还应从南山律着手，这对弘一产生了影响。
由于杭州故人较多，来往应酬，不易专心学律。弘一不久来到浙江永嘉（今温州）庆福寺。由此开始，在十年时间里，弘一把庆福寺作为常住地，期间虽然多次外出云游，但每次都要回到庆福寺。
弘一之所以选择永嘉，主要是这个地方比较安静偏僻，不似杭州那样烦嚣，适合修行和钻研律学。另外永嘉庆福寺住持寂山和尚对弘一非常尊敬，为他提供了不少方便。初到庆福寺时，寂山和尚为弘一苦修精神所感动，照顾备至。弘一持过午不食之戒，寂山特地把全寺午饭时间提前。弘一以温州为第二故乡，庆福寺为第二常住寺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寂山和尚。
因为感念寂山上人的照顾，弘一拜年长五岁的寂山为师，并在当地报纸上声明，这以后一直以师礼事之。寂山和尚深感不安，曾要求弘一去掉这一称呼，但弘一没有答应。
1921年5月，弘一法师在庆福寺闭关安居期间，开始一意研读四分律。考虑到四分律戒相繁杂，不容易记诵，弘一计划将其中的要点，以列表形式明晰写出，以方便初学者。他为此宣布闭关，并自约三章：
凡有旧友新识来访问者，暂缓接见。
凡以写字作文等事相属者，暂缓动笔。
凡以介绍请托及诸事相属者，暂缓承应。
不久，他将《掩关谢客简》寄送各处友人：
敬启者，不慧痛念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自今以后，掩关念佛，谢绝人事。谨致短简，以展诀别。他年道业有成，或可启关相见，凡我师友，希垂鉴焉。
法师以掩关的方式息心念佛，精研经书，后来还把自己的做法介绍给别人。1935年性常法师曾请求弘一指示掩关法则，弘一即以此笔示，称闭关时应注意“不可闲谈，不晤客人，不通信”，“凡一切事，均可俟出关后再料理”。
弘一历时数年，前后修改，终于编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书。书中将四分律比丘戒本每条的制成因缘及戒法、戒相、戒行与细微之持犯轻重一一列出，亲自以工楷书写。这是弘一法师出家后最大的著作，也是他的律学代表作，由此而使湮没七百多年的南山律学得以重兴，成为宋代以后律学的第一巨著。弘一表示：“数年以来，困学忧悴，因是遂获一隙之明，窃自幸矣”。弘一本人对这本书非常重视，后来在一次大病中，他给刘质平留有遗嘱，要刘不必为他开追悼会、造塔或进行其他纪念，要纪念的话，就将这部书印两千册，以供流通。《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出版之后，不仅在国内几次印行流通，一部分还通过在上海开书店的日本人内山完造，寄赠给日本的大学图书馆。据亦幻法师称，后来日本方面寄回的谢启就达数十种，都保存在白湖金仙寺。
后来多年，弘一云游各地，但总是选择寂静之处，不是闭关阅藏，就是从事著述，或为众人讲解戒律，或依律自修，一直没有中断对律学的研习。他对经文的研读十分严谨，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阅佛书，万不可如阅报纸，走马观灯，一过目便歇，须是细心探索，每晨或一二段，或仅数行，三翻五转，以文会意，牢记勿忘，方得实益，开端之处如难领会，不妨从中间较浅显处先阅。”可见他对学律研经的态度。在多年的僧腊岁月中，他对律学的研究始终不辍。1935年，他在惠安净峰寺写给广洽法师的信中提到，每日标点研习《南山律》约六七个小时，可见用功之勤。一直到人生最后几年，大师依然没有停止对律学的探究。1941年法师在给夏丏尊的信中称：“朽人于十四年前，无意中，居住闽南。至今衣食丰足，诸事顺遂，可谓侥幸，至用惭愧。唯从前发愿编辑律宗诸书，大半未成就。拟于双十节后，即闭关诸书，辞谢通讯及晤谈等事。”从中可见大师对研习律学的用心。
陈慧剑在《弘一大师著述及其附录作品研究》中，对弘一法师的律学著作进行了一番整理，摘录如下：
一、《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1927年初版，上海开明书局发行，1935年再版。1957年香港佛教流通处影印三版。总印4200部。
二、《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1957年上海大藏经会印行。
三、《含注戒本随讲别录》《删补随机羯磨疏略科》《含注戒本略释》《删补随机羯磨随讲别录》《删补随机羯磨疏略科》《行事钞持犯方轨篇表记》《行事钞略科》《行事钞戒业疏科别录合册》《律钞宗要随讲别录》《四分律比丘尼钞科》《梵网经菩萨戒本浅释》《梵网十重戒诸疏所判罪相缓急异同表》《菩萨戒本宗要科表》《律学要略附菩萨戒受随纲要表》《菩萨璎珞经自誓受菩萨五重戒法》《随分自誓受菩萨戒文析疑》《僧尼十种受法科简图》《剃发仪式》《表无表章科》《盗戒释相概略问答》《南山律苑杂录》《毗奈耶质疑篇》《青年佛教徒应注意的四项》（此文不属于律学）《人生之最后》（不属于律学）《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记》《有部毗奈耶自行钞》《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校注》《扶桑国藏古袈裟图》（此文亦不属律学专著）。以上三十二种，合辑一部，由上海大藏经会印行，1957年一并入藏，即《普慧藏》。
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扶桑集释》十卷。
五、《南山律苑文集》。
六、《蕅益大师年谱》，香港佛教五十四至五十六期发表，1968年菲律宾福泉寺出版。
七、《行事钞资持记表记》。
八、《比丘尼钞集解》六卷。
九、《删定僧戒本略释》。
十、《羯磨略义》一卷。
十一、《教戒新学比丘行获律仪集解》二卷。
十二、《南山律在家备览》。
十三、《南山律宗传承史》（未完成）。
十四、《南山律宗书目提要》二卷。
十五、《南山律宗撰述时代略谱》（附修学遗事）。
十六、《六物图解集》二卷。（以上七至十六条所列各书原稿藏福建泉州开元寺）
十七、李芳远编《弘一大师文钞》中，收入《普劝出家人常应受八戒文》、《持非时食戒者应注意日中之时》、《学有部律入门次第》、《余弘律之因缘》四篇律学著作。1946年12月上海初版一千部。
对弘一所编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南山律宗在家备览》等律学著作，著名佛学领袖、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称其“致力之勤，用思之密，方之古德，诚无多让。”又称：“近代中国佛教，自清末杨仁山居士倡导以来，由绝学而蔚为显学，各崇大德，阐教明宗，竞擅其美。其以律学名家，戒行精严，缁素皈仰，薄海同钦者，当推弘一大师为第一人。”
戒律是佛教徒身份的标志，也是信徒修行的起点，贯穿在佛教徒修行的整个过程。僧人受戒、学戒、持戒能否合乎轨度，不仅关系僧人的身份问题，也关系到能否实现修行目的这一根本。弘一大师研究律学，实际上就是从戒律这一根本问题入手，对佛教的修行方式进行阐释。
唐宋之后，律学不兴，相关著述在国内大多散佚，但在日本收藏的汉籍中，却有不少得到保留。从清末开始，一些中国文人在日本访求古籍，颇有收获，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日本古本汉籍向中国的回流，一批佛教典籍包括南山律学在内的古版律书，得以再现于中国佛学界。在这一背景下，弘一大师依据从日本请回的古版律书，对佛教戒律进行了还复本源意义的梳理，使律学得以重光于中国佛学界，他之所以被称为重振律学的宗师，其原因即在于此。
从个人角度讲，弘一研究律学，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正道修行。在律学研究上，他穷尽二十余年之力，且身体力行地予以实践，通过严格的持戒来完成修行。正是这种多年严谨持戒的苦修，成就了其一代高僧的人格形象。在另一方面，大师对律学的贡献，也在于对律学的弘扬。他曾经表示，既然身为佛教徒，就应彻底研究佛法的真理而努力实行，俾不愧为佛教徒之名。在他看来，正法能否久住人间，在于律学能否光大，以律学匡正丛林规范，是他后期弘扬律学的出发点，其种种努力的目的，就是振兴中国佛学。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在作为律学宗师的弘一大师身上有明显的体现。
大体来说，弘一大师在浙江活动期间，主要从事律学研究，后期到闽南以后，则多见弘律的努力。弘一认为，近世佛门不昌，僧人不能遵守戒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他看来，僧人的品行道德，应该在一般人之上，如果仅与一般人相当，甚至更不如俗家人等，社会就难免对佛教徒鄙视。他说：
记得我将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位住在北京的老朋友写信来劝告我，你知道他劝告的是什么，他说：“听到你要不做人，要做僧去。……”咳！……我们听到了这话，该是怎样的痛心啊！他以为做僧的，都不是人，简直把僧人不当人看了！你想，这句话多么厉害呀！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为什么被人轻慢到这地步？我们都得自己反省一下！我想：这原因都由于我们出家人做人太随便的缘故，种种太随便了，就闹出这样的话柄来了。（《闽南十年之梦影》）
靠提倡戒律来挽回佛门颓风，是弘一研究律学的重要目的。1931年2月，弘一在佛前发愿专学南山律，后来又根据日本请回的古版律书，圈点南山《三大部》并讲律修持。弘一也为光大律学做了很多努力，晚年曾在厦门举办南山律苑。在他为南山律苑所撰的联语中，可见他的志向：
南山律学，已八百年湮没无传，何幸遗编犹存东土；
晋水僧园，有十余众承习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人间。
1943年，弘一圆寂第二年，马一浮在所撰《弘一律主衣钵塔记并铭》中，对大师出家的律学造诣有一番评价，其中有谓：
在昔如来灭度，敕弟子以戒为师，故三藏结集，律与经论同重，犹此土之有礼宗矣。自唐以来，请肆禅林，门庭并盛，独南山宣律师以弘律著。迨及灵芝，其传寝微。晚近诸方受具，虽粗存仪轨而莫窥律文，不究事相者有之。音公生当末法，中岁出家，不为利养，誓以明律，振此颓风。发愤手写《四分律戒相表记》，校正南山《三大部》，并为时所称。讲论尤力，诸方推之，号曰律主。至其秉心介洁，制行精严，俨然直追古德，可谓法界之干城、人天之师范者也。
其所撰铭文有曰：
佛三学，戒为首。净意根，及身口。作用是，迷乃否。去邪执，入正受。少持律，法衰久。唯音公，叹希有。
僧界与俗界
弘一出家，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死大事”，但也有强烈的救世之念。
在弘一法师看来，佛教是积极的、救世的，而不是消极的、厌世的、送死的。佛法是以菩提心为主，所谓菩提，是印度梵语，可以翻译为“觉”，意即成佛。发起成佛的心，就是发起利益众生、救济众生之心。佛教徒的责任是抱持积极的态度，救济社会一切众生，广修一切善行，努力做各种慈善事业，也就是“以无我之伟大精神，而做种种之利生事业。”
与社会上怀有救济众生心愿的人想比，佛教徒有什么不同呢？弘一认为，一般人抱有慈善心肠，救济社会，利益众生，但能力薄、范围小、时间不能持久，事业不能彻底，原因在于无法达到“无我”的境界。要想能力强，范围大，时间久，最彻底，必须学习佛法。通过学佛而“无我”，这样来救济社会，才能有圆满的效果。
弘一法师强调，佛法能够破除世间一切谬见而得正见，破除一切迷信而得正信，破除一切恶行而得正行，破除一切幻觉而得正觉。所以，佛法是挽救今日世道人心的基本工具。在晋江的一次演讲中，他针对社会上对佛教的种种看法，做了十点解释：佛法非迷信，社会谓佛法为迷信是误会；佛法非宗教；佛法非哲学；佛法非违背科学；佛法非厌世；佛法非不宜于国家之兴盛；佛法非能灭种；佛法非废弃慈善事业；佛法非分利而不生利；佛法非说空以灭人世。
无论对弘一法师的信仰怎么看，能够以苦行僧的精神献身佛法、救助众生，确实值得感佩。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以平等行慈为信念，无论富贵贫贱什么样的人，他都一样看待。名望之士也好，鳏寡孤独也好，乃至乞丐、流氓、残疾者，在他眼中都是一样。泉州开元慈儿院、妇人养老院、温陵养老院、晋江的平民救济院等慈善机构，法师去过多次。到这些地方说法时，经常先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一一安慰。
在与俗界的交往中，弘一也时刻不忘弘扬佛法。来拜访弘一法师的旧同事和学生，临别时听的最多的是“多多念佛”这样的关照。居士是佛教对在家修行信徒的敬称，与俗界新朋旧友通信，他总是称对方为居士。有一次，叶圣陶在丰子恺处看到弘一法师的来信上称他为“叶居士”云云，叶“看了很觉惭愧，虽然居士不是什么特别的敬称。”
弘一法师出家后，对于艺术已经绝少再提，但唯一坚持的是书法，书法成了他广结善缘的工具。初出家在嘉兴佛学会时，有人知道他当初的身份，求其墨宝。弘一不知是否该动笔墨，于是请教该会主持人范古农，范称，如果能写佛语给他人，也是做佛事，又有何妨，弘一从此开始以笔墨结缘。在出家后的多年中，他每到一地，经常为僧俗各界人等书写佛号、偈句、对联等等。在给友人弟子的信中，有时也会附带寄去一些法书，请随意转赠。朱光潜说，他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时，与法师有一面之缘。丰子恺转送给他不少弘一法师练字的墨迹，其中一幅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一段偈文，后来任教北京大学时，萧斋斗室里悬挂的就是法师书写的这段偈文。在闽南一带，弘一的法书可谓随处可见。
出家后的弘一法师过着闲云野鹤、孤往独来的生活。他不随便会客、讲经、演说、赴宴，闭门谢尘，静修于禅室，给人留下了谦和、静穆的印象，他接待来访者，总是正襟而坐，两眼俯视，不左右顾，面带微笑，手捻佛珠，就像他手书的座右铭：“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那种态度是任何人所学不到的。如有问，他必答；如不问，他不答。虽然很少说话，但对坐的人总会产生钦佩和亲切的感情。
法师出家后，尽量避免外界的打扰。1930年在上虞法界寺时，他几次在给夏丏尊的信中叮嘱说：“出家以后在家诸师友，有询余之踪迹者，乞告以云游他乡，谢客用功，未能通讯及晤谈，云云。”又称：“厦门南普陀诸师，及温州之印西师，与其他出家人等，倘有向尊处询问余之踪迹者，乞答以遁迹远方，未能见客及通讯。现住之地及寺名，乞勿告知。”
不过，一般的平民百姓，弘一却往往乐于接见。在这种场合，无论何时何地何事，法师总是十分随和。黄福海说，他最初见到弘一法师是在泉州，法师问了他的姓名和来历，很欣慰地把他领到禅房去坐。禅房矮小，光线幽暗，没有一点灰尘，也没有一点声音。法师面部清癯，两眼若开若闭，口含慈祥的笑，态度庄严，像一个地道的活菩萨。这样严净的环境，使一向浪漫不羁的他规规矩矩，不敢说，也不敢动，如木偶般看着法师。法师看出了他的尴尬，用爽快轻松的语气笑嘻嘻地说：“我会写字，你要我写字吗？”法师不仅给他写了字，还答应与他同拍一张照片作纪念，去的路上，法师突然放慢了轻捷的步履，指着前面一个矮和尚轻声说：“这位就是承天寺的大和尚，他岁数比我大，出家比我早，是佛门中的老前辈；所以我这时要慢一点走，不能走到他的前头。”照相前，法师双手捏着佛珠，立定不动，黄问：“怎么样照才好？”他很客气地答：“随便。”布置好以后，再问法师：“这样照如何？”他答：“就这样好。”
1935年，万泉到泉州承天寺听弘一法师讲经，在《参礼弘一律师》一文中，他写道：“由他老人家温柔的言语上，得到了不少的教诲和奖勉。在他老人家的庄严的态度下，一种令人敬仰的沉默寡言底神情中，素来好于说话底我，到那时也不晓得要说甚么话好，思索以后，我终无开口处。那阒然无声的房里，一切都趋于沉静了，只有我两人默然地正襟危坐在那里的一丝丝呼吸声”。几天后，万泉与他人到温陵养老院弘一住处拜访，弘一亲自带他们参观院中各处，万泉说：
薄暮回来之后，那身干细瘦而高的只穿着三件单衣的弘一律师和他那矍铄的精神，和蔼的态度，缕匕的盛意，循循善诱的勉励，慈云的笑容，殷切的领导，无间断在我渺小的脑际里盘桓着一位年纪将近六十的他——弘一律师的影像。其精神犹超青年，那细瘦的身躯，什么人都知道他已充满着坚毅卓绝的意志，超人的思想，克苦不辞底精神。度此与尘俗相违的清高的生活，专心编述南山律宗，严净戒律，什么人又安能知道他先前善能绘画，善能弹琴作曲，也曾在东京春柳社演过茶花女的风流蕴藉的留学生呢？
对法师印象最深的，还是弘一的友朋弟子。最初在杭州寺院时，故友旧交常去看法师。此后，他到温州庆福寺习静研律，闭门究经，较少与外界联系。20年代后期，也就是弘一到闽南久住之前的几年间，与故交旧友来往还是比较多的。
凡是见过法师的人，莫不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钱君匋回忆他对大师的第一印象说：
我抬头一看，一位和尚站在办公室门口，门正好成立框子，把他嵌在中间。他高约一米七，穿着宽松的海青，因为面形清癯，神情持重，虽然在微笑，却有一种自然的威仪，把身体也衬托得很高很高，目光清澈，那是净化后的秋水澄潭，一眼到底，毫无矫饰。上唇下巴有些胡髭，异常的率真可亲。五十出头，并不能算老，我见到他的虔诚，不亚于见到祖父一样，一阵清凉之气从我脊背上向全身扩散开来，人世间一切俗套伪饰，在一刹那间都卸净了。（《忆弘一大师》）
陈祥耀说：“我看见老人的和善的笑容，是接触宇宙中一线宝贵的光辉。”弘一法师最使人难忘的，就是一见就不会磨灭的亲切的印象：
老人对人，在他的红润而略带皱痕和疏髯的脸上，在他的有光彩的眼角，在他的微微掀动的嘴边，永留着和善的笑意，这笑表示他内心，长时的欣悦，长时的谦泰，──是的，老人永远是安详谦泰的，永远是盎和恭敬的，他永远是使我们不会忘记他的伟大的修养，他的宽虚恳切之怀，他的高夐的人格，──直到他的最后躺在床上示寂的刹那，还没有失去他这一切常德。……（《纪念晚晴老人》）
觉星回忆说，弘一大师在闽南期间，有一年住在南普陀寺天王殿旁的一座功德楼，傍晚时刻大师散步的身影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傍晚时候，他必下楼到寺内新功德楼的花园闲步，欣赏园中的花草，然后登楼偃息，生活极有规律。我们看他在那园花丛中，无限的洒脱，飘飘若仙的体态，时常表露那和蔼可亲的笑容，使我永远不忘他的印象。（《我所知道的弘一律师》）
许霏在《我忆法师》中说：
我的确被他的巍巍大德、煦煦仁慈太感动了，虽然我仍旧以艺术前辈看待他。当我每次和他会面，他总给予我无上的欢悦，清癯的面庞，老是带着和善的笑容，像傍晚柔晖的阳光的可爱，他的心怀永远是安详谦虚，盎和恬适，绝没有一丝不得意的神色或拂然的辞色。
1927年秋天，弘一法师曾经在上海住在丰子恺家中。丰子恺这样描述这一段时光：
每天晚快天色将暮的时候，我规定到楼上来和他谈话。他是过午不食的，我的夜饭吃的很迟。我们谈话的时间，正是别人的晚餐的时间。他晚上睡得很早，差不多同太阳的光一同睡着，一向不用电灯。所以我同他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口的藤床上，我坐在里面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衬出他的黑色的胸像的时候，我方才告辞，他也就歇息。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一个月。现在已变成丰富的回想的源泉了。
弘一在丰子恺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理想中人》，他喜欢这本书，丰子恺告诉他，作者谢颂羔是一位基督徒，在基督教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中当编辑。弘一法师写了一张横额“慈良清正”，由丰子恺送给谢。在一个星期天的中午，身为佛教徒的弘一法师与基督教徒的谢颂羔在餐桌上还有过一次愉快的谈话。谢颂羔《理想中人》后来再版时，请丰子恺作序，丰子恺就把这件事情写下来，名为《缘》。
这次在上海期间，夏丏尊、丰子恺等在功德林餐厅招待法师，叶圣陶被邀参加，他在散文《两法师》里记载了这件事，写了他对弘一的印象，不妨读一些片段：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间房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里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丏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教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便悠悠地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同他谈，见这样更沉入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顷，似应有好些抒情的话同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默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叶圣陶觉得：“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
随后又来了几位客，向弘一法师问几时来的，到什么地方去那些话。他的回答总是一句短语；可是殷勤极了，有如倾诉整个的心愿。
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十一点钟就开始聚餐。叶圣陶看着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音乐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荚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里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
“这碟子是酱油吧？”
以为他要酱油，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这位日本人道谢了，弘一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他的欲望。
参加聚会的李石岑先生爱谈人生问题，著有《人生哲学》，席间他请弘一法师谈一点关于人生的意见。
“惭愧”，弘一法师虔敬地回答，“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叶圣陶心想：
以学佛的人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研究，依通常的见解，至少是一句笑话。那末，他有研究而不肯说么？只看他殷勤真挚的神情，见得这样想时就是罪过。他的确没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查这东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师，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而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哪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问他像他这样的生活，觉得达到了怎样的一种境界，或者比较落实一点。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觉健康，哀乐的人当时也不能描状哀乐；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我就把这意思遣开，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眼边细密的皱纹，出神久之。
饭后，弘一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谁愿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师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并且见过他的文钞，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也想见一见。同去者计七八人。
大家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便走，叶圣陶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了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落在法师的背后，叶圣陶这样想：
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丏尊先生告我，他尝叹息中国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见他的持律极严的。他念佛，他过午不食，都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非由“外铄”的程度，人便只觉他一切纯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他淡忘。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这也是一种生活法，宗教艺术家大概采用。并不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的人，除庸众外，不是贪狠专制的野心家，便是社会革命家。
他与我们差不多处在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如我，没有他的宗教的感情与信念，要过他那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己以为有点了解他，而且真诚地敬服他那种纯任自然的风度。哪一种生活法好呢？这是愚笨的无意义的问题。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别的都不幸，夸妄的人却常常这么想。友人某君曾说他不曾遇见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与这个人对调的，这是踌躇满志的话。人本来应当如此，否则浮漂浪荡，岂不像没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说尤紧要的是同时得承认别人也未必愿意与我对调。这就与夸妄的人不同了；有这么一承认，非但不菲薄别人，且能致相当的尊敬。彼此因观感而化移的事是有的。虽说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坚壁；所谓圣贤者转移了什么什么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板着面孔专事菲薄别人的人决不能转移了谁。……
叶圣陶所描写的这次聚会，周予同也参加了。他后来说，在他所会见过的人物当中，弘一老人是最富有美感的一个。这种美感大概也就是叶圣陶在文中所说的“难言的美”。
参加聚会的还有一位日本人内山完造。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与当时的上海文化界不少人物都有交往，尤其是与鲁迅等人的关系使他后来很有名气。邀请内山完造参加，是法师要他将自己所著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在福建鼓山发现、正在印刷的《华严精疏纂要》转送给日本方面。在功德林会面后的第二天，弘一法师到过内山的书店。内山把夏丏尊送来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分别寄到日本各大学的图书馆，后来又不断有来索取的，合计送了170余部。
关于《华严精疏纂要》的赠送，内山完造先将12部分配给日本的主要大学和寺院，后来又应日本方面的请求，寄送了两部。弘一将自己手头阅读过的一部也寄给了内山，当时没有人要，就暂时留作纪念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内山避回日本。有一天在西京外的万福寺散步，与和尚闲谈时提到了这部书，并答应如果回沪时书还存在，就送给该寺。“那和尚听到我如此说，就急急走进去，过了一会，恭敬地著了法衣捧出茶来，那种前倨后恭的样子，当时曾叫我苦笑难禁呢！”
1937年以前，内山还为弘一在日本代购过几次佛经。在两人的交往中，有过多次通信，弘一也赠给内山好几张佛法字幅，其中的一幅在1931年被鲁迅要去。当年3月1日，鲁迅日记中载：
午后往内山书店，赠内山夫人油浸曹白一合，从内山君乞得弘一上人书一纸。
鲁迅“乞”得的是一条高26.2公分、宽68.6公分的宣纸横幅，正中书写“戒定慧”三字，左下款竖写“支那沙门昙昉书”两行小字，下方一枚红色印章“弘一”，右上方盖一坐佛印。
这次在上海期间，弘一法师还见到了早年天涯五友中的袁希濂、许幻园和张小楼。四人重聚，合影留念。弘一作《天涯四友写影题记》：
余来沪上，明年岁在庚子，共宝山蔡小香、袁希濂、江阴张小楼、云间许幻园诸子，结为天涯五友，并于宝记像室写影一帧。尔来二十有八年矣。乘幼申渎，小居江湾缘缘堂。蔡子时已殂化，惟袁、张、许子尤数过谈，乐说往事。乃复相偕写影于宝记像室。是改元后十六年丁卯十月一日。
弘一法师多年来漂泊苦行，友朋弟子很不忍心。1928年，弘一出家已经十年，年龄渐老，夏丏尊、刘质平、丰子恺、经亨颐等计划筹资为法师在上虞白马湖修一处山房，作为法师的终身住所。募款启事曰：
弘一法师，以世家门第，绝世才华，发心出家，已十余年。披剃以来，刻意苦修，不就安养，云水行脚，迄无定居；卓志净行，淄素叹仰。同人等于师素有师友之雅，常以宿眼，愍其辛劳。屡思共集资材，筑室迎养；终以未得师之允诺而止。师今年五十矣，近以因缘，乐应前请。爰拟遵循师意，就浙江上虞白马湖觅地数弓，结庐三椽，为师栖息静修之所，并供养其终身。事关福缘，法应广施。裘赖腋集，端资重擎。世不乏善男信女，及与师有缘之人。如蒙喜舍净财，共成斯善，功德无量。
第二年夏天，山房落成，弘一命名为“晚晴山房”。虽然他表示这里将是他的常住所，但没有几年，他就南下福建，在晚晴山房总共只住了几个月的时间。
闽南岁月
弘一法师最后的十年时间是在闽南的厦门、泉州等地度过的。
第一次来闽南是在1928年，当年弘一本来计划去暹罗，途经厦门时滞留该地，由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之弟陈敬贤介绍，到南普陀寺住了几个月。当时南普陀寺举办闽南佛学院，培养僧人，弘一在这里结识了性愿、芝峰等法师。期间，法师建议佛学院把英文和算术课程删掉，用腾出来的时间学佛学，院方接受了他的建议。大师后来说：“他们都很赞成。听说从此以后，学生们的成绩，确比以前好得多了！”
1929年冬，弘一第二次到厦门。弘一初次到厦门时，对佛学院印象很好，但这次发现学院规模虽然扩大，学僧人数增加了不少，但管理方面却出现了问题。为此，他写了《悲智训语》赠给佛学院：
有悲无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是三学，次第应修。先持净戒，并习禅定。乃得真实，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利生。犹如莲花，不著于水。断诸分别，舍诸执著。如实观察，一切诸法。心意柔软，言音净妙。以无碍眼，等视众生。具修一切，难行苦行。是为成就，菩萨之道。我与仁等，多生同行。今得集会，生大欢喜。不揆肤受，辄述所见。倘契幽怀，愿垂玄察。
在此期间，性愿法师举办月台佛学研究社，弘一在研究社讲过写字的方法。“遇有闲空，又拿寺里那些古版的藏经来整理整理”。第二年春天，天气要热起来的时候，他又回到温州。
1932年秋末，弘一第三次来厦门，从此以后，就一直生活在闽南。
弘一法师到闽南最初几年，夏丏尊等人经常请求法师北返，但被弘一以身体、气候或其他原因婉拒。1933年8月，在泉州开元寺给夏丏尊的信中，他说：“近年来虽无大病，但衰老日甚，殊畏寒暑。闽南气候调和，适于疗养，故暂未能北上，至用歉然。”1934年旧历2月的信中则表示：“近来老态日增，足力未健，不胜舟车之劳，恐一时未能北上，至用怅然耳。”1935年旧历3月的信中又说“讲律尚须继续，今年或不能北上也”。此后，闽南就成为法师的长居地。
弘一久住闽南的原因主要是气候。虽然故旧门生多在浙江，夏丏尊等人还为他修筑了晚晴山房，组织了晚晴山房护法会，但厦门等地比较温暖的气候让弘一觉得舒服一些。1930年冬在慈溪金仙寺时，他就表示“因天气太寒，骨节凝痛，困苦殊甚”，之后在温州庆福寺的一封信则称：“以前在闽南过冬两年，无有所苦。今岁骤值奇寒，老体已不能支持。明冬如仍在世，只可再往闽南过冬矣。”第一次到厦门后，他在给夏丏尊的信中说：“老病之躯，甚为安适”，就是指气候而言。1932年冬天，他在给夏丏尊的信里又说到，厦门石榴花、桂花、晚香玉、白兰花、玫瑰花仍然开放，还有许多热带的奇花异草，让他“几不知世间尚有严冬风雪之苦”。
弘一久居闽南，与性愿法师等人的照顾备至也有关系。性愿名古志，福建人，早年出家，1928年与弘一在厦门一见如故。性愿比弘一要小九岁，但弘一在信件上经常称他“性公老法师”、“愿公老法师”，自称“末学”，表示尊敬。弘一晚年在闽南安居，多承性愿照顾，弘一在一封信中说：“承慈念殷勤，犹如慈母偏怜病子，感泣何尽。”
弘一第三次到厦门后，用心最多的是讲经弘法。
1932年腊月，到厦门后不久，弘一在妙释寺念佛会讲《人生之最后》，1933年正月，又讲《改过实验谈》。当夜，弘一梦见十余长髯长老结席团坐讲法，这被他看作是在闽南弘法的预兆。
弘一对律宗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希望把律宗发扬光大。1931年秋天，弘一居于慈溪五磊寺，曾发愿要弘扬南山律学，筹备在该寺创办南山律学院。虽然募到一笔款项，但五磊寺住持和尚有靠办学聚财的心思，最终不欢而散。
1932年春天，弘一在白湖金仙寺也讲过律学。听讲的学僧只有数人，据说他要求学生熟读熟背经文，禁止看书籍报章，大小便也要向他请假，所以只持续了半月时间就告结束。亦幻法师推论中辍的原因，可能是弘一一时的热情所致。
从1933年开始，弘一法师开始在厦门举办“南山律苑”，宣讲南山律学，参加学习的有性常、广恰、瑞今等十余人。弘一谓：
余于出家受戒之时，未能如法。准以律仪，实未得戒。本不能弘扬比丘戒律，但因昔时既虚承受戒之名，其后又随力修学，粗知大意，欲以一隙之明，与诸师互相研习，甚愿得有精通律义之比丘五人出现，能令正法住于世间，则余之弘律责任即竟。故余于讲律时，不欲聚集多众，但欲得数人发弘律之大愿，肩荷南山之道统，以此为毕生之事业者，余将尽其绵力，誓舍身命，而启导之。（性常：《亲近弘一大师之回忆》）
可能认为前两次讲律都不算数，弘一法师当时说，这是他弘扬律学的第一步。在厦门妙释寺，不久有10余人愿意跟他学律。他在厦门的一封信中说：“此次讲律，听众甚盛。寄住寺中者六七人，皆自己发心过午不食。内有二人，患肺病甚剧，又有一人正在呕血不止、卧床不起之时，而立刻停止晚餐，不顾身命，尤令人感佩。现已讲《羯磨》，若欲深造，非有三五年之工夫专心研习不可。听众中有二三人誓愿甚坚固，或可发心专修也。”由于接受泉州开元寺之请，弘一要到泉州，10余学僧也到泉州继续学习。他自编讲义，认真备课，学员可以在课堂上提问讨论，或者书面请示，弘一都能给予圆满回答。这样过了半年，因为时局动荡，不得不解散。
在这几年间，弘一为弘法投入很大精力，既为青年僧众讲经讲律，也面向社会宣扬佛法。在《壬丙闽南弘法略志》中，弘一大致记载了1932~1936年间在厦门、泉州等地的讲经弘法活动。《惠安弘法日记》是他1935年在惠安宣讲佛法的记载：
后二十四年乙亥四月十一日夕，自泉州南门外，乘古帆船航海。
十二日晨，到崇武，改乘小舟，风逆浪大，午前十时抵净峰寺。
十六日，往崇武，居普莲堂。
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讲《三皈五戒》、《观音菩萨灵感》及《净土法门》等。
十九日下午，返净山。
二十一日为亡母冥诞，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五月一日讲竟。
初三日为灵峰蕅益大师圣诞，午后讲大师事迹。
六月七日，始讲《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记》。（二十一日，第二册讲竟。）
七月三十日，为地藏菩萨圣诞，午后讲《九华山示迹大意》。
八月五日为亡父讳日，开讲《普贤行愿品偈颂》，七日讲竟。听者甚众，大半为耶教徒也。
二十三日，性愿老法师到净峰，二十五日，请讲《佛法大要》。
二十七日，请师往崇武晴霞寺，代余讲《法华经普门品》。
二十九日讲讫。每日听众百人左右。
十月将去净峰留题云：“乙亥四月，余居净峰，植菊盈畦，秋晚将归去，犹复含蕊未吐，口占一绝，聊以志别：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二十二日，去净峰，到惠安城，遇诸居士留宿。
二十日上午，到科峰寺讲演，并为五人证受皈依。下午到泉州。
十一月十九日，复到惠安城，寓黄善人宅。
二十日，到科峰寺讲演，并为十人证受皈依。
二十一上午为一人证受皈依。下午乘马，行二十里，到许山头东堡，寓许连木童子宅。
二十二日，在瑞集岩讲演。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在许童子宅讲演，并为二十人证受皈依及五戒。
二十五日上午，到后尾，寓刘清辉居士菜堂，下午讲演。
二十六日上午，到胡乡，寓胡碧莲居士菜堂，下午开讲《阿弥陀经》。
二十八日讲经竟，为十七人证受皈依及五戒。
二十九日上午，到谢贝，寓黄成德居士菜堂，三十日讲演。
十二月初一日上午，到惠安城，寓李氏别墅，今为某小学校。
初二日，到如是堂讲演，听众近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