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日，到泉州，卧病草庵。
弘一法师在草庵这场大病，拖延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恢复。此后，弘一法师为了培养僧人品德，在厦门举办了持续三年的佛教养正院。法师为这所养正院亲自草拟章程，书写院额，请常惺法师主持，广恰法师监学，高文显等为讲师。1936年2月，养正院开学，弘一抱病讲演《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一是惜福，二是习劳，三是持戒，四是自尊。养正院规矩严肃，学僧多为年轻的闽南僧人，造就了不少佛门人才。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为时局动乱，院舍又为军队驻扎，才宣告结束。
弘一大师晚年在闽南的几年间，常有弘法活动。1938年，除了在泉州等地讲经外，还在漳州七宝寺讲《佛法大意》。接着，他在安海弘法期间讲过《佛法十疑略释》《佛法宗派大概》《佛法学习初步》等。农历11月，在南普陀寺讲《最后之□□（忏悔）》。关于其时的讲经情形，当年4月18日，他在泉州承天寺致信丰子恺说：
戊寅元旦始，在庵讲《行愿品》十日。二月初一日始，在泉州承天寺复讲。此外于泉州各地及惠安，演讲甚忙，写字极多，居泉不满两月，已逾千件。幸身体康健，不畏其劳也。数日后，须往厦门法会演讲三日，下月初旬，复往福州城内演讲。讲毕，或即返泉州。……朽人出家已来，恒自韬晦，罕与讲务。乃今岁正月至泉州后，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几如江流奔腾不可歇止。
法师在信中解释了他弘法的缘由：“于兵戈扰攘时，朽人愿尽绵力，以安慰受诸痛苦惊惶忧恼诸众生等”。当年9月，在从漳州寄给丰子恺的信中，大师表示：“朽人年来老态日增，不久即往生极乐。故于今春在泉州及惠安尽力弘扬佛法，近在漳州亦尔。诚自惭智识不及，亦藉是以报答诸善友之厚谊耳。犹如夕阳，殷红绚彩，瞬即西沉。吾生亦尔，世寿将尽，聊作最后纪念。”同年在给夏丏尊的信中也说：“朽人近来漳州城区，弘扬佛法，十分顺利，当此国难之时，人多发心归信佛法也。”在致李芳远信中，法师则称：“今年所以往闽南各地弘法者，因余居住闽南十年，受当地人士种种优遇。今余年老体衰，不久即可谢世，故于今年往各地弘法，以报答闽南人士之护法厚恩耳。现在弘法已毕，即拟休养，故往草庵。明年将往惠安，闭门谢客，以终其天年耳。”
1939年农历4月，大师在永春讲《佛教之简易修持法》，当年以及次年，在泉州及永春普济寺等处也多有讲经活动。1941年，他除了向僧众宣讲律学外，还做过《略述印光法师之盛德》等讲演。直到1942年，法师还到惠安讲经。
在晋江草庵，他手书门联曰：“草藉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表达了他晚年的弘法意愿。闽南十年，弘一大师以一个宗教家的热诚，实践了他出世为入世的誓愿：
愿一切众生，皆能断无尽之烦恼。
愿一切众生，皆能学无量之法门。
愿一切众生，皆能成无上之佛道。
讲经弘法的同时，弘一也勤于写作，有的是先讲后写，有的是先写后讲。在这一时期的著述，如《南山律宗在家备览》《华严集联三百》《药师如来法门讲述录》《净宗问辨》《盗戒问答》《行事钞记》《蕅益大师警训略录》《地藏菩萨圣德大观》《南山道宣律师略谱》《梵网经菩萨戒本浅释》《弥陀经义疏撷录》等等，成绩卓然。
对于弘一来说，他的修持追求是没有止境的。1937年，弘一在养正院讲过一次《闽南十年之梦影》，他说：
到今年民国二十六年，我在闽南居住，算起来，首尾已是十年了。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
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
因此我十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样地去求他完满了。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的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不论什么事，总希望他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我近来，每每想到“二一老人”这个名字，觉得很有意味。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了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弘一在养正院讲《最后的□□（忏悔）》，他自责说，出家以后二十年来，一天比一天堕落，一天比一天糊涂，恶念一天天增加，善念一天天退失。“其中到闽南以后十年的工夫，尤其是堕落的堕落。”到处讲演，常常见客，简直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了。“尤其是今年几个月之中，极力冒充善知识，实在是太为佛门丢脸。别人或者能够原谅我；但我对我自己，绝对不能够原谅，断不能如此马马虎虎的过去。所以我近来对人讲话的时候，绝不顾惜情面，决定赶快料理没有了结的事情，将‘法师’‘老法师’‘律师’等名目，一概取消，将学人侍者等一概辞谢；孑然一身，遂我初服，这个或者亦是我一生的大结束了。”
在闽南的岁月里，弘一对青年僧人关怀备至，多有提示引导，为佛门培育人才。性常法师学律严谨，颇得弘一眷顾，弘一曾为他题“精进第一”，以示勉励。后来曾任新加坡佛教协会主席的广恰当时也亲近法师，以师礼事弘一，法师对他教诲有加。高深的佛学造诣和人格修养，使弘一法师也得到了众僧与社会的爱戴。1939年，法师六旬初度，《护生画集》第二集出版了，澳门《觉音月刊》、上海《佛学半月刊》分别为他出了专刊，以此表达对弘一法师的景仰。著名画家徐悲鸿当时正在新加坡开画展，广恰特请徐为法师作了一幅半身油画像，以为纪念。马一浮、柳亚子、江谦、王吟笙、杨云史、吕碧城、严叔夏（严复第三子，福州大学教授）、郑翘松等人写诗为寿。老友马一浮祝寿诗曰：
世寿迅如朝露，腊高不涉春秋。
宝掌千年犹驻，赵州百岁能留。
遍界何曾相隔，时寒珍重调柔。
深入慈心三昧，红莲化尽戈矛。
柳亚子的贺诗曰：
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
大雄大无畏，迹异心其殊。
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
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
虽然柳亚子将弘一引为“迹异心岂殊”的同道，但多少觉得弘一的出家有些消极。不过，这没有影响弘一法师的情绪，他写了先前所作的一首小诗回报：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这是弘一晚年精神的写照。他生平喜欢鲜花，晚年也是如此，一枝翠柏，几枝红花插在瓶中，供在佛像前，顿觉生意盎然，映照的则是他的精神。“吾人一生之中，晚节最为重要”，弘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始终保持着冰霜节操。1937年法师在青岛湛山寺讲律期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夏丏尊等担心弘一安全，劝他及早离开青岛，但他在回信中表示不愿退避。弘一还在室内张贴了“殉教”二字，并做题记云：
向居闽南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命身，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弘一在青岛住到10月南下。经过上海时，他与夏丏尊等人见了一面。这是他与上海友人最后一次会面。回到厦门后，不少人又劝弘一迁居避难，都被弘一谢绝。在给李芳远的信中，弘一表示“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直到厦门陷落前四天，弘一才转赴漳州。
弘一居泉州时，各方人士请他写字，他概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之类予之。他在信中说：
对付敌人，舍身殉教，朽人于四年前已有决心，曾与传贯师言及。……吾人一生之中，晚节最为紧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弘一晚年在闽南，埋头于弘扬佛学，与当年的弟子老友交往渐少，与社会名流也只是偶有过从。
吕碧城早年是天津《大公报》记者，跟严复学过逻辑学，担任过天津北洋女子师范校长，也曾为南社社友，后来又到美国留学。1936年住香港时，因新购房屋白蚁为害，吕为佛教信徒，不讲杀生，来信讨教。弘一法师如何答复，不得而知。法师60寿辰，吕撰祝寿诗云：
冰雪聪明珠朗耀，慧是奇哀，哀慧原同调。绮障尽头菩萨道，才人终曳缁衣老。极目阴霾昏八表，寸寸泥犁，都画心头稿。忍说乘风归去好，繁红划地凭谁扫。
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于1936年底，在广恰法师的陪同下，在厦门日光岩访问了弘一。弘一在郁达夫蜚声文坛时，已出家为僧，对郁一无所知，拱手致意，略事寒暄后，赠《佛法导论》等书给郁达夫。次年春，郁在福州诗赠弘一法师：
不似西泠遇骆丞，南来有意访高僧。
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
学士清平弹别调，道宗宏议薄飞升。
中年亦具逃禅意，两事何周割未能！
这首诗中的典故不须深究，大意是叙说与弘一相见的感想。虽然两人一个曾经从事艺术，一个正在从事艺术，但僧俗之间犹如两个世界，在这样的场合下见面，已经不可能激荡出任何思想的火花了。
1942年春天，弘一圆寂前几个月，郭沫若弛书请求法书，弘一写《寒山诗》为赠：“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落款是“沫若居士澄览”。郭氏复书致谢，称弘一为“澄览大师”。
在闽南，弘一度过一生最后的岁月。
人生之最后：悲欣交集
从弘一大师个人的角度而言，佛门中多年的苦修，是为了自我生命的完成。他曾在温州对寂山和尚说过“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弘一法师出家前身体就不好，出家以后，时时为疾病所苦，身体的疾患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每次生病，都带来心理上的痛苦。在给弟子和老友的信中，总会流露出早日往生西方的愿望。
1930年弘一在厦门承天寺时，寺中驻扎军队，令他不堪其扰。回浙江时又与军队同船，自言“脑神经已受重伤”，经此一番摧折，弘一在信中表示：“于世间诸事绝少兴味。不久即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矣。”并说：“余现在并无大病。惟身心衰弱。又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凡此皆衰老之相耳。甚愿早生西方。”
1932年8月，弘一在上虞法界寺得了一次痢疾。这次大病时，弘一已经52岁，在给夏丏尊的信中，他写道：“朽人于八月十一日患伤寒，发热甚剧，殆不省人事。入夜，兼痢疾。延至十四日乃稍愈。至昨日（十八日）已获全愈，饮食如常，惟力疲耳。此次患病颇重，倘疗养不能如法，可以缠绵数月。幸朽人稍知医理，自己觅旧存之药服之，并断食一日，减食数日，遂能早痊。”他自称多年未患如此大病，病中起立做事都感困难，“故于此娑婆世界，已不再生贪恋之想。惟冀早生西方耳。”让他感到后悔的是，没有预先准备临终助念及身后事，所以没有能够一意求生西方。在病中时，他写了一封遗嘱给刘质平，不做追悼会、建塔等纪念活动，希望刘将他所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印两千册即可。1932年7月，在给刘质平的另一封信中，他提到夏丏尊回到白马湖后，他要与夏商量，预备后事，交付遗嘱，作为此生的结束。
这次大病尚未痊愈，有宁波僧人安心头陀跪请法师到西安弘法，弘一不得已答应。当时在宁波任教的刘质平得知后，担忧弘一的身体不胜跋涉，在宁波港口登上将要启行的轮船，将弘一从轮船三层舱中背下，一僧一俗，师生抱头痛哭。这件事后来被刘质平的宁波同事传为笑谈。
1935年底，在泉州草庵寺弘一又生了一场大病。在1936年正月初八给夏丏尊的信中，弘一叙述说：“一月半前，因往乡间讲经，居于黑暗室中，感受污浊之空气。遂发大热，神志昏迷，后起皮肤外症极重。此次大病，为生平所未经过。虽极痛苦，幸以佛法自慰，精神上尚能安也。其中有数日病势凶险，已濒于危，有诸善友为之诵经忏悔，乃转危为安。”这场大病除了发热之外，弘一左臂上还长出饭碗大的一块烂疮。1936年初，弘一转到厦门，居住于南普陀寺，由广恰法师陪同，逐日到市内请厦门最有名的留日医学博士黄丙丁治疗。因为臂疮十分顽固，普通药无效，每日电疗，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弘一痊愈后，黄表示不收诊费和医药费，只希望得到弘一法师的一些墨宝。弘一很高兴地写了几张佛教经偈、一两幅篆字对联，各式各样不下十余种，赠给了黄博士为纪念。
在草庵大病时，弘一法师曾写遗嘱给传贯法师嘱咐处置身体之事：
命终前，请在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身体及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凹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演音启。
草庵病后一直到1939年间，弘一的身体基本上没有出过大毛病，但由于年龄的增长，精神日见衰退。1939年阴历新年，他致函夏丏尊说：“近来身体较前强健，齿力、目力皆佳，足力更健，无异少年，但精神颇呈老态耳。”1941年在给刘质平的信中，弘一也是这么说的。
1940年，李芳远写道对法师的印象：
法师近来老态日甚，似雪的长髯，瘦得如苍松般，但是精神却为我们青年人之所望尘不及。在很静穆的面中微露出他的笑容，毫无躁忿地续动念珠，却一面与我谈着，那种飘逸的神态，正和他的书法一样，清绝人间，毫无矜才使气的烟火。（《送别晚晴老人》）
1941年冬天，浙一师的学生石有纪在泉州见到弘一法师的时候，觉得法师眼力有些差，用自来水笔写字，手也有些颤抖。不过，当时弘一说他的眼力、身体还跟50岁的人一样，还能走三十里路。
1942年春节前后，弘一法师在泉州希望见到顾一尘，顾一尘知道，法师很少约别人去看他，心中隐隐感觉到法师似乎要与他作最后的晤面。这一时期的弘一法师，苍老就更明显了：
当我去见他的时候，我在欢欣之中，更袭来了一阵幽忧的感触，他清癯的面庞，现在是更清癯了，低微无力的声音，比以前更低微了。他的声音，真的有点近于嘶哑而抖颤，可是他还是很兴奋而生动地说话，他表现着非常欢喜而热烈。（《纪念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在人生最后的几年，知道当年浙一师学生或故交旧友的消息，他总表示希望能见一面。此时弘一对人生又作何感想呢？他是看破红尘之人，对尘世已经无所眷恋，然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尘封多年的情感世界似乎又慢慢打开了。他希望知道朋友和学生弟子们的生活，他喜欢孩子们，在给孩子们做讲演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提高嗓门，不自觉地兴奋起来。他对于晚年结识的几位青年人，更有无限的牵挂。
1938年，时在泉州的弘一听说石有纪在安溪，希望能见一面。两人见面后，谈了一些别后的事情，石记述说：
他特别关心经先生和夏先生的事。我告诉他经先生已经仙逝了，夏先生则前年（民国廿五年）冬天在上海见过的，原来，他比我知道的更详细，他说：“经先生晚年太不得志，夏先生近来又死了一个儿子，他经营开明书店和美成印刷所，统统被炮火糟蹋了。”言次，不胜感喟地说：“我早已告诉过他们，人生一切，都是空的。”继而，又转了口气，哈哈大笑道：“不要紧呵，经先生书画千古，夏先生文章千古啊！”（《怀弘一法师》）
在人生最后这几年，弘一对自己一生究竟是如何认识的？老友的遭遇，似乎印证了自己对人生的判断，这种感慨之情，恐怕也是出自他对旧日生活的一点记忆。人生到头来终究要结束，行将就木之人，尘世的千古功名已经引不起弘一法师的兴趣了。谈话结束后，弘一法师提着一盏油灯送他到屋子门口。一位亲近弘一的和尚告诉石有纪：法师出家20年，不曾点过灯火，这次为你，是很特别的。
这种特别的举动，大概可以说明弘一法师在最后几年俗世情感的回暖。他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再长久，总想与俗世界的友朋们做一个告别。尽管已经出家多年，但过去的日子在即将离开世间的时候却变得越来越清晰。1939年秋天在永春普济寺时，弘一曾致信刘质平表示：“余以残尽之年，又多疾病，甚愿为诸同学多写字迹，留为纪念。”
1942年4月，弘一返回泉州，准备重新到福林寺掩关，泉州人士以时局不靖，请其至温陵养老院结夏养静。在温陵养老院，弘一度过了最后几个月的时光。
弘一法师早就有了人生无常的这种感觉。人生在蹉跎中，生死只是一瞬间的事情。1918年年末，20年的老友杨白民到杭州玉泉寺来访，两人“话旧至欢”，他为杨白民书写了座右铭，跋称：
古人以除夕当死日。盖一岁尽处，犹一生尽处。昔黄檗禅师云：预先若不打彻，腊月三十日到来，管取你手忙脚乱。然则正月初一便理会除夕事不为早，初识人事时便理会死日事不为早。那堪荏荏苒苒，悠悠扬扬，不觉少而壮，壮而老，老而死。况更有不及壮且老者，岂不重而哀哉！故须将除夕无常，时时警惕。自誓自要，不可依旧蹉跎去也。
1932年12月，弘一法师在厦门妙释寺念佛会曾经做过一次《人生之最后》的讲演，在序言里，他是这么说的：
古诗云：“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人生最后一段大事岂可须臾忘耶。
弘一法师最后的人生终于轮到了。
大约就是在弘一到温陵养老院结夏的时候，法师曾应一位梁胜闻居士的请求，为梁书示遗训一则。文曰：
壬午初夏，衰老益甚，将遁世埋名，求早生极乐。胜闻居士嘱写遗训，余行疏学浅，何敢妄谈玄妙。谨录余生平不敢忘怀《论语》一章，以酬胜属。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余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是为余生平得力处。愿共勉焉。晚晴。
《论语》中的这段话，大意是说，曾子有病，召集弟子们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有没有损伤。《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于刑戮毁伤了。法师以这样的态度，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总结。
9月1日，温陵养老院假过化亭为戒坛，由弘一法师教演出家剃度仪式。9月24、25两日，弘一法师应当地叶青眼居士等请求讲经，精神虽然兴奋，但声音已有黯然神伤。10月2日写大柱联后，下午身体发热，3日食量减少，4日为学生写字，5日食量减去大半，还是照常写字。
《人生之最后》说：
当病重时应将一切家事及自己身体悉皆放下。专意念佛，一心希冀往生西方。
病未重时，亦可服药，但仍需精进念佛，勿作服药愈病之想。病既重时，可以不服药也。
自己所有衣服诸物，宜于病重之时，即施他人。
法师有病的消息传出后，一位叫罗元庆的人以为法师得了疟疾，买了12粒奎宁，交黄福海带给法师。黄也凭想象买了几种药，一齐送到温陵院。黄见到法师虽然面部略瘦，但站立还有精神，心中稍觉安慰。法师收了各药，唯独不要奎宁，并说：“这药目下是很贵的，我不是疟疾，请带还罗居士转施别人。”在黄的请求下，法师留下六粒。
在弘一法师患病的同时，承天寺的慧田也在病中，他先前答应过几天替法师搬东西到承天寺，因病耽误了。感觉稍好一点，他想去看法师，但还是迈不起步子。这时，妙莲法师带着香蕉和药丸，受弘一的托付来看慧田。弘一托妙莲转告慧田：“他老了，不中用了，你是年轻的，你快把这些药丸吃了，快快地好起来，将来可以做佛教的栋梁。”以为弘一师只是小恙的慧田领受了法师的好意，没有想到这是法师托妙莲向他转达的临别赠言。
10月6日，弘一法师整天断食，只饮开水，拒绝医药。
《人生之最后》说：
临终之际，切勿闲谈杂话，恐彼牵动爱情，贪恋世间，有碍往生耳。若欲留遗嘱者，应于康健时书写，付人保藏。
临终时或坐或卧，皆随其意，未宜勉强。若自觉气力衰弱者，尽可卧床，勿求好看勉力坐起。时，本应面西右胁侧卧。若因身体痛苦，改为仰卧，或面东左胁侧卧者，亦任其自然，不可强制。
助念之人，多少不拘，人多者，宜轮班念，相续不断。或念六字，或念四字，或快或慢，皆须预问病人，随其平日习惯及好乐者念之，病人乃能相随默念。
7日，叫妙莲法师到卧室，写了遗嘱。云：“余于未命终前，临命终时，既命终后，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他人无论何人，皆不得干预。”
8日，招妙莲详细嘱咐身后五事：
（一）在已停止说话，及呼吸短促，或神志昏迷时，即须预备助念应须之物。
（二）当助念之时，须先附耳通知云，我来助念，然后助念。如未吉祥卧者，待改正吉祥卧后，再行助念。助念时诵普贤行愿品赞，乃至所有十方世界中等正文，末后再念南无阿弥陀佛十声，不挝木鱼，大声缓念，再唱回向偈，愿生西方净土中，乃至普利一切诸含识，当在此诵经之际，若见予眼中流泪，此乃悲欢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误会。
（三）察门窗有未关妥者关妥锁起。
（四）入龛时如天气热者，待半日后即可装龛，凉则可待二三日装龛，不必穿好衣服，只穿旧短裤，以遮下根即已。龛用养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
（五）待七日后再封龛门，然后举火。遗骸分为两坛，一送承天寺普同塔，一送开元寺普同塔，另在装入龛以前，不须移动，仍随旧安卧床上。如已装入龛，即须移承天寺，去时将常用之小碗四个带去，垫龛四脚，盛满以水，以免蚂蚁嗅味走上，致焚化时损害蚂蚁生命，应须谨慎。再则已送化身窑后，汝须逐日将垫龛脚小碗之水加满，为恐水干去又引起蚂蚁嗅味上来故。（叶青眼：《千江印月集》）
10月9日，弘一法师整天念佛，未开口。10日上午，为黄福海写座右铭一幅。11日令妙莲写回向偈。12日，妙莲请吃药，以不如念佛。
10月13日（阴历九月初四），有人请吃药及牛奶，不进。当晚7时45分，呼吸稍促，8时整，吉祥西逝。
临终前的10月10日下午，法师曾留下最后的绝笔，交付妙莲。上书四字：
悲欣交集
《人生之最后》：
既已命终，最切要者，不可急忙移动。
命终之后，念佛已毕，即锁房门。深防他人入内误触亡者。必须经过八小时后，乃能浴身更衣。
弘一圆寂后，妙莲等依照法师所嘱，锁上晚晴室，次日晨僧俗弟子来后，都在室外焚香献花礼佛。当天的《泉州日报》报道法师圆寂的消息后，黄福海来到温陵院。在凄清惨淡的气氛中，晚晴室的门锁着，从玻璃窗望进去，只见法师向西吉祥而卧，燃香顶礼之后，妙莲法师拿来一个字卷给黄，即法师在病中所写座右铭，临终前一天，请妙莲转交。
10月15日晨，法师遗体入龛。入室顶礼者瞻仰遗容，见遗体向西侧卧，两腿端叠，左手垂于腿上，右手扶腮，盖以被单，面隐隐带笑容，唇际还略有红色，与在生无异，这时离气绝已有30多个小时。
下午，法师遗体送到承天寺。
10月20日晚7时，僧众集会诵经，8时在承天寺化身窑火化。举火才逾一时左右，众人恭敬围绕之时，只见一道异彩从窑门燎出，极为光耀。众人高声念佛，异彩须臾即散，10时法身即告化尽。次日晨，众人捡拾灵骨，整骨质地坚固，洁白兼带青色、黄色、微红色，零的碎片中，捡出绿豆的舍利子多枚。
弘一法师临终及身后诸情形，妙莲记曰：
老人于去年九月初四晚八时入灭，延至初六上午入龛。下午送龛去承天寺安座，至十一晚七时大众集会，诵《普贤行愿品》完，起赞佛偈念佛，至八时焚化（遵老人过七日后焚化遗命），至十时余即化毕。四众皆见有多色猛烈之火光。十二日晨拾灵骸，装满两坛。当时拾得舍利数颗，其余碎骨炭灰等，弟均将包起收藏。事后即将灵骸遵遗命送开元、承天二寺供养。事毕，弟奉舍利及碎骨炭灰回开元寺自己房内，于百日内常念地藏菩萨。随于碎骨炭灰内捡选舍利，至百日捡去碎骨炭灰三分之二，得舍利一千八百余颗，舍利块五、六百颗。本拟照相并做铜版，奈铜版本省无法可制，又照相代价高昂非常，无人负责，故暂时作罢。其舍利块并骨灰等暂由弟保存，俟后缘熟建塔。（《晚晴老人生西后之种种》）
10月31日，星期日的上午，夏丏尊照例到开明书店办事。刚刚坐下，有人送来了弘一法师的一封挂号信。抽开信纸，跃入眼帘的是弘一法师的遗书：
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 音启
前所记日月，系依农历。又白。
遗书是弘一法师事先写好的，月、日则是他人后来填上的。
关于弘一大师临终时所书“悲欣交集”一语，署名“大空”的《痛念弘一大师之慈悲》一文说，“悲欣交集”一语出自蕅益大师，弘一重写四字，其所悲者，“悲众生之沉溺生死，悲婆娑之八苦交煎，悲世界之大劫未已，悲法门之戒乘俱衰，悲有情之愚满而难化，悲佛恩之深重而广大”，所谓欣者，“欲求极乐，欣得往生，欣见弥陀而圆成佛道，欣生净土而化度十方”，也就是说，悲众生之苦难，欣自己之解脱，弘一法师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叶圣陶后来对大师临终时的偈语做过解释，他说：
弘一法师临终作偈两首，第二首的后两句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依我的看法，这是描绘他的生活。说明他的生活的体验：他入世一场，经历种种，修习种种，到他临命终时，正当“春满”“月圆”的时候。这自然是“好好的死”，但是“好好的死”源于“好好的活”，他临终前又写了“悲欣交集”，我以为这个“欣”字该作如下解释：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无论信教不信教，只要是认真生活的人，谁不希望他的生活达到“春满”“月圆”的境界？而弘一法师真的达到这种境界了，他的可敬可佩，依我不参佛法的人说，就在于此。
弘一大师圆寂后，福建、江浙、上海一带的僧俗友人多表达了怀念之情。老友夏丏尊挽联云：
垂涅槃赋偈相诀，旧雨难忘，热情应啸溪虎；
许婆娑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
1930年，弘一法师在上海期间，曾住在出版家章锡琛的家中。临行前法师留影，照片一直悬挂在章家。弘一圆寂后，章锡琛挽联云：
一念真如，问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几辈修持曾到此；
亡言何适，怅晚照留晴，秋英含秀，甚时飞锡又重来。
法师弟子、《清代七百名人传》的编纂者蔡冠洛挽联云：
承诲几回，辄令人心行处灭，言语道断；
问师何往，因知彼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对弘一大师精神信仰知之甚深的马一浮作哀诗两首，对弘一大师的佛门修行进行了总结。其诗曰：
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
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
只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春到花枝满，天心月正圆。
一灵原不异，千圣更何传。
交淡心如水，身空火是莲。
要知末后句，应悟未生前。
一向敬仰法师的叶圣陶挽诗云：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其谢与缺，罔非自然。
至人参化，以入涅槃。
此境胜美，亦质亦玄。
悲欣交集，遂与世绝。
悲见有情，欣证禅悦。
一贯真俗，体无差别。
嗟哉法师，不可言说。
11月8日，范古农、夏丏尊等上海各界与佛教界人士共20余人座谈，讨论组织弘一大师纪念会，出版弘一法师纪念号，各方投稿踊跃。上海还发起成立了弘一图书馆。马叙伦诗云：
五陵裘马最豪华，看尽长安陌上花。歌舞霎时齐放手，一枝禅杖一袈裟。
四分律戒已森森，一味归依平等心。降龙伏虎人何在，道向泉州寺里寻。
天台初祖妙书传，智永千文八百篇。我亦乞师书一纸，艺林珍重比前贤。
泉州各界组织了弘一法师纪念会，《泉州日报》为弘一法师出版纪念特刊。当年阴历十二月十五日，弘一大师圆寂百日，在大开元寺举办纪念会，征集大师遗作及纪念文字，收到各方诔词甚多。当年12月至次年3月，上海《觉有情》杂志连出五期“弘一大师纪念号”，刊出包括夏丏尊、姜丹书、叶恭绰、袁希濂等俗界友人及佛教界人士的纪念文字。随后几年间，大师的一些书简、文钞得以行世，多种纪念和回忆大师生平的文字，包括年谱著述也陆续问世。
在这几年内，泉州、上海等地逢法师圆寂周年之际，都会举行各种纪念、展览活动，以为缅怀。在随后的年代里，人们也没有中断过对弘一大师的追念。这位才情横溢的艺术家、艰苦卓绝的律仪僧，已经化身为一个特定的文化与精神符号。
1947年，丰子恺为刘绵松编辑的《弘一大师全集》作序，文中说：
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作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作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作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的，八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也已经是难得的“人上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的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
1963年10月，叶圣陶《题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云：
花枝春满候，天心月圆时。以此证功德，人间念法师。
1980年为弘一大师诞生百年纪念，海内外举行了多种纪念活动。这一年，赵朴初有诗曰：
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
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七 不能忘却的家族
亲情的平淡延续
出家后的弘一法师没有再回过天津故里，但他与桐达李家的亲情，在兄长李文熙和原配妻子俞氏在世时，仍然在断续地延续着。
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李叔同按月向天津的家庭提供经济资助，也时有书信往来。出家以后，虽然弘一法师很少谈到他的家庭，但如果别人问起，他也不讳言。丰子恺在《法味》中说，弘一法师到他家的时候，曾经有人问起他家庭的事，他说在天津还有阿哥、侄儿等，“起初写信去告诉他们要出家，他们覆信说不赞成，后来再去信说，就没有回信了。”
大师晚年在永春的时候，宁波人郁智朗有出家的愿望，曾就此与弘一有不少书信往来。当时郁的家庭反对郁出家为僧，弘一在写给郁的两封信中曾经提到：出家事，宜先向家族诸人陈明，否则将来不免纠葛，他本人出家以前，曾经先向眷属宣布。如果妻来寺寻见，“以于当面自杀而迫喝之”。这里李叔同所说的眷属，应该是指当时寄寓上海的日籍夫人。从这里可知，李叔同出家前，天津的家庭和日籍夫人都知道此事，但没能阻止他。
桐达李家不赞成李叔同出家是很正常的，僧人属于三教九流之列，在社会上地位不高，以李家的身份，出一个和尚，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更何况李叔同在天津有妻室，有两个儿子呢？
李叔同的妻子俞氏出身于天津的一个茶商家庭，比李叔同长两岁，属虎，李叔同属龙，李家的老保姆王妈妈说他们夫妻是“龙虎斗”的命相，一辈子合不来。李叔同出家为僧，对俞氏刺激很大。有两年时间，俞氏到一家刺绣学校学绣花解闷，后来又在家里找了几位女伴，教她们绣花，不过时间不长就散班了。有时，她也带孩子们串亲戚，常去的除了娘家外，就是李叔同的盟兄李绍莲家。李绍莲是天津有名的“大树李家”的后代，曾经在天津银行界任职，李叔同离津后，曾托付李绍莲照顾俞氏母子。两家的孩子很要好，每年暑假，俞氏都会带两个儿子去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大约在20年代，弘一法师曾有信给李绍莲：
岁云暮矣，积阴凝寒。言念仁者，渺在天末，靡由省展，惆怅何如！岁月不居，衰老寖至。儿时知交，大半零落。墓门青草，巷口斜阳，人事无常，怆焉兴悲！惟有仁者，时相筹问，辄深旧雨之想，寻怀朝露之懔。余与仁交，垂三十年，相知以心，亲逾骨肉。入山以来，时且驰想。为忆仁者，滞情尘网，匪假如来慈力，宁脱忍域苦轮？念佛一门，诚为津要矣！曩邮印光法师文钞，当达丈室。幸以清暇，研味其趣。或有未达，无遗下问；愿穷凡旨，以酬来旨。附斋佛典一函，悕垂省览，以自督励。流光迈驰，眴息来世，幸宜及时努力，毋致将来忧悔。
从信的内容可知，弘一法师二次南迁以至出家后，李绍莲还“时相筹问”，弘一法师从李绍莲这里能否得到一些家族的消息？
李叔同出家后，李文熙曾经打算让俞氏去南方劝李叔同还俗，但俞氏伤心已极，推说“您不用管了”，最终没有成行。不过，黄炎培却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经过了几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我当时的夫人王糺思伴他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寺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浆一浆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
李叔同未出家前，与俞氏的关系比较平淡。早年在上海时，尽管有母亲和俞氏在身边，俞氏在这一时期还为李家生育了两子，但李叔同仍有走马章台、游戏声色之举，虽然文人习气大致如此，但这里或许也有李叔同与俞氏之间感情乏淡的因素。弘一法师出家后，向外人谈到过仲兄、侄子，谈过自己父亲和母亲的情况，但几乎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妻室。一方面，他可能不想让人知道俞氏的情形；另一方面，或者也有感情淡漠的原因。
据李端说，俞氏性格温和，从来没有动手打过自己。俞氏对李叔同出家的感受恐怕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尽管她对两人感情上的疏远是明白的，但作为妻子，要接受丈夫出家的现实并不容易。旧时代的婚姻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桐达李家这样的大家族中，妇道人家很难有什么地位，更何况两人只存在夫妻的名分呢？作为自己名分上的丈夫，她可以接受李叔同出没于花街柳巷的行为，可以接受丈夫娶一位日籍女子为外室的事实，但不能接受丈夫的出家。李端说，父亲出家，给他母亲的刺激很大，绝非虚言。
李文葆是李叔同的长兄，但比李叔同年长近五十岁。李文葆婚后早亡，留下寡妻和一子一女，其子绳武又婚后早亡，这一支就仅剩一女，后来嫁与姚姓京官，生有一女名姚国秀，姚国秀又嫁与山东黄县丁姓，生一女名丁玉芳，与女儿、女婿、外孙等同住北京，并与李文熙一门的后人一直都有来往。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中说，大姑母的女儿，就是李文葆的外孙女姚国秀生前说她自己与母亲都信佛，曾专程去杭州找过三老爷（三外祖父），经过多次寻访和乞求，有一位和尚接见，说：我就是李叔同，你回去吧！
李叔同第二次南下后，再没有回过天津。
1943年，弘一大师弟子因弘在《恩公弘一音公驻锡永嘉纪略》一文中说过这样一件事：大约在1922年，弘一有次接到天津的家信，托言去了暹罗，原信退回，并称“吾即出家，岂复以业缘自扰也。如信中语吉，生欢喜心，不吉，生烦恼心，徒损无益”。
1926年阴历正月初三，俞氏在天津故去，家中给弘一去信报丧。弘一当时在温州庆福寺静修，正月二十七日，弘一给师父寂山和尚的信中说：
前数日得天津俗家兄函，谓在家之妻室已于正月初旬谢世，属弟子返津一次。但现在变乱未宁，弟子拟缓数月再定行期，一时未能动身也。
弘一当时虽然有北行天津的打算，但最终未能实现。
1927年，俗侄李麟玉从法国回国抵沪后，顺路到杭州看望了自己的叔父。接着，李文熙的连襟、也是李叔同青年时代的友人李石曾，也到杭州寻访弘一。在这之后，弘一法师有了回天津一行的打算，并预先致信天津。李文熙在天津得知弘一有意返津的消息后，致函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