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谷的黑奴妻分别一场，评判最好。息霜除爱美柳夫人之外，另饰一个男角，都说不错。可是他专喜欢演女角，他为爱美柳夫人作了百余元的女西装。那时我们的朋友里头惟有他最阔，他家里头是做盐生意的，他名下有三十万元以上的财产。以后天津盐商大失败的那一次，他哥哥完全破产，他的一份也完了。可是他的确是个爱好艺术的人，对于这些事，不甚在意，他破了产也从来没有和朋友们谈及过……
老实说，那时候对于艺术有见解的，只有息霜。他于中国词章很有根底，会画，会弹钢琴，字也写得好。他非常用功，除了他约定的时间以外，决不会客，在外面和朋友交际的事，从来没有。黑田清辉是他的先生，也很称赞他的画。他对于戏剧很热心，但对于文学却没有什么研究。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的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自我演戏以来》）
这次演出的五幕分别是“解尔培之邸宅”“工厂纪念会”“生离与死别”“汤姆门前之月色”“雪崖之抗争”。演出很是成功，台上演员沉浸在角色的喜怒哀乐中，台下观众被凄凉的剧情深深感染。李叔同扮演的爱米柳夫人身着粉红色的西装，身形窈窕，举手投足活脱西洋贵妇模样。在第四幕“汤姆门前之月色”中，他又逼真地扮演了一个醉汉的角色。
日本戏剧界对这次演出也有热烈的反应，东京的《每日新闻》《万朝报》《朝日新闻》等报纸都发表了评论文章进行称赞。一篇文章说：“本人对于票友的演技，起初总有些蔑视的心理，这是戏剧的常情，假如演技比预想的略胜一筹，往往会过分赞扬，并且愿意称赞也是自然的情感。我对各位先生的戏剧所以骤然深感敬佩的，也许有不少原因是由于出乎我预料之外。再者，各报纸的评论家们都齐笔称赞也可能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总之，各位先生这次的成绩，当然可以说是我国票友戏所不能同日而语的。而且，不但远远超过了高田、藤泽、伊井、河合等那些新派剧的价值，其技术方面可以说也远胜于他们，我想这不是过分的美言。”
在这以后，春柳社还演出过《热泪》《生相怜》《画家与其妹》《不如归》等剧目。《热泪》原名《杜司克》，由法国作家萨都创作，日本人译为《热血》，留学生译为《热泪》，春柳社将原来的五幕改编为四幕，该剧中心是宣传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对鼓舞留学生参加革命起了积极作用。《热泪》演出时，当时革命派的第二号人物黄兴亲自赶来祝贺，足见其影响。
《黑奴吁天录》和《热泪》这样的剧目，思想倾向是非常鲜明的。清政府驻日使馆深感不安，不时对春柳社的活动进行阻挠，最后以取消参加演戏者的留学费用相威胁，迫使春柳社停止活动。与此同时，春柳社自身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在演出《生相怜》时，没有能够引起观众的反响。欧阳予倩说，李叔同“参考西洋古画，制了一个连蜷而长的头套，一套白缎子衣裙。他扮女儿，曾孝谷扮父亲，还有个会拉梵娥铃的广东同学扮情人。谁知台下看不懂──息霜本来瘦，就有人评量他的扮相，说了些应肥、应什么的话，他便很不高兴……他自那回没有得到好评，而社中又有些人与他意见不能一致，他演戏的兴致便渐渐地淡下去……便专门弹琴画画，懒得登台了！”
春柳社在东京的活动虽然告一段落，但它播下的话剧种子却开始漂洋过海，在国内发芽生长起来。1907年，春柳社社员任天知返回上海后，与王钟声合作组织了一个话剧团体春阳社，并且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一所话剧学校──通鉴学校，演出过《黑奴吁天录》《官场现形记》《徐锡麟》《秋瑾》《迦茵小传》等剧目，1910年，任天知又组织了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进化团，在南京、宁波、汉口等地巡回演出，颇有影响。武昌起义后，任天知等立即排演了《黄鹤楼》《共和万岁》《黄金赤血》等，旗帜鲜明地为革命摇旗呐喊。欧阳予倩、陆镜若等春柳社成员回国后，于1912年组织了“话剧同志会”，以“春柳剧场”的名义演出过不少具有进步、革命思想内容的剧目。在这以后，话剧便逐渐成为中国戏剧中一个重要的表演形式。
艺术熏陶生活
留日期间李叔同的个人生活，只有一鳞半爪的记载。
从事艺术活动的人，现实生活往往就是他们的表演舞台，艺术渗入人生，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因之而别具一格，也有谓之为艺术气质者。艺术家的生活或具浪漫气息，或具悲情色彩，总之要区别于一般凡夫俗子。
李叔同之偏爱艺术，跟他的万贯家产有关。倘若像一些穷留学生一样，每日为衣食分心操劳，或时不时为房东赶出，还有什么心情沉溺于艺术，做纯粹的精神享受呢？作为富家子弟，李叔同不必为生计奔波，而且请得起女仆、模特，在留学生中当然属上层行列。欧阳予倩说他有30万的家产，未必就是确数，但在当时留学生中，李叔同确实是有钱人。他能够花百余元为自己制戏装，也不是一般留学生所能做到的。一百元对当时的留学生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对照章宗祥1901年在《日本留学指南》中所核算的留学费用，这些钱可以支持一个学生到日本生活半年，当然，前提是愿意过简朴的生活。
清末留日有公费、自费之别。按章宗祥在《日本留学指南》中的说法，留日费用主要包括学费、旅费（住宿费）、书籍及笔墨纸费、杂费等项，另外还有衣服费及交际、旅行等费。“就其至俭之数”估算，一年“多者二百多，少者百余金已足。”李叔同1917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曾以薪水节余资助弟子刘质平在日本的学费，每月20元（当时李叔同月薪为105元）。在致刘质平的信中，李叔同称“中国留学生往往学费甚多，但日本学生每月有廿元已可敷用。不买书、买物、交际游览，可以省钱许多。”可见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再结合其他资料判断，留日学生每人每年所需，二百余元当为最低程度，一般三百余、四百元上下，就可以保证其学习和生活的需要。
官费生的标准到1906年末始有统一规定。官费生学习普通学科，及肄业私立高等专门学校和私立大学者，每人每年学费日金400元整。肄业官立高等专门学校者，每人每年学费日金450元整。官立大学者，每人每年学费日金500元整。其入官立大学只习选科者，每人每年学费日金450元整。官立大学学生实验旅行等费，则酌核支给。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平均每名官费生每年费用在450元至550元间，实际费用可能超出这一标准，但不会太离谱。
自费生的情形则有很大差别，其中大多数应是上层官绅富商家庭出身——从理论上讲，寒士很难负担这笔费用。1904年四川留学生一份劝游学启提到，当时日本学生课后有拉车谋生者，而中国学生则尚不至此，可见无论公费自费，中国留学生普遍的经济状况还说得过去。当然，自费生中确实有经济条件差一些的，有的是典卖家产才凑齐留学费用，还有很多是抱着入学后补官费的愿望，在经济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东渡日本。按规定，凡自费生，能考入官立高等，或专门学校及大学者，应由留学生监督商请该生本省督抚，改给官费。1903年初，吴玉章与其二哥自费到日本留学时，其长兄靠变卖田产，为二人凑了二百多两银子，到1904年初已基本用完。吴玉章不得不经常拖欠学费，在时欠时交中维持到从成城学校毕业。直到考入一所大学预科，循例补为官费，学费问题才得以解决。
李叔同赴日时是公费还是自费，不好查证。但东京美术学校属官立高等学校，应该可以申请官费资格，其同学曾孝谷即为官费生。就李叔同在直隶教育界的人脉关系而言，申领官费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当时留学生管理特别马虎，1906年赴日的周作人提到：“就是你不进什么学校，也不过问，一样可以领取学费，只要报告说是在什么地方读书就好了。”从目前所见资料中，还不能了解李叔同是否补过官费。但无论如何，他在当时留学界属于经济条件优越的少数人之一。留学生到日本后，一般住在专为学生提供便宜食宿的旅馆（下宿屋）。周作人以官费身份留学日本时，最初就寄宿在一处专住中国学生的中下等下宿屋，名为伏见馆，“房饭钱每月不出十元，中午和晚上两餐饭，早上两片面包加黄油，牛奶半磅，也就够了”。后来周等五人合租了一处房屋，每月租金35元，每人分摊7元，反而花费更多一些。当时李叔同是单独租屋居住，这可能与他学习西画需要更大空间有关，但也可见他生活条件的优越。
丰子恺说，李叔同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李叔同在东京的生活，过得十分讲究适意，这一点，弘一法师自己也承认，那时的生活确实是非常考究。在日本期间，李叔同还尝试学习日本的生活方式，穿和服，早浴，用长火钵。姜丹书后来说李叔同每日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大概就是他在日本时形成的习惯。
李叔同孤僻的性格给同一时期的留学生留下了印象。欧阳予倩说，自从李叔同演过茶花女后，许多人认为他是个“风流蕴藉有趣”的人，实际上他的脾气是“异常的孤僻”。
有一次，李叔同约欧阳予倩早晨八点钟见面，因为他的住处与李叔同相隔很远，赶电车耽误了些时间。及至到了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李叔同开了楼窗，对欧阳予倩说：“我和你约的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说完便一点头，关上窗门离去了。欧阳予倩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
尽管遭遇到闭门羹，但欧阳予倩觉得李叔同虽然性格孤僻，但律己很严，责备人也严，两人“交得来”。
徐半梅也讲过类似的故事，不过，遭遇闭门羹的不是欧阳予倩，而换成了吴我尊。吴是江苏留学生，也是春柳社成员，后来成为戏剧家。说是李叔同约吴我尊在下午二时到他家去，不料吴我尊迟了五分钟，李叔同便不肯开门，在楼上开了窗，说：“我约你的，是下午二时；现在时刻已过，恕不开门了。我们再改约日期吧！”吴我尊只好怏怏而回。
韩亮侯是江苏泰州人，其时留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是李叔同在东京结识的友人。他对李叔同在浙一师的弟子李鸿梁说过同样的故事，但没有提到被拒绝的是谁。看来，此事不仅发生过，而且在留日学生中还流传了不同的版本。
李叔同性格中或者有孤僻的因素，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从青年时代就习惯了文人式的交游，在天津他有盟兄，在上海有与许幻园等人的订交，从事过鬻书卖字，也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其交往范围不能算小。从一些片断资料中可以看到，留日期间，李叔同在勤学之余，也颇有一些交游。除了与随鸥吟社的汉诗人唱和外，李叔同与曾孝谷、陈师曾还参加日本书画界的淡白会，该会每月聚会一次。“开会时，陈设会员作品，当筵挥毫，出品交换”。该会规模不大，仅十余人。“人品皆风雅娴静，其作品极潇洒清疏，洵不愧淡白之名”。李叔同等人与会时，“日人当年乞书画者尤多”。淡白会给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2年他在上海组织文美会，就模仿了淡白会的方式。
当然，李叔同留给他人严谨、孤僻、至情至性的印象，并非全无依据。出家后的弘一法师曾经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李叔同的这种性格看来是由来已久的。艺术家大多是性情中人，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
韩亮侯曾经讲过他与李叔同结识时的一幕：有一天，他在日本的一场音乐会里，发现一个衣服褴褛的座客，他想这种资产阶级的西洋人的音乐会里，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呢？这门票又怎么会给他买到的呢？后来等到散场时，相互招呼之后，这人还邀请韩到他寓所去坐坐，为好奇心所驱，韩亮侯就跟他走，不多一会，到了一所很讲究的洋房，他住在二楼，一进房，韩吃了一惊，满壁都是图书，书架上摆着许多艺术意味的小玩意儿，屋角上还有一架钢琴，一下子把韩弄糊涂了。后来，这人又换上笔挺的西装，邀请韩亮侯到外面去吃饭。当然，这人就是李叔同。
沉浸在艺术中的人，往往会有一些被人视为怪癖的生活习惯。李叔同年少时，喜欢养猫，1896年他在一封信上的署名是“天津猫部缄”。姜丹书说，在东京留学时，他曾经往家里发过一个电报，问猫安否。
关于这种怪癖，徐半梅还说过一件事：有一天，李叔同日籍夫人的母亲来探访女儿，谈了半天，忽然天下雨了，岳母要借一把雨伞回去，但李叔同无论如何不答应，并且对岳母说：“当初你女儿嫁给我的时候，并没说过将来丈母娘要借雨伞的。”如果这个记载属实，李叔同就太不近人情了。
不过，曾是李叔同南洋公学同窗的黄炎培却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他说，李叔同态度一贯温和静穆──“我看到‘不肯把雨伞借给丈母娘’的记载，有些惊讶。”
无论如何，李叔同确实有些不同常人的生活方式。
艺术毕竟是抽象于生活之外的东西，从事艺术创造的人往往有敏锐的洞察力，比一般人更强的想象力。艺术的创造过程，也是艺术家把自身的主观世界注入艺术品的过程，强烈的个性色彩使艺术活动显得神秘，引发的是人们对艺术家个人生活的好奇和猜测。对艺术家来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与此同时，艺术的精神渗入他们对生活的理解过程，艺术也熏陶着他们的生活。作为艺术家的李叔同，显然有自己特别的性格和人生态度。对于这种性格和人生态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主要还是集中在他的生活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上。
徐半梅认为李叔同脾气太怪，“在社会上是此路不通的，所以只好去做和尚。”吴稚晖说，李叔同可以做个艺术家而不做，偏去当和尚，也对他的人生态度不满意。
在李叔同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看来，他的人生仍然是积极的，但这种积极与一般的勇猛精进不同，浸淫于艺术世界的李叔同走了另一条路径。
艺术与李叔同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曾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顾一尘，从艺术家的性格来分析李叔同的生活态度。他说，虽然弘一法师出家了，但给他的印象和刺激始终是积极的、雄壮的、欢喜的、豁达的：
他有一妻一妾，而又走马章台，折柳平康，这时代他正如尼采所说的达奥尼苏斯那种类型。他是热烈的，冲动的，兴奋的，冒险的，狂喜的，“他尽量争取刹那间的欢乐，如瞽如痴，随着生命的狂澜流转”。可是到了一个时期，与其说他是出了家做和尚去，倒不如说，他是走上其他艺术家也常走到的另一个极端的路子上去了，这时候他正是那另一种类型的亚波罗，他是和平的，冷静的，安闲的，智虑的，玄想的，但不是消极，他向“亚波罗凭临奥林庇斯高峰，雍容肃穆，转运他熠熠生辉的巨眼，普照世间一切”，这也就是具有二重性格的“极端主义”的艺术家。像歌德有时丢开一切抓住一个女性狂恋，有时却埋头日夜苦干；像富家子的塞尚，离了家庭躲到乡间，埋头向画面发挥，像哥根抛弃巴黎的布尔乔亚生活，而孤零零地跑到荒凉的蛮岛，执着画笔。弘一法师的出家真的像这些大艺术家的行径，专心攻钻他的艺术──书法──和哲理，虽然他把其余的姊妹艺术丢开了，但这由博返约的办法，正如尼采所说：“不但要博，还要伟大”，他是丝毫没有消极的。（《纪念弘一法师》）
李叔同与苏曼殊曾经都是南社的成员，苏曼殊也有过出家的经历，但两人的意趣却不一样。陈祥耀把弘一、曼殊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弘一是艺术家，典型的高僧，曼殊则是浪漫的才人。曼殊才情的奔放，为世人所共知，其才思是向外横溢的；弘一的才思，一贯为人的态度，都是向内收敛的——这是两人最大的不同。他说：
这不是由两人出家后的生活方式的不同看出，从两人早年的文学作品中就可知道。老人的旧诗词，虽也多近绮艳，但风格很异曼殊：说水，曼殊的使我想起春波的嫩绿，老人的使我想起秋潭的空碧；说花，曼殊的使我想起带着清明烟雨的楼角的梨树，老人的使我想起夏日清池中的莲蕊；曼殊的较有浓烈的感情，较有动人的丰韵，较为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论文学的，也较为偏取这一种，老人的绮艳诗，慢慢地想收敛上芳洁的一途，想洗净到司空表圣所说的“体素储洁，乘月返真”的一途，就诗的“品”言，我们或许还更有取于老人的。（《纪念晚晴老人》）
以艺术为缘，李叔同在日本期间生活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一位日籍夫人。
关于李叔同的家庭情况，弘一法师圆寂后，有几人在回忆文章中称李叔同在出国留学前已有一妻一妾。赵家欣在《弘一法师的生平》一文中提到，当时“日本女子大多喜欢嫁给中国留学生，这个多才多艺的中国青年更为不少日本少女所倾倒，虽则他那老旧的家庭中，已经有一妻一妾，但当他学成回国时，仍有一个如花似玉的日本太太跟他一块儿回到中国来”。前面提到的顾一尘称其有一妻一妾，也似乎不是指这位日籍夫人。僧睿在《弘一法师史略》一文中则称，包括日籍太太在内，李叔同在俗世有一妻两妾二子。但根据目前的了解，李叔同除了原配夫人俞氏和日本太太外，并未接纳过其他女子为妾，此说或者属于误传。
关于李叔同的日籍夫人，一般的说法是，李叔同在日本学习西洋绘画期间，曾雇请一位日本女子为模特，日久情生，后来便成了李叔同的日籍夫人。但1938年高文显在《弘一法师的生平》一文中则说，这位日姬是李叔同在东京时的同学，“也是能教艺术的”，随李叔同回国后，是“一位很好的内助”。李叔同一生对这件事从未有过交代，世人甚至连这位日本女子的名字都不知道。一些传奇小说类的传记里，或称其为雪子，或称为诚子，还有叫千枝子、叶子的，但似乎都没有什么根据和出处，大约只是作者凭空杜撰或演绎得来。
林子青在《弘一法师年谱》中提出一个见解。李叔同出家前，有过一次断食。在《断食日志》中，有两处提到“福基”，第十一天：“是晚感谢神恩，誓必皈依，致福基书”，第十二日：“因寒不敢起床。十一时福基遣人送棉衣来，乃披衣起。”所以他推测“福基”也许是李叔同日籍夫人的真名。
李叔同的结发妻子是俞氏，从李叔同独自留学日本多年来看，俞氏与李叔同的关系可能并非十分融洽；即使两人感情尚可，李叔同抛家小舍妻儿，一人留学日本，也难免会有情感上的寂寞。在当时的留学界，中国学生与日本女子交往并发生爱情的事时有出现，李叔同有一位日籍夫人也不足为奇。
李叔同后来用“放浪无赖”来总结他在日本的这一段生活，似乎表现出一种忏悔的态度。这种“放浪”的说法究竟何指，他没有讲。除了与这位日籍女子的感情纠葛外，还能有什么事更称得上“放浪”呢？
在关于李叔同的各种资料中，这位日籍夫人只是偶尔出现过寥寥几次，有关她的身世和后来的结局便显得格外神秘。不过，李叔同并没有向天津的家隐瞒这位日籍夫人的事情，他的家族也没有否认这位日籍夫人的存在，桐达李家的后人称之为“日本奶奶”。李端回忆说：
我还见过先父画的一张油画，是一位日本女人的头像，梳的高髻的“大阪头”，画面署名“L”，四周有木框。这张油画在分家后由我保存，以后先后迁住粮店街吉家胡同和西沽当铺西街时都挂在我的住房中。“七七”事变以后，西沽的北洋大学住了日本兵，西沽大街上常有日本兵经过，我又住的临街房子，害怕日本兵闯进来后这张画有可能招惹是非，就摘下来丢到厨房里，以后也损坏了。现在推断，L的署名当是“李”字的英文拼音字头；画中的日本女人，也可能就是我父亲从日本带回上海的那位日籍夫人。（《家事琐记》）
生于1930年的李准之子李曾慈，是李叔同的嫡孙，也见过这位“日本奶奶”的画像。他说，祖父的遗物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两幅大小不同但又配对成套的油画。前面李端提到的是一幅，另一幅较大，上下高约七尺，宽约五尺，分家时归李准名下。画面是一个游泳的女人身像，在蓝绿色的水中，一裸女两臂伸张，作向水上浮动状。头发很长，发在水中漂浮，水中的形体略似模糊。画的右下角签有红油色的“Li”两个英文字母。李曾慈认为，这两幅油画当时都挂在故居“意园”的洋书房里。客厅里挂裸体画在当时社会十分少见，所以在李家亲朋中作为一件奇事流传了多年。
关于这位日籍夫人的画像，李叔同弟子李鸿梁也见过一些。他说，有一次替李先生收拾从上海刚带到杭州的一只箱子，发现很多张油画是同一模特儿的。后来据夏丏尊先生说，这就是日籍的师母。
李叔同与这位日籍女子的爱情虽然遗落了更具体的情节，但在李叔同为她所作的油画里，已经隐约透露出异国之恋那种罗曼蒂克的情调。
这位日本女子随李叔同生活数年后，于1911年陪伴李叔同来到中国，李叔同把她安排在上海居住，他从此有了天津、上海一南一北两个家。
在李叔同的友人和学生中，相信不少人见过这位日籍夫人，但很少有文字的记载留下。在杭州任教时，李叔同在上海的海伦路安家，浙一师学生李鸿梁说，这个地方他去过好几次。李鸿梁能去，别人当然也能去，应该有不少机会与这位日籍夫人见面的。
提到日籍夫人最多的，是关于李叔同出家时情景的记载。
姜丹书说，李叔同出家时，曾剪下自己几根胡须包赠其日籍夫人。
曾在浙一师读书的石有纪称，李叔同出家后，闭起关来，不与任何人见面，这位日本姨太太在寺里悲悲戚戚地哭过十几天，也终于得不到一面。
曾亲近弘一法师的高文显有生动的叙述：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师的出家，却引起情魔来缠绕了。他的日本太太携着幼儿，从南京赶来，要来和他会面。但是铁石心肠的他，连会面的因缘也拒绝她，她没有办法，只好再三地恳求，说他的爱儿也同来见他。可是他更表示坚决，吩咐通报的人，请对她说，把他当作害虎列拉病死了一样，一切家庭的事，从此不过问了。她知道他信仰宗教的热情，已达于极点，只好携着爱儿北上天津，交给他的家属，然后自己凄然东归，以成就他的道业。（《弘一法师的生平》）
按照这里的说法，李叔同与这位日籍夫人还有一位爱子。在离开中国返日之前，还把爱子送到了天津的李家抚养。僧睿在《弘一法师史略》中也提到日籍夫人抱子求见之事。但在李家后人的回忆中，找不出任何有关李叔同与日籍夫人所育爱子的记述。事实的真相扑朔迷离，已难有确切的证据了。
丰子恺之女丰一吟明确说，这位日本女子没有生育。李叔同出家时，托友人将其送回了日本。
清末民初上海教育界的一位重要人士杨白民，是李叔同交往20年的好友。他的女儿杨雪玖回忆说，当时，这位日本夫人曾找到杨白民家诉说：日本的和尚是容许有妻室的，为什么李先生要遣返她？经杨白民解释后，日本夫人便央求杨带她到杭州，再见李叔同一面。到杭州后，杨独自到虎跑寺向弘一提出此事，弘一推辞不掉，就相偕到湖滨一旅馆。杨先去散步，两人单独会面。据说弘一给了她一只手表为纪念。这位夫人原是学医的，弘一安慰她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会面毕，弘一乘船离去，头也不回一下，夫人失声痛哭，只得与杨一同返沪，就此回日本去了。
宽愿是李叔同出家后所收的一位徒弟，他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师父笑着对他说：“宽愿，我带你到大东门去吃面，这家面店的老板会特别给我加料，味道十分好，也不要付钱的！”宽愿跟着师父到面店坐下，师父说，附近的鸡毛弄就是他的老家，他就生在此处，教书时就住在这家面店楼上，与面店老板很要好。不一会，老板娘过来招待，师父问：“老板在吗？”她回答：“他去世已多年了……”，师父也就不说什么，要了两碗素面。正吃着，老板娘又过来问：“这位大师父！我男人在世时，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记得是姓李的，什么名字我记不起了。他原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书，听说是教画画的。师母是一位贤惠的日本女子，夫妻俩感情也很好。”说到这里，她叹了口气，接着说：“可是，不知怎的，这位先生突然出家当了和尚，忍心丢下日本妻子不管了！可怜呀！这位日本师母每天哭丧着脸，伤心得饭也不吃，我们劝她也没有用，最后孤苦伶仃地回日本去了。”说罢，她瞟了俩人一眼，似乎想从俩人身上得到什么信息。她说：“不知你们两位师父认识不认识那位和尚？”师父毫不动容，静静地听她说完，然后淡淡地回答说：“哦！你说的那位和尚，我认识，但不知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师父说完，付了面钱就走，宽愿默默地跟在后面，此时此刻，不知师父在想些什么。
这段话说得云里雾里，难辨真伪。弘一法师生于天津是众所周知的，他不会也没有必要向宽愿打诳语，何以会有出生在鸡毛小弄之说？看来，宽愿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李叔同的一生，纠葛在情感的旋涡中，母亲的身世让他感到痛苦，与家族亲情的割离对他也未尝不是一种伤感，上海与天津的两个家同样也在撕裂着他的情感，据李端说，打他记事起，没有父亲在天津家中过春节的印象。隐隐之中，让人感觉到李叔同后来的出家与他的情感历程有一分内在的联系。无论如何，从平常人的眼光来看，他欠了两个女人的情分。
五 一半勾留是此湖
二次南迁
李叔同完成在日本的学业是1911年的春天。
从日本回国后，应早年的金石之交、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校长周啸麟之聘，李叔同在天津任图画教员，后来又执教于直隶模范工业学堂。在天津的这一年时间，是李叔同自1898年奉母南下后，在家乡住的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家乡生活。
1912年春，李叔同再次从天津到上海，从此再也没有北返故里。
李叔同这次到上海后，任教于上海城东女学，讲授文学和音乐。这所学校由李叔同的老友杨白民创办，位于上海南市竹巷。女学校利用杨家的房子开办，是家庭式的，几间厅堂做课堂，其余屋子除杨家居住外，用作学生宿舍。杨白民担任校长，他的夫人负责管理学生。除一些基本的中西文外，该校还设有缝纫、烹饪之类课程。
1912年4月1日，由陈其美等人主持的《太平洋报》在上海创刊，叶楚伧为总主笔，李叔同与柳亚子、苏曼殊、林百举、姚鹓雏、胡朴安、胡寄尘、陈无我等同任主笔，负责编辑广告和文艺副刊。在《太平洋报》发刊当日的祝词栏中，有一篇祝词署名为“江东少年”，祝词谴责了清朝政权对汉族二百余年的统治和压迫，颂扬革命，称赞报刊在革命宣传中的作用，并以此寄望于《太平洋报》，祝愿人民思想开通，共享共和。李叔同早年治有“江东少年”印，郭长海先生据此推断该贺词为李叔同手笔。
20世纪初年，李叔同在上海、日本生活期间，多大程度上介入了政治活动，由于资料的缺乏，不太容易做出恰当的判断。近年来，郭长海先生发掘的一些相关资料，为我们了解李叔同的政治立场及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尤其是1912年5月下旬到6月中旬，李叔同在上海《天铎报》发表的几篇文章，比较清晰地表明了李叔同当时的政治倾向。
《天铎报》由清末著名立宪党人、浙江人汤寿潜创办于1910年，辛亥革命前逐渐倾向革命，国民党日后的重要人物戴季陶曾任该报主笔。武昌起义时，后来是民国著名评论家、又因从政被称为“蒋介石之文胆”的陈布雷一度受聘该报，连续撰文赞扬革命，并因此在上海报界初露锋芒。民国初年，该报坚持反对袁世凯斗争，直到1913年被迫停刊，是南方革命势力的一个重要的言论阵地。李叔同能在该报发表言论，可见他与上海部分革命人士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1912年2月清帝退位，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3月在北京就职，随后组成以唐绍仪为总理的内阁，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唐绍仪内阁向外国银行团举借外债，但列强则以监视中国财政为交换条件，此举遭到南方革命党人反对，孙中山、黄兴等提倡开办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在这一背景下，1912年5月22日，李叔同以“成蹊”之名在《天铎报》发表《诛卖国贼》一文，文中严厉批评财政总长熊希龄的借款活动，指责北京政府以财政监督权交换借款，难逃卖国之罪，认为解决财政困难，须通过统一财政、举行国民捐等形式解决。显然，此文的立场与南方党人完全一致。
6月17日，李叔同署名“成蹊”，在《天铎报》上发表《闻济南兵变慨言》，对济南军队因缺饷而溃变表示忧虑，认为“军界诸公”应为兵变负责，“彼握兵炳者，但知聚兵之术，而不知养兵之方；但知用兵之道，而不知治兵之法”，呼吁“速善其后，勿再纵兵以殃吾民”。
3天之后，《天铎报》又有署名“成蹊”的《赵尔巽如何》一文，对日本人筹巨资开采东北矿产的举动进行揭露。文中指出，日本的野心，“非使吾东北一片领土，实隶其版图不已”，谴责“三岛之民，何其设计之狠毒，而旁如无人耶”，要求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宁去一官，当据条约以死争，勿以‘力阻无效’四字为卸责地步。”
在这三篇文章中，除第一篇内容稍长外，后两篇都属于短评。这些时政文字言辞犀利，立场鲜明，可以清晰地判断出，南下上海后的李叔同在政治上完全站在革命党人一方。他为民国的成立而欢呼，也为民国的危机而感到忧心。尽管我们还难以把他归于那个时代最激进的革命者行列，但李叔同的政治立场，表明他是中国历史这一大变革的坚定支持者。或者可以说，中华民国所追求的自由与独立，引发了李叔同深深的精神共鸣。
李叔同在任职《太平洋报》期间，与柳亚子等人创办了一个文美会。《太平洋报》上时有文美会的消息。4月1日，文美会成立消息称：
叶楚伧、柳亚庐、朱少屏、曾孝谷、李叔同诸氏同发起文美会，以研究文学美术为目的。凡品学两优、得会员介绍者，即可入会。每月雅集一次。展览会员自作诗文美术作品，传观《文美》杂志，联句，各家演讲，当筵挥毫，展览品拈阄交换等。事务所设在太平洋报社楼上编辑部内。
文美会成立后，入会者十分踊跃。5月14日，文美会进行了第一次雅集，地点在三马路大新街天兴楼，二十多人与会，书画金石大家李梅庵、吴昌硕也作为客人参加。雅集上有同人提供作品出卖，李叔同提供的是一幅以莎士比亚诗作为内容的书法作品，“以篆法书英字”，别具一格。在《文美》杂志中，也收有李叔同一幅名为《盼》的画作，“以洋画笔墨写优美之境，实为吾国画界之创格”。
《太平洋报》广告栏由李叔同负责，十分具有特色，自称为“破天荒最新式之广告”。广告与新闻同版，文字简明，注重图画，形式多样，且时常更换，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太平洋报》曾连载有《广告丛谈》一文，署名“凡民”，郭长海先生推断为李叔同所作。文中指出，广告实为商业战略，对广告定义、广告种类、广告方法、广告能否成为专学等问题都进行了阐发。当时国内的广告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李叔同的这篇《广告丛谈》是否是第一篇研究专文，不易断定，但至少是国内较早阐发广告知识和理念的一篇文章，值得研究近代广告史的学者注意。在李叔同的主持下，《太平洋报》的广告量十分可观，“连日收到各界广告多至数百通”，“属登广告者日必数十起，呈报界未有之盛况”，以至于广告部不得不因延迟登出而致歉意。在此期间，李叔同画了不少广告画，这些广告画生动醒目，富民族特色，有很强的趣味性。《太平洋报》广告开一时之风气，李叔同也由此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中国广告艺术的开创者。
在《太平洋报》副刊《太平洋文艺》上，李叔同还署名“凡民”，连载发表有《西洋画法》一文，文章分序言、总论、分论等部分，对西洋画的概念、基本特点以及学习门径等进行说明，并就木炭画、水彩画、油画等进行分章介绍，这也是李叔同早年在国内传播西洋艺术的一篇重要文字材料。
从《太平洋报》的报道内容看，李叔同回国后与日本艺术界仍有紧密联系。《太平洋报》曾发表数则日本文艺消息，介绍过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西画的情况，以及日本美术界的情形。根据报道，李叔同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还与曾延年一起参加了由当年该校油画科毕业生组织的一个美术团体赤瓮会。该会在1912年举行第一次展览，想来二人都应该有作品展出。
在《太平洋报》期间，李叔同独自住在报馆楼上一间小屋，睡觉、看书、编稿都在室内，除了吃饭下楼，几乎看不到他的人影，这给当时同样担任《太平洋报》编辑的姚鹓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姚称，李“平居接人，冲然夷然，若举所不屑，气宇简穆，稠人广坐之间，若不能一言。而一室萧然，图书环列，往往沉酣咀啜，致忘旦暮”。时为《太平洋报》职员的孤芳后来回忆说：
那时候光复不久——民国元年。人民因为事业成功的容易，大家多有点浮躁的习气，尤以一般文人，积习不能除。就中风头最健者，要算南社的社友。南社创立于满清末年，以文字鼓吹革命和提倡风节作号召，民初之间，最为黄金时代。社中书记——即社长为柳亚子，他在那时候主持太平洋报的文艺栏。报馆里一般编辑，也都是南社的社友，他们在编辑完了的时候，多向歌场酒肆征逐，或使酒骂座，或题诗品伎，不脱东林复社公子哥儿的习气。苏曼殊以一个日本和尚——曼殊好着和尚装，也侧身其中，酒肉厮混。独弘一法师孤高自持，决不溷入，动机早露，在那时候，或已看空色相了。
《太平洋报》随刊《太平洋画报》赠送读者，在这份画报上，李叔同曾经用隶书写英文《莎士比亚墓志》。
莎翁墓志原文是：
Good frend for Jesus sake forbeare，
To digg the dust enclosed heare；
Blest be ye man that spares thes stones，
And curst be he that moves my bones.
据称，李叔同曾将莎士比亚的墓志铭翻译为：
君亦顾，
天之明命，勿伤吾骨。
有保吾之墓者，吾必佑之，
有移吾之骨者，吾必殛之！
今天翻译过来，这几句话的意思是：
看在上帝的分上，好朋友，
切莫挖掘底下的这抔黄土。
让我安息者上天护佑，
移我尸骨者永受诅咒！
莎士比亚是西洋戏剧的泰斗级人物，李叔同研读他的作品，原本也十分自然，但以中文隶书笔法写英文的莎士比亚墓志铭，似乎又很难看作是一时的兴会所至。作为一个艺术家，在李叔同的内心，也许潜藏着一个永远的莎士比亚情结。
杭州的文人们
李叔同这次南下后，在上海的时间并不长，当年秋天，《太平洋报》因为经费问题而停刊。这时，他接到了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的聘书。经亨颐主持的这所学校拟开设图画手工专修科，邀请李叔同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员，李叔同于是到了杭州。从当年秋季学期开始，直到出家前，他一直在这所学校任教。
对于李叔同来说，在杭州任教的这段日子，也是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时期。尽管他说1905年母亲去世后，就一直是痛苦，但只要看一看他在日本的生活──对于艺术的热衷，与日籍女子的情缘，以及为民国成立所填的《满江红》一词，都不能让人想到仅仅就在几年后，那个曾经风流飘逸、时时又会热血沸腾的李叔同竟会在这里遁入空门，做一个和尚。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清末一所重要的官立师范教育机构，1908年正式开学。当时清政府推行新政，国内出现兴办新式学堂热潮，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仿照日本教育体制，一批师范学堂得以成立，该校就是其中之一。辛亥革命后，该校改为浙江省立，1913年又改名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浙江乃至国内的师范教育重镇。
邀请李叔同到这里任教的是时任校长的经亨颐。经亨颐，字子渊，浙江上虞人，年长李叔同3岁，早于李叔同留学日本学习师范，回国后参与该校筹建，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1913年后担任校长，还是当时浙江省教育会的会长。
经亨颐好金石诗词，通书法丹青，提倡人格教育。他的办学思想是德、智、体、美、社交，五育并臻，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和人格养成。曾在浙一师就读的曹聚仁回忆说，他在一师读书时，“每一年级，每一班组，每一星期，总有一小时‘修养’课程由经师自己来讲授；这是他和我们接触的机会。他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他所挂的教育目标是人格教育，和当时上海江苏教育会派黄任之先生等所提倡的‘职业教育’正相对峙。他要我们个个都是健全的公民；他也用了刘劭《人物志》所说的‘淡’字来说明人生的极则，是一碗清水；一碗清水，才可以作种种应用。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他所聘请的教师，学问品行方面，对学生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他所标立的教育方针，也颇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这所学校的校风从这里可见一斑。
对李叔同来说，在这里任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中国传统教育以读经为主，有十分明确的道德指向。清末学堂兴起后，一般学校虽然仍有读经之类旧课程，但大多支离破碎，无足轻重。外语以及数学、物理等实用性的新学知识更受重视。至于艺术、体操之类，虽然也是学校教育的新内容，但在当时风气下，既不为旧派人士所接受，也有别于新式科学课程，在可有可无之间。经亨颐倡导的教育方针，在当时既属难得，也颇合乎李叔同本来的性情与趣味，这可能是李叔同此后始终没有离开该校的一个原因。据称，李叔同接受聘任时曾经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于是经亨颐到处化缘，凑齐了四五十架风琴，才满足了李叔同的要求。从此事中可见浙一师对艺术教育的重视，在当时国内的学校，怕是极少见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