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任教的这几年间，李叔同与早年的友人还偶有机会相见。1915年5月中旬，严修、张伯苓、陶孟和等天津教育界人士一行曾赴杭州，并参观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曾请诸人晚宴，并陪大家游览西湖。也就是在这一年，与李叔同为世交、时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陈宝泉也曾在杭州西湖烟霞洞遇到过李叔同，陈氏有意邀请李叔同北上任教，但未成。陈宝泉记称：“予力约其北来任高等师范教授，但笑应之。及予北归，旋得复书谢绝，未几闻已入空门矣。”
1932年，当年的校长经亨颐为弘一法师手书《华严集句三百》作跋曰：
上人性本澹泊，却他处厚聘，乐居杭，一半勾留是此湖；而其出家之想，亦一半是此湖也。
在经亨颐看来，吸引李叔同在杭州度过俗世最后几年时光的，是西湖。西湖胜景，自然不必一一道来。李叔同对西湖的印象，浓缩在他这首名为《西湖》的歌词中：
看明湖一碧，六桥锁烟水。塔影参差，有画船自来去。垂杨柳两行，绿染长堤。飏晴风，又笛韵悠扬起。
看青山四围高峰南北齐，山色自空濛，有竹木媒幽姿。探古洞烟霞，翠扑须眉霅暮雨，又钟声林外起。
大好湖山美如此，独擅天然美。明湖碧无际，又青山绿作堆。漾晴光潋滟，带雨色幽奇。靓妆比西子，尽浓淡总相宜。
李叔同在1913年一封信中也向人描写过泛舟西湖的情景：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手，不觉目酣神醉。山容水态，何异当年袁石公游湖风味！李叔同提到的袁石公，即明代进士、文学家袁宏道，以提倡文学以“独抒性灵”而著名。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原址是杭州贡院，李叔同1902年以平湖县监生资格参加浙江乡试，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当年来杭州时，李叔同就与故交旧友，“时相过从，辄饮湖上”。1912年李叔同到杭州就教职六天后，与姜丹书、夏丏尊曾有一次西湖夜游。为此，李叔同专门写了一篇《西湖夜游记》，记述当日游湖情景。读者可以品读下面这篇《西湖夜游记》，领略西湖夜色的同时，还可以咀嚼李叔同的文人情趣：
壬子七月，余重来杭州，客师范学舍。残暑未歇，庭树肇秋，高楼当风，竟夕寂坐。越六日，偕姜夏二先生游西湖。于时晚晖落红，暮山被紫，游众星散，流萤出林。湖岸风来，轻裾致爽。乃入湖上某亭，命治茗具。又有菱芰，陈粲盈几。短童侍坐，狂客披襟，申眉高谈，乐说旧事。庄谐杂作，继以长啸，林鸟惊飞，残灯不华。起视明湖，莹然一碧；远峰苍苍，若现若隐，颇涉遐想，因忆旧游。曩岁来杭，故旧交集，文子耀斋，田子毅侯，时相过从，辄饮湖上。岁月如流，倏逾九稔。生者流离，逝者不作，坠欢莫拾，酒痕在衣。刘孝标云：“魂魄一去，将同秋草。”吾生渺茫，可唏然感矣。漏下三箭，秉烛言归。星辰在天，万籁俱寂，野火闇闇，疑是青磷；垂杨沉沉，有如酣睡。归来篝灯，斗室无寐，秋声如雨，我劳如何？目瞑意倦，濡笔记之。
文章前半段很有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对夜游辋川景致的描写，后半部分又有骆宾王《与博昌父老书》中的伤感。实际上，李叔同对王维确实是非常欣赏的，他在晚年说，读王维的诗，“可见隐逸之乐趣。”
以后的日子，李叔同成了西湖的常客，或与友朋同来，或孑然一身，一边饮茶，一边看着悠然的湖光。在惬意的日子，他能够看到西湖的明媚，在失意的时候，他能够看到西湖的幽怨。情随境迁，境随情移，在这些年里，西湖寄托了李叔同的情感。
在西湖边上，聚集着杭州的文人们。
杭州文人的特性与西湖是联系在一起的，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流连于西湖，湖光山色的静谧与文人的飘逸相映照，造就了杭州雅致闲适、淡泊宁静的文人氛围。
这种文人氛围是李叔同乐意勾留杭州的重要原因。
说到文人，应该先说一说“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知识分子是从西方移植来的名称，他们是对现存社会秩序和体制持以批判态度的人群。中国古代没有“知识分子”这一称谓，与之相接近的是“文人”。与西方知识分子批判者的角色和游离的立场不同，中国文人始终有强烈的参与政治与社会的愿望，他们把学术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文人的命运与社会、政治总是紧密联系。出仕做官是人生目的，或者称之为实现抱负的手段。他们虽然有自己的原则，但不拒绝与社会的合作，有时甚至是苟合。
就文人而言，他们与社会、政治、统治者的合作态度，表现为强烈的道义责任感和入世、经世抱负，文人强调经邦济世为己任，希望投身社会政治、建立功业。由格物致知，到修身齐家，最终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以参与社会、建立功业为最高目标的理想人生模式。学术与知识服务于政治，只有通过政治实践才能体现出其价值，特别是在乱世、衰世，文人们更自觉地充当着救亡续绝、挽狂澜于即倒的责任。
中国文人也有与西方知识分子性格上相接近的一面，他们虽然不拒绝与社会的合作，但大体上总能保持与社会的相对距离，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格；尽管这种独立相当有限，却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脱社会，成为社会的观察者，较早预感到王朝衰荣和时代更替的特殊气息。在特定的时候，他们会转化为社会的反省者和批判者，承担变革和改造社会的责任。
不过，在常态的社会中，与社会保持相对的距离，意味着文人多数时候属于失意者，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创造了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标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进”与“退”之间寻找到了心理的平衡；他们以情操自励，品味自娱，自我修养的凝思替代人间俗世的烦嚣；棋、琴、书、画寄兴怡情，笔、墨、纸、砚清雅脱俗；金石篆刻凝注气质，诗酒唱和别见情趣。
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就是这样。国难当头时的披发奔走、慷慨悲歌，与承平时代的才子佳人故事、风花雪月消遣相互映衬，勾勒出中国文人的形象。
晚清以来，国势衰微，对于以治平天下为素志的文人来说，这是他们需要“出山”的时刻。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文人的角色是众所周知的，从魏源、洪秀全、曾国藩、郭嵩焘，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等，尽管他们具体的身份、目标和行为方式各不相同，甚至在政治立场上截然对立，但精神上无不体现着文人经邦济世的情结。
从总体上说，投身社会变革是近代文人的主流，但在特定的时候，文人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回归意识，力求重新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天地，从事自己所熟悉的活动，过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简单地用“失意”来解释并不妥当，这里也交织着他们寻求个体价值的努力。
对于李叔同来说，在杭州的这几年是一个精神困苦的时期。他要寻求一种解脱的方式，需要一种信仰的支撑。民国初年，经历了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有类似的失落和痛苦，他们原以为革命以后，一切都可走上正轨，国家兴盛指日可待。然而，中华民国虽则成立，但社会现实却未见改观，急转直下的民国政局给文人们带来的是暮秋般的凄冷，经过了一番政治搏斗的文人有了倦意，勾起了他们的山林志趣。他们现在要打点自己的行李，回到自己熟悉和适意的生活中去。
民国初年的知识界呈现的是一种双向的流动，一方面，更年轻的一代从书斋流向社会，他们裹挟着新青年的政治热情，精神上处于躁动时期，在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最重要的呼应力量；另一方面，一批经历了清末社会变革的文人却表现出回复平静的趋向，更乐于超然治学，从社会向书斋回归。
李叔同在杭州所接触到的文人圈子，总体上是后一种景况。
作为当时浙江的教育重镇，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13年改名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集合了一批优秀的教师，早期有沈钧儒、沈尹默、张宗祥、周树人（鲁迅）、马叙伦等，后来朱自清、刘大白、俞平伯、陈望道、叶圣陶也都曾在该校任教。李叔同受聘期间，浙一师任教的有夏丏尊、姜丹书、单不厂、堵申甫、王更三等。
看一看这个简单的名单，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浙一师早期的教师里，像周树人、沈尹默在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中都堪称主将，而与李叔同同时任教的这些人，没有过多地介入民国初年的文化反思和批判中，后来的成就大都是在文艺界。这里集合的是一批淡泊的文人，与社会的前途相比较，他们似乎更关心文化本身的存在，他们没有将热情倾注于对旧文化的反省和与社会的决裂，而更表现出对自我情怀的发抒。
在杭州期间，李叔同在篆刻、书法诸学上花费了很大的心力。浙一师校长经亨颐本人精通此学，在西湖边上，有著名的西泠印社，联络了东南的金石名家，是文人向往之所在。当时西泠印社的社长是吴昌硕，李叔同和夏丏尊曾加入了印社，李与印社诸人有不少交往。1914年，他和夏丏尊等一些爱好金石的师生组织了乐石社，研究金石篆刻。在《乐石社记》一文中，李叔同写道：
粤若稽古先贤，继天有作，创造六书，用给世用。后贤踵事，附庸艺林。金石刻画，实祖缪篆。上启秦汉，下逮珠申。彬彬郁郁，垂二千年，可谓盛已。世道衰微，士不悦学，一技之末，假手堣夷。兽蹄鸟迹，触以纍纍，破觚为圆，用夷变夏。典型沦丧，殆无讥焉。
不佞无似，少耽痂癖。结习所存，古欢未坠。曩以人事，羁迹武林，滥竽师校。同学邱子，年少英发。既耽染翰，尤嗜印文。校秦量汉，笃志爱古。遂约同人，集为玆社。树之风声，颜以乐石。切磋商兑，初限校友。继乃张皇，他山取玉。志道既合，声气遂孚。自冬徂春，规模寖备。复假彼故宫，为我社址。而西泠印社诸子，觥觥先进。勿弃葑菲，左提右挈。乐观厥成，滋可感也。
不佞昧道懵学，文质靡低。前鱼老马，尸位经年。伏念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而雅废夷侵，贤者所耻。值猖狂颓靡之秋，结枯槁寂寞之侣。足音空谷，幽草寒琼。纵未敢自附于国粹之林，倘亦贤乎博弈云尔。爰陈梗概，备观览焉。
这篇文字写于1915年，叙述了乐石社的缘起。从中可见，乐石社筹建于1914年冬，正式成立则可能是次年春。在乐石社创建中，西泠印社诸人也有过帮助。乐石社的社友最初只限浙一师的范围，后来则有校外人士加入。《乐石社社友小传》中共有27名社友，其中包括浙一师校长经亨颐及教员堵申甫等人。柳亚子1915年在西湖与李叔同相遇，李叔同邀请他加入，柳以“懵于艺事”辞谢，李叔同以为无碍，柳也就“欢然从焉”。另外，乐石社还出版《乐石集》，1915年3月底，李叔同曾将四册《乐石集》寄赠母校东京美术学校图书馆。
在杭州的知识界里，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就是马一浮。
马一浮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883年，号湛翁，曾游学美国、日本，饱读经书，学贯中西，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又是佛学家。丰子恺曾随李叔同见过马一浮，他这样描写：“他的头圆而大，脑部特别丰隆，假如身体不是这样矮胖，一定负载不起。他的眼不像L先生（即李叔同）的眼地纤细，圆大而炯炯发光，上眼帘弯成一条坚致有力的弧线，切着下面的深黑的瞳子。他的须髯从左耳根缘着脸孔一直挂到右耳根，颜色与眼瞳一样深黑。”（《陋巷》）马一浮给丰子恺留下的印象，是否也是李叔同的印象？不得而知。但李叔同在杭州这几年，马一浮隐隐是他的精神导师。
1902~1903年间，李叔同在上海与马一浮相识，到杭州以后来往开始频繁，两人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弘一圆寂之后。李叔同说过，马一浮是生而知者，假如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多，对马一浮很是推崇。在民国六年（1917）给刘质平的一封信中，李叔同提到：“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可见两人一起谈过佛法。弘一承认，他学佛是受了马一浮的影响。
马研究佛学，为此曾经把“一浮”改为“一佛”。在他看来，佛学与儒学是互通的，“菩提涅槃是一性，尧舜孔佛是一人”，儒家式的修养与佛教徒的修行要达到的是一个目标。李叔同本来就注重修身，与马一浮的交往，除了接受佛学知识外，这种观念对他最后遁入空门应该是有启发的。
大体上说，李叔同在杭州接触的文人，与他本人一样，是属于关注自我情怀、追求精神适意的一类。在相互的影响和熏陶下，浓郁的宗教气质开始在李叔同身上浮现出来。
从李叔同的一生看，早年生活在天津和上海的文人社会，除了在日本留学期间暂时和部分脱离了中国文人的圈子（在日本期间，他与日本的“文人”也有很多交往），其余的时间都是以一个文人的身份出现，他熟悉文人世界的基本原则和生活方式，熟悉那里特殊的气息，所以也很容易回归。
我们的李先生
在杭州时期，是李叔同投身于艺术教育的一个时期。他是一个开风气的人物，在浙一师开设的美术课程中，有石膏素描、速写、水彩、油画等内容，都是西画系统。石膏模型从日本购进，许多西画材料要从国外买回。他组织学生到西湖写生，当时也很少见，警察往往误以为是私自测绘地图，时有干涉。至于音乐教育，按照他的要求，学校将风琴布置在礼堂四周、自修室、走廊等处。在西湖的西泠印社，举办过一次没有听众的音乐会，虽然没有客人，但气氛严肃，秩序井然。在李叔同的主持下，浙一师的艺术教育充满了严肃而又生动的气息。
1913年，李叔同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友会的名义，编了一期《白阳》杂志，应该出自李叔同手笔的白阳诞生词称：
技进于道，文以立言。悟灵感物，含思倾妍。水流无影，华落无烟。掇拾群芳，商量一编。维癸丑之莫春，是为白阳诞生之年。
如前所述，李叔同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西洋乐器种类概说》《石膏模型用法》《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等文字。同一时期，他还在杭州《教育周报》上发表过《唱歌法大意》《西洋画特别教授法》等文。
李叔同对漫画研究很有兴趣。在上海就职《太平洋报》时，他曾经征集过漫画作品，当时叫作“滑稽讽刺画”。在杭州期间，由李叔同指导，浙一师学生们组织过一个漫画会，每月展览一次。李叔同和浙一师学生还出过一个版画集，李叔同刻了一幅模仿小孩画的人像。1914年秋天，浙一师还在国内首次使用人体模特写生，在中国艺术史上这是第一次。1915年旧金山国际博览会即将举行，李叔同组织学生报送了一批美术作品，虽然未能入选，但可见其时李叔同对艺术教育的投入。
为人师表的李叔同，给他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李先生”是学生们对他的称呼。
曹聚仁说，“在我们的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对李叔同充满爱戴之情。丰子恺说，李叔同最大的特点是认真，做什么像什么，学一样像一样，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早年在上海，他是一个彻底的翩翩公子，在日本留学是一个彻底的留学生，在杭州任教，就是一个彻底的教师了。
作为艺术家的李叔同，对于仪表很讲究。这一时期的他，漂亮的洋装不穿了，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钢丝边眼镜。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浓妆淡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在丰子恺的眼中，拿来形容他们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丰子恺说：“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
丰子恺在预科时，李叔同教他们音乐。对“我们的李先生”，他的第一感觉是严肃。学生们以为先生总要迟到，嘴里随便唱着、喊着、笑着或骂着走进教室，没想到他们的老师已经端坐在讲台上，于是低着头，红着脸，到自己的座位上偷偷仰头去看。只见这位老师消瘦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出和蔼的表情，完全是一副“温而厉”的相貌；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粉笔，钢琴的琴盖已经打开，摆上了谱表，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教室里，黑板上已经清楚地写好要讲的内容。上课铃声响过，老师起身深深一鞠躬，课就开始了。丰子恺说：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钢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钢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了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怀李叔同先生》）
1916年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傅彬然，在回忆中也提到李叔同不苟言笑，神态宁静慈和，庄严可敬。他描述了李叔同当时上课的情景：
上课时所说的话，似乎是北方话，说得不大顺口，同学们实在不很听得懂。教图画，着重于木炭写生，静寂而明朗的画室里，先生在杂乱的画架间踱来踱去，看到同学们构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或教同学让给座位，他先提木炭测量石膏像在画面上所应处的地位，然后擦这么一笔两笔而去。教唱歌，着重于音程练习，音调或拍子有些微不合拍，不和谐的地方，非得重唱过不可。教弹琴，多在课外的时间。初学时特别着重于基本的指法练习。指法有一点点错误，拍子有一点点不准确，先生就清缓而和悦的说：“蛮好，蛮好，明天请再弹一遍。”一定要达到完全准确的地步，才得“通过”。先生的教施，实在谈不到什么方法，也从来不向同学们多说什么话，可是在他高尚的人格和深邃的艺术熏陶之上，全校四五百个同学，凡是怀有艺术天才的，他们的天才无不被充分发挥出来了。（《忆李叔同先生》）
在弟子李鸿梁的印象中，“我们的李先生”是一位严肃认真的老师。在未上课前，他已经默认了学籍簿上的学生名字，能够叫出多数同学的姓名。每学期开学之前，就把本学期所教内容和顺序详细编定，预告给学生。讲授美术史时，总是把各时代、各名家的代表作搜集起来，附记在纸条上。第一次为他们上音乐课时，他给学生发了张表，问他们学过几年音乐，学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等等问题。学生从来没有见过他预备过琴，但他却能按照大家的程度，渐渐高深起来。平时有什么疑难的曲节去请教，他总能立刻把指法弹给学生看。他弹琴十分严格，学生每周练习了新曲子，都要弹给他听，李鸿梁说：
结果使他满意的，他就在本子上写一个“佳”或“尚佳”、“尚可”的字样。否则，他立刻立起来，用天津腔的上海话对你说：“曼好，曼好，不过狄葛浪好像有点勿大里对”，或说“还可以慢一点，狄葛浪还要延长一点”等等，这时候，你不必噜苏，噜苏也没有用，他决不再讲第二句话，你还是赶快退出来，再练你的，到下一周和新曲子一同再弹他听。（《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
“温而厉”的李叔同，让学生们感到既和蔼又威严。不单是学生，就是同事对他也非常敬畏。有一次李鸿梁和几个同学拥到日本教师本田利实先生的房间里，要求他给每人写一幅书法屏条。可本田那里因为文具不完备，不肯写，学生们请他到李叔同的写字间里去写，他连说不好。后来探知李叔同出去了，他才答应。大家放哨似的在扶梯上、走廊上、房门口，都站了人，如果李叔同回来须立刻通知他。大家说：“李先生决不会因此发恼的。”他说：“在李先生面前是不可以随便的。李先生的道德文章固然不必说，连日本话也说得那样漂亮，真了不起！”等到字写好了，大家就诳他说，李先生来了！他就立刻狼狈地逃到自己房间里去了，大家不觉大笑起来。
对同在学校任教的夏丏尊来说，李叔同的认真则给他留下另一种感受：
有一次，寄宿舍里有学生失少了财物了，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说：
“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提出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我们那时颇有些道学气，俨然以教育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的不够。可是所想努力的，还是儒家式的修养，至于宗教方面简直毫无关心的。（《弘一法师之出家》）
李叔同的平和也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李鸿梁在木炭画教室走到石膏模型前去看说明卡，没有注意到李叔同正在后面改画，挡住了李叔同的视线。李叔同说了一声“走开”，声音有点不大礼貌。也许李叔同是无意的，但在李鸿梁听起来颇不自然。少年气盛的李鸿梁走到自己的位置上，把画板故意敲了一下，以示不快，不久出了教室。等到中饭后，工友递来一张条子说：“李先生请你去。”李鸿梁立刻觉得是为了上午的事，惴惴不安地走进李叔同的房间。正在与夏丏尊闲谈的李叔同立刻站起来，把他领到隔壁房间里。李鸿梁以为老师会因为上午的事严厉教训他，哪知出乎意料，李叔同只是轻轻对他说：“你上午有点不舒服吗？下次不舒服请假好了。”然后随手拉开门，说：“你去吧，没有别的事。”等先生重新进了屋子，李鸿梁一溜烟跑回了自修室。他回忆道，“这时心上起了一种说不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如同得了大赦似的放心，轻松愉快；同时心里又有一种惭愧的内疚，如同大石一般地压在心头，虽然拿了一本书在看，然而看了半天，不知看了些什么，一直等到同学喊我去上课，我才醒了过来，抬头一看，人已走光了。从此有好几天，惭愧得不敢和法师当面讲话。”
还有一次，李鸿梁从图画教室出来，随便高声地直呼其名问：“李叔同到哪里去了？”哪知李叔同立刻从隔壁的小房间里走出来，还没有看到先生的全身，李鸿梁已经从扶梯上连滚带跳地逃了下去，但耳朵里分明听见李叔同和平日并无两样地问道：“什么事？”这时的李鸿梁已经汗湿小衫。多年以后，李鸿梁想起这一次的莽撞，还觉得脸孔热辣辣的。
儒家式的修养，让李叔同成为一个在校园处处受人尊敬的教师。夏丏尊说，在李叔同来校之前，学生对图画、音乐课程并不重视，“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两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丰子恺也说，在当时的浙一师，“图画、音乐两科最被看重，课程表里的图画、音乐钟点虽然按照当时的规定，并不增多，然而课外的图画、音乐学习的时间比任何功课都勤。下午四点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
李叔同不善言辞，他对学生的引导力来自于他的人格修养。夏丏尊说他是有“后光”的教师，就是这个意思。曹聚仁说，在李叔同做他们美术教师的时候，“不独他的艺术天才在我们眼前闪动，他的语默动止都感化了我们。我自知对于美术并无兴趣，也曾为他所鼓舞，发疯地一早起来唱音阶。”曾在浙一师学习的魏金枝与李叔同有半年的师生之缘，他提到当时弥漫在学校的艺术空气：“各个图画室不必说了，墙荫树下，到处都摆着画架，有人在那里静摹细绘。一到星期日，便大家背了画箱画架，到湖山上去写生。至于乐声，除开上课睡眠，总是袅袅不绝的”。
吴梦非说：“弘一师的诲人，少说话，主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虽然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或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会严肃恭敬起来。但他对待学生并不严厉，却是非常和蔼可亲，这真可说是人格的感化了。”
姜书丹说：李叔同不嗜烟酒，平日勤于职务，有暇则写字，对学生素无厉声正色之责让，至不快时，只于面貌上稍见愠色，而连说几声“无趣”“无趣”，即便是顽劣学生亦无不敬畏悦服。此种感化力，实为常人所不及。
朱文叔则以“清”来概括他对于此一时期李叔同的印象。他这样描写：
人是清癯的，身材适中，可是因为清癯的缘故，在我的目中显得高，尤其当他站在讲坛上的时候，心中每不期而起“仰之弥高”的感觉。音乐教室的前面，是一个校园。有时先生在那里观赏花木，亭亭静立，也使我起一种“清标霜洁”的感觉。
目光是清湛的，无丝毫垢滓，更不含丝毫嗔怒之意。因为他不多说话，和他日常相见，每有极短暂的相对无言的时候，在这时候，只见他双睫微垂，觉得好像有无量悲悯之情从他目中流露出来。
语声是清越的，无论在上课时，在日常相见时，他的说话总是那末轻缓，可又那末有力，能使听者澈于耳，入于心。
至于容止气度，真是一清如水；惟其清，所以洁净，澄澄澈澈，远离一切污染，身上布衣一袭，净无微垢，室中明窗净几，洁无纤尘，这且不说，只要你一接近他，就觉得有一脉清气，浸润着你，涵濡着你，使你自惭形秽，使你的鄙吝之萌不复存于心。
惟其清，所以和悦，温温穆穆，从无疾言厉色。我记得在学业上，所有同学都没有受过先生的训斥，可是对于先生的功课，大家都诚心诚意地想做得好；目的不在分数，只是希望先生能因此而更悦，更欢喜。
惟其清，所以静，安然谧然，从不惶遽惑乱，就是同学们，一班三四十人，在他的课上，也不会有躁急烦嚣的表现。
惟其清，所以淡，泊然恬然，我不曾见他有过得失之色，羡慕之容。
清斯明，先生真像光风灵月。清斯秀，先生真像花中之莲，木中之松。（《忆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
浙一师的艺术氛围，造就了一批人才，像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曹聚仁等等，都曾是李叔同的学生。民国时期，在上海、浙江一带从事学校艺术教育的，很多是李叔同的弟子或再传弟子。1920年，丰子恺与吴梦非、刘质平等浙一师的旧同学在上海成立了一所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吴任校长，丰担任教务主任。丰子恺等人后来还在经亨颐等创办的春晖中学教书，后来又到上海与人组织了立达中学，成立了立达学会，培养过不少艺术方面的人才。
一友二弟子
在杭州任教的几年间，夏丏尊与李叔同关系最密切，后来也是出家后的弘一大师最亲近的俗界朋友。李叔同教过的学生中，最得他的器重和帮助，并在他的引导下走上艺术之路的，莫过于丰子恺和刘质平，他们的师生之谊不仅在弘一法师的生前一直紧密无间，在弘一法师身后，也一直在延续着。
夏丏尊是浙江上虞人，上代经商，父为秀才，10岁之前，祖父事业未倒，家境不错。夏丏尊16岁考中秀才，家庭对他的期望是将来中举点翰林。不久废八股，废科举，夏家道中落，于是到上海中西书院读外国书，后来留学日本。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个人遭际，他与李叔同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这是两人意气相投的重要原因。
关于夏丏尊与李叔同的认识，有一种说法是在日本，实际上两人是在杭州任教期间认识的，夏丏尊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法。在这所学校里，他担任了17年的教职，李叔同是7年。夏称，在这7年间，他们两人朝夕一堂，相处得很好。当时两人都是30岁左右的人了──李叔同年长6岁，少年名士的气息，已经忏除将尽，一心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功夫。夏丏尊当时任舍监，并教修身课，也喜欢读教育、性理方面的书。虽然夏丏尊也是学生尊敬的老师，但与李叔同的风格颇不相同，心直口快，学生生活上大小事他都管，同母亲一般爱护学生，学生也像母亲一般爱他，深知道他的骂是爱。因为他的头像木瓜，学生们给他取个绰号叫“夏木瓜”，其实不是绰号，是爱称。对亲近两人的学生来说，李先生和夏先生就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浙一师最顽皮的同学说：“我情愿被夏木瓜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丰子恺说：“夏先生与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有一次李叔同与夏丏尊到湖心亭上吃茶时，夏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牵动李叔同神经的这句话，颇有值得玩味之处，两个人显然是彼此认同对方。关于两人的友谊，夏丏尊说：
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有人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肯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弘一法师之出家》）
夏丏尊提到的李叔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具体情形，后世所知不多。弘一大师出家后，曾在给俗侄李麟玉的信中提到，在杭州期间曾兼任南京高师顾问两年。大师六十寿辰时，曾主持南京高师的江谦贺寿诗云：“鸡鸣山下读书堂，廿载金陵梦未忘。宁社恣尝蔬筍味，当年已接佛陀光”。江谦称，他在1915年承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请李叔同任教，李叔同借假日组织宁社，在佛寺陈列古书字画金石，举行讲演，并以菜蔬为食，可见当时李叔同就有皈依佛门的想法。李叔同出家后，江谦曾到虎跑寺拜访，但未曾遇到。1923年他在上海遇到弘一，弘一大师还以佛法开示于他。
夏丏尊租住的房前有一株梅树，就取了一个“小梅花屋”的名字，请陈师曾画了一幅画。李叔同题了一首小令：“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
两人这样一种亲近的关系，正如夏丏尊所言，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
夏丏尊与李叔同的出家还有直接的关系。他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承认，没有他，李叔同也许不至于出家。弘一出家两三年后，要到新城掩关，杭州知友们在虎跑寺下院替他饯行，斋后，弘一在座间指了夏向大家道：
“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夏丏尊不禁面红耳赤，惭悚无以自容。
在夏丏尊看来，出家是不幸的事情，至少是受苦的事情；弘一出家了，而自己仍在尘世，所以对法师感到一种责任，很难过。
1918年春节期间，李叔同皈依三宝，拜了悟法师为归依师，并以演音为名，弘一为号。回来以后，他开始茹素念佛，并对夏丏尊讲了一切经过和未来想法，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夏丏尊觉得平素所敬爱的这样的好友，将弃我遁入空门，不胜寂寞之感。暑假渐近，心中的苦闷也日增。有一次，他对李叔同说：
“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夏丏尊原是愤激之言，因为心里难过得熬不住，不觉脱口而出。说出以后，自己也就后悔。但弘一仍是笑颜相对，毫不介意。
不过，夏丏尊的话促成了李叔同最后的决心。在李叔同出家这件事上，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我一向为这责任之感所苦，尤其是在见到他作苦修行或听到他有疾病的时候。”
夏丏尊在杭州任教多年后，又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后来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与弘一法师一直保持着亲近的关系。
李叔同出家后，夏丏尊与丰子恺等人早有愿望，要为法师建一处修行的庵舍。丰子恺曾计划在老家德清石门湾建造一座缘缘堂，供法师居住，为法师所阻止。但到1928、1929年之际，形势有了一些变化。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浙江省党部有整顿佛教之意，弘一考虑到今后的安居度日问题，再加上已年近50，所以就接受了夏丏尊等人的建议。经刘质平、经亨颐、夏丏尊等人发起，在浙江上虞白马湖边修建了一座山房，这就是后来的晚晴山房。
白马湖山房落成之初，弘一独自住在其中，一切由夏丏尊招呼。一次两人戏谈，夏丏尊问弘一，万一你去世，对那一套规矩，我是全外行，怎么办？弘一笑答：“我已写好一封遗书在这里，到必要时会交给你。如果你在别地，我会嘱你家里发电报叫你回来，你看了遗书，一切照办就是了。”尽管是一次戏言，但弘一把身后托付于夏丏尊，也可见他对夏丏尊的信任了。
出家以后的弘一法师对老友也时刻牵挂，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夏丏尊从上海华界逃难租界。当时弘一大师在青岛讲律后，经过炮火纷飞的上海回厦门。停留期间，弘一向他人详细询问了夏丏尊的一切，逃难的情形，儿女的情形，事业和财产的情形，什么都问到，听到一项就念一句佛。夏丏尊夜间去看他时，弘一看到他愁苦的样子，还宽慰了他一番。
出家后的弘一时常劝夏丏尊读佛经，这使夏逐渐改变了自己对弘一出家的负疚感。1939年，他说：
近几年以来，我因他的督励，也常亲近佛典，略识因缘之不可思议，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于过去无量数劫种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愿使然，而且都是希有的福德。正应代他欢喜，代众生欢喜。觉得以前的对他的不安，对他负责任，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一种僭妄了。（《弘一法师之出家》）
夏丏尊于1946年去世。
李叔同是丰子恺一生最崇拜的人。
丰子恺（1898~1975）是浙江崇德人，1914年，17岁的丰子恺进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成为李叔同的弟子。丰当时叫丰仁，国文老师单不厂为他改名子恺。丰子恺很早就喜欢画画，随李叔同学习的这一时期，则确定了他的艺术生涯。丰子恺说：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应该也要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怀李叔同先生》）
对于丰子恺来说，是李叔同引导他进入艺术的世界。有一天晚上，丰子恺为级长的公事，到李叔同房间里去报告。报告毕，将退出时，李叔同喊住他，又用很轻而严厉的声音和气地说：“你的图画进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丰子恺后来说，李叔同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他的一生。“可惜我不记得年月日时，又不相信算命。如果记得，而又迷信算命先生的话，算起命来，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直到现在没有变志”。
自从喜欢上艺术，一二年纪都考第一名的丰子恺在三年级降到了第二十名，但丰子恺更看重的是艺术。凡是李先生喜欢的，丰子恺都喜欢。丰子恺为李叔同所器重，而李叔同也为丰子恺所尊敬。在李叔同出家前，他将自己的物品分赠给学生，丰子恺所得最多。
丰子恺从浙一师毕业后，从事教育，又在开明书店当过编辑，办过《中学生》等刊物。1925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被称为中国漫画的创始者。
丰子恺在艺术上从李叔同那里学到了很多，他的图案风格与李叔同颇有相似之处；在精神气质上，也颇受老师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丰子恺与自己的老师弘一法师有很密切的联系。1926年法师到上海时，曾住在丰子恺家中。第二年，丰子恺在家中拜弘一为师，皈依佛门。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丰子恺全家避走内地，从此与法师天各一方，未再见面，只靠书信往还。1942年弘一圆寂时，丰子恺正在贵州遵义，准备将家迁往重庆。接到电报后，他坐在窗下沉默了几十分钟，发了一个愿，为法师画像一百幅，寄给各处，勒石立碑，以这种方式来纪念法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