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宋美龄仍然感到失落，她要的不仅是妇女工作这块阵地。然而，在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斗争中，她输给了继子蒋经国。血浓于水，在妻子与儿子的权力之争中，蒋介石抛弃了宋美龄，选择了蒋经国。
１９５４年４月，宋美龄在华盛顿逗留了６个月，鼓动人们反对苏联等国提出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席位的提案。她回到台湾庆祝蒋介石６７岁寿辰的时候，在松山见到了一个表明她正在失去权力的迹象，感到很苦恼。年老的、白发苍苍的蒋介石呆在候机楼里没有露面，蒋经国和他的小儿子走到飞机旁边迎接宋美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礼行为。当蒋经国陪着她从一批要人和“中国妇女反侵略联盟”的一批妇女面前走过的时候，宋美龄的态度非常冷淡。她从他们面前匆匆走过，进入候机楼，向蒋介石嘟哝了一句谁也听不清楚的话以后，就一言不发地走向在旁边等着的轿车。
宋美龄很希望人们尊重她，蒋介石手下的将军或官员几乎没人敢得罪她。人们表面上对她毕恭毕敬，宋美龄的好友卢斯夫人的朋友谈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卢斯夫人与宋美龄乘车去购物，当她们买到东西后回到轿车旁时，彼此推让，都请对方先上车。在说过三次“不，您先请”之后，卢斯夫人没有再让，上了车。宋美龄接着进去在卢斯夫人身边坐下。在回官邸途中，宋美龄满脸不高兴，一言不发。待宋美龄高视阔步回到自己房间之后，卢斯夫人问一位秘书，她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她说：“我让过三次啊！”这位秘书回答说：“你本来应该让四次。”
这位爱权的“第一夫人”颐指气使惯了，容不得别人对她有半点反对。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某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宋美龄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不是原配。宋美龄当时正好在纽约，看到后怒不可遏，立即命令驻美官员周书楷前去交涉，要求该报更正道歉。这种事情颇令周书楷为难，因为它本身是事实，怎么好去更正呢？于是周书楷采取了拖的办法。然而，这更惹恼了她。她将这位官员召唤到寓所，斜躺在床上问周书楷为什么不遵令办事，周书楷回答说，这不是在台湾，而是在美国，让人家更正、道歉，没那么容易。她对周书楷的答话极为不满，争执之下，周书楷说了一句顶撞的话：我不是你的仆人！听到这话，宋美龄马上从床上跳了下来，打了周书楷一个清脆的耳光。
自从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１日离开台湾，宋美龄一直在美国颐养天年，以练字作画自娱。虽然长期离台，但是，她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并未因此彻底消失。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会（简称“妇工会”）主任钱剑秋连任３０几年主任不下台的事。
从１９５５年“妇工会”第一次会议开始，自任“妇工会”指导长的宋美龄就把主任职务交给了钱剑秋。钱剑秋当“妇工会”主任，一做便是３０几年。到１９８３年，她已７９岁高龄，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门中，恐怕难觅出第二个如此高寿的干部。国民党中央前秘书长马英九（３９岁）、国民党“社会工作会”主任赵守博，年龄几乎只有她的一半，但她仍不为所动地屹立在“妇工会”。除非蒋夫人一句话，否则谁也动不了她。
“妇工会”一向由宋美龄控制，钱剑秋有她撑腰，才能久居其位。据载，蒋经国在位时，国民党内部虽然也有人不满钱剑秋，认为她年龄过大，任期过长，应该换人。但蒋经国有所顾忌，迟迟未对钱下手。李登辉继位后，“钱剑秋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钱剑秋一面向宋美龄求援，一面上书李登辉，请求留任一年。碍于“第一夫人”的缘由，钱剑秋方得以再留任一年。国民党“十三大”上，钱剑秋未能当成中央委员，自然“妇工会”主任也做不成了。
宋美龄在台湾妇女工作中的影响，并未因钱剑秋下台而彻底消除。一是宋美龄挂着“妇工会”指导长的头衔，使得“妇工会”的上下隶属关系与指挥体系有点混乱；二是“妇工会”整个人事和组织，未因主任更换而有大的变化；三是“妇工会”总干事王亚权是宋美龄的另一员大将，新主任李钟桂根本指挥不动。看来，宋美龄只要在世一日，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便会存在一日。
十七、拉开架势，初遇挫折
早在１９５６年８月，宋美龄就发动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以及亲台人士组织了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拉开了保卫战的序幕。这个集团鱼龙混杂，包括筹措基金的人，组织集会的人，打电话的人，外勤记者，跑腿的人，政论家，国会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实业界巨头等，它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和煽动性很强的组织，专门进行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誉，阻止其进入联合国的活动，它的管理工作、方针和主要财源都不是美国政府提供的，而是由宋美龄的家庭和台湾当局支持和控制的。
同年，在宋美龄的支持下，美国的一些反共人士又组织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曾发表大量文件，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更多援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持否定立常“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理事会中有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如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副主席戴维。杜宾斯基，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长、前任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等，“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则是由进口台湾纺织品的大商人操纵的。
宋美龄对遍地开花的反共组织还不十分满意，又亲自飞往华盛顿，充分显示其外交手腕，与她的老朋友亨利。卢斯等人创建了“中国游说团”（又称“百万人委员会”）。它的宗旨直接写明是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后来游说团改名为“支持自由中国委员会”，直到１９７９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它仍然在进行游说活动，争取民间对台湾的支持。其成员中有２３位参议员，８３名众议员，和一些三军将领及许多实业界巨头，有些知名的华侨、华人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对孙中山的爱国情操的崇敬，对“中华民国”过去称号的依恋，加之误信了宋美龄和台湾当局的宣传，也加入了“中国游说团”，像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女士等人，在５０年代，常常进出白宫，为宋美龄出了不少力。“中国游说团”在７０年代以前，在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方面确实“功勋卓著”。
这个时期的宋美龄可以说是春风得意，看着自己的努力结出“硕果”，她喜不自禁。
可惜“良辰美景不长在”，这种情形持续了近１０年左右，风云突变。自１９６３年以来，许多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就连台湾“最要好的朋友”美国，自民主党上台以来，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务院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倡言对中共“封锁而不孤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艾利诺。罗斯福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代表中国，肯尼迪及约翰逊皆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一时间，风声鹤唳。蒋介石担心美中关系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影响他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于是想方设法加以反对和阻挠，就将此事交宋美龄亲自督办。
宋美龄从１９６５年９月抵美，到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返台，在各种场合讲话达２０篇之多。她竭尽贬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能事，制造舆论，阻止美中关系改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１０月上旬，宋美龄在纽约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在纽约举行的中美联谊会庆祝“双十节”的宴会上，她暗喻英国是为了４０块银币出卖自己、出卖台湾的犹大。
２９日，宋美龄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卫斯里安大学讲话，进一步直接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态度怯懦，以及用拖拉、侥幸的手法对待中国共产党。
１０月２１日，在旧金山联邦联谊会上她发表演说，警告美国当局要“小心”，“不要走上耻辱之路”。在美国广播公司《问题与答案》电视节目记者访问她时，她一方面承认台北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中国人民，但又表示不能想像一旦投票，台北便不能在安理会中享有常任席位的情况。
总之，宋美龄此次访美与以往表现截然不同，一改过去委婉、充满溢美之词之常态，不留余地指责美国。由于她的演说内容总是些“反攻大陆”、“不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大席位”等陈词滥调，已经缺乏初始那种引人入胜的魅力了。连宋美龄自己都承认，她现在是一个没有号召力的唠叨的老太婆。
十八、廖承志情义传鸿雁
北京把台湾回归祖国提上议事日程后，负责台港澳事务的廖承志深感责任重大。
他决定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采取各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４日，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提笔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
但是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立场顽固，认为这还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的诡秘伎俩”，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廖承志的那封信转到蒋经国手中时，蒋经国看毕扔在地上不理。尽管如此，他还是思考怎样回复，以表明台湾当局对中共“统战阴谋”的态度。于是，台湾当局搬出宋美龄这位长辈，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并借机攻击大陆。
宋美龄在这封信中，首先以长辈的身分回忆她与廖仲恺、何香凝的交往，混淆作为民主革命主义者的廖、何及孙中山同蒋介石的区别，把蒋介石吹捧成孙中山“三民主义”精神的忠实信徒，并掩盖蒋、廖在黄埔时期的矛盾，说蒋介石对廖仲恺怀有深厚的感情。
更为滑稽的是，她把抗战时期扣押廖承志，使之陷于囹圄之苦的蒋介石说成是廖承志的恩人。最后这段话，则以自以为高明的手段，用长辈教训晚辈的口吻，对廖承志极尽嘲弄，甚至侮辱。
宋美龄的这封信代表了国民党内顽固守旧者的主张，仍抱着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幻想不放，这封信表明宋美龄及其所代表的那些人小聪明过头，根本就无原则、正义、理念，违背历史潮流而动。
中国共产党人对这封信未作详说，继续为祖国统一大业奔走呼号，宋美龄原想放颗“心战”原子弹的想法并没有实现，相反，让世人更看到了她的小肚鸡肠。
１９８５年，蒋经国已是满身病痛了。当时，由于发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湾的国际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陆方面，邓小平复出，实行改革开放，并连续两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在台湾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蒋经国认识到，不能不加快改革的步伐。于是就有了１９８６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包括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国会”全面改造，党务革新，加强社会治安等多项重大决策。
对于台湾当局的政策松动，大陆非常欢迎，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进程。蒋经国晚年的这一开明举措实施没有多长时间，他就忽然病逝。李登辉上台。
当李登辉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和国民党主席时，台湾便进入了“李登辉时代”。
宋美龄是国民党的关键人物。蒋经国去世后，她对祖国统一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李登辉能否把蒋经国的开禁政策继续贯彻下去，为此，享有很高国际威望，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
宋美龄接信不久，就给邓颖超回了一封信，与五年前宋美龄回复廖承志的信中所表达的立尝观点一样，在这封信中，宋美龄并未因台湾当局开放同胞回故里省亲政策而带来的海峡两岸和平气氛的出现，而改变她对大陆高层善意劝告的借机攻击。
宋美龄在信中首先是歪曲历史，表现在：一是对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的背景避而不谈，掩盖真相。事实上，自苏俄十月革命爆发之时起，孙中山就极力欢迎，并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也实现“劳农专政”，对自己的中国国民党的状况甚为不满，“以俄为师”，吸收当时尽管人数不多，但已见其旺盛生命力的中国共产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三大政策并非孙中山一时突发，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二是当年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对孙中山是极力拥护的，拥护的倒不是孙中山本人，而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因为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后来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是因为蒋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义，并打击、迫害，甚至屠杀共产党人。三是抗战时期，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形成，是中共方面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义释蒋介石，到数次谈判，使蒋介石在大敌当前之际，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既往不咎，诚恕相待”，蒋介石倒是“以怨报德，趁火打劫”，在抗战期间数掀“反共高潮”。
宋美龄还在邓颖超给她的信中的称谓上喋喋不休，足见其心胸之窄。
中共方面和邓颖超本人与五年前廖承志对宋美龄的回信所作出的姿态一样，并未作任何评述。
如果说五年前廖承志的那封信，宋美龄作如此回答，人们还会考虑到海峡两岸和平气氛刚刚开启，宋美龄和“官邸派”人士尚不适应，心存疑惑，能谅解她的话，那么时至８０年代末，大陆、台湾两岸骨肉团聚，血浓于水已成大势，经贸往来与日俱增。在此大势下，宋美龄如此复信，令人疑窦顿生。
宋美龄在这封回信中仍然以蒋介石时代的“心战”主将自居，殊不知，历史的发展已将“心战”战场移动到它的舞台背后，这发炸弹没有炸到别人，却炸伤了她自己。
十九、“改造”运动
宋美龄在国民党“七全大会”上被其夫蒋介石圈定为“评议委员”，在“十一全大会”上被选为“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成为国民党诸多“评议委员”中的首席评议委员。
“评议委员”，名位甚高，实权无有，敬之以礼，“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古人已把这个问题说透彻了。他们只是常常用来在国民党的重要会议召开期间对某一决议和人事安排做附和性的表态；或在某些重大节日抛头露面，发表些为蒋介石本人歌功颂德的讲话和文章。这还要看蒋介石、蒋经国的态度和心情如何。
宋美龄是“评议委员”的头一名。据台湾有关官方文献解释，“评议委员”相当于外国的“元老院”中的“元老”，由国民党的总裁圈定，不是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如果这位元老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好感，那么下一届“评议委员会”中就没他的份儿。而蒋介石把宋美龄列为“评议委员”的头一名，正是为了堵住元老们的口：“你们看，连她也是评议委员！”所以，国民党逃到台湾４０多年来，元老们只能老老实实吃“蒋家王朝”的皇粮，拿“蒋家王朝”的长俸。
直到蒋介石撒手而去，宋美龄及诸“评议委员”在国民党内实际上还是没有发言权。蒋介石死去不久，台北曾有传言，说为了党内团结，宋美龄可能会被推举继任国民党的“总裁”，作为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的桥梁。
但是，蒋介石尸骨未寒，蒋经国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中常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有“评议委员”出席），“拥护”他为一党之首，并且说“总裁”这两个字要作为追念蒋介石专用，犹如孙中山去世后，党的首脑不再称“总理”而称“总裁”一样，蒋经国当场被选为党的“主席”。
这样，宋美龄出任党的总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党主席”已被“经儿”抢去了。为掩盖争斗痕迹，蒋经国发表的《守灵一日记》，不止一次地称宋美龄为“母”。
由此可见，蒋经国玩弄权术，并不比蒋介石差到哪里去。从此，宋美龄就没有老蒋在世时那样炙手可热了。那时，她虽然只是有职无权的“评议委员”，但是因为蒋介石在，她也曾一言九鼎，威风八面。如今，她才感到“评议委员”的头衔一无所用。需要谋求官职，不料“经儿”毫不相让，她只好以“蒋夫人”的身分，接见日渐寥落的“中外”来宾，无事可做，无话可讲。如此尴尬、寂寞、失落，在台湾生活得也了无生趣。
对继承了父业的蒋经国而言，惟一“碍手脚的人”便是有“母后”之尊的宋美龄。虽然元老重臣们也一致拥戴蒋经国，但“夫人”若有不同意见，这批人更乐于听从。蒋经国虽然贵为“主席”，但每有重大决策，如不同宋美龄商量，在情面上也说不过去，而先与宋商量，她同意倒好办，不同意则令蒋经国难以忍受。
不甘寂寞的宋美龄，虽然行走困难，但是回台之初仍有几次前往“妇联总会”，以重温昔日旧梦，后来便很少前往，由“妇联会”总干事王亚权每隔一两天来士林官邸向宋美龄汇报一次。蒋经国病逝前，宋美龄频繁地会见党政军高级首脑，造成台北政界相当大的震撼。宋美龄此举既未得到蒋经国的认同，也不合台湾政治体制。
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３日，蒋经国因心脏衰竭和内脏大出血突然去世，谁来接班成为朝野瞩目的头等大事。蒋经国生前有所醒悟，彻底断绝了再传子的打算。而对结束“蒋家王朝”，宋美龄是难以接受的。作为蒋介石的夫人，蒋经国的后妈，蒋家最杰出的儿媳妇，不乏有蒋家荣誉感，她留恋“蒋家王朝”。所以，尽管她平时很少露面，但仍关心着“国事”。不到这一步，她是不会放弃争取权力之想的，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６日涉足“代理党主席之争”，结果没有成功。
李登辉当上了国民党代理主席，１９９０年的“总统”大选中，尽管宋美龄亲自在幕后策划，兴师动众，“隆重”推出蒋纬国竞选台湾第八届“副总统”，结果美梦难圆，蒋纬国败北，台湾彻底进入了“李登辉时代”。
据传，为蒋介石病逝１４周年祭辰而专程回台的孔令侃、孔令伟兄妹，曾向宋美龄进言，让她回纽约去住，以避免岛内对蒋氏家庭批评性的翻旧账式的指责与攻讦。然而，孔家兄妹的进言未发生效力，宋美龄依然留在士林官邸，丝毫不为所动。
１９９１年９月２日，台北松山军用机场戒备森严。台湾“永远的第一夫人”在蒋纬国夫妇的扶持下缓缓地登上“华航”为她改装的“专机”。在关闭机门前，孔二小姐又扶她步出舱门，向送行者挥手道别。此时此际，极目四望，机场寥寥数人，一种难言的苦楚再度涌入她的心头。百般无奈的她只能再度远离台湾，到美国“长期休养”了。台湾是宋美龄的伤心之地。她一生搏击官尝漫游宦海，没想到竟会是这样的结局。美国是她受教育，也是对她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然而，此时，往日的风光几乎消失殆荆此时，美国报纸已很少报道她的行踪，即使有，也已从头版转到社会新闻版，后来又转到了食物版，并且早已不再当她是“中国第一夫人”了。
二十、疾病与迷信
二十年代，宋美龄通过蒋介石而成为“第一夫人”，走上中国权力的舞台，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去世而逐渐淡出台湾的政治舞台。
对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很多人习惯于归类为政治婚姻，似乎两大家族纯粹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使二者牵着手进入教堂。其实，宋美龄与蒋介石还是感情挺深的，尤其是西安事变时的“美人救英雄”一时传为佳话。特别是到了晚年，宋美龄本人无子嗣分心，要论对亲人的感情，当然首推蒋介石了，正是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可以说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既是政治需要，又是两人感情努力的结果。
但是，人的生老病死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风云一世的蒋介石没法让自己永远健康地活下去。
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０日，８５岁的蒋介石宣誓就任“总统”之职，当天由台湾电视公司向全岛转播蒋介石就职的实况。当播出蒋介石接受群众欢呼的画面后，摄像机转向去拍严家淦的特写镜头，此时不知是电视台出了什么故障，竟在屏幕下端打出了某电视连续剧的对白字幕：“大哥不好了！”似乎是严家淦在咒骂蒋介石的话。一些有迷信思想的国民党元老认为，这句话比宣统登基时摄政王载沣说“快了，快了，快完了！”的话语还要不吉利，联想到修中兴宾馆的事，许多人在蒋介石过世后，对蒋介石之死作了种种神秘的猜测。
１９７１年以后，蒋介石的血管硬化和心脏扩大现象更严重了。１９７２年３月初，因前列腺肥大动了手术，但效果不佳，转成慢性前列腺炎。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０日，蒋介石在充分地“伪装”之下，还参加了第五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蒋介石就职典礼两个月零两天后，即７月２２日下午，蒋介石突然昏迷了。到第二天，蒋介石仍然未苏醒，他只是梦语般地说出了一段不连贯的话，然后又人事不知了。到７月２７日，当局派人赴美国请到了享誉中外的余南庚博士来台为蒋介石治病，蒋介石才渐有起色，但仍未醒来。于是，蒋介石便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六号病房。住了一段时间后，有关方面嫌它太小又不够新颖，另外要“荣总”单列预算，兴建一处新的“总统”病房。遗憾的是这个大型的“总统”病房还未落成，蒋介石就已经病逝了，这是后话。
蒋介石昏迷了好长时间，这段时间，是对宋美龄这一生最大的考验之一。宋美龄的一位资深随从回忆她在蒋介石昏迷期间的生活时说：“蒋介石生病的那一阵子，宋美龄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转变，为了蒋介石，宋美龄曾经做过相当大的牺牲。”他所谓的“牺牲”，包括宋美龄日常生活作息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和她一向喜欢和官太太交际的习惯。
台湾当局党政军要员在接到蒋介石病逝的通知后，于当夜赶到士林官邸，并在此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由蒋夫人宋美龄签，继之由“副总统”严家淦签。当“行政院长”蒋经国在其父遗嘱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
其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诸人都颤抖着提起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当时，蒋经国以长子身分同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枢于台北市南６０公里外的慈湖湖畔，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风景秀美，宛如江南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６０年代初，蒋介石途经此地时，便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介石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枢暂厝此地。
蒋介石病逝后２小时零１０分，“行政院”于４月６日晨２时发布经主治医师签字的医疗报告及蒋介石遗嘱。
丧事处理完毕，国民党中央于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８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问题，会议作出三项规定：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哀敬”与“永恒之纪念”；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推选蒋经国担任。
在这次会议上，谷正纲曾提议让宋美龄继任总裁，但未获通过，而此时的宋美龄也早知蒋介石的传子意图，蒋经国已牢牢地将军权、政权掌握在手中，她此时再想捞取党权，确是难上加难，因此，她对当国民党总裁的兴趣也不大。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正式当选为国民党中央主席。
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演变为“主席”，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台湾“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矗蒋经国当选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二十一、在蒋介石政治视野中
宋美龄在蒋介石去世半年之后，以养病为名，到美国调养。之后，她又几度到美国作短期或长期停留。
即使到了台湾以后，宋美龄还是经常往美国跑，对外的理由总是说“治脖。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７日宋美龄启程赴美，行前发表书面谈话称：自己此次赴美一是因自己的同胞手足不幸过世，自己却无从诀别；二是侍候蒋介石三年，身心俱乏；三是“两年前，余亦积渐染脖，没有及时治疗，因此，这次到美国的目的是放松身心并治玻宋美龄赴美，实为争权不得之故。在蒋介石生病期间，宋美龄就在床前陪伴，一方面是尽夫妻之情，另一方面在算计着蒋介石去世后她将如何作为。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以为这是自己作为蒋介石夫人在老头子身后政坛上发挥作用的千载难逢的时机。况且，国际上夫死妻继，妻子继承丈夫权力的先例也不是没有，加之她手下毕竟还有几个忠心的老臣，她有自己的山头，于是，宋美龄这个后母要与儿子蒋经国同分蒋介石留下的权力蛋糕，继续保持政治上的影响力，但此时的宋美龄已成为蒋经国“继位”的重大障碍，因此“太子”根本不买“母后”的账，反而步步紧逼。宋美龄深感自己多余，于是“愤而出走”。
一生爱权的宋美龄，虽有一定的政治优势地位，但是在蒋介石严密的传子部署下，宋美龄的势力注定会逐渐遭受打击，宋美龄的争权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副总统”陈诚病逝后，蒋经国接班的格局已定，但马上继任“副总统”威望尚嫌不够，且缺乏民意与时机。１９６６年２月一届四次“国大”上，蒋介石精心选拔“副总统”，就是为蒋经国接班寻找最后的时机。
一届四次“国大”上最热闹的一幕莫过于“总统”、“副总统”选举。
“总统”择定后，“副总统”人选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传子”的战略部署问题。陈诚病逝后，副总统的职位一直虚悬，当一届四次“国大”来临之际，台湾舆论界一直认为副总统人选不外乎是张群、孙科、何应钦３个人之中必有其一。最后蒋介石提名时任“行政院长”的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字静波，又名属水，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２３日生于江苏省吴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蒋介石最喜欢严的两大长处：严家淦没有自己的班底，不拉帮结派；严家淦没有权力欲，为人颇圆融通达。
１９７２年２月，正当蒋家王朝处于外交大溃决之际，６年一度的“选举”闹剧又在台湾上演，８６岁高龄的蒋介石在一番推托之后，再度当寻总统”，此时蒋介石已是风烛残年，自思来日无多，遂自荐长子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经国出任“阁揆”，真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秋。
自蒋经国出行阁揆之日起，便宣告了蒋经国时代的来临。经过蒋介石的精心安排和扶植，国民党的政权顺利交接。
而作为蒋介石夫人的宋美龄，在蒋介石去世前后也在积极活动，在政治舞台上谋求自己的一席之地。蒋介石生病住院期间，宋美龄亲自安排蒋介石的治疗和活动。
宋美龄是亲美派，在她周围集聚了一帮人。在家族人情的包围内，有人提议让宋美龄多出面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在蒋介石百年之后能继任总裁。
宋美龄是聪明人，她深知凭着自己的这点影响力根本击败不了蒋经国，因而采取守势，以静制动，静观其变。但她也不甘寂寞，就以“行政院长”人选问题开始向蒋介石施加影响。
１９７２年，严家淦“内阁”辞职风声一出，宋美龄就想向蒋介石建议，提名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为“行政院长”，因为在大财阀孔氏家中，只有孔令侃对政治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借此机会，孔令侃多次在姨妈宋美龄耳边吹风，希望她能帮帮忙。
事与愿违，由于蒋介石传子心切，他根本听不进宋美龄的话。蒋介石一心一意想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在关键时期，他当然不会去听从宋美龄的话。于是，严家淦辞职后，蒋经国顺利当上了“行政院长”。
没有蒋介石的支持，宋美龄办不成任何事。从孔令侃身上，宋美龄掂量出了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其他人也看出了蒋介石的传子企图，而自觉地投身到太子身边，在国民党元老中，能为宋美龄说话的人真是少而又少。
蒋介石去世后，谷正纲等人曾提出可否让宋美龄出任国民党的总裁的议案，但广大国民党元老已不再把昔日光彩照人的蒋夫人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知道，失去蒋介石的宋美龄，已经是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因此，他们舍弃了夫人，不同意宋美龄出任国民党总裁。
随着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及随后就任“总统”，宋美龄觉得蒋经国应放弃“行政院长”一职，此时，她又多次托人暗示能否让孔令侃组阁，但蒋经国仍然不买她的账，而是让孙运璇组阁。
宋美龄没想到在行政院长人选上又碰了一鼻子灰。她意识到大势已去，于是，决定远走美国，去过清静的日子，除非有大事决不返台。
二十二、无法再起
１９８６年宋美龄回到台湾，发表了一篇《我将再起》的讲话。讲话的题目倒不新鲜，因为抗战之初，宋美龄曾写过同名作品，旨在呼吁同胞抗争，挽救民族危亡，这次讲话却是表达个人的某种愿望，颇有些令人寻味。
至于宋美龄返台原因，主要是主持参加蒋介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其次，如果还有别的因素，就是她在纽约太寂寞了。除了在第五大道和孔令侃、孔令仪等孔家一家人接触外，只有偶尔到得克萨斯州孔令杰的庄园里走走，每年会客不过十次。
多数在长岛别墅里，幸好宋美龄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耶稣可以与她做伴，否则将何以堪？
她这次返台，多少也有以解寂寞的意思。早在１９８５年６月她在长岛款待台湾各市市长夫人访问团，当来自台湾的客人一致表示欢迎老夫人回台看看时，她曾透露，明年即１９８６年有些可能。１９８６年是蒋介石百年冥诞，蒋经国一奉请母亲大人，她当然也就欣然接受了。
蒋经国派三子蒋孝勇前来纽约恭迎老夫人，并沿途陪侍，这是最恰当的选择。
因为蒋孝文有病在身，而蒋孝武外放新加坡，蒋纬国之子蒋孝刚远在伦敦求学，此任务非蒋孝勇莫属。
从１１月１０日起到１２月５日止，宋美龄在士林官邸接见台湾方面的官员，开锣戏由俞国华唱，压台戏由李国鼎唱，这中间包括“副总统”李登辉，“省主席”邱创焕、“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台北市“议会议长”、台北高雄市“市长”；在武人方面，接见了“五虎上将”。只有两人未露面，９７岁的元老张群和９６岁的老将何应钦。这两将以岁龄而言，是应由宋美龄登门拜候的。
多年以来一直冷淡宋美龄的美国报纸，此时在版面上也给她以应有的位置。《纽约时报》１１月３０日以“蒋的８５岁的遗孀在台湾仍是一股力量”为题，刊出美联社对她的台湾之行所作的报道。只是通篇缺乏实质性的东西，仅说她对蒋经国的改革计划，既未表示支持，也未表示反对。而党外杂志暗示蒋夫人将联合元老反对改革，台湾“警备总部”迅速没收了这些杂志。不过，这篇报道指出了一点：蒋夫人的影响力被认为仅次于她的丈夫。应该补充一句，今日在台湾仅次于蒋经国。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３１日，针对宋美龄发表的那篇文章，有些神经较敏感的人都认为她的“我将再起”和以前的“我将再起”，在意义上似乎不太一样，有着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认为，蒋经国若是看了这篇文章，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蒋经国在世的最后的这段岁月，他对权力接班的布局虽然已作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人都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恐不安的心情。那时，大多数的“宫廷派”人士对蒋经国选定的接班人李登辉了解的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可是，他们对这位台湾的“副总统”实在是不能像对以前的“副总统”严家淦那样放心，对万一在蒋经国不幸病故后，李登辉能否当一个不恋栈权位的过渡“总统”，则充满了怀疑。这种怀疑，其实不是对李登辉怀有任何成见和敌意，而是植基于威权时代一种家天下的潜意识惯性，植基于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怕台湾人掌权之后，尾大不掉，反过来打压外省人，发生养虎反噬的悲剧。
“宫廷派”人士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初，当“宫廷派”人士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入极大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她对宫廷人士提出的看法，尽管心存图意，但是，她有什么力量能左右蒋经国呢？
“我将再起”基本上只是一个小插曲，它没有办法改变蒋经国的权力布局，也没有办法改变政治舞台台湾人时代的潮流。当宋美龄看完《我将再起》的讲稿，并且在草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的脚上已经长满了静脉瘤，她的健康虽然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还需要护士从旁扶持，她即使还有心“再起”，也是用颤巍巍的姿势站立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已经摆在阳光底下，宋美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赌的大轮盘中，已经没有她下注的机会了。蒋经国病逝标志着蒋氏父子两代政治强人统治的结束。如果将蒋经国病逝时的台湾政情同蒋介石死时的台湾政情作一比较，即可发现蒋经国病逝时台湾政情逐渐趋向复杂与动荡。
蒋经国病逝当晚７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议，俞国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劝荣总”副院长、蒋经国医疗组召集人姜必宁报告蒋经国病逝经过，会上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最后会议议定三件事：全体国民党员恪遵蒋经国遗嘱；由李登辉继任“总统”；立即展开治丧事宜。
可见，机会不会等待被动的人。“宫廷派”人士对国民党权力布局的忧虑和噩梦，果然成为事实，一个新的台湾时代隐然成型，蒋家的威权就在宋美龄的弹指之间溜走了！
二十三、小妹不只爱权
关于宋氏三姐妹———蔼龄、庆龄和美龄，现在中国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这一评价随着电影《宋氏三姐妹》的播映，更是广为人知。
二姐爱国，世人周知，无需多说。但大姐爱的仅是钱，小妹爱的仅是权的概括则有失偏颇。
宋蔼龄受父母影响，从小就对金钱有着浓厚的兴趣，长大后敛财有方，丈夫、孩子均是钱迷，但宋蔼龄也有强烈的权欲，她深知中国人的权钱关系理论，年轻时代即表露出很强的政治进取心，只叹身为女性，且时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
热衷权势并终于如愿以偿的宋美龄，当然也并非只爱权势不爱钱。据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介绍的一份联邦调查局的保密文件来看，这份秘密文件的提供者熟悉该家族，他对他们的看法是：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宋氏家族“总是钱迷心窍，他们的每一个行动的动机都是想捞钱”，因此，“他们玩弄巨大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常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钱转移给宋氏家族”。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宋美龄前往美国时，受到了杜鲁门的冷遇。杜鲁门当时对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希望，他一直在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这些“贪官和坏蛋”当然首推孔宋两家族。他们在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截留美援，用来兴办自己的公司，倒卖美国援华物资，从中谋利；内战期间，又向美国人伸手，把大批的美元投入自己的企业；在大陆政权即将丧失之际，又将金钱移向国外，特别是美国，这能不让杜鲁门生气吗？
宋美龄在那次赴美求援失败时，也匆匆忙忙地在美国处理自己的私人财产，让她的外甥孔令侃帮助管理。这笔财产有多少？现在仍是个谜。可以肯定的是：数额巨大。
大概是受到父亲宋耀如精明的商人头脑和积聚财富手法的影响，宋美龄的一生从未停止过对金钱的爱好与追求。据宋美龄的一个侍从回忆：宋美龄每隔一段时间总有那么几天心情会特别好，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侍从们对这种年轻人般的情绪起伏惊讶不已。她们发现，宋美龄特别开心，见到蒋介石的时候，常常是嘘寒问暖，眉开眼笑，一双美丽的丹凤眼简直弯成了两条细线，话也讲得多了，语气也特别亲热。
对于夫人这种周期性的态度变化，下人们自然很惊讶，于是也就分外留心，想找出个所以然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体观察和探讨，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原来那几天是总管蒋介石荷包的姓周的总计长来的前后。他来的时候，总是拎着一只大包，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生怕被谁看到似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士林官邸上下早就传说蒋介石每隔一阵子就会“送钱”给宋美龄，但蒋介石不可能自己拎着钱，大包小箱地送到夫人面前，于是自然由“总统府”负责会计工作的官员来张罗此事。
大家得出这个猜想以后，就刻意观察周总计长来的前后几天，果然宋美龄的情绪起伏和平常不太一样，和蒋介石一起吃饭或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比较亲热，还经常是小鸟依人般地陪蒋介石散步，忽然间年轻了好多岁似的。隔不多久，周某某就会出现在官邸，按老规矩，手上提了一只手提箱，脸色木然地走进官邸，然后，宋美龄就会告诉那些随从说：“请你们暂时离开一下，我有话要和周总计长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