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途中，耳中似乎仍响着那直泻而下的山涧溪注。
画家徐启雄，现居杭市，为浙江画院的头头，早在50年代就彼此相熟。第三天，不去湖山览胜，专去启雄家作竟日之谈。
每想到启雄，总想起他那《新嫁娘》的眼睛，那深邃得像井一样的眼睛。
启雄原在《人民日报》美术组工作，在一般人看来是“要津”。记得有一天我俩去帅府园美协展览厅看一外国画家的画展，在展厅里碰到叶浅予先生。他们俩说开了浙江话（我听不懂），叶先生笑着伸出拇指晃了晃（我看懂了），是对他的称赏，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叶先生是不轻易奖许人的，何况老师之于学生。似此，正值好风青云，启雄忽起“莼鲈之思”，要求调回浙江老家了。我既为他惋惜，又佩服他旷达超脱。
睽别数十年，启雄仍是嘻嘻哈哈老样子，正如方兄戏呼“小朋友”。
启雄以数十幅新作相飨。玉雕楮叶，虱视车轮，艺道更为精进。笔下的女性，绰约妩媚，婀娜多姿，各呈其妍，各尽其妙。
山川形胜，钟灵毓秀。于人、于艺，以启雄证之，的非虚言。
选自《随笔》，1995年5期
·183·
访柳泉杂记
邓友梅
邓友梅（1931～），生于天津，祖籍山东省平原县。代表作有《在悬崖上》、《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烟壶》、《追赶队伍的女兵》等。
对蒲松龄老先生，我一向在崇敬之外有几分亲切感，倒并非因为我有一半山东血统，并在蒲家庄左近住过一阵，相识过一些他的后辈同乡。实在的是因为这人不摆架子，不装一副大作家的唬人面孔。写小说就写小说。虽在小说中洒满了他的孤愤、怨恨、同情、钟爱，让读者在文学享受中受他的思想影响，但在动笔时绝不先装出个教训人的面孔来；他算不上思想家，但他也不勉强装作思想家；他一生穷愁潦倒，却也不冒充阔老大亨。七十多岁熬上个贡生，混了一套袍褂，始终不穿，七十四岁那天，他儿子找个画像师为他写真，极力撺掇他穿上这套礼服。他穿了，画完一看，越琢磨越别扭，特意在画像上写明：“为余绘此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去逝后所怪笑也！”这就是他为人的真实处。人真文方能真，有真才能谈到善与美。
如今蒲老先生的宅居却是体面起来了，山石花草，粉墙漆门，清堂洁舍，在全村里出类拔萃。我想他若在此，能过一天这种有派头的日子也好了。可惜这宅子是他分来的祖产，到他手破旧得连门也没有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感激政府和当地文物工作者为修整这故居所花的财力，所尽的心意，这终究是老作家遗物中仅存者之一。比如他的坟墓，就在大破“四旧”之际毁得不成样子。雍正三年张元撰写了个“柳泉先生墓表”，刻成石碑。为的是留给后人一点研究资料。旗手大旗一摇，石碑化为灰尘。打倒“四人帮”后，茅盾先生重写蒲松龄墓碑，特在左侧记上一笔：“此处原有张元撰柳泉先生墓表碑一座，于文化大革命中毁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之祸”。我看了心里酸酸的。这两行字很能表达茅盾先生的心情和品格。茅公也作了古人，这碑本身也是珍贵文物了，倒不如做个亭子，把这碑也保存得好些。
村东的柳泉，确是夏日乘凉的好所在，几十棵柳树，一汪清泉，依傍在南北大路之侧，夏天沏一壶茶，放两把烟，自己乘凉，也招待汗流浃背、口干舌燥的匆匆行人。行人既饮茶，又歇腿，没有不扯几句闲话的道理。听的人既不放录音机，又未必当面作笔记。说的人也不怕抓辫子追谣言，于是上下古今，花精狐鬼，信口开河，真假相间，想怎么说怎么说，说完拔腿就走。在闲扯淡中作家就汲取了创作素材和语言营养。有人认为关于蒲松龄的这一传说未必可靠。你到柳泉看看，就会认为也未必不可靠。古泉旁边，绿柳荫下，恰是闲扯的好环境。当然，那时柳泉号称“满井”，是躬身即可捧而饮之一汪清水，不是现在这样多少丈深不见水的枯井筒，那亭子也不会像如今这样红柱翘檐，只不过是个茅草窝棚罢了。话说回来，蒲老先生也先要在生活中尝遍酸甜苦辣，揣摩透世态人情，琢磨出人生哲理，才能把这些道听途说打磨成艺术珍品。若无本人的亲身体验，生活积累，只凭道听途说，是写不成《聊斋志异》这样的传世之作的。如今如果有人指望东打听一件新闻、西寻问一件轶事，就想写出好文章，我劝他去蒲松龄故居看看那两块砚台——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的。
这真是两块快磨穿了的陋砚啊，石头既不出名，雕工也不出众，可是满是笔痕，满是墨迹，这砚台已伴随他六十多年。顺治十五年考秀才用的是它，此后他多少次考场失败伴随着的也是它。带着它上高邮、宝应当幕友，又带着它教私塾、坐冷板凳。一面过着“终岁不知肉味”，“贫病出无驴”的苦日子，一边用这砚台写他的《聊斋志异》。这两方砚台，缺棱少角，记录下作家辛苦耕耘的一生，帮他为我们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如此瑰丽巨大的财富。砚台旁边还有一只铜做的，熏得漆黑的手炉。这手炉使人仿佛看到在苦寒的冬夜，在缺门少窗、透风漏雪的屋内，写几页手冻僵了就烤烤手，烤一刻手缓过劲来又奋笔疾书的穷作家的劳苦相。我于是想到，蒲松龄是这么贫困、而又是这么富有。他享受的是贫困、献给人民的是富有。屡考不中，使他到死没尝到鸣锣开道，前呼后拥的滋味，却使他磨练出多少篇锦绣文章。福兮祸兮？中国并不少他一个封建时代的巨宦或乡坤，但少不得这样一位描情述事的圣手，也许考不中的不幸正是他的大幸！
蒲松龄的文章瑰宝，和他的清贫生活，耿直性格互为依存。人们去蒲松龄故居，首先不是看风景，其次也不只是看古物，要紧的是从遗物中了解那个故人和他所生存的社会面貌，能不能既把故居故物整修保管好，又不一切翻新，弄得像个高干住宅，而失去原有基调和气氛呢？
我从蒲家庄出来时，心中既感到在社会主义中国从事文学工作十分幸福，又面对蒲松龄先生艰苦一生羞愧得不能自己。我走的这段路，蒲松龄生前恰也走过，有一天他半夜从瓮口回来，突然碰上大雨，人困马饥，好容易遇到一户人家，主人却叹息说自己正揭不开锅，拿不出人食马料招待他。他只好硬着头皮再往前走。可前边是什么路啊！“下关暝黑闻风雷，倒峡翻盆山雨来”，“来时当道僵尸卧，我行至此马腾惊。云是虎噬远行客，髑髅啮绝断股肱。”连滚带爬，直到鸡叫才到“篾席破败黄茅卷”的家。如今看着这望不见边的工矿厂房，万家灯火的宿舍农庄，车上满载的棉花、粮食、陶瓷、煤炭，感到和蒲老先生相反，自己从人民身上取得的过分富有了，而献出的竟是如此贫困。
巴金老师说：“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我重视、热爱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因为我可以用我的笔战斗，通过种种考验为读者、为人民服务。”蒲松龄的时代，作家还谈不上是一种职业。他要靠教书挣饭吃，才得以坚守这个“工作岗位”，为读者、为人民服务。而他竟服务得这么好、这么有成绩。这实在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和激励。我们应当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得更好些。
选自《散文》，1982年第4期
·184·
永嘉四记
邵燕祥
邵燕祥（1933～），浙江萧山人。著有诗集、杂文集多种，散文集先后有《乱花浅草》、《旧时燕子》、《梦边说梦》出版。
小引
近有温州之行，得识永嘉山水。一条楠溪江，名列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以水秀、岩奇、瀑多、村古、滩林疏朗寥廓胜。无多装点，野趣天然，荆钗布裙，不掩国色。爰作四记，并足迹心迹均志之，以飨后之问津者。
池塘春草梦
我告诉朋友们，要去浙江永嘉，一圆我的池塘春草之梦。
永嘉籍老诗人赵瑞蕻立即寄我一篇他的论文，论谢灵运及其山水诗的，就以这位南朝刘宋诗人梦中得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为题，告诉我“池上楼”古迹犹存；当然还告诉我到了温州，一定要尝一尝江畔海边滩涂中出产的蝤蠓！
谢灵运（385～433）从422至423年秋，在永嘉做了一年太守，留下近二十首诗，这就是今天从温州市区一过瓯江大桥，入永嘉县境，便见竖着风神潇洒的谢公石像的缘故吧。
我的旅行袋里揣着顾绍柏氏校注的《谢灵运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路也老念叨他；今天山上有石蹬台阶，自然好走，当年诗人穿木屐登山，上山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这世称“谢公屐”的小发明，确是源于亲履亲知。贵为一方之长，并不要人用轿子抬，已属难得，况且他还写出真山真水真性灵的山水诗。他不像后来的徐霞客那样行脚半天下，自觉地考察自然地理，这也不必深责：评价古代作家我们不是应该只看他比前人做出了哪些新的贡献么？
史传上说谢灵运游踪遍永嘉，这永嘉是大永嘉，相当于今天温州市所属各县。从他的诗看，不但包括了今天的温州市区、郊区，还涉足平阳、瑞安、乐清和雁荡山，还有今天的永嘉县。
谢灵运初来，就“裹粮策杖”登永嘉绿嶂山，山在今永嘉县楠溪江畔。其时大约已到秋末冬初，溪水凝寒，翠竹披霜，山涧曲折，似断还续，在深山远林中不辨方向，竟闹不清初月落日谁东谁西。这就是他诗里说的“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涧委水屡迷，林迥岩逾密。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可以想见当时古树蔽日，浓翳遮天。这种景观，在今日永嘉北部的四海一带原始林区也许依稀可见；楠溪江中下游植被自然不如千载以前，不过那“草木蒙茸，云兴霞蔚”还是使人流连忘返的。如果从现在起加意养山育林，环境不因开发而破坏，那么若干年后，或能不仅在书本中，而且在地面上整体的重现“谢灵运的山水”。
谢灵运来这里时，虽说从衣冠南渡，吴越渐次繁华起来，但永嘉地处海滨，还是边鄙穷荒之地。远离了皇都的政治漩涡，却又无异于贬谪流放。诗人说，“地无佳井，赖有山泉”；又在与弟书中，抱怨永嘉郡“蛎不如鄞县”，及至后来尝到乐成县（今乐清县）新溪的牡蛎，又赞叹道：“新溪蛎味偏甘，有过紫溪者”。俱可见他的无可奈何之情。谢灵运藉永嘉山水疏散了愁怀，永嘉山水则藉谢灵运表现了自己。这本是差堪告慰的。但四十八岁的诗人终于难逃劫数，弃市广州，罪名竟是与暴民有牵连，意图谋反。谋反一事，有人说有，有人辩无，今天谁还弄得清楚。总之谢灵运卷进了皇帝刘家兄弟间的政争，做了牺牲；谢灵运的作品几乎与诗人同命。他原有集，早已失传，诗文只散见于《文选》和其他总集、类书、史籍。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谢康乐集》，已经是明人辑录的了。不过诗人也有诗人自己的命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千多年流传不衰，仿佛谢灵运竟也附之以生：“梦中得句”云云，我怀疑是诗人自己或别人编出来的传说，所谓谢灵运自己说：“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或许是诗人带有自得的谦词呢。
我是少年时代先读了“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寻故问典，才知道“池塘生春草”的名句。一梦几十年，温馨鲜活如昔，直到这梧桐叶落的季节，终于借着来楠溪江采风之便，重温谢灵运的生平，含咀诗人的篇章，寻访诗人的屐痕，揣摩诗人的心曲，不觉思绪棼乱，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永嘉人——温州人总不是无端地把一千五百年前只曾在此为官一年的谢太守引为知己，至少因为他曾寄情这里的山水，由衷地咏歌过这里的山水吧。
舴艋舟
连日在楠溪江右岸的公路上来来去去，俯瞰秋水，一碧深青。昨晚赶到狮子岩看鸬鹚捕鱼，晚了，无星无月，看不真切，只得了四句俚词：“遥灯如柿柿如灯，渔火秋江几点明。为问楠溪平且浅，鱼游何处躲鱼鹰？”
今天风和日丽，全不像“十月一，送寒衣”的节令，心情舒展开来。听说主人要安排下午游江，心想也许能一乘舴艋舟了。来到渡头，一色排开的都是竹筏。
这里的竹筏，头部高高翘起。弯处是火煨烟薰留下的黑黄痕迹，使人想起焦尾琴。十二根毛竹并排，任你坐卧，足够听点水漱石之声了。
都爱说水清见底，成了一句套话。这水底仿佛探手可及，铺满大大的卵石，在日光水影下摇晃。我知道光和影造成了错觉，才把水看得浅了。浅处也总有一米左右，不然竹筏撑不动。但也深不到哪儿去，否则舴艋舟就不致兀自横在水边了。听说三百里楠溪江，二百里可走舴艋舟，我想那是春夏水涨的时候。叫舴艋舟，此蚱蜢可大，只是梭头尖尾有如蚱蜢。船篷有一节可以推开，长长一段就成了敞篷的。与李清照当年所说，“载不动许多愁”的“双溪舴艋舟”，大约相差无几。那首有名的《武陵春》词，已经考出是1135年春李清照五十二岁在金华所作。早在1130年清照四十七岁，那年正月宋高宗赵构车驾曾泊温州。清照赶来从黄岩雇船入海，“从御舟海道之温”；三月间又随御舟离开温州。皇帝的御舟我想要大，清照走海路，内河的舴艋舟虽可张帆，怕禁不起海上风波，然则所雇的海船该不是舴艋舟了。当时温州或包含今永嘉县境，但清照伶仃一女身，追随行在，逃难期间，又逢寒冬，谅不会远出郡城，跑到楠溪上去。我们在楠溪江见舴艋舟，联想起李清照，却没有根据说李清照也在楠溪江上泛过舴艋舟。富于想像是好的，捕风捉影就不足取了。
谢灵运倒真来过。他423年春写过《过白岸亭》：“拂衣遵沙垣，缓步入蓬屋。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这年秋天写的《归途赋》里，又说过“发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官亭”。据《太平寰宇记》卷九九，“白岸亭在楠溪西南，去（温）州八十七里，因岸沙白为名。”按地图上的里程屈指，这个亭该在今天的坦下一带，九丈滩林对岸，不知那里是否还有白沙筑成的堤岸。不过再一想，一千五百六十年前那个白岸亭，只是个以草为盖的“蓬屋”。搭了，毁了，又搭上，又毁了，寻常事耳，我们何必胶柱鼓瑟？即使再在江边，青崖空翠中或滩林掩映处，点缀一二凉亭，可结茅，亦可覆瓦，只是不要用水泥浇铸以求“永久”便好。
所谓人文景观，殊不必强求。比如诗碑，偶有一二则可，多了反败胃口。就像“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写此时此地之景，此景又何限此时此地，岂必指实呢？我在竹排上，仰望晴空，想起“春水船如天上坐”，放眼远岸，想起“平林漠漠烟如织”，这何尝是写楠溪风光，但不正道出楠溪江上况味？
由近及远，水枯处白卵石间蓬生着蓼莪之属，在晚秋变得深红，衬着芦花摇白，略显萧瑟。毕竟节近立冬，野菊已谢，杞柳渐老，而一片马尾松、毛竹依然疏密有致地屏列高天旷野中。夕阳下火红欲燃的，不是枫树，而是乌桕。左岸有大村镇名叫枫林。我们眺望着、欣赏着缓缓后移的岸景，两岸的山野草木以至放牧的老牛，却正默默地静观着我们泛筏中流；一动一静之间，隐然相契相通。
如果不放竹筏，而乘舴艋舟，所见所感当亦不过如此。乘舴艋舟的心思没有“得逞”，俟诸来日吧。
竹筏几次过滩，因天寒水浅，只觉有趣，不觉惊险。筏工如识途老马，左弯右曲之后，带领大家漫滩而下。快近枫林村时，他们在平水里篙定，生吃地瓜垫补，确是累了。远处滩林外卷起一柱烟，先以为农家晚炊，其实是过路车攘的软尘。
顺流放筏两小时，据说筏工旱路回去需用四小时，天黑或还得店宿一晚。一筏一工，计酬十八元。
楠溪江由北向南，左为雁荡山系，右为括苍山系，从缙云县乌下岭发源，干流全长一百四十五公里，大部流经永嘉县境。经鉴定，江水最少含沙量仅每立米万分之一克，水质呈中性，pH=7，硫化物、氯化物、氢化物、亚硝酸盐、氨、氮、重金属等有溶物质的含量，均符合国家一级标准；化学耗氧量、总硬度符合国家最低标准；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也大大低于国家允许浓度。清华大学建筑系朱畅中教授说：能有这样清洁、明净的水体，全国也是少见的。楠溪江因为没有污染水体的工厂，因而保存下来了。这是他胜过漓江、富春江的地方。……难得它山溪水清，然而随着发展生产，发展旅游，楠溪江还能长葆水质不受污染、水色澄碧透明么？
岩·云·瀑
永嘉县龙湾区一个青年朋友远道来索题，我写了这样几句话：“昔爱‘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之句，今值秋晚，稻熟菜嫩，黄绿绣错，而岸上白云则无日无之。因得诗云：谢公踪迹应犹在，来向楠溪江上寻。”
谢灵运那两句诗，是在离开永嘉八年多以后“入彭蠡湖口作”，然而景物依稀似永嘉，尤其是“岩高白云屯”，在楠溪江两岸随处可见，只要是晴天。他在永嘉写的《白云曲》失传，两句诗中想来也融入永嘉白云的印象。现在“岩”字简化为“岩”，好像只是一般的地质学中岩石，不再有“山之高峻者”的意思。像形字里，未经简化的和、诸字一样，繁杂的笔划像画家的法，给人以崔嵬嵯峨嶙峋之感，高、幽、峭、险，亘古如斯，只有偶来屯聚的白云，赋予它以生机，以飞动的灵气。
晚谢灵运数十年的陶弘景，也写过一首关于云的好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这是因南朝齐高帝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之作。陶弘景写这首传诵千古的名篇时，似还没有隐居到永嘉的石室山，而后来石室左近还是附会出了白云岭和白云亭。石室山今名大若岩，若就是箬，形容山冠为箬笠。据说山上古来有五十多个洞，我们只探了高十七丈、深二十四丈、阔二十三丈，可容数千人的最大一洞，即古地理志所说的石室。不知从几时起，石室之名被“陶公洞”所取代。洞是古的，洞中建筑文昌阁1957年失火，只剩空台，显得空荡荡的。洞外植被不古，当路一老樟，仿佛阅尽沧桑，还要拭目以待。南史说陶弘景特爱松风，“每闻其响，欣然为乐”，倘果在洞左洞右，山上山下遍植松林，虽附会却不嫌牵强了。
不远是神往久久的十二峰和百丈瀑。但是主人不提它，一迳引我们上石门台去。客从主便，不好多问；后来才知道去十二峰、百丈瀑山路难行，且听听在百米高头的地名“虎愁岸”，怕就要劝阻老人：石门台一样有瀑布。
石门台在何处？一入峡谷，岚气萧森，有时以为风吹木叶，其实乃水声潺潺。石阶一会儿陡高，一会儿平展，走走停停，在意想不到处飞溅一挂水帘，或落入凝碧深潭，或泻进潺山溪。行行重行行，才懂得峰回路转的境界，好就好在有节奏，不平冗。忽于翠竹丛、乱石堆中躲躲闪闪出现一条瀑布，人说叫含羞瀑，从山下数上来，已是“六”了。
就是瀑布，字典说是闽方言，此地不少语言风俗与闽东北相近。最早见这个字，是朱自清先生写温州的《白水》：
几个朋友伴我游白水。
这也是个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细了。有时闪着些须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却又没有——只剩一片飞烟而已。从前有所谓“雾”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此，全由于岩石中间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里，无可凭依，凌虚飞下，便扯得又薄又细了。当那空处，最是奇迹。白光嬗如飞烟，已是影子；有时却连影子也不见。有时微风过来，用纤手挽着那影子，它便袅袅的成了一个软弧；但她的手才松，它又像橡皮带儿似的，立刻服服贴贴的缩回来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双不可知的巧手，要将这些影子织成一个幻网。——微风想夺了她的，她怎么肯呢？
幻网里也许织着诱惑；我的依恋便是个老大的证据。
写得真好，体物入微。只不知白水在温州的哪里，当不在永嘉。不过，他写的是如烟的。石门台的七、八、九，全然是另一回事。那白练悬垂，隆隆如车马奔腾，这一带似有座岩名“锣旗鼓伞”，势头倒正旗鼓相当。石门台者原来在岩顶，破槛而出的瀑布由此发轫。所以，按理说九实应为第一，山下的一，才是趋下而不回的第九了。
归途又去探“崖下库”的瀑布，另有一种幽趣。沿着重崖迭嶂间的山路攀登，渐渐的栈道窄，一步一险，再无心观望峭壁上的紫藤苍苔。心神不定之际，豁然别有洞天，三面峭壁，下临一潭，瀑布垂帘，形势略似雁荡山的小龙湫加三折瀑。遥想夏日雨后，水势磅礴，山鸣谷应，幽深自又添几分雄奇。
都说楠溪江“无水不成瀑”，岭头乡龙潭瀑布，岩上村的大泄七折瀑，水岩村的千尺瀑布……还都养在深闺人未识呢。
没有山岩便没有瀑布，有了瀑布，才使默然无语的山岩，连同岭头峰巅的白云，一起变得有声有色了。
田家村舍
到楠溪江东著名的石桅岩去，下车以后要步行一阵子。一会儿走过溪上的“丁步”——一步一个石礅，想像水涨时渡河的有惊无险，唤回童年踏水的兴致；一会儿在卵石滩上走过，大卵石给人安全感，急不择路时落脚小卵石上，硌那么一下，不免感谢百千万年的岁月和流水已把石块的棱角磨圆：一路墙、门、堤、路，尽是石头，山中原是石世界，最早的大地上，除了捉摸不住的空气，该就只有石头、泥土和水流了。
走过一段新开的山腰栈道，似乎窄了些；还得撑船走一段水路，过袖珍的“小三峡”，两岸峰峦倒成了放大的盆景。行到水穷处，舍舟登岸，便是相对高度三百零六米的石桅岩，耸立于二百米左右的群岩簇拥中。亿万斯年，张帆望海，那气魄，那欲行不得的内蕴的张力，绝不是昆明湖上雅号清宴舫的石舫可比。不知始于何年人们名此岩为石桅，山岩壁立，形如船帆是其一，也不能不看到，群山环抱，道路阻隔，毕竟囿不住想像和抒情。
我们是要到石桅岩北的下岙村去（岙音奥）。中间经过一片平展展的绿茵，正是所谓芳草岸了。在一户周姓人家歇脚。中年主人从温州师范毕业后就回乡教小学，最近抽调参与石桅岩景区的筹划。在他家高大堂屋八仙桌上吃的中饭，有老酒，早晨宰的鲜肉，焖毛芋，新摘的瓜、菜、豆和板栗。此情此景，我想到孟浩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那是“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田家风味，固远胜于珍羞罗陈、“海鲜生猛”也。
在美国中西部一些乡村和小市镇旅行，我常想起唐诗中的意境。有位熟稔历史的朋友解释说，当地人口密度略与我国唐代同，自然生态因而大抵相近。想想不无道理；而那里的建筑，最古不过百多年，能保存至今的，无论平房楼房，石构木筑，多半坚实，早期移民尽量使房舍接近故乡的村居或别墅的风格；近年新建的，也大致能跟整个风景线合榫。我们这里不一样：且不说千年来的兵燹人祸，单是1958年人迹所到古树扫荡殆尽，深松古藤早已难寻了。这几年农民手里好不容易攒下钱来，翻老屋造新屋，总不能拦住他们，硬留下柴门蓬户。那些想回归自然，在“返朴归真”的幻觉中缓一口气，发发思古幽情的游客，有一天来到荒乡僻壤，看到田家村舍也都换成规范化设计的大行货，必定会大失所望。
记得在武夷山，听说杨廷宝先生主张那儿的旅游建筑“宜小不宜大，宜低不宜高，宜土不宜洋”（也许还可加上宜隐不宜显，宜俭不宜奢），才不致破坏那一片水墨丹青的野趣。楠溪江两岸连同浅山深坳，居民点和风景区断难截然分开，不仅旅游设施，而且居民新建改建的房屋也摆在一盘棋上；没有理由为了“诗情画意”，劝居民留在百年老屋、颓败破蔽的“古民居”里过日子，自然也不可能让居民自建造价高昂的“仿古建筑”，那么怎么办？
楠溪江不但有佳山水，还有古窑址、古墓葬、古战场，以及古桥梁、古牌坊、古民居，一笔可观的文化遗产。拿古民居说，怕也只能重点保护其中最古老也最有特色的典型，当地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渡头古窑址南，岩头镇北，走进“苍坡溪门”，便是古老的李姓村寨——苍坡村。从五代建村，到南宋时九世祖李嵩按照“文房四宝”布局：东西长街直细如笔，称“笔街”，指向村西状如笔架的山峦，这笔架山是借景，村内两方水池可算是实实在在的“砚池”，另有两条青石搁在池边，其中一条的一端砍斜，象征磨过的墨，全村就是可以写字可以画图可以做文章的一张纸了。听说小楠溪南岸的豫章村，村前迎着文笔山，也挖了一方“砚池”，文笔山的笔尖峰倒映水中，正如毫端蘸墨。这个村“一门三代五进士”，不知是托这个风水的福，还是及第后才有这构思。
像这样保存着明清以前格局的古村落、古民居还颇有几处，多伴有凉亭、莲池、戏台、祠堂。苍坡村似是最古的，八百年老樟树为证。在这里借“水月堂”设民俗陈列，有容易传世的石臼石锁，还有旧时的床、轿、纺车布机以及农具；器用之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件竹编对襟上衣，每一方格小于指甲，工艺极细；又透又露，设想暑天衣此，如倚修竹，当清凉无汗。另有一红色拙实木盆，旁出一鹅颈弯弯，正好在臂上，说是妇女下河洗衣裳所携，既实用又富情趣。此地河溪鹅不多见，鹅盆补此不足，它体现了不弄笔墨纸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残存的一点“古意”。
清华大学建筑系汪国瑜教授，说起此间三个古村寨里新盖的房子，无论哪一座，都没有老的好看。“在风景区盖房子，特别要注意样式，要和风景协调；因为新房本身也成为风景。”如何兼顾环境景观与居民生活，存古与怀新，文化与经济，——这就是千古谧静的楠溪江，在过去与未来交会之际，给今人出了个不那么好做文章的题目。
199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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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朝圣——欧洲随想录之九
从维熙
从维熙（1933～），河北玉田人，作家。著有《大墙下的红玉兰》、《北国草》、《走向混沌》、《欧行书简》等作品。
巴黎是我欧洲之行的第三站。
在此之前我在联邦德国的绿茵上穿行，并顺访了音乐之乡的奥地利。七月八日乘车抵巴黎，九日清晨就迫不及待去朝拜雨果故居。
在已故的一代法国文学巨人中，我偏爱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一直把被国内评论界誉为“法国文学的星魁北斗，法国社会的折光镜”的巴尔扎克，置于雨果之后。这和中国自盛唐之后，“扬李贬杜”或“扬杜贬李”之说，实出一辙，多由个人气质和经历所决定，实无更多的标准好讲。“没有偏爱，就没有艺术。”这是别林斯基说过的一句内行话，应该铭刻于艺术圣殿的鸿匾之上。
很遗憾，因为雨果故居坐落于一个偏僻街巷，我和向导小杜在巴士底狱广场下车后，向刚刚开门营业的商店，至少询问了“一打”商人，竟无人知晓雨果博物馆的准确位置。是不是因为商品价值上升，文化价值失重，我一时还难以评断；但对那些满面红光的富贾和柜台后边的太太小姐们，顿失敬意，则是我的真实感情。
还算不错，小杜的背包里带着一本巴黎街道地图，靠着它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个幽静的小巷之角，寻觅到了雨果故居——今天的巴黎雨果博物馆。
黑色大门口悬挂着一面法国国旗，时正天落霏雨，被打湿的黑红黄竖条旗，掩卷着沉甸甸的头颅，像是对这位世界艺术巨匠，默默地述说哀思之情。
“巴黎人都到哪儿去了？”我看看紧闭的两扇黑门，门口只有我和小杜两个中国人，不禁有些失望。
“我看看表！”小杜提醒我说，“九点半开馆，现在还不到开馆的时间！”
真糟——我们早到了近四十分钟。
按照我的想法：坐等开馆。小杜则觉得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巴黎古迹名胜，多如仲夏星空，不如先去凯旋门或罗浮宫一览巴黎的历史文明。执拗地坐等开门，是无任何意义的，但我还是要求小杜，第一天的行动路线，要符合觐圣的规范，在巴黎寻找雨果的昔日萍踪。小杜发现我很顽固，便挥手叫来一辆“的士”，开始了并非旅游的旅程。
在车上，我的感情逐渐平复了一些。并不是宽阔美丽的赛纳河，给我服用了镇静剂；在我的印象里，赛纳河虽然并不失其为美，但缺乏流荡在德国的莱茵河的妩媚柔情，也欠缺横流于奥地利南部多瑙河的婀娜姿容。赛纳河只能算一个眉眼端正，肌肉丰腴，曲线并不突出的雍容华贵的夫人；它缺少海涅《罗曼采罗》的爱的诗情，更乏约翰·斯特劳斯的蓝色神韵——一句话，它没有唤起一个来自黄河之畔的中国作家的任何幻想。使我内心的感情有所平衡的是那位出租汽车司机：金黄色的头发，凹进去的眼窝，凸起很高的鼻子，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方向盘。这个充满了浪漫劲儿的小伙子，原来也是个雨果迷，他告诉我，法国以文化名人命名的广场、街道和纪念物，最多的属于雨果；他虽死犹生，因为雨果的作品，凝聚了法国过去和现代的不朽人道主义精神。无论是《悲惨世界》，还是《巴黎圣母院》；抑或是《九三年》和《笑面人》以及雨果的戏剧和诗章，里边都充溢着法兰西民族洒脱的浪漫的气质，因而只有雨果的卷卷大书，最有资格被确认为是用法兰西的血液浇铸成的文学诗碑……
小伙子是用民族性的视角，来崇敬雨果的。难道这不是雨果作品的内核之一吗？记得，昔日读雨果的传记时，曾提到有的青年，对雨果作品爱到了疯癫的程度，只因对剧院上演的雨果剧目，逢遇了相异的评说，剧院散场后居然在门口发生格斗。我想，这种文坛轶事，只可能诞生在法兰西的豪迈国土。雨果多卷的丰伟著作中，正是蕴藏了本民族的魂魄，才成为世界文化巨人的——小伙子的职业虽然是开出租车，真可以顶替我们有些法国文学的研究家了！
到了繁闹街市，弃车步行，街道上各种肤色的游客，蝼蚁般地接踵擦肩而行，他们皆无一例外地迷醉于巴黎秀色。只有小杜和我，像被探警追赶异国的逃犯一样，在神色悠然的旅游者中间，匆匆穿行。小杜在巴黎练就了一双行路的铁脚板，我只好舍命陪君子——拿出昔日在劳改队农田耕作时，忽闻收工哨声，忙不迭地奔向小窗口去领那两个窝窝头和一碗白菜汤的架势，尾随在小杜之后，迈步疾行！
“小杜！这是去哪儿？”我头上冒出了汗。
“拐过这条街，就是巴黎圣母院了！”他回头一笑，马上又收敛了笑意，“我看……咱们在路边长椅上休息一下吧！”
“不！”我掏出手绢擦擦汗说，“我当年经受过‘马拉松’的锻炼！”
行抵巴黎圣母院广场，适逢悠扬的钟声从云中传入耳鼓。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尖顶，直矗云天，巴黎的上空似乎显得低了，而缓慢的修道院钟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巴黎圣母院，当年有多少在这儿洗俗的圣女？游人们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因得到圣母马利亚的头上灵光的照耀，而灵魂和肉体同时升入天堂的？游人们恐怕也不会说得清楚。教堂能烧烬了多少亿只蜡烛，又有多少信徒把青丝超度成了鹤发？一切都是个谜——一个世人心中的未知数，但是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中的打钟人加西莫多，和坚贞的吉普赛女郎埃斯梅拉达却被世人所熟知，巴黎圣母院也因此更为声名显赫，我跟随小杜所以能到这儿，就是被雨果的笔锋引路而来的。
教堂内光线昏暗，烛火影影绰绰。据说，当年拿破仑曾亲自到这里来觐见圣母之灵，但圣母并未启示他如何避免滑铁卢战役的全军覆没。俱往矣！尔今在教堂内被隔开的一个个房间里，我还看见浑身艳装的新潮女性，在向壁画上的神灵默默地祈祷着、忏悔着什么往事似的，态度之虔诚庄重，如同时光在瞬间发生了倒流……
走出圣母院教堂，见鸽子在教堂的屋檐下咕咕噜地闹春，青年男女在拥抱接吻，儿童在广场嬉戏追逐，直升飞机如同大蜻蜓一般在头上飞鸣而过。这儿是生机盎然的巴黎，是流动着的彩色世界。我想，雨果如果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在圣母院的广场上，祝愿那些在热恋中接吻的青年早成眷属，祝福那些儿童张开翅膀像“大蜻蜓”般地去翱翔宇宙。祝天空更蓝，祝草坪和森林更绿，祝赛纳河成为一条没有污染的清澈河流，祝整个巴黎都跳起充满生命朝气的迪斯科狂舞……
在索尔邦学院雨果塑像的眼神里，就滴露着一种对人类生存延续的祝福。这是一座石雕，石面并不光洁；它不像中国在一段时间内，遍地耸立起的光洁无痕的“伟大”雕像，目光炯炯，挥手前方；雨果坐在索尔邦学院的广场上，似乎有些困倦，他用手背顶着自己的腮额，仿佛在构思着一幕外星人的戏剧；不，也许他正对受苦的小女孩珂赛特以及为她而卖掉了金牙的母亲芳汀，进行人道的回盼。
其实，世界上的底层人儿，何止法兰西存在，我在社会的底层，因穷苦得无法填饱肚子时，卖过《鲁迅全集》，也卖过你的成套著作。这一摞摞的书籍虽然没有闪烁着金色的光亮，却有着金子的内核。中国古人说：书中有黄金。不！不仅仅有黄金，雨果的大书中蕴藏着黄金也难以买到的人类的良心。
我永难忘却，在劳改队的小屋，我的枕下放着雨果的《悲惨世界》，书籍的封皮上却障人耳目地写着《……选集》。这是在我和文学诀别的年代，从刚刚卖到废品站的书籍中索取回来的一本书。像暮秋的寒蝉一样善于伪装，我用最辉煌的书名掩盖住了书胆。
我读。
我抄。
我默默地背诵。
记得，当我读到马德兰市长，在法庭承受良心审判的那一章节，我的心颤栗了。从法官到听众，没有一个人怀疑马德兰市长就是逃犯冉阿让；而那些嫌疑犯不断被提进法庭，代替冉阿让接受审讯时，冉阿让——更名改姓的马德兰市长，突然从尊贵的旁听席位站起来，缓慢而沉重地走上被告席。法庭上下先是惊愕，后又哗然，在这短短时刻里，马德兰市长的黑发童话般地变成雪白——只有雨果才有这样奇伟而浪漫的想像力，冉阿让在这个章节中闪烁出了人的真正光辉……
至今，我抄写这一章节的本本犹在。历经时间的凋蚀，以及劳改队老鼠的吞噬，纸页已然变黄，边边沿沿残留着鼠牙的印痕；但是，用钢笔抄写下的密麻麻字体，却没有褪色。出行欧洲之前，行程匆忙，要是能携带上我这个“囚徒”的笔记，并将它呈现给雨果博物馆，那将是十分有意义的事。可惜，我忘记带上了它。
小杜见我对雨果雕像一片依恋之情，虽没有开口催促我离开索尔邦学院的广场，但他不停地看表，分明是一种无言的提示。他虽读过许多雨果著作，能滔滔不绝地论及雨果戏剧中的人物，但因他和我经历心境不同，他无法觉察到我此时的心绪之复杂。忆往昔，我不也是个东方的“冉阿让”吗？像磨盘上的驴儿一样，走着我脚下无穷尽的圆弧……小杜——一个留学法国的博士研究生，能对人生理解得这么多吗？！
巴黎街头的行人脚下匆匆，显示着欧洲人特有的气派。我脚步踽踽，不要去比那些金发披肩的男士女士，就是和小杜相比，我也总是落在他后边老远。因而，小杜不得不经常停下脚步等我；
“累了吧！”他很关切。
“是的。”我觉得心疲累了。
“坐会儿吧！”刚才他就这样说过，“不然拦一辆‘的士’，这儿离雨果故居，路还不近呢！”
我未表示同意，这倒不是吝惜口袋里的法郎——只要不遇上巴黎扒手，法郎足够我花到返国；实因雨果的那尊手托腮的雕像，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凉，我愿意一边慢慢地走，一边慢慢品味其中的苦涩；粗略想想，雨果留下了上千万字的作品，直到生命的垂暮之年，他还不忘勤奋地笔耕，作家的桂冠，对他说来是受之无愧的。我是什么？能算个作家？几本小文，疵斑累累，回首望之，常使自己脸红心跳。重返京华以来，尽管自己一直警惕惰性浸入骨髓，但随着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偿补一下二十年流放之苦的安逸享受意识，还是时有漫延之势，面对雨果，我深深地感到内疚。我又想到我们可敬的老一代作家和文苑的后生晚辈。知自尊自爱者固然多多，但也不乏安徒生童话中的胸前挂满勋章，“光着屁股的皇帝”。其实，人的才情有大有小，“光着屁股”也无甚难堪之处；可畏的倒是，兜里装着一部长篇或早年几篇小说什么的，便动辙以文坛霸主自居。那架势，颇有取巴金老冰心老而代之的虎威，实不知世界上有“廉耻”二字矣！还有那些可爱的小兄弟、小姐妹们，有的刚刚写过一两篇小说、或几首小诗什么的，作家、诗人的彩色花环，就套在了自己的颈上（也有恐怕被别人误认为不是新潮代表的评论家，而跪拜奉献的）。如果这些本不是鸡群之鹤的“鸡群之鹤”，能在雨果雕像脚下站上一两分钟，审慎地问问自己：我到底算不算个作家，那该有多么体面？！
下午三点，小杜带我终于再次来到雨果博物馆门外。大门敞开，人流如涌，早晨见到的那种冷清和寂寥已不复存在，说着西班牙、意大利和亚非语种的雨果读者，进进出出。
经小杜翻译给我听：这所小楼是雨果三十二岁到五十岁的故居，这段时日是雨果创作的黄金岁月，因而在他几所故居中这所故居占据着显要地位。抬头望望，曾被授与法兰西文学院士、功成名就的伟大作家的故居，外表并不那么辉煌，一座四层小楼，有的楼窗漆皮已开始斑剥，使人看了有一种破落之感。走进楼内，色彩和格调也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红漆涂过的楼梯，被一批批的朝圣者，踏得露出白白的木茬。一楼陈列的照片、画相和遗物，多是雨果的童年及其家族的历史。上了二楼，和雨果创作发生密切关联的遗物骤然多了起来。玻璃橱内陈列着雨果的原稿手迹和与友人的信函，还有法兰西文学院授与的院士功勋带，以及他穿得破旧的西装坎肩……平凡和不凡在这二层楼房里并存，充分揭示了雨果从平凡中赢得不凡的崎岖里程。
每层楼房都有七、八间屋子，每间房子都有博物馆文职人员看管。在雨果的写作间里，除保存了雨果伏案挥笔疾书的木桌木椅之外，墙上镜框中间镶嵌着许多法国著名画家生前为雨果画的肖像。在墙的一角，木几上摆放着雨果的半身雕像，它无肩、无臂、雕塑突出雨果的胸部和头颅。雨果的目光既不看窗外的远方，也不看室内如织的来者，他低垂着被胡须遮盖着的下颔，圆睁二目似在为整个人类祈祷着光明的未来——那是雨果毕生追求的人道世界。
拾级而上到了三层楼，不禁使人愕然，原来珍藏着雨果各种版本著作的资料室，不接待瞻仰者。正在郁郁不知所措之际，小杜按响门铃，开门后，他向一位年轻女士叽哩咕噜地讲了老半天法语。并递上我的名片以证明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我看那女士的脸色由阴转晴，大概她确信了我们来瞻仰雨果的诚意，又确信我俩不是乔装的文匪，便礼貌地让我们进得门来。
这是宽敞的丁字形大厅，四周都是钢琴色的高大木橱。密密麻麻的大格子里，陈列着各国出版的雨果著作。从他早期的有浪漫主义宣言的剧本《克伦威尔》，到后期小说《九三年》，以及诗歌《惩罚集》、《历代传说》等等。那位女士兴致勃勃地开动电脑，找出中国于八五年召开记念雨果逝世一百周年的会议文稿。这些文稿汇同世界各国对雨果著作的评介文章，装订成一叠叠的资料册，这些资料橱阁整整占了大厅的一面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