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页

“你能告诉我变老是怎么回事儿么？”我问。

“空茫茫的。”他说。

“嗯？”我没听清。

“就是心里变得空茫茫的，像长了很多杂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说，“所以要是早几年，我们能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聊天喝酒就好了。”

“嗯。”空茫茫的，默念了一下。

“你呢，你在北京爱着谁吧。”

“我总是在北京爱着谁的。”我开玩笑说。说完我们都笑起来。

“你迷死人了。”他说，望着我，然后闭上眼睛，又睁开，继续望着我，“我这个人激情四射，旱涝不匀。你以后就知道了，我碰到什么人都不怕，都立刻能克敌制胜。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就难说了，我就是那种，即使再与你热恋，只要你一走，心就立刻瓦凉瓦凉的。”

“那你不是整天都瓦凉瓦凉的。”

“不瞒你说，每次去按摩，服务生都会说，先生，麻烦你拳头不要捏得那么紧。在睡梦中，我也是紧紧攥着拳头，攥到发痛。”他顿顿说，“自己在人背后是软弱的，没有安全感的，在人面前或许就有些矫枉过正起来。人嘛，常常就是这样的。”

“所以，干杯吧。”我举起手里的杯子对他说。

“嗯。喝酒是高兴事，其他都是扯鸡巴淡。”他说，又给我满上酒，我手一晃就把杯子里的酒都洒在了裙子上。可是就像现在这样多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我们各自在浓重的酒意里沉默了会儿，窗户外面传来隔壁人家放出来的评弹音乐，他也跟着哼唱起来，“姊妹的言语不能听，因为她们似假又似真。我劝你，早早安歇莫宜深，可晓得你病中人，再不宜磨黄昏。我劝你一切心事都丢却，更不要想起扬州这旧城门。”我闭上眼睛，却能够听见各种轻微的声音，树叶窸窣，虫子扑打在灯泡上，野猫在屋顶追逐。我甚至听到肚子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我有些饿了，我想起来很久没有吃过东西。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心里平平静静的，甚至感到有些隐约的欢喜。

我在将近凌晨的时候告辞，大奇提了一句如果觉得太晚也可以在他家里过夜，我当他是出于礼貌，坚持告辞，他便也没有再挽留。趁我收拾起包的时候，他从厨房里拿出个牙签罐大小的玩意儿递给我，说是为我接风洗尘的礼物。我接过来看看，原来是过去花鸟市场里常见的蟋蟀罐，里面竟有一只活着的蟋蟀。

“就在楼下花坛里抓到的。我发现它的时候，它正在枯叶堆里，声音低哑浑厚，可是一位真正的将军。”他说。

“算了，别送给我。我从来没有把动物养活过。”我推辞说。

“放心，这可不是什么斗士，就算是送你养着玩的。也是个挂念。你刚刚错过了我们上个星期驱车九十公里的狩猎，收获颇丰呢。我们周末时大战一场，惨烈得很。所以你放心，厉害的大虫我都自己留着，等着今年最后的决战。所以你看，对我来说，夏天是这样结束的，与你很不同吧。”他说着，把我领进厨房，我才看到虽然几乎没有什么厨具，但在桌子底下却排着一溜儿黑色蟋蟀罐，他打开一个，里面黑漆漆的，我屏气凝神地看了会儿，突然听到很轻很轻的声音，啾啾、啾啾。

“你自己做饭的时候，撕片菜叶、掰粒毛豆给它就好了。”大奇在身后不厌其烦地关照。我想如果再不走的话，他大概会转身从冰箱里抓出一把毛豆来塞进我的口袋里。单是想像这番情景，就让我忍不住要笑出来。我把蟋蟀罐放进口袋里，又突然想到什么似的问起他那些照片来。

“照片也留一张给我吧。”我说得漫不经心，好像无所谓一般。

“你随便挑就是。”他转身拿出更多张照片来。

“我就要那张，闪光灯打在保罗先生脸上的那张。”我说。就是微微脸上有抹灰尘的那张，我心想。

他递给我，问说要不要给我个袋子装着。我说不要，只是着急接过来。然后我走在黑漆漆的楼道里，不知道该怎么安置那张照片，放在包里怕被折坏，只好拿在手上。这样就不由常常拿起来看一眼，再看一眼。酒意差不多已经过去了，马路上的凉风很努力地想把我身后那些难过的梦都吹散了似的，我手里还拿着保罗先生的照片呢，很想劝慰说，别吹了，没有用的。不是么，保罗先生。

我不知怎么的想起有一天在咖啡馆里，大概是圣诞节的前夜。因为胖子难得请大家去唱卡拉OK的缘故，所有人都提早下班，留我一个人打烊。保罗先生在差不多要关门的时候进来，从毛衫里抖出许多寒意来，我看咖啡机还没有关，便顺手做了杯咖啡给他。等着蒸汽把水打热的间隙，我没话找话地问他为什么不回去过节，那几日常来咖啡馆的外国人都走光了。

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机票太贵。我把咖啡端给他，他就站在吧台旁边喝。我并没有催促他，继续擦几个剩下的杯子。他有时候看看我，有时候又看看窗外。然后他说他已经很久都没有回去了，家里也没有什么人。说完他拖了把椅子坐下来，定神望着我，像是要开始一番长篇大论。可是我并没有聊天的兴致，甚至有些木讷起来，不知道该接什么话。于是我干脆打住他的话头说，明天晚上咖啡馆还是会照常营业的，如果他想过来喝一杯的话，胖子会在这儿。他哦了一声。又望望外面，我也望望外面，外面冬天的街道上没有车，也没有人。所以现在想起来，他突然死了，虽然有些吃惊，但真的说不上是什么意外。

这么想着，我口袋里面的蟋蟀突然叫起来，啾啾、啾啾。我被吓了一跳，用手捂住口袋，怕它会跳出来似的。但其实它在罐子里一动不动的，啾啾、啾啾。

叁 ◇

那是我们最后的好时光。总是下午，或者临近傍晚的时候，我们坐在咖啡馆门口靠窗的座位，那是三个围拢起来的小沙发座，中间摆着张圆桌。沙发很旧，都是胖子从隔壁弄堂的旧货店里淘来的，并不成套。而且弹簧几乎都松了，人造革的皮面上裂了好几个口子，露出里面的海绵。桌子上摊着我们看到一半的书，客人们留下来的过期杂志，大瓶可乐，开始不断滴水的整桶冰块，咬过两口的三明治，半盒这个牌子的香烟和半盒那个牌子的香烟，插满烟头的烟灰缸。我们从来不收拾这个桌子，也没有客人会来坐，这就像是专门为我们自己留着的，并没有人这么规定过，但是时间久了，这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这三个沙发早就被胖子处理掉了。但当时，我们坐在这儿，正好能够看到窗户外面，外面永远都是夏天的样子。反正每当我想起咖啡馆，我就立刻能看到外面泡桐树绿色的叶子，空气潮湿得能滴出水来。有穿着短裙和夹趾拖鞋的女孩在马路上走来走去。

有时候微微坐在我旁边，有时候她还在路上。小杰总是在吧台后面忙碌，把意大利面煮熟以后过油放冰箱，再等一大锅肉酱突突冒起泡儿。他是店里惟一正经从职业学校厨师专业毕业的，被胖子从隔壁一间西式简餐店挖过来做领班，每天开着辆小摩托来上班。说是领班，其实他上日班的时候就只有他一个人而已，我跟微微上的都是晚班，从傍晚到晚饭的高峰时间我们三个人有个交集。但通常下午的时候，我与微微就已经待在那儿了。与我们不同，他对咖啡馆的种种事物，全无好奇，每天只是程序化地做各种事情，给所有的定时器调整好时间，在送货单据上打钩画叉。等他做完一切，就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他跟所有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一样，时刻都能睡过去，长手长脚地在那只小小的沙发里摊开，睡得毫无防备，不一会儿就轻声打起鼾来。

其实胖子给他的薪水算得上苛刻，但他仿佛对生活也并没有其他要求，他既没有女朋友，也不去夜店，甚至不喝酒，只偶尔抽根烟。每天捱到下班的时刻，就立马收拾东西走人，绝不流连片刻。然后他站在马路边发动摩托车，等发动机热起来的间歇，他就这样垂手站着，望着马路对面。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者他想要做什么。他看起来像是已经提前没有了所有烦恼，做好一切准备接受命运安排。甚至打算就此开着摩托车一路往中年里奔去。

而有时，就算我们三个人都坐在那儿，我们也未必会说话。我们只是齐齐望向窗外。这条马路上不通公交，几乎没有车。遛着三条狗经过的菲律宾人，在围栏上锁自行车的女孩，卖白兰花的婆婆，隔壁理发店的夫妇。我们看着他们走来走去，看着天色一些些暗下来，抽根烟，闭会儿眼睛，等桌子上面那桶冰慢慢地化成水。

有一天，微微从马路对面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她穿着紧绷绷的白色背心，外面套着件衬衫，走路的时候总能带起一股风。她走进来，裤腿一挽，得意地把脚搁在桌子上。我才看到她把原来的一个文身图案改了。那儿原本文着个意义不明的图腾，据她说是好多年前的事，已经褪去些颜色，边缘也模糊了。这会儿改成了一根系着蝴蝶结飘带的狗骨头，她与我同年，生肖属狗。

“疼么？”我问她。

“当然疼。不过大面积的刺痛感会叫你欲仙欲死。”她说完撩起衬衫给我看。那会儿我们才刚去咖啡馆上班，算不上相熟，所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整个后腰上的图案，完全说不上好看，甚至有些糟糕。颜色乌糟，粗糙。一看就是少年时期出自于三流文身师之手。“这是我的第一个文身，图案完全没有意义。当时失恋了，要去文身纯粹是为了感受痛，就好像失恋还不够痛似的。第一针下去才知道，人体很奇妙，藏着很多一辈子也没法挖出来的痛。”

接着她干脆把衬衫脱去，给我看右侧肩膀上的图案，她说那里面藏着她名字的缩写，我仔细看了一会儿也没能看出来什么。只是当中还空着个桃心。她说：“一直是想留着，给什么重要的人或者东西，反正现在还没有碰到。”

“你会后悔么？”刚说出这句话我就后悔了，硬生生地把自己跟她隔开了似的。

“我做过好多后悔不迭的事呢，又有什么关系。”她说，全没放在心上。

“他们说文身的位置不好，会倒霉。”我说。

“我每回文身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已经碰到最倒霉的事情，还能再糟到什么地方去呢。”微微说，“当然是会转运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分成有文身的人与没有文身的人，文了第一个以后就把自己归入另一类人里去了。”

所以之后当我俩站在一起的时候，也总是这样的。微微总是那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模样，她说话大声响亮，热气腾腾，随时都要拼命投入这个世界。而我则是她的反面，小心翼翼，羞涩不安，时刻提防世界的夹缝。在明明从未有过什么伤心事的时候，我的脸上已经布满担忧。

那么在当时，突然决定要去文身大概只是因为想要变成与微微一样的人，心情迫切到根本不在乎到底文什么样的图案，不在乎文在什么样的部位，所有的犹豫都变得微不足道，自己完全无法理解。

两三天以后，微微陪我去做了文身。我们在休息日的下午碰面，这是我第一次在咖啡馆之外的地方见她。那几日为了不碰到脚踝上的文身伤口，她都穿着短裤和拖鞋。我们的心里怀着些无以名状的兴奋，几乎算得上是雀跃。一路上她不断停下来，逗引一两只趴在屋檐上的野猫，欢呼着扑向一只过马路的流浪狗，与影碟摊上的小伙子打情骂俏，经过快要落市的菜场时，从门口的蔬菜摊上买了两根黄瓜，问鱼摊老板借水龙头冲洗干净，递了一根到我手上。咯嘣一口咬下去，清香四溅。她一刻不停地与我说话，一会儿走在我前面，一会儿走在我后面，一会儿与我紧紧地挨在一起。

我们都有一种面对新生活的新鲜感，对我来说尤其如此。

文身只花了半个小时，右侧脖子一株绿色的树苗。我趴在一张椅背上，上身脱得只剩下胸罩。空调开得太足了，我因为紧张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但是文身师问我还好吧，我说没事，很好。然后他用酒精给我消毒，我还是缩了缩肩膀，倒不是害怕，稍微觉得有些孤独。与小时候打针前的感觉差不多。等到第一针下去，反倒放心起来。微微去隔壁帮我买了包烟，点好一根以后递给我，烟嘴被她咬得湿湿扁扁。

“疼么？”她俯身问我。

“还行。”我说。看着师傅不断用纸巾擦去从表皮毛细血管里渗出来的血，擦在纸上是粉红色的，刺痛感并没有我想像中的强烈，甚至感觉这是其他人的血。

“我第一次文身的时候，抽了足有大半包中南海，一根根的没有停过。痛不欲生的。一边骂人一边发誓说这是最后一个。”

“结果呢？”

“结果隔了两个月就做了其他图案，比第一次还疼，完了以后得立刻在隔壁吃碗热腾腾的米线才能长出力气来。半途还接到我妈的电话，问我怎么还不回家。她平时可不会这样问我，那天却说做了噩梦，梦见我躺在手术台上，非常痛苦。她喊我的名字，喊不出声音来，在梦里急得哭起来。她做那个梦的时候，我正在文身台上躺着。”她说。

“她后来见过你的文身么？”

“隔了一段时间才见到的。差不多我做完第五个，别以为做五个花了很长时间，也不过是一年。那时候为了感情的事情难过得死去活来的，就搬回爸妈家里住了段时间。我妈妈年轻时是个飞妹，抽烟。现在也偷偷瞒着我爸抽。那回她偷听我躲在厕所里打电话，声嘶力竭地哭、哀求。等我挂上电话，她就递给我一根烟。”她说到这儿笑起来，“你别看我现在五毒俱全的，那是我抽的第一根烟。出于一种回报的心态，我就给她看了全部的文身。”

文身师是个不苟言笑的敦实男人，听到这儿他都笑起来。

“她说了什么？”

“跟你一样，问我说，疼不疼。”她说，“然后她认真地看了我的每个文身，详细地问我那些图案是什么意思。我的左后腰文了句英文，她问是不是我爱你的意思。说完我们都乐了。我说不是的，是‘挺住意味着一切’的意思。她看起来像是挺崇拜我的，然后她说没把男孩的名字文上去她就放心了。”

但其实那天我就知道，疼这回事情，不过如此。不过是两三根烟的工夫，图案就做好了。文身师拿了两面镜子给我，好让我看到树苗的样子。它瘦瘦弱弱，比我想像的要更小一些，沿着我左边那边薄薄的肩胛骨向上生长。有十来片叶子，下面伸出些细小的根须。它的位置有些太靠近肩膀，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衣服遮住。可是我心里其实对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所以也根本不会觉得失望。文身师叮嘱我这些天不要喝酒，不要吃辣，再买些金霉素眼药膏涂涂伤口。然后他转而对微微说：“你是久经沙场了，照顾她没问题吧。”

我们一起从店里走出来，外面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变化，西落的太阳恹恹地照在我们身上。在经过一间杂货店时我们停下来，要了两瓶可乐，站在那儿吮着吸管一气喝完。

“你为什么要文棵树苗？”她问我。

“担心自己总是离地太远，希望以后树根会真的长起来。”我说。

“它们才不会真的改变你。”她说，又点起一根烟。那会儿她烟不离手，抽的都是六块钱的软壳黄骆驼，心里憋着一股子劲不愿意显出女生气，觉得那样就不酷，她自己是这么说的。她对着玻璃的反光抓抓自己往一边倒去的短发，耸耸肩，看起来像是暂时对自己那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感到满意了。

“你还打算再文么？”我问她。

“暂时没有这个愿望。”她说，“我以前总是以为，在皮肤上文了图案，那些相关的记忆就不会再被忘记。可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就算碰到很糟糕的文身师，图案也要隔很久很久才会模糊起来，但记忆迅速就模糊了。我自己都吃惊，怎么把那么多事情都忘记了，再也想不起来痛苦的感觉了。不甘心呢，我有时候想，是因为还不够痛么，痛得还不够刻骨铭心么？”

可是到底怎么样的痛才叫刻骨铭心，很难吧。我想。

我给她看手背上的疤，是高三时在马路上与男生飙自行车摔的。当时只是手掌青肿，站起来拍拍屁股就继续骑回家了，以为是伤到筋骨而已。因为怕家里人责备，还随口编造了根本不值得相信的谎话。过了差不多两个星期才发现是骨折了。时间隔了太久的缘故，骨头断开的地方已经斜插过来，自行愈合，所以不得不做了个小手术。局部麻醉，也做了差不多文个文身的时间。之后裹着纱布去参加各种毕业时节的重要考试。这样等到拆线的时候，手背上留下一道五厘米长、歪歪扭扭的伤疤。最初的一两年时间里，伤疤都是深红色的，每个刚认识的人都会小心翼翼地碰碰久已愈合的伤口说，疼不疼。当然不疼了！我心里想。

再过两三年，伤疤的颜色就变浅了。其实我自己早就已经忽略了它的存在，对我来说，与指甲盖上的蛔虫斑或者肉刺并无两样，生来如此似的。而新结交的朋友，依然总会问起。有的人一惊一乍，有的人犹犹豫豫。我就随心所欲地解释着，时间过去太久以后，自己都混淆了最初那个摔断手的夜晚是怎么回事。只记得自己在傍晚的马路上飞驰，春天，临近晚饭时间，黑夜好像依然比白天长，我使出一种疯狂的劲头与旁边的陌生男孩飙车，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跌下来的。但是朋友们总会煞有介事地摸摸那道伤疤，说，现在还疼么。

其实总有些后遗症的，像是阴雨天会有些酸痛，毛巾没有办法拧到干。但哪怕如此，大部分的时候并不会想起这道伤疤，自然更不会在乎它是不是很难看。不过就是懒得再去解释了。后来也有很多人问，为什么要去文身，为什么要文棵树苗。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关心为什么，他们只是没话找话而已。

微微也摸摸我的手背。我想起当时照的那张X光照片，照片里我手指的每根骨头都那么细，好像稍微用点力就会断，岌岌可危，但其实这些年来它们也都是好好的，没有看起来那么脆弱。我以为她要问我什么，我有些担心她要问出跟他们一样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好痛苦。”但是她这么说，说得我措手不及，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开一个玩笑。

“嗯？”我含糊地回了一句。

“真好笑，我这样说出来自己都觉得好笑。傻逼们才会问我为什么痛苦，我知道你不会问的。反正我正在经历巨大的痛苦，这会儿能说出来让我觉得好受些。”她说，像是在说件什么高兴事儿，或者是其他人的事儿。说完她用两根手指把烟屁股弹出好远。是啊，真的是这样的，我想，什么都没有发生，却觉得正在经历巨大的痛苦。

然后我们俩继续挨在一起走路，我脖子上文身的伤口蹭到衣领，有点疼，我不时得腾出手去拉一下衣服。这是我记忆中最后一次大肆与人谈论痛苦，好像痛苦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甚至直接把这两个字说了出来，说得那么响亮，坦然自若，嘻嘻哈哈。夏日傍晚的太阳失去了一些温度，可是我们依然淌着汗，半途停下来买了两朵湿漉漉的白兰花。从今往后，都不会再有过这样的时刻。

肆 ◇

吃过午饭以后，我赶在妈妈起身前，先收拾起碗筷，拿到厨房去洗。一会儿她也进来，我转身让她，她则踮脚侧身从我旁边的架子上取下抹布来。再过了一会儿她又进来，于是我站到旁边，把水池让给她搓洗抹布。厨房其实很窄，挨着两个人的话就显得有些局促。我空举着两只手，惟恐洗洁精泡沫滴在地上。空气变得黏稠和僵硬，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关节咯吱作响。为什么不说些什么，我很想开口说些什么。但我也怀疑那些话语从我嘴里蹦出来以后，是否只会尴尬地滞留在半空中。

她洗了很长时间，像是也在犹豫什么，然后她把水龙头关了，顿时整个厨房安静得只听得到冰箱的压缩机嗡嗡作响。

“等会儿有空帮我染头发么？”她问我，这是这些天来她第一次主动与我说话。

“当然啊。”我赶紧说。于是她把抹布挂回架子上，又把水池让出来给我。我松了口气，再次把水龙头打开，耐心地把每个碗碟都冲洗干净，沥水，挨个儿放进消毒柜里。

其实在我回来之前就已经告知她，我并不会在家里住太久，所以托运回的十来个纸板箱也没有必要拆封。我没有用委婉的语言来跟她说起这些，尽管这么听起来确实冷酷无情，可是一时间又没有更好的沟通方法。我当然理解她对我的气恼，以及因此而带出的难过伤感，而我与她一样难过，只是我无法表达。

我的房间还是维持着我走之前的模样，就是那副中学女生房间的模样。九十年代时曾经很时髦的组合家具，现在还看得出努力保养的痕迹。墙上干干净净，只有一张我高中时在公园照的照片，青春期女孩特有的与整个世界犯别扭的神态。在我回来以后，她特意为我添置了一张梳妆台和一盏会在夜间闪出星星光芒的台灯。其实她从来不会直接表达爱，她甚至出于一种类似羞怯的情感而故意表现出冷漠。因此她也不会流露出怨恨、不满，她几乎从不宣泄。她绝不会像某些母亲那样哭闹、撒泼、哀求。但她会去买这样两件与整个房间格格不入的玩意儿，散发着簇新的家具气，像是在沉默地抗议。我每看一眼，就心碎一点。

我慢慢把厨房收拾干净，没有放过桌面上的水渍，完全是在磨蹭时间。等好不容易走出厨房，染发膏都已经调好了，装在小碟子里。她甚至已经对着镜子努力完成了刘海附近力所能及的部分。见我出来，便把一次性手套和围兜递给我。她的头发白得很早，她们那一众姐妹都是如此，所以几年前我就开始帮她染发，差不多一两个月一次的频率，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免不了要再加染一次。这活儿完全不用再交代，我的手艺非常熟练，随手拈来。

她的发质与我相像，又卷又硬。年轻时她烫着一头卷发，那时我们还蜗居在老屋里，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她都对着面破破烂烂的镜子把刘海吹得高高耸起。平日里我与爸爸去她上班的工厂附近接她，也能看到她骑自行车潇洒地迎面而来，连衣裙裙摆飘飘，刘海都被风吹得往一边倒去。我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像所有这个年纪的女人一样剪了短发，从此几乎再也没有往头发上花过什么心思。这些年来，她对衣物也逐渐失去了兴致，稍微尖一些的皮鞋她穿着脚痛，所以家里多是那些笨拙的圆头厚底鞋。我送过她很昂贵的皮包，她嫌弃那包是真皮的，太贵重，一直搁置不用。最常拎着的却反倒是我大学里买给她的一只人造革包，拎手几乎裂开。她有自己执拗的审美，条条框框，颇多限制，我常常觉得无从下手，根本不知道怎么令她满意。

她的头发差不多两三星期前刚刚染过，若是平常日子，这些刚刚生长出来的零星白发并不会太让她烦恼，但是今天晚上是我表妹的婚礼。她那几个姐妹生的都是女儿，如今这位年纪最小的表妹也终于出嫁了。她难免觉得有些抬不起头来。对她来说，之前的过关斩将我都表现不错，虽然读的不是最好的大学，却也是一流学校里的三流专业。没想到人生到这个节骨眼上简直一败涂地。

我们本来对今晚的事都避而不提，假装相安无事，彼此彬彬有礼，企图蒙混过关。但是此刻两个人被局限在拥挤的卫生间里，她坐在张小凳子上，我站在马桶与浴缸间的空隙里，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更不用说面前还有一整面擦得锃亮的镜子，尽管我们谁都不往镜子里看，却都觉得有必要开口说些什么。

“我今天帮你洗了裤子。”她先说，抬眼从镜子里扫了我一眼。

“哦。”我不由紧张起来。

“你口袋里的打火机是用来做什么的？”她尽量问得不动声色。

“难得会抽烟。”我迟疑了一会儿说，竟然一个谎话都编不出来。

“你现在常抽烟么？”她问。

“不是。只有最近都有些心烦意乱的。”我说。

“住在家里竟然让你那么难过。”她叹了口气。

“不是这样。”我想要辩解，却不知怎么地张口结舌。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找好房子，然后重新找个工作。”

“冷血。”她说。

“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她说什么。

“冷血。”她重复了一遍，这回我听清楚了，我的手抖了一下，一抹染发膏掉在她的肩膀上，幸好那儿盖着块毛巾。

“妈，头别动来动去的。”我说，心想，她所想表达的或许并不完全是那个意思。

我想起几年前，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周末回家，我看到她躺在沙发上，她的脸色苍白，身体陷在沙发垫子里，薄得像片纸。见我回来，她勉强睁开眼睛，用很轻的声音与我说话，说晚上没有力气做晚饭了，叫我自己拿些钱去外面吃。我非常害怕，以为她得了很严重的病，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于是我木讷地跑进房间，找出一条毯子来，给她盖上。

我在她身边坐了一会儿。她闭着眼睛，但是我知道她没有睡着。我仔细地看了她一会儿，我很久都没有这样仔细地看过她。岁月其实并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太重的痕迹，她的皮肤有些松弛，但依然白皙，能够看见眼眶周围细细的青色血管。她的眼球在转动，眉头锁在一起，像是承受着非常大的痛苦。然后她睁开眼睛，对我说她刚刚去医院取环了。我有些吃惊她为什么竟然会一个人去，没有叫上我爸爸，也没有叫上我。我问她疼么。她说非常疼，比生孩子的时候更疼，放了那么多年，连着肉的，能够想像么。

这是我记忆中惟一一次她与我谈起与性有关的事情，也可能是在我成年之后，我们俩之间最亲密的一次交谈。可是也就是这样了，我们并没有再把这个对话继续下去，却都因为这样的亲密而感到害羞起来，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同时我想她可能已经不再做爱了，那时她已经过完了五十岁的生日，她还是会定期去超市里买卫生巾，却只是为我准备的。我其实有很多问题想问她，我想问她如果不再做爱是不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而反过来，没有欲望的人生是不是也会少些烦恼。但是当然我从来没有能够把这些话说出来，对她来说，这些话显得太不恰当了。

后来我跟阿乔提起这些，他说他的父母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分床睡了。因为他的父亲常年被失眠困扰，必须独自睡一间房。当时我们俩走在路上，我告诉他我无法想像以后要与他分开睡，哪怕是上了年纪，我甚至无法想像我们不再做爱。现在想来真好笑，我竟然在为这样不着边际的将来而忧心忡忡。然后他告诉我说，可是生活不就是这样的么，睡不睡在一起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爱情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完全不能理解，我几乎要在马路上为了这个与他争执起来。我记得他气恼地说，为什么所有理所当然的事情你都不能理解。当时的我们总是争吵不休，明明穷途末路，却谁都不肯放手。而现在想起，我才觉得或许他是对的，他就是这样想的，世界的正常运转方式也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是个冷血的人么，我自己也不清楚。我确实常常觉得自己铁石心肠，可是难道不是与她一样，这只是因为不知道如何表达爱么。也正是因为这种笨拙，一旦碰见个可以让自己放下防备的人，就不免表达得歇斯底里起来。不管怎么做，对其他人来说，都是过分和不被理解的。

她叹了口气，我继续用手上的小梳子把染发膏往她的头发上抹去，我总觉得这个颜色黑得有些过分，有时候沾到她额角的头皮，擦也擦不干净，心里就更加难过。

“我也一直在想，现在你还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她说。

“嗯。”我说，我甚至想说声对不起，可是为什么呢。

所幸这时候最后一抹染发膏也用完了，她的头发又变成一种不真实的黑色。我脱去手套，走出卫生间，松了口气。过了一会儿，她在里面开着水龙头洗头，我瞥见她挂在椅背上的衣服，是她打算晚上参加婚礼时穿的，米色的真丝裤子和开衫。这些都是她多年前买的了，平时都熨烫妥帖地挂在衣橱里，只有隆重的场合才会拿出来穿一穿。虽然显得有些过时，散发着股樟脑丸的味道，却也算得上是体面。只不过此刻看起来，过分隆重，倒像是战服。我一直以为自己多少是理解她的，现在才知道我根本无法想像她的伤心。所以只好别转过头去。

等到我俩都把自己收拾妥帖，差不多也到了该出门的时间。她死气沉沉的黑头发耷拉着，但所有的情绪都已经被收拾起来，此刻又是平常那副不悲不喜的模样。不常见到我的门卫打招呼说：“哟，女儿回来了。母女俩长得一模一样。”我们俩点点头，笑笑，都不是那种能够随便与人寒暄起来的性格，就有些尴尬，并肩快走了两步。我本来想要喊辆车，她却坚持说家门口的公交就能够直接到，反正还没有到下班的高峰时间，我便也懒得与她争执什么。

我们一起在站台上等车，她的衣角不时被风吹起来擦过我的手肘。天气又有些闷热，她说，这秋老虎可真厉害。然后从包里拿出一瓶凉过的茶叶水来问我要不要喝。我摇摇头，她就自己咕咚喝了两口，再放回去。我心想，与她比起来，我真算得上是不堪一击。

表妹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跟着阿姨一家人去了美国，这当中只在念高中时回来过一次。那时她与那些在西方长大的女孩一样，晒得漆黑，精瘦，并不是很热的天气，却穿着非常短的牛仔裤。她的中文已经不太好，看不懂，但是能听懂上海话。与很大一家子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她显得无聊，有时候抬起头来轻轻叹一口气。但是这次回来，几年过去了，那种别扭的青少年劲儿已经荡然无存。

她读了很多年的医科大学以后做了牙医，这对于她的家里人来说无疑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情。我的阿姨与姨父像所有第一代移民那样做非常辛苦的工作，他们自己开了间小小的杂货店，因为附近有很多酒吧的缘故，生意还不错，之后又在杂货店旁边开了间小铺专门卖炸薯条。表妹嫁的男人是个中国人，他们同年，住在一个街区，所以是每天坐公车上学时认识的，从恋爱到结婚都是水到渠成。

他们已经在美国摆过正式的酒席，这次回国再摆一次都是为了家里人。因为我正好赋闲在家，所以就被长辈们安排着陪他们逛街买东西。他俩浑身上下的打扮都很妥当，细节之处极尽讲究，绝不过分。表妹的丈夫是那种父母都会喜欢的类型，高大，英俊，谦逊得恰到好处。并不抽烟，酒量却算得上豪迈。能够在饭桌上与我爸爸频频举杯，从股票到军事局势，所有成年男人感兴趣的话题都随手拈来。饭后竟然还能够有耐心与长辈们打上两圈麻将，完全是奉陪到底的态度。而他们走在路上，总是叫路人侧目，又出于礼貌地关注所有细枝末节，一副浑然天成就要奔向中产阶级的模样。我白长了他们两岁，都说不清楚到底是谁在照顾谁。

所有的家居店都令他们流连忘返。他们刚刚买下一间房子，离着原先的街区并不远，这次办完酒席以后，回去就要搬家。因为从未在一起住过的关系，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无疑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期盼。就连小家电柜台也能够久久地吸引他们的视线，仔细比较每件东西的价钱，其实我猜想他们并不在乎这一点点差价，只是这种生活的幻觉带给他们巨大的快乐和满足感。表妹拿起盐罐、烛台、刺绣的桌布，把每样她觉得好看的东西给她的丈夫看，然后他俩靠在一起窃窃私语，不时笑起来，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

我觉得自己完全像个多余的人，便站到商店门口的马路边去抽根烟，然后我透过玻璃看着他们，营业员们也看着他们，大家都看着他们说不出话来。他们完全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却活生生地站在那儿代表着幸福生活的可能性。

我在心里默默背诵那段从少年时代起就熟稔于心的电影台词：

所以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可以给出千万个答案，都是错误的。事实是我是个坏人，但这将会改变，我要改变。这是最后一件坏事。我要洗心革面，我要继续，笔直向前，选择生活。我已经在期望。我将会变得跟你一样：工作，家庭，他妈的大电视机，洗衣机，汽车，便携式CD播放机和电动开罐器，健康，低胆固醇，牙医保险，贷款，简易房，休闲服，行李箱，三件套西装，DIY，猜谜节目，垃圾食物，孩子，公园散步，朝九晚五，高尔夫好手，洗车，选择运动衫，圣诞家庭日，养老金，免税，清水沟，勉强生活，向前看，直到你死的那天。

为什么不呢，有什么不好呢，像所有寻常人那样生活，这些东西是阿乔要的么？如果我能够为他放弃所有激情澎湃，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一起？我想起这些，激动得简直要发抖，有短暂的一瞬间我像是摸索到了问题的关键。我知道，在这些年间，一再如此，表现得像个少年，真的已经不再是什么让我自己感到得意的事情了。

这时他俩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拎着几只纸袋子，朝我招招手。

逛了一整天以后，表妹要去理发店，我们在繁华的商业街上找了一家，我与她的丈夫拎着购物袋在旁边等待。这是我们俩第一次被单独抛在一起，面面相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我倒是无所谓，就算长时间的沉默对我来说也是习惯，而他显然是那种懂礼貌的人，会在饭桌上跟每个人讲话，绝不让任何一个人陷入冷场的局面。于是他焦虑起来，快速而无意识地翻看着手里的杂志，一定是在疲劳的大脑里搜刮着我可能感兴趣的话题。为了宽慰他，我不得不先开口。

“你是做什么的？”我问他。

“哦哦。我在一间建筑公司做。”接着他很有耐心地讲述了一番他的工作，引用专业术语，描摹未来前景。其实我并不是很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我甚至没有认真在听，理发店里洗发香波的气味与水蒸气弄得我昏昏欲睡。而他却因为觉得自己开了一个不错的头，干脆一路说了下去。

“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爸爸在外面工作了。那一年，家里弄来辆冰激凌车，不过卖冰激凌的许可证不是我们家那一区的，所以路上来回就要花费四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待在车里，开车的时候我在后面睡觉，等到我爸爸找到地方停下来开始卖东西，我就在他旁边写作业。”他说。

“听起来不错。”我随口应着。

“后来满十六岁可以打工了，干过各种事情。在中餐馆里做叉烧、快递员、汽车修理工，隔几个月就会换一个工作。”他说着，又向我仔细说起他打工岁月里欢乐与心酸并存的各种小事。他把他朋友们的名字都挂在嘴边，好像我本来就应该认识他们似的。

我听得有些认真，这仿佛给了他鼓励，他为了调动起我们之间谈话更积极的互动性，主动跟我说起一部他与我表妹正在看的韩国连续剧。

“那连续剧里有一个女主人公长得和你很像。都是那种齐头帘的女孩。”他说。

“哦。”我很久都没有看过连续剧了，我把这句话吞了回去。

“听说你以前曾经在杂志社做过，平时会遇见很多明星吧。”他问。

“有一些，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说。

“那你见过……么？”他问，但是一阵吹风机的隆隆声打断他的话。

“谁？”我问他。他又重复了一遍，我有些茫然地望着他。我们俩突然沉默了一会儿，这个话题一旦被打断，我们仿佛不知道该从哪里再捡回来。于是我们都往我表妹的方向看去，发型师正很有耐心地为她做着发卷，一个接着一个，看起来无穷无尽。吹风机的声音非常单调，时间好像怎么也过不完了。于是我心里对于日常生活的恐慌又都回来了，这感觉反而令我稍微好受些，我索性在那些购物袋堆起来的小山后面，摊开手脚，昏睡过去。

可是到了酒店，不出意外的，我的心又退缩起来。酒店里同时有好几场婚礼在举行，我们跟着一个胖胖的新娘走进电梯，接着又穿过一两个充满陌生人的大堂。才刚刚开席而已，就已经有中年男人喝得酒气熏天。还有披金戴银的主持人，对着话筒声嘶力竭地念台词。我们靠得紧紧的，加快步子穿过这些虚情假意的喜气洋洋，我甚至想，再美好的爱情都会被这样的场面摧毁。

表妹的酒席摆在角落的小间里，我们并不是多么大的家族，这会儿全部到齐却也已经凑满十桌。爸爸早早就过来帮忙，这会儿看到我，兴奋地朝我招手，大声说：“来来，看新娘子。”他还当我是小孩，看到新娘就会兴奋。其实表妹并没有穿婚纱，只是一条简单的礼服裙而已。我与妈妈互相看了一眼，各自在心里鼓出些勇气来，努力向人群涌过去。

我们与所有面目相似的亲戚们打招呼，笑着，说着假模假式的话，尽力让彼此都感到满意。然后摄影师招呼我们拍照，我站在表妹旁边，她看起来已经有些累了，脸上的粉直往下掉，我有些同情她，她完全不认识其他与她一起拍照的人，这是场跟她压根没有关系的酒席。这么想着，几个人都各怀心事，闪光灯例行公事地啪啪乱闪，我们的表情明明都还蒙着，就已经拍完了。立刻有一群涂着发胶的阿姨潮水般涌来，把我们都挤到一边。

爸爸顺势把我拉过去介绍给两位他偶遇的旧同事。我含糊地叫着叔叔阿姨，其中一位司机看起来并没有长我多少岁，我这么叫着自己都觉得面红耳赤。可是只要一旦站在爸爸身边，我就立刻变回那个十几岁青春期里郁郁寡欢的少女。这么多年来竟依然没有学会圆滑地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真是有点可耻。他们插科打诨地开着玩笑，彼此奉承，偶尔也说起那些旧同事如今的境遇，免不了有些长吁短叹。我压根说不上话，在爸爸身边待着，间或微笑一下表示自己的在场。然后他们突然把话题转移到了我身上。

“现在在哪里发财呢？”他们问我。

我报了美术馆的名字给他们。那间美术馆在北京，是间小小的美术馆，我之前就在那儿工作。他们当然没有听说过，于是又问了一遍，像是有些惊讶似的。于是我重复了一次。这回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使了一个微妙的颜色，齐齐高声说：“不错啊，真不错！”他们这么说，我竟然觉得委屈极了。

然后按照传统，我与其他未婚人士被特意安排到了主桌，都是些完全陌生的名字被凑在一起，显得非常滑稽。而隔着一个座位坐着的，竟然是我中学时班里的男同学。他眼尖立刻叫出我的名字，我则支支吾吾。我念的是所不错的重点中学，初中时那些男同学都面貌相似，终日穿着灰色或者褐色的拉链夹克，根本很难记住他们的样子。而眼前的那位显然是把当时的穿衣风格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所以虽然觉得脸熟，却真的无法确切想出他的名字来。这个世界真是小得不可思议，毫无惊喜感可言，我本来只是想要闷头度过这个难熬的晚上而已。他显然没有看出我的尴尬，竟然起劲地叙起旧来。

“你还记得我们高二那年一起骑自行车去吴淞看海么？”

“那是高中一年级。”我随口纠正他。

“对对。你不会骑车，是坐在书包架后面，我们好几个男生一路带你过去的。”

“我会骑车啊。”我说。其实那种场景里，除了会记得自己当时喜欢着的男生，根本不会想起其他人来。那是高中一年级的国庆节，我们十几个人从学校出发一路骑到海边，看到些黑泥沙滩和乌泱泱的黄色海水，围拢在堤坝旁边啃了几口干面包以后就匆匆折返。骑回市区时累得要命，经过刚刚造起来的高架桥，桥是灰色的，我们的队伍拉得长长的。

“这两天你有空么，我们可以一起再去一次吴淞。”他郑重其事地说。

“啊？”我惊讶极了，几乎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而他竟然干脆坐在我旁边来，紧挨着给我断断续续讲起了他的恋爱史。他的表达实在是很糟糕，我也只能囫囵吞枣般地听他把中学毕业后的十几年娓娓道来。原来他毕业以后就去加拿大念书了，又与我们班上去了法国的女同学谈了场跨国恋。他在失恋以后回国，通过班主任要了好几个女同学的联系方法。他说是失恋以后就彻底失去了安全感，惧怕恋爱。但是终于觉得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所以想从认识时间很久的人里面去找“终身伴侣”。他认真地说出这几个字，我听着却完全像是一场笑话。我问他都约过谁，他竟真的报出几个耳熟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