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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总是这么冷清么？”阿乔问他。

“昨天这儿还是客满的，周末的时候会热闹些，平日里没有人来。”他有些羞涩地把钥匙递给我们，转而又说，“蚊香用完了，我得再找找看。”

我先去房间里把包放下，因为沿着湖的缘故，墙壁与屋脊都透着些潮气，散发着霉味，像是回到了南方。打开窗户，院子里的植物就伸展进来，我盯着墙角一只缓慢爬行着的蜗牛看了许久，断断续续听到院子里他们俩的寒暄。他们聊起这儿的天气、昨晚的足球比赛。与我不一样的是，阿乔总是能够忍受所有无聊的对话，哦，谈不上忍受，他甚至乐在其中。最后他们总结般地说：“今天的云压得有点低，待会儿可能又得下场雨。”我隔着墙壁都能够想像，阿乔或许还抬起头来，认真地望了望天空。他总是这样的，对于一切日常都保持着煞有介事的认真。有时候我根本无法再欺骗自己，他并不如我一般享受与世隔绝，他只是被我拖入其中，没有找到解脱的途径。

我们在房间里点好蚊香以后，便去外面走走。不知不觉已经是傍晚，有人在湖里洗东西，也有炒蔬菜的香气从一些窗户里漫出来。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太一样，很快想起来，若是在平日里，这会儿正是我独自出门赶去菜场的时候，时常与摊贩们之间的寥寥数语就是我一天里说过的全部的话。有一回卖鱼的摊儿来了个面生的男孩，给我捞鱼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臂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我差点儿就忍不住要开口问，你的手臂怎么了。又把话吞回去，总归不是很想承认自己的孤独。所以此刻与阿乔拉着手，走在其他人生活的场景里，竟然感觉有些，生疏。

经过间小小的道观，一位穿了褂子的男人坐在门口摇扇子。阿乔驻足看了两眼，扭头问我说，要不要试试看。我摇摇头。

“算一次多少钱？”他执意往里面走。

“愿意给多少都可以。不给也没有关系。”男人说。

“你能在外面等我一会儿么？”他看看我，其实也不是在征询，然后就跟着男人走进里屋，拉了层帘子，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没有告诉过他，我去算过一次命。同事间早早相传有个算塔罗牌的女人很神，我从他们那儿要来地址。她住在半间四合院里，像几乎所有算命的人一样，养着只灰色的暹罗猫。我从路边买了些水果与鲜花当做礼物，但心里其实对于结果并没有抱什么太大的期望。只是当时的走投无路感过分强烈，面对前方的道路也彻底丧失了选择能力。

她坐在我对面，让我在心里慢慢想清楚那个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想了一会儿，试图回到事情出了错的地方，但其实根本无法从过往的记忆中理出头绪来。所以我干脆想了个简单明晰的问题，三个月以后我会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奇怪的是，虽然记住了问题，如今却想不起来当时摸到的牌究竟是哪些，也想不起来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所以大概只是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而已。我心里也并没有真正做好一个寻求确切答案的准备。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交谈，对我来说，这是很少见的与陌生人之间的交谈。夜深以后，我们都疲惫不堪，她从蒲团上站起来，问我要不要吃些面条，她说她做的西红柿打卤面极其美味。我非常饿，便也没有推辞。于是她去厨房里打蛋，切西红柿，再剥几颗大蒜在油锅里爆香，动作都是心定气闲地一气呵成。一边烧开水煮面，一边随手在水龙头底下洗两株油麦菜。她对我解释说这也是她母亲最爱做的面，明明是一样的做法，但做出来的味道却会非常不同。她喜欢把西红柿用小火炖得更酥烂些，汁水也收得更黏稠些。

所以在等待收汁的时间里，我们就站在厨房里聊了会儿天。我没话找话地问她是不是每天都自己做饭，她说差不多，有时候她弟弟也会住在这儿，他也喜欢做饭，做的面条又是完全另一种滋味。接着她说起她的弟弟来，她说他俩小时候没在一块儿长大，弟弟被父母带在身边去了城里生活，她自己则跟奶奶一起住在山上。那会儿她在山上养着头小鹰，会站在她的肩膀上，跟着她去上学，神气得不得了。

她问我说有没有觉得她现在变得驯良许多，我笑着点点头。然后她又说院子里那棵香椿树再过一个月就发芽了，招呼我到时候再来做客，说是到时候不算塔罗牌也没有关系，就专门来吃香椿炒蛋好了。我说我们南方没有香椿树，她多少有些惊讶，向我描述了一番春天的情形，说每到春天香椿发芽的时候，用晾衣竿从树上够一够，摘下来的香椿打两个鸡蛋，够炒一大碗的。

这么说话间，面条就煮好了。她的面条是北方做法，干挑。又盛出两碗漂了菜叶的面汤来，说是原汤化原食。我们坐回到刚刚的位置，把桌上的零碎收拾起来，面对面地吃，并不再多说话。食物带来的温暖所起到的治愈作用，成为那个夜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时窗外毫无预兆地下起一场雨，伴随着惊蛰季节的雷鸣。她问我有没有带伞，我自然是没有。于是她提议说如果不嫌弃早上会被猫吵醒的话，可以睡在她的客厅里。

我自然是没有留下来过夜，从心底里来说我不是一个可以真正放松下来的人，面对热情也难免腼腆起来。等到雨水小了些，我起身告辞。我想我心里是得到答案了的，虽然并不明晰，却觉得重新获得了些勇气。临走时我看到院子里面那棵湿漉漉的香椿树，半截够到了屋檐外面。

她把我送到门口，突然问我说，最近常做梦么？

我说是啊，每天都会做，不过醒来以后很快也就忘记了。

她说下次试试看，醒来的时候不要挪动身体，不要睁开眼睛，这样才能把梦记住。我说好，我没有告诉她说那段时间里噩梦连连，有时候在梦境里大哭，醒过来却是没有眼泪的，只能说是，做了难过的梦，也不要难以相信。想要的明明不是记住，而是忘记。

去算命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阿乔，我之后也再没有去过那间四合院，虽然偶尔会想起，却又觉得好像一切都并没有真的在生活中发生过。只记得那天从院子里走出来，外面的雨变得很小，我似乎闻见一丝春天的暖意，伴随着植物的清香，但转瞬而逝，照旧是那么冷，从路灯下看，雨水里夹杂着细小的雪花。

这会儿，阿乔与那位不辨真假的道士已经在小屋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在门廊里等得有些累了，便沿着湖走走，找了级石阶坐下来。对岸的小饭馆已经沿着湖摆起了露天的饭桌，正对面的两张大圆桌上分别坐着两个中年游客。背包和相机都挂在椅背上，各自要的小菜又摆了小半桌，再加上几瓶啤酒，倒也显不出寂寞来。我心里不免称赞他们，我从来无法一个人去旅行，难道一个人待的时间还不够多么。

他俩在酒肉下肚后就干脆隔空聊起天来。他们一个从广州来，一个从重庆来。一个问说你们广州这几年发展得怎么样。另一个就答非所问地说起一桩刚刚从报纸上读来的反腐案件。这么说着，椅子也越靠越近，最后干脆坐在一张桌子上喝起酒来。这时候天也暗了下来，有条船来来回回两次，第三次经过的时候，船夫站起身来朝我挥挥手，我也只好轻轻点了点头。再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喝足了酒，收拾起东西，大步走到另一桌，与那位萍水相逢的人握了个手，潇洒地转身走了。

人与人之间这样的相逢大概是最好的，我这么想着，阿乔从布帘里走了出来。

“好长时间。”我说。

“嗯，就好像是把一生都聊完了。”他看起来很累。

“他说你能活多久？”

“可以活到八十九岁，其间五十三岁的时候会遭一次劫，生命就再减去三年。”

然后我们一起去吃虹鳟鱼，喝了些酒，说了点其他事情，并没有再提起算命先生说过的话来。空气里田野的气味都是陌生的，到了夜晚就带出些凉意。这好像是第一次，我们俩安于一种沉默，仿佛彼此已经经历过多年的婚姻一样，齐齐望着远处升起的孔明灯发起呆来。我竟然觉得安心，当然随之而来的，又是无尽的伤感而已。

深夜回到旅馆时，依然只有我们这间屋是住了人的。小弟的房门半掩着，电视机里播放着言情剧。我们关拢起门来，仍然能够断断续续地听到那边传来的声响。这样在床上坐了会儿，又互相望了一眼，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笑起来。

“等会儿也不能弄出很大的动静来。”他说。

然后我们坐在床边接吻，比起平日里来他显得更认真些。他衔住我脖子后面的一小块皮肤，湿润的嘴唇竟然让我浑身颤抖。我能感觉深色的潮水向我扑面而来，我不知是否应该躲避，其实也无法动弹。我空睁眼睛望着他身后，墙壁上的霉斑、静止不动的蜘蛛，窗外电视机的声音变得很模糊，倒是起了风，树叶的沙沙声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响。

有时候我并不愿意承认或许我们更沉迷的是彼此的身体，这种热情在两三年的时间过去以后也并没有丝毫的减损，简直像是个奇迹。当屏幕里的僵尸们都颓然倒地以后，我们只要还尚存一些力气，就一定要将之耗尽，再次占据对方的身体。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敢大声说爱，我们勇敢地呼唤对方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的。我们长久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能够明确地感觉到那就是爱情。毫无疑问那是爱情，为什么平日里我们都只是躲避。我们恨不得嵌进对方的身体里，把骨头碾碎，血液涂抹在一起，然后永久地停留在那儿。只有这样的时刻才是真正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我们甚至希望就像这样，一觉醒来就已经八十岁，再一块儿去死。

当我们觉得高潮就要到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都过去以后我们就又将再次一无所有。所以只好等一等，等那些泛着白色泡沫的潮水退去些。我们躺在床上，互相拥抱，聆听外面细小的虫鸣声。

“你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在想什么？”我轻声问他。

“在那个吵吵闹闹的小饭馆？你穿着条宽松牛仔裤，膝盖上有个洞，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像个男孩。脸上挂着种不耐烦的神情，好像总有谁在惹你不高兴。”

“还有呢？”

“你站起来，很瘦，牛仔裤卡在胯骨那儿，胯骨薄薄的，像是可以用手握住。那会儿大家都喝多了，很多男人看着你，我也看着你。然后我跟着你出去抽烟，在你身后站了会儿。那会儿你没有什么女人味，但奇怪的是，我无法控制地想像着与你做爱时的情形。”

我们静悄悄地呼吸着，爱情让我们充满幸福感，而心里却又警觉着无法相信这过分美好的幻觉，随时会失去一切的哀婉感让我们痛苦万分。不知道该抓住些什么，也不知道有什么留存得长久些。

“你爱我么？”他问我。

“我爱你。”我说，发自内心的，我们惟有此刻可以大言不惭地谈论爱情。

“你有多爱我？”

“很爱。”

“我觉得我爱你比你爱我更多一些。”

“不可能。”

“你不能再跟其他人做爱，我会受不了。”

“我也是。”

“所以你爱我么？”

“我爱你。”

“我也爱你。”

然后我们再次接吻，长久地接吻，我有时候睁开眼睛，看到他垂着的眼帘，然后再闭上眼睛，甘愿被卷入不受控制的天旋地转中。他用手指耐心地把我带入高潮，在我快要叫出来的时候捂住我的嘴，扼住我的喉咙，我没有阻止他在我的脖子上留下烂桃颜色的淤青。我们简直不是在做爱，或者就是我们在用生命做爱。很多次我都以为他快要到了，但是没有，他停了停，喘口气，又继续下去。到了最后，他从后面进来。他从不喜欢这个姿势，他解释说这样就无法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我脸上的表情是怎么样的，我问他。他说那难以解释，或许就是痛苦而已。而这场爱做得无尽无止，我终于感到有些绝望，甚至想要哭泣，因为我觉得黑暗中淌着汗的阿乔，像是个快要死去的战士。我知道那个快乐徐徐升起的过程已经到了尽头，随之而来的必定是跌落时那种会淹没我们的情感。

最后，他从喉咙里闷哼着，结束在我的身体里。

我非常诧异，甚至有些反应迟钝。他从来不曾射在我的身体里，哪怕是安全期的时候也都小心翼翼，火候掌握得很好，绝对不会出这样的差错。在我更年轻些的时候，我也有过胡乱吃避孕药的日子，对身体的底线并不自知，也就无法停止一再试探。只是这样的时间早就过去。我不由涌起些愤怒，甚至气急败坏起来，于是我一动都不敢动，惟恐稍微挪动一下身体，所有的情绪又要被点燃，那些腐坏的东西又要从我所有的出口喷涌而出。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样的人，像是被魔鬼控制，或者就像魔鬼本身。

他趴在我的身体上喘着气，外面的风吹过来，他的汗水变得冰凉。那些深情的部分随着我们的心脏节奏渐渐平缓而飞快地逝去，毫不留情。慢慢地我感觉他的阴茎好像睡着了般，耷拉着脑袋从我的身体里滑出来，有黏稠的液体沾在床单上，感觉也是冰凉的。

“怎么了？”我尽量如平常般轻松地问他。

他没有说话，翻身在我身边躺下。月光从外面照进来，打在他的身体上，他摊开的四肢，他稍微有些鼓起的小腹，他扁平的胸口，我熟知这身体的每个部分，每块伤疤、胎记、骨头的形状、皮肤质感的变化之处，就好像那是我的。可是我现在盯着他，月光给他染上层不可思议的白色光泽，甚至感觉到下面血液的流动，我又觉得那里面纵横交错的部分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两个无法相互理解的人，到底是被什么神秘的力量紧紧地拴在一起，我开始感到害怕，事情一定是哪里出了错。

“我们生个孩子吧。”他突然说，望着前方，并没有看我。

“什么？”我听清楚了，但是我不得不再问一遍。

“真的，我们生个孩子吧。你看，天时地利人和的。”他又说。

“你在说什么？”

“我们可以在一起，如果你想要的话。”

我看着他，依然不能相信似的。我或许渴望过此刻，可是又是迟疑的。现在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问题不再是那个来势汹汹的外部世界，而是我们本身。我们过分小心地面对我们的情感，我们始终生活在封闭的空间里，我们习惯于谎言、欺骗、隐瞒。然后直到此刻，我已经无法相信他的话了，我不知道他是在说真话，还是在说假话。只有做爱时，我们的情感是真的，除此之外，我几乎无法辨别。我深深意识到我们从彼此眼睛里映照出来的部分已经不再是善良的了。

“你不想要个孩子么？”他说。

我摇摇头。

“或许那会给我们带来些改变。”他说。

“你觉得到底是哪里不对。”我问他。

“昨天我梦到你，在梦里，我们要一起去很远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坐火车，却是坐的长途汽车。北京的长途汽车站你都没有去过吧。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是坐着长途汽车来的，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不过在梦里，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破破烂烂的，挤满了人。我拉着你的手，而你皱着眉头，还是那种不知道谁在惹你生气的表情。我们去得晚了，着急找站台，你走在我前面，突然停下来回头说，你带走我的人，可是我的心呢。”他看看我。

“你别再往下说了。”我说，他的话语像把刀扎进我的身体。

“你怎么了。”

“我绝望透顶。”

“为什么？”

“别再试探我了，我烦透了你的试探。你的占有欲。你只是担心我不够爱你，你只是觉得我依然表现得不够爱你。”我大声说着，几乎要哭起来。不知道是想要揭穿他还是想要揭穿自己，更不知道是想要原谅他还是想要原谅自己。

“别吼，好好说话。你能不能表现得像个成年人。”

“成年人？成年人！”我几乎从床上弹起来，“我操！”

“我操！”他也弹起来，瞪大眼睛望着我。他看起来穷凶极恶，没有爱意，只有恨和无尽的黑暗。他像面镜子一样摆在我的面前，于是我看到自己。哦，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此刻的我看起来就是这样的，是个随时都会崩溃的疯子，丑陋、丧心病狂。

我浑身发抖，对自己失望透顶。于是我闭起眼睛，简直不能再看到他，不能多看他哪怕一秒钟。然后我不再说话，绕开他，就像是绕开我自己，我无比厌恶想要放弃的我自己。我去厕所里关上门，打开水龙头。水流很细小，等了很久很久才有一点点温度。我没有哭，只是例行公事般地冲掉正从两腿间淌出来的精液。我用手指去摸，仿佛是要再确认一次似的。性所唤起的是我身体里最糟糕的一部分，黑暗、残酷、无情。

等我擦干身体出来，阿乔已经不在房间里了。我没有去找他，只是走到窗台边，把窗户打开。小弟的那间屋子里电视连续剧像是已经播完了，这会儿放起台湾老歌来，唱的是，“眼中看见你，睡梦中分离，转身春已去。”真是应景，我心想。而外面的月亮也变得有些远，光秃秃地挂在那儿，泛着绿莹莹的光，偶尔有薄薄的云层飘过，带出些阴影。如此这番宁静的场景却叫我坐立不安，不过也没什么，我早就把魂儿丢失在了什么其他地方。我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有些根本的问题，那么多年里都无法得到解决，其他的难过也好、悲伤也好，与之相比，根本不足挂齿。

拾贰 ◇

隔了几天，微微给我发来消息问说，能不能去陪她过个周末。我说好。她又说可以在她那儿住上两天。“就像过去一样”，她这么说，我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外面的天气正一路往阴冷里跌去，虽然树枝绿意仍浓，却也失去了葱翠。抽屉里蟋蟀几乎不叫了，这会儿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它依然一动不动，很多时候我以为它死了。我小时候养过的所有虫子，无一能够活过几场秋雨，但它还是奄奄一息地活着。

我简单地收拾出几件洗漱用品，心里感觉不到一丝喜悦，只有伤感在无限扩大。

她本来说好来接我，但是迟迟没有出现，直到晚上才发短消息给我一个地址，说她喝了酒，没有办法开车。老虎搬走以后，他俩一起租的房子在半年后到期，她自然没有再在那儿住下去，先是回父母家住了段时间，现在又搬了出来。我之后与她断了联系，并没有再去过她家。从地址上看起来，并不远，挨着苏州河旁边。

我从楼下的超市里买了些水、巧克力和她爱吃的那种三鲜馅儿速冻馄饨。她住在五楼，楼道长而昏暗，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从电梯里走出很多脂粉气十足的女人，想来都是这个点儿去附近夜总会上班的小姐。我来来回回走了两遍才摸索到了门牌号码。按了门铃，站了会儿等待，里面听不到一点声音。我又按了一次，从旁边的铁门里探出来一个身影张望了一下，又迅速缩了回去。我只好继续站着，窗户外面还听得到淅淅沥沥的雨声、公交车沿着马路疾驶溅起来的水花声、河边一个垃圾码头旁工人们喝酒的吆喝声。而门里面依然没有声响，我不由进退两难起来。就这样踯躅着要不要离开时，里面传来磕绊的脚步声。

空气里有一股发了酸的啤酒和香烟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显然她并没有什么要招待客人的打算，像是刚刚醒来，光着脚，套着件从头遮到腿的睡衣，露出肩膀那儿一大片刚刚做了个轮廓的文身。显然是新做的，整片皮肤都红肿着。

“你没事吧？”我问她。

“没事。本来想趁着天气变冷之前把冰箱里的啤酒都喝了，结果喝多了。可以一口气喝完一罐冰啤酒的季节就这样过去了。”她说着，侧身让我进屋。

“可不是么？”我说着，把手里拎着的食物放在桌子上。她并没有多看一眼，也没有招呼我，只是点了根烟，开始翻找烟灰缸。这样反倒又让我觉得安心起来，我们之间有些熟稔入微的惯性，竟然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逝，算是难得。

然后她去厨房里烧水煮茶，我趁着这间隙环顾四周。屋子里空空荡荡的，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物件，并不像是一个寻常女孩的家。仅有的一只小书柜上并没有搁置什么书，只有一些旧照。大多是当时在咖啡馆里时，几位相熟的摄影师客人照下的，有一张她怀抱着木耳的照片，那时木耳还是只精瘦的小猫，除了微微从不信任其他任何人，提防着盯着镜头，倒是我记忆里它向来的表情。

“我很久没有见过木耳了，它一定已经把我忘了。”她一会儿端着两杯暖烘烘的茶走出来。我才想起来她并不知道木耳的事情，她故意离得咖啡馆远远的，于是我也把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

“你又去文身了？”我扯开话题问她。

“嗯。”她也没有接着话茬儿往下说，只是自顾自从沙发边拿出一小罐消炎药膏来涂抹。我挨着她坐下，接过她的药膏来，帮她涂锁骨旁边她自己看不到的位置。她做了一个肩膀的半甲，图案里有许多蘑菇，这会儿还只是用细黑线勾勒的轮廓，之后还得下大功夫才能完成。

“又遇见难过的事情么？”我问。

“只是觉得好看，不是么。所有的蘑菇都是致幻剂。”她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这会儿她还不想倾诉，便也不再说下去。

隔了一会儿，她说饿了，也想不起来上一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问我要不要一块儿出去吃点东西。我看看窗外，外面的雨水没有要停歇下来的样子，我们都懒得走出去沾染一身潮意，我说不如就在家里做些简单的吧。

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些没有来得及洗掉的碗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剩下的菜，锅子里的汤看起来也是反复加热过的样子，几个泡过咖啡的杯子堆在水池里。她过去见不得这些，咖啡馆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全靠她盯着，水池里放着杯子她一定会立刻洗掉以后用软布擦干，连水渍都无法忍受，现在倒仿佛终于对一切都不再在意。我耐心地站在灶台边等水烧开，把馄饨放进去，等水再次烧开，在滚水泛着白色泡沫要漫出来之前，再加一杯冷水进去。这些动作做起来，几乎不用脑子，心里也是平平静静的。这期间还用酱油和麻油做了汤底，撕了些虾皮和紫菜，又从冰箱里找出几根快蔫了的小葱来，切碎了撒进去，算是做得地道。这样等到馄饨热气腾腾地出锅时，我唤着微微的名字，她没有反应。我走出厨房看看，她已经在床上睡着了。

我完全不饿，但还是坐在厨房里慢慢把馄饨吃完，吃了很久，夜都深了，剩下的馄饨都粘在一起。于是我又站起来，把碗筷全都洗干净，再把桌子也擦拭了一遍。我很久没有照顾过谁。在北京那段长长的时间里，家里总是只有我自己而已，赶上美术馆展会的话，就算凌晨回家也是常有的事，那会儿直接拿着外卖的食物爬上床，吃完以后立刻昏睡过去，隔了几日，床边就都是各种食物包装袋和落下来的头发。对待自己尚且是潦草的，更不用说照顾其他人了。

最后收拾完啤酒罐头，我困极了，她没有要醒过来的样子，于是我洗了澡睡在她旁边。她的头发刚刚烫过，发梢有股被药水烧焦的气味。黑暗中她的呼吸非常匀称、宁静，全然没有清醒时的焦虑与不安，像是此刻身体里面的那个她已经被困在了其他什么地方，隔着很远很远。

我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侧耳聆听了一会儿，外面的雨停了，但天还是阴沉着，像是白天始终没有来过似的。我拿起手机来看，除了房屋中介给我发过两条消息外，就是大奇和胖子的未接来电。微微依然睡着，听到我这边的动静，她朝我翻了个身转过来，睁开眼睛，露出一些抱歉的笑意，然后又闭上了，像是有沉重的东西压在她的眼皮上，我想她也是在挣扎，但是毫无办法。

“好困。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睡醒。”她试图解释。

“没关系。”我安慰她。

“不管怎么说，有你在这儿就好多了。”她说。

“你怎么了？”我问她，她有些抗拒似的把脸转过去，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并不催她，只觉得我说出去的话要传到她那儿仿佛要经过非常漫长的时间，翻山越岭的，再过了一会儿，她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她已经又进入了梦境。

于是我轻手轻脚地起床，开始用她的电脑修改我的个人简历，同时继续不着边际地翻阅各种招聘网站上的信息，一页又一页，无穷无尽的。其实在北京美术馆的那份工作也还根本没有来得及辞掉，几乎算是不告而别。最后一天在美术馆工作，我在那儿待到深夜，同事们都走光了，我从静悄悄的大厅穿出来，那儿正在办一个画展，是我很喜欢的一位画家。白天我已经反复地看过每幅画，可是在黑暗里它们又完全变了样，那么安静，像要与我说说梦话，不得不屏气凝神起来。美术馆的旁边有一段铁轨，长久以来我都以为那是废弃了的。可是这天我穿过空无一人的广场，却看到树丛后面的铁轨上，有一节货运火车正在经过。它缓慢的速度叫人无法把它与“火车”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而且静默得几乎听不到声音，只在前方打出两束黯淡的灯光。我怔怔站着，觉得自己被什么深远的梦境所牵引，几乎迈不出步子去。

这么想着，我转过头去看看微微，她轻轻皱着眉头，侧身摊开手脚，像是在梦里也要疾行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梦境困住了她，她想要甩开的又是什么？

这时我的手机又兀自振动起来，是胖子打来的电话，我轻声接起来。胖子在电话那头大呼小叫着说：“老子被保罗的妹妹耍了。”

“怎么了？”

“酒店的人说她退房了，回国去了。”他继续说着。

“保罗先生的事情都办完了？”

“根本没有。她就是半途失踪了，想做甩手掌柜。”他说。

“我不明白，她就这样走了？”

“走了，连个屁都没放，这么个烂摊子算是留给我了。”胖子换了口气说，“我一时之间都缓不过神来，这算怎么回事，你说说，女人的心思谁猜得到。”

他这会儿真算得上是气急败坏，我几乎都插不上话，只听着他连声抱怨。等他好不容易停下来，我却又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他。我们在电话里沉默了一小会儿，我听得到他在那儿不耐烦地玩着打火机，喀嗒、喀嗒。

“她或许是太伤心了。”我小声说。

“放屁。这个世界对谁还不都是一样的，谁比谁更脆弱，都是放屁。”他这么吼完了反倒像是泄了气，变成了更伤心的那一个。

“有什么能帮你的么？”

“也没什么，如果有空就常来咖啡馆坐坐吧，好时日不会长久了。”他说完就挂了。我转过头去看看微微，她被我们说话的声音吵醒，正坐在床边望着我。于是我把刚刚电话里的内容转述给她，她像是认真在听，但也没有什么表情，不置可否，又与她全然没有关系的样子。只是拿出消炎药膏来涂抹肩膀处正在渐渐愈合的伤口。

我不知道她有多久没有吃过东西，看看冰箱里剩下的只有些番茄、土豆和鸡蛋，便想着帮她煮碗面条。正是在四合院里吃过的那种番茄打卤面，外面变得非常冷，我们穿着薄寥寥的衣服，几乎都不愿意开窗，我不由得想，大概热腾腾的面条会让她觉得开心些。我蹲在地上剥蒜头，她站在旁边抽烟，看着我，偶尔说两句话。我把番茄与蒜头都炖得更酥烂些，多加了勺糖和麻油。其实这是我之后在北京常常做的，虽然再没有做出那日深夜在四合院里的味道，却也是每每饿极时，最想用来抚慰胃口的食物。趁我盛面条的时候，微微收拾好桌子，摆出两碗筷子。

“我不饿，专门为你煮的。”我说。

“陪我吃一会儿吧。”她说着，拉了把椅子过来让我坐下。

她吃得很慢，专心致志的样子，不时停下来一会儿，把窗户开了一条小缝，让外面秋天的风吹进来些。有时候把碗往我这儿推一推，问我要不要喝一口汤。我说不要，只是喝着她杯子里的啤酒。两个人在家里吃饭真好，我心想，就像这样不说话也是好的，如果有几颗炸过的花生米，或者是一碟发芽豆的话就会更好些。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她说。

“怎么？”

“梦里有奇怪的力量，把我往阳台下面推。那些在咖啡馆认识的人都坐在阳台上，胖子、老虎、小杰、你。你们都在那儿谈笑风生，看起来那么愉快，招呼我过去与你们一起喝酒。可是我知道那不是你们，我努力挣扎，我心里明明白白那儿坐着的不是你们。所以我害怕了，我不知道那股力量要把我推往哪里，于是我开始骂人，骂操你妈的。醒过来，再也不敢睡去。”她说着又点了根烟。

“你抽得太多了。”我说。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她把吃剩下的面推到一边，把脚搁到桌上，她还是光脚穿着拖鞋，像是外面四季更迭与她全然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有话想要问我，其实上次见你的时候就想跟你聊聊，却又觉得说来话长，完全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嗯，我听着。”

“我有抑郁症。其实那会儿去北京找你时已经在吃药了，所以这些年间就是一会儿吃药，一会儿停下来。吃药的时候变得稍微好些，但是长期的药物让我心里充满另一种自我厌恶。而停一段时间又总会反复，有时候是连续几天起不了床，有时候走在路上会突然头晕恶心。刚开始那会儿还正在与老虎闹分手呢，不免觉得就连活着也变成了非常辛苦的事情。”

“老虎知道么？”

“不知道。都过去那么久了，我已经快要把他忘记了。”她说，“知道又怎样呢，没有人明白的，我说我病了，可是看起来明明健健康康的。每次复发的时候都很想睡觉，可以睡几天几夜，饿到不行再起来吃点东西。刚才在半梦半醒的时候，听到你在房间里走动的声音，打电话，敲键盘。我心里多难过你也不会知道，既觉得愧疚，又觉得你们的世界，离我不过一步之遥，却迈不进去。”

“我明白。”

“是么？”她看着我，我想她并不相信我真的明白。“其实我这段时间里遇见一个男孩。”

“是什么样的人？”

“比我小一些。他陪着我回家看我妈妈，我们坐在一起包馄饨，他与我妈妈聊天，不时拘谨地摸摸我的头发。晚上他住在我这儿，斜在床上慢慢睡着了，突然惊醒过来，发现我正蜷在那儿反复看《走出非洲》里巡猎的片段。他有些不解，疑惑地望着我，我也没有解释什么。”

“我不懂你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语言只会带来无穷的误解，我病了的这段时间，再也不指望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了。”

“近距离的相处常常只会带来伤害。”

“嗯。只有一开始是美好的，有一天清晨，我们沿着河边走，淡淡的迷雾里突然出现一群刚刚从酒吧散场回家的乐手，他们背着琴，搂着女孩，空气里有些甜蜜的气氛，又有香烟的味道。我知道我们同时都被这一幕打动了，但是都因为羞涩而并不说话。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时刻是美好的。以后他就开始询问，我就开始躲避。”

“你跟他还在一起么？”

“不在一起了。慢性病人是不适合谈恋爱的。你们看到我在不断换着工作，以为我有多迷惘，对人生有多么大的追求，其实根本不是的。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又复发，来势汹汹的，在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理想都算个屁。”

“嗯。”我听着，想要安慰，却又觉得心里只有完全的认同而已。

“我想起张爱玲对胡兰成说过的话，大致是说我已经忘记你们了，但是我想你们也早就忘记我了。”她说着，朝我笑笑。然后又站起来，趴到窗户边，指着那儿说，“你看，那儿有个小花园。”

于是我们一起望望窗外，又飘起非常细小的雨，花园看起来湿漉漉的，旁边是一座跨过苏州河的桥，有些下班的人在上面匆匆走过。有些人撑着伞，有些人穿着灰色的外套，好像是正打算要走进冬天里去。我们两个几乎睡过整个白天的人，此刻就像是打量着一个与自己全然没有关系的世界。

“外面又降温了。”我说。

“可惜天又要暗了，不然我们可以一起去花园里走走。周围的地方，我几乎哪儿都没有去过。”

“明天白天我们可以一起出去走走。”我说着，把手伸给她。

“没关系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捏捏我的手，倒像是反过来在安慰我。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啊，觉得太辛苦了，简直累坏了。”于是我们又爬上床，我在她的身边躺下，她侧身睡着，隔着窗帘，我们都能够看到外面仅存的天光在渐渐消逝。渐渐地，四肢失去了知觉，我知道梦境就要到来，却不知会是怎样，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尽管微微就在身边均匀地轻声呼吸着，很快我们又在各自的梦境里变成孤立无援的个体。我已经不再于灰茫茫的梦境里辨别方向，有时往前走，有时停一会儿。寂静无声的，没有风，没有人，没有鸟从头顶飞过，护城河的水纹丝不动。我突然不再觉得孤独，我觉得我能够待在那儿，长时间地待在那儿。在那些迷雾之外，在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有些微弱的呼吸声，始终在持续着，我能够待在那儿，永远永远地聆听下去。

过了很久，我听到浴室里传来的水声、翻动橱柜的声音、走路的声音、开窗和关窗的声音。日常世界运转的声音慢慢清晰起来，而我踯躅在迷雾里，竟然犹豫着要不要再往前走两步。我竟然因为白昼的到来、梦境被驱散而感到害怕起来。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微微出门去了。外面是另一个阴天，下过雨，也不知道是几点。我起床洗澡，浴巾还是湿的，椅背上耷拉着她脱下来的胸罩，她不像是走远了的样子，但却也不像是很快就会回来。然后我坐回到床边，房间里有股陌生的洗发香波味道。床头的柜子上放着一小盒念慈庵的薄荷糖，我想要拿一颗，打开的时候却看到里面装着的都是药。药沿着铝箔纸一颗一颗被剪开，我拿起一粒看了看，又放下。把盒子盖拢，放回原处。然后又拿起她放在枕边的书，厚厚一本张爱玲，于是我打开台灯，翻到被她折了角的那一页。哦，原来那句原话说的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就不喜欢我的了。”我拿在手里又往后翻了两页，心想，我可能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拾叁 ◇

回到家里已经是下午，打开信箱时竟然有一封前两日漏看了的工作面试通知。是一间画廊的项目经理，所有要求的条条框框概括起来也就是两个字：交流。这明明不是我所擅长的，甚至称得上是致命伤。却是这段时间来我收到的惟一一份面试通知。再看看时间，两小时以后，勉强来得及赶上。

天色始终昏沉，我不得不开了盏台灯，几乎忘记这里的秋天常常是悲凉的。打开抽屉取化妆品的时候，却看见蟋蟀罐里的蟋蟀蜷缩起身体，触角从两侧垂下来。晃了晃罐子，它就顺着透明的罐壁慢慢滑下来。其实它与平时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两样，但我不知怎么的，却明白它是死了的。看样子，也就是昨晚刚刚死。我有些无措，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是坐下来，又看了它一会儿。它还是那副模样，一动不动，也不再发出啾啾、啾啾的声响。于是我拿出手机，给大奇发了条消息说，简单说了句，蟋蟀死了。他却立刻就回了电话过来。

“没有关系的。”他这么说，像要安慰我，以为我真的很在意似的。

“嗯。”我支吾着，其实我心里并感觉不到什么伤感，被他安慰得反倒尴尬起来。

“这个时节走的蟋蟀无非是因为缺水或者缺食，送给你的时候我就做好心理准备了。”他快快说着。

“喂养动物从来就不是我所擅长的。我这样冷血的人还是离这些温柔的事情远一点的好。”

“乱讲。哪怕现在不死，再过个十天半月，真正的寒风一起，你到暮秋的田野里看看，成片的蟋蟀倒毙在路边。这就是自然，尘归尘，土归土。”

“我知道你是在宽慰我。现在想来，我从来没有把其他的生死太放在心上，这样说是不是显得自私和薄情。”

“你总是这样说自己，倒像是在为自己找个逃避的借口。”他说，“说个更惨烈的给你听。去年这个时候，虫事刚刚结束，对我们那个圈子的人来说，也是到了封盆结栅的时候，就是让老将们颐养天年呗。我正好要出差十天半个月的，那么多的盆盆罐罐也没有朋友可以托付，所以就干脆把楼底一口枯井的盖子撬开，稍微备了些食物和水，把准备赴死的蟋蟀们通通放在底下。”

“很残酷。”

“还有更残酷的。第二天就下了整天的秋雨，我晚上的飞机走，临走时我想再看它们一眼，结果再次撬开盖子时，它们都已经死得横七竖八。对我来说，它们与在朝鲜战场上冻死的老兵们没有什么两样。”

“你会因此而难过么？”

“我从小玩蟋蟀，所以性子也早就像个医生，见惯生死。那次你错过了的狩猎，有虫友把刚捉到的小蟋蟀无情地用铁锹当场敲扁，因为它们没有用。我还是不忍回过头去看。其实对我来说杀戮是可以被原谅的，并没有那么难过，而死亡或者离别则是两回事。”他絮絮地说着，我就默默听。仿佛是可以想像他的脸，他若在我跟前，此刻的脸上必然是挂着悲伤。与之相比，难道我还不算是铁石心肠？

突然他口气一转，问我说，“你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

“在办公室里扮演老板的角色。”

“放屁。我在房产公司里签合同呢。刚刚那会儿正要签字，就收到你的短信，也不知道怎么的，手脚都颤抖起来。只好停下笔来，跟他们说出来接个电话。现在满满一屋子的人都在等着我，你说怎么办吧。”

“唔。”

“你瞧我多辛苦，为了想与你一起生活，连房子都买下来了。”

“别说这样的话。”我说。

“别担心，我开玩笑呢。其实对你，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又谈何决定。”

“我只是想告诉你，蟋蟀死了。”

“所以你想说的是，我们之间最后的那些牵绊也随之死去了是么。”他像是在认真说，接着又解嘲似的补充，“要是我能够义无反顾，我早就扑通跪下来了，但是我已经变成一个怯懦的人。我这个人太糟糕了，他妈的一切都只放在嘴边说说，就是太希望博得你的爱。其实我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在乎，我只是说说的，宝贝。前几天，我还问朋友说，蒂凡妮的戒指是不是在香港买会更便宜些。都是傻话罢了。”

我知道他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试探，归根到底，成年人的世界里，谁都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谁都孤独，谁都迷惘，谁都有自己的防御机制来抵消一切。哪怕是如大奇这样敞亮与热烈的人，也都是如此。

“但是你别躲，我用手指比作枪指着你呢。”他叹口气说，“算了，枪枪虚发。”

“我一直有话想对你说。”

“你说，放心说。”

“我这样的人，铁石心肠的，你情义深重，用在我身上却毫无意义。”

“打住，你先别说了。我此刻正在筑巢引凤呢，你非要此刻说这样的话么。”说着他着急地挂断电话，惟恐被我打破了他的计划。

而我的手里还握着蟋蟀罐呢，我并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从市场里买过各种植物，看它们开不过一季的花就纷纷死去，也不过是扔进垃圾桶里，枯萎的枝叶从垃圾袋里支出来。这只蟋蟀又有什么两样，那些从噩梦间流着眼泪惊醒的夜间，都是它微弱的叫声把我带回到现实里。而现实与梦境的间隙对我来说依然如此重要么。或许只有陪伴才是最真实的，看着它静悄悄地待在一片菜叶旁边，再稍稍摩擦一会儿触角。这么想着，觉得所有形式化的哀挽都是没有意义的，干脆把蟋蟀罐连同里面那一粒已经干瘪掉的毛豆一起扔进了垃圾桶里。里面有些中午家里人吃剩下的饭菜，有一些橘子皮和团起来的废纸巾。稍微抖一抖垃圾袋，就不见了蟋蟀罐的踪影。这仿佛也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