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17)
(1)我想先对信念进行分析。如果卡尔能够给我送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我将非常感激。为了逻辑研究，我必须弄明白，是否存在不包含动词的原子事实，就像信念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2)我要弄清楚符号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以及逻辑学上所谓的“命题”与实在世界相比较时的地位。(3)我要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解释模糊性的本质问题。我之所以想解决这三个问题，都是为了逻辑学。以前我曾对卡尔谈过其他一些想法，但都是相当形而上的。比如，就“是否存在特定意义上的心理实体”这一问题，我希望花上几年的时间进行专门研究，因为在我着手写作之前有许多书要看。(我还不知道要读哪些书)等这三个问题解决以后，我就能轻轻松松地转向：Ⅲ，研究逻辑基础；这将为我所说的“逻辑原子主义”奠定逻辑基础，并且把逻辑与心理学、数学等等联系起来。Ⅳ，我要研究形而上学，把它当成一本百科全书，在批评物理学、心理学、数学的同对，总结出结论来。Ⅴ，等我老得无法进行这些严肃研究时，我会写本书，与桑格亚纳的《理性生活》类似，论述如何在这个荒诞不经的世界上理性地生活。希望到那时，我自己能知道答案。和以前一样，我会偶尔放弃哲学，短时间地干些其他工作，或者仅仅是休假：我发现这样可以保证我的思想不僵化。去年秋天我就下定决心，不再染指和平主义者的工作，现在这种决心更加坚定了。 一切要寄出去的东西都必须经过监狱长的审查，那位海恩斯上尉被这本《数理哲学导论》整得苦不堪言，尽管题有“导论”一词，但这本书却着实是读来不易。这位监狱长从一开始就硬着头皮毫无指望地审查这部书稿，后来他说，如果罗素向他保证说这部书稿里没有任何颠覆性的内容，那么他也就满意了。和平主义者之间都心照不宣地认为，他们应当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制造那些难为政府当局的事。罗素认为数理哲学已经把这项原则贯彻得淋漓尽致了，因此做出担保。 海恩斯上尉也确实不免使人对他产生一点怜悯之情，他一直吃不准应当怎样对付他的这位身为名流的客人。有一回，德斯蒙·麦卡锡通知他说，罗素想要一只金丝雀，予是他就把罗素叫来，问他是不是有这么回事。“没这回事儿”罗素说：“我想要的倒是一只猩猩。”他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他在致格拉迪斯·林德的一封信中解释说，因为他希望这样一来，既能把宇宙灵性的本来面目及其处于幽室禁闭中的情况搞个一清二楚。只要罗素见到这位监狱长，就跟他说笑话，一心要逗他笑；这么一来，一看到这位监狱长那副竭力忍俊、板着面孔的神态，他就觉得好玩极了。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18)
尽管罗素的囚犯生活还过得去，但他内心却对这种监禁生活身有感触，正如他被三一学院除名时的那种心境。他曾这样写道：“日子一天接一天单调地流逝，虽然过得还算差强人意。我相信，我生来就不愿做个礼忏默祷的和尚，这种天性已经离我而去。”他的某些真实情感在他偷偷寄出狱中的一封信中得到流露： 呵，能够漫步于田野．极目于天际，开怀畅谈，置身友朋，该是多么快活的事。——我现在却陷入这种死寂的境地，然而这种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各种各样美好的愿望在我脑海里纷至沓来。其中最令我为之醉心的是交谈，交谈，交谈。我以前一点儿也不知道一个人竟会如此地渴望着能够交谈。在这里度过的光阴，对我很有益处，我读了很多书，思考了很多问题，各方面都得到积蓄和发展，我的内在力量将要飞迸出来——但我的的确确渴望着文明，渴望着文明的交谈——而且我渴望着大海，渴望着荒原，渴望着风，我痛恨自己像图书馆中无人问津的一本摆得规规矩矩的书那样，可怕的狱中生活就是如此。你想想看，假如你知道自己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有一位百万富翁把你买去，就像对付许多其他书籍一样把你装订的得整整齐齐的，然后插进玻璃书柜里的架子上，在这里，你只不过是为他的体面的完善装点了门面，他不允许无政府主义者去读你。这就是一个人的那种感触。但是现在，这个人很快就能够坚持要求让别人来阅读自己了。 他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封给奥托琳： 从1917年9月16日以来，我就靠着别人的施舍过日子。尽管我对他人的帮助感激不尽，但我总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对我来说，写些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挣钱真是太容易了，但是要想靠哲学来挣钱几乎是不可能的。等我从监狱出去以后，我必须想办法一年挣200英镑左右。现在我还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但由于我愿意为哲学献身，因此，如果我为挣钱的事所烦恼，那么就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哲学研究中去。那些希望我一心一意研究哲学的人有没有可能为我设立一个研究基金呢?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明确地摆在格迪斯面前。如果设立基金不可能，那么你能不能为我打听一下，怎样才能一年既挣够200英镑又能有足够的空余时间研究哲学呢？ 8月份，他要求他的哥哥利用任何可能的关系使他早点获释。 主要原因在于我对一项自认为非常重要的哲学研究已经胸有成竹了。我非常希望该项工作能取得进展，但是，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还是很难获得成功，一直止步不前。在监狱里的头两个月内，我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这从我送出去的字条上可以看出来。但那段时间我头疼很厉害，所以不得不小心；从那以后，我发现即使头不疼也无法专心致志地工作，而且成效很小。哲学研究与一般职员或者家庭主妇的工作不同：只靠勤奋是无法获得成功的，还需要良好的身心状态，以保证新思想源源不断地涌现。因此，勤奋虽然必不可少，但仅有勤奋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19)
弗兰克在释放问题上无能为力，但他给当局施压后，罗素又获得新的自由，即他可以在熄灯后继续点着，只要他愿意，多晚都行。 由于得不到早释，罗素的情绪一度低落，他曾经考虑用绝食来迫使当局释放。后来被科利特说服了。 如果你要被关上数年，或者哪怕是12个月，也值得考虑一下绝食。但是现在你只要在这里呆上6个月，那么绝食就完全不值得了。绝食对你身体的影响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对你精神上的消极影响。我反对你绝食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在此我只想提两点。第一，精神上的原因。我不想详细说，只恳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在考虑绝食之前先问问帕特里克－劳伦斯，因为他完全知道绝食的恶果。 第二，想想弗兰克。他一直在尽一切可能，使事情变得对你有利些，而且已经做到了。而你现在却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搞什么绝食，从任何角度看都不是个好主意。我最亲爱的，不要把这个因素撇在一边全然不顾。请好好想想。求你了。 9月11日，他算计着不到三个星期就可以刑满出狱了。但是没想到他得到了赦免，七天以后就获释了。这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 此次囚徒经历的伤害对他不能说是没有的，他狱中的后遗症，在1918年9月写给克利福德·艾伦的信中说：“我从狱中出来，有着一种奇怪的过敏心理，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我。” 对于这次经历，罗素出狱前的心情还是较乐观的。他曾写道： 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监狱这样使人神思悠悠，一个个意象联翩而至：阿尔卑斯山的清晨，芬芳的松枝覆盖着白雪，高原的牧草闪亮着晶莹的露珠，卡达湖横陈在远远的山外，一眼瞥去，湖水在阳光下溶溶泄泄，波光粼粼，恰如西班牙吉卜赛人那双狂放的、笑盈盈的明眸；地中海的暴风雨，深紫色的海水，极目望去，科西嘉岛的群山正沐浴在阳光中；夕阳余晖中的西西里群岛，扑塑迷离，令人神往，你会觉得还没等走到它跟前，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恍若极乐的仙岛，此生此世可望而不可即；长毛狗身上那种桃金娘花的清香：悠悠追忆中的黄昏落日印象，把人带到儿时的心境中去；巴黎街头叫卖“常青而又漂亮的长生花”的声音至今依然在我耳畔回响，恍如昨日的事，二十四年弹指之间竟如一日。除了这些童年的往事，我还记得雨后的那排落叶松，每一条细枝的末端都缀着一颗雨珠，我还能听到夏夜的风从树林梢顶吹过的声音；一切自由自在的、美好的事物都或迟或早地不断涌入我的脑海。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20)
既然心灵还是自由的，那么把肉体监禁起来又有什么用呢？我虽然身陷囹圄，但却超越了这人生的拘束，与巴西、中国、西藏同呼吸，与法国大革命共命运。……在这种种激动人心的慢游中，我已经把此刻世界所陷入的那种牢狱状态忘得干干净净：我是自由的，世界也将是自由的。 4、 重进铁窗 第二次入狱是在60年代，他担任百人委员会的主席，一直在努力反对核武器。1961年2月18日星期六的下午，罗素组织了一群人，估计有6000名抗议示威者，秩序井然地从白厅门前走过。按照计划，他们在空军部大门外静坐了两个多小时。盘腿坐在罗素身边的新闻记者很友好，当罗素和斯科特开始向空军部大门上钉一份要求政府废止有关北极星导弹协议的传单的时候，一位官员走过来，用胶带换下了罗素手里的钉子。 第二天星期天的报纸用大量篇幅报道了这次抗议活动，结果却远非百人委员会期待的那样。罗素评论说，“我们可不愿意警察自始至终对我们这么客气”。他的朋友兼同志舍恩曼带着他特有的火药味接着说：“我们想迫使政府做出选样，要么把成千人送进监狱，要么辞职。” 接下来的日子，他继续在核裁军运动的集会上演讲。先是3月中旬，接着是4月中旬，在伯明翰的集会上讲话。在4月中旬的那次讲话里，他用人们熟悉的、很严肃的词汇描述了核武器的威胁。“……麦克米伦和肯尼迪不光打算杀害所有的犹太人，而且打算杀害我们其余所有的人，他们比希特勒更加恶毒；而使用这些武器对人类进行集体灭绝是一种十足的、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 在这次讲话中，他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使得精心准备的讲话偏离了轨道。后来他做了许多努力来补偿类似伯明翰讲话中表达的观点和冲动造成的失言所带来的影响。他们商讨在国防部门外的通宵静坐事宜。罗素指出：“‘轮班’的办法会更好些。这样，一些人可以坐，比方说，午夜到清晨4点这段时间；其他人则可以坐清晨4点到8点这段时间。……在静坐示威的时候，一定要在裤子里面放上气垫。” 一位女士建议抵制购买任何一种会给政府带来收入的产品，拒绝任何—种会给政府带来收入的服务性事业的服务，并且建议“挑选一位抗议示威者，让他洗澡净身后，抱着一个热水瓶，在罗素勋爵的大肖像旁绝食而死”。但罗素拒绝支持这些行动。他倒是倾向于去占领议会广场，但他认为：“恐帕日前我们的队伍还不够壮大，采取这样的行动会显得很可笑。” 1961年8月6日，在海德广场的一次集会上，罗素通过麦克风讲话，但是受到了警察的阻止。警察向他指出，这样做违反了公园的管理条例。集会只好移址。于是，罗素领导着游行队伍沿牛津大街向特拉法尔加广场进发。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21)
形势很快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9月初，在北威尔士的罗素和夫人受到传唤，要他们在9月l 2日去波街的警察法庭。法庭将对他们提出指控，理由是煽动公众参加非暴力抵抗活动。当时受到指控的还有百人委员会的其他36人。白厅里已有人决定要给罗素戴上殉道者的桂冠了。 像在1916年那样。罗素很快就看出官方指控他是犯了一个策略性的错误。他说：“我们并非那么幼稚，我们知道判我们入狱会引起一定的骚动。”他们的出庭律师暗示他有可能免受监禁，但是，这根本不是罗素想要的。罗素说：“我们叫他们尽量避免使我们免受惩罚而获释，但是要同样尽量使警方对我们的监禁不超过两个星期。” 审理如期进行。在被告席，罗素发表了他有生以来最棒的一次简短演说。他极具说服力地指出，非暴力反抗运动是经再三斟酌、实在出于无奈而最终走出的一步。他争辩道，“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共同促使我们努力寻求一种挽救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出路。没有人愿意我们的家人、朋友、同胞和人类的大多数在一次只有输家没有赢家的竞争中被屠杀。”这位倒霉的地方法官只能按照既定的程序办事，做出处罗素和夫人两个月监禁的判决。 但由于医师的证明；被减为一个星期，且两人均在监狱的医院里服刑。那一天上午，法庭内外挤满了人，罗素与战友们信步走上法庭。当宣判结果公布时，竟有人喊道“羞耻啊羞耻，89岁了还蹲监狱。”罗素听了勃然大怒，年龄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当他们走出法庭的时候，人们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他，一位妇女钻出人群与罗素拥抱。那些被判刑的百人委员会成员被带出警察局时跟孩子过节一样，又唱又跳又讲故事，完全放松下来，好像不是马上就要蹲牢房的一样。 这是罗素第一次去布莱克·玛丽亚监狱，也是最后一次进监狱。坐在出租车上，罗素又困又乏，无心读小说。到了监狱之后，几乎每天都躺在床上，读了数本侦探小说，还读了斯塔尔夫人的生平，那是他长时间以来一直想读的一本书。 医生每天都来检查罗素吃的流食是否合适。对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来说，这确实是一场惨痛的经历。也许那种特殊、严格的待遇和身体上的不适只是其中最不足道的方面。罗素觉得最难忍受的是阴冷黑暗和刺鼻的牢房气味，以及其它犯人的服装。幸亏只有一星期，否则度日如年的滋味会让这位老人受不了。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1)
第十二章 国外之旅 苏俄之行让罗素处于两难之境；而1920年的远东之行他深深感受到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儒雅与和谐；50年代的澳大利亚之旅，则使他感到极其快活…… 1、两难的苏联 旅行宣讲政治理想这是罗素的一种独特方式。一直以来，他的身影活跃在世界各地。早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与夫人一道去去德国研究工人运动，去前苏联研究十月革命，到过中国。 自从俄国爆发革命以来，他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弄明白：西方的武装干涉以及白军恢复原有秩序的企图之外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机会来了，1920年春，罗素能够和工党的一个代表团访问苏俄。为此，他的热情相当高，很想看看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个什么样子。他给纽约的《解放者》写了一篇长文章，支持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此时的罗素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热烈地欢迎俄国革命。早在1918年1月，他写信给克利福德·艾伦说：“这个世界糟糕透了。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唯一的光明所在。”此后不久，他又写道“这个世界正在一天天地充满着希望。布尔什维克们使我感到欢欣鼓舞；我很容易原谅他们解散制宪大会这种行动，如果这种设施同我们的下院完全一样的话。……他们干得多么成功啊！……他们已经唤起了奥地利和德国的起义；他们甚至使一些英国人为之深思，但却决不会使美国人去思考。” 1920年5月10日，罗素以工党代表团中非官方人士的身份应邀访问前苏联，他们穿过边境，进入俄国。在进入苏俄前的最后一个火车站斯德哥尔摩时，罗素给奥托琳写了一封信，“我敢肯定我在苏俄访问的日子一定会异乎寻常地有意义，我能见到所有想见的人。或许这次访问会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尽管究竟是什么样的影响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三一学院的头头脑脑们在这次俄国之行后一定会表现得很滑稽可笑，我相信在那些教师中间，即使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会产生厌恶之感的。” 这支英国访俄代表团的成员有菲立普·斯诺登夫人(Mrs. Philip Snowden)、克利夫德·艾伦、罗伯特·威廉姆斯(全国交通工人协会秘书长)以及汤姆·肖(此后不久即担任首届社会党政府的劳工部长)，由黑登―格斯特博士(Dr. Haden－Guest)任代表团医疗顾问。他们抱着无条件的肯定态度来到这个热情洋溢的国度，一进入前苏联的国境，第一次看到前苏联的国旗的时候，代表团的成员们顿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国际歌》和《红旗歌》。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2)
“代表团乘坐的专用列车挂满了红色的旗帜，绿色的树枝，贴着关于社会革命和世界无产者的标语。在为他们举行的第一次群众欢迎大会上，《国际歌》至少奏了有十七次；每当有重要人士来访或每次演讲结束后，都要这样表示欢迎和壮色。斯诺登夫人更是潇洒得很，不再拘守她一向奉行的做客不饮酒的戒律，伏特加酒喝多了点，竞春情荡漾地斜靠在黑登―格斯特身上，令这位先生惊讶不已。 但从一开始，代表因就在主人举办的宴会、舞会、音乐会和参观游览活动中与主人发生冲突。当时正在俄国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兼记者的埃玛·古尔德曼是这样描述的： 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都迷上了那些表演，呆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是顺从……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并没有完全关闭心灵的窗户，而被眼睛所能看到的奇迹惊得目瞪口呆。其中之一便是伯纳德·罗素。从一开始，他就有礼貌，但非常果断地……拒绝官方陪同。他喜欢自己四处走走。他对被安排住在一座宫殿、享受美味佳肴也没有受宠若惊之感。布尔什维克们都在悄悄传言，那个罗素，疑心重重。然而，在当时，你还能从一位布尔乔亚那儿指望什么呢? 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玛格丽特·哈里森对罗素的印象是这样的：“尽管以前曾经与社会主义者们一起工作过，但他本质上是一名贵族。他瘦削的身材，鹰一般锐利的目光，修长的四肢，以及周身散发出来的一种无以言传的高贵气质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与无产者显得格格不入，总是那样超然离群。” 代表团于5月12日抵达彼得格勒。“从下榻的宫殿的窗户向外看去，涅瓦河上的景色真是美不胜收。”罗素描述道： 早晨很晚吃完早点后，我们便被带去参观工会的办公中心，以前的一座贵族女子学校。然后我们又坐车游览了市中心，并穿过郊区来到海边。整个城市仿佛是一座死城，所有商店都紧闭大门，偌大的房子空空如也。路上更是坑坑洼洼，没有汽车来往，只是偶尔能见到不多的几辆电车和军用货车。而晚上却与白天形成鲜明对比：由工会为我们以及瑞典炼钢工人代表团而举办的大型宴会和招待会通宵达旦，配上歌舞和音乐，简直美极了，充满了生命的激情。他们的绘画也给了我同样的印象。我们在下午参观了美术馆，并观看了“英勇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展览。无庸讳言，他们在绘画上的成就是极其惊人的，已经最大可能地表现出了生命的欢乐和一和陌生的创造力，与我以前所见到的完全不一样。 第二天，他会见了彼得格勒哲学协会主席以及协会的三名成员。当时“他们神情抑郁寡欢、衣衫不整，不修边幅，甚至连胡子也不刮。”会见以后他记载道：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3)
他们都一致认为他们的国家需要和平，否则便没有任何希望可言；他们虽然厌恶政府严格的控制，但认为这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当时的气氛对研究很有好处，他们也正在做着令人钦佩的工作。布洛克说教授艺术应该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进行，他本人正在一所公共大学讲授韵律学。他的学生们坚持要求他从本质上而不是泛泛地讲解，他发现这些学生实在是令人钦佩。有一位说大学里不应该开设形而上学课程，因为实际上它并不存在，只有科学才是唯一的学问。就这一观点他们谈了许多。 在莫斯科的一天晚上，托洛茨基请他们去看歌剧，那时这位军队领袖刚刚视察波兰前线胜利归来。当人们把代表团中一位拒服兵役的团员介绍给他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宣传和平、企望停战的人待在这里。”但是后来托洛茨基不再正颜厉色了，那时舞台上正演到缠绵的爱情场景，他斜过身去靠向斯诺登夫人，对她说：“这是最伟大的国际语言。” 在演出的幕间休息时，罗素见到了托洛茨基。他在日记里对当时的托洛茨基有着这样一段描述： 他给我的印象是很拿破仑式的，明亮的双眼，军人的风度，过人的才智，讨人喜欢的个性。他长得非常非常英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对女人一定也具有无法抵挡的魅力，只要他的热情能持续，他会使女人为之倾倒，他会成为一个够味儿的情人。我感到，只要他不受到什么干扰，他是会流露出那么一种带点儿荤劲的幽默才禀的。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没有人反驳他，我就能感觉到他那轻松幽默的个性。虽然无情，但也不残酷。他那满头的鬈发也让人无比羡慕。与对权力的渴望相比，他周身散发出的虚荣心，一种艺术家兼演员的虚荣，更加引人注目。他和我们一起回到我们的包厢。观众看见他时，都会热烈鼓掌，我们认为他们是自发的。每当此时，他便起身，以一种拿破仑式的姿势站着，对观众说几句话，非常简短而且尖锐，语调抑扬顿挫，并且号召大家为前排坐着的英雄们三喝彩。l 914年又过去了……我觉得要想在这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重新激活这种希望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只不过是嘴上说说的陈词滥调而已。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4)
因为罗素不是代表团中的官方代表，所以有些会议他就可以不去参加，可以去上街和到农材去接触平民百姓(他见到一些曾在德国作过战俘的俄国人，用德语和他们交谈)。他想了解莫斯科的供应情况，于是在商店买把雨伞，“结果证明买东西难于上青天”。他看到疲惫的妇女在政府开设的面包铺外边排着大长队耐心地等待着领取他们那份黑面包。罗素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样，为这种贫困和不幸而大为震惊。斯诺登夫人后来回忆说，尽管他们代表团的人都有意穿着自己的那些早已陈旧落伍了的服装，但俄国人还是认为他们这些人“打扮得像王子一般”，并且对他们左顾右盼，赞美不绝，还拍拍他们的衣服，揪揪他们的外套。 罗素参加过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也在大街上听到普通老百姓抱怨费用太高，这一点“和英国完全—样”。他还拜访了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与他们主要讨论了那些勤勤恳恳工作的反对者们的地位问题。 据玛格丽特·哈里森所说，罗素在理论上对俄国的革命很感兴趣。“事实上，罗素厌恶政府组织的大众集会以及拙劣的宣传，同情人民生活的贫困与悲惨。我们曾在村庄里找农民收集材料，罗素很勤奋地记着笔记，但是他无法像记者那样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很快，他对这种没完没了地收集材料感到厌烦，因此我们便在乡村长时间地散步，而此时其他人则在会见共党的干部，参观儿童之家等。”罗素还看到一位政府官员用公家的小汽车给自己的孩子们偷送牛奶。这一幕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几年后，他说，“这一情景说明了人类抚养自己家庭的本能……” 另外，罗素观察到这里没有醉鬼，“不管怎么说，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发现有酗酒现象”，而且莫斯科的卖淫现象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首都要少得多。这里的妇女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妇女都更安全，更少受到纠缠。他说：“这里给人的总的印象是那么一种合乎道德、井井有条的活动。” 5月19日，罗素曾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过列宁，时间是一个小时。他在日记中这么写道：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5)
他的房间里几乎是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大写字台，两个书架，一张供客人坐的舒适的椅子，墙上挂着几幅地图。仅此而已。整个会见过程中，我就坐在那椅子上，一位雕塑家在旁边给他做半身塑像。我们谈话用的是英语，他的英语相当好。他非常友善，而且很朴实，没有一丝居高自傲的痕迹，和托洛茨基正好相反。他的举止和气质一点也不像是个大权在握的人。他眯起一只眼睛，看着来访者，距离很近。他时不时地大笑；刚开始，他的笑声听起来很友善，让人心情轻松愉悦，但慢慢地，你会发现他的笑声阴森可怕。他专制，冷静，对一切都无所畏惧，不追逐私利，是一个理论的化身。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他的生命线。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像是一位教授，急于要大众理解他的理论，并因为被误解或得不到认同而暴怒不已；他也喜欢阐述自己的理论。我向他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他是否了解或者究竟了解多少英国的特点。他的回答并不能让我满意。他承认现在在英国进行革命的机会几乎是零，工人阶级还没有厌烦议会政府。他希望这种情况在工党执政以后，尤其是担任首相以后会有所改观。但是当我对他说，无论英国会发生什么，都不会有流血事件时，他认为我的话非常荒唐可笑便不再提起。第二，我问他是否相信在一个以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能够全面稳固地建立共产党的统治。他承认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他笑着谈论当时农民正被迫进行的以粮食换纸张的运动，俄国纸张的不值钱在他觉得很是滑稽可笑。但是他也说，当有足够的东西提供给农民时，事情与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要达到这一步，他部分指望工业的电气化，而这正是俄国所必需的，并且会花上十年的时间；但他主要寄希望于解除对俄国的封锁。他说直到1917年7月，布尔什维克党人还受到迫害，甚至受到莫斯科暴民的袭击。他说尽管很少人能够理解政府的理论，但是大多数人出于本能都支持它。我有这么一个印象，他是一个智力贵族。 他描述了贫富农之间的区分，并介绍了政府在贫农中间进行的反对富农的宣传。他欢快地谈到苏维埃政权经过与白军首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艰苦卓绝的斗争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他说也从统计资料中得知农民在近两年中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提高了，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吃了。第三，我问他恢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会不会形成一个资本主义影响的中心。他承认这么做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困难，但还无法与战争时的艰难困苦相比。他说，就在两年前，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同志，都没有想到他们会成功地战胜几乎是全世界的敌对情绪生存下来。他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嫉妒、猜疑和不同的利益所需，以及布尔什维克宣传工作的强大威力。他说当时他们用宣传手册对付枪炮时，德国人曾经笑话过他们，但是事实证明宣传手册具有强大的威力。他喜欢诺思克利夫对他的攻击，并且说想送他一枚勋章，以示感谢他为布尔什维克宣传工作所做的贡献。他说恶毒的诋毁与攻击只会吓倒布尔乔亚，而对无产阶级只会起到好作用。我觉得如果我事先不知道他是谁，终不会把他和最高首脑联系起来，我会觉得他是一位固执己见的教授。我想他的力量来自于他的诚实、勇敢和坚定不移的信仰，一种对马克思的正统观念的信仰。 列宁说：“我们希望伦敦出现一个劳工政府，也希望英国的共产党人为此而努力。” 罗素问道：“英国工党也正在考虑加入第三国际，但我们不赞成暴力革命。我认为英国有民主主义传统。请问，是否不用暴力革命也能建成社会主义呢?” 列宁用力地一挥手，大声说：“不用暴力革命?那简直是空想!” 罗素一惊，接着又问：“听说贵国正在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化，那么您将怎样对待富农呢?” 列宁哈哈大笑：“富农嘛，贫农迟早要吊死他们的。” 罗素发现列宁与托洛茨基恰好形成截然对比：“从他的举止和衣着，根本看不出这个人是个掌权者。他非常注意地注视着来访的客人，一只眼睛格外有神。”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6)
后来罗素幸运地与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在一个乡间的别墅度过了一个晚上。两个人在这儿谈苏俄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加米涅夫介绍了他们是如何对付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徒的。罗素在日记里写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而且社会主义的英国按照此办法解决与印度之间的问题也是可能的。当然，印度人口远比土耳其多，本土文化更为浓厚。他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我能从他的语气中感觉到一种不自觉的帝国主义的味道。” 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坐汽船沿伏尔加河而下。途中克利夫德·艾伦患上肺结核，在里海边的阿斯特拉罕，医生诊断说还能活两天，但他没有死。“这儿真像地狱，糟糕得难以想象。”罗素说，两周以后，奄奄一息的艾伦被送出俄国，到达雷瓦尔。 一个星期后，罗素已经身在斯德哥尔摩了。他立即写信给奥托琳，“部分原因是艾伦病了，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我厌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度过的那段日子尽管非常有意义，但对我也是一种无穷尽的痛苦。” 与罗素的心情一样，代表团中的许多人都怀着一种痛苦的失望和幻灭的情绪离开前苏联。斯诺登夫人在报告中说，“那里的人民悲惨之极”。她坦率地写到“不幸的俄国人民所忍受的苦难”。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回到英国后受到那些渴望听到对苏俄的赞美之辞的群众热烈欢迎，便在报告中说得愈来愈美好，而他们先前的那些记忆则变得愈来愈暗淡。 罗素从俄国回来后，他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以前发表在《解放者》上的话“仍然像一杆大旗，在西方所有亲布尔什维克出版物的阵地上空高高飘扬”的神话破灭了，他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把这杆旗帜扯下来。经过深思熟虑，罗素动手写了一部批评性的分析著作《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与理论》(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 《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一书招致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的极大憎恶。他们觉得，即使罗素的批评是公正的，他也不应当把这些话讲出来。 苏俄之行的报告加重了他的这种两难处境：既要讲真话，同时又要努力维持好政治方面的朋友关系。过去，由于他的反战态度而使他失去了许多朋友，现在由于他的反苏态度而失去了好多新结识的信奉和平主义的朋友。例如，克利福德·艾伦因此而和他绝交，艾伦在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就写信给伊丽莎白·罗素：“你将会发现伯蒂和我现在正处于特别微妙的阶段，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如两只猫那样，在苏俄的问题吵得一塌糊涂。”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7)
其实，对这一观点的褒贬是不一的。后来罗素给他的嫂嫂写信说道，这本书“在我的朋友中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却受到我所憎恨的人比如温斯顿和劳合·乔治的赞扬”。在1923年，他说“这本书所介绍的情况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完全改变了”。 6月底，罗素回到伦敦，科利特在车站的月台上迎接他。接下来，他更加密切地关注一战后世界的发展。这个时期，他思想中对苏俄那种矛盾态度从一封信中透露出来： 我因为不喜欢它而责备自己。它的一切都在生气勃勃地开始。它丑陋而又野蛮，但却对自己所正在创造的东西充满了建设的力量和信心。…… 我对那种气氛实在太厌烦了——整个社会都被功利主义所窒息，对爱、对美以及对充满激情的生活麻木不仁。我不能去强调人的那种仅仅限于动物性方面的需要，而那里的当权者却着重这方面的需要。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我有生以来尚未像他们这些人那样挨过饿、受过穷。但是，难道饥饿和贫穷就一定会带来智慧吗？难道饥饿和贫穷竟能使人们设想出一个激励每个改革家奋进的理想社会吗? 我不能不这样认为：它们使天地变得狭隘而不是将之扩展。但是一种不安的怀疑仍然存在，把我撕成两半。 又过了几个星期的一天，罗素和科利特打开了自己的信箱，这些信中，许多是政治资料，有些是朋友写来的……还有一封是中国演讲协会写来的，该协会每年邀请一位外国人去中国演讲。来信问他是否愿意访问北京大学，并作为期一年的授课。罗素犹豫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原则上还是决定要去中国走走。 2、 可爱的中国 1920年8月8日，多拉回到伦敦，罗素和她重归和好。出于对中国的神往，出于对中国人们的爱，他们决定：多拉陪他去中国研究中国问题。为了有足够的费用在中国开销，罗素写信给斯坦利·昂文，说他想写一本小册子，论述布尔什维主义。他说，如果按照惯例在出版以后支付稿酬，他也会同意的，但是他又加了一句，“如果你能向我预支25万英镑的稿酬，我会非常感激你的。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我发现去北京的花销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等我到那儿以后，就会好多了。” 这本小册子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昂文同意了这一要求。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8)
在伦敦呆了几小时，多拉的朋友们“去车站送我们，并且祝福我们组成家庭。他们俨然把我看成女婿了，尽管他们并不比我大多少。”他给奥托琳信中这么写道。这一天，已经知道他不是独自一人远行的科利特从伦敦以外的地方给他写信，“我的心已随你而去：我感觉到了危险和死亡。但是我还是要为你高兴，你终于启程去往中国了。那儿的一切对你都将是陌生的，中国古老的文明以及中国人那快乐的精神境界都会让你迷恋和倾倒。有人陪伴在你的身边，温暖你的心田也让我感到高兴。” 从马赛出发驶向东方的旅程持续了六个星期。他们在新加坡、西贡和香港作了停留，快要抵达中国时，罗素给科利特写信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渴望她的拥抱，她的热吻等等。而在给奥托琳的信中，他主要介绍一些旅行见闻，他对远东的第一印象： (西贡)简直是个噩梦般的城市。它溯河而上，非常平坦，四周全是沼泽地似的稻田。这儿晚上比白天还要热，无以数计的蚊子、蝙蝠和蝎子。这里的欧洲人都极其富有，但都满脸病态。女人们开着汽车到处乱转，打扮得花枝招展，嘴唇抹得鲜红，但是面颊深陷，一副快死的模样。这儿给我的印象真如同噩梦一般。 由于多拉的父亲在香港有一些老关系，他们在香港逗留时参加康莫多尔夫人举办的舞会。在舞会上“似乎没人在乎我们的关系。” 他原以为他们的关系会引出一些麻烦，但事实上却没有。一位中国朋友在西贡附近设宴招待他们，在介绍时，也只是说“罗素教授”和“学问高深的布莱克小姐”。这既让他惊奇也令他失望。“如果现在我介绍我的妻子是‘布莱克小姐，我的情人’、那么，从字面上讲并不对。”几年以后，他说，“所以当时我只是简单地介绍她为布莱克小姐，其他的由对方猜去吧；她也只称我为罗素先生。有些传教士出于好奇，急于要看到我们，所以他们自认为我们的关系是‘纯洁的’，而且即使在他们来过我们住的地方，看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后仍那么认为。” 英国官员处理得也很圆滑，即使心里有气，表面上也是笑嘻嘻的。“公使馆的人都争着抢着请我们吃饭，”罗素写道，“现在道德究竟怎么了?我非常吃惊。此行之前我还以为我们要尽量躲开传统不开化的人呢。” 经过一个半月的海上漂泊，1920年10月12日，罗素与多拉抵达上海。一上岸，他发现没人来接他们，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他甚至以为是幽默的中国人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让他白来一趟。 但中国人尚不至于如此幽默。原来该船比预定时间提前到达，接罗素的人迟来了几个钟头，以至闹了点小误会。 他的翻译赵元任先生，28岁，在美国生活了十年，最近刚回来，在清华学校教授数学。罗素他们被安排在上海一品香旅馆，在上海度过了访华的最初5天。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9)
10月13日，设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总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公学、时事新报社、申报社、基督教救国会等7个社团联合设宴为罗素接风。罗素第一次发现中国人是那么殷勤好客，发现中国学术团体所设的宴会和主人们的即席演说是那么饶有趣味，发现有教养的中国人竟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申报》、《时事新报》等上海各大报都将罗素和多拉的巨幅照片载诸报端，对他们的中国之行广为宣传。在宴会上主人频频奉承罗素，要他做“孔子第二”，为中国人指点迷津，提供治国安邦之大计，这绝对是罗素在故土英国享受不到的殊荣。 当时正逗留上海的孙中山也准备宴请罗素，但在时间安排上发生冲突，孙中山也因故匆匆南下广州，罗素终于没有机会与这位中国伟人会面，此乃罗素的终身憾事之一。对孙中山来说，他也极想与罗素一晤，研讨中国之命运。据说，孙中山曾说过：罗素是唯一一位了解中国的英国人。 罗素在上海发表了两场正式演讲，一是10月15日在上海中国公学演讲《社会改造原理》，一是在10月16日在江苏省教育会场演讲《教育之效用》，极受欢迎。接着湖南在争夺罗素的斗争中取得优势，下一站便是长沙。 在赴湘之前，中国主人们安排罗素在杭州西湖一游。“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那秀丽的湖光山色，极富韵味的园林花木，亭台楼阁、庙宇回廊，以及当地民众的善良与乐观，令罗素惊叹不已。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中国是如此之美，就与精美的中国画一模一样。他在信中表示要尽力帮助中国，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他还打算学好中文。 “这儿简直美极了。无数的诗人和皇帝已经在西湖边生活了2000年，使之增添了更多的美景。这个国家似乎比意大利更加仁慈博爱，更加古老。它的风景就像中国画一样，这里的人民像18世纪的法国人一样情趣横溢，聪明幽默，但更加活泼可爱、生活中充满了笑声，我还没有见过如此快乐的民族。他们很快就接受了多拉。” 游完西湖，罗素于10月19日又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作了一场有关教育问题的演讲，据说听众有千人之多。然后，罗素于21日应中国科学社之邀在南京作了一场题为《爱因斯坦引力新说》的演讲。10月24日，罗素乘船从南京溯长江而上。 罗素一行在汉口登岸，换乘火车于10月26日抵达长沙。在长沙，他们见到了一年前受同一个协会邀请而来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博士和他的妻子。他们受到了异常隆重的接待，湖南省教育会大张旗鼓。本已安排好罗素在长沙讲学一周之日程，但罗素却因连日的旅途奔波，想尽快安定下来，尽早到主聘他的北京大学去，因而只答应在长沙演讲一天。 为了报答湖南东道主的盛情，罗素在26日下午、晚上，27日的上下午接连做了四场演讲，讲题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10)
27日晚，湖南省长谭延闿亲自出面请罗素、杜威和蔡元培等人，席间谭延闿又再三挽留罗素，并允诺派专列送他去武昌，但罗素还是谢绝了。 罗素与多拉于27日晚上便乘火车北上，10月31日抵达北京。一开始他们住在大陆饭店、随后在远安伯胡同租了一套房。这是一座四合院平房，罗素、多拉及翻译赵元任各居一室。罗素到北京的旧货市场买来旧式家具布置他们的房间，跟当地居民的住房竞无二致，生活得相当舒适。 我们雇了三辆人力车、一人一辆，一个厨子，还找了一个男孩，负责打扫客厅和房间。我们的房间里有很旧的摇摇晃晃的中式书架，几张很重的中式椅子，一张很大的躺椅——过去是用来吸鸦片的，一张很漂亮的四方桌。这些家具都是黑色的，我们就配上亮颜色的窗帘和地毯。尽管天气一天天变冷，但是每当日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房间里便暖烘烘的。我们还有几个取暖用的炉子，它们是房间里唯一难看的东西。在人们丢弃的旧家具堆里，我们能发现很多好东西。中国朋友们对我们没有要求用欧式垃圾家具感到惊奇不已，这儿的地毯和丝绸简直太美了，那些很重的旧式家具也一样漂亮。 安顿好后，他给三一学院院长写了一封信，要求辞去一年前接受的教授的教职，割断了与剑桥的关系，在信中他说，“我之所以辞职，是因为我生活在公开的耻辱里。” 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于11月7日星期天正式开始。本来预定的题目是“社会改造原理”，但罗素认为按他的原著讲这个题目对中国人的意义不大，不如等稍做准备之后再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另定题目陈述他的见解。因而他临时将他第一个系列讲座的题目改为“哲学问题”。 第一场讲座是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听众竞达1000多人。哲学讲座能有这么多听众，恐怕即使在最喜爱哲学的德国人那里也是罕见的。当然，大多数人只是慕名而来，并非真正懂哲学。 此后，罗素每周在北大讲学两次，星期日上午和星期三晚上各一次。两次的题目不同，齐头并进。11月28日，北京大学祟拜罗素的师生发起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于是罗素又每周一次参加他们的英文讨论，每两周一次参加他们的中文讨论会。多拉·布莱克则经常被请到北京女高师去演讲和座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