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11)
到1921年3月为止，除临时追加的一些单篇演讲外，罗素在北京大学陆续进行了5个系列的讲座：“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学逻辑”，也就是通常说的“罗素五大演讲”。只可惜“社会结构学”只讲了一部分，“数学逻辑”刚开了一个头，罗素便病倒了。负责接待的是北京大学数理逻辑教授张崧年先生，他是一位热忱的社会主义者。 北京大学对罗素的兴趣极大，听众特多，轮流在大学和教师学院举行。据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听了演讲。除了固定的演讲外，罗素还发表了一些讲话，谈唯心主义、因果关系、相对论和万有引力。另外，北京大学还找到一个地方，专供罗素给一些小的研究团体和讨论会作非正式演讲。他们甚至成立了专门的罗素研究协会，还出版了《罗素月刊》。 罗素在北京所过的是非常平静的学者生活。讲学之余，罗素还参观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特别是每个星期一他几乎都要与多拉一起到天坛去泡上一天。直到晚年，罗素回忆起天坛还是那么深情款款： “那是一座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建筑物。我们通常坐在冬日的余晖下，默默无语，完全沉浸在安谧宁静之中。” 但是，罗素在中国的日子并不都是愉快的。从1920年12月起，罗素便觉得，当一切都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他逐渐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因为中国学生的哲学基础知识都太差，对他们谈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徒劳无益，几乎是在对牛弹琴。 快到圣诞节了，罗素给奥托琳写信说， 我们已经过上了一种非常正规的生活，工作很繁重，但是大多数工作都没有成效。我们俩所作的演讲中，大部分是讲给学生们听的，他们热情而又渴望获得知识，但是他们所知不多，缺乏训练而且很懒，梦想着别人能够把知识灌进他们的大脑，而自己可以毫不费力。我还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中国和日本的报刊上。现在的社交比刚来时少多了，但我觉得还是太多。这儿的欧洲人都很守旧，而且很讨人厌。由于害怕我们会对中国人说些什么，因而对我们都很客气。但很明显，他们都很恨我们，而且为不得不容忍我们蔑视传统和礼节的言行而感到愤恨不已。中国人绝对有礼貌，喜欢阿谀奉承，但你仍会觉得他们很神秘，说话很含蓄，他们相互之间的对话经常让我们不知所云。然而，总的来说，我们在这儿的生活很宁静。多拉的演讲主要是关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赵元任作为翻译，尽管是当局选上主要是因为他在数学和逻辑方面的专长，但他在其他方面也很胜任。他在翻译时也经常出错误，比如有一次，多拉在女子师范学院对着一大群听众演讲时，曾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事后赵回忆道，“在汉语中，男女结婚有不同的词，而我刚好把这两个词用反了，意思变成了‘没有丈夫的男人和没有妻子的女人’，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多拉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俄国现在只不过是我们之间讨论而非争论的话题。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12)
罗素对中国是很有感情的，觉得她有许多的优点。但身处异乡他非常想念英国，他常常不断地向奥托琳打听国内的情况。到1921年初，由于事情的变化，他对国际事务非常的敏感，所以他的情绪又发生了变化。当爱尔兰问题传到他耳朵里以后，他甚至渴望更深地躲开这个世界。“当人们处在被压迫者的地位时，往往很好，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自己反过来变成压迫者。生活无非就是人与人之间都想变成罪犯而不是牺牲品的竞争。这个世界正在速向野蛮状态退化，我们只有努力在内心一角保留文明，其他也无能为力，就像爱尔兰人在7—8世纪所做的那样。所以我研究爱因斯坦，并且梦想着有一天能找到一处佛教寺院隐居起来。” 几个星期以后，罗素又给奥托琳写信： 我和多拉在这儿非常快乐，但是我们不可能永远呆在这儿，除非我们准备永远不管世事。 这个世界上发生的重要事情都不是从这儿开始的，在这儿也得不到有关消息，久而久之，一个人精神上就会僵化。我们每天都非常仔细地阅读报纸，希望借此多多少少地赶上政治上的发展。但是要想在文学和科学上做到这一点，就不大可能了。另外，如果永远见不到自己的朋友也是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 由于身体原因和思乡心切，1921年7月初，已经能执杖而行的罗素，决定踏上归程，重返故土。但是，因为他来华时已与日本方面约定要赴日本讲学，而且他很想亲眼看一看日本，因为日本一向自诩为向西方学习得最成功的标本，所以还是扶着病体，顺道东渡扶桑，作短期访问。 7月6日，罗素扶着拐杖到教育部会场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说，题目是《中国通往自由的道路》，主要是针对中国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发表意见，表明他的立场和主张。多拉也发表了她的告别演说，题目是《少年中国的男男女女》，主要是表达她对中国同龄人的祝愿和希望。那天大雨滂沱，但会场仍然座无虚席。 7月7日，梁启超、丁文江等人设宴为罗素饯行，感谢他对中国的帮助。随后几天二人打点行装，准备启航。罗素碰巧与来华访问的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于7月11日联翩离京，中国知识界在同一天送走了“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两位客人。留在罗素身后的是遍见于各大报刊的演讲录和中国人民脑海中的音容笑貌。 别了，可爱的中国！ 离开了中国的罗素虽未曾重访，但一直关心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事业，发表了许多的见解。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13)
白厅和英国外交部的绝大多数人对中国几乎毫无兴趣的时候，罗素就强调指出中国将有那么一天会在世界事务中产生重要作用。他指出，人口的压力迫使日本走向沙文主义和侵略的道路；他还说，如果不节制生育，“灾难迟早要发生”。他对中国所面临的危险看得很清楚，中国若想不被外国征服，就必须抛弃它的传统生活方式，发扬爱国精神和战斗气概。结论是，“一切列强，毫无例外，他们的利益最终总要同中国的幸福发生冲突。……中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寻求解救，而不能靠任何外国列强的慈悲。” 毫无疑问，罗素对中国的有些现象是持批评态度的。事实上，罗素对他在中国所见到的东西几乎是件件赞许，他所批评的只是贪婪、腐败以及冷酷无情这样一些现象。他所作的基本结论几乎都是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他认为“中国和中国人是最可爱的”。他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艺术家的民族，艺术家所应当有的优点和缺点它都具有”，他还指出，“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和他们从我们这里学到的东西是一样多的，但我们了解它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就中国来说，罗素把希望寄托在孙中山身上。在罗素看来，“中国的军阀全都是野心勃勃的土匪”，而孙中山和他们完全不同，只有他一个人不在此列。罗素把孙中山的观点同英国旧贵族的观点相提并论，他说孙中山的目标在于解除贫困，而不是实现一场经济革命。当时英国外交部——他们这些人对当时的中国以及毛氏崛起的中国时期所采取的政策实在是愚蠢得难以令人置信——正在忙于劝阻孙中山不要举行起义，并且尽其最大的努力去败坏他。 关于中国人的性格，西方人中间有一种论调：中国人不可思议，满脑子的神秘思想，我们难以理解。但是，罗素说：“依我在那个国家讲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并没有发现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我与中国人交谈就像与英国人交谈一样，他们回答我也很像英国人回答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相当有教养，聪慧而明智。我根本不相信‘东方人阴险’的神话。我确信，在一场互相欺骗的游戏中，一个英国人或一个美国人十有八九会战胜一个中国人。可是当许多相当贫穷的中国人与富裕的白种人做生意时，这种活动常常只是有利于其中的一方，那毫无疑问，白人受骗上当，而中国人只有像派驻伦敦那样的昏庸官僚才会如此。”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14)
中国人最博得人们赞赏的品质之一，是他们把握外国人感情的能力。不论是到中国去旅游的，还是多年居住在那儿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喜爱中国人。尽管英日两国结成联盟，但是我想不起哪一个孤身在远东的英国人，会像喜爱中国人那样喜爱日本人。只有那些在他们中间长期生活的人，才能获得自己的看法和标准。初来乍到中国，一定对那里显而易见的弊端感到震惊：乞丐成群，贫穷惊人，疾病横行，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每个有正义感的西方人，无不首先强烈地期待中国人能革除这些弊端。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进行改革。但是，中国人，甚至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充当不幸的牺牲品的人，对外国人的这种激情表现出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的态度。他们就像等待苏打水的泡沫会自行消失一样，等待着中国现状中的弊端自行消失。而且，这种盲目的观望等待态度，也逐渐影响到被搞糊涂的外国旅游者的理智。等一阵愤恨过去之后，他们开始怀疑起自己原来一直确信无疑的信条是否正确。时刻提防不幸的可能降临，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明智？放弃现有的欢乐，终于想着灾难的可能在某一时刻到来，是不是一种慎重？难道我们的生命应该在建造一座永远无法居住的海市蜃楼中度过？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持否定态度，因而他们能忍受贫困、疾病和腐败。但是，作为对这些弊端的自我补偿，中国人保持着文明享乐的能力。他们经常自娱、逗笑，在阳光下取乐和讨论哲学。这是工业化的国家所没有的。中国人，包括各阶层的人，比我所了解的任何民族都更喜欢开玩笑。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找乐趣，而且总是用笑话来缓和争端。 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一行人坐在轿子里，被抬着穿过山丘地带，路途崎岖险峻。这些抬轿子的苦力十分辛苦。当旅途到达山的最高处时，我们要求他们停下来歇十分钟。他们立的人都会在这种情形下抱怨这炽热的天气，以此要求增加小费。我们在那时却担心汽车是否已在指定的地点等候我们。遇上有钱的中国人他们会给你海阔天空地探讨一番：宇宙的星辰日月是循环式地转动的，还是直线式地轮回运行的；一个完美的哲人是彻底地奉献自己，还是有时也考虑一点自己的利益。 你偶尔会遇见一些一叶障目、被假象所迷惑的白人。他们被一种假象所迷惑，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这种人恰恰忘记了构成文明的要素。在北京没有有轨电车，电灯也很落后，这是事实；但是，北京有许多令人神往的、非常美丽的地方，并且至今完好无损，而欧洲却为了从这些地方挖煤糟蹋得肮脏不堪，这也应该是事实。有教养的中国人善于写诗作赋，而不善于记住《特克年鉴》里可以轻而易举查明的世间百事，这更是事实。一个欧洲人在向旅游者推荐下榻地点时，往往告诉你，那里乘火车很方便，因为对欧洲人来说，在选择任何一个地方的住处时考虑交通便利是最重要的。但是，中国人却会对火车只字不提，即使你问起，他也会答非所问。他兴致勃勃地告诉你的是，哪儿有一个古代皇帝营造的宫殿，哪儿湖中有一个栖身之地是唐朝一名忧心天下的著名诗人所建的。正是这种文化视野和看法不同，而被西欧人误认为不文明。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15)
中国人，上至高官显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冷寂而内向的尊严，即使是一个受过欧洲文化教化的人，也不会损失这种特性。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很谦恭的。他们的自豪感来自于自信，他们承认中国军队不如外国军队强，但中国人却认为国家的强大主要来自于人或民族的素质。我认为，中国人从心底里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文明的国家，而西方人对此不能接受，因为判断的标准截然不同。但是，中国人的这种观点也逐渐被西方人认为至少不是荒唐的，因为各自持有的价值标准不同，结论也会不同。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在所处环境内引起尽可能多的变化；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而奢侈的享受。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这种性格差别，形成根本的鲜明对照。 我们西方人崇尚“进步”，这只不过是渴望环境发生变化的一种伦理上的幌子罢了。如果有人问我，机器是否真正地改善了这个世界？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的回答语无伦次：机器确实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它使世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确信，十有八九所谓崇尚“进步”的西方人，所谓爱好“进步”实际上是嗜好权力，喜欢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使事物发生变化和差异。为了追求这种乐趣，一个美国青年会没命地工作，以致当他成为百万富翁时，自己却成了消化不良的受害者，被迫靠吃烤面包和白开水为生。他在设宴款待宾客的许多筵席上，面对山珍海味自己却只能充当一名旁观者。即使如此，他仍然会自慰地想，他能控制政治，按其投资的需要能发动或阻止战争。恰恰是这种特有的气质，使西方民族具有“进取性”。 当然，中国也有抱负远大、雄心勃勃的人，只是不像在西方那样普遍。而且他们的抱负和雄心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并不优于西方的表现形式。他们选择了由偏爱享受权力而产生的一种形式。正是这种贪婪泛滥，导致了中国人由强变衰。金钱意味着能带来享乐，因而中国人把金钱作为强烈渴求的对象。对我们西方人来说，人们渴求金钱，只是把它看作争取权力的工具。政治家追求获得权力，并非看重金钱，因此经常满足于个人寒怆拮据的生活。在中国，权柄在握的官僚们，几乎总是用权去满足自己的唯一欲望——搜刮大量钱财。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适当时候身持巨额财富逃往国外安享余年。事实上，逃离后丧失了权力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显然，这样的中国政客们所造成的社会灾难仅限于他们管辖的范围以内。而我们西方政府则不然，为了在选举中独占熬头，不惜损害包括本国利益在内的全世界所有人的利益。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16)
中国政界的腐败和混乱所造成的损害，远不如我们想见的那么可怕。我们西方的所谓“高效率”政府，特别是日本政府那掠夺成性的追求巨大权力的欲望所带来的灾难比中国要大得多。绝大多数现代政府的行为都具有危害性。因此，他们干得越差，效果就越好。在中国，政府懒散、腐败、愚昧，那里却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已丧失殆尽、中国的法律像其他国家一样不完善。有时候，某人因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在国外势力的压力下坐牢，正如他会在英国、美国遭到同样命运一样。但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平常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干扰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情况发生，就如个欧洲人在1914年以来，一个美国人在1917年以来，享有个人的自由一样。一个中国人并没有需要随波逐流的压力感。人们依然只需像自己，并不担心所得出的结论公布后会引起怎么样的后果。个人主义在西方已被废弃，但在中国却依然生存着。这有好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中国的每个劳苦百姓，或多或少保持着自我尊重和人格尊严，而这在西方只有极少数金融寡头才有。 中国人的“死要面子”经常使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荒唐可笑。然而，中国人仅仅是要求实现与他们社会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个人尊严。每个人都要“面子”，甚至连社会地位最卑下的乞丐也是如此。如果你不想严重触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那你就不要使他丢面子，不然你就是在羞辱他。如果你用违反中国道德规则的方式和一个中国人讲话，那他一定会嘲笑你；如果中国人不想把你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冒犯，那你的话必定被他们当作了笑料。 有一次，我认为我教的一些学生不像我期望的那样用功，我就像以前对我的英国学生那样谈了些看法。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些学生都很不自在地笑了。我对此感到很惊讶，而我们西方人更讲究客套。然而这种习惯不利于提高效率，更为严重的是不利于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诚挚而真实的关系。如果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将希望减少一点表面客套带来的痛苦。但是，中国人由于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辱已经养成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心性。中国人的彬彬有礼与我们西方人的直率相比，究竟孰优孰劣，我尚不敢断言。 在一个英国人看来，喜欢妥协和屈服于公众舆论的压力，是中国人性格中的特点。很少有一种冲突发展成为轩然大波。满洲皇帝的待遇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西方，国家一旦变为共和国，人们向来是砍掉被废黜的君主的头，或至少将其流放到国外。在中国给皇帝依然保留皇上的称号，华丽的宫殿，大批的太监内臣，每年九百万元的官俸。溥仪现在正满十六岁，安宁舒适地住在紫禁城内。在一次国内战争中，他曾名义上复辟过几天，但他又一次被推翻，并没因为他的复辟行径而受到任何惩罚。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17)
在中国，公众舆论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1920年北洋军阀御用的“安福国会”的垮台主要归咎于舆论的压力。这个国会是亲日派，并接受日本贷款。对日本人的切齿仇恨，是中国人的一股最强大、最广泛的政治激情。这场反对“安福国会”的运动是在学生们的宣传鼓动下发起的。一开始，“安福国会”有着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力量，但当士兵们在舆论影响下明白了应当为谁而战时，就开始倒戈。最后反对派进入了北京，几乎不打一枪就一举推翻了“安福国会”的政府。这种公众舆论的影响，在一次教师的罢工斗争中也起了关键作用，那场教师罢工斗争在我离开北京时取得了胜利。当时政府由于腐败，财政资金一直紧缺，拖欠了教师好几个月的工资。教师们被迫在学生们的声援下向政府和平请愿，强烈要求颁发工资。结果，士兵和警察出面镇压，双方发生冲突，许多教师和学生都受了伤。尊师重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基础，因而这件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报界立即发表文章表示声讨此事，政府刚得了三个依凭武力强行敲诈勒索的军阀900万元的不义之财。政府如果拒绝教师们提出的几万元的合理要求，实在找不出任何借口，无奈只能向舆论屈服。我想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里，不会因为教师的利益而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 没有比中国人的忍耐更令欧洲人吃惊的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生存造成的威胁。他们清楚地知道日本人在满洲和山东的侵略行径，也明白在香港的英国人正在不遗余力地破坏广州革命，企图建立一个亲英的南方政府。他们深知，世界上所有的列强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尚未开发的丰富资源，特别是对中国的煤炭、铁矿垂涎三尺，虎视眈眈。日本是放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典型。日本通过推行野蛮的军国主义，实行严酷的纪律，倡立一种新的反动宗教，成功地遏制了“文明的”工业主义者的贪婪欲望。但是，中国人既不模仿日本，也不愿驯服地屈从外国势力的控制。他们考虑问题，不是以几十年计算，而是以几个世纪计算。他们以前曾被外族征服过，首先是蒙古人，之后是满族人；但最后这两个外族征服者，却都反被他们同化了。中国的文明源远流长，亘古不变；经过几代人之后，入侵者反变得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了。 满洲里地域广阔，有一片可供移民的土地。日本人声称需要殖民地容纳其余的人口而侵入满洲里。然而，中国内地迁移到满洲的移民比日本要多一百倍。不管满洲此时的政治势态如何，它必然仍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一旦日本处境危难，满洲里将会重新回归中国所有。四万万中国人汇聚成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尽管中国也有内战，但只是表面喧闹。中国人蔑视敌人军队的方法，他们一直等到敌人在自相残杀中消耗了锐气和精力才起来反抗。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18)
中国的文明远比中国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统的特性。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了下来。中国文明也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早先的佛教影响，直到现代的西方科学的影响。但是，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没有把他们变成欧洲人。在中国我遇到一些人，他们像我们西方国家教授那样熟知西方文化。然而，他们并没有失去文化心理上的平衡，也未脱离自己的人民。他们认为，西方一些不好的东西，如野蛮好战，动乱不安，欺负弱小，利欲熏心，追求纯粹的物质享受目标等，是不可取的。而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是西方科学，中国人则希望学习采纳。 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已经变得几近僵死，其文化与艺术已不像过去那样具有生机，孔子的儒教已不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需求了。凡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外来的新因素来振兴他们的传统文化。因而，他们开始转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新的活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明。他们期望开拓一条更为理想的文明之路，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加灿烂的文明。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罗素不但从口头上、理论上支持中国，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而且多次以实际行动来支持。 1921年11月，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华盛顿会议”开幕，罗素认为这是使中国独立，从而使人类历史出现新转折点的契机。因此，他围绕华盛顿会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谈话，表达他那虽然失诸天真却非常真诚的善良愿望。 1924年，当英国及香港当局支持的商团叛乱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罗素发表文章揭露英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助邪压正的可耻行为，而为孙中山所领导的广州政府辩护。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被激怒的中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将主要矛头指向了罪魁祸首英帝国主义者。后者推卸责任，妄图嫁祸于人。罗素毫不手软地揭露了英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和狡诈，并在文章的最后以辛辣的口吻奉劝英国当局收敛一些：“我们已经不如往日那样强盛了，我们不应该如此蛮横和暴虐，以免引起文明世界的憎恶。” 在省港大罢工期问，英国在华利益受到严重打击，港英当局反而趁机诋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罗素在《为中国松绑》一文中为中国辩护：“中国仅仅要求每一个独立国家所早就拥有的东西。他们的要求一点也不过份。中国的独立和自由是完全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任何破坏中国人正义事业的行径都是可耻之极。”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19)
1926年9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直接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华的既得利益。英国军事当局恼羞成怒，公然派军炮轰四川万县，制造了中国军民近干人死亡的“万县惨案”。罗素回去奔走游说，并在英美的一些最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中国的白祸》等文章，痛切陈辞，力图说服民众反对列强对中国进步运动的武力镇压，从而对英帝国政府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身为英国人，罗素如此大胆揭露自己国家政府的罪恶，确实难能可贵，表现出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巨大勇气。 当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一举灭亡中国的时候，1937年8月，罗素同杜威等人一起发表公开信，严厉谴责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1937年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沦陷的当天，即“南京大屠杀”的那一天，罗素又同杜威、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国际知名人士一起，发表题为《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的宣言，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日本。 50年代末，他还出面要求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在联合国中的席位。那时，他已80多岁高龄了。我们应当向他表达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3、 愉快的澳洲 1950年7月底，应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研究所邀请，他去澳大利亚考察那里的发展状况，去各大学演讲有关冷战的问题，开始了他的澳大利亚之行，这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也是他感到最快活、最有趣的旅行之一。康德一生都未离开哥尼斯堡，罗素可不是这样，他总想去作新的旅行，总想去获得新的经验，就像个够格的经验主义者那样。他总是喜欢闯进未知的领域去冒一番险。他曾这样讲过：“有所发现不是很令人振奋的事吗？” 罗素的此次访问是应爱德华·戴松(Edward Dyason)的邀请而去的。爱德华·戴松是墨尔本一位有名的富商，他设立了一笔基金，专门邀请海外名流来澳大利亚讲学。此时，罗素已78岁高龄，但他却欣然接受了邀请，兴致勃勃地来到这个新天地旅行。 以前光临澳大利亚的，没有像罗素这种身份的人。所以为了迎接罗素的到来，人们紧张地准备了一番。因为在罗素到来之前不久，这里曾发生过共产党的示威游行，所以政府派了两名警察——留官拉尼根和侦探莱特伯特姆——来保卫罗素。外交部的一位高级代表理查德·格里尼施(Richard Greenish)专门来到悉尼，迎接这位大人物，后来一直陪同罗素旅行。 罗素的旅行日程是由澳大利亚国际事务协会负责安排的，有关方面的官员庄重宣告罗素将到来，并且发布如下指示： 兹答复有关方面提出来的问题，下列所附各条系罗素本人的愿望：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20)
“他不喜欢作为政府首脑的贵宾。 他不愿意市长为此举行招待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宴会。 他想要一间浴室，我已为他安排好了。” 最忙的要数新闻界的人了，他们很想诱使罗素大放厥词，于是悉尼的新闻记者们聚集在一起，急切等待罗素的到来。6月举行的那场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要罗素谈谈对自由恋爱问题的看法。罗素表现得非常机敏。当有人问他：“我们澳大利亚有很多单身的女青年。我们对您的观点有所耳闻，您能否谈谈，鉴于某种社会偏见，她们应当怎样做才能够过一种比较圆满的生活呢？” 罗素沉思片刻，然后快活地答道：“我想我应当为她们提出一项大批移民出境的政策。” 这么多年来，罗素不仅善于摆脱记者的缠扰，而且对其他那些困扰名人的麻烦事也应对如流。他对那些追着他要求签名的人说，他不喜欢在单页纸上签自己的大名，但却不介意在自己的书上签名。有些穿着考究、已有一大把年纪的女士们在宴会上过分热情，喋喋不休地向他献殷勤，说她们对他写的所有东西是如何地崇拜，但他却总是这样回敬她们：他会问她们是否喜欢他的《数理哲学导论》，有时候她们会眨眨眼睛，然后说：“喜欢呀。”这时候罗素就会漫不经心地说道：“我是在监狱里写的这本书，”说完之后，他观察着她们脸上的表情。 在美国他获得了一个经验帮助他免遭与众人握手之苦。有人建议说，避免此苦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手变得软绵绵的，而罗素则别具一格地反驳说：“恰恰相反，应当先发制人，紧紧握住他们的手，直到他们大叫起来。” 访问完悉尼，罗素又飞往昆士兰、堪培拉、墨尔本、阿德莱德和珀斯。在澳大利亚，他共住了两个多月。每到一处，他不仅举行公开讲演，并且在广播电台作讲演，而且还尽自己所能来广开眼界，学习新东西。他说：“说也惭愧，这是我第一次访问澳大利亚。因为我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虚掷了此生的七十八载光阴，所以我确实很高兴能有此机会来弥补这一缺憾。” 他来到了昆士兰的绿岛，在这里，他给孙子寄去了明信片，上面写着：“爷爷今天来到这里。”在堪培拉，他和威廉·麦凯尔(W·Mckell)进行了会见，并且非常成功。麦凯尔以前是个锅炉制造工和拳击冠军，后来成为新南威尔士工党领袖，此后又作了澳大利亚总督。罗素和他共进早茶，他逗留的时间远远超过预定的时间，因为他完全被麦凯尔拿来给他看的那个斯诺河规划模型所深深吸引，按照这个规划，要在群山里凿出通道，把河水引入内地，不让它直接流入大海。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21)
事实上，罗素有与绝大多数人相处的本领。一个颇有声望的墨尔本俱乐部请他做该俱乐部名誉成员，邀请书上写着“罗素伯爵先生”字样，这使罗素感到有点意外，罗素只是这样说道：“显然他们认为我是另外一种美国人。”一个记者说，罗素看起来象是个“刚刚想起个逗人的故事的一只深谙世故的考拉”，（考拉：澳大利亚的一种貌似小熊，栖于树上的无尾动物。）罗素赶紧去墨尔本动物园，看看考拉熊长得什么模样。他回来之后说道，这些小动物顶可爱啦，所以他感到得意极了。 罗素什么都想见识一下。于是，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心地带。这是绝大多数访问者足迹罕至之处。他从阿德莱德起飞，越过乱石纵横的草原和红色的片片沙丘，来到艾丽斯斯普林斯。他买了几幅阿伦塔族的土著艺术家的绘画作品，然后去“空中医学中心”，在这里他听到从偏僻的内地各站发来的无线电通讯，通过无线电报要求诊断病情和处置方案，要么就是请求医生赶来。罗素出神地听着，有人让他对着无线电讲几句话，但他谦虚地婉言谢绝说：“他们不想听我讲话，我只想说，我一直在以极大的兴趣和崇敬的心情听着呢。” 澳大利亚有很多人都想见一见罗素，罗素忙得不可开交。但他还是很乐意接触一些新朋友。有一天，他在阿德莱德的旅馆里收到一包书，这些书是一位名叫阿瑟·加斯克(Arthur Gasc)的老人寄来的，他是个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于1898年来到澳大利亚，他还写了几部小说，讽刺了阿德莱德的某些自命不凡的市民。罗素非常喜欢这些书，他坚持要去看望加斯克，结果两个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罗素心情欢快，不免沉醉于往事的回忆中，他想到十九世纪激进主义的观念，想到当初教会势力强大时期掀起的那些反教会运动。他说：“加斯克是他在澳大利亚见到的人中给他印象最深的一位。”这使得加期克感到那几天是他自己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当罗素要离开阿德莱德的时候，加斯克写信给他： 我亲爱的大师， 您的到来，对我的一生来说有如一道闪电，而现在天空是那么黑暗，又那么空虚。…… 罗素还找机会帮助青年人。在墨尔本，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记者来迟了，误了记者招待会的时间，罗素见他一脸沮丧，就专门让他一个人作了来访。在另一个城市，罗素听说热心听他讲演的那位某个机构的年轻秘书刚刚得知自己妻子患了癌症，罗素就把他找出来，单独和他交谈，而且还设法使他勇敢地振作起来。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22)
在邀请罗素去做客的人中间有一位是墨尔本大学的麦克马洪·鲍尔(MacMahon Ball)教授。有一天，鲍尔安排罗素在午餐前一个人待一会儿，想让他休息一下。但是他看到罗素显然不甘寂寞，非吐不快的那副神气，就让他十三岁的女儿詹妮去和罗素聊天。詹妮怀着敬畏的心情走进屋去。不一会儿，鲍尔发现詹妮正神态自如、津津有味地听罗素给她讲一个又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还给她讲他当初和格拉斯通先生一起喝得酩酊大醉的事。 关于罗素此行，还需要提到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理查德·格里尼施，他是外交部派来给罗素作导游的。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每当在招待会上出现过分浮夸或摆臭架子的人时，他们就用暗号“哼”来表示不满。一到了晚上，罗素有时就吟诵那些有伤大雅的五行顺口溜来逗格里尼施笑，其中有些顺口溜他吟起来未免有些发窘，格里尼施则把它记在香烟盒的背面。 各大学也都利用罗素光临的机会举行讨论会。在会上，罗素可以和教授们以及一些选拔出来的学生一道讨论哲学问题。这样一些讨论会并不总是那么成功。有一位教授胡子没剃就来了，他旁若无人地一直喋喋不休，而且对罗素的回答显然没听懂，这使罗素感到很恼火。罗素离开的时候愤怒地低语：“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懂我的话；无论如何他得去洗洗了。”在一所不收学费的大学里举行的那次讨论会也不成功。罗素后来评论说：“用不着怀疑，这是一所免费大学。” 在澳大利亚，罗素听到的并非全是赞美之辞，人们对他的批评并非全是片面的。据说澳大利亚大学的一位讲师在批评《西方哲学史》时说：“坦率地讲，罗素知道得还不够多。……每当需要具有第一手的学问根底的时候，他就一筹莫展了。……” 罗素在澳大利亚也有遗憾，那就是未能引起更多的争论，他感到有点失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最感到满意的一件事就是，他匠心独运地使曼尼克斯(Mannix)向他公开道歉。他是一位罗马天主教会的大主教，这位墨尔本的大名鼎鼎的大主教攻击罗素的来访，说“不应当让罗素来澳大利亚宣传他的‘无神论学说’，……美国对这一点知道得更清楚。” 罗素和格里尼施一同策划了对策，给他发了一封措词尖刻的电报。电文说：“我要你立刻就你的不实之辞——美国政府不允许我进入美国——作公开道歉。”这位大主教心惊胆战地读完电文，并马上答应公开道歉。他解释说，他讲的话不是胡编的，只不过依据的事实“不可靠”。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23)
澳大利亚的那些新闻记者们也很是失望，他们本来希望罗素故意讲出些撩人视听的言语。罗素也讲了批评的话，其中有一点是针对人们对待土著的态度的。在和一些土著的交谈中他惊异地发现虽然土著人可以参加澳大利亚赴朝鲜的志愿军，但却因为肤色而不让进酒馆、族店。他说：“社会心理和警察这两方面似乎都不愿意赋予土著人基本的平等权利。他们的部落组织大都解散了，他们过去的首领们都被抓去，他们中的很多人落得无家可归，无依无靠，这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朝鲜战争很快就爆发了，那时罗素刚刚开始这次澳洲之行。这里的气氛和那边的愁惨情景截然不同，给罗素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阵子，罗素很担心朝鲜会成为又一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他想直接飞回去和自己的孙子在一起，他还通过海底电缆发了一份电报，要人为他们在远离伦敦的地方找一所房子。据说他曾对一位来访者说：“我认为苏联会参战的，我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继续十年。……住在伦敦的人很可能活不下来，假如[战争]果真像我预想的这样打起来的话。”但是罗素又补充说：“我想这次大战结束之后，火地岛和艾丽斯斯普林斯依然还会有人的。” 就澳大利亚来说，即使免遭战争的直接危害，但是存在着来自亚洲的入侵这种长期威胁。他提醒澳大利亚人说，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有澳大利亚的一百倍，他还说：“澳大利亚悄然独领广漠之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说，澳大利亚人应当以百倍的努力求得发展：“你们必须造雨。你们必须搞到水。你们必须移民到那无人之地。”他预言说，科学家在政府的充分鼓励下，能够找到增加降雨量的方法。在强有力的发展规划的指导下，澳大利亚人口就能够在三十年里从八百万增加到五千万，到本世纪末也许能达到一亿人口。 大规模的发展显然需要政府采取行动。罗素在澳大利亚，正如1895年在德国以及后来在苏俄、中国和美国那样，又一次显示出他善于捕捉关键问题的那种罕见才能。他说，麻烦的问题在于，澳大利亚最需要做的那些事都需要在农村完成，而政治家们受城市的制约更大些，因为绝大多数的选举者都在城市里。他还指出，在澳大利亚，个人的信念和集体的必然要求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乃是理解澳大利亚政治的一把钥匙。 他把澳大利亚和一百年前的美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比较。在美国，一开始就能够出现顽强的个人自由倾向，因为那里有很多木材和水源：一个人能为自己建起一座木屋，而且一旦把地上的东西清理干净之后就能够长出庄稼。但是在澳大利亚的内地，要想搞到水，就需要一大笔开销，而且建筑木材还得从很远的地方运来。 在去澳大利亚之前，罗素曾说他以前一直认为澳大利亚人“很像美国人，至多不少。”现在他说，他深深感到这两者的差异。澳大利亚人比美国人更快活，没有“总想作别的事或总想到别的地方那么一种不安定的想望。”当澳大利亚人发现他们的环境挺令人满意的时候，他们就坐下来享受一番。而绝大多数美国人依然顽强不息地去寻求更好的东西，没有时间享受他们已经拿到手里的东西。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国外之旅(24)
罗素说：“毫无疑问，美国人的不息精神与美国人的活力和事业心是紧密相联的，假如澳大利亚是美国人的天下的话，那么它的资源就会开发得更快些。但是，假如果真如此，那么这种成果确实就要以普遍的不满做代价。” 最后罗素对澳大利亚作了充分的赞扬，虽然不必把一位礼貌的客人所说的那些使主人很中听的话看得太认真，但罗素的这番话至少可以用来说明他的头脑依然那样富于青春朝气，而且也说明他根本不愿向后看。他明确宣称：“假如我能够有幸再生的话，我宁愿成为一个澳大利亚人而不愿成为一个西欧人。澳大利亚的伟大在于将来，而西欧的伟大在于过去。和过去的东西生活在一起令人麻木、消沉，而怀着未来的憧憬去生活则给人以希望、活力和幸福。……” “除此之外，在他们的骨子里还深深感觉到那种政治上的沮丧心情——他们知道自己不再是那种日趋壮大的力量的中心。假如古老的欧洲文化能够移植到一个具有广阔经济前途的环境中去，那么，一种新的活力和一场新的文化复兴将是翘首可待的。” 但是罗素又独具一格地补充说，这种活力必须养之以宽容。他向澳大利亚人——他们有的时候缺乏这种品性——指出这一点：“那些从事艺术创造和文化发明的人在行为举止上很少能与一般民众的那套规矩合拍，他们总有那么一种冲决一切礼法规范的气质。他们可能会受到邻居的非难。假如一个国家想要产生伟大的人物，那就必须在四项自由之外再加上第五项自由——特立独行的自由。” 罗素说，所以，假如他是个既不具备一个拓荒者的那种体力素质，也不具备一个研究者的那种科学才华的澳大利亚青年，那么他就可能一门心思去“通过小说的方式”来不断地培养宽容的襟怀。 罗素在飞回英国前夕作的告别辞中说，他对澳大利亚感到唯一遗憾的是这里天气太冷，使他不能游泳。经过令人感到疲劳的一万二千英里飞行——这是他以前最远的一次旅行——之后，他回到英国，只休息了几个星期，又奔赴美国作旅行讲学。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人总得做点事嘛。”1950年罗素在美国普林斯顿被告知获得一项重大荣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是《婚姻与家庭》一书，澳大利亚的格里尼施拍来的贺电上有“墟”的字样。 第三篇 政治热情
男性诺贝尔奖的女权主义(1)
第十四章 男性诺贝尔奖的女权主义 对婚姻问题、性的问题，罗素发表了他惊世骇俗的看法，改变了新一代对性道德的看法，在他的支持与参与下，旋风似的“女权”运动终于大功告成…… 在一个男人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男人会赞成甚至鼓吹男女平权吗？男人在思考历史时，能否把历史(history)不仅仅理解为“他的(男人的)故事”(his-story)，能否同时把它理解为“她的(女人的)故事”(her-story)？ 据西蒙·波娃在《第二性——女人中的研究》，十七世纪的女性主义者对于男人能否鼓吹男女平等的问题，大都表示怀疑，因为男人此时的身份就如在一桩诉讼中，既是法官又是诉讼人。到了十八世纪，某些真正拥护民主的男性思想家开始表现了不同寻常的公正态度。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使得妇女获得真正的经济独立从梦想变为了现实，这就为女性主义运动铺平了道路。 从二十世纪初叶的西方妇女参政运动到六十年代女性主义发展的高潮迭起，女性不但有更多的梦可做，而且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述了。波娃的故事就不会比萨特的故事逊色。当代著名女性主义思想家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在她的“立场说”(standpoint theory)中进一步提出了男性作家能否采取女性主义立场的问题，她以英国哲学家穆勒(J．S．Mill)、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伟大男性的女性主义思想为例，肯定了这种可能性。 回顾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可以发现在这一高尚的家族中，有不少具有女性主义立场的男性作家。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就是一位采取女性主义立场的梦想家，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与穆勒的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女性主义者所梦想所倡导的自由恋爱和平等的婚姻关系，早在罗素的《婚姻与道德》(1929)、《现代世界的教育》(1930)等著作中就得到明确的伦理学、教育学和哲学的阐述。 他论述性关系和“女性的解放”的著作只占他作品中一小部分，这同他在思想上的最伟大的成就截然对立。但恰恰就是这些著作比他的其他所有的著作都更强烈地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并且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改变了整个新的一代人对性道德的看法，而且在他的有生之涯，他看到一度被视为一场狂热者卷起的旋风的“女权”运动这一事业大功告成，成为国家法律和人人所接受的行为准则的一部分。 他认为性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关于性的一切神秘的氛围都是由于维多利亚时期那些道德学家们宣扬的那种蒙昧主义所造成的，他对这些道德家们恨之入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