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政治热情
男性诺贝尔奖的女权主义(2)
在论述性的问题时，他与传统的那些道德家不同。他写的文章似乎认为应当把性的事实全都告诉儿童。像数学这样奇异的东西都能被人将其神秘之处亮出来，为什么性的神秘之处不可以被揭示出来呢？ 罗素写道，对于性，“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像你在解释汽水怎样进入吸管那样。”“医治一个有着猥亵兴趣的男孩身上的这种毛病，可以用这种方法：把这方面的知识大量地灌给他，让他厌腻，直到使他感觉到自己什么全都知道了，使他感觉到自己知道的东西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他劝告做父母的人们：“你们要尽可能让孩子觉得性一点也不神秘，而且要使他们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些事情太没意思。” 在罗素看来，“性是一种自然的人类需要，就像食物和饮料一样。”正因为如此，他不主张过分节欲。当然，他承认“人类没有性也能活下去，而没有食物和饮料就不能活”。但是“性欲正同食欲是一样的。愈是节制，欲望就愈高；反过来，欲望满足了，它就会暂时消解。而当性欲急切时，它会把一切都从人类精神范围之内排挤出去。”作为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决不会过分强调一点而偏废另一点，他不主张过分对性过分节制，但他又说明，我并不是说对于性不应当有道德和自制……对于性也需要有类似的制约，不过性的制约要比饮食的制约复杂得多，所包括的内容也非常得多。” 同时，罗素认为“一套完整的性道德还要涉及许多领域。”但尽管如此，他对于以下这一点还是明确的；“一种全面的性道德不能把性仅仅视为是自然的欲望和危险的根源。这两种固然重要，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记，性与人类生活中最大的快事是密切相连的。” 对传统的性道德，罗素是不满意的，认为“基督教的性道德不再像以前那样深入人心”，而应该根据现代文明的发展，建立一个更合理、更符合人性发展的新的性道德。但要建立一种新的性道德，必然要与过去的旧的性道德发生冲撞，甚至会招来许多非议，对此，他曾这样写到：“因此，我们为性行为寻求新道德的时候一定不要产生旧道德那种不合理的古代感情左右我们，尽管我们应当承认，这些感情偶然也可能产生一些金玉良言，尽管我们应当承认，这些感情虽然形式上可能削弱了，而事实上依然存在，是研究我们问题的一部分资料。我们必须积极进行的是问问我们自己，哪种首先准则最能促进人类的幸福。”
第三篇 政治热情
男性诺贝尔奖的女权主义(3)
正是在这一首先准则的衡量之下，罗素认为：性行为像其他行为一样不能没有道德，但道德应当是对人的本能的引导，而不是对本能的压抑。他认为婚前性行为没有任何过错，甚至倡导在大学生中推行以不生育为前提的“临时婚姻”以求性生活的“解决”。这种“解决”方式的好处在于保证双方既不担惊受怕也不偷偷摸摸，既非贪图钱财也非随随便便，因此有利于学习和工作。 除了主张“临时婚姻”以外，罗素实际上早就把“婚外恋”从道德上合法化了。在他看来，“长久的婚姻”无需排斥“临时插曲”，套用中国成语，就是夫妻之间的“百年好合”也不妨偶尔“逢场作戏”——当然，这并非男子汉潇洒的特权，妇女具有同样的权利。 这样一来，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的女性的“贞操”观念被罗素扫荡殆尽。罗素进一步提出婚姻的两条原则是：其一，男女之间应当有深切而真实的爱情。这种爱情应当包括双方的全部个性，把两者融为一体，使双方都得到充实和提高；其二，作为这种爱情的结晶，孩子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应得到双方的充分的关心。否则，男女之间的婚姻就是有害的，没有必要的。 l 927年，罗素在美国发表了题为“试婚”的演讲。1929年，他又以此为基础写成了《婚姻与道德》一书。他的基本观点并不激进，其实是赞成婚姻的。在谈到婚姻道德时，他写道：“第一，男女之间必须有深切和严肃的爱，这种爱能包容双方的全部个性，由这种爱导致的婚姻能使双方的生活更加丰富，更有意义。第二，男女双方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要有充分负责的态度。”但他同时认为，试婚在有些场合下是合理的，夫妻中的任何一方偶尔的不贞不应成为离婚的理由。虽然这些观点现在已为西方社会普遍接受，但在当时却是离经叛道之论。罗素也因此遭到了以曼宁主教为首的美国宗教界人士的激烈攻击。 罗素指出，从传统角度看，夫妻间的不忠行为，男方要多于女方。他从生理学或心理学中找不到任何能说明这种差异的理由，似乎为了公平合理，妻子也应当象丈夫那样不忠。他指出，不应当把婚姻看作是与婚外性关系互相排斥。他认为，做丈夫的不应当压抑他们在这方面的爱好，而应当使自己不要嫉妒妻子的那种同样的不贞行为。罗素说，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这件事本身不应当成为离婚的理由。 他写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相信，试图强制推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这种企图从未成功过)，乃是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苦难的原因，正如政治上或经济上的一切罪恶那样。”“在一切形式的提防中，对爱人的提防也许是真正幸福的最致命的一着。” 这种看法和他的《社会重建的原则》中的基本论点是一致的，即认为创造性的冲动应当得到鼓励，对于占有的冲动则应当泼冷水。他认为，如果压抑是必要的，那么我们也不应当压抑爱情上的那种自由而又欢快的感情，而应当压抑那种消极的、狭隘的嫉妒情感。
第三篇 政治热情
男性诺贝尔奖的女权主义(4)
罗素对那些他不打算付诸实现的理论，是不会提倡的。他对一位已婚的朋友说，她没有理由不应当在外面再有个情人，罗素本人就是照自己这种理论去做的。（事实上，吉尔伯特· 默里有一次谈了他的看法：罗素之所以撇开一夫一妻制，是因为他已经根据理性的观点得出他赞成自由恋爱的结论，他感到自己应当使之得到实现。）有一次，一个人向罗素请教：他原先对那些女人很着迷，可是后来又失去兴趣，这种行为是不是不仁不义?“为什么?”罗素反问道：“她们也可以再找别的男人嘛”。 罗素还有一著名的提议：如果大多大学生能有暂时的不要孩子的婚姻生活，那么他们的生活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道德上都会更美好。他写道，“这样就能使强烈的性要求得到解决，既不必坐卧不安，也用不着偷偷摸摸，既不破费，也不会断顿，而且还不会占去学习的时间。”当然至今没有哪一个大学当局对这种建议报以青睐。 罗素立论之惊世骇俗，使得当年的“正人君子”拍案而起，尤其是虔诚的清教徒，强烈指控罗素伤风败俗，提倡“野性生活”，宣言共产主义的“共妻”或“妇女的国有化”。实际上，罗素并非轻薄之辈，其文品人品都是认真而有道德的。他慎重地指出：“婚姻是两个人之间可能发生的最佳最重要的关系……是比两个人互为伙伴之间的愉快更为严肃的事情”。 罗素主张男女平权的婚姻理论的道德观念，在当代社会，例如在女权极高的北欧，已经被普遍认同和接受，如同居关系就可以得到法律的认可，西方人不会像中国人一样使用“姘居”之类的贬义词。尽管罗素的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不尽相同，但在妇女问题上倒有相通之处。这些男人们的女性主义立场，给了六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极大的灵感和鼓舞。女性主义兴盛之时，正是存在主义哲学流行之日。存在主义与为女性的选择和自由提供了理论武器，其人的解放的诉求与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有历史渊源。 “男性诺贝尔奖的女权主义立场”在当时褒贬不一。正如罗素在剑桥的遭遇一样。 第十五章 荣 归 剑 桥 怀着忧郁的心情离开剑桥的罗素，不得不走上自由职业者之路。然而他因祸得福，参与许多社会活动，撰写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研究专著，使得名望越来越大，当他从美国回到剑桥时受到了英雄崇拜般的欢迎…… 1910年10月，罗素回到三一学院做逻辑学和数学原理的讲师(年薪210英镑)。他所教的班都很小，但却都很有出息。他教的那个数理逻辑班只有三个学生，哲学家C．D．布罗德、数学家E．H．内维尔(Neville)，还有H．T．J．诺顿(Norton)，他们的工作为后来J．B．S．霍尔丹(Haldane)把数学运用到遗传问题上开了先声。罗素说：“我的学生百分之百都获得了奖学金。”
第三篇 政治热情
男性诺贝尔奖的女权主义(5)
J．M．凯恩斯这个时候也在剑桥执教。怀特海在罗素回到剑桥的当年就离开了剑桥，但G．E．穆尔在第二年回到剑桥做讲师。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到来则使这群剑桥哲学家锦上添花，使之成为此后多年一直主导哲学思潮的中坚力量。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富裕的奥地利青年，他最初到曼彻斯特大学做工程学的研究生，后来醉心于航空这门崭新而又有冒险性的学科。他用风筝做实验，后来他得出结论，如果不先设计出一台引擎，那么设计飞机就是毫无意义的举动，于是他便开始设计螺旋桨。这就牵扯到制定出正确的数学公式的问题。在这过程中，他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以至使他把制造螺旋桨的事统统抛到脑后。他向别人打听是否有人懂得数学原理方面的学问，人们对他谈起罗素。于是维特根斯坦来到剑桥听罗素的课，在罗素的指导下学习。 C．D．布罗德是这样描写维特根斯坦的：“他是个天才，但一眼看上去却像个江湖骗子”。罗素最初也吃不准维特根斯坦到底是个怪人还是个怪才。例如，有一次维特根斯坦提出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一切对存在持肯定或否定的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罗素便引用这个命题“现在这间房子里没有河马”，然后在教室的所有书桌下寻找一番，并没有发现河马，但维特根斯坦还是不满足。 维特根斯坦也去听穆尔的课，罗素便问穆尔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穆尔回答说，他对维特根斯坦很赏识。罗素问他为什么，穆尔回答得很有特色：“因为在我讲课的时候只有他的表情是困惑不解的”。维特根斯坦习惯于“皱眉头”，这表示他正在苦苦思索，而且常常表示不同意。 在剑桥学习的第一学期期末，维特根斯坦要求罗素告诉他，他是不是个十足的白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将抛弃哲学而回到航空事业。罗素要他写一篇哲学论文，当罗素刚刚读完这篇论文的第一行时，就要求维特根斯坦必须继续研究哲学。 维特根斯坦在信中曾多次谈到罗素对他的鼓励是多么大。穆尔在三一学院的住所与罗素的住所相对，他经常看见对面罗素房间的那盏孤独的灯光一直亮到午夜，他知道维特根斯坦准在那里和罗素谈论逻辑学问题。 然而有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只是在房间里默默地踱来踱去。据罗素后来说，维特根斯坦一来到他那里，常常是进门就说，当他离开罗素的房间，他就想去自杀。因此罗素不大敢撇开客人去睡觉。由于罗素讲话往往喜欢夸大其辞，所以对这番话可以打点折扣，但这种情况至少会有那么一次。
第三篇 政治热情
男性诺贝尔奖的女权主义(6)
维特根斯坦有着条顿民族的那种深厚的严肃精神，他有时觉得罗素和穆尔很难理解。有一次，他们在一起一边喝咖啡一边谈天，罗素突然转过身来对穆尔说：“穆尔，你不喜欢我，是吧？” 穆尔想了一下，答道：“是的。” 他们继续聊着其他事情，而维特根斯坦却大惑不解，感到不安，他不明白既然说出这种话来，穆尔和罗素怎么还能相安无事，乐呵呵地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这时在三一学院教师中有一个势力很强的团体，而罗素似乎专门喜欢和他们捣捣乱，惹他们恼怒。有一次在联合教室里，他拿起一张考卷，上面印有十道考题，底下也像往常那样注明应考者只需回答六道题就够了。罗素说道：“呵，是是，就像‘十戒’那样，你们只要答出六道题就足矣”。 据凯恩斯的《回忆录》说，战前剑桥的卓越人物是G．E．穆尔。这似乎有点不可信，因为有一些证明材料说：“只有穆尔一个人才能够与罗素在辩论中匹敌”。穆尔总是这样问：“你真是这样认为的吗？”他还常常以遗憾地摇摇头这种方式来表示怀疑和反驳。而有些人听到过他们两个人争辩，认为穆尔只关心对真理的追求，而罗素则喜欢在辩论中占上风，压对方一头。这里有罗素在剑桥受人排挤的原因，就是他的那种顽固不化的机智。这种机智使他阐述问题时有意耸人听闻，令人发噱，挑起争端，但他的真意并不在此。有人曾引证罗素的一句话来说明他的“不真诚”：罗素说，“我自己的信念是很简单的；但我并不想把它讲出来，否则就会使我的机智无用武之地了。”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罗素在剑桥为那个享有“异端者”称号的团体作过关于柏格森的著名讲演。柏格森的带有神秘性的进化哲学在当时极为盛行，罗素准备动手对之加以推毁。热心的听众前来听他讲演，人人都有千载难逢之感。这个讲演收入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为了能够感受到文章的神采，读者应当想象到罗素是以一种冷静、准确、带有讽刺的语调讲述的，时而出现听众的笑声和掌声。这是罗素一生中比较重要的一件事，使他扶摇直上，重新成为剑桥的风云人物之一；而且这是他作为一个演说家所获得的首次重大的成功。 由于“埃弗雷特案件”，罗素已经“被王国行为保护规章证明有罪，并且他的罪行也进一步得到证实”。1915年10月，三一学院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解除罗素的教职。 1916年7月11日，三一学院院委会宣布了1915年的决议。在那些日子里，罗素象往常一样，表面上若无共事，但内心里却百感交集，自己的名字从学院的名册中被抹去，这使他的内心受到极大的损伤，这就是说，他和学院的关系就此一刀两断了。一直忍受着众人的敌意和冷遇，可能使罗素陷于一种相当痛苦的境地，这也使其他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多年以后，长期漂泊于国外的罗素回忆说：“三一学院的教师们都恨我”。
第三篇 政治热情
男性诺贝尔奖的女权主义(7)
1944年初，他很想回国为战争做点事，于是他决定搭乘一艘货船回国。一到英国，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施福尔茨看望特里维廉夫妇。他在房外的平地上漫步，贪婪地欣赏着萨里山的美景和那美丽的山毛榉树林。他又一次能够和英国的朋友们津津有味地享受倾谈的那种快活。谈不了多一会儿，他就和鲍勃·特里维廉一起出去散步，便又谈起神学来。 特里维廉用他那种宁静的、若有所思的口吻说道：“问题是我似乎正好……对上帝……提不起兴趣来。” “也许是彼此彼此吧”，罗素立即回答，他们的笑声在山间回荡。 邀请罗素回剑桥，这是件不大容易的事。因为在英国，罗素当时仍然有时被视为寡廉鲜耻的人物。立特伍德教授在此之前曾试探性地提出把罗素选为三一学院名誉教授这种建议，不料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有一段时间，英国广播公司(BBC)对罗素亦持白眼，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乐意请他来电台。罗素却说：“英国广播公司不需要我，但我更乐意去三一学院讲学。” 恢复三一学院的教职颇费了一番功夫。两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拜访过罗素的维拉·布里顿和乔治·卡特林夫妇，出于对罗素窘迫的经济状况和强烈的思乡之情的同情，找到牛津大学的哲学教授普赖斯，请求他从中促成罗素重返三一学院，普赖斯又找到他的老朋友布罗德· 哈代，写了一份题为《罗素与三一学院》的内部小册子，认为1916年解除罗素教职是不公正的。罗素夫人的信和哈代提供的材料，使学院理事会感到“应该对伯蒂有所表示”。在各方的促成下，罗素终于在1944年初回到了剑桥。 到家的兴奋，被战时英格兰的艰苦所稍微减弱。在三一学院，把牛顿用过的屋子分给他，他非常高兴，他沉浸于极度的满足中，因为他回到半个世纪以来他在其中闻名的学术圈子。“我在大厅中用餐，高兴地看到30年前我就认识的那些名人。”他对科利特写道，“乔治·特里威廉非常温和、友好和优秀。” 此时，他虽然回到了他梦魂牵绕的三一学院，但经济上还得不到保证，这让罗素的情绪很不好，“几乎每一夜，在睡着以前，我都会看到我在其中度过童年的那座花园，它一直经受着破坏。”
第三篇 政治热情
男性诺贝尔奖的女权主义(8)
过了段时间，巴恩斯基金会愿意履行法院的判决，赔偿2万美元。于是买下了他自己的房子，与彼得和康拉德一起重又开始家庭生活。经济上的成功带来的是工作上的顺心。他去巴伯拉海姆路的一所新房子工作，工作时还像他早年独身生活时那样，专注，执著，用心于他的研究而拒所有人于视线之外。“这个规矩是如此神圣，”他的小儿子曾说，直到我8岁时，我都没敢有一次违反它。”“我走进他的屋子时，简直紧张万分，我的父亲正在用无穷无尽的数学符号涂他的稿纸。当门打开时，他只是继续埋头工作，过了好长时间，我垂头丧气地退出来，实在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我曾在里面。” 罗素回到了过去，又回到在剑桥曾习惯了的位置。他抑制不住被邀请回来的高兴与自豪，有一天，与一位朋友从他的屋去图书馆，路过那些镶在基座上的大理石半身塑像，在经过最后一尊时，他挥手说道：“有一天我也会在这里。” 得到基金资助的他，本来并不需要教课，或举办通俗性讲座，但他两件事都做。讲的课中最引人注意的要算是1947年秋天的“哲学引论”。公众都希望听到那些不太费劲即可了解的东西，但罗素只作了很少的让步。用一些听众的话说，“他仿佛是在一次国际大会上作报告。”罗素讲座的效果惊奇地成功，原来讲座在一个小厅举行，后来搬到可容纳500人的考试大厅，最后不得不重新安排一个公众演讲的系统，以应付太多的听众。罗素受到了英雄崇拜般的欢迎，他对不止一个同事说：“他们来此主要不是听哲学，而是听我说话。” 罗素的讲座安排在每个星期六上午，这里有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场面。 欣长挺拔的身躯，合体妥帖的长衣，手中的讲稿，与同他的年龄也许不相符合的坚毅与活力一起走向讲台。他年纪的某种征象，显示在他脸上深深的皱纹和他面部肌肉间歇性的颤动中。但他的举止却永不停息地充满青春活力。课后你留下的印象是，他眼睛生气勃勃地闪动。他快速有力的动作绝没有显示老年中风的任何迹象，显示出的只是他心灵与感觉的旺盛活力。 公众的罗素，摘下他的眼镜，靠向讲台，常常对他的听众倾诉自己的心里话：“你们都知道，欧几里德是一个让人愉快的美妙故事，但你们并不是非得相信他。”“我逐渐意识到演绎推论那真正很有限的范围，它们正在逻辑与数学的领域被实践着。”“我认识到，使用于常识和科学中的全部推理、都属于与演绎逻辑推理的不同类型，以致当前提为真且推理正确时，结论只是或然性的。” 这就是三一学院授给他五年的讲座，他选择了“非证明的推理”当作他学年课程的题目。这就是在此之前他已经意识到的，逻辑和纯粹数学里所用的演绎推理的范围是很狭隘的，在常识和科学中所用的一切推理是和演绎逻辑的推理不同的。 从美国回来的头六个月中，虽然德国放射V一号V二号炸弹，但他却享受一种安谧之感。在开始研究盖然性以及产生盖然性的那种推理，最初他觉得这个题目有些麻烦，因为有许多问题纠缠在一起，必须把每一条线和别的线分开。
第三篇 政治热情
男性诺贝尔奖的女权主义(9)
“我发现非证明的推理这个题目比我原来所想象的要大得多，有趣得多。我发现大多数关于非证明的推理的讨论是过于限于归纳法的研究。我得到的结论是，归纳的论证，除非是限于常识的范围内，其所导致的结论是伪常多于真。常识所加的界限容易感觉得到，但是很不容易用公式说出来。最后我得到的结论是，虽然科学上的推理需要不能证明逻辑以外的原理，归纳法并不是这种原理之中的一种。归纳法有它的作用，但是不能用作前提。” 有几个月，他研究了盖然性的计算及它的应用。盖然性有两种，其中之一体现为统计性，另一种体现为可疑性。有些理论家认为他们只能对付其中的一种盖然性，又有一些理论家以为他们只能对付另一种。数学上的计算按平常的那种解释，是属于统计的那种盖然性的。一副牌里有五十二张牌，所以，如果你随意抽一张，方块七的机会是五十二分之一。一般都认为(却没有确凿的证据)，如果你随意抽牌许多次，大约每五十二次之中方块七就会出现一次。盖然性这个问题是起源于一些贵族们对于机会性的游戏的兴趣。他们雇了一些数学家，为的是想出一些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可以使赌博有利可图，而不浪费金钱。这些数学家们写出了不少的有趣的著作，但是好像并没有使他们的雇主发了财。 罗素回到剑桥时，有一个人也许有一点不愿意见罗素回来，他就是维特根斯坦。这时他已经继穆尔之后做了剑桥的哲学教授。担任这个职位，他感到有点别扭，因为除了讲自己的哲学之外，还要讲其他哲学家的学说，他对讲别人的哲学学说毫无兴趣。他似乎对罗素有着极强的敌意。例如，当他看到美国“当代哲学家之库”(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中罗素著作的那一卷时，很讨厌看到封面上印有罗素签名的手迹。虽然这套丛书中的每一卷拥有着哲学家的签名，但是显然维特根斯坦觉得这整套丛书都不庄重。这种抵触态度是不大讲道理的。维特根斯坦在反对什么人或什么事的时候，总是不那么讲道理。例如，他对阿瑟·爱丁顿爵士就有刻骨仇恨，说他“不真诚”，还说他宁愿独自待在地狱里，也不愿和爱丁顿—起待在天堂上，但是却无人知道他为何这样与爱丁顿过不去。有一次，他正在三一学院的教工学园里散步，就因为看到杂草里有几株郁金香，便莫明其妙地大怒起来，他说这些花看起来很“虚假”。有那么一阵子，他不是在餐馆用餐就是早早到饭厅用膳，因为他说他不愿与其他教师在一起用餐。 罗素不仅在三一学院讲课，而且还到伦敦去上院参加辩论，有时还同汉普斯梯德和J．赫胥黎一起度过夜晚。曾有一次，他们想从《旧约》中把有关话语摘录出来，说明它们在道德箴言上有矛盾，他们感到很有趣。赫胥黎后来评论说，令人奇怪的是，现代那些似乎对《圣经》作过彻底研究的人都是理性主义者，他本人就对《旧约》相当熟悉，但是他还得承认，他对此书的了解比不上罗素。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和平与战争(1)
第十六章 和平与战争 作为一位和平主义者，对一战，他是痛恨的。和桑格夫人一同在路堤上散步的时候，他说要辞职做个隐士……最后为反对一战而不惜入狱…… 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远非正统的和平主义者。二战爆发后，面对希特勒的极端罪恶，罗素庄严宣告：放弃和平主义立场，支持二战…… 1、憎恨一战 和平是罗素一战时就有的理想，他对战争的理解和他对哲学的态度一样，有着自己的见解。也可以说是他的中立一元论的一方面吧。因此，那些认为罗素不关心英国和那些宣称罗素是一个彻底的和平主义的人对罗素在战争上态度常常产生误解。罗素从一开始就宣称，并不是所有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只是大部分战争是非正义的。因此，英国要想拥有自己的利益和欧洲的利益，最好坚持中立。 1914年7月，对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反应蔓延欧洲。英国这时已经滑向战争，虽然有许多人仍然希望她不要这样。整个国家弥漫着一种要求中立的情绪。罗素在剑桥写道：“在任何党派或任何阶层、我没发现一个人支持战争。在托利党人和自由党人中，所有人都认为它是愚蠢的，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他们几乎不承认我们已经走向战争。最初我发现，当我说如果法国受到攻击，格雷将要参战，人们难以置信；现在他们后悔地发现，他将要参战。” 对外交部的格雷政策，1911年他关于盎格鲁－波斯条约表达见解时，就进行了责骂：“我们在帮助罪犯反对自由、正义和文明。动机：对德国人的恐惧。去年夏天他们几乎引起战争，这是我们海军巨大开支的根源。治疗：与德国人友好。方法：行刺格雷。” 大学的许多成员与罗素的观点一致。罗素自己与许多其他人签字了一个声明。它于两天后印行，表达了“保持当前英国中立的极端重要性的最大信念”，他们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个国家没有权利冒卷入战争的风险”。 1914年8月2日，是星期天，罗素还在剑桥。这时的心情在一封信中是这样描述的：“我似乎感到欧洲激情的所有重量——所有的叫喊、愤怒的人群、阳台上向上帝祈祷的人们……好像一个人必须疯狂或加入疯狂的人们之中。”“我正在整理我在布尔人的战争中忘记的思想：不要憎恨任何人、不要区分赞赏和责备，不要让本能起支配作用。取得平静和使事情办好的长久动力是理性，是与本能相对的思想的力量。” 他的这种思想遭到凯恩斯的激烈批评。凯恩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特别是伯蒂（即罗素），他同时持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见解，显得荒唐可笑。他认为，事实上人类的事情乃是经过一种极端非理性的方式之后才得到推进的，但其治愈的方法是很简单、很容易的，因为我们所要他的一切事情乃是依照理性将其推向前进。”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和平与战争(2)
应奥托琳催促，8月3日一大早，罗素来到了伦敦。星期三离开伦敦，此时的英国已经处于战争中，和平主义的感情带来的早期休战已经幻灭。当时的心情极糟，当天晚上他给奥托琳写信说：“我们在这个可怕的世界上可怕地孤独，我已经回到这里，看到了怀特海太太支持战争的信，并与胡柏森教授进行了谈话，他争取了在我们的声明上签字的大部分人，但他因为比利时问题离开了。一个人所能够做的，就是蒙受苦难和等待。”“学院的奖赏是指责我不严肃地谈战争，并说总有一天我会发现那是严重的事情。”“我遇到基林，——社会主义的叛乱煽动者，他告诉我他正应征入伍，而且不能想象有比亲手杀死德国人更高兴的事”。 第二天，他见到老朋友爱迪·马休，他是丘吉尔海军方面的私人秘书。他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战争，并且预言会旗开得胜。罗素向他表述了对英国态度的抗议。马休问答说：“是的，我们不能让德国人来到这里。”而罗素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让德国人来到这里。他陷入绝望和恐惧的强烈震撼之中。在这期间，他好几天晚上都是与查理·桑格的妻子在“船坞餐馆”里一起吃饭。和桑格夫人一同在路堤上散步的时候，罗素说他无法容忍这种事情，他说自己要辞职去做个隐士。有一次他说：“这些日子就是活在地狱里，我真希望自己在1914年以前就死掉。”罗素还向奥托琳恶毒攻击马休：“令人厌恶的可怜虫，在战争带来的黑暗中，他冒险走出他的裂缝，在毫无防守的团队里爬行，并用自己的污浊污染它们。” 8月22日，他向露西·唐纳利写道： 威尔斯对战争充满“热情”，支持战争，和平社会的大臣们欢迎战争；素食主义者和反对在活的动物身上做医学实验的人，支持这种在人类身上进行实验的战争。几乎没有任何人似乎记得共同的人性，即战争是疯狂的恐怖，那种引起千百万像我们自己一样的人死亡的战争令人厌恶，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其合法。 此后，他一直重述这种感情：显然德国人是最坏的，但是梅特林克、吉尔伯特·摩雷和罗伯特·布利吉斯几乎像坏蛋一样。” 与罗素的心态相反，凯恩斯以及他那些属于“布鲁姆兹伯里”团体(Bloomsbury)的一些朋友，这次大战并没有使他们的思想或感情产生这么剧烈的变动。对凯恩斯本人来说，这时他却免掉了军役之苦而在财政部获得了一个令人欣慰的职位。他明显地流露出欣喜之色，因为大战使他在世界上脱颖而出，并且使他结交了包括当时的首相阿斯奎斯在内的很多更要人物。有一次罗素问凯恩斯，你怎么能够既同情那些有良知的战争反对者同时又能在财政部继续干下去？在罗素看来，凯恩斯的工作乃是在于尽可能不费吹灰之力杀死德国人：“以最低的代价达到最高的杀人量。”凯恩斯避而不答。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和平与战争(3)
虽然凯恩斯的许多“布鲁姆兹伯里”朋友都是有良知的战争反对者，但他们不会为此而坚持良知乃至不惜入狱，他们通过在国内工作这种方式得以免掉兵役之苦。他们厌恶战争，但却受不了直接参加反战鼓动所要付出的辛劳，也怕丢了自己的面子。他们力求不闻不问，继续一门心思地埋头著述、绘画或清淡。 他们的态度可以通过这样一位风雅青年而得到恰如其分的体现： 在街上，一位怒气冲冲的老太大朝这位温文尔雅的青年人走来，并且问他：“现在别的青年人都穿上军装为文明而作战去了，你难道不为自己的这身打扮感到惭愧吗？” “太太”，他回答道，“我正是他们为之而战的那种文明。” 但罗素除了希望英国能够和应该保持中立，除了对那些宣扬战争荣耀的人们表示轻蔑外，他只能保持缄默。他向奥托琳写道：“我不理解那些主战者的观点，但是我认为它不会有任何帮助。”他给露西·唐纳利写信说，“我们大家的感觉是共同的。我们热烈地希望同盟国获胜；但是我们不想要一个残酷的胜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虽然现在只能进行战争而别无他途，虽然这个国家将有一半年轻人死去，但是过去一个更明智的政策可能是完全阻止战争。” 随着阵亡名单的加长和激情被控制，他接受现实的态度在逐渐地变化。罗素与阿尔弗雷德·怀特海一家在战争立场上产生分歧。阿尔弗雷德·怀特海送他的长子诺思赴法国参军，他们一家人都支持，这很令罗素震惊。但罗素努力保持着与怀特海家的友谊，经常写信或者亲自去怀特海家以缩小裂痕。在战争晚期，伊芙琳·怀特海夫人写信给罗素，表达他在他们的世界中的位置： 亲爱的伯蒂：努力解决一个工作的地方、一定要这样，你的头脑是那样好用，你的工作是那样有价值。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关心的是你的工作。它是你最初的爱，和你一贯忠诚的东西，你从未过高地估计这一点。 你的专长是写作，写作哲学方面的论著。最终的真理值得拼命为它工作。你生气勃勃地工作的时候，是你大脑最佳状态的时候。如果任何时候我们能够做一些缓和的事情，或者做一些使当前的状况能够忍受的事情，让我们记住这一点。无论我们多么激烈地不同意你当前对我们的观点，但你是你，是我们看重的朋友，我们期望着你的感情。你是我的孩子们热爱的朋友，在许多方面你仍然是我们未成年的奇才。关于这些，我们后来没有多写，只是因为你更喜欢听，更喜欢观察其他的人，而不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意见致命不同的痛苦，已经改变了我们长久友谊的力量。一定要来敲我的门。 爱你的伊芙琳·怀特海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和平与战争(4)
在战争期间，罗素不但努力与怀特海一家保持着友谊，而且还维持着与维特根斯坦的友谊。他说：“战争期间，我最关心的一个人应当是一个‘敌人’，这似乎是奇怪的。我感到完全肯定他没有活下来。他不顾一切、鲁莽和病态。直到战后我才能知道他的消息。如果他真的还活着，我认为战争会使他好起来。”后来，他听到凯恩斯接到了维特根斯坦的信件，他对奥托琳说：“直到战争来临，我才知道他在我的生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我认为他的位置仅次于你，因为他是那样完全地吸引了我的想象。在那些方面，他从未失败。他非常地纯洁。” 不久，罗素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信： 如果我没有活过这场战争，我让穆尔看的MS和我在战争期间所写的其他东西将送给你。如果我能够活下来，战后我愿意回到英国。如果你愿意，我将向你口头解释我的著作。即使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也深信，不久或以后，有人将理解它。愿上天很快赐予我好的思想！！！ 你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期坦 在1915年，罗素曾预言说，德国被击败以后，“一般的德国人……会立下横心，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卷土重来，并且会更忠心耿耿地听命于他们的军国主义者的呼唤。” 当然，罗素绝不是个亲德人物。因为他早在1895年访问伯林的时候就已经对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军国主义深表厌恶。他说：“我绝不恨英国，我对英国的热爱高于真理以外的任何事物。”他说，对于这场战争，德国比其他协约国更应当受到谴责；他还说，他希望协约国获胜。但是，战争是如此深重的一种罪恶，所以即使是一种暂时的和平也要比无限期地延长战争好。 但尽管如此，罗素在《战争伦理学》(Ethics of War)一文中细致地讨论了四种类型战争：殖民地战争、为了一个主义的战争、自我保卫的战争和为了威望的战争。他说：“关于这四种类型，我应当说其中的第一、第二类通常是正义的；第三类除了反对低等文明时是神圣的；第四类从来都不是正义的。目前进行的就是这种战争。” 在谈到那些正当的“原则性的战争”时，罗素举查理二世时期的荷兰为例。在谈到很少是正当的那些“自卫性的战争”时，罗素说： 即使在军事上大获全胜，我们也毁灭不了德国，反过来说也一样，即使一旦我们的海军被摧毁、英国被普鲁士人占领，德国人也毁灭不了英国。英国的文明，英国的语言，英国的工业品将依然存在，就其政治上的实际可能性而言，德国人绝对不能在英国建立一种独裁统治。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和平与战争(5)
在谈到那些是非正义的“势力扩张性的战争”时，罗素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划到这类战争的范围里。他说，“当两条狗在街上打起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它们不是出于本能才斗起来的，也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它们是由于崇高的、高尚的目的才斗起来的。它们之所以斗起来，只不过是因为它们之间的气味不相投才惹得勃然怒起。街上的狗是这样，现在正进行战争的国家也是这样。” 正如硬币有两面一样，他认为殖民地战争“完全没有正义，应当认为它比任何战争更加残酷”。罗素断言： 如果我们由结果来判断，我们不能遗憾那样的战争已经发生。它们具有某种优越，常常非常虚妄地要求为了所有的战争，而主要导致适者生存。主要通过这种战争，地中海周围的文明国家扩展到世界上更大范围的地区。 所有的这些情况是不能同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崛起混为一谈的。罗素后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极权主义的恐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他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 其实，罗素的观点与正统的和平主义是有所区别的，他不是那种书斋式的和平主义者，但他经常在与其他和平主义者并肩共进。D．H．劳伦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来到剑桥，与罗素住在一起，后来一直与罗素通信频繁。多年以后，凯恩斯回忆起罗素当时曾邀请他来和劳伦斯一起吃早餐，他和罗素几乎是在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而劳伦斯则“一直郁郁寡欢，很少说话，一脸的愠意和不肯苟同的神气。……当时剑桥的理性主义和嘲世倾向正处于全盛时期，这当然使他很反感。” 不久之后，作为非书斋式的和平主义者的他转向了积极的反战鼓动，他写下了不少关于反战的文章、做了许多演讲。后来他这样回忆：“我从来没有如此殚精竭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全副身心投入大战期间所写的那些关于和平方面的著作。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所做的这些事竟与我的全部天性极为吻合。”他奋不顾身地从事反战的宣传工作，与大战期间狂澜汹涌的社会舆论进行英勇挑战。 你不应当跟随众人去做坏事…。． 首先要有坚强的意志…… 向一切讨好个别集团的罪恶意图进行斗争， 向众人的狂呼乱喊给以回击； 把君主的小仁小义从我们面前通通撇开吧 犹如抛弃那一文不值的谷皮…… 利顿·斯特雷奇对罗素的讲演作过很有特色的描述：“昨天我慢慢腾腾地来到阴森森的卡克斯顿大厅，虽然我感到比以往似乎离坟墓近得多，但这是值得的。他那种毫无顾忌的虎虎英气真是辉煌无比，政府，宗教，法律，财产，乃至它们本身的那种漂亮的形式，有如被击碎的七宝楼台纷纷倒坍，真是令人神往的一幅壮观景象！他那些建设性的思想观点便随之拔地而起，巍然矗立。他将这些思想组织在一起，构筑成一个整体，使它在人们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根，闪烁出夺目的异彩。我相信，此时此刻在这个世界上决不会找到第二个如此威风凛凛的人。……”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和平与战争(6)
自然而然，积极的反战鼓动，给他惹来不少麻烦，不但因此成了布兰顿的囚徒，而且也遭到来自民间“爱国者”的攻击。据罗素的回忆，一战正酣之际，英国的“爱国者”们指责和平主义者与德国人暗通关节，当罗素正在一个教堂里宣讲和平时，遭到两个受人指使的泼妇用狼牙棒毒打，另一个好心的女人请求警察保护罗素，警察只是耸耸肩，这个女人大声叫道：“他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是闻名世界的学者”，警察仍然无动于衷。她忽然想起英国的风俗又大叫道：“他是一个伯爵的弟弟”，等级观念深入骨髓的警察才冲去救助了罗素。 就这场世界大战来说，罗素认为，双方最好之举是立即寻求双方所能接受的最佳方案来实现和平。罗素积极的反战鼓动也使他第一次成为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2、支持二战 罗素远非“正统的和平主义者”，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曾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英国海军，以确保社会主义的英国能够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中。但是由于他看到空中威力正在使海上威力相形见绌而显得有些过时，于是改变了看法，他预言说，今后的战争将采用飞机散播毒气而且可能是散播病菌的方式进行。 1933年他写道：“下一次战争(这似乎不大可能了)无论哪一方获胜，获胜的一方准是让它的青年人显示出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卓越才华。”1935年在费边社讲演时，罗素预言说，空袭大城市将意味着毁灭和恐慌，“致使我们的粮食供给全部中断，数百万饥饿而又绝望的难民从一片废墟的城市流落到乡村。”在《哪一条道路通向和平》一书中他对这种惨景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这本书是他为麦克尔·约瑟夫(Michael Joseph)而写的，于1936年10月出版。他预言将有极多的人丧生。他还在一篇报纸采访中补充说，他担心这场战争将使整个欧洲乱成一团，工业体制和一般政府都将荡然无存，各种流行病到处蔓延。 在《哪一条道路通向和平》一书中，罗素指出，这种由空袭引起的大混乱将使军事政府应运而生：“为捍卫民主而进行的战争必将以军事独裁制开始，毫无疑问，也将以军事独裁制告终。”“一切死亡与毁灭的终结之日，将是英国的希特勒取代德国的希特勒之时”。在战争期间，英国人将变成纳粹分子那样。因此，即使他们取胜，他们的性格也会改变，变得残酷无情。 罗素说，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主义乃是唯一明智的良策。“假如希特勒要去攻打一个由自由主义政府管理的国家，那么他和他的德国军队将会像游客似的受到友好的欢迎。”“假如德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得到允许大摇大摆地进入这个国家，那么这将会使一般的德国人的气质得到改变，并且使军国主义显得很愚蠢。” 他极力主张个人拒绝去打仗，并且说，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人完全有理由移居到中立国。他和他的朋友们讨论过他是否有责任把他的三个孩子带到美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