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政治热情
和平与战争(7)
在参加和平主义运动时期，罗素甚至还向上院发表讲话。他对这些道貌岸然但却睡眼惺松的议员看不上眼。这时有人对他说，坐在红色长椅上的贵族看上去绝似碗中的金鱼，罗素答道：“但金鱼有时还会动动呢。”虽然他在1931年继承了爵位，但一直到1937年他才第一次发表演说，他宣称：“我相信——我可以说我希望——在所有参加下一次战争的国家里，那些有一定经验的聪明人将会拒绝再参战，因此他们比他们的统治者更聪明。” 《哪一条道路通向和平》一书里罗素预言未来空袭能导致毁灭。不到三年时间，英国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就爆发了，证实了这一包括罗素在内的许多英国最有才智的人的预言。但是当时没有人采纳他们的劝告，导致希特勒很快就在德国得势。尽管在希特勒已站稳脚跟、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之际，但有些知识分子不是继续宣传和平主义、反对秣马厉兵，就是向人们预告一场完全不同性质的战争的到来，要人们为此做好准备。那些愚笨的青年拯救了文化，他们相信胜利还是要靠个人作战的勇气和纪律，他们参加了军队，再不就是每周末去学习驾驶战斗机。 1938年，罗素仍然是一位支持慕尼黑的和平主义者，他写道：“在美国这里，十分之九的人都认为我们应当参战，但是美国应当仍然保持中立——这种看法使我怫然不悦。” 当战争打响以后，英国也受到入侵的威胁，罗素宣告说，他放弃他的和平主义，他还说，要不是他超过入伍年龄，他就要走上战场。他说：“我认为和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依然是个和平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只要希特勒的气焰一天不灭，这个世界就不会存在一天和平。……他的失败——这完全可能——乃是美好事务出现的必然前奏。……假如我们失败了，世界将会成为地狱，那将很可能维持漫长的一个历史时代。” 1940年7月，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一直希望我们是在英国——这种心情犹如当心中最爱的人患了危险的重病而自己却不在她身边。但是由于孩子小，由于需要赚些钱，也就使还乡成为泡影。” 他在《意义和真理的探讨》一书完稿时发表评论说，“此刻我感到我为这个世界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力图尽可能多地使我们正走向灭亡的文化得到保存，但愿一千年后再有一次文艺复兴。”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和平与战争(8)
罗素态度的转变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喜爱。但工党重掌政权之后，罗素这段快活的日子就随着原子弹落在广岛而告终了。他写道：“在大选和原子弹爆炸这之间短短的时间里，我的心情格外愉快；但是在杜鲁门的响鞭挥舞之下，英国政府将把自己的全部计划撤消。”“原子弹使人……重新考虑各种问题。我从未感到——甚至在1940年也如此——前景会像现在这么暗淡。一切事情都在逐渐向着美苏之间的战争这一方向发展，而我们只是美国的一个卫星国。这两个国家都会使用原子弹，而最后将会只留下一片废墟。” 在这种情况下，罗素感到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新任工党外交部长贝文(Bevin)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上。他对上院人士说：“我全身心地支持现政府，无论它的外交政策也好，还是它的国内政策也好”。(杜鲁门政府对英国内政的干涉并未达到象罗素所担心的那种程度，其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对俄国怀有戒心。)罗素说：“我认为得到俄国的合作并不只是表达一下这种愿望而已。我以为务必要坚守我们自己的根本利益。” 在1945年原子弹落在广岛后，罗素预见到氢弹的出现。他告诉上院说，现在已经出现的原子弹可以导致氢弹的发明，而氢弹的“应用是迟早的事”。他反对那种主张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苏俄的建议，但他又警告说：“这种秘密只是短时间的事。用不了几年，俄国人毫无疑问也会拥有原子弹，其性能与现在美国所使用的原子弹丝毫不差。” 这一年，他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应当尽一切力量使美国在力量对比上占优势，“为的是使它强大得能够不用发动战争就使武力垄断的趋势得到扭转”。 朝鲜战争期间，罗素支持西方和西德秣马厉兵、恢复战备，他说德国再也不会成为世界的一种威胁。和平的最大希望就在于其它各国的力量“明显地强于”苏俄。“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防止核战争爆发，因为时间会给人们以智慧。” 他还坚决反对麦卡锡主义所宣扬的“暴力统治”政策。他在1950年指出，“美国已经变得极端歇斯底里。我们应当表现得高他们一筹才是。” 他由于到处树敌，遭到了别人对他的猛烈抨击。莫斯科电台称他是只“披看哲学外衣的狼，他的晚礼服把他的全部畜性本能掩藏起来。仇恨、谋害、互相残杀，似乎就是这只披着哲学家外衣的野兽所宣扬的基本道德准则。”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杂志》的话来说，罗素是“英国吃人生番的一个理论家”。 罗素除得挨来自国内的抨击外，还有斯大林宣传者们把他血口喷人地痛骂一顿，《新政治家》杂志也对他投以冷嘲，说他已经做出这种断言：“把炸药扔到莫斯科，不仅是美德懿行，而且是美计良策”，罗素带着他的律师登门拜访《新政治家》杂志，于是这家杂志发表了他的一封长信，这是他谈及苏俄的原话的一份摘要。 他愈来愈坚信恶徒一旦成功就会把整个民族的精神改造成适合他们口味和需要的东西。他因支持二战，英国外交部的态度也确实有了某种转变，他们当初在1916年拒绝发给罗素去美国的护照，现在由于形式的需要，要求他在柏林以及国外其他地方作讲演，宣讲他的战争理念。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和平与战争(9)
和平这个词的含义对罗素来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与他的中立一元论、独立思考相联。他认为和平并不一味地坚持没有战争，没有战争只是一种书斋式的和平。因此在深刻认识到希特勒的极端罪恶后，他对待二战持支持态度。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看到核战争的重大威胁，认为美国是和平的主要障碍，他再次奔走于世界舞台，成为人类祈求幸福的先知。 第十七章 永不屈服的老人 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罗素预感到未来世界的某种不祥，他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干预了许多世界性的政治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1949年8月，俄国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的消息使世界敌对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各种可能性发生了急剧变化，他预感到未来世界的某种不祥，原子弹使他重新考虑各种问题，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 此时，罗素在英国的名望稳步上升。1950年6月，他获得“荣誉勋章”这是由国王授予的最高荣誉。当罗素到白金汉宫去接受这项奖赏的时候，英王乔治六世不太自在。他发现自己把一项最高荣誉授予一位曾在他的大狱里蹲过的人，而且这个人的观点和行为还是以国王本人为首脑的国家教会所深恶病绝的，这样的事肯定还是第一次。乔治六世对罗素说：“他们告诉我说，您的一生过得很惊险。但是如果人人都要去过这样一种生活，那就不成了，是不是？”罗素心里想：“不是，您弟兄温泽公爵(Duke of Windsor)明白。”回答时罗素说：“邮差到处去敲门，但是如果人人都到处去敲门，那也白搭。”于是殿下大人换了个话题。 这位国王也着实令人有些同情，因为此后没过多久，人家又要他把一枚“荣誉勋章”授予G．E．穆尔。这次国王显然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努力使谈话进行下去。穆尔努力帮他找话题，提起剑桥的其他人土，他以为国王应当知道这些人诸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但没想到这位国王竟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未听说过有维特根斯坦这么一号人物。对于罗素呢，他的唯一评论就是“怪人。” 1950年11月当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作短暂访问与爱因斯坦重叙友情时，罗素被告知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由于1949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保留了一年，所以1950 年的瑞典学院必须同时颁发两届文学奖。人们预料，邱吉尔必可获得两届奖中的一届，这位大不列颠的前首相刚完成他那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诗之第三卷，而且，他在瑞典学院也有几位热烈的支持者；另一位可能获奖者是瑞典诗人拉格维斯特。他为所有斯堪地那维亚的文学团体所推荐。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和平与战争(10)
出乎人的意料的是，这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竟是“圈外中的”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迄今为止，“非文学”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罗素是第四人。前三位是：1902年获奖的德国历史学家蒙森；1908年获奖的德国哲学家奥肯；1927年获奖的柏格森。罗素并没有像其他文学作家那样，经常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1950年，他第一次提名，一次中的。 罗素的提名和获奖，得力于诺贝尔委员会的一名顾问。他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哲学教授，对罗素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和成就非常熟悉，并对罗素的著作做了一番详尽的研究。他在提交给瑞典文学院的报告中提出：“罗素完全能够与以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三位‘非文学’作家平起平坐，他的成绩决不在前三位之下。如果瑞典文学院希望以相同的方式像表彰德国思想界那样，表彰英国知识界的话，那么，最有资格代表英国知识界的要算罗素了。”这位哲学教授终于以雄辩的材料和无可辩驳的结论，征服了瑞典文学院。 “罗素于1872 年5 月18 日出生在英国威尔斯的屈尔莱克的一个贵族家庭，但他不要贵族称号。年轻时是费边社成员。三十六岁为皇家学会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抱和平主义态度。战后曾访问苏联、中国。后期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积极活动。他是英国有名的数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在哲学上的主要建树在数学逻辑方面。他是‘逻辑斯提’的创始人之一，一生研究成果颇丰，主要著作有《数学原理》（1903）、《精神分析》（1921）、《物质分析》（1927）、《西方哲学史》（1946）、《原子世纪中有重要价值的东西》（1949）、《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51）等。”根据瑞典学院所发布的简短赞辞，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罗素。“欲以褒扬他的哲学著作，它们不仅丰饶而重要，同时，它们使他成为人性与思想自由的捍卫者。” 这奖是为奖励“服务于道德文明的哲学著作”，这是罗素很少采用的一个稀奇古怪的说法，这也意味着奖是冲着《婚姻与道德》来的。让他兴奋的不仅是荣誉，同样值得欢迎的还有免税的现金奖励11000美元。这与当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30年前的情况偶合。爱因斯坦曾向他的妻子许诺他将为物理学获得诺贝尔奖——他得到了，只不过是一年以后。罗素没有许愿，但当彼得于1952年最终与他离婚时，11000美元的10000美元给了她。 1950年12月，他飞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在颁奖典礼上，罗素并未发表正式的答谢演讲，可是却在次日公开发表演讲，畅谈目前世界政治形势的趋向。那一年，他已经是一位78岁的老人了。 在他的声誉将达到顶峰的时候，罗素对世界形势和各种问题的看法在最后20年中与官方的分歧与日俱增，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到了令人因惑的地步。这种分歧的升级，可分为三个相互重叠的阶段。第一阶段包括他1954年发表的充满激情的、题为“人之祸”的圣诞广播演讲、《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和他所创建的帕格沃什运动；第二阶段，罗素支持核裁军运动；第三阶段罗素亲历了百人委员会和各种内容相似的反战活动。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和平与战争(11)
1955年他被授予皮尔士百科全书奖，原因是以往所写的杰出著作使“罗素照亮了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而前一年的奖杯是授予了一位在4分钟内跑完1英里的年轻人。 1955年4月，罗素参加了一次印象极深的集会，以纪念1943年2月在华沙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罗素在会上发了言。会场上音乐优美动人，与会者的感情无比深沉而真诚，颇能打动人心。 深受如此多虚荣的老人却对未来深感忧虑，在1954年6月中旬他就写信给英国广播公司(BBC)说： 与所有其他人一样，由于氢弹的问世，我对人类的未来深感忧虑。我恳切地希望能够尽我所能去唤醒人们，使他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 12月23日即圣诞前夜。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罗素的“人之祸”演讲，在演说的一开始，罗素首先声明他不是站在一个英国人或者欧洲人，甚至也不是站在一个个西方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讲话，而是作为人类的一个成员讲话的。 为了增强说服力，罗素引用了英国科学促进会主席安德里亚安勋爵的言论，还引证了英国皇家空军元帅约翰·斯莱塞爵士所说的话——“今世今时的一场大战无异于人类的集体自杀。”他还引用了空军上将菲利普·朱伯特爵士更加令世人惊恐的结论：“随着氢弹的问世，人类似乎已经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要么不再用战争作为政策的延续；要么接受全体毁灭的可能性。” 在讲话的结尾部分，他指出：“我以自己做人的良知向所有具有良知的人祈求：记住你是人，忘掉其他。如果你们这样做了，前面是通向天堂的路；如果你们不这样做，前面便是全体的死灭。” 因为演讲恰在人们欢娱之时提出。因此，这一全球性毁灭的警告便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次演讲变成了罗素预告天命的演说。演说的说服力来自于它冷静而有节制的陈述，相对理智与情感的呼唤。 接下来便是处理倾泻而来的成袋成袋的信件，1955年出任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法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给罗素寄来一封信，他曾在16年前证明原子核有可能产生链式反应。他在信里说：“人类面临如此实际的危险，我认为因他们的卓越成就而受到人们尊重的科学家有必要就这一问题共同起草—份持客观态度的声明。”“应该召集一次会议，以便给科学家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不仅能够向公众强调人类所面临的威胁，同时能够向公众说明科学发明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利益。” 罗素权衡再三认为可以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后，他回信道：“我们每个人都会因自己的偏见而倾向一方，但是在我看来，面对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灾祸，具有科学和客观态度的人应该能够保持一种理智的中立态度，尽管他们可能无法在感情上保持中立。”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和平与战争(12)
未来得及等到约里奥—居里的回信，罗素写信向爱因斯坦征求意见。爱因斯坦反响热烈，表示同意，并且建议由罗素起草这份宣言。罗素将他的圣诞“人之祸”讲话改写成《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宣言列举核战争会造成的可怕后果，呼吁召开有铁幕两侧的科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并建议与会的科学家敦促世界各国政府，承认已不可能再通过战争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 罗素将草稿寄给住在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然后离开英格兰去罗马，出席世界国会议员促进建立世界政府联盟会议。发表讲话之后飞回英国，途经阿尔卑斯山时，飞行员与往常一样报告天气情况和所经之地的地名，这时突然停了下来，报告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逝世。 罗素大感震惊，“不仅仅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还因为我预感到没有他的支持，我的计划会付诸东流。”但是当飞机抵达巴黎的时候，他发现有一封信正在等他启封，这是爱因斯坦临终前写的信件中的一封，在信中，他同意在罗素修改后的宣言上签名。 争取约里奥—居里的签字并不顺利，后来经过中间人的调解，约里奥－居里同意在《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上签名，条件是在宣言中加上脚注，说明他的保留意见。 罗素和妻子大量的通信联络和磋商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到5月底，已经征得了美国哈佛的布里奇曼（Bridgman)、华沙的英费尔德(Infeld)、印第安那的马勒(Muller)，英国布里斯托的鲍威尔(Powell)、伦敦大学的罗特布拉特(Rotblat)、东京的由川(Yukawa)，还有德国科学家马克斯·博恩(Max Born)、莱纳斯·波林(Linus Pauling)等科学家的签名。紧接着利诺斯·泡令也签了名。这些人里除了英费尔德和罗特布拉特以外，其余全都是诺贝尔奖得主。 有了十几位科学家的签名，罗素要力争尽可能多的让人知道、了解这一宣言。于是7月9日，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的卡克斯顿会堂租用了一个房间。接下来的问题是找一位主持会议的人。最后选定适合担任会议主持人的是圣·巴托罗缪医院附属医学院的物理学教授约瑟夫·罗特布拉持。罗特布拉特曾在利物浦大学与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一起研究原子核分裂的课题，后来成为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英国核武器小组成员之一。1945年返回英格兰后，由从事国防工作改为从事医务工作。一年前，在英国广播公司主办的一个有关氢弹武器的节目中，罗素第一次见到罗特布拉特，对他留有深刻印象。正在爱尔兰南部度假的罗特布拉特欣然同意。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和平与战争(13)
1965年7月初，罗素八十三岁之际，他在伦敦的卡克斯顿大厅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拍摄新闻记录片的摄影记者们打出令人头昏目炫的灯光，与罗素的一头白发交相辉映，他站在那里回答二百余名记者提出来的问题。然后，他在电视上又把他的讲话重申一遍。他的话以无可置辩的折服力传遍了全球。他的声音响切世界，同时也激起广泛的反响。然而，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和苏伊士运河事件，似乎使《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还未来得及产生任何影响就被扼杀了，但是罗素20年前，在芝加哥大学的朋友，该校董事会成员、富有的实业家赛勒斯·伊顿挽救了这个宣言。 伊顿答应提供慷慨无私的帮助。于是1957年的最初几星期里，罗素开始埋头于即将在帕格沃什召开的第一次科学家会议的准备工作，私下里，他把帕格沃什叫做“鲨鱼沟”。在伊顿的帮助下成功地进入加拿大开始他的伟大的活动。 1957年7月，总共22名从事不同学科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其中有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化学家，聚集一起进行了为期五天时间的讨论，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详细地谈及当时最易引起争论的诸多问题，并说明了科学家在其中应该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这是一份引人注目的声明。 联合会的地位越来越高，日益得到社会公众的尊敬、支持。1957年11月，罗素被提名为由世界和平理事会赞助的国际和平奖候选人，他在对被提名一事做出反应的时候说：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近年来在关系到东西方关系的事务中，我一直尽力在我所有公开的活动中保持公正。世界和平理事会被公众视为一个亲共产主义的组织，我不知道这是否有道理。我感觉，如果我接受一个被认为极端右派或者极端左派组织的奖金，我将失去我在公众心目中的公正形象，而这种形象正是我所追求的。具体到这一次的和平奖，情况更是如此。如果接受了它，我将失去影响美国人看法的可能性。然而要想避免灾难，必须感化美国人。 自1958年春天起，罗素把他在核裁军运动中的工作放在了最优先的地位。这几年来，他在英国各地会议上讲话，在群众集会上演讲，经常发表广播讲话，如在1955年8月“世界政府联合议会”的讲坛上，在1957年“普格瓦斯科学家大会”第一届会议上，在1958年“消除核武器运动”中，到处可以看到罗素作为演说者、组织者的身影，听到他的声音。他组织了一大批科学家，研究原子能的公害、核武器的控制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最后有效地促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继承罗素遗愿的“普格瓦斯”组织，后来获得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 他还写了大量的文章。他给《麦克莱恩杂志》写了一篇《如何减少核战危险》，给《约翰牛》写了篇《裁军：能实现吗?》，给《星期日快讯报》写了篇《疯狂的四分钟》，他还给加拿大的《国际事务》写过一篇《要人类还是要氢弹》，给印度的《激进人道主义者》周刊、苏联的《科学与宗教》和英国的《新政治家》周刊写过文章。
第三篇 政治热情
和平与战争(14)
1959年初秋，当赫鲁晓夫呼吁联合国进行世界范围的裁军、赛勒斯·伊顿建议帕格沃什织织发表声明支持赫鲁晓夫的呼吁的时候，罗素和罗特布拉特以及其他一些成员予以反对。罗素继续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伊顿，该肯定的则肯定，对在他看来是错误的，很少放过。他在写给罗特布拉特的信里说：“我一直在猜测你在伊顿被授予列宁和平奖的那一刻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希望他们此举完全出于基督精神。” 为了更好地投入他的事业，罗素托克劳谢－威廉斯一家帮他物色到波特梅里昂半岛上的普拉斯·彭林别墅。这所房子有两个明显的优点——首先是它周围的自然景色；其次是格拉斯林河对岸的别墅，那是诗人雪莱当年被逐出牛津以后居住的地方。1955年下半年，罗素一家搬到了普拉斯·彭林。在其后的15年里，普拉斯·彭林既是罗素的住所，又是他的活动总部。继续他的反核斗争。 1960年9月11日，88岁高龄的罗素担任核裁军运动“非暴力反抗核战百人委员会”组织主席一职。开始部署“公民反战不服从行动”。在美国某导弹基地，两万人参加集会，五千人静坐抗议。1961年8月6日（广岛纪念日）在伦敦海德公园静坐示威，罗素亲自撰写传单、发表演说，谴责某些国家的政府正在“组织对全人类的屠杀”，罗素夫妇因此同时被捕，被指控非法使用麦克风进行煽动宣传，判刑两个月，罗素夫妇因病在监狱医院度过一周后提前获释。 高龄抱病的罗素，马不停蹄于次年参加了各个和平组织联合发起的“列宁格勒之旅”活动，抗议前苏联的核试验。 1962年，在美苏与古巴发生的“导弹危机”中，罗素以个人身份充当调解人。由于他作为哲学家的广泛影响，又于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艾森豪威尔和后来的肯尼迪、赫鲁晓夫、卡斯特罗都不敢小看他，或至少在表面上要敷衍他。当时的美国有占领古巴猪猡湾之意，苏联也向古巴派遣军舰运输导弹，当肯尼迪命令美国海军封锁古巴以阻止苏联军舰时，罗素除了在纽约参加示威抗议活动外，10月23日还分别给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拍发电报，指责美国威胁人类的继续生存，呼吁苏联不要激发矛盾。赫鲁晓夫立即发表一封长信答复罗素，保证苏联政府不会鲁莽，罗素复电给赫鲁晓夫，感谢他的这种态度，呼吁他撤回军舰，当赫鲁晓夫命令苏联军舰掉转头并接受检查后，罗素赞扬前苏联单方面的妥协行为。 由于罗素的调解和其他因素，赫鲁晓夫后来答应，如果美国担保不侵入古巴，苏联将撤除古巴核基地。肯尼迪拍电报给罗素，告知“苏联的秘密导弹”，指责俄国是“窃贼”，罗素回答说，这并不是秘密的，美苏双方早就有远程潜水艇，杀戮不只是“窃贼”。罗素谴责美国同样在英国和西欧到处窃取情报。他还致函赫鲁晓夫，建议废除“华沙条约”以进一步推动和平；致电卡斯特罗敦促撤除军事基地并接受联合国的视察；同时致函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联合国视察军事基地，保证古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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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战争(15)
1962年是国际上的多事之秋，中印边界也发生流血冲突，罗素致电周恩来和尼赫鲁，敦促双方尽快停火撤退，通过磋商解决争端。他还建议印尼苏加诺总统和森特帮助调停。此外，罗素提醒国际社会注意：如果苏联或中国封锁台湾，美国将做何种反映的问题。 1963年，罗素创立和平基金会，为四十多个国家的政治犯的获释而工作。他发表一系列论文抨击越战，谴责西方和美国，要求美国立即从越南无条件撤军。 1966年5月24日，罗素通过民族解放阵线电台对美国士兵发表演说，宣讲越战的非正义性。由于美国继续在北越每天投下三百万英镑的炸弹，罗素呼吁效法纽伦堡审判原则，建立国际战犯特别法庭。特别法庭于1966年由来自各国的杰出人物组成，1967年5月在瑞典和丹麦分别开庭，象征性地传讯美国总统约翰逊。法国哲学家萨特的《揭幕致词》庄严宣告：组成特别法庭并起诉越南冲突期间的“战犯”，并且将裁决对美国政府、南韩、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政府的起诉是否合理而正义的问题。萨特追溯了纽伦堡审判的历史，他指出：“罗素特别法庭相信，它的合法性来自这两个方面：它的绝对无权及其普遍性。”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法庭，它实际上毫无执法的权力，唯一拥有的是普遍认同的道义力量——全人类的和平理想。 当时巴黎的一家报纸报导说：“多么奇妙的特别法庭：只有陪审团没有法官！”——组成特别法庭的是一群正义的知识分子，他们既不代表任何政府也不代表任何政党，使特别法庭成为绝不仰息权力的具有独立精神的团体，成为理想主义者的国际组织，并为未来的世界政府树立了一面先驱者的旗帜。此时罗素已95岁高龄。 罗素为和平事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1968年，他发表声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0年2月，他写信给在开罗召开的国际议员大会，谴责以色列发动的中东战争，这是罗素最后一次和平的呼声。 1970年2月1日，在威尔斯北部梦立角斯多的家中，他似乎正在从病魔的最后一次袭击中康复。但是2月2日星期一的早晨，他在床上一直等到医生来到才起床。吃过午饭，他起了床，与伊迪丝一起坐在寝室里读书、谈话。接下来，他的病情开始恶化。伊迪丝和弗朗兹·汉普尔把他弄回到了床上，并且叫来了医生。罗素呼吸困难，氧气也不起作用了，一切都已无济于事。傍晚的时候，他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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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独领世纪风骚的多情智者 历经一个世纪的罗素老人以他至深的思想，至厚的爱心，至广的胸襟和对人类的深刻的理解，启发人思考通往幸福之路……1970年2月2日，罗素逝世了，终年98岁。多情的智者走了，而一盏智慧的明灯却永远照亮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三种激情是罗素一生在爱情、理智和道德三方面生活的动力。在理智生活中，罗素一生追求确实可靠的知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正是由于这种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他才有了婚姻的波折，几次结合与离异。你可以不赞成他的行为，但却不能指责他感情虚伪。在《我为什么而活着》的序言里他对自己的一生做了很好的总结：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 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它一切。我寻求爱情，其次是因为爱情解除孤寂——那是一颗震颤的心，在世界的边缘，俯瞰那冰冷死寂、深不可测的深渊。我寻求爱情，最后是因为在爱情的结合中，我看到圣徒和诗人们所想象的天堂景象的神秘缩影。这就是我所寻求的，虽然它对人生似乎过于美好，然而最终我还是得到了它。 我以同样的热情寻求知识，我希望了解人的心灵。我希望知道星星为什么闪闪发光，我试图理解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威力，即数字支配着万物流转。这方面我获得一些成就，然而并不多。 爱情和知识，尽其可能地把我引上天堂，但是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痛苦的呼号的回声在我心中回荡，饥饿的儿童，被压迫者折磨的受害者，被儿女视为可厌负担的无助的老人以及充满孤寂、贫穷和痛苦的整个世界，都是对人类应有生活的嘲讽。我渴望减轻这些不幸，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深受其害。 这就是生活中的哲人——伯特兰·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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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本书的结构问题，我想做点说明，如果按照传记人物的惯用法——时间顺序，伟人的精神写照自然就一目了然，当然这不失为一种回眸的方式。但是，我同时感到如此写法对一位多情的智者未免有些不公的味道。经过反复思考，我决意采用“板块”式的方法来梳理世纪智者的多情多智的一生。作为一种尝试，于是就有了“人生才情”“真理痴情”“政治热情”这三大思想板块的结构，并对各板块的叙述有了一个大致的设想。在内容的涵盖上，当然这三个板块并不能囊括罗素这位将近一个世纪的智者的全部思想和经历。事实上，罗素的思想感情的交叉性一直是后来者为他写传记或想写点关于罗素的东西的人的一个比较困惑的难题。正如英国著名传记家艾伦·伍德所说的：“不可能把罗素的生活分割成几部分；他总是对什么问题都有兴趣……”因此在本书中谈及的也只能是“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好在先生戴茂堂教授给我的细心指导以及的雷振清老师的一再鼓励与细心指导，让我对本书的写作增加了信心。对先生戴茂堂教授的感激之情是“谢”字远不能表达的。 在本书资料收集期间，有关罗素的著述如罗素自传、[英]Alan·Wood著、孙乃修译的《罗素——热烈的怀疑者》（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英]罗纳德·W·克拉克著、葛伦鸿等合译的《西方文化巨匠——罗素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英]雷·蒙克·弗雷德里克·拉斐尔著、韩震、王成兵等译的《大哲学家》（海南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我多有参考。还有其他一些涉及罗素思想、活动的书和文章等也是本书的重要材料来源之一。在此一并感谢，感谢这些作者们。 本书对罗素的理解只是作者的个人理解，是一种尝试。加之笔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还请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但愿我对罗素以及他经历过的那个已经逝去、然而离我们还不太遥远的时代及他所特有的那种精神品质的追溯，对今天的我们有所启迪。 非常感谢每一位给成书提供方便的人。 作者 2005年7月与武昌沙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