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人生才情
三一学院里的“高谈阔论”(1)
第二章 三一学院里的“高谈阔论” 怀着“毕达哥拉斯”之梦的他，在一个陆军补习班里度过了十八个月的填鸭式教育，尔后在剑桥这个“有着无穷乐趣的崭新世界”里“高谈阔论……” 1、就读剑桥 第一次真正的改变了罗素花园中的单调生活的，是在他准备赢取大学奖学金而被送住位于北伦敦旧南门的一所应考补习学校的时候。为了进入剑桥学习数学，罗素必须提高他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水平，使之符合要求；为了使他得到一个机会来看看同别的男孩子竞争时自己的身手如何，家里决定让他去争取一份奖学金。为此，家里送他到一所赶教考试功课的陆军补习班去学习，这所学校主要是培养未来的军官。约翰夫人之所以决定把罗素送到这里来，显然是因为她讨厌那些公立学校。 罗素对这所陆军补习班感觉很好。他一直企盼着这一天，“我感到置身于颇富生活气息的地方，对我大有裨益，没有工夫去慎重思考，没有功夫忧郁伤感、愁眉不展。”但是大多数其他的学生都在准备参军，其中的大多数都和身体健康的同龄男女有过打情骂俏、调情求欢的经历。罗素独处寡居养成的秉性遭到迎头痛击，因为彭布罗克庄园并没有为他做好这方面准备，在那里他至少是自己一人独处。当他第一天来到这所学校的时候，一位教师出来接他。他羞怯得木然呆住，挪不动步，以至于未能把车费付给车夫，当他听到这位老师悄悄要仆人付车费时，他羞愧极了。 由于他的羞愧使他成为“男孩子们取笑的对象”。不过他的同学都很蠢笨且又淘气。他对同伴的一段描写，反映出他极其典型的自命不凡。“当初有一个男孩竟然无知到这种地步，人家告诉他Tanx=sinx\cosx，他却说可以把上下两个X抵消而得到sin\cos。”“(他们)没有思想，没有独立的想法。不爱读好书，道德修养也不很高尚。一个文明的和(想象中是)崇尚道德的国家，其上流社会造就了这等平庸之辈，真是可悲。”当然这也反映出他的不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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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学院里的“高谈阔论”(2)
罗素在陆军补习班里呆了十八个月。学完了一般孩子至少要学六年的古典知识。1889年12月，罗素应考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数学奖学金，多亏了数学这一课目，他才挨过了在老南门的最难熬的日子，获得了三一学院的奖学金。他写道：“田野间有一条小径通向新南门，我常常独自一人躲在那里看日落，心里总在想着要自杀。但是我并没有自杀。因为我想更多地了解数学。”“我喜爱数学，因为它没有人的灵性，它和这个星球或这个充满偶然的宇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因为它像斯宾诺莎的上帝一样，不会用爱来回报我们对它的热爱。” 1890年10月罗素顺理成张的来到了剑桥三一学院，当时他十八岁。罗素对数学的痴迷，已被几位和他一样把数学置于宇宙中心附近的人士发现，他们当中有时年29岁的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是罗素的主考官。他只要倒倒手中的牌，就可能影响罗素一生的命运。因为在这次奖学金的应考中，有一个叫布谢尔的年轻人的分数比罗素的高，但是怀特海从直觉上感觉到罗素会是一个更能干的人，于是他便在会晤其他考官之前把成绩单烧掉了，接着他推荐了罗素。“很久以后，”罗素记述道，“怀特海对我说：‘我是对的，因为你在荣誉学位的考试中击败了他。’” 就这样，年轻的罗素被拉入了怀特海的麾下。他于1890年10月在休厄尔居舍安顿下来。师生关系迅速升华，先是同事的关系，继而是合作者的关系――一种自然的进化，因为他们俩都发现，数学将他们引向一扇哲学的小便门，他们合作撰写了《数学原理》这一数学思维里程碑的著作。这种合作持续了十年之久，由于两个人截然不同的性情，加之一些外在的因素，才使他们慢慢地分道扬镳。怀特海转向被罗素认为是死胡同的形而上学，把形而上学的原则视为描述上帝本质的真理。而怀特海所憧憬的上帝早就被罗素摒弃了，即使是含义最广的上帝。 罗素在学校因得到怀特海的厚爱，所以这个害羞而又自命不凡的人很快地适应了大学的学生生活，而不是像有些生性敏感多疑的新生，往往受到粗暴的对待，感情上吃不消。罗素后来回忆到：我发现自己竟置身于“一个有着无穷乐趣的崭新世界”之中。 在剑桥，家里各种被强调得过分，以致僵化了心智的发展的不健全的道德已成为往事。现在来到剑桥这个珍视智慧、把清晰的思想看作是好事的校园里，真让他感到无比的欣喜……在剑桥这个学术的新天地里，他真是如鱼得水，一点也没有不适应之感。在剑桥的第一学期，就认识了一大帮人，他们都成为“我终生的挚友，从此我再也没有重温童年时代那种难熬的孤寂。”罗素不再生活于祖母和外祖母的鼻息之下，他的超常的智力获得飞速发展，并且几乎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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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学院里的“高谈阔论”(3)
从一开始，罗素就与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交上了朋友。罗素参加取得奖学金资格考试时的主考官A．N．怀特海，如今已是剑桥三一学院的一位研究员。罗素当年的那份考卷给怀特海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怀特海便非要高年级的学生去拜访罗素，和他结识不可。和志趣相投的哲学界的新朋友在一起，罗素进步不少，其中对罗素影响最大的是黑格尔派的麦克塔格。他具有罗素的那种机智，但却比罗素更腼腆，他在三一学院的走廊里走路时，常顺着墙根儿往前蹭步，身子紧贴着墙。他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这在罗素的朋友里是很少见的。G·E·穆尔则是罗素的一个年轻朋友，他比罗素晚两年进入剑桥。 罗素还有一些朋友，其中有古典学者洛斯·狄金森、还有西奥多·戴维斯和克朗普顿·卢埃林·戴维斯兄弟、特里维廉家的三兄弟——政治家查理·特里维廉、诗人罗伯特·特里维廉、历史学家乔治·M·特里维廉。他们里边的有些人已经成为国内外的知名人士。查理·特里维廉后来成为英国第一届工党内阁的最后一位阁员，G·M·特里维廉在大学时即被认为是个相当激进的人物。 查理·桑格是罗素大学时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个是同龄人，曾一起小住过一段时间；桑格在数学、律师事物和语言学方面极具有天资。洛斯·狄金森就曾对桑格和罗素在一块的事情作过描述。他说，桑格“小小的身材，一脸机敏的样子，富于朝气，举手投足总嫌忙活些”，相形之下，罗素“看上去却像一位留着英国贵族血统的十八世纪的法国神父”。 对于罗素那终生如一的坦率诚实的习惯，性情温和的洛斯·狄金森是最先加以反对的人之一，他曾把罗素称作是“科德利亚”(即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最诚实的小女儿)。另外，在罗素读大学期间以眼光锐利而知名。查理·特里维廉比罗素大几岁，先于罗素毕业了，但时常回剑桥来看望两个弟弟。很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对我来说，罗素是太聪明了，以致使我有意避开他的锋芒……我觉得他很了不起，能够把我的内心看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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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学院里的“高谈阔论”(4)
罗素在剑桥学习期间，英国思想界正处于由创造力旺盛的19世纪向刁钻冷嘲、富于批判精神的20世纪转变的前夕。罗素后来这样回忆道：“我们都坚信19世纪的进步会向前发展，都确信我们自己应当能够做出某种有价值的贡献。”如果人类社会一直是在持续地变化和改善，那么道德准则也就应当随之而得到改变；建立在以往传统基础上的一切伦理观念可能都是错误的，道德上的一切新观念都很可能，比那些旧观念更合理。这种思想后来鼓舞着他不断地向传统道德挑战。罗素和朋友们刻苦钻研着各自的专业科目，但也同时阅读和谈论有关哲学、政治学、文学、宗教和其他所有感兴趣的书籍和问题。他曾花很多时间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书中很多章节他都能背诵。他们把时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研究数学，另一部分用来和学友自由讨论各种学科方面的问题。每星期六晚上，他们就在房间里聚会，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早餐时再聚到一起接着谈，然后出去一整天漫步徜徉，边走边谈。按照怀特海的说法，这些讨论几乎抵得上是“一部柏拉图每日对话大全”。 另据说，伯特兰·罗素在剑桥大学初次听到一首叫《老虎》的诗时，竟因心灵的震撼而昏厥过去。 老 虎 布来克 老虎！老虎！火一样辉煌， 烧穿了黑夜的森林和草莽， 什么样非凡的手和眼睛 能塑造你一身惊人的匀称？ 什么样遥远的海底、天边 烧出了做你眼睛的火焰？ 凭什么翅膀胆敢去凌空？ 凭什么铁掌抓一把火种？ 什么样工夫，什么样胳膊， 拗得成你五脏六腑的筋络？ 等到你的心一开始蹦跳， 什么样惊心动魄的手脚？ 什么样铁链？什么样铁锤？ 什么样熔炉炼就你的脑髓？ 什么样铁砧？什么样猛劲 一下子掐住了骇人的雷霆？ 到临了，星星扔下了金枪， 千万滴眼泪洒遍了穹苍， 完工了再看看，他可会笑笑？ 不就是造羊的把你也造了？ 老虎！老虎！火一样辉煌， 烧穿了黑夜的森林和草莽， 什么样非凡的手和眼睛 敢塑造你一身惊人的匀称？ 在这首诗中，“万能的造物主”以他“非凡的手和眼”、巨大的臂膀、抓火种的铁掌、万钧的铁锤，在“遥远的海底、天边”，在熊熊的炉膛中，铸就了“火一样辉煌”“一身惊人的匀称”的老虎。诗人借此赞叹造化的神奇、伟大和完善，谱写了一曲表现强悍之力的惊心动魄的创造之歌。这就难怪让我们多情的罗素产生强烈的共鸣。 1893年初，罗素已经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年轻的剑桥大学学生。他邀请穆尔来他的住处喝茶，会晤麦克塔格特。“交谈中，麦克塔格特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时间非真实的观点。”穆尔说，“对我来说，那似乎完全是，现在仍然是，一种怪诞的主张，我极力反驳之。虽然我并不认为我的反驳很有力，但是我觉得，我立场坚定，思绪如泉涌，有很多话来回答麦克塔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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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学院里的“高谈阔论”(5)
确实，剑桥是个精英群集的地方，在此后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剑桥一直是执学术界之牛耳。剑桥在哲学上也非常兴旺，其原因之一即是，剑桥在数学和科学方面远远地走在了牛津的前头，而哲学上的重大进步则必然是从这个方向中迈出的。另外，罗素家族一贯坚持被桑塔亚纳称之为王子般的教育，在家族决定罗素未来前途的时候，选择了安伯利勋爵的母校——剑桥大学，而不是牛津大学。还有一个理由是弗兰克曾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呆过两年，后来被导师周伊特送往剑桥。而罗素自己却是为了学数学才去剑桥的。 2、高谈阔论 三一学院这个群体中的成员都是能干的，真诚的，刻苦的，而且在专业之外都有着广泛的爱好——诗歌、哲学、政治、伦理，换句话说，几乎囊括了全部理智世界。而这正合罗素的胃口。虽然他的专业是数学，但他确实对整个世界都感到好奇。 一群志同道合的思想者在一起干什么呢?他们在讨论。当时的同窗、后来的大哲学家摩尔对罗素最深的印象是：“他总是在高谈阔论”。 剑桥大学有个道德科学俱乐部，是一个思想如云、畅所欲言的地方。罗素入学几个月后于1891年2月加入。穆尔在到来后不久便加入了。额头开阔、蓝汪汪的眼睛、嘴巴根宽阔、粗大的双手关节突出、手里握着一只烟斗的罗素是俱乐部的常客，在以后的26年里经常利用俱乐部作为宣传他思想主张的讲坛。 也正是在这个讲坛上，20世纪的挑战已初露端倪。鹊与树桩辩论协会是个典型的剑桥社团的讲坛，罗素左右讲坛的情况，有文可查的有三次。每一次都有一番认真的较量。1891年6月4日，在第533次例会上，他提出动议：“本协会认为妇女享有与男子一样的政治权利，如此才不失为公正和适当。”他为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以致会议主席不得不投票反对来否决这一动议。同年夏天，在第553次例会上，罗素提议：“解散或改组上议院是符合人们心愿的。”和在以后的例会上一样，罗素的动议常常险输。而这一次，是遭到超过一票的多数的反对。 第三次争论是由一场宫廷革命、内部派系之争以及选举新议长而引起的。协会原本是井然有序的举行会议，先是乔治·汉密尔顿－戈登，后来是巴仑·斯坦穆尔，对罗伯特·厄斯金·蔡尔德斯所代表的一派提出挑战，现被称为“权力机构派”。罗伯特是位命途多桀的作家，著有《沙洲之谜》。协会史书曾记载：“凡是能够影响那些毫无成见，但又摇曳不定的少数选举人的方法，都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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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学院里的“高谈阔论”(6)
在剑桥大学求学的几年里，罗素交友的能力、社交的本领以及他对任何最普通的话题云山雾罩的阐述，使其熠熠生辉的思辨之才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早在1892年初他入选剑桥辩论协会就是明证。该会是由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创立于1820年，史称“十二使徒”，因为会员限制在12人。他们渴望进一步深入探讨哲学的深层问题，而这种机会是大学正统教育中很难得的。 每逢周六夜晚，他们轮流在各自的房间里聚会，先是由主人宣讲自己的论文，然后大家组织讨论。这种聚会常常通宵达旦，到周日早餐后结束，然后就是到户外远足．其间继续进行讨论。对于罗素来说，他在剑桥的最美好的时光是和协会分不开的，它给人一种社会精英的归属感，一种知识界的同志情谊以及为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韬光养晦、秣马厉兵的感觉，这些都作为他在彭布罗克庄园所受影响的弥补。 在剑桥的头三年里，罗素的主要精力是扑在数学上，尽管他的不少老师有着偏执的毛病，水平也不尽如人意。罗素的一位数学老师最后变得精神失常。有一位约翰学会会员时常想用通红的拔火棒杀死自己的客人，幸亏在追赶中他的腿脚不够利落，才使几位客人死里逃生，幸免于难。还有一位老教师把棺材就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似乎想随时去见上帝。每当下雨之后，他喜欢用拐杖在花园里戳那些雨后纷纷爬到地面上来的虫子，一面又大声喊道：“你们可难不倒我！” 罗素自然没有受这些人的偏执影响，这与他始终如一的坦率诚实的习惯有关。除此之外，他还富于锲而不舍和顽强不息的精神。 1893年，罗素在剑桥大学数学学位考试中，位居一等及格者中的第七名，出乎他老师的意料。对于富于数学天才的罗素来说，第七名似乎也不太出色。但实际上，剑桥的数学课绝大部分都是放在做题上，这是为了使学生们在学位考试中名列前茅。学生们也主要是做题、做题。而罗素觉得，这里的很多练习都是徒劳无益的，既与数学训练本身相脱节，也与他所真正感兴趣的数理哲学方面的问题无关，因此对此颇为厌恶。他认为老师们所教的二项式定理和微积分错误百出。 因此，在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中位居学位甲等及格者第七名的他，此刻的感受与爱因斯坦当年的感觉非常相似。“从苏黎世工学院毕业后，”爱因斯坦说道，“考试给人的那种高压会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当我通过了最后一门考试后，我觉得在其后一年的时间里我厌恶思考任何科学问题。”罗素说：“为了掌握应考的技巧，我把数学看成是含有小窍门和鬼把戏的东西。一言以蔽之，大有点玩纵横字谜游戏的意思。”他写道，“当我考完了最后一门数学后，我发誓决不再搞数学了，并把全部数学书都卖了。”这一暂时的幻灭使他转向令他十分快乐地畅游多年的哲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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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学院里的“高谈阔论”(7)
剑桥的影响对罗素来说是很重要的，不可小视。因为在剑桥的“高谈阔论”不但弥补了彭布罗克庄园的孤独感，更重要的是铸就了罗素后来演讲家的风格。以后的日子里就没有别的比三一学院更“高谈阔论”的高谈阔论了。 3、转向哲学 在剑桥的头三年里，他经常去听麦克塔格特讲述黑格尔的学说。但是真正使他接受黑格尔学说的，是在第四年他从师于导师乔治·斯托特的时候。此人的一生都在揭示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他和麦克塔格特两人一起使我成为一个黑格尔派。”罗素说，“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1894年的一天，我走在三一学院路上，在我眼前闪现一个念头，本体论是站得住脚的。我出来是要买一听烟草的。在回去的路上，我突然把烟抛向天空，在接住它时，我情不自禁地喊道：‘万能的上帝’本体论是正确的。” 对于这一转变，其实他早就有心理准备。在15岁时就开始形成的怀疑态度动摇了他对神学正统的信仰，也冲破了数学教条的束缚。 “我是十五岁的时候开始思考哲学问题的。从那时起，直到三年以后去剑桥的时候，我的思考是孤独的，而且完全不是专业性质的。因为我没有念过哲学书籍。直至去三一学院之前的几个月，我才读了弥尔的逻辑学。我的大部分时间都为数学所占据，而且主要是数学统治了我在哲学思考上的尝试。” “我原是请教过詹姆士·渥德，我应该读什么书的。他把我叫了去，对我说，一个‘数学考试及格的人’就是一个‘数学考试及格的人’。他从这一个同一律的例子就得出这样的推理：在我考过数学优等考试之前，最好不要再念哲学书。” “虽然在头三年里我不得不把我大部分的时间用于数学，我还是念了不少哲学书，做了大量的哲学上的辩论。一位默尔敦的哲学教授，并且是布莱德雷的信徒，名哈勒德·究钦的，是我们在赫泽尔米尔的邻居，后来成了我叔父的连襟。我告诉他，我对哲学有兴趣。承他的善意，给我开了一个必读的书单。我现在只记得书单里的两项：其一是布莱德雷的《逻辑》，他说这本书很好，但是难读，另一本是的鲍桑葵的《逻辑》，他说这本书更好，但是更难。也许出乎他意料，我着手挨了他那书单上的书。” 他的这一转向最强烈的动机是想理解世界的奥秘，因为那时哲学与科学是难以区分的，都是探索世界的工具，因此这一动机也就占了上风。 另一个动机是想对感觉进行说明的潜在动因。“彩虹到底在哪儿?”“我们在阳光或月光下看到的东西真就是它们本身的那个样子吗?用眼睛看的或用显微镜看的东西也真是它们本身吗？”这些难题把罗素引向更深入的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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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学院里的“高谈阔论”(8)
在大学里，罗素也碰到过不少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对证明本身感兴趣的朋友。有一位数学教授对罗素说，“如果我能证明你能在5分钟之内死去，虽然我会为你的死感到难过，但这种难过之情跟这一证明所带来的欢乐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我也真想在5分钟内死去，但遗撼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无法和你分享这一快乐了。”罗素答道。 罗素由数学转向哲学，这既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必然。剑桥的数学在罗素心中远没有他家人的理想。罗素后来回忆说：“我当大学生的时候，剑桥数学的教学可以肯定说是不好的。其不好，一部分是由于优等考试中把成绩列为先后，这在不久以后就废除了。因为需要细致分别不同考生的能力，遂致注重‘问题’，不注重‘对书本的研究’。对数学原理提出证明，是对逻辑理解力的侮辱。说真的，整个数学这个科目让人看成是一套聪明的把戏，用来堆积优等考试的分数。所有这一切对我的影响是，使我认为数学是可厌的。当我考完我的优等考试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数学书都卖了，发誓永远不再看数学书。就这样，在我的第四年里，我以全神的百悦心情，跳进了那个奇异古怪的哲学世界。” 刚进入哲学的殿堂，罗素的心情是复杂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这时的心情是处在一种混乱状态。”原因之一就是他“想把各种观点综合起来，把用于三个不同世纪的情感方式综合起来。” 剑桥灌输给他的是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我所受的影响都是朝着德国唯心论那个方向的，不是康德的唯心论，就是黑格尔的唯心论。只有一个是例外，那个例外就是亨利·西季威克。他是最后还活着的一个边沁主义者。当时，我和别的青年人一样，并不给他以应有的尊敬。我们称他为‘老西季’，认为他完全过了时。与教我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是詹姆士·渥德和G．F．斯涛特，前者是一个康德主义者，后者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布莱德雷的《现象与实在》是在这时发表的。斯涛特说这本书的成就在本体论里是竭尽人类之能事的。可是这两个人对我的影响都没有麦克塔特的大。麦克塔特对粗朴的经验论的回答是黑格尔式的。在这以前，粗朴的经验论是使我感到满意的。他说他能用逻辑来证明这世界是好的，灵魂是不死的。他承认这个证明是冗长的、难懂的。人研究哲学若不研究一个时期，是不能指望懂得这项证明的。我拒而不接受他的影响。渐渐抵抗的力量越来越小，直到1894年正在我考过道德科学优等考试之前我完全转到一种半康德半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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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学院里的“高谈阔论”(9)
罗素除了自己作研究工作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凡的本领，那就是他能把别人引向哲学研究之路。穆尔刚进剑桥的时候，志向并不那么宏大，只不过是想学习古典学术，然后作一名教师，再把自己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有一天，罗素请他到麦克塔格那儿喝茶；麦克塔格提出他的那个著名的理论――“时间并非实在”。穆尔认为这话荒诞无稽，因而雄辩滔滔。而罗素劝他放弃古典学术而转向哲学。他很快就表现出卓越的才华，乃至后来穆尔听从罗素的建议，开始学习哲学，并在哲学的战场上与罗素并肩战斗。 后来，G·E·穆尔和罗素一起弃绝了这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但是，虽然他们在背叛上是意见相投，可各自所强调的却有重大的分歧。穆尔最初感兴趣的主要是，事实是离知识而独立的，想否定康德那一整套铸造经验而不铸造外部世界的先天直观和范畴。关于这一点，罗素与他的意见相同。但是罗素比他更加关心的是一些纯乎是逻辑上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外在关系学说”。这种学说后来在罗素的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优势。 罗素的这种调动别人激情的本领，早在23岁时就已经显露。美国人哈钦斯·哈普古德，就是其中一位，那时他还没有成名。该人在柏林的地址是贝伦森介绍给罗素的。两个人在罗素下榻的酒店一起喝茶。这位美国人后来记述道：“这是一种强烈的精神生活的感受，是我以前的人生经历所从未体验过的。各种想法简直是从他的脑海里喷薄而出，丰富的想象层出不穷。他就像一瓶烈性酒或一位美女令我兴奋。并不是说对他当时所谈的话题有特别的兴趣，而是他说的每一句貌似很普通的话都触动着我理性的神经。” 这里顺便提一下剑桥的哲学老师对罗素的评论，这是很有趣的。他们当初常常说，他的论文和答卷写得太短了。他总是保持着一种简洁明了的才能，这恐怕也就是他后来没有任何理由感到自己成果少而抱怨。1893年，罗素只获得剑桥大学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中的第七名。这分数不错，但并不算出色。他的学友查理·桑格获得第二名，实际上，罗素的成绩比他老师的预料要好，因为当时，罗素和桑格一起做数学题时，桑格总是比他快得多。他之所以只得了第七名，重要原因就是在剑桥，为了使学生在学位考试中名列前茅，剑桥的绝大部分数学课都是放在做题上，而罗素爱好简洁，他认为这里的很多练习都是徒劳无益的，和他真正感兴趣的数理哲学方面的根本难点毫无关系。他怀疑他的老师们的观念，认为他们所教的二项式定理和微积分错误百出。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滚热的马铃薯”(1)
第三章“滚热的马铃薯” 二、三十年代的他被许多烦恼的事缠绕得心身疲惫，去美国讲学的同时孜孜不倦地撰写文章…… 二战期间，虽年已古稀，但还得像匹老马似地驾起辕套，可又偏偏被中止合同，失去工作…… 1、讲学美国 为了给即将出世的孩子一个合法的身份，1921年罗素与多拉匆匆从中国回来，与第一任妻子艾丽丝·比尔索尔·史密斯离婚，然后就是与多拉的闪电似的婚礼，因为多拉在正式结婚前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 1921年11月16日，39岁的罗素想有个儿子的愿望终于如愿，长子约翰出生。不过临产前，罗素非常紧张，他担心小孩是个畸形儿。在孩子生下来几个小时后，他向其情人之一奥托琳报告了他的感受：“我感到孩子可能会有三只胳膊，没有眼睛，总之是个畸形儿；整整一夜我都没有合眼，和医生瞎扯些不相干的话题。直到孩子生下来，我才舒了一口气，原来他和别的孩子一样地健全。”两年后，罗素夫妇又有了女儿凯特。随着两个孩子的降临，养家活口成了他的头等大事。 伦敦切尔西区西德尼街31号成了罗素的战斗阵地，只不过这次的武器是笔，目标是养家糊口。不过这一仗打得并不容易。为了能在1925年5月1日前赶出《论教育尤其是儿童早期教育》一书，他必须在从3月中旬开始的一个半月时间内写出5万字来。 罗素除了研究哲学以外，还必须不断地撰写大量的文章和书籍。其中很多文章都是为独立工党的刊物《新领袖》(New Leader)撰写的。这个时期，《新领袖》的主编是H．N．布莱尔斯福德，他把这份刊物办得很有起色，达到了左翼刊物从未达到的那种水平。为《新领袖》撰稿的人，除了罗素，还有威尔斯、肖伯纳、凯恩斯和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 脾气怪、难以驾驭常常是名家的特点。有趣的是，罗素却是H．N．布莱尔斯福德所想望的那种模范的撰稿人。他的文章总是按时交来，字写得总是清楚好认，干干净净的手稿上几乎没有任何修改的痕迹，而且文章的长短和要求的一丝不差，或者是在需要删减的地方细心地标上记号。 另外，罗素常常拿他那些“通俗的”著作当作笑料来开心，“我是靠字数来挣饭吃的，所以我总是尽可能选择那些最短的字眼。”当E．H．内维尔把他的《分析几何学绪论》一书的序言草稿给罗素送来的时候，罗素快活地对他说：“如果我不落在贫民救济院的话，我肯定会买你这本书的。” 稿费的收入总有点捉襟见肘，为了提高收入，罗素不得不又去美国旅行讲学。在这个国家里，他一呆就是六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不过这次赴美访问与1896年和1914年的两次有所区别，感受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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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热的马铃薯”(2)
1896年初和1914年的两次美国之行，他在人们的心目中主要是个访问学者，只是发表关于数学和哲学的思想。1896年，罗素与妻子艾丽丝前往美国，在那里逗留了3个月。艾丽丝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贵格会成员。贵格会是基督教公谊会的外号，因为他们在宗教集会时常常激动得双手颤抖而得名。那次也算是故地重游，感慨万千。 夫妇二人拜访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故居。惠特曼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艾丽丝对他的诗集《草叶集》很熟悉，罗素也是心仪已久，他很喜爱那首《大路之歌》： 走啊!带着力量，自由，大地，暴风雨， 健康，勇敢，快乐，自尊，好奇； 走啊!从一切的法规中走出来! 从你们的法规中，啊，你们这些盲目的和没有灵魂的神父哟! 之后，罗素又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布林·马医学院作了演讲，演讲的内容就是他那篇《几何学的基础》的毕业论文。 美国之行对罗素是大有稗益的，他逐渐摆脱了剑桥大学时的狭隘的剑桥中心主义，开始以虚怀若谷的心情来理解世界。 从美国归来，罗素夫妇定居在英国苏塞克斯的一座小农舍里，并增建一间相当大的工作室。在那里，生活是简朴的，但又是充实的。夫妇二人相亲相爱，过着浪漫的田园式的日子。早晨9点，罗素和艾丽丝便在书房里用早餐。早餐后罗素研究数理哲学，直到12点半。然后互相为对方朗诵点东西，大约需要45分钟。之后在花园里散步一刻钟，1点30分吃午饭。午饭后，罗素与朋友或亲戚一起玩槌球。然后4点30分喝下午茶，再从事数学研究，工作到8点。8点钟吃晚饭，与朋友们聊天聊到9点30分。随后是一个小时的高声朗读，大概是历史著作或小说。10点30分熄灯就寝。一天的生活结束了。 第二天一切又复如是。这种极有规律的生活使罗素保持着旺盛的研究精力，恐怕也是罗素长寿的一个秘诀。 但这次即1924年4月1日的美国之行，他则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几乎无所不谈，其中涉及诸如社会主义、和平、世界政府、教育、西方文明、国际关系等很多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他在演说时故意挑起争论。他对美国品头论足，对美国政界的最大冒犯是他的“西方文明怎么了?”的演说。他声称如果“世界政府”的理想能够实现，也只能通过帝国主义，而不能通过自愿的联邦手段——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滚热的马铃薯”(3)
在实现“世界政府”的过程中、美国将起主导作用。美国1914年以来的政策都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尽管许多单纯善良的美国人对此无法理解。实际上每一项政策都是在增进石油公司和金融公司的利益。我预言在不久的将来，美国这个金融帝国将控制整个美洲大陆、整个西欧，甚至近东……它的粗鄙和残酷都将达到极点。它所到之处，工会将被摧毁，教育将会被控制，工人之间的竞争将会加剧，资本家间的联合将会增强。在这个金融帝国的统治下，生活会变得丑陋、呆板、辛苦、单凋。所有国家的人才将被以重金受买。这样的世界是和平的，这种和平只会被罢工者从飞机上扔下的炸弹所破坏。但这个世界的人们会认为，相比之下，过去的、几乎不会再来的战争倒是值得怀念的。 他与美国的社会主义领袖斯科特·尼尔林发生了公开的争论。罗素凭这场争论，写成了《布尔什维主义与西方》一书。罗素认为，苏维埃政权形式不适合西方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应该是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革命。 罗素到处树敌，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观众心目中的满意度。他的睿智和演讲风格征服了普通的美国公众。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他曾感慨地说：“虽然我颂扬悠闲，但却没有机会实践它。”当然，他此次来的目的也达到了——钱袋子因此充实了。 1924年秋，他从美国回到英国后，给情人奥托琳写信谈这次访美的印象： 只有两点我可以凭足够的体验谈点看法。一点是，火车惊人地准时；另一点是，美国人喜爱演讲，而这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英国，如果人们赞赏一位作家，那么他们就读他的作品，在美国，人们则希望听他演讲，而不渴望去读他的作品。 罗素认为美国的学习环境很不好。“在美国不可能读什么书，除非在火车上。人人都有一台电话，电话铃整天响，而且绝大多数是在晚上响。”这就使谈话、思考和读书成为不可能的事。 坐火车到各地演讲花去了我大部分时间：一跳下火车就前注演讲地点，演讲一结束就跳上开往另一个地方的火车。比较而言，在火车上是最优哉游哉的。每到一地，迎接我的首先是一帮记者，他们要耗掉我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从凌晨6点下火车时算起)。接着是出席商界人士举行的盛大午宴，席间所谈都是些俗不可耐的陈词滥调。接下来是茶会，碰巧也会有一大群善意的女士作陪。再后来是出席另一批商界人士举行的盛大晚宴。晚宴结束后才是演讲，演讲结束后我就爬上火车睡觉。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在纽约，我与一位名叫卡伦的犹太籍哲学家住在一起，他的朋友也都是犹太人。他们对我都很友好，但我却开始渴望与非犹太人接触。纽约是一个犹太气息很浓的城市。我的印象是，纽约的有钱人，不论男女，每天晚上都要喝醉；他们喝的都是极烈的酒。纽约人的性生活很随便，年轻的女郎尤其是这样。她们中的大多数虽然守着一定的节制，但正如罗素婴儿案(虽然这样称呼，但其实与罗素无关)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节制对于防止意外是不够的。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滚热的马铃薯”(4)
对美国的这点印象，他后来一再强调早期的那些记录只是肤浅的。几年之后，罗素在《自由与组织》(Freedom and Organization)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更切本质的看法，他把美国人的很多特质追溯到早期文化的那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当时男人汲汲于赚钱或是忙于同印第安人打仗，因此文化便几乎完全成为妇女所关心的对象。“由于绝大多数妇女并不把绘画、文学或哲学当作自己的职业去钻研，而只是希望能够理解这些东西，所以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就出现了某种肤浅观念；从早期开始，这种浅尝轧止的要求便一直靠演讲来获得满足。……” 罗素还注意到，“在美国，现在的女士们中间已经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每个月都读(或者说是似乎在读)点书，有些人读完，有些人读第一章，有些人只读书评，但她们的桌子上都摆着这些书。”然而，由于读书俱乐部从未把《哈姆莱特》或《李尔王》选为每月推荐书目，所以人们“读的几乎全都是平庸的现代书籍，而不是名著。” 罗素还有一点也很不满：美国的男人过于注重实用，这在他们所操的美国口音缺乏美感这一点上也得到表现。他说，大多数美国人都这样认为：只要把意思讲明白，其他事就无所谓了。“美国语言的唯一优点就在于它的俚语。有幸的是，这正是英国人员应当学习的东西。” 罗素在谈到他1924年访美的另一个印象是，“美国的犹太人的数目和才华令人惊讶。……我获得这样一种印象：在所有的东部各州，在政治、才智和艺术诸方面最出色的都是犹太人。……由于他们的长处和人数，使招致一种非常强的反犹情绪，这使英国的访问者为之惊讶。”关于有色人种问题，罗素写道：“直到今天，南方人谈起黑人时的那种口吻真吓人，他们甚至不能和黑人呆在一个房子里。” 美国人总是处于不断的担忧和烦恼之中。“这里一切势利、钻营的念头要比在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中更活跃。更有甚者，赚钱成为衡量智慧的标尺。”美国商人对市场状况的担惊受怕，恰如学生对于考试忧心忡忡——“如果你失去了金钱，那你就算彻底完蛋”。故“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宁愿从冒险的投资中获得百分之八的利，也不愿从稳稳当当的投资中稳拿百分之四的利”。“一个人可能会由于潜意识的欲望而感到不满。例如，美国人需要休息，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需要。我认为美国的犯罪浪潮大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罗素l 914年访问哈佛大学的时候发现，美国人的“严守分寸和含蓄寡言”比英国人还厉害，由于精神分析在美国广为流行，现在这种状态已经翻转过来。另一方面，大的企业对美国各大学的教学所产生的影响也增强了。因此美国的知识分子有着“极大的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与此相连的便是受到民众的完全奴役”。但哈佛大学校务管理委员会曾不允许持自由观点的人在哈佛诸院校演讲。 对此，哈佛大学校长劳威尔（Lowell)否认了罗素的这种说法，即学校受大企业的“有害控制”，他巧妙地指出这一点：罗素1916年在剑桥丢了职位，但哈佛在整个大战期间却一直让一位德国人担任教员。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滚热的马铃薯”(5)
早在1922年罗素就承认美国是世界强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他是最早看到这点的英国人之一。他预言说，“美国将开始其帝国主义生涯——这与其说是领土上的，不如说是经济上的”。他对美国听众说：“统治美国的不是华盛顿政府。统治你们的乃是石油和摩根。美国这个金融帝国凌驾全世界，它的粗鄙和残酷都达到极点，它为我们的未来投下一道魔影。” 尽管他对美国的国际金融有所苛评，他也发现美国的许多方面是令人喜欢的，特别是他承认美国的外交比其他强国更令人满意。例如，他把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在中国留下的“可耻”记录同美国的那种“慷慨而又自由的”政策作了对比。但是罗素也看到在中国的美国人似乎不能欣赏中国的文化。 对美国的评价，他说，“什么是美国的特色？我想美国人会这样回答‘利落的生活，纯洁的思想，以及人生的朝气。’实际上，这意味着以整伤取代艺术，以洁净取代美，以道德取代哲学，以妓女取代小老婆(因为这样更容易瞒人耳目)，以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紧张忙碌的社会气氛取代文明的中国人的那种悠闲宁静。” 继1924年访美后，他又分别于1927、1929、1931年三度赴美。这些旅行从经济上看是成功的，每一次差不多都能给他带来1万美元的收入。但他在政治和性方面的观点也带来了许多是非口舌。1927年他在美国发表了题为“试婚”的演讲，两年后，他又以此为基础写成了《婚姻与道德》一书。 罗素不是一位讲堂里的哲学家，所以他还去电影院看美国的电影，他发现好莱坞(Holly wood)的那些思想观点并不是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毫无关联：“这些演员不去搞那些符合事实的东西，而是搞那些类似白日梦的、使你感到快活的东西。”他看到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所具有的那种“无限可能性”。电影让这样一些“既无知又愚蠢的”人去搞，以此去迎合“人类中最无知、最愚蠢那部分人”的口味，这也许可以说是“一切粗鄙的艺术现象中最令人伤心的一例。”就他个人来说，他承认他在电影中看到那些小镜头觉得很逗乐：“我爱看汽车和特快列车的比赛；我看到一个歹徒因为没射中火车司机而咬牙切齿的镜头觉得很有意思；看到有人从摩天大楼上失足掉下来但却让电线救回一条命的镜头，我感到趣味盎然。” 罗素早年的这种轻妙机智的有趣的文字，就像伏尔泰那样以才华横溢者所特有的那种满不在乎的纵容态度，到处倾泻他的才智。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滚热的马铃薯”(6)
二战期间，罗素住在美国，这是他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段时光。他很担心希特勒会获胜，加之又远离故土，他的心情愈发惆怅。他写到：“有时思乡之情简直难以忍受”，“这种舒适与安逸的生活令人为之羞愧。”他写信给住在施福尔茨的特里威廉夫人，问她“他所熟知的萨里树林的那种幽静现在是否已被飞机的隆隆声撕得粉碎，雷斯山的树木是否真的已被砍伐。”“这些美景的那种残破殆尽的惨状时常缠绕着我的心灵。”他承认“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委靡沮丧是很难避免的。我们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其中，这主要是因为想要有所作为的激情受到挫折所致。令人最懊恼的是无能为力，然而在这里很难做更多的事”。 除了胸怀天下的苦恼以外，他感到自己正面临着尖锐的经济困窘的局面。因为战争期间受金融条例的控制，他在英国的版税收入不能转到美国来。他手里只有一小笔津贴，还要供三个孩子上学。另外，令他最不愉快的是在此之后不久，他成了纽约的一次罗马天主教徒骚乱活动的牺牲品，这件事的详情在英国当时鲜为人知，因为这件事的详细报导在当时的报导是受到限制。 1940年2月，罗素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时应邀担任纽约市立学院教职。并且答应于1940年秋季为哈佛开设威廉·詹姆斯讲座。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答应聘请他从1941年3月1日起担任哲学教授，任期到1942年6月30 日，这期满之日恰好是他到了七十岁退休的时间。 他接受了这个职位，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职务。但英国圣公会的一位名叫W．T．曼宁（Manning)的主教立即对他担任纽约聘任之事提出抗议，其理由是，罗素是个“众所公认的反宗教、反道德的宣传家……他特别是为通奸辩护”。 还有一个美国公民向纽约最高法院提出控告，要求撤消对罗素的聘任。这个控告者是一个牙科医生的妻子——住在布鲁克林的J．凯依夫人——提出来的，她的律师J．戈尔茨坦把罗素的著作说成是“淫荡、狎邪、好色、贪欲、房事、色情狂、挑逗情欲、无神论、不虔诚、心胸狭隘、慌话连篇、丧失道德品格的”东西。他控诉罗素“写有淫猥的诗歌，在英国领导过那么一个裸体集团，并且搞同性恋，更何况他又不是一个美国公民。”对罗素的哲学，戈尔茨坦认为：“他是个诡辩家。……他借着狡猾的心计、花招、手腕，靠着那种花枪，提出荒谬的论点。……所有他称之为哲学的那些所谓学说，都是些廉价的、俗里俗气的、陈旧的、拼凑而成的迷信玩艺人和命题，是为了把人们引入迷途而精心构置的。” 美国人的抗议于1940年3月30日有了结果，一个名叫J．E．麦吉汉(McGeehan)的主审法官（他是个罗马天主教徒）宣布他的具有历史性的判决。 “由于3点原因，罗素的聘任应当被撤销。第一，罗素不是美国公民，其它大学和学院应该能找到美国公民来任用。” “那么哈佛大学是不是应当把怀特海也赶走呢?他也不是美国公民，而是跟罗素一样的英国人。”辩护律师反问这位法官。 “第二，”麦吉汉顾左右而言他，“罗素在应聘前未参加任何竞争性的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