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人生才情
“滚热的马铃薯”(7)
“请问是谁规定的这一条呢?爱因坦斯也没参加什么考核，不照样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任了吗?你真是欲加之罪，何忌无辞!”律师说。 “但罗素不是爱因斯坦，他懂相对论吗?”麦吉汉颇为蛮横的质问。 “那就请您看看罗素的《相对论入门》，爱因斯坦说真正懂相对论的人只有11个半，罗素算其中一个，您能算半个吗?您入门了吗?”哄堂大笑，满堂喝彩。 麦吉汉一张脸憋得发紫，猛拍桌子：“第三，请安静，第三，罗素的著作中含有不道德的、淫猥的学说和肮脏的内容。比如说，罗素提倡大学生同居，并且还劝人婚前要有性经验。因此……” “且慢。请问一个自由人有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崇尚自由的美国能够允许那些有实力的集团把与他们的观点、民族或国别不相同的人逐出公共机关吗?放下这点不谈，罗素毕竟教的是数学、逻辑学和哲学，不是伦理学，第三点原因根本不具有说服力。况且罗素是非凡特异的人才，这是举世公认的，难道您想让我们的学生为聆听不到他的讲学而抱憾终生吗?” “请注意”，麦吉汉法官可找到了他的理由，“我认为，教师的人格比许多逻辑推理更能影响学生的观念……” “您这是诽谤罗素先生的人格!”一位听众大声喊道。 “如果说罗素是特殊人才”，麦吉汉继续他的谬论，“那就更危险了。他越是对学生有魅力，越是亲自出面给他们造成很深印象，那么他对他们人生的一切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是具有潜力。因此，高等教育委员会聘请罗素任教，实际上是设立了一个下流的教授职位，这是任意胡来，并且直接侵犯了人民的公共健康、公共安全和公共道德。我宣布罗素将不能被高等教育委员会聘任。” 《纽约时报》也同时宣称说，“一旦那种有害的影响显露出来，罗素就应当退职。” 真是一派胡言。罗素义愤填膺：“如果就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说，我早就想弃职而去了，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这些人纠缠，那只能证明我的智商跟你们一样低。但这样做就未免太怯懦和自私了。因为相当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兴趣，宽容的原则和言论自由的原则正面临生死攸关的危险局面。假如我退了职，就等于默认了这些原则可以被凌辱，也使正义人士表达他们这种愿望，借以辩论的话题给毁了。我要上诉。” 但麦吉汉坚决驳回罗素为自己辩护的请求，加上市长拉·瓜迪亚也从政治角度考虑，宣布此事当就此告结。罗素对此根本就无从申诉。 随后哈佛大学也受到很大压力，要求他们取消对罗素的讲学邀请，但是哈佛的校长和教师们立场很坚定，“我们不具备麦吉汉先生的自命不凡的愚蠢。”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滚热的马铃薯”(8)
此时，怀特海正在哈伊担任荣誉教授，尽管他的哲学观点早已和罗素分道扬镳，但这次他和杜威、爱因斯坦等人站在一起支持罗素，参加了那场关于罗素就任纽约教授职位的辩论。怀特海笑着对罗素说：“你说我头脑糊涂，但现在你看我糊涂吗？” 罗素无可奈何地说：“你说我头脑简单，确实如此。” 哈佛的位置是保住了，然而更糟糕的是，结束哈佛讲学之后依然面临失业的威胁。那件案子所带来的种种隐患以及诽谤，掀起了一场流言四起、飞短流长的狂潮；尤其是对他在英国兴办的那所学校（指比肯山学校）里发生的事，更是言之凿凿。罗素不得不被迫发表声明加以否认：“我从来也不觉得我应当为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任何事物而感到羞耻，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的孩子或是我光着身子到处跑。”他还说，“虽然他在英国有过与人通奸的事，但这与其责斥我，还不如去责斥那个国家的法律，因为当时不允许离婚。” 吉人自有天象，罗素还是从经济窘境中解救出来了，这得感谢一位性情怪僻的百万富翁A．巴恩斯博土(Dr．A．Barnes)的相助，这位先生聘请他去宾夕法尼亚的巴思斯基金会讲授哲学史。罗素和他一家人便移居到费城西部二十五里左右的一个名叫“小戴切特农庄”的一所旧房子里。在那里，他发现“东部各州的人对英国人格外热情，因为我们是英国人，人人都对我们很友善”。他还能享受一下来自英国的朋友们——包括J．赫胥黎在内——前来拜访的乐趣，他去看望应邀来普林斯顿讲学的G．E．穆尔。他说，穆尔“一点儿也没变，还是那么非常迷人，非常沉稳”。 然而好景不长，还有令人烦恼的事在等待着他。他身染重病，瘘管发炎使他反应迟缓，别人劝他不要一个人过马路，否则要出危险。此后，也就是1943年1月，他与巴恩斯基金会订立的合同突然被中止，通知只有三天时间。 照巴恩斯的说法，罗素“在个人品行和专业方面不符合他所担任工作的要求”。还有一条不满的是，帕特里夏·罗素穿着秋裤就来听她丈夫讲课，而且她在为英国那些因家被炸而无家可回的儿童织毛衣时，毛衣针发出急促的咔哒、咔哒的响声，使得学生们无心听讲。另一件头疼事可能是，罗素在和路易斯·费希尔(Louis Fischer)辩论的时候，曾批评了甘地对战争所持的那种态度，并且说，如果日本得到允许去征服印度，那么印度的情况将会更坏。巴恩斯把这看作是“为英帝国主义辩护”。 这样，年逾古稀，当绝大多数人已经退休的时候，罗素还得去养家活口，三个孩子得上学，可他却找不到工作。《时代》杂志称他是“美国大学校园里的一只滚热的哲学马铃薯”（意为难题、棘手的问题）。他被那些恶毒攻击和飞短流长糟蹋得声名扫地，没有一个大学聘任他，也没有什么报纸肯刊登他的文章。这种敌视态度之强烈，可以从这样一件事看出来。吉尔伯特·默里给一位地位极高的美国朋友写信，问他能否帮一帮罗素。回信就像去信者那样要求默里，说要他与罗素发生什么联系，未免有点太过分。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滚热的马铃薯”(9)
生性倔强的罗素再次拿起法律武器，向巴恩斯提出控告，说他无理解雇人，虽然他胜诉，但那笔钱拖了漫长的三年才付给他。在此案审理的过程中，罗素说，前八个月他的全部收入只有781镑，法官说他也许是不想去找工作做，他反驳说：“你以为我不想去赚钱吗？我可不是那种哲学家。” 有趣的是身处绝境，囊中羞涩且又遭异国人孤立的他还快活地对一个记者讲“眼下我的收入比我的所得税还少。有意思的是看看政府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他写信给英国的出版商斯坦利·昂温爵士(他已把罗素著作将来的版税大致估算了一下)要他提前支付这笔款项，以便使他的两个大孩子能在美国读完大学。另外，罗素把他在巴恩斯基金会作的讲演收为一本书，他从美国一家出版商那里也预支到3000美元。这部名作——《西方哲学史》，副标题是“及其与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就是在这样一种动荡而又忧患的情况下出现的。 这本书与过去的哲学史有很大的不同，他着眼于哲学与其时代背景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卓越的个人所作的孤立的思考，哲学是盛行过的某种体系的各种社会特点的产物，反过来也是它们产生的原因。罗素没有单纯把哲学家加以罗列比较，也不囿于过去的传统写法。他把与哲学不太相干的人物如卢梭、拜伦也单独立传，把浪漫主义也作为一种思潮来评述，论述其历史地位。罗素特别叙述了科学的发展对哲学的影响。这是非常难得的。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在中国也非常畅销，大多数对哲学有兴趣的人无不从中汲取过大量营养。 2、勤奋写作 30年代末，他在哲学界的名气由于《心的分析》、《物的分析》和他不时在正经哲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而得到了巩固。他对教育和对外政策也发生了兴趣，有一段时期他每周都为《新政治家》撰稿。他文笔犀利中肯、时人将他与J．赫胥黎、霍尔丹并列，他们共同点是：都能在信手拈来的任何话题上款款而谈。 在三十年代的罗素，尽管有着种种烦恼事，身体也不好，但他仍然是多产的。他曾在去西班牙旅行期间病得很重，他就用拉丁文向西班牙医生把自己的症状描述一番，他的博学在这时候使他得到了最大的实惠。这阶段，他写了写较“通俗”的著作如《夺取幸福》，《闲散颂》，《科学的前景》以及《宗教与科学》等。 在哲学上，罗素经常否定那种认为哲学能够是或应当是道德的来源或慰藉的看法。他曾这样写道：“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慰藉’就是研究哲学所获得的那种慰藉，这和从事其他任何工作所获得的慰藉是完全一样的。”他说，他发现自己经常有一切皆空的感觉，而哲学从来就不能使他摆脱这种心境，只是那种非行动不可的需要——例如自己的孩子病了——才能将此心境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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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热的马铃薯”(10)
对于将来，他极力要求人们不要庸人自扰，而要放开眼界思考重大的事情。在《夺取幸福》一书中他就对那些忧虑重重的人提出非常有益而又浅显易懂的忠告：“当面临某种不幸的威胁时，要认真、细密地思考一下将会发生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等到见识过这种可能发生的不幸之后，你就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想：毕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怕。由于有了最坏的预料，所以发生什么事也就都区区不足道了，而且这样一种理由总是存在的。当你对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凝神静静地注视一段时间，并且很有信心地对自己说：‘噢，毕竟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忧虑已经减到微乎其微的程度。” 人与宇宙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他在哲学中的一贯主张。在《宗教与科学》一书中他将这种观点作了淋漓尽致发展。他写道：“假如宇宙的目的就是生发出精神，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它太无能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只产生出这么一点东西。……生命的出现实属偶然，这看来似乎是件奇怪的事，但是在偌大的宇宙里偶然的事情总会发生。”当然他的观点不可能总是受到别人的恭维。他的上面的观点，艾伦·伍德反驳道： “要想否定宇宙的目的、贬低人类生命的重要性，可以找到挺好的理由，但我认为罗素的那种理由不怎么样。大自然从未听说过“欧肯的剃刀”；一条母鳕鱼一年产卵九百万个，只有一个或两个才能长大成鱼；但是谁也不会因此就推论说这些鱼卵的目的不是为了产生出新的一代鳕鱼。(人们可以这样想象，一条谦逊的鳕鱼读到伯特兰·罗素的话之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它自己的存在正是那样一种微不足道的偶然事，没想到在如此巨大的数目中竟活下来；它还会认识到，假如大自然本来就有意让这些鱼卵长成鳕鱼，那么大自然就决不会用这种挥霍浪费而又无能的方式来干这件事了。) 弗朗克·拉姆齐曾这样反驳道：“面对辽阔青天，我丝毫没有卑微之感。星星可以说是很大了，但它们不能思维，也不会说爱；对我来说，这些特质远比体积的大小更可贵。我并不因为自己的体重将近138磅就引以为自豪。” 1936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经验主义之局限》的文章，这篇文章标志着他迈向《人类的知识》所达到的那种哲学观点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之后，他又有一段时间转向了数理哲学，为《数学原理》第二版写了一篇导论，于1937年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接受了弗兰克·拉姆齐的建议，对自己的类型论(Theory of Types)作了修正。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基本论点，即数学与逻辑学具有同一性，反对形式主义者和直觉主义者的那些敌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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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热的马铃薯”(11)
然而，总的说来，在这些年里，罗素的主要兴趣是在经济学、政治理论和历史方面。在《闲散颂》里，他比凯恩斯先行一步，向那些总是一味赞扬节俭反对消费的传统经济学家挑战。他写道，“只要一个人把他的收入用于消费，那么他也就是把面包送进别人的嘴里。……从这个观点看，真正的恶棍乃是节俭的人。”他说，“节俭这种可恶的罪行”是能够导致失业的。罗素还说：“如果节俭者使用他们手里的钱，哪怕是用去饮酒、赌博、或是拿来请客招待朋友那都将是件极好的事。”这番话在当时乃是不折不扣的异端邪说。那些经济学教授们，把罗素的这一观点轻率地说成是一位偏离本行的哲学家所犯的可笑的错误，对之根本不予理睬。但是1936年，凯恩斯在《利息、就业、货币之基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Interest ,Employment and Money)一书中对这一观点作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人们节俭得太过分，能够导致失业；这一观点成为他的众所公认的经济学说的一部分。 罗素另一面的大量工作是致力于对历史发展原因进行系统的研究，他别具一格地认定：做出系统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力图说明历史是有意义的，但往往对事物弄虚作假。 从1896年起一直到现在，他总是反对用经济力量来解释一切事物那种过分简单化的做法。他曾指出，“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很少是经济动机的产物”；他还指出，“谁都知道，低劣的绘画和低劣的书籍比好画、好书更赚钱；尽管许多艺术家和作家还是在尽力创作最优秀的作品”。罗素还举出另一个例子加强说明，“谁也没听说过一个文明知礼的仆人因为懒惰而被解雇，由此可知一个文明知礼的仆人所做的一切工作肯定不是出于经济的动机。尽管有若干人会为此动机而工作。那是为什么呢?部分原因在于荣誉心，部分原因在于势利眼。” 假如人类的历史不单单受或主要受经济的支配，那么起作用的又是哪些因素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罗素撰写了《自由与组织，1814一1914》一书，这本历史论著至今仍是他的非哲学著作中最有价值、最值得一读的著作之一。他论及的范围包括欧洲和美国。他说，历史事件是各种原因复杂交织的结果，它受三条线索的牵引：经济技术，政治理沦，以及重要人物。为了阐明他的论点，他对民族主义、哲学上的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国的民主等等理论学说作了论述；他还对马尔萨斯(Malthus)、边沁(Bentham)、马克思、杰佛逊(Jefferson)、杰克逊(Jackson)、洛克菲勒(Rockefeller)以及卡涅基(Carnegic)等人的个性和著作做了栩栩如生的勾勒。 《自由与组织》一书是应当时一位名叫W．W．诺顿的美国出版家的建议而动笔的，他一开始就想到要让人们知道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理论的失败。这些自由主义理论败在了俾斯麦(Bismarck)和洛克菲勒手里，俾斯麦把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抛弃了自由主义，而洛克菲勒则告诉人们自由竞争能够导致工业的集中和垄断。 在一篇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文里，罗素要求国家掌握根本的经济力量：“这些经济力量至少包括土地、矿产、资本、银行、信贷和外贸。”实际上，罗素成了一个普遍推行国有化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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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热的马铃薯”(12)
1938年，他出版了《权力》（Power)一书。该书的论点是“权力欲是产生社会变动的主要动机，社会科学必须对这些变动加以研究。”罗素认为，经济上的需要是有限的，因此可以得到满足，但权力欲却无止境。 罗素对剽窃深恶痛绝。当时C．E．M．乔德被列名为周日报纸上的“英国的一流哲学家”，但罗素对他却最为鄙视。乔德曾请罗素为他的《哲学指南》写个书评，罗素拟就了一份回信。这封信可能没有发出。信中写道： 我在你以前的作品中已经注意到你的一个习惯，即引别人东西时不加引号，也不用别的方式说明那不是你自己的话。这本书自然也不例外，而且变本加厉了。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对待别的作者的，但我想我大概不是享此殊荣的唯一的人。 我的主要批评是在第474—483和387页上。人们可能想不到： (1)所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我的书里都有；我给出译文的地方，你用的是我的译文。 (2)用《费尔巴哈提纲》解释马克思唯物论中的辩证法，以及谈到杜威的段落，都不是你自己的。这以后还有两处我的书上没有的马克思的引文，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弄来的。我毫不怀疑，你从未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你没有提供你曾读过的任何证据。 乔德后来因为坐火车逃票而被判刑，晚年转向宗教。罗素对此评论说：“乔德丢了火车票，找到了上帝。” 3、 天才工作 关于天才的出现，人们做出过许多的设想，但一点可以肯定，遗传占有很重要的比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正像罗素所作的那种奇思妙想：超凡的智力可能是由于婴儿时期吃的食物中含有某种奇异的成分，这种成分是由于洗锅刷盘时并不那么经心在意所产生的。怀特海之所以是个出类拔萃的才子，他自己常常开玩笑说，是因为他的母亲在生他以前遭遇过一次马车出事，马车在地上翻了好几个滚。 关于罗素这位天才，他有许多的佳话。工作起来，耳朵比眼睛更灵敏，听觉形象要比视觉形象更派上用场。他喜欢别人朗诵给他听。他曾说，为了弄懂他所阅读的东西，他必须在心里大声读给自己听。他的记忆是靠对言语的声音的回忆，而不是靠对文字的形体的回忆。他还说，一个只能靠视觉形象来思维的人很难思考抽象事物。比如，你不可能把逻辑中的概念变成一种视觉形象。或是变成第四度空间。罗素的耳朵很灵敏，讲起话来音调抑扬顿挫，他能够发现声音中的音高、音调或音量的某些增生出来的层面。他在表述视觉形象方面缺乏直觉能力只是因为他这方面的能力很差的缘故，他曾这样讲过：“每当我动笔想画一条牛的时候，结果却总像一匹马。”他对诗和音乐有着一种极其敏锐的鉴赏力，但是对美术的奖赏力却远不及此。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滚热的马铃薯”(13)
他的这种特点在他对于教育和文学批评的见解上也可以得到反映。他说：“教学生正确发音要比教他们正确拼写更重要”；“文体的一个秘诀就在于使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朗朗上口而不至于上气不接下气”。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开始的时候写作能力很差，但他后来就按照这种方法训练自己。到后来罗素还说：“现代诗的麻烦在于它的写作是为了诉诸眼睛而不是诉诸耳朵。” 在罗素的工作中，他的视力也是相当棒的。作为一个多产的文豪，没有好的视力那是不可想象的。其实他的视力好得出奇(他是远视眼)，他的阅读量极大，但却不感到头疼或眼花。他不愿意连看都不看就说自己能理解某个复杂的数学公式。 关于他的工作方式，这一点很有意思。正如1914年，罗素在写给布拉德雷的信中谈到自己从事哲学研究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时说：“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进行哲学研究的，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最先出现的是一种逻辑上的本能，即真理肯定存在于某个特定的区域里。我绝对相信这种本能，尽管这种本能没有眼睛也没有嘴，但我却知道找不到足够模糊的词语来把它表达出来。如果我在这个区域里找不出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自己的这个区域确实是没有错。在我的思想深处，对于我的任何观点，我所能讲出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那只是通向真理的道路中的一步，它本身并不是真理。”他还认为，理性是一种和谐之力而不是一种创造力：“即使在最纯粹的逻辑学领域里，最先发现新东西的也仍然是洞察力。” 他有一种研究问题的独特技巧。那就是对无意识心灵的有意识把握。假如他要写一部有难度的东西，他就会一连几个钟头或连续几天冥思苦想。然后列出写作提纲。几个月后他再有意识地回到这个专题上来，于是发现这部著作已经大功告成。这是经验使他领悟到的一个诀窍：“在发现这个技巧以前，我常常一连数月因为工作毫无进展而坐卧不安……而现在，我可以把这几个月的时间用来研究其他问题。” 不管他的思维过程怎样朦胧，怎样处于下意识状态，他思维的最后结果总是条理清晰，让人觉得问题一到他的脑子里就变得井井有条了。难怪他的手稿和信笺每一页都干干净净，几乎连一个字都难以改动。他解释道，一旦思考好了，就坐下来动笔写，就象抄书似的。他说，他常常先在脑子里默写出来，因为在脑子里删改要比在稿纸上删改容易。在讲话的时候，脑子里没想清楚的东西他是从来不吐出口的。甚至在梦中，他的应答都是有条不紊的。而魏斯曼博士曾指出，清晰的思想可能会成为知识进步的敌人，因为各种进步只能来自某种朦胧的不满足的感情。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先是对这一真理产生一种神秘的或是诗意般的洞察力，继而才进入数学计算的阶段。魏斯曼对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们创造性思维过程的特色所做的这一揭示。实在是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很令人深思。 第一篇 人生才情
亲吻死神(1)
第四章 亲 吻 死 神 在国外忙碌的日子里，他有着神话般的传奇经历，他是世上唯一一位亲眼看到过自己讣告的人…… 烟草曾被他祖母认为是“有罪孽”的东西，然而也正是这“有罪孽”的东西使他在1948年10月挪威的一次水上飞机失事中死里逃生…… 1、中国奇迹 1919年底，他接受了三一学院要他复职的要求，然后自己要求了一年的假期，因为他已应北京大学邀请去讲学。1920年他与多拉·布莱克（Dora Black）（她成为他的第二位妻子）一起来到中国。他的此次远东之行，除了使他写出了可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与理论》媲美的《中国问题》一书，还留下一桩奇事：他成为世上唯一一个亲眼看到过自己讣告的人。 罗素与多拉来中国后，到处忙于演讲，宣传他们的那套理论。1921年3月14日，他被送到北京以南100公里以外的保定的育德中学演讲。“当时仍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又刮着大风。罗素像往常一样，没穿大衣就上课。而我穿着大衣站在一旁还冻得瑟瑟发抖。”他的翻译赵先生说道。课上完后，他们驱车前往西山，在温泉洗了个热水澡，在喝茶时，罗素开始觉得冷了。他们立即决定驱车回京。但是路上遇到一些麻烦，先是轮胎破了，接着又是车子发动不起来。当他们终于抵达北京时，城门已经关上了。在打了足足一个小时的电话后，他们才得以进城来。 回京后，高烧加剧，罗素先是被送到英国公使馆，由德国医院的迪佩尔大夫照料，后来被送进了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在医院里，罗素被诊断患了双侧肺炎。他的病情很快恶化，到了26号，就需要输氧了。赵元任翻译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当时的情况。“杜威教授给罗素先生准备好了书面文件让他签字。他模模糊糊地说出‘委托书’字样(是给多拉的)，很费力地准备签字。医生担心他不能写字，但他还是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伯·罗素几个字。他还能认出我，把我叫了进去，有气无力地称呼我为‘赵先生’。他对杜威直呼其名，并说，‘我希望所有的朋友对我都很忠诚。’” 听说正在北京大学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赶往医院为罗素办理遗嘱的消息后，各界非常震惊，前往医院探询者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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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吻死神(2)
驻在北京的苏俄团体把香槟和奶油等礼物送到医院来，他们说不能让罗素死去，因为“革命需要他”。而中国贤达之士的一个代表团更是悲观，他们来到医院说，他们将在西湖边上的一座圣祠——这是中国古代诗人和学者经常留连盘桓的地方——为罗素举行最高规格的葬礼。他们还要求亲耳聆听这位奄奄一息的哲学家的最后遗言。 第二天，罗素的病情已是非常的糟了，接下来好几个星期都处于危险状态，病势危急。迪佩尔医生对他不抱任何希望了。这时，一位年轻的大夫不服输，无所畏惧地接手继续对他进行治疗。接下来是慢慢的熬，最后终于把他从死神那儿拉了回来，要不他早就没命了。 那段时间里，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连续三个星期病情高度极不稳定，白天由多拉照顾，晚上由北京唯一的一名英国护士照料。最后似乎是北京洛克菲勒学院的血浆和那位英国护士的悉心照料才使他摆脱危险。“(那位护土)认为，我的康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个奇迹。只有靠上帝的帮助才会发生。我告诉她，用吉本的话说，上帝的威力要靠自然的力量才能发挥作用。她不能接受，觉得这简直就是无神论者的口吻。”当时他这么写道。后来，他又加了几句：“她真是个虔诚的教徒。她曾告诉过我，我开始好转时，她认真考虑过一个问题――让我活下来是否就是她的职责。幸运的是，她所受过的职业训练比她的道德感要强得多。” 多拉·布莱克对罗素的照料也非常周到，当她不能在房间里陪伴罗素的时候，就在外边等候，在走廊的椅子上用餐。她很吃惊，发现自己的食欲日渐增加，后来她知道罗素快有后人。 与历史上许多哲人不一样，罗素面临死亡时，毫无惧色，毫无悔恨，而且还说着轻松的妙语。曾有一位医生用责备的口吻这样讲，只有当罗素病弱得不能说话的时候，他的举止才“像个真正的哲学家”，但是“每次你苏醒过来，都要开个玩笑。”他发高烧而陷入昏迷状态，当苏醒过来的时候，便用挑战的口吻对医生说：“我没事儿。我有生以来从来没觉得有像现在这么好，”他问多拉·布莱克哪天是他的生日，还说：“你最好现在就出去替我买件礼物给你自己，以防万一我那时候已经一命呜呼。”他说：“如果你囊中羞涩，只需在报纸上发表一条告示：‘罗素已死。需要钱埋葬这条老狗。’”后来，1954年年初，他做了一次手术，这对于一位八十一岁老人来说是非同小可的。他还是像当年在北京患病期间那样，以同样一种乐天而又不敬的态度对待手术。他抗议说：“都怨这些医生，我本来是挺好挺好的嘛。”
第一篇 人生才情
亲吻死神(3)
病情好转后，有许多的媒体要求采访，但都被他拒绝了。一家对此很不满意的日本报刊谎登了罗素已去世的消息。该消息马上被电报送到美国，然后传到伦教。弗兰克·罗素尽管大为震惊，但仍不失沉着。当《联合报》记者问他，罗素是否确实已经在日本而不是北京去世时，他坚定地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伯蒂不会不告诉我一声就死在中国。”事后，他对弟弟说道：“第一，你不会那样的；第二，你不在日本；第三，你没有告诉过我你生病的事；第四，该消息来自美国，所以显而易见是不确切的。” 科利特也是罗素的情人之一，她在巴黎听说罗素逝世的消息，便在日记里写道： 这一消息几乎将我打垮，……这样真是干净痛快：没有长时间的痛苦，永远可以解脱。一死便可百了，没有争论、痛苦和悔恨。只有处于极度苦痛中的大脑（如果它还是完好如初的话）会忠实地记录下眼前发生的一切：一位高个子的法国人从街上走过，他长着黑色的胡须，穿着黑色的大衣，胳膊下夹着一只黑色的文件夹，头上戴着一顶水手帽。街上的咖啡馆里，一只白磁镶浅蓝边的盘子里装满鲜红和深红色的樱桃。只有这些才是真真实实的，比以前所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都要真实。你整个的生命，以及你的遗骸，都展现在你的脑海里，并且在直到生命终结才会消失的痛苦中，深深地烙印在你的脑海。 但是，罗素已死的谣言四处开花，一家教会报纸甚至登出了一则简短的讣告：“听说罗素去世的消息，传教士们松了一口气，他们会得到宽恕。” 4月28日，他痊愈了。他有幸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亲眼看到自己讣告的人。“没有死在这儿，我失去了许多。中国人已经准备好要在中央公园为我举办一个盛大的葬礼，然后把我葬在西湖中的一个小岛上。那儿正是许许多多伟大诗人和皇帝生活和安息的地方。或许我还能成为上帝。我丧失了多么好的一次机会。” 罗素恢复得很慢，其间由于一条大腿静脉发炎，害得他三个星期无法动弹，因而延长了康复过程。但他毕竟还活着，这一点就是让他最兴奋的。“我很惊奇地发现我是如此热爱生活。”5月初，他写道，“当我再次见到太阳时，想到自己差点儿就再也见不到它了，我不由自主在感叹，‘啊，活着多好！’我透过窗子，看到槐树在春天里开满鲜花，我就想到要是再见不到春天该有多可怕。奇怪的是，这些想法比人类的事情更容易钻到我的脑子里。” 清醒过来的罗素，第一件事便是给情人奥托琳写信：
第一篇 人生才情
亲吻死神(4)
我最亲爱的奥：我刚刚能动笔写信。我想告诉你，在这段陌生的日子里，你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他们告诉我，就在昏迷不醒之际，我还曾试图给你写信，当然结果只是乱涂一气而已。在我生病的最初几天里，我的脑海时时充满了以前不曾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的美好的东西。我还听见了音乐，一种虚幻的神秘的音乐，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我总是不能将你忘怀。现在我差不多已经完全康复了。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它们带给我无限的快乐。我已经收到了那封关于科利特和C·A的信。 早在生病以前，我就开始对中国北方感到厌烦了。这里干渴难耐，它的人民又很残忍。我们会尽快回国的。我太累了，就写到此吧。 爱你的 随信寄去的还有他的一次梦的记录，梦是在5月20日做的。梦境非常生动逼真，他觉得和真的一样。“下面是我在生病的第三天，即1921年5月20日口述，由他人代为记录下来的。当时我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神志就快不清了。” 我梦见自己的卧室变成了一个大山洞，位于一个陡峭的山崖上。我就睡在洞内正中央的一张床上，周围躺着许多的隐士。卧室隔壁的房间也变成一间类似的山洞，位于同一座山崖上，与我睡觉的山洞毗连。这间山洞里也有许多隐士，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睡觉。他们非常恨我们，所以很可能会趁我们睡觉之机进来害我们。但是，睡眠中的我告诉熟睡中的我的隐士们，隐士兄弟们，我用一种只有熟睡中的人才能说、才能听得见并且理解的睡眠语言告诉你们，在睡眠的境界里，有漂亮的景色，迷人的音乐，以及让你感觉和想象的、在残忍的阳光下不敢存在的所有美好的东西。不要醒来，不要用那些隐士的办法还治其人之身，因为即使你能赢，你也会像他们一样，失去美感，见不到美丽的风景，面对醒着的世界中无情的事实。所以，睡吧；我的睡眠语言能够向你们传达许多美好的东西，而不是什么成功、战争或者残酷的斗争，以及醒者所崇尚的那些一文不值的俗物。靠着我们的魔力，随着一个又一个隐士进入酣睡状态，我们就会把美妙的东西传达给他们，教会他们去热爱这个温柔的充满爱的世界，而不是那个充满死亡、敌手和竞争的世界。渐渐地，一个崭新的、充满新成就的美好世界就会从我们身上慢慢地向四周扩散。人类的梦境会引导他们沿着闪着银光的小河边碧绿的草地，穿过醒着的白天和梦中的夜晚，到达灿烂辉煌的星空。星空中，星星的光芒透过树枝熠熠发光，树枝在微风的吹拂下沙沙作响，使得星空更加温柔可爱，美丽动人；人类还可以到达金碧辉煌的大厦，攀上无法登上的山顶，它的白色使得蔚蓝的天空更加清晰可辨；人类还可以到达神秘浩瀚的海洋，暴风雨中它是那么威严壮观，风平浪静时的粼粼波光又像调皮的顽童一样可爱。
第一篇 人生才情
亲吻死神(5)
在这样的美景中，人类将会忘记所有的不快，快乐也只会降临到所有人身上，痛苦将会悄悄从这个残酷的世界消失。人类将最终明白，看见美才是他们的职责。 该梦境不但说明早在十年前对待宗教的态度，而且还说明罗素虽然是位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家，但内心深处还是一位神秘主义者，只不过平时被他有意识地抑制住罢了。 5月14日，罗素出院了，但他身子还很虚弱，甚至到6月底，大腿上的七个脓肿都被割了以后，他还不得不依靠一只拐杖走路。 他的恢复期需要好几个月，但到初夏的时候，一位先生突然出现，并提出可以一路上保护他们穿过太平洋，经由蒙特利尔和大西洋回国，这真救了他们。然而，旅程本身出现了问题。他们在预订双人舱时，遭到了位于上海的轮船公司的拒绝：“非常抱歉，我们不得不告诉你们，在我们的轮船上，一位小姐和一位先生同订一个舱位是不能允许的，除非他们有护照、结婚证或其他证件能证明是合法夫妻。”但是事情还有救的，无论是罗素还是多拉，都可以独占一个舱，另一人订一个普通舱位。“这样，从客人名单上就看不出他们俩住在同一个客舱里。” 7月初，一切准备就绪。他们还安排好了要在日本作短暂停留，然后再取道北美回英国。与此同时，罗素和多拉分别作了最后的演讲。 罗素决定在7月7日离开北京，中国人想在此前送他一件礼物。他们听说英国人喜欢杯子，因此送给罗素一只精致的双柄银杯，一面刻上他的中文名字，另一面刻着一段题词。在英国人的餐具柜里，经常能见到类似的杯子，罗素后来称这是他一生中赢得的唯一的一个体育奖杯。 到达东京以后，他们俩一个由于肺炎，另一个因为怀孕，身体都很虚弱，但是却遇到了记者的穷追不舍。那家曾报道罗素死亡消息的报社又设法采访他。为作为报复，罗素让他的秘书给每个记者分发印好的字条，纸上写着：“由于罗素先生已死，他无法接受采访。”然后他们横渡太平洋，来到北美，再穿过这块大陆，疲惫不堪地驶往英国。1921年8月27日，他们终于到家了。 到家的他还没有摆脱在中国奇迹的阴影。有一天，罗素的一位年轻朋友来看他。走进门后，只见罗素正双眼凝视房屋外边的花园，陷入了沉思。这位朋友问他：“您在苦思冥想什么？”罗素回答道：“每当我和一位大科学家谈话，我就肯定自己此生的幸福已经没有希望。但每当我和我的花园谈天，我就深信人生充满了阳光。” 罗素的此次远东之行，收获颇多，使他写出了可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与理论》媲美的《中国问题》一书。在该书里，他谈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以及对中国的许多有益的建议。
第一篇 人生才情
亲吻死神(6)
2、烟草救命 罗素第二次亲吻死神也是在国外，不过这次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去挪威的飞机上。这次多拉不在身边，医生的作用也不大，而是从剑桥开始学会就一直未断过的烟草救了他的命。 烟草在罗素的童年期是没有什么记忆的。因为他的祖母罗素夫人生于苏格兰长老会一个严肃刻板的家庭。她的思想观念严肃而又有一种清教徒气质，她厌恶烟草之类的东西。在彭布鲁克·洛奇的时候，约翰夫人曾皱着眉头称烟草是“有罪孽”的东西。 但罗素去了剑桥后，他学会了手握烟斗吞云吐雾。从此与它接下了不解之缘。罗素之所以学会抽烟斗，一方面与当时风气有关，入乡随俗，另一方面也是整天整夜高谈阔论的需要，喷云吐雾的状态可能更容易让他找到感觉、找到灵感。试想一下罗素手握烟斗，烟雾缭绕，口中滔滔不绝，脸上神采飞扬，倒也颇有风度。 1920年夏天，罗素随团访问苏联，“……过了边境之后，我们参加了两次会餐，一次早餐，给我们吸的是上等雪茄，我们在一座宫殿的一间豪华的卧室里过了一夜……”然而，有的时候就没有这么豪华了。罗素怪有趣地发觉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工会代表们发现旅馆的床铺上有臭虫时，竟然比他还要坐卧不安得多。他把自己不被臭虫咬归因于自己血液中充满尼古丁的缘故。 二战后的这些年来，他一直不知疲倦、无休止的到处旅行讲学。当然这也是英国当局的需要。1946年夏天，他在瑞士做了“伦理与权力”的演讲，两年后他又到柏林对军队演说。后来应英国驻奥斯陆的大使－劳伦斯·科利尔的邀请，他又去挪威讲座，这次旅行差点让罗素送了命。 1948年10月，罗素被安排在奥斯陆和特隆赫姆对英国挪威协会举办一系列讲座。当他从奥斯陆乘水上飞机飞往特隆赫姆时，正遇狂风，狂风把机翼都压入水中。 我发现我自己已站在几英尺深的水中。帽子，衣服都漂起来。 我喊：“嘿！嘿！”然后开始找我的帽子、但没找着。起初我认为海浪要涌进窗子了，但事情还没有这么严重。我在飞机的最后面，只有这里允许吸烟。后来看出这是最好的地方。几分钟以后，机组人员打开了门，抓住旅客的背，来到了打开的窗前，把他们一个个丢下海去。这时，他们的急促动作使我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我抓起公文包跳下去，然后又不得不放开手游泳。我到了水里，就看到近处有只船。我们向它游去，并被拽上了船。我向周围望去，什么也没看见，除了机翼的顶端露出了水面。
第一篇 人生才情
亲吻死神(7)
这次水上飞机失事中，时年76岁的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不得不归功于得烟斗和烟。在上飞机时人家对他说，吸烟只能到后舱去。他说：“我要是不吸烟就会死的”，于是去了后舱。后来发现前舱的19个人全被淹死了。 罗素被人用车送到他住的旅馆，还给他喝白兰地和咖啡，因为他没有衣服，就只好睡下了。英国领事带着袜子和衬衫来看他，副领事借给他一套衣服。接踵而来的就是新闻记者。他对他们说：“我没想到我游了一分多钟。这对于一个已经有七十年游泳历史的人来说，不足挂齿。” 一位记者从哥本哈根打电话来，问罗素当时在海里都想到了些什么。罗素回答说，“冷”。“你没有想到神秘主义与逻辑吗？”记者紧接着问。“没有，”罗素于是便挂断了电话。 他的朋友吉尔伯特·默里写信来安慰，说他如此高龄尚能在几欲结冰的海水里游泳，还说罗素应当把他这条命归功于早年他们一起倡导的那种戒酒习惯。默里说，他很高兴看到罗素的学说以这种方式获得奖赏。罗素回信说，恰恰相反，他得把这条老命归功于他上岸后人家给他送来的白兰地酒。 正式的讲座取消了，但他在回奥斯陆前还是给特隆赫姆大学的学生搞了一次非正式的讲座。此次，他的唯一损失就是公文包中一本纸皮的惊险小说，那是他用来对付冷清的夜晚的，还有他的裤子在事故中毁了，当订做一条作为代换的裤子时，他的裁缝说：“我并不感到惊讶，我理解他的贵族身份也一直泡在里面。” 这次，烟偶然的救了他一命，但事实上罗素本人一直是抽烟斗。他每个星期准要抽掉四分之一磅一盒的烟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人家对我说吸烟会使我缩短寿命，我抽了六十年烟，未见短了多少命。……不管怎么说，吸烟所带来的乐趣远远胜过老态龙钟地多活几年所能享到的那些乐趣。我的烟吸得很凶，只有在睡觉或吃饭的时候才不抽。” 他还说，他曾一度戒过烟，后来又问心无愧地继续抽下去。这证明：没有烟，他也能活下去。后来，他又有一段时期停止吸烟，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当时是1921年，他正呆在中国的医院里。 死，是众多人所忌讳的。当年的苏格拉底在饮鸩之际，用“在他死后，他的灵魂会永存”来安慰他的朋友们。而罗素从不否定“不死”这一观念，他坚持“中立一元论”学说——一个人乃是诸种“事件”的集合。罗素说：“一个人乃是一个集合体，或者说是一个组合体，就象一个板球俱乐部。我能够接受这个板球俱乐部组织解散得干干净净这种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