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人生才情
“梅开四度”(15)
另一点，就是他与维恩·爱略特的不简单的关系，她是他以前在哈佛的学生的妻子。他们相识于1915年，爱略特打算结婚，罗素很快被介绍给爱略特太太。在与这对年轻夫妇一起吃完晚饭后，罗素给奥托琳的信表达了对她的看法：“我非常期望她离开他的神秘主义。她是个轻松愉快的人，有一点粗俗，有冒险精神，充满生命力。我认为他说她是一个艺术家。但是曾经认为她是个女演员。他敏锐、好静；她说她与他结婚是为了给他刺激，但是她发现她不能够做到那一点。显而易见，他结婚是为了得到刺激。我认为她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厌倦。” 当奥托琳对罗素的影响变得衰退时，她进入了罗素的生活轨道。同时，罗素也心甘情愿地做了爱略特太大谈论爱情的知己。她和许多女人一样，高兴地把她自己的麻烦向富有理解力和充满同情心的伯特兰·罗素一古脑儿地倾吐。 爱略特是一个轻易倚赖别人的人，他常常任妻子单独留给那个“圣陶尔”以及他那充满激情的谈话。 这样，他们俩的关系发展很顺利。开始“我变得喜欢爱略特太大。但不是一种‘不正当’的方式。她在肉体上对我没有多大吸引力……”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承认对她有一种伟大的爱情”。到了11月份，“我与她见面越多越好。我对她产生的感情是那种对一个女儿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是非常强烈的，我的判断都要受到这种感情的很大影响。” 1915年底，他带着爱略特太太去了迪文，和她在一起度了五天。奥托琳与罗素为此进行了沟通。奥托琳在日记中写道： 关于爱略特太太，我和伯蒂谈了很久。我实在不理解她对他所产生的影响。那个轻浮、愚蠢的小女人对他有如此大的影响，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是我认为他喜欢这样想：她依靠他。她把他作为富足的上帝一样仰慕。因为他过分大方地给她买了真丝内衣和所有这类愚蠢的东西，他还为她的舞蹈课付费。” 他引诱女人毫无顾忌地。更确切地说，他精通各种必须掌握的伎俩。有一次他写信给奥托琳夫人说：“……对你而言，最保险的方案就是到车站来，在发车站台的头等候车室内等我，然后随我上一辆出租车到某一旅馆，并与我一同进去。这种方案，比其他任何计划所承担的风险都要小，而且这样也不会引起旅馆老板的怀疑。”30年后，他将这类经验主动告诉给西德尼·胡克：“胡克，如果什么时候你带了一个姑娘来到一家旅馆而那个接待员以乎对你们起了疑心，当他报给你房间价格时，你就让那位姑娘高声抱怨：‘这也贵得离谱了吧！’这样，他肯定会认为她是你的夫人。”不过罗素通常更愿意把他的女人们带到自己家中，这样办起事来更容易，更方便。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梅开四度”(16)
这段感情很快就退潮了，部分由于奥托琳的警告，部分由于有人告诉他爱略特太太神志不清，部分由于他见到她吸毒和随之而来的幻觉。但多年以后，他与爱略特家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2、梅开二度 结束了第一次婚姻的罗素没有投入奥托琳或是科利特的怀中，而是投入了另一位更年轻的女子的怀抱。这是一位颇为解放的女权主义者，名叫多拉·布莱克，她与罗素在20年代到过中国，并且罗素让她怀了孕。 她并不想结婚，因为她不赞成这一制度，但罗素不想让“他的处境变得更复杂”，坚持要结婚。罗素的毫不妥协取得了成功，他们举行了仪式，并在孩子出生之前“空出了六个礼拜的时间”。这样一来，康斯坦斯夫人便被抛出局，而多拉却被逼进了她称之为“羞耻而又丢脸的婚姻中”。 此时的罗素是一个50岁的男人，他迷恋于多拉“小妖精似的魅力”，喜欢“沐浴着月光或是光着脚走过露湿的草地”。对她来说，当罗素说到一个军国主义者在他的房子上胡乱写上“那个……和平怪人住在这儿”，而且“每个字”都正确，就会激起她的好奇心。 很自然，罗素不会称所有人的心。这时他渐渐发出一种尖利的呵呵的笑声。T．S．爱略特将之描述为如同“啄木鸟的叫声”；乔治·桑塔耶那认为更像是鬣狗叫。他穿着老式的黑色三件套装，很少更换（他难得同时有超过一套的服装）。他穿鞋罩，衣领高而挺，很像他的同代人柯立芝；比阿特丽斯·韦布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在罗素的第二次婚姻中，他是个“相当遗憾、病态而又玩世不恭的人物，一个不成熟的老人”。 但是多拉喜欢他那“浓密而且非常美丽的灰发……在风中竖起，大而挺的鼻子，还有那奇特的小下巴，长长的上唇”。她注意到他的“宽而短的双脚向外拐”，他看上去“确实很像患有水俣病”。她想——这是她命中注定的愿望——“使他免受自己不谙世故之累”。 很快他们就有两个孩子，约翰和凯特。1927年他们在彼得斯费德附近的比肯山开办了一所实行渐进教育法的学校。他对《纽约时报》说，理想的“合作组织由大约l0个家庭组成”，他们的孩子“集中在一起”，他们“轮流照看”；每天上“两个钟头的课”，课程“均衡合理”，余下的时间“自由支配”。 多拉出于过激的进步观，以强烈得多的责任感去管理学校。但罗素正如托尔斯泰一样，他很快厌倦了学校的日常事务，就把学校丢给了多拉。他们也为性问题争吵。韦布夫人早就预言，罗素娶的是“一个性格轻浮、具有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姑娘，他不会也不可能尊重她，这段婚姻注定会失败”。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梅开四度”(17)
另外，罗素与托尔斯泰一样坚持“坦诚”原则。对此她也赞同：“伯特兰和我……相互给予性冒险的自由。”当她成为“世界性改革同盟”英国分部的书记时，他没有表示反对。甚至，她出席在柏林举行的“国际性问题代表大会”(1926年10月)，与变性手术的先驱马格纳斯·赫尔斯查弗尔德博士、浮夸的妇科专家诺曼·海尔在一道时，罗素也没有表示异议。不过，当她极为公开地与一位新闻记者格里芬·巴里有染，并生了两个孩子时，罗素感到很不舒服（尽管罗素认为：18世纪的辉格党贵妇常常与不同的男人生下孩子这很正常）。 1930年的夏天。这是个多事之夏。7月8日，多拉产下一女婴。这女婴的父亲是一个年轻的美国记者，名叫格里芬·巴里。他曾在比肯山学校时断时续地住过一段时间。罗素在若干年后声称，虽然他和多拉1919年年底约定彼此谅解对方的婚外情。但他有一个但书，即“如果她要是有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孩子，那就必须离婚”。但是，当他1929年在美国第一次听说多拉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时，他的反应并没有这样激烈；他说：“既然我无法尽到我的责任(多拉曾抱怨罗素不能使他怀上第三个孩子)，所以有一个第三者能满足你需要更多孩子的要求，真是再好不过了。” 1930年夏天过后，罗素和多拉回到比肯山学校。多拉邀请玛吉莉·斯彭斯老师来比肯山学校过圣诞节，玛吉莉后来改名帕特里夏，别人通常叫她彼得。根据罗素的说法，他和彼得就是在这期间升始彼此吸引的。7月，罗素带着约翰和凯特，还有他们学校的年轻女教师玛吉莉·斯彭斯去了康沃尔。 彼得是牛津大学的学生，聪明而美丽。约翰和凯特都很喜欢她，并抱怨比肯山学校像这样的好老师太少了。“每天孩子们上床睡觉后，我们都要进行交谈，”罗素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 1931年，罗素从美国讲学归来时，曾考虑过和彼得断绝关系。但“彼得坚决阻止我这样做”，罗素后来写道，“再说，我也依然爱她。所以除了和多拉离婚、和彼得结婚外别无他法”。 罗素真正走到这一步却花了三年时间。1932年初，罗素的主意仍是不定的，这从他和多拉写给奥托琳的许多信中可以看出。 后来，他开始担心这件事对凯特和约翰心理上的影响。他试图容忍这个孩子．并尽量像对待自己孩子那样对待她。但有时他并不能做到这一点。有一次，学校的一位来访者看到罗素对一个坐在摇篮车上的孩子很不耐烦，便问这是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他答道：“不是我的，是我妻子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强烈地感到，只要我们在名义上还是一家人，在孩子们中间厚此薄彼就是不公正和不道德的。但这样做又不是由衷的，这使家庭生活每日每时都成了一种折磨。”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梅开四度”(18)
这个孩子出生时是以罗素的姓注册的。五年以后，罗素才得知她列名于德布雷特氏贵族年鉴。罗素为此进行了30多年的抗争。1963年7月11日，贵族年鉴才终于将她除名。但她出生证上的父亲一栏则一直未加更改。她后来的名字哈里特·鲁斯·巴里，根据的是一份单方契约。 哈里特的降生标志着罗素的第二次婚姻开始走向终结。起初他还努力想维持下去，直到两年后的3月份，多拉和格里芬·巴里又有了一个男孩，他才下定决心离婚。 年底，双方决定签署一份离婚契约。契约记载了他们在婚姻生活上存在的差异，多拉两个较年长的孩子的出生，另外两个孩子的出生和双亲关系，后来多拉的律师根据后一记载认定她承认了她有通奸行为。契约还有一个不寻常的条款，即双方当事人同意，在未来的任何情况下都不援引任何一方在契约生效之日(即1932年12月31日)之前发生的对婚姻关系的破坏事件。多拉于1934年7月21日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次年2月获准。法庭庭长博伊德· 梅里曼评论说：“有证据表明，他与那个女人(指彼得)在离婚契约生效后有过通奸行为，而他们的联系至迟开始于契约生效前的两年。” 多年后，他在自传中承认：“我在第二次婚姻生活中，曾尽力维持对妻子自由的尊重，我原以为这种自由是我的信念所乐于接受的。但是我发现无论怎样，我的宽宏大量和也许称得上是基督徒式的爱与我正产生的需要并不相等。”他还说：“尽管别人已经预先向我提醒过这些，但我却被理论所蒙蔽。”关于罗素自己，某些事情他略去不提。这有悖于他的坦诚原则，这类事都是偷偷进行的。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尽管知识分子每每试图将性生活完全公开，但最终总是导致一定程度的带有内疚感的保守秘密，即便在典型的通奸家庭中也是如此。 后来多拉曾谈到他是如何被一个激动不安的厨子叫回他们在康沃尔的度假屋的，那个厨子拒不让家庭女教师接近主人的两个孩子，因为她已经“和男主人一块睡过觉”(这个可怜的厨子被解雇了)。许多年之后，多拉也发现，当她不在家的时候，罗素出于性爱，也让他的老情人康斯坦斯夫人留宿家中。最后她带着新生的孩子回到家，得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意外消息：“伯蒂给了我极大的震惊，他告诉我他现在已经移情别恋于皮特·斯彭斯。”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梅开四度”(19)
“玛杰丽（彼得）·斯彭斯是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是在假期里来照看约翰和凯特的。罗素夫妇想在法国西南部度一次四人参加的假期，夫妇两人都带上各自的情人(1932年)。不过，前年他那无子女的兄长一过世，罗素就已经是一位伯爵了，这样一来，情况就不同了。他做什么都更气派十足，皮特急于得到一桩正式的婚姻，于是罗素就把她带到家中生活在一起。”起先，震惊的多拉说，“我根本就无法相信伯谛居然会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她又说，这种事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男人”“一生中会伤害许多人”；但他“悲剧性的缺点”是他“很少感到歉意”：“尽管他热爱民众并为他们的苦难而痛苦，但他依旧远离他们，因为他身上有贵族气质，同普通人缺乏联系。” 多拉从惨痛的教训中发现，当罗素抛弃一个妻子而接纳另一个的时候，他决“不谙世故”。同他那个阶层的其他有钱男人一样，他迅速雇用了一帮精明强干的律师，全权委托他们为他获取他所想得到的东西。这场离婚官司极其复杂和艰辛，耗时三年之久，这主要是因为先前这对夫妻签署了一份分居契约，承认双方都有通奸行为并一致同意，双方在任何诉讼中都不援引（1932年12月31日以前曾犯下的婚姻中的过失行为）。但实际上，这只不过使离婚更加困难，更加混乱，也使罗素的律师更富进攻性。 双方都渴望得到他们那两个公认的孩子的监护权，结果是罗素成功地争取到了大法官，将监护权判给了他，就像雪莱可怜的子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律师们让一个汽车司机作了一份证词，这个司机是被多拉从学校中解雇的，眼下他受雇于罗素。证词的大意是，多拉经常喝醉酒，在她的房间里有破碎的威士忌酒瓶，他还同她父亲和一个男客一块睡在那儿。 罗素也不是毫无损伤。1935年最终判决下来了，离婚法庭庭长宣布说，在她的通奸行为之前，“她丈夫至少就有两例私通，而且实际上他还犯有大量的通奸罪，这通常可以认为是在促进犯罪……与被告同住在一屋中的人通奸或是忙于相互占有。”关于这场漫长而又充满怨恨的争辩，读过各种不同的叙述后，人们不能不同情多拉，自始至终她都忠于了自己的准则，这正好和罗素形成了对比，罗素一旦发现准则对他个人有所不便，便弃之不顾，然后就完全求助于法律的力量。原先多拉从未想到过结婚，而“直到1935年3月我才最终摆脱了法定婚姻。我已是三十大几了。离婚耗费了我一生中的三年光阴，使我遭受了众多不幸，我永远不会从这件事中彻底地恢复过来”。 罗素对女性的需求是很强的。在1924年访美期间，罗素与一位女士发生了关系，这是他和多拉面临的第一次考验。他后来回忆说—— 1924年访美期间，我曾有过一次短暂而无关紧要的婚外恋，我回来后告诉了她。当时她也正与他人私通，但直到两年后她才告诉我。由于婚外恋发生在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所以要容忍对方并不困难。但后来，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她告诉我她要与某位男士发生关系，而别处的一个女士也正吸引着我，于是我便决定仿效她的榜样。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梅开四度”(20)
到l 930年，他已先后与九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照理说，已50开外的罗素，作为世界级的名人，应该能驾驭任何复杂微妙的难题。但他乐于做青年人的导师，尤其喜欢与漂亮而又聪明的年轻女性交往；他没有闹出出格的丑闻来，与其说是他善于躲闪，不如说是他的运气好。 他与琼·福尔韦尔的关系颇能说明问题。罗素是在索尔兹伯里的一次政治集会上认识她的，当时她21岁。她后来回忆说：“我们家对来访的演讲者都很热情．对他也不例外。我记得是我带他到我家的。吃晚饭的时候，他向我父母提出可否与我单独交谈。他让我朗读我写的一篇文章；但我立即意识到，他对我本人的兴趣要超过对我文章的兴趣。” 接下来是频繁的通信，刚开始的称呼还只是小心翼翼的“我的亲爱的琼”，后来发展为“我的心爱的琼”。再后来则是约会。在从伦敦动身返回比肯山学校的前一天，他希望能与她在他的公寓里共度良宵，他对她说：“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到我这儿来过夜。我担心你可能会认为我的性能力不行，因为我已不再年轻了，不如小伙子那样中你的意；但我认为我有办法弥补。我非常需要你，我相信我能以你所喜欢的方式帮助你，比如结识一些人，搞到一些书，解决你的一些问题。” 这时的福尔韦尔小姐好像已有了一个年轻男人。这对他们两人的关系造成了小小的障碍。他安慰她说：“我一点也不介意你向我说起你所爱的那个人。我不想独占你，那样将是不公平的。我坚信，以你的气质，你是不会为了一个偶然认识的爱人而长久地拒绝其他人的。如果他无法理解你，逼得你不得不欺骗他，那当然是件不痛快的事，但错不在你而在他。”如果她能常住伦敦，他打算每个星期给她10英镑的食宿补贴，这会使他们的约会容易些。另一个办法是与她住在旅馆里，他说：“这是个好办法，花消和租房子差不多。它的好处是可以在床上进早餐。如果是在我的公寓里，我们只能自己做，不然就得出去吃；另外，我们还得对房东太太有所顾虑，这样就只能一一出去(当然，她是个好人，不会主动打探我们的)。” 最后他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一间房。但紧接着事情又有了变化。他因为要赶回比肯山学校紧急处理员工间的一场纠纷，只好取消与福尔韦尔小姐的约会。 再后来，他到美国访问又耽误了一些时间。1928年6月15日，他给福尔韦尔小姐去了一封信，信中说：“记住我非常喜欢你，非常愿意帮助你，非常渴望有机会成为你的情人。”但福尔韦尔小姐这时仍存犹豫。又过了一年，她才正式向罗素试探他对他们未来关系的看法。罗素作了如下答复：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梅开四度”(21)
我根本不可能完全自由。主要原因是我对孩子的爱，他们在我生活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为了他们，我必须避免让他们的母亲过于不快。我们之间没有彼此忠诚于对方的约定，但她仍然爱我，所以必须维系某种体面。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之间将产生麻烦，而这又会殃及孩子。同样是为了孩子，我得挣钱，这需要时间，有时还得去美国。当然这些约束是自我设定的，并不是绝对的。但它们意味着，我必须事先安排才能抽出时间来。 最终，他们之间实现了约会。福尔韦尔小姐后来回忆说：“第二次我还只是与他共进晚餐，但第三次就与他上了床。他很固执；我们的关系维持了三年时间。但是性生活并不成功，于是我抛弃了他。” 紧接着，罗素给她去了一封分别信：“我的亲爱的琼，我必须在几分钟内将信发出。自从我们分别以后，我一刻也没有空闲过。我要告诉你的是，一回想起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光，我有多么的高兴。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妙不可言！请告诉我你现在的情况以及你对我们在一起时的感受。我必须搁笔了，再见，宝贝！” 40多年后，琼·福尔韦尔卖掉了罗素当年写给她的信。在一篇录音长文中，她对自己未能成为罗素较为长久的情人感到后悔。她说：“我自己认为，罗素对当今社会中过分放纵的男女关系现状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如果他当时能预见到这个结果，他是不会赞成的。他希望在实现自己目的的同时不伤害别人。” 他们两人的关系从来没有完全进入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福尔韦尔小姐对与比自己大30多岁的男人保持关系一直感到勉强，另一方面也由于罗素一直未能忘怀科利特。 3、三进围城 1936年1月中旬，罗素与皮特·斯彭斯结婚了。这使科利特大为绝望。她写道：“他还会回到我的身边吗?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船已沉没了，它撞在罗素的岩石上，也撞在了我自己的岩石上。” 结婚后，他和他的第三个妻子，还有他在伦敦结识的作家杰拉尔德·布雷南和他的妻子盖姆尔结伴到西班牙进行了一次短期旅行。当他们再次回到电报房时，多拉已将比肯山学校迁到了埃塞克斯的布伦特沃德。1937年，他的第三个孩子康拉德出生了。他决定出卖电报房。这使得他很伤心。这个住所弗兰克精心呵护了40年，他本人虽不喜欢它的造型，但却深爱着它的周围环境。 盖姆尔·布雷南也是罗素的情人之一，早在战争以前，罗素就一直对这个叫盖姆尔·布雷南的女人感兴趣。他一直从美国给她写信，“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一直是那么温馨，当你和杰拉尔德于内战之后从西班牙回来时，这份感情就达到更高点。” 他们间的通信在中途中断过一些时间，但在1944年罗素回到英国以后又恢复了，他们偶然还在伦敦会面。“后来她不再去看他，也不再给他回信，”杰拉尔德·布雷南后来回忆道，“尽管她从来没有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但我猜想可能是他对她有某种非礼行为，或者是让她离开我去同他结婚。”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梅开四度”(22)
罗素给盖姆尔·布雷南写了很多的信，其中解释了在伦敦会面的原因，“由于各种不同的更复杂的原因，我去伦敦只是为了寻求欢乐是不明智的。这是极令我扫兴的。当我争取见到你时，我会告诉你我之不自由的种种情况。” 两年后，他们间的恋情出现了转机，他又要求更进一步约会。“我很急切地想见到你，”他说，“我也已告诉彼得情况如此，她表示默许。”隔了段时间不见面，他就又写信：“我恨不能有约见你的那些时光。毫无止期的孤寂一步一步向我迫来。我觉得我现在所失去的我将永远失去，而我年轻时感觉不到这一点。我已活得很长了，但我仍末满足。再见，亲爱的盖姆尔，我全部的爱。” 很显然，盖姆尔是个聪明、迷人的女人。罗素手里珍藏有她的一封信： 从一开始我就爱上了你那双奇妙的眼睛。它表达某种优雅的嘲弄，浸润着过去痛苦的智慧在闪现。那时，我注意到表达你全部的动作中可爱的热情，不久，我就看出，像我一样，你生活在一个异己的世界中，其中的做派、习惯和想法都不是在你看来最自然的那种。这致使我们两人都有记忆中内在的隐秘生活——我们所喜欢的人与地方的记忆，那些死去和失去联系的人，被剥夺了古朴之美的地方。我们所认识的人，即使是最亲密的那些人，也不能分享这隐秘的生活，甚至还可能嫉妒它。那么我来看你，为了寻找我不再希望能找到的伴侣。你的无言比长篇大论、口齿清晰说给我的更多。渐渐地，你的美进入到我最深层的存在。我感觉到它就像感觉到枕边的夜风，或像是听到空寂中远处麻雀的鸣叫，我不再觉得孤单，不再觉得无聊，因为你的存在把魅力注入这贫瘠的世界。 同盖姆尔·布雷南的关系还在继续，罗素又有了另一次感情上的投入，这次是同一个年轻讲师的妻子，他回到剑桥后不久碰到的。1946年初，彼得因一次事故住进了医院，这个年轻女人与她的丈夫、两个孩子搬到了巴伯拉哈姆的住宅，减轻他的家务负担，正像罗素对盖姆尔·布雷南所解释的那样。后来，就在这一年，这一家人离开了剑桥，但罗素还一直保持着这份友谊。 他不久就给这年轻的女士写信，“见到你是一种极大的愉快，”“我不知道你是否想到鲁斯利普来，要不我到伦敦去看你，我想，警告你这有危险是公平的，无论我们采取哪种方式，危险既是对你的也是对我的。但如果你认为值得冒这个险，我将很乐意。” 他们间的感情十分微妙，她只有20来岁，而罗素也已有70多岁。她后来是这么说的，“他们情感的激流具有特别强烈和完整的性质”。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梅开四度”(23)
三年后，在罗素第三次婚姻最终崩溃，正在寻求组成另一个家时，他仍从威尔士给她写信：“我在这里孤立无援，除了有时在饭店住几夜，我觉得我可能被密探们监视着，我想同我儿子约翰和他全家住在一起，那么我可以让人来访问，而没有提供什么证据。” 这最后成为几乎是一种父女关系的事件一直持续到罗素逝世，但它并没有罗素对科利持的感情那么深。战争结束时，这位年轻女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回到英格兰。1945年，罗素获悉她打算回到芬兰，而罗素认为芬兰可能是另一个战场，就建议她去火地岛或靠近南极的地方，那里会较安全些。 罗素非常渴望见到她，不久，他在她姐姐的公寓中见到了她。罗素说，“那有到家的感觉”。他们又一次充满温情地会面，他向她承认，在美国的那些年，毒害了他的第三次婚姻。 罗素与第三任妻子皮特·斯彭斯的婚姻维系了15年的好光景。他简单地说道：“1949年当我的妻子决定不再需要我时、我们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 他们的婚姻早就有人做过预言。那是在1943年，他们还住在小戴切特农场时，一位战前的朋友弗雷达·厄特利曾看望过他们。她后来在谈到彼得时说： 我那时就注意到罗素夫人是个招风惹雨的海燕。她是个年轻美貌的少妇，既需要爱，也需要愉悦。虽然我确信她从未对罗素不忠过，但她需要进入年轻男土们的世界，渴望和他们交往，被他们趋奉和崇拜。像现在这样住在宾夕法尼亚偏远的乡下，身边又没有用人，只好自己料理家务(雇用人做家务对英国上层家庭已习以为常)，这种生活对她是完全不相宜的。 4、黄昏之恋 快到1952年年底的时候，彼得以罗素遗弃她为由与罗素离了婚。12月15日，罗素与伊迪丝·芬奇结婚。在这位老人员后20年的生命旅程中，在能够把他从深深的恐惧和预感中拯救出来的力量中，没有什么比他与伊迪丝·芬奇的黄昏之恋更重要的了。这是他的第四次婚姻，也是最后一次婚姻。这次婚姻非常愉快，给罗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灵上的安宁。后来当罗素被指控为反美时，他曾潇洒地回答道：“我的妻子们有一半是美国人。” 芬奇小姐出身于一个古老的新英格兰家庭，她的家族在十七世纪移居美国。芬奇是凯里·托马斯和威尔夫里德·斯开文·布伦特的传记作家，曾在布赖恩·莫尔学院教书。1896年，艾丽丝的表姐——凯里是布赖恩·莫尔学院的院长。芬奇早年曾是露西·唐纳利和艾丽丝的朋友。她除了教书生活以外，她还有其他方面的许多兴趣。记得她在巴黎作学生的时候，曾有过很不寻常的经历——在马戏场上骑过一匹没有马鞍的马。
下一章 第一篇 人生才情
“梅开四度”(24)
罗素自1925年就认识了伊迪丝，当时是露西·唐纳利介绍他们互相认识的。随后，在罗素几次访美期间，他们曾见过几次面。1943年，罗素在布赖恩·莫尔完成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的写作时他们曾多次见面。1950年罗素访问纽约的时候，他们再次见面。当时，罗素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他们的友谊发展得很快，不久就觉得远隔大洋、难以会面实在太痛苦了。于是爱迪丝便定居伦敦，罗素在瑞奇蒙德，两人频繁见面，这段时光充满了无限的快乐。 洛奇蒙德公园里满是话旧的追忆，童年的时光，青春的岁月，纷至沓来。往事的回忆使它们新鲜起来，罗素沉浸在这种欢乐之中，几乎忘记了核灾难。他们在彭布鲁克·洛奇这座童年的花园中漫步，倾诉着衷肠，浑然忘记了自己已是80岁的老人。是啊，人老，那颗心却永远年轻。 他们相伴出游，在枫丹白露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在巴黎重享他们的足迹。1952年春天，这对老夫妇去了希腊，游览了雅典，并穿越伯罗奔尼撒，驱车前往阿克拉波利期山。由于想操近道，走错了路，从后山沿悬崖和羊肠小道往上爬。登上山顶，二人已被荆棘刮得很狼狈，气喘吁吁，但却像打了胜仗一样自豪。返回时走大路，只见月光如水，万籁俱寂。忽听一个声音高叫着：“罗素先生，是你吗?”罗素一看，竟是位来自美国的游客。 1953年，罗素夫妇又去苏格兰度假，沿路又重访了他出生的那所房屋。物是人非，不胜感慨。年底，洛奇蒙德的幸福生活也出现几点不愉快。圣诞节时，罗素要去医院动大手术，伊迪丝和家人身患流感。儿子和儿媳觉得孩子太烦心，便于圣诞晚餐后离父母而去，带走了食品，却留下了孩子。 罗素夫妇喜爱孩子，但已力不从心，对付不了那几个小家伙，盼望儿子回来，但儿子却在外生病回不来。没办法，老夫妇只好为孩子们的教育和假日做了长期安排。 两人之间的友情发展如此迅速，正如罗素所写的：“很快，我们就无法忍受大西洋把我们分隔两地了。”但即使是亲密的朋友，对他们的婚姻也感意外，其中一位在写信给罗素表示热烈祝贺的同时愉快地取笑说：“噢，我真该死，我敢打赌，谁到了那个地步都会娶她的。” 这次婚姻相当成功。尽管罗素如何前途未卜，但毫无疑问，在80岁的时候，他找到了理想的人生伴侣，他的余生都是由她来照料的。 罗素也许是女人所拴不住的那种男人，就像成见和传统永远束缚不了他一样。他有太多的热情和追求，他从爱情和女性那里，获得了许多心灵和精神上的抚慰，他坦率地说：“在我看来，男人需要女人，正如女人需要男人，这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一样的。就我来说，对于我曾爱过的女人，我有很多亏欠之处，但若没有她们，那我就会心胸更窄了。”
第二篇 真理痴情
中流砥柱(1)
第六章 中流砥柱 有着政治天赋的他通读了《资本论》，高度赞扬了《共产党宣言》这部辉煌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在哲学的旅途中，他不迷信任何权威，“穆尔和我背叛了康德和黑格尔，穆尔在前领路，我紧步其后尘……我们有一种逃出监狱的感觉……” 1、坚守中立 罗素的家庭背景促使他对政治产生兴趣。从格拉斯通到丘吉尔，绝大多数英国政界的那些重要人物罗素几乎都熟悉。他在《不受欢迎论集》（Unpopular Essays）里有一段回忆，极其生动地谈到格拉斯通：当时格拉斯通来彭布鲁克·洛奇串门，在那些女士离开桌子之后，让年轻地罗素留下来招待这位令人敬畏的客人。罗素竟因为太羞涩而说不出话，沉默了一阵子，格拉斯通只讲了这么一句话：“这红葡萄酒很好，但为什么把它倒在紫色的玻璃杯里给我呢？” 在他进入剑桥本科学习的时候，罗素和温斯顿·丘吉尔有过接触，那时丘吉尔是哈罗公学的学生。有一天罗素在伦敦理发时，理发师告诉他：“先生，兰多夫爵士的儿子就住在隔壁，他是个未谙世事的小家伙。” 罗素曾加入过一个清淡的“团体”，其宗旨是无所不学，无所惧怕。作为这个团体的一个成员，罗素并不把自己的政治联系局限于当时的那两个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保守党和他自己的自由党。在早年，通过皮尔索尔·史密斯一家的介绍，他就与费边社人士结成好友，这些人是职业的宣传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热心，罗素在1895年与第一任妻子艾丽丝去了柏林研究左右世界历史的两大势利：德国的军国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罗素在参加社会主义者集会的过程中，他就对普鲁士政权情况了然于心，他注意到那里总是有警察，他们时刻准备着阻挠会议的进行。他在旅馆中就已经亲眼领教过普鲁士官员们的那种傲慢狂妄的神气。他们想干什么，就非要达到目的不可，乃至到达这种程度——假如他们发现厕所有人在用，竟能够挥拳敲门，并且破门而入。 罗素和妻子艾丽丝满怀热情地一直在对德国社会主义进行研究。在他们的日记里有三条清楚的记载。第一条：“去参加书籍装订者工会的一次会议，大约有一百人到会。会开的乏味透了，正像诸如此类的所有会议一样。”几天以后，“在一个令人厌恶的、憋闷的啤酒厅里举行一次乏味的小型会议。发言者和往常一样枯燥无味。”第三条记载道：“无聊极了，我们只待了片刻。”
第二篇 真理痴情
中流砥柱(2)
然而罗素的研究工作却做的很深入，他以罕见的毅力通读了《资本论》三大卷，对这一新型事务采取自己的见解。回到英国后，它把自己的心得向费边社的人作了一次报告，并且为刚刚成立的伦敦经济学校做了系列演讲，这个系列演讲在1896年出版，书名是《德国社会民主》（German Social Democracy），这是罗素众多著作中的第一部著作。在这书里，他以神奇的洞察力预见了德国将走上独裁和战争的命运，而且还为以科学的理性的、摒弃感情干扰的态度探讨政治问题提供了一个典范。 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却对社会主义者反抗贫困和受苦的斗争深表同情。在书中写道，《共产党宣言》“就其文字上的长处而论，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它精练流畅，机智辛辣，具有历史洞察力，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所出现的最优秀的政治文献之一。” 对《共产党宣言》政治方面的肯定的同时，罗素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里那些枯燥、乏味的细节中的错误。认为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的集中”的理论相左。他认为，后一理论是马克思著作中最有独创性、最核心的部分。根据这一理论，工业的发展势必走向垄断，马克思的这句“一个资本家杀死很多资本家”揭示的正是这一理论。但是罗素认为，根据一般常识，结论应当是：当工业达到垄断阶段的时候，国家应当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企业实行接管，而不是同时遭到一场阶级斗争的致命打击……” 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只有在“假如人类永生不死，完全有远见卓识，并且纯粹是受着经济动机的驱使”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马克思勾画出的“社会逐步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的图画忽略了置身于这两个阶级之间的一个新的中间阶级的成长，这个中间阶级是由于在生产中技术人员的重要性愈来愈大而产生的。 他认为阶级斗争学说的实现仅仅是由于策略上的需要，也就是说，当德国的资本家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时候才如此。 为使德国社会主义者实现更加团结合作，他们建议先进分子中的温和人士继续与保守党和衷共济。他不仅向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呼吁要宽容和温和，而且也向德国统治者呼吁，要他们停止政治迫害，实现彻底的民主和言论自由。他富于远见地写道：“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战争和民族生命的终结将成为德意志帝国难以逃脱的命运。” 然而，罗素在费边社做的讲演不大为听众所接受。部分由于他是个自告奋勇地为那些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争执不休的问题提出忠告的自由主义贵族；部分因为他第一次做大型的讲演，他很紧张。他说“我很害怕，恨不能在演讲前把自己的腿摔断才好”。在回答提问和批评时也不大成功，后来G．华拉斯(Wallas)把他拉到一边，给他一些提示。
第二篇 真理痴情
中流砥柱(3)
应当指出，罗素的政治远见不仅在德国的看法上得到证实，而且在对英国的看法上也被证实。他对事情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尽管不是百分百的正确。 2、中立一元论 罗素政治上的立场与他后来的哲学立场和人生立场不无联系。他的哲学立场的形成始于1918年，当时他为反征募法而在布列斯顿监狱服刑。 从布列斯顿监狱出来后，他一头扎进“哲学的天地中去”。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伦敦作了一系列演讲，这些讲稿后来在北京又讲了一次，并且结集出版，即《心的研究》，这些讲演内容是他在布列斯顿监狱中坐牢时就开始着手准备了。这些讲演的由来，有点难以让人相信。 由于征兵年龄又一次提高，为免掉服役，避免重尝铁窗风味（1918年因反征募运动在布列斯顿监狱呆了六个月），1918年底，他的一些朋友（查理·桑格；维尔顿·卡尔；露西·希尔科克斯；西格弗里德·萨松；查理·特里威廉；奥托琳·莫雷尔女士；安东尼奥·比伯斯科王子；J．M．凯恩斯；让德尔·哈里斯；J．E．诺顿小姐；詹姆斯·沃德）开始为他筹集了一笔款子，够他三年用的，使他能一门心思地投入哲学研究和讲学中去。第一笔款子就是为他的这本讲演集《心的分析》提供的资助。但是当大战一结束，罗素就要求停止对自己的这笔资助款项，他说自己愿意再靠写作来谋生。事实上，截止到1919年底，他已经借给克利福德·艾伦40英镑，他曾和艾伦在巴特西合住过一套房子。这40英镑比艾伦所要求的要多，但罗素解释说：“我知道，处于这种境遇下，人总是低估自己的需求，至少我是这样的。”他还说，“我总是手头有点富裕钱，除了十二月份，那时我得交付几笔保险金”。 罗素在狱中对人类精神的自由就大加赞扬。他认为即使肉体遭到监禁但心灵却依然具有自由飞腾的力量：“我是自由的，世界也将是自由的”。与此同时，他还在从事一种哲学研究，在一般人看来，靠这种哲学，不仅他心灵中的思想很难是自由的，甚至他的心灵都不存在，而且心与物之间的一切差异都被认为是虚幻的。 1919年4月，他对克利福德·艾伦说，“由于我以前一直力求证明没有心灵这种东西，所以诸神就给我当头一棒作为礼物，为我证实我的论点的真实性”。
第二篇 真理痴情
中流砥柱(4)
说得更准确些，他的《心的分祈》一书中的论点是：“物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有着那么一种物质性，心也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有着那么一种精神性。”“心与物似乎都是复合物，在某种意义上说，构成这类复合物的材料就存在于这两者之间，在某种意义上说又高于这两者，似乎是这两者的共同先祖。”这种哲学在美国发展为“中立一元论”(neutral monism)，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罗素的这种观点为他经常坚持的某种立场提供了一个例证。 在罗素看来，日常言语乃是产生误解的根源。当我们说“这个桌子是棕色的”，我们便认为肯定有个物质的桌子存在着，但我们所真正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那么一种感觉材料(Sense datum)——一团棕色的存在。当我们说“我想”的时候，我们便认为一定有那么个在思考的人待在那里，然而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那么一种思考的经验。罗素写道，“主观似乎是一种逻辑虚构(Logical fiction)，就象数学上的点和瞬间。它之所以被采用，并不是因为它己被观察所证实，而是因为它有着语言上的便利和语法上的明显需要。”在1918年发表的关于“逻辑原子论”(Logical Atomism)的演讲中，罗素说：“人是某种系列经验的复合”。 罗素曾说他写作《心的分析》一书的目的在于“像我在《我们对于外界的知识》一书中对物所作的那种分析那样，对心作同样的分析。”在那本书中，他把物看作是建立在“感觉材料”基础上的一个逻辑结构(a logical construction)。现在，他在这本书里则把心看作是建立在“诸种感觉”(Sensation)基础上的一个逻辑结构，并且认为这种感觉和感觉材料是一回事。对他来说，上述的后面那项工作在纳入中立一元论的理论框架中是最为艰难的过程。 罗素在《我们对于外界的知识》一书中坚持认为下面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1)我们的感觉，这是一种精神活动，由我们对一件可感知的物体的感知构成的；(2)可感知的物体，这是我们可以凭感觉来感知的东西。抹煞这种区别，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他用以反驳贝克莱，嘲笑柏格森的那种战斗信念。他之所以反对他们，是因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把主观与客现混为一谈。有些唯心论者实际上是这样看问题的：因为我们对某个桌子所知道的一切只能是我们头脑中关于这个桌子的那种观念，所以这只桌子本身就不知不觉地成为精神性的东西了。而罗素则这样写道：“只有从来就没搞清主观和客观是两码事的人才会接受柏格森的‘直觉主义’”。 放弃这种区分，乃是罗素的思想特色，只要他把全副心灵投入某种研究中去，他就非要搞个水落石出，哪怕是得出的结论与他最初的观念格格不入。
第二篇 真理痴情
中流砥柱(5)
罗素对这一问题重新作了全盘思考，取得了中立一元论的结果，并且将感觉和感觉材料(Sensation and sense datum)统—起来。当然很可能是受到了当代心理学、物理学新思潮的启示。罗素对沃森博士(Dr. Watson)以及行为主义者的著作了如指掌，这些人认为人全是肉体而无心灵，例如，他们认为思想只不过是喉咙中出现的轻微颤动的反应而已。与此同时，爱因斯坦(Einstein)也正在改变传统的物质观念。因此，根据当时的心理学和物理学观念的发展趋势，心变得更加依赖于物，而物则变得更少物质性，中立一元论似乎成为这些倾向的一个中间聚合点。 根据感觉材料构制成物质客体，并且认定一件棕色的感觉材料与看到棕色这种感觉是一码事，罗素想进一步指出：心是结构，这种结构的成分和物质客体的成分是一样的。他说：“物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不是一种逻辑上的幻想，它所关心的东西同心理学所研究的那种称之为感觉的东西完全是一回事”。 随之而来的就是呕心沥血、耐心细致的哲学思考。如果说心的唯一功用就是具有感觉，如果说意识只是由看见东西、听见声音以及接触事物而构成的，那么彻底的中立一元论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心和物都可以看成是由感觉(或感觉材料)所构成的结构，只不过组建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心还具有信念，欲望，记忆等等。如果说这些东西也都是由感觉构成的，那么精确的中立一元论便可以成功地建立起来。有些哲学家会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事，这种看法仅仅出于这样一种直觉：这样一种具有惊人的明晰性相对称性的哲学学说肯定是正确的。 例如，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就常常这样被某种理论迷得神魂颠倒，他未能审慎地考察这种理论是否说得通。在《心的分析》一书中，罗素进一步从另一方面思考心的这些附属性的功用，考察中立一元论是否可以对这些功用做出解释。他获得了很大成功，但他不让自己那种预期的愿望欺骗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而得到虚幻的满足。因此，他所面临的并不是一种囊括一切、令人满意的概括，而是一种明显松懈、缺乏条理、并不对称的理论，他本人承认总是对自己的结论不满意。 他运用行为主义者的理论对心的某些附属功用做出解释。例如，他认为欲望乃是不断地受到不舒适之感的刺激而形成的一种行为周期。“欲望中那种最初的非认识性的因素似乎是一种推动力，不是一种拉力，是一种挣脱现实的冲动，不是一种对理想的向往。” 但是，当罗素着手解决信仰、记忆和想象等问题时，他面临的困难更大。虽然他把它并归为“感觉的复合”，但他承认内省和心象是存在的，因而他又与行为主义者们分道扬镳。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行为主义者们说，心象是舌和喉无声地吐字时所形成的微弱的运动。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