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真理痴情
数学梦魇(13)
这些数字围绕着平方底教授和∏跳着错综复杂的芭蕾舞。∏作了一个手势，芭蕾舞停止了，这些数字被一个接一个地介绍给平方底教授，每个数字都对自己的作用作了一个简短的说明。 ……（不一会儿）数学家感到厌烦了，便对∏说：“难道你不认为剩下的这些介绍是理所当然的吗？”听到这句话，一个尖叫声突然响起。 ……嘈杂声太大了，数学家不得不用手捂着耳朵，用恳求的目光盯着∏，∏挥着手里的指挥棒大喝一声：“安静！否则你们就不能再进行比较了。”所有的数字都脸色苍白地服从了。 在观看数字们跳芭蕾舞的过程中，教授注意到一个素数——137——看起来好像不愿意接受现在它所在系列中的位置……最后，137大声说：“这儿有太多的滑稽可笑的官僚制度！我需要的是个人的自由。” ∏面呈不悦。但是教授从中调停说：“不要太为难他……我想听一听他怎么说。” 虽然有点不情愿，∏还是答应了，平方底教授说：“137,请你告诉我，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听教授这么问，137禁不住慷慨陈词：“我受不了的就是他们的形而上学。他们仍然假装他们是永恒的，虽然很久以前他们的产品表明他们并不思考这类事情。我们都发现柏拉图的天国是枯燥的，并坚持认为这比驾驭感官世界要有趣。因为我们是从青天降临，所以我们与尔等有着不同的情感：每一个奇数爱着它的偶数侍者；尽管发现他们很有奇怪，偶数们还是温存地对待奇数们。我们的帝国现在就是这个世界，并且当这世界突然爆裂，我们也将完蛋。” 教授发现他自己开始同意137了。但是包括∏在内的所有其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渎神者，并转而反对他和教授。无穷主人——在比肉眼所及还要远的各个方向延伸——一种愤怒的嗡嗡声把他们自己抛在可怜的教授身上。他一度被吓坏了。不久他恢复过来，突然搜集起他那已复苏的智慧，并用洪亮的嗓音高喊：“滚开！你们不过是符号的方便而已！” 随着一声女妖的哀号，整个庞大的序列消散在迷雾中。并且，当他醒来时，教授听见他自己在说：“柏拉图不过如此。” “毕达哥拉斯之梦”，罗素最终意识到，不过一直是一个噩梦罢了。 对悖论的研究，促进了他对数学理论基础的研究，使数学更进一步发展，更坚实地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这也同时使得罗素背弃了数学，转向哲学。 第二篇 真理痴情
人生教育(1)
第九章 人生教育 当代的哲学家中，罗素科学知识之广博，几乎无人能比。他对爱因斯坦思想的哲学意义很感兴趣，并十分重视科学普及教育…… 痴情于教育真理的他对现代道德教育有着自己的见解。在比肯山学校这块教育试验田里，罗素倡导一种的“无泪的道德”…… 1、 科学普及 作为哲学家的罗素是非常重视科学知识的。严肃的科学精神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中世纪哲学乃是神学的婢女，而现代哲学则与科学开始联姻。这一倾向在当代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得到强烈的展示。 罗素创立了一代哲学中分析的传统，他本人首先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他最先是以数学家的身份跻身于哲学研究行列。这种科学精神的哲学家提出两点基本要求：一方面要求他具有精深的而不是肤浅的数学知识和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要求他具有非功力的、无私无畏的科学态度。哲学家罗素始终沿着这一条科学律令所昭示的艰难道路进行自己的思想探索。他对数学原理、几何学基础以及原子结构的精深研究，对当代科学最新成就――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刻苦钻研。 在罗素的作品中，他对科学成果的控制使用比科学成果本身更为重视。在一本题为《伊卡罗斯：科学的未来》(这是弗雷德里克·沃伯格主编的“今天和明天”系列丛书中的一种)的幽默著作中，他就警告说：“我不由得担忧科学会被用来增大权势者们的权力，而不是用来为人类造福。伊卡罗斯滥用了他父亲代达罗斯教给他的飞行本领，我担忧接受了科学教育的现代人会重蹈他的覆辙。” 为此，他在对科学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写作科普性的书。以便让人明白对科学成果的使用有必要加以控制。 罗素很快转向对爱因斯坦思想的哲学意义的研究。他认为科学知识值得普及。因此，早在他访问中国期间，他就研究了相对论的方程式，使自己熟悉了这个理论的数学内容。为其写作科普著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还打算写一本题为《物的分析》的书。但从中国归来后，他便忙于政治活动和给报刊写稿，使这一计划很难有什么进展。 1923年，在C．K．奥格登（Ogden）的提示下，他着手为柯根·保罗(Kegan Paul)出版公司撰写科学方面的著作——《原子入门》(The ABC of Atoms)和《相对论入门》(The ABC of Relativity)，这些著作曾陆续以文章的形式在布莱尔斯福德主编的《新领袖》杂志上发表过，另外还有《科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Science)和《物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Matter)。
第二篇 真理痴情
人生教育(2)
1923年，他出版了《原子入门》，这是一本很早对原子能做出预言的书。所以这本书至今仍然令人瞩目。罗素写道：“如果这种能源能够得到广泛运用，那么它将迟早取代其它一切。……它将对工业现状和物理学理论这两方面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这并非夸大之辞。”但罗素在谈到原子结构的研究时又说：“它很可能最后会被用来制成比以往所发明的一切武器都更具有毁灭性的爆炸物和发射弹。”他预言说：“对原子结构的研究终将被用于制造杀伤力空前的武器”。 1925年，他又出版了《相对论入门》。《相对论入门》的特殊的意义，我们可以从艾伦·伍德的回忆中感受到：“因为当初这是我读的第一本罗素的书。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时我还是个小孩，我从悉尼市图书馆借出这本书，并且被那个奇异的世界弄得神魂颠倒．唯有这个世界我的老师从未讲过。大约与此同时，我未来的妻子——当时她还是布莱顿的一个女学生——正在读罗索那些论述社会问题的著作，她是熄灯后在毯子下面借着手电筒的光读这些书的。罗索对我们这一代人所产生的那种魅力，在我们两人身上表现得很充分，很有代表性。” 这两本书都是小册子，但写得非常好；当然，它们的内容随着后来科学的向前发展而过时了。这两本书的成功，与罗素注意避免科普创作中常见的误区不无关系。他曾感叹说：“大多数科学家在从事科普创作时，爱摆出瞧不起读者的居高临下的架势，仿佛是年长的绅士在训斥毛手毛脚的小男孩。” 有趣的是在写作时，他有个习惯：冬天在切尔西撰写通俗著作，夏天在康沃尔从事专业论著的写作，并且非常专心致志。这种专心致志的才能可能是他早年研究数学时养成的。他坐在那里一页接着一页地写下去，写完一页就翻过去，整整齐齐地扣着放在一旁；他写作的时候，孩子们在他身边玩耍，他从不介意；有一次，康沃尔的一位来访者发现罗素竟然没有注意到有一只黄蜂在他头上飞来飞去。罗素发现当别人叫他自己的名字时他的注意力才能被打断，他很有特色地指出这一点这说明“爱邻如己”的确是行不通的。 2、 “无泪的道德” 罗素历来重视教育。上面提到的科普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随着的两个孩子的渐渐长大，罗素对教育的兴趣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在《论教育尤其是儿童早期教育》一书中，他指出，应该刺激孩子的创造性，不要鼓励他们人云亦云；虽然必要的规矩是要有的，但应重在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应该比普通学校给予孩子更大的自由。但在后来的教育实践中被人们广泛接受时，他却谦虚地表示：“事实上，这本书是为那些和我们刚做父亲时—样无知的父母而写的，只是想教给他们一些常识。”
第二篇 真理痴情
人生教育(3)
另外，他还持有一种精英主义教育观。他认为不应该将一切儿童不加区别地放在一个学校里。他主张在12岁时就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一些孩子上大学，并且为特别优秀的孩子设立专门学校。他在《教育与社会秩序》(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中辩解道： 如果不强迫那些聪明的儿童硬去和愚笨的儿童亲密交往的话，那么聪明的儿童就可以大大地减少不必要的痛苦和摩擦。有这样一种观点：年轻时和所有的人都产生过摩擦，对其一生乃是一项有益的准备。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毫无价值。就是到了晚年，一个人也不可能和所有的人都交往。赛马场上押宝的人没有必要和牧师朝夕相处，反之亦然。 罗素和多拉为了以自己合适的方式教育两个孩子，决定自己开办学校来实践他们的那套思想。1927年，他和夫人多拉创建了一所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横遭非议的学校，罗素当男校长，多拉当女校长。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在这里读书。这所学校的办校精神可能是多拉制定的，而罗素本人则对儿童行为颇感兴趣。他是一位独一无二的伟大哲学家——也许洛克除外——他不仅花了大量时间去教一个小女孩如何吃饭、如何用尿盆，还详细地记下了他的方法，对这样一些问题提出了特别实用的建议。他得意洋洋地写信给一个四岁小孩的父母： [詹妮]健康极了。她很能吃，每天(通常是两次)大便都很通畅，用不着吃药。我这样讲并不是吹牛，我把这看作是科学的一个成功。…… 开始的时候，她很固执，但我们总是一见她不愿意吃，就不喂她了，其实这种不吃只是做作样子，很快她就又换了一套手法。现在她认为我们觉得她吃得太多，于是便放开肚子尽量吃了。…… 至于便秘这种现象，我们认为这是心理原因造成的（可参看弗洛依德学派的论著，很容易找到）。起初我们不让她大便的时候看书，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她希望快点拉完。后来每当她说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的时候，我们就说：“你的年龄还太小，还不能掌握得很熟练，在跳高和游泳方面我们就是这样引导她．使她进步更快。由于她对成功有了自信心，所以结果和我们的方案取得一致。她的身体和精神大大改观，真是好极了。这使我坚信现代儿童的心理是健全的。” 他们办校的理念招来了报纸的大量文章，好事者在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而对重要的问题却只字不提。以至于把罗素的观点同多拉的观点混为一谈。造成今天的人对罗素的思想观点仍然存有一种错误的偏见；同时也给他的批评者捏造种种开心的笑料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美国流传这样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生生捏造出来的故事：有一天，当地的教区负责人来到这所学校大门前，一个一丝不挂的小女孩在那里欢迎他。这位先生大惊失色地喊道：“我的上帝！”那个女孩把门一关，回他一句：“这儿没有上帝。”后来，多拉承认，他们允许孩子们“在夏天时脱光衣服，尤其是在户外跳舞或锻炼时。” 罗素对教育的兴趣开始于孩子出生以前，他的注意力早就转向了教育。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发生，他在《社会重建的原则》一书中曾用一章的篇幅专谈教育问题。他反对传统的学校的弊端和基础。
第二篇 真理痴情
人生教育(4)
他首先认为传统公立学校导向上的误导。“战争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有头脑的人是不会去参加的，因此，为了使人们愿意去作战，公立学校就得对愚昧行为加以鼓励。”他写道：“坚执一种信条，极易导致争斗，而胜利属于那些确信‘怀疑是对待事物的唯一理性态度’的人，”因此，“设置种种禁条来防范新观念的成长，儿童的天性便遭到扭曲，其自由的精神意向便受到束缚”。 其次，他对心理学进行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都喜欢战争”。他认为：战争主要是由于“那些在婴儿时期、童年时期和青春时期受到不良对待的人无意识中潜藏着的那种疯狂的和破坏性的冲动所造成的。”因此，他进一步批评那种依靠意志力控制不良欲望的“陈旧”观念。他几乎是用弗洛依德的语言这样写道：“邪恶的欲望像一条被拦堵的河流，它会避开意志的警惕的眼睛而找到别的宣泄口。……那些为残酷行为寻找根源的理论几乎总是追溯到这样一种欲望——它被意志所扭转而离开自己天然形成的渠道，被赶到地下，而最后还是冒出来了。”罗素主张：“有鉴于此，现代的道德教育的绝窍就在于使良好的行为成为一种习惯，而不是自我克制。” 罗素倡导一种“无泪的道德”(Morality Without Tears)，因为良好习惯的获得乃是一个毫无痛苦的过程。他说：“人们一般认为需要纪律约束的地方，实际上纪律是没有必要的。”他坚持认为，“儿童一旦受到某种压制，就会报之以仇恨，而且一般说来，如果他不能将自己的仇恨尽情地释放出来，那么这种怒气便郁积在内心深处，也许会沉入无意识之中，和那些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混在一起，伴其终生。”传统的教育“为了加强意志，而使智力和感情挨饿”。 于是，当他和多拉在哈汀附近的电报所办起那座“比肯山学校”的时候，便把重点放在了强调自由、避免压抑这上面来。他说：“我们允许他们放肆，允许他们讲他门喜欢讲的任何话。……否则他们不能说的那些话就会郁积在内心。要是他们想管我或管他们的老师叫傻瓜，那就让他们叫好了。……不尊师敬长，在这里是不会受到管制的。” 罗素说：“当允许儿童们自由地畅所欲言的时候，他们便不时地讲心里想着的那些事，正如弗洛依德学派教科书所指出的那样。”例如，在走路的时候，可能会听见他们说(用很坦率的话讲)一棵树的形状活像个阳物，等等。罗素相信，实行“压制”政策就会导致压抑和精神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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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教育(5)
这所学校有一个特色就是每个学期演一次戏，由每个演员自编自演。罗素解释说，这些戏，不外乎喜剧和动人心弦的悲剧：“他们那时常常坚持要让每个剧中人物在剧终时死去，但是现在他们常常满足于谋杀案。”来访者们有时吃惊地发现十岁或十二岁的男孩和女孩们编写和上演的竟然是些一本正统地讨论婚姻问题、自由恋爱问题的戏剧。这些儿童还合作写诗，有人觉得这有点奇怪，罗素回答说：“请允许我提醒一句：荷马和《圣经》并不是个人天才的产物，现在艺术家的个人主义也许被强调得大过头了。” 然而，结果并不总那么如意。问题之一，管理不善，罗素后来说道，学校“是个需要管理的企业单位，而我正缺乏管理的才能”。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物色合适的教员。另外，生源也是问题，学生中私生子或来自婚姻破裂家庭的比例太高，学校实际上成了一个天然的儿童收容所。这是这所学校办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在这个特别捣蛋、令人头疼的儿童的天然收容所里，还对他们还尝试采取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任其发展，这就只能导致无法无天一团糟。 他们曾警告这些孩子不要在金雀花丛里点火，但有两个孩子马上就在那里点起一把火。其中一个是男孩，被马上开除。另一个是女孩，就不能照此办理了，因为她妈妈正在从埃及回英国的途中。罗素便把这女孩放到床上，把她的衣服全锁起来。这女孩提出抗议，罗素说： “我要是让你下床，你还会去放火，是不是？”她承认：“对，我会这样干的。”于是这个女孩便一直待在床上，直到她妈妈回来。 他不赞成惩罚，并且反对体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如此：“孩子每次挨了打，都会激起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和复杂的心理骚乱。”但是他也常常承认这一点：“如果教儿童干些什么事，那就不能完全放任而不采取一点措施。”在他后来撰写的关于教育方面的著作中，他明确地列举出对自由不能不加以限制时所采用的种种方式——一定要清洁，准时，尊重别人的财物，以及养成很有规律的作息习惯，使孩子产生一种自觉遵守的观念。要是万一有大孩子欲欺负小孩子，那么大人出面干预常常是必要的。他还描述说，他如何把一个男孩那种对大海产生的毫无道理的恐惧给治过来了，并且让他喜欢洗海澡，当时他不管那孩子怎么挣扎，硬是把他抱到海水里，让他知道海水不会伤害他。罗素援引此例来说明适当使用强力是必要的。 罗素有时赞同弗洛依德和现代心理学家们的主张，他说：“我认为心理学研究，尤其是儿童心理学的研究，确实能够产生出有道德的人。” 罗素特别不愿鼓励尚武好斗习气。他说，锻炼身体、增强勇气应当是面向大自然的威力去挑战，而不是为了彼此的争斗；因此他喜欢爬山而不喜欢踢球。儿童不应当看到他们的父母杀害任何活物，哪怕是杀死黄蜂或是蛇。至于对于人类中的罪恶分子，也不应当去病根他们，而应当用一种超然的科学精神去怜悯他们。他还说，应当让孩子知道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着残酷的一面。
第三篇 政治热情
竞选受挫(1)
第十章 竞选受挫 罗素是一位在一种政治氛围中长大、从政欲望很强的学者，他有充沛的精力和体力，有深刻的政治眼光和对国际事务的洞察力，有非凡的勇气和正直的性格。然而，从1907年的竞选起，罗素从未赢过。但强烈的政治热情使得他成了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出师未捷 世袭的贵族传统，上辈的政治热情，深深的烙在罗素的幼小心灵。罗素的政治热情是相当高的，非常关心国家的发展。可以说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政治舞台上到处有他活跃的身影。 最初，他对政治的兴趣，表现在青年时对有关大英帝国问题的关心上，如关税改革以及妇女选举权运动。对第一个问题的关注，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在1914年一战开始时就开始对英国的政策产生怀疑，进而反对那场战争，最后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这一渐进的过程始于他加入“联合国力会”，这是一个由西德尼·韦布于1902年发起成立的聚餐讨论俱乐部。他们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希望全体成员们能够通力合作。他们认为，大英帝国的问题应该由那些适宜的人士讨论解决。罗素曾受邀在爱德华·格雷爵士家举行的开幕式上讲演。一开始，他发现自己不大可能成为这些人的同路人，其中有霍尔丹、利奥·艾默里，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和那位照H·G·威尔斯的话说“谴责德国孤注一掷要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列奥·马克西。他们当中只有两位，罗素觉得还说得来，一位是威尔斯本人，一位是旅居英国的新西兰进步人士彭伯·里夫斯。虽然在参加了第一次聚会以后，他觉得格雷是一位极有趣的人。米尔纳勋爵、写《德雷克之鼓声》的亨利·纽博尔特、雷平顿上校、J·L·加文也是俱乐部成员。罗素不久发现“自己犹如一条脱离水源困在岸边的鱼”与那边的人格格不入。 于是在1903年夏天，他从俱乐部退出来了。其原因，照他当时所写就是，“对我来说，大英帝国似乎已经失去了维持的必要。”威尔斯同意他的观点，但没有告退。他曾记述罗素在一番慷慨陈词之后“愤而离去”。罗素当时说：“他认为有更多事，其价值在大英帝国之上。他宁愿舍弃大英帝国的前程也不愿牺牲自由。所以，如果这就是俱乐部所热衷的奉献的话，那么……说罢他扬长而去。”30年后罗素曾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记起格雷主张英法协约的讲话，并说就此的谈判即将开始。“我非常强烈地表达了我反对这一政策的立场，指出，这样的政策会导致战争，但是没有人同意我的观点。所以我便告辞不再参与了。”
第三篇 政治热情
竞选受挫(2)
政治的论辩远未结束，他与“联合国力会”成员的调侃、与费边社社员的关系、特别是他与韦加夫妇的关系，让他卷入了很多政治的讨论。与此同时，他不断地讲学，不时地写文章，为妇女选举权和自由贸易而呐喊。洛根曾写信给他妹妹玛丽说： 我周五去听伯蒂的讲课。讲得非常清晰，富有哲理，甚至可以说机敏聪慧。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当属成功。他著述颇丰．社会声望日隆。讲演有点像用剃刀削砍木头。但是这样的人才，国家是需要的，像伯蒂这样的人耳畔一定响着“古代贤人预言战争的声音”。他还不是一位党派人士。我认为他不会代表某一党派竞选议员。但是他很执著，具有强列的公众意识，喜欢冲动，所以我认为他总是能够冲出自己封闭的小天地，突然出现在世界的大舞台。 洛根的预言很准，但此时的“政治家”罗素是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频频出现的。罗素后来回忆道：“我记得关税改革开始之时，我走访伦敦周围地区看望工人。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劳工们在托拉斯组织和地主压榨下活命，还被那些诡辩家所欺骗，劳动成果的一半被剥夺，生活十分贫困。对我来说，这太可怕了。我一定要为自由贸易做点什么，哪怕一点点……” 他的业余态度是在给伊利·阿累维的两封信中表露出的。他写道： 斯托特对我从政的期望并不使我吃惊，虽然我并不打算这样做。我所生长的家庭有一条与生俱来的、无庸置疑的信念：政治才是我们唯一可能从事的职业。在大学毕业以前的岁月里，我一直期望着有朝一日入选国会。只是在获得研究员职位之后我才决定埋头学术工作。自那以后，我也曾时不时地认真考虑过，要作为国会议员的候选人，特别是在出现危机的时候，但是在眼下，我的心思全放在第2卷上，我必须先把书写完，才能腾出功夫想别的事情。但写完书的话，我会太老了，太不灵活，学不会实际生活的本领。所以，搞政治真是不可能的事。 他后来又再次对阿累维确认了他的这一立场：“你认为我远离政治的想法是对头的。这使我深感欣慰。”他说道，“这里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我应竞选国会议员。我觉得很难抵御这一观点的诱惑，因为这种想法和我内心的本能产生共鸣，尽管并不能和我的理智合拍。所以任何支持我埋头于哲学的声音，我都非常爱听。” 1907年罗素也以自由党员的身份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此时他没有进入国会当议员的准备，而是继续埋头于学术的研究。他在1907年5月初给艾维·比勒蒂厄斯小姐写信时说：
第三篇 政治热情
竞选受挫(3)
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近乎离奇的消息，定会使你感到有趣，甚至惊诧，令你陷入困境。在此消息公布之前，可能就在明天，切莫走漏风声。我将极有可能为了妇女选举权的利益，成为温布尔登的议员候选人。他们认为最好能推举一人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尽管我不喜欢这样做。但是我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加以拒绝，因为这样短的时间里、再也物色不到其他的人选了。当然我还要大讲特讲我所有的一贯主张，因为我已决计不搞政治，所以若真有机会当选，我就不会这样大讲特讲。这真是开了一个大玩笑，令我觉得好笑，也令我觉得不安。 温布尔登位于伦敦西南方，多年来一直是统一党的势力范围，1907年国会的席位非其候选人亨利·查普林莫属。在最近一次大选中，亨利在林肯郡失利落选，但在这里他肯定能获胜。在大部分人心里，这一席位是无可争议的。而罗素，在距投票日不到两周前才突然出现，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的味道。更糟的是，他并不是以一个支持妇女参政的自由党党员身份出现，而是以妇女参政协会全国联盟首任议会候选人的身份出现。他确实声言自己坚信自由党的信仰，保证支持该党，但又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妇女参政的主张为先”。然而，他知道得很清楚．这会断送自由党对他的支持。这一地方党派组织巧妙地撤出了对他的支持。 在投票前剩下的12天里，罗素召集了一轮又一轮的集会。来的人很踊跃，会场大都塞得满满的。听众中常常是支持者、反对者参半。一半是来嘲笑妇女参政的，一半是来欣赏这位一点也沉不住气、极其果断地支持这一主张的罗素。即使是他的反对者，也觉得他极富魅力。有那么一首自由党的打油诗，似乎表明了这一点，其大意是： 虽然我们反对妇女参政的主张，但对普通大众来说，没有谁能比为妇女呐喊的罗素更迷人。 有一篇报道是这样对他赞美的：“他风度儒雅，长得很帅，温文有礼而又富有激情。身材瘦削，面肤黝黑，笔挺的装束没有一丝瑕疵。他留着浓重的胡须，一双眼睛眨动着，随时放射出狡狎、诙谐的光芒，令人快活。”罗素虽然并不像他的支持者们想象的那样当真，但确实认为举行这些集会有一点好处。艾丽丝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多次提到了这一点：“这场运动对于全体选民来说具有特别的教育意义。我认为这是向他们宣传妇女参政的唯一方法。我们所有的讲演者都以非常严肃认真的姿态出现，使得听众们绝不把他们的话当成玩笑。” 当时的竞选还是采用公开演说的形式，而不像后来那种平静地在电视上露面的方式。当罗素第一次主持集会演讲的时候，一伙为难他的人总是高声叫喊要他下台。他的对手想尽办法嘲弄女权主义，他们在罗素的一位女支持者发言的时候把两只老鼠放到听众人群中去，想让那些女士们吓得尖叫起来。《泰晤士报》报导说，“直到老鼠被杀死，那场大骚乱才算平息。”但是据当地报纸《温布尔登市新闻》 (Wimbledon Borough News)报导，那个预谋并末奏效：“那两只受惊的小东西并没有在争取选举权的人们间引起一场虚惊，而是特别有眼力，朝看台前的那一小伙人奔去，这些人见到这些不速之客突然出现，未免显得有些狼狈。经过一番追赶，老鼠被弄死了，那些绅士才算恢复了方才那种平静。”
第三篇 政治热情
竞选受挫(4)
这家报纸是坚决支持罗素的一家报纸，他全力以赴地运用诽谤性的冷嘲热骂来支持罗素。它的一些标题都是自吹自擂：“怯懦的无赖在沃普勒大厅里放出老鼠”，“市井流氓与恶棍扯开嗓子尖叫不休”，“女士们精彩的演讲赢得了听众的心”，“罗素夫人在雷恩斯公园里遭到野蛮袭击”。这家报纸对这一事件作了如下报道： 另一件下流的暴行发生在星期二晚间，当罗素夫人——这位积极投身于丈夫竞选活动中的富有魅力的女士——散会之后正开车离开雷恩斯公园时，一颗鸡蛋抛向她，打在两眼之间，使她感到一阵剧疼……很快就肿起一个大包……人们对这些野蛮人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些人甚至就连做一名南非荒野之地的人也不够格。 反对派的行动弄巧成拙，起了负面作用。艾丽丝一直积极地支持竞选，她对母亲说：“我出落得很漂亮，仅讲了一两次话。”“女人应表现得谦恭。莱昂·菲利莫尔把她那顶崭新的、上面插着两支蓝色羽毛的帽子借给我。蓝色是我们的基色。所幸的是，我有四套蓝色套装与之相配。”这次她的眼睛被一只鸡蛋击中，她认为“但这将成为最好的竞选材料加以利用。对方的竞选委员会装模作样地表示歉意，但实际上他们很高兴，马上就把消息捅给了报社。”转天，查普林先生的一位发言人出面表示道歉。“我则表现出无比的尊严。”艾丽丝说，“我说那必须是公开的道歉，因为我并不是以私人的身份被击中的。”在当时，妇女的地位被认为比乌合之众好不了多少的年代，这只鸡蛋帮了罗素的大忙。然而，他只获得了寥寥3299张选票，而查普林则囊括了10263张选票，是上一次统一党取得多数票的三倍。 对这次竞选的结果，罗素并不很在意，他只是想藉此机会锻炼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他给威廉·詹姆士的信中这样说：“十几天的议员竞选活动给了我许多有关现实生活的具体关系的知识，它比我一生中所思考的还要多。” 2、 屡战屡败 1910年1月举行竞选，罗素自己对此兴趣不是很大，但他决定为菲利普·莫雷尔游说。做出这一决定可能完全出于他的无私。但另一个原因即菲利普的妻子奥托琳夫人的缘故，奥托琳夫人以她的贵族出身、清新思想、独到见解和勇气，有如轻舟荡桨。自1909年秋天起深深地吸引住了罗素。自此，罗素“就下意识地抓住了每一次机会”。 早在1909年的英国牛津郡举行的竞选时，罗素就帮过菲利普，但情况与三年前在温布尔顿一样。他虽未能帮菲利普赢得多少听众的选票，却以他的人格力量给并不友善的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首先是因为他有贵族血统。当时，特别是在英格兰乡村地区，能与贵族沾亲带故仍旧不仅是人生所能得到的一种恩赐，也是能获取一份差事的保证；其次是因为他的个人经历，约翰勋爵的这位孙子的经历使得他能在愤怒的听众面前反应敏捷，应变自如，因而一下子就镇住了人群。奥托琳夫人在她的日记中记录下这样一次竞选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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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受挫(5)
有些地方的听众用石头袭击我们，向我们发出嘘声，这种情况在华灵顿尤甚。罗素和我们一起到了那儿，他要在一个很大的集会上演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让听众静听自己讲话，更不用说像罗素那样文静和站得远远的人了。他毫无畏惧地站了起来，开始讲话。这时嘘声、口哨声、喊叫声加倍地响起来，但听众很快就被罗素热切的真诚和智慧的力量吸引住了。出乎我们的预料，没用几分钟，听众便开始专注地听他演说了。我很少看到知识分子的诚笃、刚正能这样战胜民主所造成的混乱。 当然仅仅靠人格力量是不够的，勇气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竞选中，菲利普·莫雷尔是被击败了。不过，那一年的下半年，他还是被北部的伯恩利新选区提名为候选人，并再次请求罗素帮助他竞选。这一次罗素因为有新的教学工作而置身于竞选的喧嚣之外。 1910年5月，《数学原理》快要完稿时，罗素决心要进入国会，想成为自由党的一名正式候选人。在提名大会上，罗素发表演讲，没有谈到外交政策问题，却抨击了上议院对立法提案的否决，支持地价税、自出贸易以及妇女选举权。虽然他被提名获得通过看来已十拿九稳，但当地的选民委员会发现他是个不可知论者。当他说他不肯去教堂为自己装点门面时，结果因他不信教而失去了选民的支持。另一位候选人菲利普·莫雷尔便被选上，并且进入国会。 1911年立宪危机时期，当上院阻挠自由党政府改革时，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有人提议增加一定数额的自由派贵族来确保两院自由派人士的优势。当有人提出可以考虑授予罗素爵位的时候，罗素说他愿意选择“Lord Snooks”这个雅号（“轻蔑的爵士之意”），这使众人大为惊异，他则解释道：“然而在我看来，政府是想让上院搞得要多可笑有多可笑。” 对于竞选的失败，我同意查理·特里绍廉的看法：“罗素太不肯妥协，所以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罗素政治上的倔强的性格其实可以从他的哲学观点表现出来。他曾指出他在哲学上与保守派人士休莫(Hume)最为接近。他在哲学上的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指出以往认为可以运用逻辑学解决的许多哲学问题，只能依据个人的性格气质来决定。因此很自然，一种性格气质导致哲学上的某种结论，势必导致政治上的相似的结论。
第三篇 政治热情
竞选受挫(6)
切尔西区是保守党的一个堡垒，当时由萨谬尔·荷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负责，后转到丹普伍德勋爵手里。1922年和1923年的大选中，罗素作为切尔西区的工党候选人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西德尼街31号被用来作为工党委员会的办公室。用《泰晤士报》一位来访记者的话说，“选拔出来的那些工作人员在房子的底层热情洋溢地辛勤工作着，而周围的环境和摆设则显示出主人的良好趣味。”其中有罗素从北京带回来的中国家具和毛毯。罗素声明说，他支持工党的一切政策。在切尔西区政大厅举行的一次热情激昂的集会上，他开始了竞选活动。他极力主张资本课税和矿业、铁路国有化，反对削减教育方面的经费；他还批评凡尔赛条约。当他在大会上向他“未来的选民”发表演讲的时候，会场上顿时掌声雷鸣。当他对听众说“很可能有人会对你们说我不是个爱国者”的时候，有人应声喊道：“你是位绅士。”喝彩声顿时四起，达数分钟之久，使大会发言为之中断。罗素批评政府那种援助苏俄“反革命冒险家”的政策，他说，承认苏俄将是工党政府的第一项法案。 结果两次竞选都以失败告终。1922年以4513票对13437票败北，1923年则以5047票对10461票失败。虽然他失败了，但选民的全部激情却被他一个人独得：公布完选票结果后，人们为罗素热烈欢呼，并且用椅子抬着他到处走（在英国，人们常常把比赛中或选举中的获胜者用椅子抬着走。），而萨缪尔·荷尔为了躲开人群却从后门悄悄溜走。人们以前曾发现荷尔反对提高汽酒税，支持提高啤酒税，从此他便成了灰溜溜的无人理睬的人。有一次，一个操着极优雅的牛津口音的荷尔的支持者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说到，“至于啤……”的时候，后面立刻有人高声喊道：“啤酒！啤酒！”从此以后，荷尔的发言总是要被“啤酒，啤酒——啤酒，啤酒”这充满讽刺意味的喊声打断。 这两次失败，对罗素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事，正像他1910年未能进入国会一样，用不着惋惜。在切尔西发生的那件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倔强的性格注定他在政治上不会有大的前途。工党的一位游说者从台阶上摔下来，受了点轻伤，有人指点罗素，要是他能去看望这个人，再带上些花，或是把报社的摄影记者也叫来拍下这个镜头，那么就会给人们留下很好的印象。罗素毫不动摇地拒绝玩这种假花招：“我不喜欢他，所以我不想去看望他。” 关于此，还有一件事也值得提一下。当时他和一个叫克利福德·艾伦的朋友住在一起。有一次罗素对艾伦说：“既然我们在政治上都是为民众利益而战斗的人，那么我们就应当对民众感兴趣的东西有所关心”。因此罗素认为，艾普森城每年举行的赛马他们两个人从来没去看过这是件丢脸的事。他们决定第二年去艾普森城看赛马，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但是当赛马日期来到的时候，他们两人又都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 就这样，罗素的竞选热情降温了，罗素不再参加1924年的普选。但他的妻子却挺身而出。西德尼街31号仍然是地处保守党控制的切尔西区中心的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堡垒，罗素在楼上伏案写作，多拉在楼下生气勃勃地安排委员会议，指导各种组织——例如工人节育协会——进行宣传活动。有一次，一个怨气冲冲的保守派人士竟把一个西红柿扔进罗素的窗子里来。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1)
第十一章 沦为“囚徒” 使罗素第一次入狱的是他的那篇1918年发表在《法庭》上的《德国人的和平意图》文章。随后，他被判处6个月监禁…… 第二次入狱在1961年，罗素组织参与了核裁军抗议示威活动，此时他已经89岁了…… 1、自谋职业 反征兵委员会是一个积极从事反战宣传而遭人们愤恨的组织。一战期间罗素是反征兵委员会和“布曾姆兹伯里”团体中有良知的反战者之间的主要纽带，后一组织中的人士则在大战期间寻到一个避风港，常常在奥托琳·莫雷尔女士家中聚合，她的丈夫菲立普·莫雷尔是国会议员中的自由派，他在国会中拥护和平主义者。 每个星期四，奥托琳夫人都邀请那些不见容于社会的士子来到贝德福特广场44号她的家里，聚集在二楼的一个两间合在一起的大房间里。房间里灯光柔和，挂有现代派绘画，还摆有一排排的鲜花。他们在这里一边喝着咖啡、吸着香烟，一边高谈阔论，还欣赏着室内音乐，或是穿着套衫和灯芯绒裤子翩翩起舞。罗素不跳舞，他坐在那里谈天，总有一伙热心的听众围在他身边。 更惹人注目的是在牛津附近的卡辛顿庄园的家庭聚会，有些有良知的反战者在这里为菲利普·莫雷尔的农场作点活儿而得以免除军役。这些客人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没完没了的闲谈上，有时还变变方式，到外边散散步。 当别人在谈话时，奥托琳·莫雷尔常常喜欢用钩针编织色彩鲜艳的床罩，她曾把其中的一个特别花梢的给了D．H．劳伦斯。她很少参加谈话，但常常直来直去，坦率得很。有一次，她坐在那里钩织一幅床罩，而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和其他一些人正象平常那样妙语横生地交谈，这时克莱夫·贝尔转过身来责备她说：“奥托琳，我们讲话你也不听着点儿。” “有什么可值得听的”，她回答，继续织着手里的床罩。 在卡辛顿聚会时，有些人觉得罗素的谈话有时令人感到不快。他辩论起来应对如流，并且不讲情面。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在一封信中写道，“罗素还象往常那样运用他的圆锯式的无往不厉的辩才。和他在一起，我从未感到过自在，我只能认为他不喜欢我。”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2)
罗素和其他绝大多数和平主义知识分子一样都是卡辛顿的常客。利顿·斯特雷奇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奥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也在那里住过。卡辛顿是许多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的一个避难所，他们都得到奥托琳女士的帮助和鼓励，但其中有些人后来著书不是批评她就是挖苦她。例如，在奥多斯·赫胥黎《黄钩》一书中就对她本人和一次卡辛顿家庭聚会作了讥讽。 罗素后来对某些作家攻击奥托琳女士的原因作过解释。他认为她不能不受到惩罚，因为她对他们太好了：“受惠于人常常使人们难以忍受。他们常常为了贬低那种恩惠而诽谤恩人。这乃是人类天性的一个规律。” 卡辛顿的另一位客人是凯恩斯。当罗素成为令人瞩目的中心时，凯恩斯则静静地坐在后面，时而用轻柔的声音讲一点自己的看法。奥托琳·莫雷尔偶尔还会邀请首相阿斯奎斯先生来这里，这位首相先生很喜欢参加妙语横生的谈话，并且喜欢同迷人的女性一起交谈。他在这里受到不拘礼节的接待。确实，在英国没有第二个地方能听到一位刚刚上任的女仆引着两位来访者这样向众人宣告：“凯恩斯先生和另一位先生到”，这里所说的“另一位先生”就是当时的首相。 此外，这里的客人还有一些名流。在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奥托琳女士正打算把她的起居室刷成邮筒的那种红色，她认为这种颜色和金色的镶板配在一起更好看些。当时罗素和牛津的大主教戈尔(Gore)正在她家做客。她应是坚持要他们两人帮她刷，她转过身对戈尔说道：“动手吧，主教，穿上你的围裙”。于是这两个人肩并肩地刷起来；据说罗素刷得比主教强。 在罗素从事和平主义活动中，他结识了新朋友，获得了新的崇拜者，同时也遭到政府方面和他的剑桥同事的越来越深的仇视。 三一学院的那些战争支持者们常常被罗素的机智所刺痛，感到很是不快。罗素注意到，他在学院里用餐时，其他教师总是不和他同桌吃饭，A．E．豪斯曼(Housman)曾对数学家E．H．内维尔说：“假如我是和平的王子，那我就选择一位不那么惹是生非的大使。”温和的洛斯·狄金森虽然也像罗素一样被人看作是个和平主义者，但却从未像罗素那样惹得皇家学院中的教师对他衔恨怒视。“伯蒂一如既往，他不安的意识到，对剑桥来说他是一个外人，对卡辛顿来说，他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标本。”这是劳伦斯的观点。 三一学院中的年轻教师都认为罗素有自由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但是由于他们走上前线，后来就不这么看问题了。那些待在家里的老一辈教师们则和以往那样，特别好斗，而且缺乏宽容。令人感到不快的是，他们中间最缺乏宽容精神的人就是麦克塔格。这些人在“埃弗雷特案件”(Everett Case)中得到出气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