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3)
年轻的圣海伦中学教师欧内斯特·埃弗雷特(Ernest Everett)是一位有良知的反战者。1916年春天，欧内斯特·埃弗雷特被召服役，他在良心的基础上加以辩解，并获准免除战争服役。但他忽视军政当局关于非参加战斗者的责任的公告，作为缺席者于3月31日被逮捕，被移交给军方，他拒绝遵守其他命令，被判处做两年苦工的徒刑。 4月15日，罗素在他兄弟家写出一份草稿，即为人所知的埃弗雷特小册子。这份文件在其最初的形式上，只是更详细地重新叙述了案子的事实。第二天，在反征募团体办公室，又增加了更进一步的内容，这些内容并非罗素一个人的思想。他们在册子里指出：埃弗雷特被判刑完全是因为仅仅遵从自己的真诚。他是在“进行争取自由、反对宗教迫害的古老的战争，他在精神上遭受的苦难，正是过去时代的圣徒所遭受的那种苦难”。文章最后发问道：“你愿意加入迫害者的行列?或者你愿意支持那些像埃弗雷特先生那样的人?他们为保卫良心而遭受辱骂。在这一切如此进行的过程中、你能够保持沉默吗?” 小册子由反征募团体全文印行，作为对当局的抗议。但是团体的两名成员因发行立刻遭到指控，并处以一个月的监禁。其他的四位发行者也被逮捕和判刑。而罗素由于被当局忽略没有逮捕感到十分沮丧，他对奥托琳说，“为什么他们单单把我留下？” 于是罗素写信给《泰晤士报》说：“我希望让人们知道，我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如果有人因此而受到迫害，那么我应当首先负责。”5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他那封短信，指出有六个人因发行埃弗雷特小册子而遭到监禁，并得出结论说，“我要使大家知道，我就是这份小册子的作者，如果再有任何人受到处罚我是主要负责任的人。” 两周以后，政府最终被迫冒招致公愤的危险，决定起诉罗素，此时罗素给奥托琳写信说： 起诉正是我所需要的。我的状态很好，而又是尽可能地好。我自己认为，虽然他们无疑会证明我有罪，但我认为在法律方面还是好的。我更希望他们那样做……我见到马歇尔小姐、艾伦和其他成员，他们都很高兴，并希望我能得到残酷的判刑。这太有趣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机会。我要合法地得到它，而不怕任何麻烦。 经过十天的谋划，在3月30日，两名侦探带着这本小册子和《泰晤士报》来到罗素在三一学院的住所，他们很有礼貌地询问他是不是最初的作者，并要他承认为妨碍征兵和训练的集会服务。 第二天，罗素在伦敦与反征募团体的初级律师进行协商。虽然弗兰克认为写作这本小册子不像出版其它那样有罪。但罗素还是决定为自己的案件进行辩护。怀特海听到起诉，立刻给他写信说：“你没有允许它出版发行吗?把这本小册子给我寄过来。我希望你的人要好好商量一下。让我知道，我是否和怎样能够提供帮助或表明友谊。你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唯一的事实：我认为你对国家政策和个人与之相联系而应尽的职责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要减小情感。”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4)
罗素在准备自己案子的过程中，心里很平静，他对奥托琳说：“我不着急确保宣判无罪。以这种方式得到起诉是令人愉快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这种方式是放肆的，或者是一种无根据的挑衅，因为有不少提供支持的可怜的人。我完全地希望他们仅仅被处罚款。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向德比爵士呼吁。我对他们进行的盘问应当感到高兴。” 案子的听证会于6月5日在高等法院举行，奥托琳·莫雷尔女士也来了，她的到场使整个审判大会颇增色彩。她身穿色彩斑斓的开斯米外衣，头戴一顶绚烂夺目的帽子。同时，案子就其本身来说有足够的色彩。罗素哄骗地盘问德比爵士，他是一个“有时面对两难困境时犹豫不决”的人。法庭被奥托琳和她的陪同者利顿·斯特雷奇弄得令人眼花缭乱，使他在这样一个法庭上败北。奥托琳几天前将此事告诉菲利普，他充当保释人的角色。听证会主持人是57岁的查理·威克菲尔德，石油大王和伦敦市市长，他在“征募运动中起着很大作用”。起诉由A．B．鲍德金先生提出，罪名是“发表不利于大英帝国征兵与军纪的言论。”他展示了使一个坏案件最坏的天才。G．H．哈代在叙述三一学院对这个案子的反应时说，“照本宣科对一个没有能力的发言者是残酷的，但是鲍德金先生的演讲术比他的法律要糟得多。” 开始时，起诉集中在这样一个主张：埃弗雷特小册子将阻碍征募运动。鲍德金的主要之点是，不仅仅是小册子试图阻止征募活动。他还说：“可以完全确定的一件事是，它从头至尾，没有一个字似乎对征募活动有所帮助。” 罗素的辩护读起来令人感到高兴，使得那些政府的支持者非常的尴尬。他引用总部秘书新近在下院所作的陈述：“我同意赫伯特·塞缪尔先生的意见，他认为，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决定要破坏法律的人，是一个能够被尊敬的人。如果塞缪尔先生和我宣布这条意见而犯法，那么，我希望他在发现他自己处在我今天所处的境遇之前，发布一些新的规则。”在这个令人不快的开场白之后，他用最小的努力提出他最大的冒险，达到他辩护的最关键之点： 我认为不存在任何提出理由的明显可能性，也提不出任何明显的证据，用来支持这种观点，即这本小册子损害了征募活动。当它出版的时候，独身男人已经服从征募，所以，任何假定的影响仅仅与已婚男人有关。现在，打算自愿入伍的已婚男人并不是拒服兵役者。这本小册子告诉他，如果他选择做一个拒服兵役者，他就要忠诚于两年的苦工。我并不认为，对于这样一个事实的知识，会诱使那样一个不是拒服兵役者的男人自称自己是一个拒服兵役者。 罗素接着说：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5)
我要说的是，我自己被证明有罪还是无罪无关紧要，但是不仅仅是我个人置身其中，我们祖先世世代代经过战斗和牺牲建立起来的自由传统也置身其中。其他国家可能在其它方面超过我们，但是自由的传统具有最高的善，我们身在这个国家，将看得高于其它任何事情。因为那是我所赞同的个体自由。我们处在当局似乎有些忘记英国传统的可怕的压力之下。对我来说，这种恐惧并不值得，我认为如果继续下去，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罗素大约申辩了一个小时。利顿后来说：“非常好，但简直是篇宣传性演说。大法官看起来像一头固执的猪，起诉的律师像一幅道米耶的动物漫画。肯定的方面结果在鲍德金一方。在这样一处匪穴里，我更感到神经紧张。” 最后，大法官忍无可忍，打断说，“我已经给了你大量的言论自由，因为你不是专家。但是我认为，我必须告诉你，你现在正在进行一场政治演说。”两天以后，罗素回忆道：“我现在学会了如何演讲，我感到高兴。这些时间以来，我的某些保守性和腼腆一扫而光，我能够把所有的东西表达出来，这是我以前所无法做到的。”后来他对奥托琳说：“我并非有意识地，而是内心深处永远想得到的东西是刺激，这是一种使我的大脑活跃和丰富的东西。我认为它是使我成为吸血鬼的那种东西。我从成功的感情中主要获取这种东西，失败使我精神衰萎。” 审判的最后，法官把罗素的抗议抛在一边。他说：“他没有被说服，因此要判被告有罪，罚金是100英镑，或者判处61天监禁。” 罗素不服，提起复议。于是6月29日又举行了听证会，但罗素的要求被拒绝，他拒绝支付罚款，因此被关进监狱是不存在问题了。他在三一学院的个人所有物品的价值远远超过100英镑，不付罚金的抵押物因此在“保护规章”下被征收。地方拍卖商来到学院，搬走了他的家具和1500多册书，其中包括布尔特金质奖章，那是前年哥伦比亚大学为了他在逻辑学理论方面的贡献而奖励给他的。 1915年10月，三一学院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解除罗素的教职，理由是：他已经“被王国行为保护规章证明有罪，并且他的罪行也进一步得到证实”。但这个决议直到1916年7月11日才公布。 此时的罗素已经获得很高的国际声望，并且赢得后生们的称誉，但这并不能为他解决实际问题。早在1915年初，哈佛大学邀请罗素进行第二次访问，因为罗素在三一学院有两个学期的休假。此时罗素只是想和妇女国际联盟的国际主席简·亚当斯联合一起，去会见威尔逊总统。他给奥托琳写信说：“这不是说，现在美国在解决和平问题上有多么重要，如果我到那里去，只要让我讲哲学，我就不会呆很长时间。在哲学方面，我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要说，现在我不想拿出时间来对它进行思考……”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6)
1916年1月，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伍兹教授给他提供了讲座。后来，他进一步提出要和他约定一门课程，它必须根据罗素战争期间的政治观点而设。此时，罗素的反应很复杂，他奥托琳说： 他最初是反对，去美国是可怕的。它将影响我在这里进行的为了和平的工作。它也令人厌倦，并使我对写作产生较多好的观念。主要的理由是金钱方面的。他们将支付我400英镑……另一个理由是，它可以使我体面地推迟以下决定：是否再离开三一学院一年。第三个理由是，美国有重要的国际地位，我在那里能比在这里产生更大的影响。在逻辑方面的课程不用准备，我闭着眼睛都可以讲授。另外的课程值得花些力气，可能还值得讲授。我应当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我能够结识一些重要人物……我真正地认为，美国是值得一去的。 在月底之前，罗素接受了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伍兹教授的邀请。同时，他寄去他在伦敦所作的演讲的副本——《社会重建的原则》。这些“有害的”讲演最终以《人们为什么战斗：消除国际斗争的方法》为题出版发行，在美国产生了一些影响。伍兹教授3月份写来一封信，向他指明了那些影响。他的信中还提到：他和哈佛大学校长讨论了罗素政治学课程安排问题。 随着他在伦敦演讲的影响的进一步扩大，罗素预感到英国官方的态度。四月份时，他给伍兹教授写信说；“我认为我应当提醒你，英国外交部可能拒绝我离开这个国家。如果这个行动来自于哈佛、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将准许我离开。”他的怀疑是有充分理由的。伍兹设法安排了他在许多美国大学和学院的演讲。 确如罗素所预料的，哈佛的邀请事实上给英国政府出了难题。他在美国的声誉不断上升，他被授予布尔特金质奖章时，给奥托琳写信说：“这是美国大使馆给予的。因为我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犯了叛国罪，我希望他们在监狱给我带来。”后来他决定去美国进行演讲，不仅要讲逻辑学，而且要讲政治学。这个事实给英国政府带来了忧虑。 罗素已经承认他是埃弗雷特小册子的作者。11天后，英国外交部接到驻华盛顿大使的密码电报。电报说：“哈佛大学校长说，大学打算让伯特兰·罗素担任讲演人。后者认为他可能被拒绝离开。他可能得到警告：德国人将传播他在这里发表的任何反对英国的东西。”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7)
大使的密电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一位官员说：“应当尽一切可能阻止罗素离开。”另一位说：“我认为他的影响在美国将是灾难性的、尤其是现在，他发表了那么多的和平言论。”内政部的态度很矛盾：埃弗雷特小册子是不合法的，但要取消对五个次要的发行者的残暴决定，而罗素却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被告。后来随着罗素的传票公布开来，内政部接到通知，格雷已经决定不允许给罗素办理护照。外交部给华盛顿的照会说：“罗素先生因写作一个不合乎需要的小册子，而被王国行为保护规章证明有罪，不能给予去美国的护照。请通知哈佛大学校长。” 听到这个消息时，罗素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写道：“除了在金钱方面，我个人已经解脱。我憎恨放逐的想法。但是你可以这样想象，这种暴政如何激怒了我。关于这一点，我要编一个笑话。我想指出，我打算去教授逻辑学，而政府却认为逻辑学将使美国反对我们。” 真是祸不单行，继拒办护照之后，7月11日，三一学院委员会公布了1915年10月一致通过的决议：解除罗素的教职。尽管三一学院委员会的22个成员签署了反对取消罗素任职资格的抗议书。但是这个抗议语调温和，仅仅限于记录这个事实：签名者“不满意学院剥夺罗素先生讲座任期资格的行为”。 学院主持解雇罗素的麦克塔格特给希尔顿·扬写信解释说： 关于罗素，我要告诉你我所采取的立场。我一直不准备不让他把意见表达出来，无论那些意见是什么，将它们表达出来都是合法的。但是当他做出法律认为是犯罪的某些事情时，这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或对我来说似乎是如此……在目前这种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在那种控告下的罪行是否是一件足够小的事件，以致使我们对此置之不理。 在另外的方面，这里无疑还有许多问题：(1)大部分罪行因邪恶的动机而犯。没有疑问的是，罗素我行我素。因为他相信那是他的职责。当然，这在二者之间产生了重要区别。(2)学术自由是珍贵和脆弱的。(3)罗素在他工作中的卓越表现，使被赶出校门是学院的一个十分巨大的损失。 我不用明确地证实我的观点，我不必告诉你这一点。当我意识到我所提出的论据的力量时，我毫不动摇地认为，我的投票是正确的。 如果人们从我们长久的友谊和我们共同的工作的角度考虑，那么，对我来说，这个损失要比对三一学院的任何其他人的损失大概大得多。我深深地想得到他的批评，但这不是我最想得到的东西。 是的，他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也是如此。那是留下来的某种东西…… 在那些日子里，罗素自己远不如他的支持者焦急。他给奥托琳写信说：“是的，我对剑桥解决问题的方式感到高兴。我希望三一学院委员会能够认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值得的。我对此没有什么个人的感情因素，我高兴地进行我要做的事情。起诉的每一小点都是有用的，它使人们认识到，从战争中不会得到什么益处。”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8)
当然，罗素对三一学院的感情是很深的。在若无其事的表面下，内心里却是百感交集：自己的名字从学院的名册中被抹去，这使他的内心受到极大的损伤，这就是意味着他和学院的关系就此一刀两断了。一直忍受着众人的敌意和冷遇，可能使罗素陷于一种相当痛苦的境地，这也使其他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多年以后，罗素说：“三一学院的教师们都恨我”。 同时，麦克塔格由于采取那种态度对待罗素，所以在战争结束后，众人失去了先前对他的那种敬意。 在被三一学院除名之后，罗素以更机智的方式谋取了工作。因为拒绝为他签发去美国的护照。他决定留在英国，以公开演讲作为自己的职业。在随后的18个月里，他满怀热情的参加了许许多多的活动，使政府出于一种更尴尬的境地。他写道： 我自己要把我所期待的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是值得的。我喜欢这一切……很晚以来我对自己才有所发现。我沉着而清醒，我自己内部不再有不能实现的东西的情感，它曾经是一种长久的折磨。我不在乎当局会对我做出什么，他们不再能够阻止我。以前，我既感到恶心，又感到只能被动地服从；现在，我感到积极向上，并对我的积极性感到满足。我一点也没有内在的不和谐，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地让我觉得麻烦。 1916年夏天，他去南威尔士演讲，但是当他准备好一篇“政治学的哲学原理”(The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of Politics)的讲演之后，却接到陆军部的一项愚蠢可笑的命令，要求他只能在曼彻斯特之类的内地城市演讲，不能到一切沿海城市这些所谓“禁区”里去演讲。似乎“罗素或他的听众们可能会向德国的潜艇发送什么信号。” 原来，当局在这段时间处理反征募团体的活动，特别是处理罗素的活动方面，变得比较审慎。内政部和下院不止一次的对罗素事件进行讨论，他们试图摆脱出尴尬的困境。首相曾要求他的官员，对这次令政府陷入可笑境地的事件做出解释。但有几位政府要员仍然坚持强硬的立场。他们劝陆军部下道命令，禁止罗素进入当时的军管禁区。因为军管禁区主要是为对付外国间谍而设，所以陆军部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1916年9月1日，伦敦警察厅的两名官员来到罗素的住所．他们带来一道命令：未经特别允许，他不得进入(军管)禁区。 面对这个“厄运”，罗素知道躲是躲不过的，他于是决定保持沉默。他给奥托琳写信说：“整个事情使我振奋。立即采取行动是令人安慰的事，不必大惊小怪。我今天听说，他们彻底地搜查了我的住所。这件事使他们得到了许多运动，我感到高兴。” 几天之后，随着禁令消息的传开和自由意见对此做出的反应，罗素最初的这种感情得到加强。他写道：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9)
我对此完全感到高兴，我认为最终我会更好。每一个人都在愤慨。从我这方面说，我从中获得如此巨大的乐趣，以致想做一个烈士都有了困难……他们的作为对我是一个奉承。这是第一件事，它劝说我去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如果他们对我不闻不问。我将不能对任何事情产生影响。他们是一帮蠢货。 9月8日，罗素申请：要求允许他到一个军管禁区作关于“政治理想”的演讲，这是他在禁令发布前就已安排好的六次演讲中的第一讲。其他五篇演讲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与工资体系”、“社会主义的陷阱”、“个体自由与国家控制”、“国家独立与国际主义”和“教育与偏见”。这个要求使陆军部感到为难。下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意见是否定性的，他们认为，与加德夫演讲一样，罗素的这些演讲是一种政治性宣传，它们将会带来危害。在这种情势下，罗素要去军管禁区演讲的计划，与他美国之行的计划一样，也以流产而告终。像怀特海推测的那样，“它是送给德国宣传机构的一件礼物”。 查理·特里维廉在国会中曾就这一问题询问过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这种举动显然是很愚蠢的。乔治回答说，罗素的讲话“毫无疑问是在阻止战争的进行……我们已经通过非常可靠的渠道得知这一点，伯特兰·罗素先生正准备作一系列讲演，坚决反对扩军增兵。” 对此罗素反驳道：“我所真诚希望的是，特工部门对于德国人的情况不要像对待我这样不着边际。”他还反问说，如果他的那些关于政治原理的演讲真的那么恶毒，为什么还允许他在曼彻斯特演讲？ 英国政府之所以在罗素面前显得张皇失措，其原因是他们特别害怕罗素的演讲会导致兵工厂工人的罢工运动。因为罗素是和平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已经享有很高威望的人，而且他本人已经超过服兵役的年龄，他支持反征兵同盟的态度并无私心的成份搀杂在内。因此他的支持对当时默默无闻的这样一些青年人是难能可贵的。 在反征兵同盟委员会中的有人称他为“梅菲斯特”(Mephisto)（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因为他的颧骨很高，脸型狭长，而且他那种玩弄各种各样小把戏、小花招来欺瞒警察的劲头儿，也令人把他遇梅菲斯特联系起来。 由于他们怕反征兵同盟遭到官方镇压，所以他们还设有一个地下组织，备有全副周密的暗码和代号。有一次芬纳·布罗克韦把装有全部秘密计划的提包忘在出租汽车上，这个提包被送到警察局。当他在全体委员会议上透露这件事的时候，罗素说：“我提议咱们转移到苏格兰大院去开会，省得麻烦警察来逮捕咱们。”但这只装着文件的提包却原封不动地被送回来，因为一位委员的兄弟是警察局的一个高级官员。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10)
反征兵同盟还有一个办公地点，有一天他们正在这里开会，得知他们的本部正在被警察搜查。有六个密探正在街上。罗素又激动又兴奋。“他们是在寻找我们呢，”罗素说，“让他们到一位爵士的家里来逮我们吧”。他把委员们召集在一起，分别乘坐三辆出租汽车，把他们带到戈登广场附近他哥哥弗兰克的家，乐呵呵地猜想着如果警察来到这里捉拿自己的时候，他那位身为伯爵的哥哥会说些什么。当他们发现伯爵不在家，而且警察也始终没光顾时，罗素不禁大失所望。 2、文章惹祸 接下来的日子，罗素的演讲和写作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开始转移，对反征募团体的热情锐减。早在1916年9月，反征募团体的主席克利夫德·艾伦第二次被监禁，罗素因而被任命为该团体的代理主席时，他就写信给奥托琳，抱怨这次任命纯属胡闹。“我再也不愿意做那样的工作了，”“但是，我在那儿干的时间太长了，因而总有一种责任感，所以我必须坚持下去，每天都去办公室。” 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是：他认为反征募团体的领导被当局监禁后的继任都是些无能之辈，“整天为了些琐碎小事争吵个不停”。所以他的不满情绪日增。在1917年5月，他在一封给全国委员会成员的绝密私人信件中为自己的这种看法辩解。他说，担任代理主席一职，他很不舒服。原因有好几方面。首先，他本人不擅长行政管理。其次，反征募团体现在所能有效完成的任务远没有他所能致力的工作重要。第三，包含两个最根本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因素。他在信中是这么说的：“我很明白，只要战争还在继续，那么，促进和平早日到来便是第一重要的工作。与它相比，任何工作都退居其次。如果俄国革命的曙光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则更是如此。”“由于每位接受极端和平主义思想的人都盼望战争尽快结束，所以反征募团体作为一个团体，并不适合在一般政治领域活动。我认为作为个人，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那些致力于结束战争的人，即使他们不能接受战争永远错误的观点。” 接下来罗素发现了反征募团体离和平主义道路越走越远。该团体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与政治上的独断专行毫无二致，而这正是他所深恶痛绝的。1917年9月3日，他的嫂子，已经回国的伊丽莎白在日记中这么写道：“他对自己一直干的工作感到厌倦，并且说希望到圣诞节时可以脱身。他再一次渴望回到哲学领域中去。”两天后，罗素给菲利普·乔丹的信里证实了他嫂子的判断：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11)
我对哲学的兴趣再次强烈起来，希望不久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想写两本书，第一是现代哲学概论，第二修订《数学的原理》。我还要做其他许多工作，根据我的《外部世界》来把数理逻辑应用到物理学原理之中。如果能把这些工作都做完，那么我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这年秋天，罗素下决心从反征募团体辞职，把工作移交给阿尔弗莱德·索尔特。这时他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在给奥托琳的信中，他这么说道：“我渴望再次回到哲学研究中去。”“我的脑子里满是要干的工作……我仿佛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的强烈冲动。我希望自己能够平平静静，有条不紊——感情最终是可怕的。我觉得自己无法将反征募团体那枯燥无味的工作坚持下去。” 罗素的演讲依旧，为了和平，为了改善经济状况，罗素依旧给《法庭》杂志为反征兵同盟而欣然命笔，每周一篇，常常触及政府的要害，攻击政府。恼怒的政府决定治一治他。 1918年1月3日罗素应《法庭》总编的邀请，写了一个半专栏，论述“德国的和平意图”。在文中，他呼吁尽早谈判，并且为不尽快谈判描绘一个颇为黯淡的前景。他写道： “如果不马上实现和平，那么整个欧洲都将会陷入饥饿之中……人们就会为了争夺生存的必需品而彼此厮杀…… 到那时候，美国的军队就会占领英国和法国，不管这两个国家是否能证实自己在反抗德国人的战斗中是条硬汉，美国军队毫无疑问能够威吓罢工者，这正是美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家里最擅长的角色。” 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政府已经想到了这些问题，所有的事实都表明他们的头脑里空空如也，他们苟且偷安，靠颟顸无知和柔情脉脉的蠢话来自我安慰。……” 这篇文章对当局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正如罗素的一名最忠诚的拥护者哈代所说，这段话写得“既愚蠢又草率。一个有名望的人，只有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痛苦与绝望之后才写得出来”。罗素后来也承认这一点。正像他告诉吉尔伯特·默里的那样，“……当然，如果我事先能想到公众的注意力会直接指向我发表在《法庭》上的那篇文章中的一段话，那么我自然会谨慎一点，以免让那些不熟悉绝望而又好斗的和平主义者口吻的人产生误解。” 文章发表大约一个月后，麻烦出现了。2月2日，罗素在给克利夫德·艾伦的信中描述说：“昨天上午，我在洗澡时，来了两名侦探，问我是否(在两个月前)写了一篇题为《德国人的和平意图》的文章，还特别提到了其中的一段话，是关于美国军队被用来威吓罢工工人的。我说是我写的。他们又问是不是我编的，我说不是。我以为他们会问编辑是谁，但是他们没有，然后他们就走了，临走前还说要去问《法庭》杂志。”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12)
三天后，罗素受到了传票，罗素烦得要命。他在信中对奥托琳说：“尤其它的起因只不过是一段话说得不够谨慎，不符合当局的宣传口径。我是不会支付罚款的，而且也不想让朋友们替我掏。我现在完全不适合工作，所以我情愿呆在监狱里；当一个人变得如此马虎草率时，在监狱里呆上一段时间对他是有好处的。一段时间的休息可能很适合我。” 正如罗素所愿，罗素被押送到波街(Bow Street)受审，他的那些知名的朋友们都聚在法庭里。起诉人宣读了罗素那篇文章的某些片段，但却没获得预期的效果。当读到“……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政府已经想到这些问题。所有的事实都表明他们的头脑里空空如也……”时，法庭里的人们不禁哄堂大笑。这位起诉人双眉紧皱，加重语气、声色惧厉地把这段话又读了一遍，于是众人又一次放声大笑。但是法庭上的这种笑声并不能使罗素得救。后来法官约翰·狄金森爵士( John D1ckZnson) 在宣判中指责罗素说：“罗素先生似乎丧失了一切礼貌感和公平感，忘乎所以，竟蓄意以一种讥笑口吻侮辱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一个伟大国家的军队……这种攻击是非常卑鄙的。”因此，他“在印刷物中说了一些有可能损害女王与美国关系的话”罪名成立，得在第二监狱服刑六个月。 罗素在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对狄金森作了这样的评论：“这位法官的穷凶极恶，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我从来还没见过这么刻毒的仇恨如此发泄过。如果他能这样做的活，他一定会把我吊死、把我千刀万剐、碎尸万段的。” 关于这次审判的情况，在给利顿·斯特雷奇的一封信中也有一段描述：“这次审判的确是太无耻了，……太恶毒了，令人痛恶。约翰·狄金森这么一个卑鄙小人竟判处伯蒂不道德而把他送入囹圄……詹姆斯（作者的哥哥）和我都恨得咬牙切齿，愤然退场。世上竟会有这种邪恶的丑类，真是令人心灰意冷。” 法官约翰·狄金森对审判也感到后悔，这从他在两天后给罗素的教父科布登－桑德森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说：“他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职责，现在他还这么认为”。从信中的语气可以明显地看出，惩罚这么一位科学界泰斗让他非常后悔，但是一个人地位越高，责任也就越大。“我希望大家能理解这次判决。” 罗素并没有把判决当回事。“这是战争造成的，不必太认真。”他对奥托琳说，“法官审判我时，我感觉到他的内心有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恶毒，一种强烈的憎恨情绪。这很让人吃惊。4月12日我提出了上诉，但是改判的可能性很小。但不管怎样，总能拖些时间，这就意味着冬天我不会被关进去。这是对我的仁慈。” 朋友们都对罗素表示同情。怀特海的大儿子诺思从部队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回忆他们兄弟与他一起度假时的情景，并且说希望等战争这场噩梦过去以后，能够再次相聚。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13)
诺思在信中这么写道：“你陷于麻烦之中，我感到非常遗憾。我要告诉你，我对你怀有极深厚的友谊。” 已耄耋之年的科布登－桑德森给罗素写来信说：“要是你母亲能够亲眼看到你的成就该多好！”“要是她还活着，你们一定会互相深爱对方的！如果这么做合适的话，那么越早越好!我曾经赶到雷文斯克罗夫特看望你母亲，还有你，我的教子。早在你出生之前，我们就说好了的，不管她生的是男是女，都由我来当教父。现在，就在你提出上诉的前夜，我要给你一位老人的不变的爱，并为你祝福，不管你遭遇什么样的外部命运，在你的内心，你仍能像以前一样，把自己深深根植于自然这片肥沃的土壤里，领会它那无以言传的神秘，凝神静听，内心充满虔诚!” 罗素担心更多的是他的哲学写作在第二监狱中无法进行。2月份之前，他一直在与朋友们讨论如何缩短服刑时间。“我认为把服刑改为罚款，或者缩短服刑时间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他在给吉尔伯持·默里的信中这么写道，“但我相信上诉后，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对内政大臣产生一定的压力。”他在给凯恩斯的信中说：“但是如果你曾经像我这样严格按照王国国防法所规定的程序上诉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即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律师，也无法让他的当事人减刑。……” 在罗素快要认可这六个月的徒刑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威胁。他着急了，给默里写信说： 现在看来，服役年龄肯定要提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最好在服刑前做好心理准备。你知道，我曾经支持过极端主义者，因此我本能地无法接受另一种服务。但是如果《法庭》能够承认我在哲学领域的工作和保卫国家一样重要！那么我还可以继续我的研究，而且不需作任何形式的妥协。我丝毫不在乎这有数的六个月的监禁，但是如果真的去军队服役，那么时间可就说不定了，可能要好几年，对我的工作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这才是我真正在乎的。在政府不反对的领域，我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我需要很好地准备一下，然后再与《法庭》谈我的计划。我打算与它签份合同，写本关于现代逻辑学的书。签合同可以表明我的决心。我认为有必要请名人，无论是哲学界还是其他领域的，给我写几封证明信，证明应该允许我从事哲学研究。如果能请上美国人写则再好不过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教授，哈佛大学的R·B·佩里教授，卡尔或许愿意给我写封信。任何美国人，只要《法庭》能承认就行。如果他们中的某一位能够亲自来一趟，作个证明，那么对我真是一个极大的帮助。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14)
从政府方面来看，最简单的办法便是通知兵役处代表，在我这种情况下，可以免服兵役。这样就可以免得兴师动众了，而且，政府一旦发现我的行为越轨，还可以随时撤消对我的豁免。这也就是走个后门而已。不知道你是否能够为我想想办法。很抱歉，打扰你，但是我一旦进了监狱，就无能为力了，这对我的未来确实非常重要。 上诉的日期越来越近，罗素不想在第二监狱服刑，“通过上诉减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给卡尔写信求援： 但是如果有名人为我请愿，内政大臣把我改在第一监狱服刑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冒昧地问一句，如果我服刑是势在必然，那么你是否愿意找几位著名的哲学家为我说情呢?我觉得吉尔伯持·默里会愿意替我找人的，所以你还要避免与他重复。你认识许多他不认识的人。我不应该这么要求你，但是我现在发现在第二监狱里度过六个月的刑期远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可怕得多，所以我不得不找你帮忙。最近，第二监狱里给犯人的饭菜已减少，根本不能满足健康需要，所以那里的犯人刑满释放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非常虚弱。更可怕的是，在狱中一天只有45分钟能看书，其他时间都要用来干监狱安排的工作。我在哲学领域要干的事实在太多了，我担心在这样一个监狱服刑以后，我的脑子还能用。我已经不再年轻了，已经感觉到时间的紧迫性了。 虽然经过艰难的上诉，但却依然维持六个月的监禁这一原判。1918年5月，罗素乘坐出租汽车来到布列斯顿监狱，监狱的登记处给他的“犯人”号码是2917号，名字是：罗素，伯。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感到很遗憾，自己竟失去了一次坐囚车的体验。 3、 狱中轶事 由于他朋友吉尔伯特·默里和其他人的抗议。艾丽丝把霍尔丹勋爵也请出来帮忙。5月2日，请愿书递到了伦敦副主席劳里面前，于是罗素的服刑地点便被改在第一监狱。用伦敦地方法官的话说，“罗素享有很高声誉。如果服刑使他不能施展才华，那么对国家将是个巨大的损大……” 罗素转到第一监狱。第一监狱给人的印象是：那里的规定也有等级之分，而且很明显，这些规定是有意识地偏向于那些以前有仆人侍候的人的。”因此，罗素不仅可以独自享受一间牢房，而且一天中可以由另一名犯人代替他“从事他所不熟悉的事务和劳动”。这名犯人因此得到报酬的1/3。此外，他可以有自己的膳食。 哥哥弗兰克·罗素也向当局施加压力，使他们允许他弟弟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东西。于是他的囚室有桌、椅、床，还有哥哥弗兰克的妻子伊丽莎白——即《伊丽莎白和她的德国花园》一书的作者——织的地毯，布置得很合适，他常常源源不断地得到书籍和鲜花。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15)
罗素的自由度较大，只要书报“其内容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就行”，他可以随便阅读。只要探视委员会认为：“合理或者可取”，那么，罗素可以得到每两周一次亲朋好友的探视以及写一封信的更自由的规定。因此，罗素在第一监狱里与其说是监禁，不如说是拘留。用监狱系统调查委员会劳动报告中的话说，让犯人劳动的目的“只是防止他们重复犯罪，或者暂时把他们与社会隔绝开来，因为在政府看来，他们的自由无论对他们本人还是社会都是有害的”。因此，罗素实际上是个政治犯，还可以继续自己的工作。 罗素的囚室比一般的囚室要大一些，因此他一个月还得交付2先令6便士的房租。他入狱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找监狱长，他名叫海恩斯上尉(Captain Haynes)，是一位品质高尚的退伍军人。罗素郑重其事地问他，拖欠房租有什么处罚，如果这种处罚是收回住室，那么他就一分钱也不付。 一位囚犯被派来负责打扫罗素这间囚室。他对罗素说，他蹲过所有的监狱，品味下来，“布列斯顿监狱是伦敦的监狱里最好的一个”，他的这番话使罗素极感兴趣。罗素还记述了他的那些狱中的囚友们，罗素形象的说：“生活在这里，就像是生活在大海上的一艘定期客船中一样；一个人被关进来，和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在一起生活，除了呆在自己的囚室里，无其他地方可去。我看不出他们比普通人坏到哪里去，他们可能只是在意志力方面差一些，如果可以从他们的面相上判断的话。……” 另外，监狱的一位看守曾自豪地对罗素说，他是独立工党的一个成员，他们的组织已经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释放罗素。但是没有结果。 得到监狱的允许，罗素不必八点熄灯，可以在晚上十点才熄灯。他的狱中生活还是那么井井有条，每天花四个小时用于哲学写作，四个小时用于阅读哲学书籍，四个小时用于阅读其他书籍——从伏尔泰(Voltaire)到契诃夫(Tchekov)，从法国革命史到关于亚马逊河和西藏的游记，时而还读点侦探或惊险小说。“我敢肯定，监狱里的日子不会太难过．现在我甚至感觉非常兴奋。”他对奥托琳说：“虽然我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多做点工作，但是现在我觉得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似乎还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产生多大影响。一个人不能只考虑现在的影响，而必须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像雪莱那样，立志影响下一代中的极少数人。” 监狱里禁止吸烟很让罗素感到烦恼，孤独无友，除了生病期间，这段狱中生活几乎是他六十年吸烟史中唯一的一次断烟期。难耐时，他就以吃巧克力来代替吸烟。他被获准每周可以同时会见三位探望者，条件是他们必须一起来。于是他就细心地把他的朋友三个人一组地编排成最佳的人选。早在进监狱之前，罗素就挑选好了“意气相投者”，并列出了一份单子。因此，克利夫德·艾伦、罗素夫人和第三位与他们合得来的人列在一张单子上，哲学家们列在一起。
第三篇 政治热情
沦为“囚徒”(16)
当然，来访者什么时候有时间来不是常常能确定的，于是他还准备了一份候选人名单，排在第一的便是吉尔伯特· 默里，然后依次是查尔斯·桑格，数学家利特尔伍德，德斯蒙德·麦卡锡、玛格丽特·戴维斯，数学家内维尔，汉密尔顿夫人，T．S．爱略特，伯德特小姐，弗朗西斯·梅内尔和他的老朋友亚瑟·戴金斯。 其实，安排探视顺序主要是弗兰克的工作，因为他最适合这项工作，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在1918年的英国，有个头衔远比现在有用得多；另外，他本人就曾因为重婚在布列顿监狱服过刑，对许多看守来说，他的名字就像自己的教名一样熟悉。 去狱中看望罗素，给那些享有这一难得的机会的人们留下了难忘的感受。有一次，弗兰克·罗素，奥托琳·莫雷尔女士，和反征兵同盟的一位官员格拉迪斯·林德(Gladys Linder)约好在路堤碰头，然后乘电车去布列斯顿。在约会地点，第一个来和林德小姐碰头的是奥托琳女士，她身穿一件色彩艳丽，有三层折衬的上等绸裙，上头还缀有一圈银白色的边带，雍容华贵，颈项上还戴有名贵的珍珠项链。随后而来的是头戴高帽、身穿礼服的弗兰克。他们登上电车的顶层，所有乘客的目光都聚集到他们三个人身上。弗兰克用那副大嗓门谈着他因重婚罪而身陷囹圄时的种种经历，乘客们出神地侧耳谛听。 T．S．艾略特也有一段回忆，他记得当时和弗兰克·罗素、德斯蒙·麦卡锡(Desmond Mc-Carthy)一起去看望罗素，他们几个人坐在监狱一院中的一个凉亭里畅谈，“似乎置身于火车车厢里一样”，监狱看守不远不近地在一边监视着他们。 罗素总是在他们来访前作好准备，把他想问和想谈的一系列事情都写在纸上。但当朋友们真的来到面前的时候，他却兴奋异常，常常忘记想要谈的那些事。他写信对格拉迪斯·林德说：“要知道，一个人最想知道的是自己朋友的消息。我从报纸上得到政治方面的消息，而且也能在这里遣兴解闷，但朋友的消息却只能从探书信中获悉。”林德小姐回了一封信，信中谈的都是个人琐事，涉及到的人都用第一个字头代表。监狱长拿到这封信，还怀疑这些缩写字头可能会是某种复杂的密码呢。 5月27日他给弗兰克写信说：“我马上就要完成7万字的《数学逻辑概论》了。” 在狱中，他的写作成果包括《数理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of Mathematical Philosophy)和对杜威的《实验逻辑论文集》(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作的长篇评论，他还为撰写《心的分析》(Analysis of Mind)一书而初步阅读了一些必要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