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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沈卓石的画吗？”

“有。在那儿！”

这一群人象一架大型联合收割机，笨拙地转了半个圈子，来到沈卓石的作品面前。我和范被站在一旁，都暗暗为老沈捏一把汗。然而我又不认为老沈会遭到更大的指责与灾难，因为他这幅画是无可挑剔的，除非这位赵书记有超人的本领。

赵雄交盘手臂，左手托着右胳膊的肘部，右手下意识地担弄着自己光滑、多肉的下巴，阴沉着脸，一声不吭，目光变得冷酷、挑剔、不祥，在画上扫来扫去。好似探照灯光在夜空中搜索敌机。看了半天之后说：？这画的是昨？一个人也没有，我看不明白！”他的口气相当厉害，带着明显的否定。

我在一旁想，你哪里是看不明白，明明是挑不出毛病来！

杨主任上前方要解释画面的内容，只见赵雄露出一丝冷笑，转过头问：

“沈卓石来了吗？”

那个随来的矮瘦、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叫起来：

“沈卓石呢？来没来？来没来？”

这就预兆不祥了。

杨主任忙向周围的人询问。这当儿，不知谁说了声“来了”，人们发现了老沈。原来他早来了。孤零零站在大厅另一端。瘦瘦的身子穿一件旧得发白的蓝棉大衣，仍显得挺单薄，一顶深褐色的罗宋帽扣在后脑勺儿上，鼓鼓的前额从帽檐下凸出来。脖子上围一条黑色的长长的大围巾，一头垂在胸前，另一头搭到背后--还是四十年代我们在艺专上学时的老样于

众人的目光都对着他。这片目光里包含着为他的担忧。赵雄的目光却象一对利箭直直地逼向老沈。老沈呢？毫不惊慌，镇静地站了片刻，才一步步走来。直走到距离赵雄六、七步远的地方站住了。我真怕他出言顶撞赵雄。

“这是你画的？”赵雄问。

“是的。”老沈点点头，回答道。

“你认为你这幅画怎么样？”

“作品好坏，由观众鉴别，哪能自做定论？”老沈的答话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反驳。使周围的人--包括我--都为他的大胆而震惊。

“好，好。”赵雄被激怒了，他咬了咬嘴唇说：“我也是观众，给你提提意见行吗？”这是一个凶狠的暗示。

“当然欢迎。”老沈说，神态自若而安然。

赵雄回手一指老沈的画，大声说；

“你这幅画有严重问题！”

我听了不禁大吃一惊。同时见身旁的范政浑身震颤一下，好象被一箭射中当胸似的。

“问题？”老沈也略略吃惊，“问题在哪儿？”

一痕冷笑出现在赵雄多肉的左脸颊上，眼里闪着得意的光芒：

“我问你，当前世界革命形势总的特点是什么？”

“问我这个做什么？”老沈反问他。疑虑地蹩起浓眉，隐隐有种不安。

“噢，你装糊涂！好，我再问你，你说，当前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自然是‘东风压倒西风’。”

老沈回答得十分果断，但紧皱的眉峰依然没有松解开。范摸清秀的脸蛋上也罩上一层迷惑的烟云。谁也不明白，赵雄指的是：什么？可赵雄说出来了：

“你的画上为什么刮西风？”

“‘刮西风’？哪来的‘西风’？”老沈脸上的问号登时变成惊叹号。他受到意外的一击，沉不住气了。急得声调也变高了。

“怎么？你害怕了？你以为你的用意，我看不出来吗？你还想抵赖？！我问你，你画上的树给风刮得往哪边歪？往左！是不是？‘左西右东’，这不是刮西风吗？问题就在这儿！”

我从来没见过，对一幅画可以如此可怕地加以评论，这样荒谬绝伦--但那个时代，这样对待艺术和艺术家却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在光天化日和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这样干的。文明世界一下子变得比中世纪还要野蛮十倍。文明、良知、理智，都变得没用、无效和可怜巴巴，快要治灭殆尽了呀！艺术，艺术，还要你做什么呢？！我身旁的范玻脸儿涨得通红，仿佛她心里有股火气往上窜，那长长的睫毛止不住地一跳一跳。她肩膀一动，要上前为老沈争辩。我一手绕在她身后，抓住她的后襟，把她拉住。附在她耳朵上低声说：

“别去送死！”

现在我想起当时这句话，觉得好笑。难道议论一幅画还会与生死有关？当时却是这样--眼看着，冤屈、打击、侮辱和将要发生的更加残忍无情的迫害，象一阵擂木滚石，已向老沈袭来。老沈先是惊呆，跟着便已怒气沸沸。以我所了解的他的性格，他决受不了这蛮横无理、荒唐透顶的诬陷。他的嘴角下意识地向一边扯动着，鼓起的脑门微微发红。我知道，他要据理力争了！可是当他着意地看了赵雄部张粗俗又光亮的脸几眼之后，他那双黑黑的大眼睛里忽然闪过一道机智而犀利的光。好象他突然找到了绝妙的对策，脸上激愤的浪头即刻平复下去，重新变得舒坦又安然，嘴角旋着一个嘲弄和讥讽的笑涡。

“你怎么不回答赵书记的问话？”那个矮瘦、戴眼镜的男人站出来，逼问老沈。声调反比赵雄更厉害．这使我头脑里不觉间过“狗往往比他的主人更厉害”这句谚语。

“回答什么？”老沈冷静地说。

“你装傻吗？赵书记问你为什么画‘酉风’？”

“不对，这画的正是东风！”老沈说，把双手倒背身后，脸上乎静而没什么表情。一时，所有人都没有悟到他的理由。连我也没弄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答辩。

“明明是西风。左西右东，你还强辩！”赵雄叫着。

老沈淡淡地笑了笑，不紧不慢、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

“刮东风，树才往西边歪呢！”

他的话使大厅里一点声息都没有了。大家都在判断，跟着就响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对呀！刮东风时，树木才往西边歪倒。大家刚才被赵雄的蛮横蒙住了，谁也没想到这里边还可以找到分辩的理由。此刻，便都不自觉地点头承认老沈的辩解占理，再也不能否掉。我却看出，老沈这个所谓的“道理”纯粹’是给退出来的，是在他刚才要与赵雄争论之前偶然悟到的，我一边赞佩他的机智和冷静，一边因看到一位画家被逼到如此地步，为了对付那荒诞之极的诬陷而这样地使用自己的聪明而感慨万端！

赵雄也明白过来了。他还有什么可说。这是个无可辩驳的自然现象和常识。老沈好象一个颇有根底的老拳师，眼看被对方击中，在乘拳快要触及身上之前的一瞬，却宽宽绰绰地让过了。这对于赵雄来说，比受到回击还难受。他打空了，失去了重心，当众栽了面子。他尴尬、沮丧、狼狈而又恼火。脸色变得很难看。杨主任见了，忙说：“赵书记，咱们再看看别的画。如果您对老沈这幅画有看法，可以先不展！” 我明白，杨主任是个胆小怕事的好人，他是想息事宁人。

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却说：

“不是赵书记有看法，而是这幅画有问题。赵书记一开始就说了，画上一个人没有，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杨主任没敢再说，静了片刻，赵雄大手一摆，气呼呼地说了声：“回市委！” 转身向门口走去。他的大衣的下摆也象生气似的向左右一甩一甩。一群人跟在他身后，一声也不敢出，只响着一片杂乱的脚步声。随后，这脚步声就在展厅的大玻璃门外消失了。大厅里剩下不多的人，大家的目光大都还集中在老沈身上。老沈神态自若。他松开长围巾，把一头往身后用力一甩，重新围好，从从容容地向大厅外走去，范谋走到他面前，我跟在后面。

“您真妙！沈老师，您怎么想出这个理由的呢？叫他无话可说。”范被小声说。她眼里充满对老沈赞佩的神情。

“那算啥理由？荒谬到了极点！纯粹是给他挤出来的。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说出这种荒诞不经的话。居然这种话还顶用！多可笑！不过对这种人只能顺着他荒唐的逻辑口敬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老沈说完，咧开嘴笑了笑。

从他身上多少带着的一些少年般的纯真，在这样一番斗争之后，他竟然有些得意地走了。我却觉得，更大的祸事已经临到他的头上。

三

预感和梦有相同之处，都是现实的曲折反映。有应验的梦，也有成为事实的预感。我对老沈的预感就全应了。过了几天，一场对老沈的气势汹汹的大围攻便开始了。我在家里，听到由学院传来的愈来愈多的可怕的消息和说法，再也坐不住。一天，我借着到学院医务室拿药之故去看看，果然见校园里贴了不少大字报和标语，象什么“沈卓石是我院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根子！”“国画系阶级斗争的盖子必须揭开！”“沈卓石必须低头认罪！”……标语的字几个个有一米见方。还有什么“沈卓石罪行录”、“沈卓石黑话选编”、“沈卓石罪状十八条”等等，不一而足。我草草一看，大字报上大部分内容都是运动初期写过的，早已查证落实，有的属于讹传、诬陷、假造，早被否掉，现在却又重新翻抄出来了。我吃惊、担心、害怕，同时感觉一些人对我的态度变了，躲躲闪闪、若即若离、敷敷衍衍。转天系里来人通知我去参加运动，有病也得去。我不敢不去，第二天一早到了系里，就被领导叫去谈话，要我揭发老沈的“反动言行”。因为在版画系的教师中间，唯有我与老沈关系较近，又是当年的老同学。但老沈是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的老画家和老教师。他赤诚纯真，忘我劳作，无懈可击。我怎能为了个人安危而对他落井投石，无中生有地加害于他呢？我抱定宗旨，自己承受的压力再大，哪怕被拉去给老沈陪绑，也不做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决不出卖朋友。

大概范楼他们也是这样吧！办公楼前又贴出这样的标语：“范措，猛醒吧！” “包庇沈卓石，决无好下场！”和“潘大年，你到了站队的时刻了！”

那几天国画系相当紧张，整天开会，有时还加夜班。批判会的口号声常常从那边传来。我惦念老沈，为他担心，又相信他抗得住。他就象那晚他画的梅树，浑身挣挣劲骨，多年来饱经风吹雪打，从不曾弯倒过。但这次风头更猛--我早听说北京开了“黑画展”，一批画家横遭冤屈与打击。看来老沈的遭遇有着深远的背景，来得非同一般。所以我常常放心不下，怕他一旦被“打倒”就永无出头之日。再强的意志也难免被挫伤。有时，走过校园时，故意放慢脚步，想碰上老沈或范模和潘大年探听一下。

一天下班时，我遇到潘大年。我从办公楼的南门走出来，他正从东门出来，看样子我们正好能在校门口碰上。我暗自庆幸能够碰到他，便估量着距离，掐准速度往前走。但潘大年走了一半看见了我，突然站住了。他好象忘记带什么东西似的，两只手上上下下地摸衣兜，也没理我--就象根本没瞧见我似的。然后就转身急匆匆地走回去了。我猜到，他这是装的！怕碰到我，多有不便。可是跟着我就对他起了疑心，唯恐他会做出于老沈不利的那种事来--这当然也算是一种预感。不过我有心理根据。

潘大年虽与我是老同学，但我对他早有看法。二十多年来，我们没吵过一次嘴，没红过一次脸，而且不管我发表什么见解，他都随声附和，从不与我争辩，可我们的关系反不如我与那象好斗的鹤类似的老沈的关系更率直、更贴近。我和他之间，总象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墙，只是客客气气地保持一定的距离。谁也不想再迈进一步。而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看法，起源于一件小事--

运动初期，我俩与老沈三人被关在同一间“牛棚”里。一次，也是在冬天，正号召节约用煤。看管牛棚的学生叫我们少用热水。老沈早起漱口时因嫌自来水太凉，就渗合暖瓶里的剩水。吃过午饭，老沈被提去审讯。我歪在一张木板床上打脑儿，橡赚陇陇时，看见潘大年蹲在凳子前写了一张小纸条，随后拿出去递给看管“牛棚” 的学生。那学生看了条子便骂他：

“这种屁事也来报告。滚回去！”

我听了，立即变得很清醒。见潘大年快快走回屋。我不知何事，便闭眼装做熟睡不知，耳朵注意听他们的话，但他们谁也没说什么。过一会儿，潘大年也被几个学生带去质询，恰巧那看管“牛棚”的学生临时去办什么事，屋里屋外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起身到门口一看，那张小纸条竟然放在一张椅子上呢！我的目光迅速在小纸条上扫了几眼，不禁大吃一惊。在这张小纸条上，是用秃铅笔写的方方正正、战战兢兢的小字：

值此节约用煤之际，沈卓石今早居然用热水漱口，实

属严重错误，特此报告。

报告人：潘大年

一股厌恶与愤愤的心情涌满我的胸膛。真想不到，高压能把一个人变得这样无耻和可怜！此后许多天，我不怎么答理他，弄得老沈都莫名其妙了。但我一直没肯把此事告诉给老沈。又鉴于老沈与潘大年关系密切，并在一个系里工作，我曾向老沈做过两三次暗示。老沈听了却笑道：

“他就是胆小些。性格上的缺陷吧！”

我不好明说，只辩解道：

“胆小是性格上的缺陷，可又不尽然，往往是反映出一种自私。如果这种人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出卖同志！”

“哈哈，你这样说不是太过份了吗？自私谁也免不了，大年总还是优点多嘛！你不可太偏激嘛！运动初期，大年也揭发过我。这原因，如果说他胆小、为了保自己，我倒是相信，而且我谅解他。运动来势这么猛，有几个人经受得住？何况他又那么软弱！可是你要说他在出卖我，我却不能这么认为。你知道，他私下对我掉了多少次眼泪……”老沈这么说着，嘴角微微发抖，倒引起他对潘大年的一种同情感。

“唉！老沈呀！”我心里这么想，仍没把那件事告诉他。我甚至估计到，即便说出来，老沈也会以他宽阔的胸怀和对待朋友的深厚的真情，把那件事容纳下。在感情方面，老沈是相当固执的。因此我没再说什么，暗自对潘大年存下戒心。

今天的事，使我对潘大年产生深深的忧虑。此时此地，至亲好友间的出卖是致命的。但转念一想，老沈又没什么可供潘大年揭发的。他是不是仅仅由于胆小怕事，有意避嫌呢！不过，我就无法得知老沈目前的处境如何。看来我只有遇到老沈本人才能了解到他的境况了。

我终于碰见了老沈。在办公室一楼的走廊里。我俩对面走来。当时走廊上除去我俩再没见别人。那天风好大，寒冷的穿堂风呼呼地流动着。老沈围着他那黑色的长围巾，没戴帽，头发散开胡乱飘飞。我站住了，等他走近。他走到我面前略略一停，同时看了我一眼。这次，他的大眼睛不是黑黑的了，有些发红，显然是长时间熬度不眠之夜所致。但目光依旧炯炯有神，有股强烈的自信、孤傲和斗不垮的精神。这里边，仿佛还包含一种鼓励和激励我振作起来的意思。随后他抓起垂在胸前的围巾，更用力地往后一甩，就匆匆走过去了。

过两天，又碰到他一次，同样周围没旁人，他同样没和我说话。此间还遇见范换一次，范操只是皱着眉头、咬着下唇、默默无声地悄悄地点一下头。我摸不清她的意思，却感觉老沈的处境非同寻常了。而且我知道，老沈和范摸不跟我说话，为的是不牵连我；而潘大年回避我，怕的是牵连上他自己。

此后半个多月，高潮好象过去了。国画系那边的批判会见少，院里的标语已经给寒风扯得破破烂烂。可是有一天，忽然又风吹潮涌，铺天盖地而来。人们传说沈卓石真有问题，据说他在家画了“黑画”，内容“非常反动”。当天，校园里又贴出一批新的标语和大宇报。有一条写着“沈卓石画黑画，铁证如山！”白纸黑字，赫然入目。晚上就有几个工厂的业余美术爱好者到我家来打听这件事。消息传得好快，主要因为老沈的名声大，崇拜者多，他们都是出自关心来探听虚实。可我的心里还旋着一个大谜因呢！

哪来的黑画呢？

次日下午开过一个小会，大约四点多钟，就被通知到北大楼小展室去看“沈卓石黑画展”。到了北大楼，只见小展室外聚了一、二百人等待参观。大家都沉着脸，没人说话，气氛压抑，好象来参加什么追悼会。进了小展室，见展览开头就是一块写着老沈“罪行介绍”的牌子。室内展出四、五十幅画，有老沈的课堂画稿，平日的习作，也有他二十多年前在艺专上学时画的裸体模特儿，不知从哪里翻出来的-- 可能又抄家了吧--被称做“黄色画”，一并罗织而来，做为“黑画”。每幅画下都有一方纸块，写着该画“问题”之所在。但决不令人信服。其中一幅画了十二只小鸡从土坡上往下跑，就被指为“恶毒诬蔑五七道路是走下坡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小鸡与五七道路有何关联。经过一位同事指点，方才明白，原来“五”加“七” 是十二。他画了整整十二只小鸡，又是往下坡跑，罪过就在这里了。画下的纸块上写着：“沈卓石就是用如此恶毒而狡猾的手段攻击革命新生事物。”我见了不禁毛骨悚然。

这里还挂出了老沈为宾馆画的、挨了批的那几幅画。我还是头一次见，画得真好！笔墨淋漓苍劲，不失国画传统，又尝试着用了一些新手法和新技巧，相当大胆而又成功，他这两手还从来未露过呢！故此画前围了不少学生。我从这些在画前流连驻足的学生们的目光中看得出，他们决不是在批判，而是在欣赏，或是暗暗揣摩其中的新技巧，把这当做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竟然还听到有人禁不住发出轻微的喷喷赞赏声。我心里便升起一阵热乎乎的为老沈感到骄傲的情感。因为他用他的艺术在这里无声地、彻底地、令人信服地击败了那些无知的权贵，击溃了蛮横和邪恶，赢得了人心。如果他能见到这样的情景，会高兴得咧开嘴微笑。对于举办画展的人来说，难道不是最辛辣的嘲笑和最有力的回击吗？

在展览末尾部分，有一处围了更多的人。我听身旁两个学生在悄悄地说：

“瞧，就是那张‘黑画’，听说是他送给人家的，被人家交出来了。”

“谁？谁交出来的，谁那么缺德？”另一个学生问。

“不知道。反正是和他关系不错的。他送给那人的嘛！”

“跟他关系不错的！朋友吗？哼！”另一个学生发出鄙夷的“哼”声。

我听着，忽然好象从这两个学生的话里悟到什么似的。一股不祥的感觉如同电流一般流过全身，我不禁打个寒供，忙走过去，急急分开人群，往里一望--你去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吧！老沈送给潘大年那幅《斗寒图》竟然挂在了这里！这幅画针对什么势力，表达了什么情绪，一目了然。无疑他们就要以此把老沈置于死地了！

我心窝里象有一根针猛刺着，眼前一阵阵发黑。现在已经记不起当时我是怎么从小展室里走出来的。我走到校园里，还耳听到有人小声而愤愤不平地骂潘大年。但那是谁在骂，骂的什么话，都记不得了。好似当时也没有听清楚。

我走出大门，独自一人在学院的大堤上漫无目的地徘徊着。天色渐渐暗下来，风也大了；我任凭刺骨的朔风刀割一般吹到脸上，不去管它，脑袋里乱烘烘地旋着一个痛苦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呵！难道二三十年结成的友谊还靠不住吗？难道有的人非要你以粉身碎骨为代价才能识出他的真面孔？而且，我痛恨自己，为什么自己对潘大年早有看法而不对老沈说明白？为什么老沈送给潘大年这幅画时，自己已经有不稳妥的感觉而在当时未加以阻拦？这里边难道不也有我自己的过失吗？我也害了老沈呀！

直到天黑我才下了河堤往回走。途经一个包子铺时，我走进去，没买包子，只要了二两白干酒和一碟小菜。我是从来不进酒店的，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一醉方休的欲望。喝过两小盅之后，同桌的两个工人的谈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两个都是中年壮汉，都穿着粗拉拉的沾着油污的劳动服。不甚干净的结实大手把小小的酒盅不住地送到唇边。他俩已经喝了不少酒，脸红得象两块红布。而且正在骂一个丧失道德、出卖良心的人，骂得那么痛快解气，每句话都象是替我骂出来似的，比喝酒还痛快。我借着酒劲儿对他俩说：

“师傅，我要碰到你们所说的那种人怎么办？”

其中一个阔脸、浓眉、胡茬挺密的汉子，用他被酒烧得红红的大眼睛看了我片刻。忽然喷着一股浓浓的酒气，象发火那样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这种人是披着人皮的畜牲，他们见不得人。你应该找他去，抓着他的脖领子，奶奶娘地狠骂他一顿，揍他一顿！”

我被他这带劲话刺激得脸颊火辣辣地发烧，心中的情感象加了火，哗哗地滚沸起来。不知哪来的一股劲，我“啪！”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把剩下的半壶酒全倒进肚子，大步走出饭铺，径直去找活大年！

到了潘大年家里，我使劲擂门，声音大得震耳。

有人出来开门，白晃晃的一张脸正是潘大年。潘大年盯着我的脸看了看，表情变得愕然：

“呀，老何，你怎么啦？什么事？你醉了吗？你怎么会喝醉了呢？快请进来！”

我二话没说，一把抓住他的衣襟，把他从门里拉了出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的力气怎么那样大。那一下，竟象拉过一个空空的纸盒子似的。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潘大年，你做得好事！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害老沈？你，你，你究竟为了什么？！”

潘大年踉踉跄跄地在我面前站定了身子。他从未见我这样气愤过。他害怕、尴尬、惊慌，我也从未感觉过他胖胖的白脸如此可憎，那双小眼完全是一双叛徒的眼睛。然后他装出一副惭愧、后悔莫及与可怜巴巴的神气，哀求地说：“老何，老何，你别急，你听我说。我，我没办法呀，压力太大呀！”

我听了，胸中怒气更是一发而不可遏止。这下子，满身的酒劲全冲上脑袋，我大叫；“你，你不是人！”但来时早想好了的骂他的话，此刻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我的嘴巴直抖，提紧的拳头直抖，浑身猛烈地抖动着。

“老何，请你为我想一想，我……我有一家子人呢！”

我朝他的脸“呸！”地吐一口唾沫。猛转身，气冲冲地走了。潘大年在后边紧紧追着我，不住地哀恳着：

“老何，老何，你等等，你等……。”

我回头朝他吼一声：

“你滚开！你要是还想出卖，就连我一同出卖了吧！”

我走着。一个人，直冲冲又跌跌撞撞的。酒意与怒气在我的血管里奔腾冲撞着，浑身仍颤抖不止。眼里流着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泪，任凭它流，也不去抹。走着走着，我又恨起自己来。恨自己没有刚才遇到那两个工人的一股豪气。为什么不抡起胳膊，狠狠揍他一顿！

四

又是一个严寒酷烈的严冬，又是大雪纷飞的一天。我来到老沈家。事情已经相隔一年。一年来，我几乎没和老沈见过面。

自从那晚我骂潘大年后回家，当晚心脏病就犯了。心疼如绞，犯得从未这样重，若不是老伴及时给我服了硝酸甘油，恐怕没有今日了。那一阵子我病得厉害，经不起刺激，甚至连人家大声说话都受不住。我一个在福建老家武夷山山沟里务农的儿子赶来，把我接回去养了整整一年。这期间学校曾派过两人追到福建，向我了解老沈作那幅《斗寒图》时的情况。我说：“梅花刚强不阿，不惧严寒，人所共知，题做‘斗寒’并不足为奇。老沈是借它沤歌革命者的气节吧S”除此，我什么也没说。

幸好这两人比较正直。他们言语间反露出对老沈的同情，并未对我再加细问，就返校了。但没对我透露有关老沈的任何情况。

这使我难以放心得下。在这武夷山蓝色的山窝窝里，时时思念那遥远的难中友人。每日，看着晨岚从谷底升起，听着暮鸦带着一片喧噪声归返山林；或者当那疾疾的春雨浇着屋顶，或者当那经霜雨变红的秋叶飘人窗来，我都会无端地联想起老沈来。尤其是一场大雪过后，万籁俱寂，满山遍野一片银白；横斜在山拗里的几株野梅分外娇艳。那鲜红的花儿在清澄凛冽的空气里盛开着，散出幽馨。见此情景，我就更会怀念老沈。心怀忧虑，揣测种种。便独对花柱，默默祈望他安然无事。每每此时，这做霜斗雪的梅花便是我唯一的慰安。它仿佛捎来信息，告安于我：老沈依然如昨日那样刚强坚毅乐观。为什么梅花会有此神奇的除力呢？只有请那幅《斗寒图》来做解释吧

由于老沈这件事，再加上当时在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人都感到从未有过的沉重的压抑。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不知道要发生怎样的骤变。家里人都劝我，文艺这行风险太大，不能再干了。我儿子便陪我回校一趟，以病为理由，办理退休手续，就此退出画坛，搬回老家，在这天远地偏、空气纯净的山沟里隐居起来，“弄风吟月归去休”算了。我回到学校，感到气氛比一年前更紧张和沉闷。学校里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得火热。几位领导人人自危，反没人肯决定我的事。看来一时退休还办不成。我便打算再返回福建去，并且打算连老婆也一同带回去，免得惹事生非。

我向系里同事悄悄打听了老沈的情况。

原来他自“黑画展”开办那天，就被隔离审查。开了无数次批判会，叫他认罪。他不肯。为此，一度学校里传说，赵雄对院领导--主要是对杨主任很不满。认为他缩手缩脚，运动不力，似有包庇沈卓石之嫌。以大家分析，杨主任确实不是心黑手狠的人，对学校的老教师他也有一定的感情，故此对老沈总不肯做得太绝。但他夙来胆小怕事，也决不敢出面为沈卓石鸣冤，哪怕暗中出力也不敢做。后来赵雄竟亲自来到学校参加一次批判大会。会后大字报上沈卓石的名字就全打开了黑叉。过了半个月，老沈就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撤去一切职务，调到后勤组监督劳动。他每天做运煤、倒垃圾、清扫校园和打扫厕所等事。范现因犯了“包庇沈卓石” 的错误，调到食堂卖饭票。潘大年仍留在国画系里做教师。但他不单在教师中，就是在学生中间也已名誉扫地，没人答理他。上课时，学生们还故意顶撞他，冷言冷语嘲弄他。他终日郁郁寡欢，走路总低着头，好象怕见人。可见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我听到这些情况，尤其是老沈的境况，心里难过极了。在这次返闽之前，说什么也要看看他去。他遭此重难，必然十分需要朋友的温暖与安慰呀！

我敲了敲老沈家的门。一边拍打着帽顶和肩头的雪花。

来开门的是沈大嫂。她一见到我，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总归一年未见，应该感到兴奋。但她显得疲惫、冷淡、无精打采，甚至连一点欢迎的意思都没有。

“老沈在家吗？”我问。

“他……”沈大嫂竟表现得迟疑不决。我猜到老沈在家，她却不想让我见他。

正在这时屋里发出老沈的声音：

“请！是老何吧？”

“是，是我呀！老沈！”我叫着。

老沈跑了出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带着旧友重逢的冲动劲嚷着：“快请进，老何，老何，请进啊！”我俩紧紧握住手。

沈大嫂却在一旁发急地说：‘

“你小声点儿行不行？不怕人家听见吗？”

我明白老沈的处境，朝他摆摆手，示意到屋内再说话。我们进了屋，老沈忙着沏一壶热茶，我俩面对面坐下，互相打量一下。我心里立刻涌起一阵凄然的情感-- 他瘦了，那件紧身的对襟黑绸面小袄竟显得宽松了。而且他好象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瘦削的脸颊塌陷下去，颧骨更突出，气色发黄，黑黑的眼圈，眼球发红，额顶上又脱落下不少头发；剩下的头发比先前还要烧乱，白发也添多了。一年之间，变化竟如此大，显然他受了不少苦楚与磨难。我再扭头一看，沈大嫂也好象老了许多，屋里灯光又黯，炉火不旺，寒气袭人。四壁光秃秃，一张画也没有。只剩下许多大大小小的钉子眼儿；靠墙那张画案铺一张报纸，上边码着三四十棵大白菜。我一时感触万千，禁不住忽地涌出热泪来。

“怎么，你怎么啦？你身上也有这种没用的液体吗？”

老沈说罢，眼里重新闪出那种星际、达观和顽强的光芒。一见这目光，我登时止住泪水，我多么喜欢这种目光，就象黑夜里大风吹不灭的一对灯儿。见了他这目光，似乎知道了他深藏心中的真正的一切。我呢？反而自觉羞惭，抬起手背抹着眼睛；他呢？开始关切地询问我的病情以及老家的生活情况，可就是不谈他自己。

“你呢？你为什么不谈谈你自己？你当我不知道你目前……

”我忍不住问。

“扫厕所吗？”他急切地截断我的问话，却微笑着反问我，“你以为他们这样做就把我治死了？那是蠢人的妄想，可笑哪！”他笑着。但笑得一点也不勉强。

“可是……”我瞧瞧周围黯然而无生气的景象，茫然地说。却只说了这两个字儿就说不下去了。

老沈马上意会到我的想法。他神秘而洋洋自得地一笑：“噢，你以为……”他冲动起来，仿佛要泄露什么天机似的。

沈大嫂忽在一旁插嘴说：

“行了，行了。你怀里暖水袋凉了吧！还不换换热水？你不怕胃口疼？才好了几天，又什么都不在乎了？”

老沈起身从怀里掏出那只墨绿色的橡皮水袋，换上热水。我心下明白，沈大嫂是借故阻止他乱说。

“你的老毛病还不见好？”我有意换换话题。

沈大嫂接过话说：

“胃疼、血压高、嘴上没问，三样老毛病，哪样也没好，早晚要他的命！”

老沈有些不耐烦地打个手势阻止她，并说：

“得了。你少说两句吧！还不打点酒去？老何远道来看咱们，马上又要走了，你也不知道招待招待人家！”

他俩此刻的心情和想法我都知道。忙推说我有心脏病，医生不准喝酒，叫他们别客气。沈大嫂本来也不想去，好象只有死守在这儿她才放心似的。老沈却非叫她去打酒不可。看样子，他是想支开沈大嫂，和我说几句知心话。沈大嫂拗不过他，便赌气拿了酒壶往外走。临出门，还气哼哼地扔下一句话：“你要是这么活着还嫌不痛快，就乱说吧！瞧，一张画，一个潘大年，把你折腾得还不够受吗？”跟着 “呼”地一声带上门走了。

当时我的确有些尴尬。老沈带着歉意对我说：“你大嫂心里不痛快，你可别介意。我的事真苦了她。多亏我们没孩子，要不孩子也得跟着受罪……”他的声音变得含混不清了。低着头，两只手摆弄着桌上的烟碟。一脑袋花白的乱发对着我。由此，我看到了他心中阴沉的一面。

“是潘大年害苦了你！”我情不自禁地说。

“不！”他摇摇头说：“是他，又并非是他。”

“怎么？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因为他出卖了你吗？”

“他出卖了我，实际上也出卖了他自己。”

“可是他什么事也没有，你可吃尽苦头了！”

老沈苦笑一下。他笑得那么苦，又那么辛辣。

“你以为他过得还挺好吗？不，出卖灵魂的人的日子是阴暗的。一年来，我常常碰到他，他却不敢看我一眼。我呢？有时我故意眼睛一动不动盯着他。吓得他低着头溜掉了。我反比他光明磊落、比他主动、比他神气！你说怪不怪？！可我是他们‘专政的对象’呀！哎，你说这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吗？不，当然不是。这说明我身上还有可以自信的东西，因为邪恶与龌龊的东西实际上是怕我的。至于你说的--我‘苦’吗？也可以说吃尽苦头了。但谁也不会知道，我仍然是幸福的……”

“幸福；”我反问，并迷惑不解了。莫非他真的用“精神胜利法”在麻痹和欺骗自己？他哪里来的幸福。当我拾起困惑的眼睛，却见他那双大眼睛灼灼闪光--那确实是幸福的人眼里才有的亮光。我刚要说出自己的疑问，他就猛地站起身来，一把拉住我，感情冲动地说：

“你来，跟我到里屋去！”

他拉着我的手，另一只手掀开挂在里外屋之间小门上的门帘，把我拉进屋，扭开了电灯。这是间不足七平米的小屋。我站在床铺与一面墙壁中间的窄道儿上，四下一看，床上堆着几床被褥，床头柜上放了一只旧马蹄表。墙上这着一条灰色的粗毛毯，上边用铁环穿挂在一根横在一边的粗铁丝上。大概由于墙壁残破，用它来挡挡凉气。此外什么也没有。

“干什么？”我不明白老沈引我进来做什么。

老沈神秘地笑了笑。弯腰把床头柜打开。呀！里边竟被笔筒、水盂、砚台、色碟塞得满满的。水盂里盛满水，色碟里都是新鲜漂亮的色膏，砚台上汪着黑亮亮的墨汁。我奇怪，老沈住何处挥洒？

我对他的目光是一个问号。

他没说话，叫我靠床边站站。他一手捏住挂在墙上的大灰壁毯往旁边“哗”地一拉。我觉得自己的眼睛立刻象放了光似地亮了起来。一片无垠、坦荡、溢满春色的大地展现在我眼前。黯淡的斗室不存在了，四壁向外迅速推去，一直消失不见。照耀着山野的和煦的春光，仿佛也沐浴在我身上。我痴迷地沉浸在这壮阔而迷人的境界里--似乎在这一感觉之后，我才意识到面前是无比巨大、生气蓬勃地画出来的天地。老沈见我被他的画所感染而激动的神情，他就更加激动了。他忽然脱了鞋，登上床，脚踩着床沿，把这巨幅的画掀起来，跟着又出现另一番景致，另一种然而同样迷人的境界。他一幅幅掀给我看，每幅都有七八尺见方。我无法确切地描述看画时的感受。我只觉得，仿佛嗅到了树林里森郁的气息、万顷麦田上飘浮的清香、花丛中散发出的诱人的芬芳，我还仿佛听到百鸟的鸣邮、飞湍瀑流的如雷一般的呼吼、大海豪壮的喧啸和横贯原野的高压线上电流驰过时嗡嗡的低响。还有风，雨，电光，以及炼钢炉前灼人的温度……大自然的美、艺术的力和生活中的蜜汇成一股强劲的热浪向我扑来。我被他的思想、情感和形象征服了，被他的艺术征服了。我几乎忘掉了自己的存在。

老沈一边“哗啦、哗啦”掀动着这一幅幅挺重的大画，一边象孩子做了什么得意的事那样美滋滋地说着：

“你瞧，这地方，我用了工艺美术中镶嵌的方法，把原色嵌了上去……哎，你瞧那儿，我把焦墨搞得多稠，叫它产生一种反光的效果。你看可以吗？龚半千也用过这法于呀！你别一言不发，你倒是提提看法呀！”

我抬头看他。他站在床上，从屋顶中央垂下的灯泡就在他脸旁。此刻他的脸颊涨得通红，眼睛里好似闪着一对烁烁闪光的小火苗儿--他简直忘了自己被监改的处境。从这些画里，我看得出他正在研究一种新风格和新技巧；他一直没有放弃对于崭新的艺术语言的追求，朝着自己早已确定的目标探索着--尽管在如此境况中也没有停止。依我的艺术见解，这些画绝对是新颖的、继往开来的、成功的……

“这么大的画，你是怎么画的呢？”我问。并且觉得自己的声调因感动而微微发颤。

他撂下画，告诉我：“我就在墙上画，否则画不开。上边够不到的地方，我就这样画--”他踩着床沿，赔起脚，伸着胳膊动了动手腕，模拟出作画时的动作。然后他跳下床，一边穿好鞋子一边说；“这几幅画是我近一个月画的。这一年，我总共画了四、五十幅。你看……他撩开垂在床帮下的床单叫我看，我低头往里一瞧：里面放着成卷的画，一共四大卷，每卷都有电线杆一般粗。为了防潮，外边都用塑料布裹着，捆上布条成麻绳。

我看着，忽然有一种挺奇怪的感觉。觉得他很象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这儿就象是一个地下印刷所。周围危险四伏，随时都有一旦遭到破获就要遭难的可能。但他却大胆、勤苦、热情地工作着。他白天劳动，这些画肯定都是夜深人静时画的。我再看他的眼睛熬得红红的；正是他不愿意让那些美好的想象只出现在睡梦中，才创造了眼前这画上的一切。那根横在墙壁上端的粗铁丝，被壁毯上的铁环磨得锦亮；只有成百上千次把毯子拉来拉去，才会磨成这样呵！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现实！一个画家画画，竟象偷偷摸摸、做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竟象犯罪一样！不，老沈肯定不会这样认为。他如此不辞劳苦，不顾安危，难道仅仅是个艺术狂吗？决不是。如果他不是对正义和光明、对真善美重返人间怀着强烈的渴望和坚定的信念，他画了那么多画藏在床铺下又有何用？忠于信仰的人有时会象傻子那样单纯与认真。他不需要赞美、喝采、奖赏，也不为威吓所慑服。他默默地做着自己认定该做的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呢！

我想把这些想法对他说，听听他的高见。他却指指我身后，叫我看另一样东西。我回头一看，只见一幅方形的、非常眼熟的画挂在那里。原来是《斗寒图》！这是我刚才欣赏墙上那些大画时，他悄悄挂在我身后的。没等我开口，他就说：

“我又画了一幅！”

这一幅画得更好！风雪更加狂暴，梅树更加苍劲，花儿更加地满艳丽。他用这幅画再一次无声地回答我。这一次，似乎告诉给我更多的东西。我充满赞佩的激情望着他，他却躲开我的目光，带着一种谦卑与自责，诚恳地说：

“老何，你可不要把我想象成那种刚强而有骨气的人。我被潘大年出卖后，家被重新抄了一次，又被从系里赶出来。那一度，我曾经很消沉……可是后来，我变了。我变得更加振作，浑身都充满力量--这一切，并不是我自己幡然醒悟。是人民给了我温暖和力量，教育和鼓励了我。你不明白吗？”

我摇摇头，表示不明白。因为他孤单一人，没人理他，“人民”这个概念在这里太抽象了。

他没说话。引我从一扇门走出屋子。拐进一个窄小的夹道。大雪还在纷纷扬扬，飘飘而下，地上早积了厚厚的、软绵绵的一层，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发响。

我来到他家的小后院，只有一丈见方。我俩立在院子中间，四下一片白。我刚要问他为何把我带到这空冷的小院里，忽然却见周围昏黯的空间里透出一片暗红色小点点，远远近近，愈看愈明晰、愈鲜艳、愈明亮，原来竟是一片梅花！再一瞧，是许许多多小梅树呢！有的栽在盆里，有的栽在木箱内，还有两株有一人来高，栽在地上。枝杆如墨笔勾画的，劲折硬健，虽然压着厚雪，毫无弯曲之态。花儿盛开，无一残败；雪打过后，反而倍加鲜丽。在小院湿冷的空气里，浮动着浓郁的幽香；风儿吹去，香气依然袭人。好象连它的香气也有份量，风吹不去，芳馨永在……

“你看，这些梅花都是人们送给我的。正是那个所谓的‘黑画展’之后，很多人却反而悄悄给我送来梅花。大多数人我根本不认识。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干部或学生；也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送来的。你着栽在地上这两株，已经一年了，人冬以来放得花分外多。有时我画到深夜，感到疲乏，就到这些梅花中间站一站，身上的乏劲儿就会不翼而飞。你想想，为什么我那幅《斗寒图》挨了批，反有那么多人偏偏要给我送梅花来？他们仅仅是因为喜欢我的画吗？不是！究竟为什么，你自己去想吧！你现在明白刚才在屋里我为什么说自己是‘幸福’的了吧！因为我不感到孤单，随时都感到我在人民之中。经过这些事，我才真正懂得，我们手中的这个画笔不是消闲遣兴、陶冶情致的工具。它属于人民，为了人民。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珍视它，不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都无权丢弃它呢！哎，老何，你怔着于什么？你在想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