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页

昨天是国庆节。大批学生和工人群众组织来这里搞庆祝活动。人们喊着：

“放屁！谁说无产阶级不准进公园？”

大门就被轻易地冲开了。那张禁国令的有效期只好截止到昨天。

今天是十月二日。天气好。无论阳光照在脸上，还是风吹在脸上，都柔和而舒服。郝建国的连队在这里庆祝国庆，随后就分散活动。白慧和六七个女同学分开上了两条船。她们都不会使桨，几个人的胳膊全累酸了，船离岸并不远。

两条船上的姑娘们互相打闹着。使力撞船头，往对方的身上撩水。杜莹莹满脸水珠。她肥胖的手指合拢起来没有缝隙，象只勺儿，把对方一个姑娘的上衣泼得湿淋淋的。长时间来，她们一直严肃地板着面孔，头一遭儿这样开心打闹，笑得也那么尽情。

唯有白慧没笑，孤零零坐在船尾，身于朝外，光脚丫拨着清凉的、滑溜溜的秋水。船儿摇晃，撩起的水珠儿溅在脸上，她一点也不觉得，目不转睛地望着远处出神了。

爸爸的景况愈来愈不佳。他在厂里认真做了十多次检查。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了严肃的自我批判。工人们认为他的话实在，没有虚假和藏藏掖掖的地方，态度坦白诚恳，历史又清白，可以通过了。但总有不多的几个人和爸爸纠缠不休，抓住爸爸的缺点错误不放，在爸爸的检查里挑毛病，说爸爸是工厂里“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死心塌地的黑帮分子”，非把他打倒不可。好象他们几个是和爸爸有私仇的冤家。他们甚至说爸爸是“反革命”，并把这样的大字报贴满工厂内外，也贴到家门口。白慧又气忿一又害怕。她怕不明真相的邻居、朋友、同学、路人真把爸爸当做“反革命”看待。她不敢到别人家串门，连学校也不常去了。爸爸明明是老革命，为什么偏说他是反革命？她气极之下，写了一张支持爸爸的声明。声明上面向外人公开了爸爸和妈妈光荣的历史。她要把这张声明盖在家门口的大字报上，还要找那些人去辩论。爸爸火了，和她吵得厉害极了，骂她“帮倒忙！”爸爸向来没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好象要把心里憋着的闷火全泄给她似的。她委屈又赌气地把声明撕了，哭了一夜

这期间，白慧的同学们发生了分歧。那个矮个子的副排长马英认为郝建国前一段时间的做法“打击面太宽”、”“动手打人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等等，在连部里与郝建国吵翻了。运动前郝建国做团总支副书记时，马英担任过支委，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总支书记。他俩和白慧关系都不错。郝建国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很强，又一直非常肯千，把学校当做家似的，因而深受马英的钦佩和信服。这一点，郝建国都曾愉快地感到了。现在马英这样指责他，他受不了，便骂马英“攻击革命小将”和“替牛鬼蛇神翻案”。两人分裂了。马英不再到学校活动。白慧站在郝建国一边，因为郝建国在她眼里一直是个充满激情、虔诚的革命青年。然而马英的观点无形中碰到了白慧心里的那件事。

伤快结痴了，此刻又在药膏下隐隐作疼。

现在她脑袋里象打仗那样太混乱，没能力给那件事作出结论。

她在摇摆的船上。同学们笑得那么响，她一点儿也没听见。白得刺眼的阳光在坦荡的湖心闪耀一片迷乱的亮点。

杜莹莹打败了邻船的女友。对方笑嘻嘻地投降了。杜莹莹要跳到邻船上，慰问那几个湿淋淋的败兵。她站在船边刚要跳出去的一刹那，眼底下漾动的水波使她害怕了。但重心已经出去，慌乱中她使劲一蹬船舷，人扑过去。只听“噗通”一声！杜莹莹没有落水，她蹿到了邻船上；这边的船猛烈摇晃着，船上的两个姑娘站不住，都蹲下了。但船尾白慧坐着的地方却是空空的了。

“哎呀，白慧掉下去了！”

“哎呀：哎呀--”

“快救人呀！”

只见水面上忽然涌出白慧的黑头发和一只白白的手，胡乱抓着；跟着又象水底下有人拉她似的，沉下去不见了。白慧不会游泳。船上的几个姑娘也都不会游泳，急得向四外大声呼救，声调都变了。杜莹莹又哭又叫……

岸边有人跳下水，奋勇游过来。幸好船离岸不太远，来人飞快赶到。翻身一个猛子扎下去，水面留下两个漩涡。跟着咕噜咕噜漂上来一串气泡。很快，人浮上来了。一个蓝色的，一个绿色的。白慧得救了！

这人把白慧托出水面，姑娘们抓住白慧的胳膊拉上船。这人也上了船。

在船上，这人帮助白慧吐出两口水。白慧没有昏迷。她满身是水，倚着一个同学的身子，伸开腿坐在船板上。她扬起了挂着水珠的眼睫毛，直视着救了她的人。同学们也才注意到这个见义勇为的人。

原来是个青年，高个子，模样普普通通，却显得挺淳朴；黑黄的脸儿，厚厚的嘴唇；唇上生着稀疏的软髭，眼睛非常黑，不象郝建国那样光芒外露，而是含蓄又幽深。他下水前没来得及脱衣服，全都湿透了；湿衣贴在身上，显示结实的身形。他面对白慧站着。从裤腿淌下的水在脚周围汪了一摊。

“你怎么样？”他问白慧。

白慧摇摇头说：、“没事。”

“你回去多喝点热姜糖水就好了。哎--”他对姑娘们说，“你们把船靠岸吧！我走了。”

姑娘们向岸边摇船，一边对他说了许多感激的话。白慧没说。她觉得无论说些什么都显得多余，没份量。人家救了自己呵！

姑娘们还问这青年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青年无声地笑了笑，作为回答，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做什么事。完全没有施恩求报，乃至接受谢意的意思。

他脱了鞋，把鞋子里的水倒入湖中。又脱下褂子拧下许多水来。姑娘们争着要把自己的外衣借给他穿。他不要，但穿这件湿衣怎好回去？他只得答应了。杜莹莹把自己外边的军上衣脱下来，摘掉臂章，给他穿上。这件上衣穿在杜莹莹身上显得肥大，穿在他身上却非常合适。杜莹莹说：

“你穿去吧！你住在哪儿？怎么称呼？过几天我去取好了！”

“河口道三十六号，我叫常鸣。”他说完马上又改口说，

“你别来了。还是我给你送去吧！”

“不，不，我去取！”杜莹莹客气地说。

“不！”常鸣以坚持使对方服从自己的口气说，“我明朝下了夜班就给你送去。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红岩中学。以前的五十五中学。我叫杜莹莹，她叫白慧。”

常鸣看了白慧一眼。白慧一直在静静地瞧着他。那张白白的脸习惯地没有笑容，一双给水泡得发红的眼睛里却温和地闪着深深感激的光。

船靠岸了。常鸣绾起裤腿跳上岸坡。他摇了摇手中的湿衣服说：“再见吧！明天我给你们送褂子去。”就转身走了。

姑娘们和他道“再见！”白慧站起来目送他。大家全都怀着感激的心情，看着他走进一片给秋风吹得疏落了的小树林子。

她们也上了岸，岸上围过来几个人。这几个人刚才都目睹到白慧落水又被那个青年奋勇救起的一幕。一个上了年纪、胡茬挺密的人对白慧说：

“你好险呀！这湖是个锅底坑。你懂得什么叫做锅底坑吗？和锅底一样。人掉进去，一碰到底儿就往中间滑。中间有四五丈深，满是水草。要是陷进那里边，甭说你，就是水性好的人也没命了！多亏那小伙子救了一命呀！”

另几个人也这么说。听他们的口气，显然都被那个青年的行为感动了。

他确确实实救了白慧的命呵！

白慧扬起头，追索般地往大堤那边望去。在那边夹杂着茶褐色的绿柳堤上，走着那高个子青年渐渐远去的身影。

转夭上午。白慧来到河口道三十六号的门前。她还是穿一身绿，但没戴帽子，一双梳得光溜溜的短辫垂在后肩上。

这是所旧房子，三层楼的大杂院。残缺不全、满是红锈的铁门大敞四开。门轴已经锈死，固定住了，再开大点或关上都不行了。

楼房的东侧大墙给爬墙虎浓绿色、巴掌状的叶子盖得严严实实。秋风把一些老叶子染红了，瞧上去斑斑驳驳。窗口处的枝叶都被剪掉，露出一个个方形的洞，当下窗玻璃在幽黑的洞里反着晨光。院里几棵枝叶繁茂的洋槐长得和楼顶一般高。

院子挺大，安静。由于房身遮翳，大部分躺在凉爽的阴影里。靠墙根停着几辆自行车。扫过的地面又落了许多干卷了的槐树叶子。一个蓬头发的老大娘在门口生炉子，从长筒的拔火罐冒出来的浓白色的烟升到半空中，在阳光里化成一片透明的蓝雾。

“老奶奶，您这儿有个姓常的吗？”

“姓常……”她偏过耳朵，干哑着嗓子说，“是姓常吗？没有。”

“这不是河口道三十六号吗？他说住在这儿呀！姓常，叫常鸣。”

“没有，没有。我在这儿住了四十年了，从来没有过姓常的。是不是姓藏？姓藏的那家十年前也搬走了呵：没有。你准是把地名弄错了。”

白慧觉得奇怪。这时，院里跑过来一个十来岁、模样挺伶俐的小女孩。她刚才在院里玩，听见这位老大娘的话，她叫着：

“呀，张奶奶，您真糊涂。前些天刚搬来的那个人不是姓常嘛！”

“唷！对呀！您瞧瞧，您瞧瞧！连小丫头都说我糊涂了，可不是吗？！”老大娘皱巴巴的脸带着窘笑说，“对，是姓常。一个单身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儿，对吧！人家天天上班下班碰见我，还和我打招呼，叫我‘奶奶’，我倒把人家忘了。来，您就进楼吧，见了楼梯一直往上走，上到顶头。他就住在顶上边的一间。”

从这儿看得见那间屋子的窗户，是扁长的，快被爬墙虎的叶子吞没了。大概是间亭子间。

在楼梯的尽头是个两米见方的小过道。迎面是扇低矮的门，早先涂着白垩漆，已经发黄。门两旁堆着破木头、炉子和炉具、花盆等物。还有一盆玉树没有死，绿叶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尘。这儿的房顶抬手就能摸到，的确是间亭子间。她敲门。

“谁？”房里有人问。声音微弱。

“我，我找常鸣同志。”

“请进吧：门没锁。”

白慧转动门把，门开了。她走进去。屋里光线昏暗，空气窒息，如同进了山洞一般。迎面的窗子透着厚窗帘，却有一长条的地方没这严，射进一道强烈的阳光，恰好拦在白慧面前，好象一堵固体的墙，反而前面什么也看不见了。

“噢，是你。我应当给你把褂子送去。不巧发烧了，叫你跑一趟。衣服在柜子上，你自己拿吧！”常鸣的声音在对面发出。

白慧向前走了两步，穿过阳光，看见常鸣躺在床上，盖着薄被和一条毯子。

“你坐吧！这有椅子。”

白慧坐下。椅子和床之间是一张小圆桌。桌上放着水杯、药瓶、破报纸、书和一只竹壳的旧暖瓶。

这个还挺陌生的青年面颊烧得很红，白眼球也红了，目光浑浊而黯淡，一些头发贴在汗津津的脑门上。他好象烧得很难受，连打起点精神应酬一下来客的念头都没有了。白慧见桌上有一支温度计。她提着玻璃杆儿横在眼前。银色的水银柱指示数字的一端，停在40度刻度的边缘上。

“哟，你烧得这么厉害！我，我给你请医生去！”

“不，不用了……我刚吃了药。”

“不行。要不我陪你去医院。”

“不，没关系。我只是有点感冒，没别的病，退了烧就好了。”他从被窝里伸出手用力又无力地来回摇着。他仿佛也有一种拒绝别人帮助的固执的个性。

白慧拿起桌上的药瓶，是安痛定。

“你还有别的药吗？”

“这药很好。有它就足行了！”、

白慧听了，忽然站起身说。“我走一会儿就来。”跟着出去带上了门。

“你去哪儿？”常鸣在屋里叫着。

白慧跑回家拿了钱，到了药店急匆匆地问；“有哪种药治感冒、退烧退得快点的？”她扶着玻璃柜台头向里探着，好象要跳进去似的。

药店的售货员见她这副样子，很觉好笑，但知道她很急，立即说了一长串对症的中西药的药名。

“一样来点儿吧！安痛定不要了。”她说。

售货员便一边把各种药的眼法告诉她，一边把几种药按剂量包好放在一个小盒子里交给她。她拿了药付过钱，转身就走。售货员惊奇地看着这个姑娘匆匆离去的背影，对另一个售货员说：“真稀奇！买糕点倒是有一样来一点儿的，买药还没见过。头一遭遇见！”说完，他笑了起来。

白慧真去买糕点了。还买了一大包鸭梨和苹果，都要最好的。随后她回到河口道三十六号，把这些东西往常鸣床旁的小圆桌上一放。

“你……”常鸣非常不安。

“先吃药！”白慧说着一拿暖瓶，份量极轻，“哪儿有热水？”

“我每次都找邻居要。”

白慧没说话。下楼找门口那位姓张的老大娘要了一瓶热水。拿回来给常呜斟了一杯。然后把药片从撕开的药盒和纸袋里挖了出来。“先吃阿斯匹灵，快！”

常鸣对她笑了。笑里含着被对方的真情感动了的意思。他吃了药，把一双胳膊交叉在脑袋下边枕着。

“你昨天下水着凉了。”白慧说。

“不是。我夜里没关窗户着了凉。”

白慧想到他说的不是真情，因为照他昨天在船上说的，他昨天上夜班，夜里不会在家睡觉，显然是下水救她时着的凉，回来就发烧了。

随后两人无话可说。他俩还很陌生。白慧拿起水果找水来洗。

“要不要给你家里人送个信？”

“我家里没旁人，只我自己。”

白慧一怔，看着他。

“我是孤儿，早没了父母。”他停顿了一下说：“是叔叔养大的。他前两年也病死了。”

白慧把水果洗好擦干净，放在一个碟子里，又反复交代了两遍药的眼法，便要返回家去。“再见！”白慧站在门口说。

“你不用再来了。我明天好了就上班去。”

白慧没吭声，低头走出去了。她走后，常鸣发现那件借穿的军上衣依然放在柜子上。

屋里静静的，只有常鸣自己。阳光移到身边的小圆桌上。洗过的、擦得发亮的红苹果，颜色非常鲜亮，散着香气；纯白色的小圆药片一对对排在一张干净的纸上。这个刚走的、脸上没什么表情而话又很少的姑娘，在他心里留下一个最初的、却有份量的印象。

第一卷·四

事情的开头往往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接连下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

如果白慧第二次来看常鸣，常鸣的病好了，她取走了杜莹莹的衣服，也许下面的波澜不会产生。偏偏白慧再来时，常鸣的病情加重，感冒转成肺炎，她请医生来给常鸣打针，还必须天天来照顾这个无亲无故的青年。

她一接触到这个青年的生活，才发现单身无靠的人的生活处处都有困难；这种人的生活得不到照顾，没有分工。生活机器上每一个部件照例一样也不能少。如果没能力多照顾一下自己，很多地方只能将就将就。于是，凡白慧见到的都默默帮他做了；做得认真，细心，又诚心诚意。常鸣阻拦她。当他对付不了这个姑娘的执拗时，只能报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微笑，任她去做。

白慧感到了常鸣有种古怪的自尊心。他不愿意、甚至怕对方因为受恩于己而来感恩报德；不愿做那种施恩求报的庸人。白慧呢？尽管深深感激常鸣的救命之恩，但一直没对常鸣提起过那天自己被救的事。这不单是为了迁就常鸣古怪的自尊心。她的嘴向来是挺硬的，即使由衷钦佩、强烈感激哪个人，嘴里也吐不出轻飘飘的漂亮话。

在这一点，他们还挺相象呢！

常鸣病了十多天。两人天天在一起，虽然不大说话，渐渐不陌生了。爱说话的人碰到不好说话的场合会感到尴尬；习惯于缄默的人则不然。无言中，一样可以相互了解和熟悉。白慧从常鸣对待病的态度上看出他是个坚强的人，极有克制力。虽然年轻（他说他二十二岁），却没有一般年轻人的浮嫩。他比较成熟，连模样也显得比年龄大几岁。这一切恐怕都是他长期孤儿生活中养成的。白慧很想知道他的孤儿生活是怎样的，常鸣一字没提到过。他只说自己是红旗拖拉机厂的技术工人，喜欢跳高、游泳、滑冰和看足球比赛，这都是无意中说出来的，不是故意告诉白慧的。白惹不好问旁的，她有什么权利打听别人的私事呢？她偶然间也谈到自己的家庭。提到自己从小也没有妈妈，但没讲过妈妈的事。妈妈的历史是神圣的，她从来不随随便便讲给别人听。不肯让人家误以为她拿父母的光荣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她总坐在椅子上，和他只隔着那张小圆桌。

常鸣在同病魔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使劲皱着眉头，紧闭的眼皮微微抖颤。脸颊一阵烧得通红，一阵变得纸那样白，牙齿咯咯打战，但喉咙里没发出过一丝叫苦的声音。只有一天，他烧得最厉害的时候，昏昏沉沉中忽然叫了一声“妈妈”，眼角里溢出一颗明亮的淡青色的泪珠，沉甸甸滚落到枕头上……这情景在白慧心中唤起了同情。白慧没有妈妈，在病痛中也希求过母性的温存和慈祥的爱抚。况且常鸣是个孤儿，还没有爸爸。

她见他痛苦，自己也感到痛苦了。每天来到这儿之前，都盼望能够见到常鸣康复的面容。

过了十多天，白慧盼到了。这天，常鸣击败了病魔，面颊上病态的红晕褪去了，眉头舒展开，好象风暴喧闹的湖面，终于在一个早晨恢复了风平浪静。他苍白的脸上微微泛着笑的涟漪，黑黑的眼睛闪出清明的柔辉，一眨一眨看着白慧。白慧忽觉得这双眼睛里仿佛含着一种东西，使她感到一阵慌乱，心儿象受惊的小鹿，腾腾地蹦跳起来。她不由自主躲开常鸣的月光。

“我好了！”常鸣说。

“呵，是吗？”白慧役抬起头说。

常鸣没再出声。白慧大胆地看了常鸣一眼，常鸣低眼看着自己放在胸前的手，手指无意识地动着。他好象也没有勇气来瞧白慧了。突然之间，他们重新变得陌生了。有人说：熟悉中也会感到陌生，大概就是说这种时刻吧！

白慧慌忙提起暖瓶，转身往外走。

“我去打点热水。”

“不，你不用去了。”常鸣说。

“怎么？”她问。没回头，脸朝着门。

“早晨张奶奶上来给我灌了一壶，还满的呢！”

白慧这才感觉到手里提的是装满了水的暖瓶。刹那间好象有什么秘密叫对方发现了似的，她的心猛烈地跳着，脸上热辣辣的，大概很红呢！

她象一只舵杆出了毛病的小船，顷刻失去了平衡，一切都乱了，驾驭不住自己，做事颠倒，连最平常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她回到家，对着镜子好奇地打量自己，镜子里那个人好象不是自己。然后她朝自己的脑袋击了两拳，悔恨自己刚才莫名其妙的、失常的举动。

第二天，她来看常鸣，自己已经恢复了常态。神情、举止、做事、言谈都很镇静。她努力收拾起慌乱中所失落的。

船尾上的舵杆修好了，小船平稳不摇，好象抛了锚。

她见常鸣的目光不含那种意思了，神态很自如，自己就故意做得更自如一些，说话也随便一些，无意间招致一场冲突，这原是想不到的。

常鸣下床了，还很虚弱，走了几步摇摇晃晃，和他结实的身形很不调和，只得坐在椅子上。白慧替他收拾床头，发现有几本旧书。她拿起一本翻了翻，皮儿残破，纸又黄。她扔在桌上，随口说：

“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还不烧了？！”

这是杰克·伦敦《热爱生命》的译本。常鸣看了她一眼：

“乌七八糟？你看过？”

“我不看，这是资产阶级的！”白慧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见解。

“如果列宁也看过呢？”

“他看？”白慧怔了一下，马上找到一种按照自己的想象假设出来的理由， “那是为了批判！”

“仅仅为了批判？谁说的？”

“我这么想，肯定是为了批判：”

“如果列宁挺喜欢这本书呢？”常鸣微笑着问。但辩论中的笑，容易被对方误解为一种讥消和挖苦。

“我，我不知道。可能把它当做一本很好的反面教材吧

……”她迷惘了，停顿了片刻，跟着想急于摆脱这种迷惘似的，急躁地一摆手， “反正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应该看，所有旧的东西都不应该保留，因为……”她不得不又停顿下来。因为她一向认为不值得推敲，非常充分的道理，却没有充分的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甚至没有更多的话来为自己辩解。她有种自我的贫乏感。“反正不应该……”

“不应该？谁规定的？”常鸣也认真起来。

“革命！”她说出这个词儿，立刻感到自己理直气壮了。单凭这个词儿，谁也不能反对，拿它足可以压倒对方，她便以一种胜利者的神态反问常鸣：“不对吗？”

“听起来很完美。”

“什么意思？”

“什么叫反革命教师？”常鸣紧锁眉头，说话的口气很本平静了！

“利用讲台宣传封资修，宣传白专道路，毒害青年，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反革命！”她叫着。细长的眼睛里有股激情，象翻涌的水浪在湖中冲荡。

“也该消灭吗？”

“该！”她不知不觉重复起郝建国的话，“革命就要大杀大砍，用革命的铁拳砸烂他们！就是要用红色恐怖埋葬敌人！”

常鸣猛站起身，两条胳膊激动地抖着。那病愈之后略显消瘦的脸白得非常难看。他给白慧的印象是成熟而有涵养的，此刻不知为什么他却控制不住自己了。冲着白慧喊道：

“你这不叫革命！是法西斯！”

白慧惊呆了。这句话竟和那个女教师说过的话完全一样。但现在用这句话指责她的，不是敌人，而是救了她生命的人，自己的人。

旧伤口崩裂了。她痛苦地垂下了头……

常鸣一声喊过，自己也呆住了。他好象站立不住那样：一只手撑在小圆桌的桌边上，另一只手捂住了脸。额前乌黑的头发直垂下来。这样一动不动地沉默了多时，才离开桌旁，慢慢走到屋角那边。

“白慧！”这个声音好象在喉咙里打了两个转儿之后爬出来的，低沉极了。又停了片刻，似乎乎静了下来，才接着说：“请原谅……我太冲动了，话说得也太过分了。你的话刺激了我……我暂时不能告诉你这是为了什么。但请你相信，我仍然相信你是个好人。你有革命激情、信念和勇气，可是你过于单纯。请原谅我的直率：你的思想是拿口号连缀成的，你却自信有了这些口号就足够了；而对你所信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知道的并不多。革命领袖不是教孩子做事的大人，而是引导人们去思索、去斗争的导师。革命总不象消灭老鼠那样容易。如果你不善于学习和思索，单凭热情和勇气，就会认为那些叫得愈响的口号愈革命，就会盲从那些口号而误人歧途……白慧，我不想教训你。因为这是党的历史上的教训。”说到这儿，他象吃米饭吃到砂子那样，活动着的嘴巴忽然停住了；随后又说：“我的话太多了。照目前某些人的判断，我这些话应当算反动言论呢！水平线给他们拔高了，原来水面上的东西倒成了水下边的了。正常的变成反常的了。噢，我的话实在多了……你总不会拿我也当做敌人吧！”

白慧一直低着头，两条短辫的辫梢压在肩头。她的头发软，辫梢象穗子那样散开。她摆弄自己的衣角。

后来她站起身，说声“再见！”就走了，始终没看常鸣一眼。昨天她也是这样走的，但情况和心情完全两样。

昨天她象一只快活的小鸭，今天却象只受伤的鹰。

第一卷·五

大约一二百名学生象一群惊马，从红岩中学的街口乱哄哄地飞跑而来。后边是一倍以上的学生拿着木枪、呐喊着追上来。一边追一边抛出砖头瓦片，如同飞蝗一般落进前面奔逃的人群里，噼噼啪啪摔得粉碎。被击中的抱着脑袋奋力奔跑。岁数小的女学生吓哭了，跑慢了的做了俘虏。

两群学生大多穿绿衣眼，戴红臂章。败逃学生的臂章一律写着“红革军”。追击者的臂章上印着“浴血”两个黄色的大字，还打着一面这样字号的红布大旗。

近来，运动和前一段时间不一样了。它往深处发展，人0对各种问题的思考和认识进人表面，不同的观点就产生出来。辩论到处激烈地进行着。在大动荡时期，辩论不是平心静气的，火气、自尊心、妒嫉心理、人与人之间旧的成见与新的看法，都难免加了进去。误解和误会也不可避免。斗争更加难解难分。各种奇怪的论调又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敌我和是非一时分辨不出。分歧就演化为分裂。对立演化成敌对。红卫兵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各个单位、工厂、学校，都分化出许多大小团体。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象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斗争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

这期间，坚持己见的马英从郝建国那里拉出一部分观点一致的学生，在校外组织一支队伍，叫做“红革军”。他们刊行了一种油印的四开纸对折的小报纸，专门批判修正主义，还配上生动的漫画，在社会上受到许多革命群众组织的欢迎。他们还在市中心自发而有组织地值勤站岗，维护治安。别看他们人不多，但联系面甚广，颇有影响。郝建国感到对他是一种压力，他骂红革军“吆买人心”，骂马英“有野心”。自己也成立一个造反总部，叫做“浴血”兵团，和马英针锋相对，还用了不少办法想搞垮红革军，但没能成功。一月份以来，各地掀起夺权的热潮。各个地区和单位的群众组织都纷纷从当权派手中把权夺过来。其实，这些权力实际上早不在被打倒的当权派手中，它却意味着造反派掌权获得公开的承认和合理化。按当时 “夺权”的规矩，夺权应由该单位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一齐干。但郝建国事先没通知红革军就单方面夺了权。今天，郝建国派人把红革军请来，说要开庆祝夺权胜利大会。红革军来了，在会上才知道郝建国已经把权夺到手，请他们来无非是想叫他们承认这一行动和夺去的权力。红革军当然不干，会场顿时大哗，两个组织约数百人面对面展开集体的舌头大混战。郝建国早有准备，使用了武力……红革军猝不及防，被打出了学校。他们跑出一个路口，忽被一个声音叫住了：

“别跑，同学们！咱们跟他们讲理，他们为什么打人？”

败逃的红革军停住了。前面站着一个矮小、黑瘦而爽利的姑娘，梳一双小短辫，绿棉袄，脸儿冻得挺红。她是马英。红革军转过身，面对追上来的“浴血”的人。马英勇敢地站在最前头，朝“浴血”呼道：

“你们找我们来开会，有分歧可以辩论，为什么打我们人？为什么搞武斗？！”

她的喊声并不能制止猛冲上来“浴血”的人。“浴血”中有人用金属般嘹亮的嗓子叫：

“你们是走资派的孝子贤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马前车，就该打！好人打坏人 --应该！”

这声音在他们中间搅动起更凶猛的狂潮，他们呼喊着。声音中有嘶哑的怪调。又一批砖头象雨点一般飞过来。大半块砖“嘣”地打在马英的胸脯上，马英双手捂住胸，一锅腰，坐在马路中央。

“活捉马英！活捉红革军的坏头头！”

跑在最前头的几个“浴血”的人，蛮横、勇猛，直朝卧在池、上的马英奔来！

红革军中的几个男学生迎上去和他们混战一团。马英被救走，可是大批“浴血” 的人赶来，又一些红革军的人被捉住。

红革军的学生们发怒了，拾起打来的砖头抛回去。“浴血”受到阻击，停止了攻击。红革军的残部撤下来，有的人头破血流。他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看见便道边站着一个人，立即从她白白的脸认出是白慧。白慧围着一条驼色头巾，胳膊戴着 “浴血”的臂章。红革军的一些人发出叫喊声。

“‘浴血’镇压群众，罪责难逃！”

“‘浴血’搞武斗，决没有好下场！”

“打倒‘浴血’一小撮！”

这些人刚挨了打，此刻都把满腔怒气朝她发泄出来。尤其那些被打伤的，喊得更凶。白慧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一个短发的女学生朝她叫着：

“真不要脸！你老子是走资派，你还混在群众组织里！”

“回家教育教育你的反动老子去吧！”又一个人叫道。

白慧听了，气得浑身直抖，她不准别人侮辱她的爸爸，跺着脚朝他们喊：

“你们住口！放屁！”

于是红革军和她对骂起来。此时，马英从人群里站出来。她双手捂着胸口，那样子似乎在忍着疼痛，忿恨地说：

“白慧，你还不醒悟？郝建国都搞些什么？他搞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你充当他的帮凶、打手，还不及早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你诬蔑！我们打的是阶级敌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

她的话被一片口号和起哄声压住。她使劲喊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耳朵里灌满了红革军的哄喊。

“打人凶手快快低头认罪！”

“捉住她。拿她和‘浴血’换咱们的人！”

这时已有几个红革军朝她跑来。

情况不妙！她转身朝学校那边拚命地跑，渐渐把追赶者队脚步声甩在后边。跟随着她的只是一片愤怒的呼喊，还有几块砖头从她身边飞过，并有一块重重地打在小腿上。她不觉得疼，一直跑到学校门口。

学校大门紧闭。门两旁的墙上站着自己的人，手持木枪。脚跟旁还放着一堆堆砖头瓦片和空瓶子，以及原先上体育课用的铁头的假手榴弹。他们见白慧来了，开了一道门缝放她进去。

广场上的人极少。主席台那边挂一幅大红布的横标，写着“庆祝红岩中学革命造反派夺权胜利大会”。空荡荡、平光光的广场上，给斜阳印着十数面拉成几丈长的飘动的旗影。中间满是大大小小的砖头。还有军帽、废纸、一两支折断的木枪头；砖块在地上砸成许多小坑儿。显然，刚才红革军和她的“浴血”在这里发生过武斗。眼前的景象表明这场恶斗有多么激烈。

“白慧！”

她搜寻叫她的人。远处跑来一个姑娘，原来是杜莹莹。小歪辫在头上一扬一扬，挎包“啪、啪”拍着圆圆的后腰。杜莹莹跑到白慧的跟前，一边喘气一边说：

“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

“呵，是你呀！还有谁？最近郝建国叫我找了你三趟，每次都碰到你的大门锁，要不就叫不开门。你出门了吗？”

“找我什么事？”

“什么事？刚才还出大事了哪！”杜莹莹睁圆了眼睛说。左眼的斜视较平时更明显一些。

“怎么回事？”

“这些天，咱‘浴血’的人分化出去不少，都叫马英的红革军拉过去了。郝建国急坏了，还以为你也跑过去了呢l我说你不会，他倒是挺相信你的。马英真不是东西，她剜心眼想把咱搞垮、吞掉。”

“咱的人怎么会去加入红革军？”

“还不是相信了马英那套鬼话。马英很会造舆论。她说郝建国搞资产阶级专政，打人，镇压群众；还有什么‘打击一大片’啦！破坏党的政策啦！纯粹胡说八道。居然有人相信她那套。人家郝建国为了革命，从运动开始就天天住在学校里。说他搞资产阶级专政，哼！他为什么搞资产阶级专政？难道为资本家吗？纯粹放屁！我看马英不单单恨郝建国、嫉妒郝建国，她有野心！你说对吗？”

白慧怔着，没说话。杜莹莹接着说：

“刚才又发生一场武斗。可吓死人了！大砖头来回飞，差点出人命。前两天咱夺了学校的权，今儿请红革军来开会，红革军说咱单方面夺权，不承认。随即就大打起来。事先，郝建国布置好，马英要是反对就把她扣起来。咱人多，不怕他们闹事。几座大楼都布下埋伏。谁知马英很鬼，她本人没来开会。你没瞧见刚才那场面呢！好家伙，可把我吓死了！照这样下去，我心脏准出毛病。”

“郝建国呢？”

“在办公楼，二楼总部办公室里。你去吧！他见了你保管高兴。我回去了，还得给弟弟妹妹做饭呢！我爹支左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妈妈下班又晚。家里的事缠得我分不开身。我可走啦，过两天到你家玩去！”

两人分手，白慧进了办公楼。

搂道里挤了许多人，一片吵闹声，而且吵得相当厉害。这里光线暗，白晃晃的日光从楼道另一端的玻璃窗射进来，从这边只能看见黑压压的人影。白慧挤上去看，原来是些红革军的俘虏被围在中间。这些人大多和白慧不是同年级的，面熟但不认识。“浴血”的人正在用硬梆梆的拳头教训他们。他们不服，发出被激怒的抗议声。

“你们凭什么单方面夺权？我们就是不承认！你们用拳头棒子也不能使我们屈服！”

“去你的！你们破坏会场，想保走资派的权，妄想！印把子在我们手里了！” 一个“浴血”的人叫着。

“我们宣布：夺权无效！”被俘的红革军气咻咻地喊道。

“呵--你宣布无效，是吗？”另一个“浴血”的人用一种含着戏谑意味的怪腔调说，“你不过在这儿放了一个屁！”

人群中爆发一阵开心、胡闹和饥消的笑声，并夹杂着辱骂红革军的话和起哄声。有人把红革军的帽子摘下来扔在半空中。还有人上去动手动脚。这些红革军大叫：

“你们这是耍流氓，有理可以辩论嘛！”

看来，这种场合毫无辨明是非的可能。

白慧一声没出，看了一会儿，从喧闹和扭打着的人群中挤过，上楼找到了郝建国。他在总部办公室，正与另一个学生研究大字报和标语的内容。

郝建国见白慧进来，只说一声“你坐！”然后扭过头继续对那学生摆着瘦长的胳膊说：“再加上一条‘红革军的坏头头马英是制造2·27反革命反夺权事件的罪魁祸首！’”

那学生的目光一亮，兴奋又赞佩地说：

“好！这就带劲了！”

“就是嘛！擒贼先擒王，箭头要对着靶心，目标要找准，打得还要狠！”郝建国一拍那同学的肩膀，用一种老练的指挥者干练的口气说：‘“你快去写。必须不出今天把这条标语贴到他们总部门口的大墙上。”

“好！”那同学兴冲冲地走了。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郝建国没说话，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低着头，两只手玩弄着胸前的哨子。他对白慧的态度完全不象杜莹莹说的那样。他相当冷淡，明显表示出对白慧的不满。

屋角戳着几杆卷起来的旗子和一大堆木枪。靠墙排列几个档案柜，柜上的暗锁都撬去了，露着洞眼，却贴了交叉成十字形的封条；还有两张黄木桌，放着一架油印机和大堆白纸与印好的传单。墙上涂满毛笔写的各种各样的口号、漫画人头像和辱骂当权派的字句。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话。这儿原是校长办公室。郝建国坐在这里确实很神气。屋里没生炉火，空气很凉，依然飘着一股挺浓的油墨和墨汁的气味。

“你的政治态度如何？”

郝建国终于说话了。他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几乎是一种审问的口气--问白慧。他没听见对方回答，便抬起头用他敏锐的目光瞥了白慧一眼。这张白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是那双细长的眼睛里好象有种莫解的、又确定了的含意。他刚要说话，白军已经站起来，走到桌前摘下了臂章，又折成两折放在桌面上。郝建国突然象被咬了一口似的，跳起来，椅子撞在身后的墙上。他双手按着桌面，朝她咆哮着；

“叛徒！你果然向马英投降了！”

白慧从细巧的鼻孔里发出一声冷笑，板着面孔说：

“不许你诬蔑我！谁是叛徒？”

郝建国抓起桌上的红臂章，在她面前用力地摇着，吼着：

“你这是为了什么？”

白慧什么也没说，转身把小辫儿从胸前甩到背后，跟着在总部的门口消失了。

转天，杜莹莹来找白慧。她同白慧扯闲天，表面上没什么事，可是表情不大自然，显得挺费劲。然后，她好象把背着的一件什么重东西扔在地上似的，松了口气说：

“算了，我不和你绕脖子了。郝永革不让我说是他叫我来找你的。我不费这份心思，照直对你说吧！他叫我来打听你为什么退出‘浴血’总部。”

“不知道。”白慧说，眼睛一动不动盯着窗玻璃上闪烁的冰花。那是寒风奇妙的杰作。

“瞧你！还不说。是不是郝永革冷淡你了？你犯不上跟他生气。他这些日子心情不大好，脾气还见长了呢！这也不怪他。斗争太激烈，咱的人愈来愈少，马英那边愈来愈多，谁也沉不住气。郝永革说……我都告诉你吧！他昨天已经派人了解到你并没去参加红革军。他猜想你是因为你爸爸的事，怕人家揪你的辫子，对不对？”

“我爸爸有什么事。现在我爸爸工厂里有一大半人支持他。他是真正的革命派，谁揪他我跟谁拚！揪我的辫子？哼，敢？！”她扭头对杜莹莹气冲冲地说。

“那为了什么？”杜莹莹见她火了，怕再刺激她而小声地问。

“不知道。”白慧仍面对冰窗。从那里透进来的银色的阳光，把她的脸映得雪白，象白雪。

“哎呀，白慧，你怎么有话还瞒着我？”

“我真不知道……”

她好象确实有种说不清楚、不明确的原因。杜莹莹感到困惑了。

“莹莹，你说谁是咱们的敌人？”白慧转过脸，严肃地问。

“你怎么连这个还没弄明白？反革命呗！”

“教师是不是都是反革命？”

“当然不全是了。”

“可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把他们一概横扫了！”

“触一触有什么不好？”杜莹莹轻松地反问道。

“我们是把他们当做敌人搞的，还是当做犯错误的同志搞的？”

“哎呀！白慧，你真是没事找事。管它呢！革命一搞起来，谁还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