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6号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8月28号早晨,26号是我家开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时候。忽然砸开门进来一拨中学红卫兵,说我爹是资本家。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一所房子,楼下一间住不了的租出去。顶多够上个房产主吧。可那时出租就算剥削,不劳而获。稀里哗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赶到过堂上跪着去。我家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市面,全吓懵了。我爹是画画的,解放前一张画送到美国展览过。红卫兵拿着展览证书看。好啊,你们跟帝国主义有联系,里通外国,特务什么的。我们简直吓死了。现在想想,红卫兵,那么点儿的小孩儿怎么就把你们吓成那样。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们一条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啊砸啊打啊。说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吓死人啊!又不是一砸了事。一会儿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又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再来一拨,乱抄东西,抄走一拨就贴上一张封条。书呀画呀全弄出来堆成堆儿烧,楼里楼外地冒烟。打26号到28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铰了,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果有个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到处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
刚才说神经错乱,就是呀,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跳楼,可我跟我妈不知怎么都从楼上跳下来了。事先根本想都没想,没路可走,逼到那儿一急,眼前那么一黑,跳下来了。
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在儿童医院当医生。我是团员,干活拼命,还被评做先进工作者什么的。后来随医疗队下农村累病了,肝炎。回家养病就和爹妈住在一块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家里边这场祸事。那天红卫兵进来大棒子一抢,特厉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觉,就变成敌人啦。我们一家人跪在那儿,真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8月28号,整整三天我和爹妈根本没吃嘛东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红卫兵去吃饭的时候,拿锅给哥哥的孩子们煮点挂面汤。那天夜里,我和爹妈在楼上,心想一夜过去,天一亮红卫兵又要来了。又得挨斗游街没完没了地折腾,心里紧张,又怕,真是没路了,死吧!我们三人商量好一块死。当时楼里电线全切断,大概怕我们触电寻死,黑糊糊。我们三人坐在楼上过堂地板上,商量怎么死法。那天下雨,已经后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发现地上有个削苹果的小刀,跟钥匙挂在一起,是抄东西时漏掉的。这好像是惟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学医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断颈动脉,空气一钻进血管就栓塞,马上就死,这是最快的一条路啦。我爹问我行吗?我说行,蛮有把握。我妈说,多亏咱闺女学医,有这法儿。我们就商量好,先切断他俩的,最后我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没想到,并没达到这目的。
临死前,我三人谁也舍不得谁呀,手拉着手,不知坐了多少时候。我打小和爹妈的感情最深。爹妈打算,他俩死,叫我留下来。我说不行啊,把你们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成。当时那样子,想也不敢想,一闭眼就像能看见。时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妈抢着叫我下手。任何时候我根本不会杀人,更何况杀自己爹妈。可是那时,那种情况,我会做,也只能这么做。我爹说,你干的是好事,你是给咱们解除痛苦。一会他们再来,我们怎么受啊。那紧张劲儿逼着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着个蜡笔头,抓着两块纸,摸黑写了两条遗书。为了家里人和我哥哥他们,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两家(这是指我大哥和二哥两家,我不能叫哥哥,免得跟我们再牵连上)你们坚决走革命的道路,是我们害了你们。
我爹叫我妈先死,我妈叫我爹先死。谁先死谁就先逃命了。谦让半天。我爹说,听你们最后一次吧!我先死。
我摸着我爹怦怦跳的颈动脉,一刺,就觉血热乎乎冒出来了。我爹还说,摸摸我还有脉吗?我说医学上讲用不了一分钟就结束。我爹说恨不得快点没脉。我妈说我们死了,你要干不成自己怎么办?她也明白我必须一块完,不能留。我说您结束了,我马上也完啦。我妈就像接受治疗那样等着我给她做。当时我们任嘛声音没有,也没有声张,不知我二哥怎么忽然闯进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红卫兵来了。二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声音。他上来一把抱住我,我见做不成了,三口没法死一块啦,我快急昏了。猛劲挣开他,上了三楼平台一窜跳下。根本没想到我妈怎么办,更没想到跳楼,要是脑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里轰一响,嘛也不知道了。迷迷糊糊过来时,印象是红卫兵声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睁眼,已经在医院里。就见我爹躺在旁边,我妈也在旁边躺着。其实那是幻视,闭上眼不敢看哪。心里还寻思,坏事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么办呢。隐隐约约净是批斗的声音。拿脑袋再想,这是女病房,我爹怎么可能在里头。不相信眼里看的是真的。只好闭眼忍着,耳朵那个乱哪,现在想,这大概就是错乱吧。我尽量张嘴叫,可不知为嘛没声音。
后来再醒过来,就有人来问案,说的嘛记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听说我妈妈也跳楼了。她是跟在我后边,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后来法院问案时告诉我过程,说你爸爸当场死啦,你妈妈呢,给我们救啦。我一听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妈。我都摔成这样,她那么大年纪会摔成嘛样,救活也残废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监狱给放回来时,嫂子告诉我,我妈摔下来当时没死,抬到医院根本不给治。你知道那时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医院还组织出身好的病人批斗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负法律责任才给治的。我妈给弄回家,没几天就死了。我爹确是当场就死了。一个礼拜后火化的。
我嫂子说当时把我和我妈都抬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我妈妈的事,就把我留下来,硬叫家里人把我妈妈抬走。
医院不能给我这种人治病,很快把我转到监狱的“新生医院”。我是两腿骨折,左边小腿胚骨骨折,右边大腿骨横断骨折,整个全断。就这条腿,打这一断,两截骨头叉在一块儿,马上变成这么短,医院拿20斤沙袋牵引拉开了。可把我送到监狱时,医院非要把牵引的东西留下来,又给我的骨头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样。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吗,起码先给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来的骨头又叉回去了。医院对我真是够那个的。那医生啊,现在也不知他在哪儿,但愿他不再当医生了,唉。当时所谓给我治疗,因为我要负法律责任。也奇怪,断骨头这么拉来拉去,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直也不觉得疼。眼泪也没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监狱时看表是11点。下午两点监狱医院人上班,才拿着东西给牵回去,牵引得拿大钢针穿进再拉,一会儿放,一会儿拉。拿我真不当人了。牵引又牵错了位,到今儿也这么长着。两截骨头只连着五分之一。关节一挨就疼。这就甭提了,残了呗。
十天后我被逮捕,铐上铐子。这是1966年9月7号。到了1968年军管,定我为 “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是刑事罪,抗拒运动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当时我想,死刑倒痛快,这不让我活受吗?这是我的《判决书》,你看——
查被告×××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未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胆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
被告×××抗拒运动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军管会的一个人对我说,你要是家庭妇女干出这事还好点。你什么不懂?你爸爸问题严重,你杀了他,就是想叫他逃避运动,想救他。所以判你“抗拒运动罪”。
他们说我杀我爹,是为了救我爹。确实是为了救我爹。我一直在想,他们和我说的意思不一样。我救我爹是为了不叫他再受折磨,他们说我救我爹有罪是为了再折磨他。是不是这意思?我绕糊涂了,到今儿也绕不清。
我蹲了二十年半监狱。没自杀,就为了一个,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妈妈没死。我想呀,我妈怎么活呢?说好三口人一块死,我爹死了,我关监狱,无期徒刑,一辈子甭想再见面……我的侄子们每次来探监都说,奶奶在家啦,奶奶告诉你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回家。看监狱的人有时也问我,你娘今年多大年纪了?他们也早知道我妈早死了,也瞒我。其实我盼着我妈死,活着多痛苦。当时要是给我个信儿说她死掉了,我就把心彻底撂在地上了。
人在监狱里想法就不一样了。看这人看那人,才知道社会有这么一个角落,聚着好多人是冤屈的。何况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亲手杀死亲爹,我真抱着对爹赎罪的心,又想争取早点出来看我妈一眼,再说,特别觉得对两位哥哥有罪。我和两个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没人能看出我们不是一个母亲,都拿我们当一母同胞的兄妹。我杀死爹,他们不但不恨我,还常跑来看我,送吃的。唉呀,每次接见时,我的眼泪干了流不出来,我都傻了,见到他们没话,不知说哪好了。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两位哥哥。他们说,我们理解你,知道你不是坏孩子,只要你哥哥嫂子在,不会不管你。我真要赎罪呀,对两位哥哥也要赎罪,玩命赎罪!只有拚命干活改造。
起头是轧缝纫、电缝纫根本不会,打头学。很快就干得不错。领子活是最难轧的,啊,就是脸面上的脸蛋活,技术活,我干得质量最高,就归我干了,还超产。另外墙报、板报,写写画画,也争着学争着干,在哪儿都伸一把手帮人去弄。生产还得红旗得语录什么的。现在你看我这副眼镜,猜多少度?三百五,就是那时轧活时看针眼近视的。附带还给人看病,不光给犯人看,也得给队长、队长的孩子,连看监狱的亲戚朋友,厂里的干部,一叫我就去。人家信任你,不把你当敌人,就太荣幸了。夜里睡半截觉,谁谁发烧了,谁谁肚子疼,抽风了,叫起来一弄就几个钟头。第二大该怎么上班还得接着上。没白天黑夜玩命呀。这么着,看监狱那些人就对我不错,现在有时还带着孩子到我们医院来找我看病。你别笑,当时他给咱一个和气脸,比什么都强。夸我一句,就美多少天。
这儿跟你提起这件事:我是1966年9月7日在监狱医院被捕的。当时我已经结婚,爱人在北京工作。我想到天气一天天凉了,他不少衣服东西在我家里一起抄了。为了不连累他,我写信给他,叫他办理离婚手续,9月底就办完手续离婚。可没多久,他姐姐突然跑来送了20块钱,还有营养品。我托人告诉他姐姐千万别送钱送东西来了。我那时什么也没有,就留下5块钱,剩下15块请求管我的一位队长给我娘寄去。那时不是不知我娘早死了吗。这个队长是个复员军人,起初不肯,我哭着求他,后来他答应了,替我寄去。以后这位姐姐又来送了30块钱。前后总有五六次,记得总有120块钱,我每次都按同样办法,求这队长替我寄给我娘。可家里人一直没回信给我,我以为家里人心情不好,恨我。一年后对我判决了,允许见家里人了,每次见面光是祝愿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学语录,就占去一半时间,剩下点时间光知道哭,说不了几句话。家里人不提我寄钱的事,我也不好问了。直到1979年出狱跟家里人一谈,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收到我寄的钱,一次也没有。多年来我一直把那队长当成恩人,这就不懂了。或许是邮局不给送,那时挨抄户是不给送报送信的。可是不送也应该退回来呀!
别说,监狱里还真有好人。有个队长见我瘦成条棍儿。原先我胖着呢,出这事后落到九十来斤。我嫂子来探监时,他偷偷塞了张营养证明。我嫂子再来带了二斤点心,我急了,心想这二斤点心给妈吃多好,给他们孩子吃多好。外边生活也难着哪。在狱时,一个月零花钱才一块五。我没花过,除非买点手纸肥皂,啊,牙膏,牙膏一简要用几个月。尽劲省,存到五块十块,就给家里捎去。没有家里亲的热的我还活个什么,我对他们有罪呀,在那情况下我力所能及使出最大力量来,也算是赎罪的一种方式吧。
那时候监狱也学习、批判。我就常常狠批自己抗拒文化大革命。犯罪的事。管监狱的就叫我大会小会地讲。批一批确实也好,有时自己也悲观,轮到一批自己,说自己受党那么多年教育,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政策。要是相信政策,嘛事不都过来了吗?一批我就相信政策了,活着有劲了。争取表现突出点,早点出来也好报答报答。你别说,玩命干也管事。1972年给我减刑有期10年。打无期徒刑改到十年算最宽大了。一算,到了1982年就能出来,有盼头了。到了“四人帮”一完,法院重新审理我的案子,认为我是受文革迫害,不算杀人,算集体自杀,宣布为无罪释放,又提前了两年半。新的《判决书》这么写道:
原判定×××的抗拒运动杀人罪,不能成立,故撤消原判,宣告×××无罪释放,特此判决。
我是1979年3月2日那天出狱的。当初进监狱时,我只穿着医院的裤褂,白布带蓝竖条的。后来哥哥把我文革前存在农村医疗队时的一小箱旧衣服送到监狱。十年一直穿那几件旧衣服,出来时破衣烂衫。一见面才知道我妈早不在了。真是当头一棒啊!这么多年没垮了,我妈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可一出来,爹没了,妈没了,全完了,真要垮。
我3月份回来后,“五一”就回儿童医院上班。休息了两个月。因为亲戚朋友来看我的特多,再有在家反而睡不了觉,脑子里尽是事,你说能静吗?原先三个人想一块死,结果活了我一个。这滋味不好受。好多人都说活下来就算相当不错了。那么多大领导人,都是跟毛主席出生人死在一起的,爬雪山,过草地,照样不也是家破人亡吗?比你惨得不知多少,人家不照样硬挺腰杆撑着活着吗?
我们单位待我不错,那时我家房子还给人占着没落实,就叫住医院集体宿舍。我是回民,吃饭难,我侄子天天提着饭盒骑车来给我送饭,每天一趟,过了好多年。我呢,医院叫我做“科住院”。按医院规矩,得先徽‘科住院”,才能升主治大夫。我反正没家,没别的负担,抢时间念书吧!监狱里不许念业务书,现在加倍念书,弥补啊!很快拾起来了。我负责八个病房。打一楼到五楼上下跑。早晨7点半上,晚上9点半下,一天14个小时。一天上夜班,无意觉得两脚像踩棉花,一量高压一百八、低压一百。我说快给我打一针。降血压硫酸镁最快,打完半小时再量不但没下去,反倒变二百了。我挨个儿病房转,护士们谁也不找我,这是她们互相说好的,怕我再累。这些人都同情我,尊敬我。唉,咱还说嘛呢。再加劲吧!本来“科住院”要做一年。我半年多就升主治了。
这时,我交了一个朋友。华东纺织学院毕业的。当初是年轻有为,一个总工程师对他特别器重。反右时这总工程师成了右派,叫他揭发,他没揭发,反而给总工程师通了信。他说咱不能味着良心办事。这一下把他也当右派对待。他以为自己就是右派了。这次平反,摘右派帽子,人家看了他档案说,你冤了,你不是右派呀,糊里糊涂地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不给升级也不给涨工资,也不好结婚。这叫什么事?他今年50多岁了,一直独身,我们就结婚了。我俩有共同遭遇,说得来,他也挺照顾我,相互安慰吧!我二哥把他的儿子过继给我,现在上北京大学了,学外语。最近我爱人又升做厂长。我有了个什么都不缺的家了。
可是至今对那段事还是不能不想。我没法克制自己。虽说不是每天想吧,也不会忘。我总想我爹。我们医院人说,你连个蚂蚁也不敢踩死呀,怎么突然之下就下去手呢?那时真把人逼得没人性啦。谁会拿刀杀死自己的爹呀!换平常连想也不会想,是吧?我也欠下我妈一笔债,永远没法还了。如果当时我没下手,我爹我妈准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不怨我怨谁?我无论怎么给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也没用。我又弄不明白,我到底是害了我爹还是救了我爹?当初以为救了我爹,现在总觉得害了我爹。为嘛别的事都想得明白,这事翻来覆去总想不明白。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你说一切都是“四人帮”搞的,别人为嘛都捱过来了,我们没有,还不是我?一想到这儿,我还是有罪,活得又没劲了。有人说,你好好活着,才是对得起你爹你妈。一想,也对,对吧?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你们也别叫我说了,行吗?
在灭绝人性的时代,人性的最高表达方式只有毁灭自己!
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良心录
如果你对现代化狂潮中正在毁灭的城市文化遗产感到忧虑、焦急和愤懑,却又无奈,那就请打开阮仪三教授这本书吧!你会在峥嵘的云隙里看到一道夺目的光明,或者感受到一阵浇开心头块垒的痛快的疾雨。
此刻,我在维也纳。我接受朋友的建议,刚刚跑一趟捷克回来。捷克令人欢欣鼓舞。布拉格的确如歌德所说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像一座人文图书馆和历史画册。走在那条著名的石块铺成的、年深日久、坑坑洼洼的皇帝路上,我忽然想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巨变之后,从俄罗斯到东欧诸国都进入了经济开放和开发的时代,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改天换地,没有推倒老屋和铲去古街,没有吵着喊着“让城市亮起来”;相反,他们精心对待这些年久失修、几乎被忘却的历史遗存。一点点把它们从岁月的尘埃里整理出来。联想到前两年在柏林,我参观过一个专事修复原东德地区历史街区的组织,名叫“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单是这名字就包含着一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无上的虔敬。于是,从圣彼得堡到柏林、华沙、布拉格和卡洛维发利,都已经重新焕发了历史文化的光彩,并成为当今世界与巴黎、伦敦、威尼斯一样重要的文化名城……在从布拉格回到维也纳的路上,我暗自神伤,彷徨不已,因为我想到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古城正在迅速地变为新城!我的心情糟糕之极。但到了居所,一包书稿在等候我———就是这部《护城纪实》。我捧着书稿竟一口气读到结尾。一下子,心中的郁闷被它扫荡一空。
过去,我只知道阮仪三教授是保护平遥的英雄,是拯救江南六镇的“恩人”。从书本中得以知之———他二十年来为守住中华各地风情各异的古城古镇和山川胜迹,所进行的一连串非凡的“战斗”。并且知道,那么多历史遗存今日犹在,竟是
他直接奋斗的结果;那么多历史遗存不幸消匿,也曾留下他竭力相争的痕迹。
在这本书中,阮仪三教授采用纯纪实的手法。他不从事文学,没有对每个事件的环境、人物、语言细致地描述。我们却能从中读出他的立场、性格、语气与心情。感受到他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挚爱与焦虑,他不妥协的精神,他奋争到底的作风,还有他的知识品格与人品,并为之感动!
我国真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始于清末民初。自始,他们就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良心(一称社会责任感)。这社会良心自然包括着文化良心。1908年,一批史学界人士救火一般抢救敦煌藏经洞的遗书,便吹响了文化良心的号角。一百年来,他们
为保卫优秀的中华文化倾尽全力,呕心沥血,而且薪火相传,直抵今日。从罗振玉、陈寅恪、马寅初、梁思成,到今天的阮仪三教授等人。他们一直信奉知识的真理性,坚守着知识的纯洁与贞操,并深信放弃知识就是抛弃良心。由于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衡量社会的是非才有一条客观的标准,文明传统才能延续不息,知识界才一直拥有一条骨气昂然的精神的脊梁。
而且,阮仪三教授不仅仅大声疾呼,更只身插入具体的矛盾中,以学识匡正谬误,以行动解决问题。我一向遵从“行动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就尤为可贵。
在当前城市文化保卫战中,实际上建设界的知识分子一直站在最前沿。他们是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实施者,又是决策的参谋。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在他们的手中。故而,是趋炎附势而升官发财,还是坚持知识的良心,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但选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在本书中,他提到香港著名建筑师陈籍刚先生退出有害于福州历史街区“三坊七巷”的设计,很令人深思,给人以教益。故而,阮仪三在这本书中告诉给我们的远远超出这本书的本身了。
阮仪三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师和规划师。本书既是他专业之外的一部著作,更是他专业之内一部罕见的作品。在书中,他着力表述自己对当代重大文化问题的思考与立场,以及为这些思想付出的一切。因此说,这是一部具有时代性和思想性
的大作品,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良心录。在功名利禄迷乱人心的今天,这部作品必有振聋发聩、唤醒良知的力量。
此书付梓在即,阮仪三教授寄来书稿,嘱我撰文助兴。我出于对他学识与人品的钦佩,欣然承命,并有感而发;思为笔,情为墨,且为序。
今天的布拉格
布拉格对我的诱惑,除去德沃夏克、卡夫卡、昆德拉,以及波希米亚人,还有便是歌德的那句话“布拉格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歌德这句话是二百年前说的,那么今天的布拉格呢?在捷克做过文化参赞的诗人孙书柱对我说“你不去布拉格会
是终身遗憾。”
经历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非同寻常的社会风暴之后,布拉格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黄昏进入东柏林时那种黑乎乎、空洞和贫瘠的感受。于是,我几乎是带着猜疑,而非文化朝圣的心情进入了捷克的边境。
三天后,我在布拉格老城区一家古老的饭店喝着又浓又香的加蒜末的捷克肚汤时,手机忽然响了,是孙书柱。他说:“感觉怎么样?”我情不自禁地答道:“我感到震撼!”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响亮。
布拉格散布在七个山丘上,很像罗马。特别是站在王宫外的阳台上放目纵览,一定会为它浩瀚的气慨与瑰丽的景象惊叹不已。首先是城市的颜色。布拉格所有的屋顶几乎全是朱红色的,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叫石榴石的矿物质颜料,鲜明又沉静;
而墙体的颜色大多是一种象牙黄色。在奥匈帝国时代,捷克的疆域属于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哈布斯堡王朝把一种“象牙黄”,视为高贵,并致力向民间普及。于是这红顶黄墙与浓绿的树色连成一片。百余座教堂与古堡千奇百怪地耸立其间。这便是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城市景观。
然而捷克之美,更在于它经得住推敲。
在捷克西部温泉城卡洛维发利,我在那条沿河向上的老街上缓缓步行,一边打量着两边的建筑。我很惊讶。没有任何两座建筑的式样是相同的。它们像个性很强的女人,个个都目中无人地站在街头,展示自己。其实,这不正如波希米亚人不尚
重复的性格?
在布拉格更是这样。只有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那些宿舍楼,才彼此一个模样,没有任何美感与装饰。从中我发现,它们竟然和我们同时代的建筑“如出一炉”。这倒十分耐人寻味!
而布拉格的城市建筑真正的文化意义,是它保存着从中世纪以来,包括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青年艺术风格等等各个不同时期的建筑作品。站在老城广场上,挤在上千惊讶地张着嘴东张西望的游客中间,我忽然明白,当年歌德看到的,我们都看到了。但跟着一个问题冒出来:它是如何躲过上个世纪的剧烈的政治风暴的冲击的?甭说民居墙面上千奇百怪的花饰,单是查理大桥上那些来自宗教与神话的巨大的雕塑早该被“砸得稀巴烂了!”
一个城市的历史总是层层叠叠深藏在老街深巷里。布拉格这些深巷常常使人迷路。据说卡夫卡知道这每一座不知名的老屋里的故事。他的朋友们常常看见他在这些街头巷尾或哪个门洞里一晃而过。
老街至今还是用石块铺的路。几百年过去的时光从上面碾过。一代代人用脚掌雕塑着它们。细瞧上去,很像一张张面孔,有的含混不明,有的凄苦地笑,有的深深刻着一道裂痕。街上的门都很小,然而门内都有一个小小的罗马式回廊环绕的院
子,只有正午时分,阳光才会直下。站在这样的院子里就会明白,为什么卡夫卡把它称做“阳光的痰盂”。
生活在这样世界里的布拉格人,并不因此愁闷与阴郁。他们天性热爱个人的生活,专注于家庭,还有传统。他们对啤酒有天生的嗜好,一如法国人钟爱葡萄酒。每年一个捷克人平均喝掉150 升啤酒。而他们对音乐的热爱不亚于奥地利人。连惹
起祸端而招致前苏联军队把坦克开进城中的“布拉格之春”,也是音乐带来的麻烦。但即使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人们去听音乐会,也照旧会盛装打扮,这样的人民会去把建筑上的艺术捣毁吗?
我则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所遭受的最大的破坏还是文革。文革之前,老房上那些砖雕石雕,谁会动手去砸。我们只是把它作为“无用的历史”弃置一旁。布拉格最著名的圣维特大教堂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当做工厂使用,就像天津的广
东会馆。但是文革不仅仅举国如狂地毁灭自己的文化遗产,更严重的是对自己文化的轻视与蔑视。蔑视自己的文化比没有文化还可怕。而这种自我的文化轻蔑在功名利禄迷惑人心的当代便恶性地发酵了。于是,我便转而注目于今天的布拉格人怎样
重新对待自己的文化遗产。
他们正在全面整理和精心打扮自己的城市。从外观上,将这些至少失修了半个世纪的建筑,一座座地从岁月的污垢中清理出来。同时将具有现代科技含量的生活硬件注入进去。他们在修整这些地面上最大的古物时,精心保护每一个有重要价值
的细节。由于他们没有经过那种“涤荡一切污泥浊水”的“大革文化命”,所以历史遗存极其丰厚。连各种店铺的商家也都把这些遗产引以为自豪,并且印成资料与画片,赠送给客人。不像我们胡乱地扫荡之后,待要发展旅游,已经空无一物,只
能靠着假古董和编故事(俗称编段子),将历史浅薄化、趣味化、庸俗化。
从老城广场到查理桥必须经过一条历史名街———皇帝街。这条长长的窄街弯弯曲曲,顺坡而下。街两旁五彩缤纷地挤满各色小店,咖啡店、酒吧、食品店、小旅店,形形色色小商店里经营的大都是本地的特产,如提线木偶,草编人物,民间
土布,以及闻名天下的玻璃器具。最小的店铺大约只有四五平方米,却都是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故而皇帝街是布拉格人气最旺的一条步行街。
据说十年前,有人想从美国引资对这条街进行改造。将石块铺成的路面改为平整的柏油路,两边的商店扩宽重建。这引起很大争议。经居民投票民主表决,结果还是顺从当地人民的意见———皇帝街保持历史的原貌!
东欧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巨变,几乎碰到同样一个问题:怎样对待自己的城市。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德国的柏林和魏玛、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直到捷克的古城。我看到了一种共同的态度———正像我在柏林拜访过一个负责修整历史街区的组织
的名字———“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那就是用心珍惜历史遗产,全力呵护文化财富,一切为了未来。
收藏家园
在现代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们正在被迫地与传统告别,我们生活的家园正在发生突变,那么对传统的记忆将保留在哪里?
始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愈来愈注意城市中历史街区的保护。如今,每一座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的拆除都会引起争议。可是那些散布在辽阔而边远的山山水水之间的乡村呢?那里才是原原本本地保存农耕文明的地方!但那里也在变化。而且农村中历史文明的流失要比城市快得多!
近几年,在中国也有人开始注目于古村镇了。但大都只是从建筑上去欣赏那些富有人家精良与讲究的家居。而不是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上,全面地关注于一个个地区风情各异的农耕社会的人文。在晋中地区一座座豪门宅院被细心收拾,精心包
装,推到旅游的热线上的同时,真正的农耕家园及其种种生活形态却在迅速地消泯,这就使我特别关注西方的乡村博物馆。由于这种整体表现的乡村生活的博物馆都是露天的,所以又叫做露天博物馆。
欧洲最早的露天博物馆建于1891年,在斯堪的纳维亚。奥地利最早的露天博物馆始建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如狼似虎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中最大的一座就在萨尔茨堡,占地五十公顷。
支持建造萨尔茨堡露天博物馆的是一位名叫迈尔·梅恩霍夫的男爵。他依照奥地利惯常的做法,只收取一个先令的象征性租金,实际上将这片辽阔的土地无偿地捐给了将使后世受益无穷的纯文化事业。
在一片林木葱茏的山野间,展开一座非常宽大的乡村门楼。木片搭成的屋顶被一排排石块压着。穿过这门楼,立刻觉得进入了至少一二百年以前的时光隧道里。农场、树林、棚栏、村路、路牌,以及相隔很远、形态各异的村舍。房后是马棚与
粮仓,房前的草地放着各式农具,窗口和阳台上全是鲜花。怎么没有人呢?那些老汉、老妇和孩子们呢?是不是都到教堂做礼拜去了?阳光把大片大片的草地照耀得青翠夺目,还将一块云影停在前边的路上。这种感觉又古朴又纯净,充溢着田园的
诗意。
在这座博物馆里展示的,是整个萨尔茨堡三十五个行政区———弗拉赫区、频兹区、龙高区、铁能区和彭高区各不相同的乡村景象与生活形态。因此,在这里至少可以看到二十多种花样不同的栅栏和上百种款式各异的乡村老屋。
最古老的一座木楼,来自弗歇尔湖区。经专家的考证,它是在遥远的1666年建造的。记得前几天,我在湖区岸边的山坡上也见过这样一幢黑黝黝的老屋。据说那是整个湖区最老的房子,建于十七世纪,现在再加上这一幢,世界上这样的老木屋
大概所剩不多了。它们虽然历经三百五十年,仍然坚如碉堡。整座房屋没有一根钉子。屋上的瓦片与屋中的上下管道全是木制的。是一幢名副其实的木屋。至今屋内仍然可以闻到醉人的木头的香气。
住在这种房子里的村民自古以来的习惯,是屋前开辟一个小小的花园。自己喜欢吃什么蔬菜就种什么。自然还会种些鲜花、果子和草药。
有趣的是这种房子的中间都是一条宽宽的走廊。左边住着老人,右边是年轻人。厨房也是两个,老少两辈各用一个。老人与年轻人的口味总是不同。老人不喜油腻,年轻人爱吃肉,所以两代人不宜共用一厨。按照这里的规矩,孩子长大成家之后,两代人的住房要分开。虽在一座房内,但各用一半。年轻人获得了一半房屋,却必需保证老人的生活。牛奶呀、肉呀、面包呀,一样不能少。他们要签合同,还要把合同内容写在遗嘱上,如果不遵守合同,在老人百年之后,晚辈是不会得到整幢房子的。现在,我们站在走廊上,左边看看老人的住房,右边看看年轻人的住房———我们就会深刻地了解这里的乡人所信守的家庭的准则。
表面看来普普通通的木屋,在建造上却有许多讲究。比方粮仓四壁木头衔接之定距离,惟恐失火,相互殃及。再比方,贵重的东西都要藏在住房之外的什么地方,也是为了防止意外。像弗歇尔湖边的这幢古屋,是将马棚与住房连在一起的。这因为马在当时的生活中是最贵重的财产。后来马的价值没有那么高,马棚与住房也就分开了。
每一幢房子都有自己的特征与细节,并与那里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它是当地人文最直观的表现。比方怎么薰肉,怎么晾草,怎么防盗,怎么养鸡,怎么御寒,怎么向神祈祷,怎么与大自然里的鸟儿们保持亲密的关系。从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
老房子,可以广泛读出各地既独特又魅力无穷的历史人文。
一座从许维尔搬来的老式的木教堂,一座建于1891年的小学校,一个来自彭高区的铁匠铺都是那里乡村生活一个侧面。由于它保存着原先的格局与里边所有的器物,它能够使我们从中对过往的生活产生无穷的联想。
我对其中一间小小的杂货铺很感兴趣。里边的小货架上摆满了花花绿绿的日用商品。面包、啤酒、杯子、蜡烛、肥皂、牛奶、咖啡、针线、扣子、香料、药物、土布、麻袋、烟叶、以及家中的小摆饰,还有养蜂、挤奶、编织、做饭等等使用的
工具。再有便是宗教用品、儿童玩具和民间乐器等等。单是这日用百货不就把过去的乡人与山民的生活全部丰盈而鲜活地表现出了吗?
在一间老屋里,正放映一段描述昔日乡村生活的短片。其中有些镜头记录着这个杂货店先前使用时的景象:逢到周日,农民们去教堂做祈祷之前,先到这家杂货店,把要买东西的单子交给老板,等做完祈祷回来时,再来这杂货店付钱取东西。
令人惊奇的是,当年小杂货店中的一切现在全都完好地保留着。
连墙上的广告,桌上记账的本子与台秤,一样都不少。如果不是对文化的钟爱,对历史的忠实,能做得如此巨细无遗吗?
我对博物馆的馆长说:“在一种生活将成为历史时,最容易丢失。我们的工作是尽力地保留它。”
馆长点头说,他非常同意。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萨尔茨堡州许多农村做了全面调查,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记在电脑上,并死死盯住这些东西。一旦有机会和有了钱,就会把它们搬到这儿来。
我忽有一种奇特的想法,真想把他请到中国来———引进他们的思想与经验,建一个这样的博物馆。我们风情各异的古村落正在急速消失,但我们至今一个收藏家园的博物馆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