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
作者：孙郁【完结】
得到孙郁兄的《鲁迅与周作人》要再版的消息，真是“不亦快哉”。初版已然十年了。十年前的旧书，还有读者要读，还有出版社肯出版，在这社会调查数据，说我们中国人的读书兴趣年年下降，今年已经跌破百分之五十的岁月，真是好消息。于公于私都是好消息。这说明读者不是不读书，而是选择性强了，只读自己有兴趣的好书，只读适合自己新的习惯的书。
读者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呢？为什么这本书写得好呢？我想，根本一点在于孙郁的学者良知：他敢于尊重历史事实，敢于追求真理，抓住“解放思想”的口号，对长期遭到打压、抹杀的新文学—文化的几位前驱人物，作出历史性的重新审视，写出他们的真实。我在初版序中，开门见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位研究周作人的前辈，就感慨于自己的“两头不讨好”。是的，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和乃兄鲁迅比较，何止是天壤之别。鲁迅曾经质问我们汉族人一种脾气，说：“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他毋容置疑地指出：“（我）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所以他回答质问他称赞萧伯纳的青年说：“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据说鲁迅是被“神化”了的。可鲁迅的许多意见，他的同胞何曾当作“神的意旨”“神喻”“神启”来信奉！上述意见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孙郁是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鲁迅研究的，他信奉鲁迅。他从鲁迅获得勇气，敢于涉足险境。在研究“鲁迅与周作人”之后，就研究“鲁迅与胡适”，随后又研究“鲁迅与陈独秀”。他敢于指出鲁迅是“二十世纪最痛苦的灵魂”。他敢于指出鲁迅是“被亵渎的鲁迅”。
研究学问，单单有勇气是不足以成大事的；尤其是在追求真理的崎岖而坎坷的道路上。要立于不败之地，似乎需要两大要素。第一，事实要准确，而且要丰富，最好是完备。鲁迅“横站”着对付国民党的“围剿”和对付同一阵营号称得到马克思主义真传的“战友”的攻击，他自信地表示：“即如我自已，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孙郁的研究是重视事实的；他刻苦用功，尽力搜寻资料。把自己的见解或感悟建立在他掌握的事实上。这是《鲁迅与周作人》获得好评的根本。第二，观点要出新；绝不能说套话和空话，还有所谓原则话。人云亦云不过鹦鹉而已，绝不能成就为学者的“人”。自然，“新”未必就对，未必就好。在这依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利益多元”的时代，依然是古之圣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根本在利害取舍。鲁迅曾表示认同说：“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孙郁为人宽厚，做学问宽宏。这是他的好处。任何好处都可能带来缺失。宽宏也可能“过于”容忍。子曰：“过犹不及”。鲁迅曾经指出：“G决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至于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但G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者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在“向来是极苛酷的”言论环境中，宽宏本身就有他的或一种力量。
《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领域既已扩大，对于“人”的认识随即加深。他反过来又深入“人”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这次再版，就增加了新研究的成果。并不是“炒冷饭”。责编希望保留我的原序，作一点改动。我觉得已经写出的东西，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也是“历史”的东西，带着“过去”的痕迹是无所谓的：不必后悔，惭愧就可以了。因此，重读旧序以后增补几句，作为新序。又因为原序印在书上时，不知道原先的责编出于什么考虑，删掉了其中的一段，那是我对孙郁运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微辞。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他的语言风格，我还愿意保留这点批评。所以就把它合并在这里。如下：
五十年代以前的老人，多半不会做这样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写成专著。不得不涉及的时候，也多半是三言两语，黑白分明的判断，因为是同时代的过来人，因为有毛主席的教导。
这都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鲁迅是“五四”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来又在“‘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一切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而“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除了特例，大都回避这样的“相提并论”。
新一代的人就不同了。刚解放的时候，流行过一个新词语，叫“新事新办”。现在早不听说了。然而，的确是新人，就一定要办新事的。孙郁就认真严肃，有根有据，有分析有综合地写出这部专著了。
鲁迅早说过：“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事实是，鲁迅和周作人是兄弟。不但是兄弟，而且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先导，而且都成了“五四”新文学名不可没的大家。后来兄弟失和，各走各的路。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不是更好么?讨厌写出，不准写出，不过是“瞒和骗”而已矣。不必说到头来的“真相大白”，就在当时，何尝不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儿来。
我读这部书稿，觉得书名是两个人，孙郁在写，要写和想写的，其实是许许多多人，可以说这是一部探索“人”，研究“人”的著作，书里勾画出来的人的气秉、性格、心智、趣味、学识、修养是这样复杂，人的实际生存是这样无奈。未来大同世界或曰黄金世界的人们大概很难懂得现在人生的苦境，人生有陷阱的吧?就像儒家圣贤不懂伏羲、神农、尧、舜时代的血腥一样。因此读完书稿，掩卷叹息，我想起两段鲁迅的话。一是：“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二是：“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人是生物，“生命第一”是不教而会的。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就因为“蝼蚁尚知贪生”。一到知识者手里，就可以成为“生命本体”的哲学了。也因此，要做到“不妨受苦”和有“万一幸存”的思想准备，似乎比“劳力者”要难。而人生许多名节、生死的大问题，其实是专属于知识分子的人的。
这本书的写法我也很喜欢。简直就是一部读书笔记。把读到的材料，自己的感觉、体会、心得、认识，加以分析、排比，是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隐晦曲折，也不用春秋笔法；没有“做学问”的架子，也不事论证的操作。读起来平易晓畅，朴素亲切，而且是把鲁迅，周作人，作者的心意和思绪烩在一起，常常产生“原来如此”的会心一笑。自然，作者的观点你不一定同意，也不强求你同意。这是读一切书都这样的。
孙郁在读古书，要加深加厚自己的学养，这是好的。但笔头偶尔蹦出几个文言字、词、句式。这种“掺沙子”我以为不足为训，不可取的。于是觉得这是文字上的一个缺点。虽不严重，但怕他“一发而不可收”，又怕连带发生影响，想来想去还是提一句。虽然自己很惭愧。
孙郁和我相识已经十年了，“抗战八年”，“文革十年”，“十年树木”，这都不是一个短暂的岁月，使人产生“不亦快哉”的心情。这十年他出了好几本书了，如鲁迅研究的专著《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编著《走进鲁迅世界·诗歌卷》；所编《被亵渎的鲁迅》更是畅销，等等。他正年轻，精力充沛。人既勤奋，笔又快捷，成绩不小，影响较大。他的书不需要别人的什么序，何况是我的！但他硬要我写几句。我知道这就是古今所重的“不弃”。古人有诗，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孙郁的要我写序，我猜大概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高兴写下这些话。不求“耳顺”不“耳顺”，但愿对得起孙郁，对得起孙郁的读者。
一九九六年秋
我相信，这本书还会“再”版的。我当然还是高兴。但我不能也不会“再”来写“三版序言”了，如果还要我写的话。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
许多次，我从鲁迅与周作人的照片中，试图把两人的音容笑貌，与他们的漂亮的文字，复原到一种有血有肉的形态里。我竭力想顺着时间的隧道，溯回到往昔的岁月里，去谛听、去体味这两位智者的声音。然而，每一次努力，都使我陷入深深的惘然里。两颗复杂的、痛苦的灵魂，常常使我无法抵达其形态的彼岸。它们永远是一种亲切，又是一种陌生；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疏离。理解鲁迅与周作人是困难的，但20世纪的中国文人，似乎没有谁，能像他们兄弟二人那样，具有着如此巨大的精神诱力。在探寻往昔的文化之旅中，我在周氏兄弟面前长久地驻足，以至无法前行。为什么要选择他们？是什么在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无数个昼夜的默默的静想中，我的思绪完全被他们占有了。这是两个博大精深的世界，在这里，除了接受拷问与诘难外，不会有丝毫的轻松。但也恰恰是这两个多元的、甚至对立的世界，使我的灵魂得到解脱。旧的时光永远地逝去了，但它依稀的痕迹和朦胧的记忆，却使往日的一切成为永恒。我快意于这寂寞的漫游，虽然我未必获得昔日的原本的存在，但重新经历或体味已逝的灵魂的历程，使我感到了巨大的满足。
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颇有分量的名字。“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花般地谢去了，惟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两处绕不过去的存在。中国的历史太漫长了，只有读了这漫长的历史，你才会发现，周氏兄弟是我们文化之旅上两个多么显赫的异端。谈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你便不得不复温他们的旧梦。那些关于启蒙的沉思，关于国故的愁思，关于人的存在意义的探究，关于己身与社会、与历史、乃至人生永恒之谜的断想，都是永具诱力的。在鲁迅与周作人那里，你体味到的有传统中国人最深切的人性的光泽，更主要的，是一种非常态的人生企盼吧？对我而言，二周的世界，常常给我带来一种莫名的沉重，中国现代人的最困惑的一隅，几乎都可以在那里看到。但它并不给你晦气与绝望，在这两颗复杂的灵魂里，你感觉不到一种焦虑与挣扎中的生命的快意？
从晚清到今天，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在苦苦地寻路。战争、内乱、饥荒、骚动……每一次苦梦结束的那一刹那，我便想起了周氏兄弟。在对民族与国家、个体与社会、情感与理智诸方面的态度上，他们所留下的遗产，是具有鲜活的参照价值的。这使我想起康德哲学与欧美文化、托尔斯泰与俄罗斯的文明史，周氏兄弟的世界，对中国现代文明而言，有相近的关系吧？周氏兄弟以他们的光泽，把中国的新文化，变得深厚和丰满起来，以至后代的文化人，谈人生与社会，便不得不延续着他们的主题。80年代的新启蒙，90年代的个性主义文化的兴起，都闪动着两人的余绪。在许多文化人的语言表达方式里，你都能读到周氏思维方式对后人的潜在规范。“五四”后的新文化，走向是多元的，但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和生命的深层体验，我以为二周的遗产的深刻性，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张扬着生命热力，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把生存意义指向了永恒；一个恬静超然，默默地品尝着生的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二周的精神在一致性中，又分化出截然对立的两元世界。一个是进取的，一个是隐退的；一个是残酷的，一个是飘然的；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谧的。他们永远地纠缠着生存的最困惑的一隅，沿着崎岖的路，承受着命运之旅的诸多重负。今天，只要你直面生活，你便不得不遇到这种价值难题。要么选择鲁迅，要么是周作人。虽然，你也可以选择后现代、女权主义等等，但在正视黑暗与无奈的那一瞬间，你其实便不能不思考着鲁迅与周作人当年面临的同样主题。这是一种宿命，我们无法离开这两颗灵魂的余影。历史就这样地被持续着，正如同老庄与孔孟，后代文人除了重复他们外，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选择？
周作人曾经感叹，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旧时的中国人，是相信轮回的。因而也就创造了各式永恒的谶语。但我以为我们不会简单地去重复旧梦，时代毕竟进化了。可是在这艰难的进化里，我们又不免绕到已有的旧途，做着跋涉前的喘息。这样的时候，我便常常想起鲁迅，也想起周作人，他们旧时的语录，似乎是说给后人的。在那里，我们总可以抽象出一种思维范式，并在这一范式中找到解释今天的一种话语。而这些话语，常常可以补救大量外来“主义”和新概念的空泛与不足。这使我感到欣慰。我们应当庆幸自己会拥有这样的遗产。或许，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自塑的过程，便离不开对这一遗产新式的阐释。如果是这样的话，把生命消融在对鲁迅与周作人的感悟的历程里，我以为是值得的。在对历史的旧迹的造访里，我确确实实意识和体味到了自己的生命。
鲁迅与周作人，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直接的感性资料，还十分有限。我一直在想，两人的精神的博大与表现形态的不同，或许有遗传基因的作用。这大约属于性格、血型、气质等范围的问题。但对待社会、人生、文化诸问题，他们不同的走向，又与文化的深层体味与兴趣的选择有关。所以，这里既有生理的原因，亦有文化的因素。这其中的谜一旦解开，我们对两人的世界，便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是这样描述鲁迅的：
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他的观察很锐敏而周到，仿佛快镜似的使外物不能遁形。因之，他的机智也特别丰富，文章上固然随处可见，谈吐上尤其层出不穷。这种谈锋，真可谓一针见血，使听者感到痛快，有一种涩而甘，辣而腴的味道……(《亡友鲁迅印象记》)
周作人给人的印象，是另一种样子：
……他戴着近视眼镜，衣着讲究，言语不多，但又好像有点“架子”似的。……(俞芳：《谈谈周作人》)
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梁实秋《忆岂明老人》)
后人对兄弟二人的记忆，虽不免有主观色彩，但形态大致应是准确的。1922年，俄国盲人作家爱罗先珂曾和鲁迅、周作人等人有过一次合影，照片上，两人的服饰相近，形态各异，都给人一种很儒雅的印象。这是一幅很珍贵的旧照，那时兄弟二人感情尚好，同住在北京的八道湾。在事业上，两人均很有成就，当时以“周氏兄弟”之称而闻名于社会。看着他们的合影，我常常想，如果两人一直像那时密切地合作，思想又相互影响，现代文学史，该会是有新的内容吧。至少，周作人不会在绅士的路上越走越远。但历史是外在于人的意志世界而残酷地运行的，兄弟二人精神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分裂，内中多有必然的因素。这是历史的无奈。
20年代，周氏兄弟以译著和散文随笔而风靡一时，鲁迅给人的印象，抑郁、沉静、肃杀；周作人则沉稳、平和、散淡。就性格方面来说，哥哥多的是冷的一面，弟弟多温和的一面。鲁迅似乎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听过鲁迅与周作人的课的大学生们，对二人有着很不同的印象。鲁迅幽默，风趣而又不失严峻；周作人则戴着高度的近视镜，读着讲义，并不在意学生听进课没有。鲁迅是燃烧的，他差不多和学生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以智慧去感召诸人。周作人的课，你必须认真体味，稍一溜神，便会失去兴趣。那时，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属于官僚层的人物，他偶尔在大学兼课，但影响极大。周作人是专职的教员，在学术上建树颇深，但授课效果并不佳。这只是两人不同的一个侧面，其他的，在为人处世、读书习惯、饮食等方面，也多有不同。但尽管这样，那时人们往往以“周氏兄弟”来合称，把两人视为一体，对他们的才华，颇为赞佩。要谈及文坛的人物，人们往往把他们推为“领袖”，并得到许多的赞誉。他们以超人的才气和深刻的思想，感动了同代的人们，在那动人的思想的光焰下，两人间个体的差异，被遮掩掉了。
算起来，鲁迅大周作人4岁。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在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周家。4年后的1885年1月16日，弟弟作人呱呱落地。那时鲁迅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系周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的笔名。弟弟周作人，最早取名“櫆寿”，后自改成“起孟”、“启明”等。到南京上学时因兄名为“树人”，弟弟遂取名“作人”。他们还有一个小弟周建人，后来成为科学家。不过，在中国思想史上，三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谓“周氏兄弟”，往往并不包括建人在内，至少文学史上作如是观。
从鲁迅、周作人的少年时代，直到1923年，近40年的岁月，兄弟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我翻看着两人早年的日记、文章，常可以看到兄弟二人的“怡怡之情”。有的文字，读后亦颇为感动。显然，青少年时代，鲁迅对周作人影响深远，这位早熟的兄长，对周作人早期生活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因为鲁迅是长子，承担的家务自然多于弟弟，且又因兄长接受启蒙略早，故有关花鸟虫鱼、文史掌故，懂得略多一些，弟弟受到一些熏陶，也是自然的。可以说，周作人后来的成长与职业选择，鲁迅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他把弟弟带到南京，又携至日本，而后回绍兴，再调至北京任教，其间出力甚多，弟弟亦广为受益。两人一同由小镇走出国门，闯进文坛，又共创“五四”新文化，其成就相映成辉，颇为后人所赞佩。
早期的记忆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生于同一个大家族，过了几年小康的日子。绍兴是个鱼米之乡，又是人杰地灵之属。周家在镇子上是个大户，土地与房屋均较丰裕，收入亦十分可观。加上家里多有读书人，且又有在京城任职的爷爷，那气派是很大的。周家几代人，过着十分传统的中国人的生活，儒学气十分浓厚。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曾自称始祖为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那么，周家的读书传统，已达七八百年之久。这传统，当然根深蒂固，祖父与父母对兄弟二人的教育，其严格便可想而知了。
祖父周介孚，生于1837年12月27日，1867年中举人，1871年应会试时，中贡士殿试二甲三十九名，是位翰林。这位翰林，性格较怪，一方面满腹经纶，但同时又颇为清高。观鱼先生在《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1902—1936）的演变》一书中这样写道：
介孚公清癯孤介，好讽刺，喜批评，人有不当其意者，辄痛加批评不稍假借。是非曲直纯出之于己见。烦碎罗嗦，呶呶不休，人多厌而避之。偶值邂逅，则遮道要，执以倾之，愿不愿听不问焉。多有不待其词毕托故引去。这亦只有辈分和他相并的才可以这样做，若系小辈只好洗耳恭听，非至其词罄不可。以此多招怨尤，背地对他独多不满诽词。其实他的性质如是，尽管对某一人或某一事一再反复地批评个不了，实质上倒没含有什么毒性。只不过与人以不快，结果还是他自己吃亏。转而遭到人们在有机可乘时予以反击的不良后果。
周介孚的威严与功名心也多有联系。他也希望鲁迅、周作人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并鼓励家人，先读史书，再读些《西游记》之类的作品。至于读诗，则规定：“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这是较通晓诗文者的见解，在启蒙教育上，不无道理。鲁迅与周作人后来的喜读诗文，与这位祖父的家训多少有些联系。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此事时，对这位威严的祖父，怀有极深的印象。
他们的父亲周伯宜，与祖父比起来，是个多厄运的读书人。父亲本名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生于1861年1月，曾多次参加科考，结果只捐了秀才。但他是个开明的人，对孩子较为通达。虽脾气有时暴躁，为人还是很好的。周作人曾回忆道：父亲“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读这些资料，我总觉得，父亲比祖父要窝囊一些。他因考场失利，又多病，也就自然对儿子寄以更大的希望。鲁迅在《五猖会》中，曾记载父亲强逼自己读《鉴略》的情形，便可以看出他对子女教育的严格。那时虽是清末，外来思想已渐入中土，但文人世家，还是希望后代走科举之路，以成大业。鲁迅兄弟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的。
他们生活的社会风俗环境，是颇有特点的，也是两人童年记忆里，最弥足珍贵、最诱人的一隅。绍兴这地方，历史悠久，文化沿革所留下的旧迹很多。且不说传说中的大禹，以及后来影响中国文化的王羲之、陆游等文化名人，单是乡间的目连戏、社戏，以及各种节日的礼仪、习俗，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周作人在《立春以前》中说道：“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这运气的原由，主要是从民俗风情中，体味到了汉民族淳朴的民风，那些恬淡的、神秘而高古的乡间戏曲、街市小调，是怎样的令人神往!鲁迅在社戏中描写迷人的乡情，简直像童话一般弥漫着生命之趣，而写百草园的情致，更妙趣横生。这种感觉，给周氏兄弟带来的快意是长久的。鲁迅在《社戏》中这样描写他的感受：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飘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1］
许多年后，周作人在回忆迎神赛会时，这样写道：
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俟。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黄色，……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有高跷，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砻筛，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份，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则称之曰死无常，……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抱油瓶也。……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逦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已记忆不 真……［2］
不管两人对民间戏曲的价值判断怎样不同，理解的内容怎样有差异，但对乡间文化的留意和喜爱，是显而易见的。
最典型的是对他们的娱园的回忆，更具新的境界。《知堂回想录》很是叹服鲁迅对百草园的描写的笔法，周作人不得不承认，其兄的笔致，是高明的。他说：
中国绝少南宗风趣的园林，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因此对于任何名园，都以为不及百草园式的更为有趣。关于百草园的记述，最好的还是让我来引一节《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吧：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3］
这样的童年，在两人那里，虽过于短暂，但那余影，一直闪烁到晚年的世界里。鲁迅于1927年为《朝花夕拾》写小引时，便深深叹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种叹惋是真挚的。周作人与哥哥尽管略有不同，但快慰也同样是抹不掉的吧。
大约是1893年，鲁迅的家出现了大的变故。父亲以周用吉名字去杭州参加会试，但因祖父暗中贿赂主考官，结果案发，悲剧遂降临周家。买通关节，这在清代的科场中，是并不鲜见的事。但一旦事情败露，便有杀身之祸。那一年，祖父入狱，从此先后被扣押7年之久。周家由此败落下来。
当时的鲁迅12岁，周作人8岁。家人怕兄弟们被株连，遂将其送到皇甫庄外婆家避难。这个意外的打击，鲁迅留下的印象极深，也是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被压迫的苦果。外婆家的避难，鲁迅受到了乡人的冷眼，寄人篱下，且看人的脸色生活，纵使是亲人，内心亦多有痛楚。这大概是促使他早熟的一个原因。直到中年，提及此事，他依然耿耿于怀。但周作人，因年龄与性情的关系，避难的日子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他所看所感，却与哥哥大不相同。两人的个性差异，在这时就显示了出来。《知堂回想录》说：
在大舅父卧房间壁的一间屋内，是我们避难时起居之处，鲁迅便在那里描《荡寇志》的插画，表兄绅哥哥也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帮助了写背面题字；至于图画则除鲁迅之外，谁都动手不来了。《荡寇志》是一部立意很是反动的小说，它主张由张叔夜率领官兵来荡平梁山泊的草寇，但是文章在有些地方的确做得不坏，绣像也画得很好，所以鲁迅觉得值得去买了“明公纸”来，一张张影描了下来。此外也是在这间屋里，我们初次见到了石印本的《毛诗品物图考》，后来鲁迅回到家里，便去搜求了来，成为购求书籍的开始。这是日本冈元凤所著，天明四年甲辰(一七八四)木板刊行，雕刻甚精，我曾得有原本一部，收藏至今。
总而言之，我们在皇甫庄的避难生活，是颇愉快的；但这或者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在那时候是有点麻木的。鲁迅在回忆这时便很有不愉快的印象，记得他说有人背地里说我们是要饭的，大概便是这时候的事情，但详情如何不得而知，或者是表兄们所说的闲话也难说吧。但是我们皇甫庄的避难也就快结束了，大约是租典的期限已满，屋东要将房屋回收的关系吧，所以小舅父搬回安桥头老家去，大舅父一家人迁居小皋埠，我们也就于癸巳（一八九三）年底一同搬去了。［4］
随后，更大的灾难又降至家中。先是小姑母病故，接着父亲一病不起。为了救父亲，一面变卖家产，一面求医买药，这一切，便自然落到长子鲁迅身上。整整4年，他差不多天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呐喊·自序》)可以想像出，当少年鲁迅疲惫地奔走于绍兴的街市间时，内心是怎样的压抑。他是爱父亲的，但沉重的精神打击，终使父亲倒下，且越来越虚弱。4年后，便死去了。
鲁迅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是充满悲哀和怨恨的。《父亲的病》写他对中医界的昏庸大夫的看法，带有强烈的忧愤和厌恶之情。庸医误诊父亲的病，又荒唐地下药，使他过早地体味到了人世间的无奈。读《父亲的病》，便可看到鲁迅心头抹不掉的阴影，那是怎样忧伤、绝望的文字。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年，忍着耻辱，一遍又一遍地希望着，又一遍又一遍地绝望着。中医本来有它固有的科学道理，但因夹杂太多的经验性与迷信性的东西，又与民俗信仰结为一体，它的有效性，便自然可疑了。况且父亲得的又是重症。鲁迅后来绝望于中医而选择学西方医学，和早年不愉快的记忆是分不开的。这记忆太痛苦，乃至使他中年之后从事创作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灰色的回忆一次次搬出。《朝花夕拾》中尽管亦有迷人的乡俗与童趣，但早熟的少年对苦难的体味，已流露其间了。人无法摆脱早年记忆带来的一切，这先验的认知之网一旦形成，便像与生俱来的疤痕一样，长存不息。鲁迅后来的多疑、敏感，固然与性格有关，但少年时代的不幸，其深重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但周作人对父亲的死，却显得平静多了。也许是因为年少，写回忆文字时又是老年，所以看不出多少悲怆的余音。那一切，在笔下都过于平常，似乎一个淡淡的、远逝的梦，仅在宁静的笔致间，轻轻一滑，便过去了。周作人的痛感显然不及长兄，他大约不是那类过于神经质的人，说其是常态的读书人，大概是准确的。
鲁迅对父亲死时的描绘，与弟弟有着明显的差异，且看两人笔致的不同：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5］
经过了两位“名医”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病一点不见轻减，而且日见沉重，结果终于在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去世了。时候是晚上，他躺在里房的大床上，我们兄弟三人坐在里侧旁边，四弟才四岁［6］，已经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们一眼，问道：
“老四呢？”于是母亲便将四弟叫醒，也抱了来。未几即入于弥留状态，是时照例有临终前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如给病人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之类，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意，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言，凡是“送终”的人到“转煞”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时节，只是限于平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稳，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罢了。［7］
我想，周作人的回忆，大约是准确的。但也许过于冷静，便少了鲁迅那样的艺术化的幻觉。死，对鲁迅而言，太刻骨铭心了。倘若是自然的衰老，那自当别论。而父亲多半是气淤于身，又被庸医所误，加之家道中落，他内心的焦灼与苦痛，是可以想像的。从祖父下狱，到父亲的死，许多年间，周家蒙受了太多的不幸。人只有在被抛入绝境与社会底层，大概才会真正体会到人间的炎凉世态。一般的少年，是不会过早地有这种黯然的记忆的，而惟有鲁迅，似乎早早地经历大的苦难，受深的折磨。他后来的性格的形成，从早年生活中，都可以看到一点投影的。
这一切，周作人都再清醒不过了，但道理上通晓，而在情感方式上，却是有差异的。人们在直面同一件事物时，其经验是如此不同，人与人的难以一致，由此可见一斑。
三味书屋，颇有些名气，这是鲁迅在文章中写过的缘故。很奇怪，周作人写了那么多关于故土风情的文字，却没有一篇比得上其兄的。细想一下，周作人有的文章，写得也确实美，即使是到了晚年，写孩提时的故事，文字依然老到、精致。但总觉得周作人是远远地回首，仿佛一个道人，对旧迹不过朦胧地眺望一下而已。而鲁迅则相反，他燃烧在那里，文字中是生命的光热，可把读者也引到其中一同燃烧。这很不简单，周作人当然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鲁迅进三味书屋学习，是1892年。此前，他随亲属周玉田读过《鉴略》，看过《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和《花镜》等书籍，并抄过《鉴湖竹枝词》一百首。入私塾前，鲁迅曾随从过两位远房叔祖读书，开蒙并不算晚。周作人正式上学比哥哥要迟几年，去的也是三味书屋。关于此事，兄弟二人的回忆，我以为很是有趣。鲁迅不愧是小说家，几笔之中，师生的形态便跃然纸上；周作人要细得多，注重的是叙述，而不是形象的描述。虽然教书的先生水平有限，但所学的内容和管教之严，无论如何对日后两人的成长，均影响不小。
私塾所学的，是儒学的基本知识。但那些过于成人化的知识表达式，对孩子来说，是滑稽可笑的。钱理群先生研究周氏兄弟早期学习时，这样描述道：
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而中国正统文化中对周作人影响最深的正是中庸之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据周作人说，到13岁那年(即1898年底)，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很不相干。”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周氏兄弟思想的发展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但对此也不能作过分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是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8］
三味书屋的教育十分刻板，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也严格。《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已把早期教育中的苦乐写尽，形象已极。《知堂回想录》亦有较清晰的介绍。周氏兄弟对中国旧式教育的态度，我们在此可见其一斑。在两人的记忆里，似乎均对课外学习以及民间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也许，正是那些非正统的、弥漫着乡间民俗与自然之力的世界，才更可唤起少年的快愉吧。鲁迅周作人后来对儿童文学的大力提倡，对野史与民俗的钟爱，或许是早期经验的流露？且看鲁迅对自由学习的情形是怎样的依恋：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灰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9］
这是少年对枯燥的私塾学习的天然的反抗。他们先后遇到几位老师，唯三味书屋的寿先生，尚留下较好印象。但旧私塾的管教方式，确乎有悖少儿的身心健康，那无想像力、无色彩的灌输方式，对儿童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鲁迅后来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怀旧》，讥讽教师的行径，和早年对僵硬的教育制度的反抗，是很有关联的。
那时，除了正轨的私塾学习外，兄弟二人差不多把精力全部用到了杂览和童话游戏类的活动中。这一点，祖父对二人的宽容的学习方式的熏陶，也起到了作用。周介孚是主张孩子读些小说的，这很不简单，先导之以形象，后寓之于理，很符合少儿心理的发展。兄弟二人后来对古典小说、戏曲所以念念不忘，我想，这便是对私塾教育失望的一个反证。所以周作人在叙述少年时的学习生活时，对鲁迅浪漫的精神追求，刻骨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