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面子 第二章：节俭 第三章：勤劳 第四章：礼节 第五章：缺乏时间观念 第六章：忽视精确 第七章：误解的才能 第八章：欺骗的才能 第九章：柔顺的顽固性 第十章：智力混沌 第十一章：麻木不仁 第十二章：轻视外国人 第十三章：缺乏公共精神 第十四章：守旧 第十五章：不讲究舒适和方便 第十六章：生命力 第十七章：忍耐与坚韧 第十八章：知足长乐 第十九章：孝心 第二十章：仁慈 第二十一章：缺乏同情心 第二十二章：社会台风 第二十三章：连坐受法互相牵连 第二十四章：互相猜疑 第二十五章：缺乏信 第二十六章：多神论 泛神论 无神论 第二十七章：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需要.5
借着谈日本作家之机，而骂鲁迅跟一些青年人跑，内在的隐喻仔细一看，就清晰可辨了。鲁迅逝世前的几个月，他发表《老人的胡闹》一文，影射鲁迅“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语言十分苛毒：
孔子曾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老人也有好色的，但孔子的话毕竟是不错的，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日本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云：“语云，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其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还溺爱子孙，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执着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又俳谐大师芭蕉所作《闭关辞》中亦云：“因渔妇波上之枕而湿其衣袖，破家亡身，前例虽亦甚多，唯以视老后犹复贪恋前途，苦其心神于钱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则其罪尚不可恕也。”阳曲傅青主有一条笔记云：“老人与少时心情绝不相同，除了读书静坐如何过得日子，极知此是暮气，然随缘随尽，听其自然，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以上都是对于老年的很好的格言，与孔子所说的道理也正相合。只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虽曰不自爱惜羽毛，也原是个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这里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此次三上演说因为侮辱中国，大家遂加留意，其实此类事世间多有，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4］
类似的恶语，在《阿Q旧账》、《志摩纪念》、《半农纪念》、《苦竹杂记·后记》等文中，均有所流露。在周作人看来，老人就应像老人的样子，不可轻薄做些越轨之事。他认为鲁迅之加入“左联”，翻译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实在是不安本分、投机的缘故。周作人此间的态度，不免孔孟儒学的遗风，或带有生物本能的欲念分析也未可知。总之不是思想上的解析，而多人的动物性本能的揣摩，可谓恶毒不浅的。曹聚仁说这是周作人的损失，我以为是确实的。其二，周作人对鲁迅的攻击，还集中在要不要文化自由主义的问题上。在周作人看来，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是思想的定于一尊，左翼文化固然有反抗压迫的一面，但那种原则便有独尊的一面，八股的一面。1935年，他在《关于命运》一文中，以宿命口气云：“我说现今很像明末，虽然有些热心的文人学士听了要不高兴，其实是无可讳言的。”又说：“我们现在且说写文章的。代圣贤立言，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是八股时文的特色，现今有多少人不是这样的？功令以时文取士，岂非即文艺政策之一面，而又一面即是文章报国乎？读经是中国固有的老嗜好，却也并不写新人不相容，不读这一经也该读别一经的。近来听说有单骂人家读《庄子》、《文选》的（鲁迅曾与施蛰存围绕《庄子》、《文选》问题展开过笔战，批评过施蛰存在《庄子》、《文选》上的态度。——引者注），这必有甚深奥义，假如不是对人非对事。”［5］随后他在《谈韩退之与桐城派》、《科学小品》、《关于焚书坑儒》、《遵命文学》等文中，大骂载道派的理论，对“党八股”、“文艺政策”多有微词。我觉得这是有影射鲁迅的地方。1936年，周作人所作《遵命文学》一文，直接把矛头指向鲁迅和左翼作家：
对青年的朋友谈八股文试帖诗，恐怕难免有点隔膜吧，那么，我们也就不妨来改谈“宣传”。我平常对于宣传不大有什么敬意，因为我不相信广告。其实店铺里倒是有些货色的，广告不过把次货说得很好，宣传往往是将无作有。仔细想起来，宣传与广告并不是一路，广告似乎写情书，宣传乃是做八股。科举停了三十多年了，看近年许多宣传，自标语以至论文，几乎无一不是好制艺，真令人怀疑难道习得性真能隔世遗传的么？表面上就只缺少一个“赋得”的题目，实际上自然还是有的，例如赋得拥护，赋得打倒，赋得纪念之类，短的标语即是破题，长的论文则满篇矣。或拥护或打倒，俨然“汉高祖斩丁公论”式也，“若是乎从者之廋也”体的文章宜于嘲骂论敌，若发挥意见时又可以用“池水夜观深”的魔语矣。
宣传在别国情形如何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差不多同化于八股文而成为新牌的遵命文学，有如麻醉剂之同化于春药。本来遵命文学做做亦何妨，旁人亦不必反对，只要他没有多大害处。然而不然，遵命文学害处之在己者是做惯了之后头脑就麻痹了，再不会想自己的意思，写自己的文章。害处之在人者是压迫异己，使人家的思想文章不得自由表现。无古今新旧，遵命之害一也，科举的文诗为害已久，今岂可使其复兴。凡写文章须先自反省，此是一种八股否乎，然后再下笔，此弊庶几可免。但亦曰庶几耳，若要全去，恐非好好教养五百年不可，其时就是黄河也当清一次了。［6］
我们知道，周作人自和鲁迅分手后，除了对中国古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妇女问题、反专制问题、儿童教育等问题两人有相同点外，冲突的最大一点，乃是信仰与多疑的问题。鲁迅参与社会运动，译介俄苏文艺，校正自我的思路，有摆脱“鬼气”而趋于人生奋斗信念之一面，而周作人则悲观地认为革命不过各党之间易位之争，历史不过在循环过去而已。因而，对他来说，反社会运动，反正宗，反党八股，倡明非正统的性灵小品、自由主义，比什么都重要。鲁迅以斗士风采入世，周作人以学人之姿隐世，这一明一暗，一现一隐，可看出两人思路截然不同之处。入世，则要呐喊，要厮杀，要战叫；遁世，便自娱，平和，与世无争。所以，周作人把性灵小品看成精神的栖身之所，而把鲁迅的有些作品，看成骂人的文章。可以看出，鲁迅时常有“行”的一面，周作人则有“疑”的一面。实际上，鲁迅的“行”是夹杂着“疑”的因素的，不过自己不爱消沉而已；而周作人的“疑”也有“信”的成分，但其所“信”乃自由多样化而已。他们思想的分歧，在人生态度的基本点上，就是不同的。所以，周作人向鲁迅发难，从理论上讲，有其充足根由，不仅仅是发泄私愤。
周作人写了那么多挖苦鲁迅的文字，有的近于辱骂了，如《“破脚骨”》、《论骂人文章》等，我们读了，不禁对他世界中“怨”的一面深表惋惜。《“破脚骨”》借骂无赖而影射鲁迅，“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户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此文写于与鲁迅分手后不久，明眼人一看便明了的。而《论骂人文章》写于鲁迅逝世后一个多月，虽矛盾主要对左翼作家，但我总有鞭尸之感，这样的文章，实在有失身份。受辱的是鲁迅，损伤最大的，却是周作人自己。当他晚年孜孜不倦地写鲁迅研究史料的文章时，内心深处，恐怕会有一点忏悔感吧？人是奇怪的，周作人恐怕亦说不清楚自己的行径。他一生的学术生涯，始于鲁迅的启发，终于鲁迅的思索，说其宿命或许过于迷信，但一生中总也摆脱不了鲁迅的巨影，除了说明鲁迅的超凡、杰出、奇特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因为是亲兄弟，周作人对鲁迅的世界看得较清；又因为距离太近，作为文化人的鲁迅便在视界里显得模糊，而对作为凡俗人的鲁迅，便体味太深。所以，周作人眼里的鲁迅，与共产党人不同，和国民党右翼文人也不一样。他早先的结怨，对鲁迅有的只是家仇之恨，二三十年代，旁敲侧击鲁迅时，所萌发的多是思想观念的冲突。40年代到60年代，态度渐渐温和，公平的观念渐多起来，所著《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可谓是难得的研究史料了。这种转变，固然有时代的变化，己身无奈之感，但也表明了他思想的中庸、平淡一面的东西渐趋成熟。可惜这些均在鲁迅逝世之后发生，对兄弟两人而言，确是遗憾之事。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周作人接受《大晚报》记者的采访时，谈及鲁迅时云：
关于家兄最近在上海的情形，我是不大清楚的，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事，是很少通信的。虽然他在上海患着肺病，可是前些天，他曾来过一封信，说是现在已经好了，大家便都放下心去。不料今天早晨接到舍弟建人的电报，才知道已经逝世。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是没有那回事；所以病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来，不料到了今天，已经不能挽救。
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譬如我们看他的《阿Q正传》，里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是深刻极了，可是对于中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实在说起来，他在观察事物上，是非常透彻的，所以描写起来也就格外深刻。
在文学方面，他对于旧的东西，很用过一番功夫，例如：古代各种碎文的搜集，古代小说的考证等，都做得相当可观，可惜，后来都没有出版，恐怕那些材料，现在也都散失了，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长处是在整理这一方面，我以为这话是不错的。
他的个性不但是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利的地方。这次在上海住的地方也很秘密，除去舍弟建人和内山书店的人知道以外，其余的人都很难找到。家母几次让他到北平来，但他总不肯，他认为上海的环境是很适宜的，不愿意再到旁的地方去。
至于他身后的一切事，就由舍弟建人就近办理了，本来家嫂是要去的，可是因为家母还需要陪伴，暂时恐怕也不能成行，舍间什么时候替他开吊，要等舍弟建人来信以后才能决定的。
鲁迅的去世，举国震惊，悼念之势，铺天而来。此时周作人的心态，一定复杂得很吧？看到左翼文人的敬仰之情，他似乎觉出肉麻和宗教式的圣化；而右翼文人的谩骂，他似又不能全都苟同。10月24日，他写下了《关于鲁迅》一文，对其兄进行了大致的勾勒。但对其晚年思想闭口不谈，而多言鲁迅在学问与文艺上的成就；十几日后，又补写《关于鲁迅之二》，也多生平史实，鲜及鲁迅思想深层的问题。他似乎不愿深究鲁迅精神深层的问题，那里有许多他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鲁迅看问题的透彻，他是佩服的，至少《呐喊》里的小说，他就做不来。他早期曾出版过文言小说集《孤儿记》，无论技巧还是寓意，和鲁迅均难相比。忆旧的散文方面，鲁迅的那种清丽、幽怨，周作人亦做不到，除了典雅可与其兄比肩外，在艺术的尚达上，与鲁迅是有距离的。就杂感的写作而言，鲁迅的辛辣、尖刻、猛烈，他虽不喜欢，讥之为“骂人文章”，但就风采而言，也不及鲁迅的伟岸和高远。周作人仰慕的是清淡的文字，平和的韵致，可就文章的总体质量而言，鲁迅不像他那样重复自己，观念缺少变化。鲁迅几乎没有重复过自己旧时的作品，每一篇均有新意，几无失败之作。周作人的文字，美质虽多，可情趣的单薄，便常使人对其文字生出疏离之感。鲁迅的文字是从生命深层喷吐出的，而周作人有时不免生硬地制作，虽做得好、做得高妙，但毕竟与读者有距离。我想，这一点，周作人本人是清楚的。他对鲁迅这一切，均理解颇深，但他从未把鲁迅看成英雄，未把他视为伟大的巨人。他眼里的鲁迅，多凡夫俗子之态，不过智慧超过常人而已。50年代后期，曹聚仁将自己写的《鲁迅评传》寄给他，他看完后说：“世无圣人，所以难免有缺点。”对曹聚仁的书很是称赞。在另一封信里，他又写道：
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者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及政治观为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尊书引法朗士一节话（P147），正是十分沉痛。尝见艺术家所画的许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没有写出他平时好的一面。良由作者皆未见过鲁迅，全是暗中摸索，但亦由其本有戏剧性的一面，故所见到只是这一边也。鲁迅平常言动亦有做作（人人都有，原也难怪），如伏园所记那匕首的一幕，在我却并未听见他说起这事过。据我所知，他不曾有什么仇人，他小时候虽曾有族人轻视却并无什么那样的仇（而这仇人是生花柳病，至男根烂掉而死，也想不出有这样的。），所以那无疑是急就的即兴，用以娱宾者。那把刀有八九寸长，而且颇厚，也不能用以裁纸，那些都是绍兴人所谓“焰头”（旧戏中出鬼时放“焰头”，讲话时多加藻饰形容的话。）。伏园乃新闻记者，故此等材料是其拿手，便也不是他的假造的。［7］
这里的态度，比30年代骂鲁迅时的口吻，已有收敛，但与社会普遍流行的“鲁迅观”，距离很大。不把鲁迅看成神，是对的，50年代以后出现的过高的评价鲁迅的文章，在立论上有许多均难成立。走向形而上学，是鲁迅研究史的一段悲剧，周作人指出时风的弊病，我以为有真言在焉，并无什么恶意。但认为鲁迅“做作”，恐难以成立。人都有外饰自己的时候，即便圣人，也在所难免，但鲁迅一生，可说是光明磊落的。晚年认知上虽有偏差之处，如对一些文化人的态度，对托洛茨基看法的转变，受主观条件限制而失之于偏颇。但大致说来，是真人，无伪态。周作人对鲁迅世界的看法，阴暗面还是太重了。
鲁迅是怎么看周作人的呢？
分手之后，鲁迅在公开场合很少提及周作人，只是和许广平、三弟周建人私下有过交谈。大致说来，他对周作人的才气和学识是敬佩的。“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说：‘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我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不做声了。”［8］可见这里有着对其弟的深切的关怀和对其译力甚深的信任。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之后，北京已沦入张作霖奉军手中，他深为周作人的处境担忧，希望二弟也能南下。有一次，鲁迅从三弟建人那里，看到了二弟周作人的信，便在致章廷谦的信中，提到周作人：
北新捕去李（小峰之堂兄）王（不知何人）两公及搜查，闻在十月二十二，《语丝》之禁则二十四。作者皆暂避，周启明盖在日本医院欤。查封北新，则在卅日。今天乔峰［9］得启明信，则似已回家，云《语丝》当再出三期，凑足三年之数，此后便归北新去接办云云。（卅日发）大约尚未知查封消息也。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互助耳。”［10］
对周作人的一片爱意，已流入笔端，可见鲁迅的怨恨，在羽太信子身上，对周作人，尚有较深的骨肉之情。章廷谦是周氏兄弟共同的好友，鲁迅写信给他，实则间接致函周作人的，或是让章廷谦转达自己的问候也未可知。鲁迅在受辱后的几年内，对二弟尚有此关切之情，是令人感动的。
鲁迅对三弟建人和许广平都说过：“启孟真昏。”他1932年11月20日回北京省亲时，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而谈及羽太信子时，也颇有微辞，对她的行为多有不满。看来，鲁迅与周作人的反目，以及反目后对家事的看法，怨恨是在羽太信子一边的。鲁迅回北京省亲时，在致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说：“某太太于我们颇示好感，闻当初二太太曾来鼓动，劝其想得开些，多用些钱，但为老太太纠正。后又谣传H．M．肚子又大了，二太太曾愤愤然来报告，我辈将生孩子而她不平，可笑也。”［11］这里，“某太太”系朱安，“二太太”乃羽太信子，“老太太”指鲁迅母亲。此信可见出周氏家族内在矛盾之一斑。这矛盾的原由，在鲁迅眼里，乃羽太信子使然。谈及周作人，只以“颇昏”二字语之，其分寸感是很强的。
除了用“寇劫”、“真昏”来形容周作人外，鲁迅没有使用过攻击的文字，倒是对二弟充满了关注和一定程度的理解。1934年1月15日，恰逢周作人50生辰，周作人先后写过两首“牛山体”打油诗。其一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打油诗写得确是好，是周作人心灵的幽默的复写。这样的诗，比起正襟危坐者，要多几许味道，或可让人更深地体味他的境界。此诗发表后，北京许多文人与之唱和，一时间好不热闹。钱玄同、林语堂、胡适、蔡元培等人，在和诗中表现了对周作人世界的深切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在现象界中的无奈、机智、幽默的情调，都在一唱一和中散发出来，读了不禁令人长叹。但周作人的打油诗，却招致了左翼作家如胡风、廖沫沙等人尖锐的批评。批评者的意见，无非是周作人精神堕落，逃避现实，等等。应当说，左翼作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因为知识结构之不同，对周作人心灵深处的东西，缺少了解，所以对其中苦味，并不能一一察明。倒是鲁迅，从周作人的打油诗中，看到了他内心的难言之苦。在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说道：“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不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也谈及此事，云：“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这是很公正的评价，可以说，是读出了周作人骨髓里的东西。鲁迅尽管对二弟的人生状态有不满的地方，但对其身上可贵的东西，学识的境界，是理解、甚至同情的。倘若是对其他一些名士派的作品，鲁迅的批评可能更重一些，但对二弟，毕竟有骨肉之情，且对其思想的深层隐喻，理解颇深，故态度便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鲁迅是一直关注二弟的。他担心政局的恶化，会使周作人陷入尴尬的境地里，所以在对三弟建人的谈吐中，不止一次地讲起这种忧虑。鲁迅去世后，周建人在致周作人的信中曾说：
有一天说看到一日本记者（？）登一篇他的谈话，内有“我的兄弟是猪”一语，其实并没有说这话，不知记者如何记错的云云。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有一回说及你曾送×××之子赴日本之事，他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要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云。又谓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讲文天祥（？）一段文章为例）。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云云。但对于你前次趁（赴）日本有一次对日本作家关于他的谈话则不以为然。总起来说，他离开北平以后，他对于你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偶然谈起，便说明几句。［12］
后世研究者，每每谈及此事，均为鲁迅的情怀所感动。不知周作人当年看到信时，作何感想？他晚年认真写鲁迅史料的文字，恐怕亦有追思感怀之处吧？鲁迅与周作人彼此对对方不同的态度，今天想来，令人感慨万端。人心是难以相通的，但那种为了相互理解、相互认知的悲剧之旅，确是人性王国中动人的一隅。周氏兄弟间的恩恩怨怨，给人的启示，恐怕比几本所谓圣贤之言，还要大几倍的。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种人性世界中无词的言语，这言语写着人性的无奈与人性的伟大。或许，只有洞悉了这一内涵，才会理解什么是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境界。历史的谶语，便写在这人性的旧途里……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虽不往来，但因同处于相近的文化环境，自然要对诸种事物做出反应。分析两人自20年代中期以来，对社会政治文化诸事件的不同态度，是件颇有意义的事情。有时两人观点相似得惊人，有时截然相反，甚至文字上颇有冲突。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互证。看两个相似又相反的人生态度，大致可感受到20世纪知识分子内心不同的价值趋向。
1925年新年刚过，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书目。京城诸名家，纷纷应命答题。不料鲁迅却交了“白卷”：
青年必读书
——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青年必
读 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
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一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此文刚一发表，便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攻击者颇多。一些人纷纷写信给鲁迅与孙伏园，对此事殊不理解。周作人也应孙伏园之约写了关于“青年必读书”的“答卷”。他向青年开列了十部必读书：1．《诗经》，2．《史记》，3．《西游记》，4．汉译《旧约》（文学部分），5．严译《社会通诠》，6．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7．凯本德《爱的成年》，8．色耳凡德思《吉诃德先生》，9．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记》，10．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13］中国古书只有三部，其余均外国书，与鲁迅的思路，多有相近的地方，态度的温和，也流入笔端。鲁迅在此问题上“极端”的态度，周作人是清楚的，他知道这是故意说说而已，实则对读古书另有看法。事隔几个月后，他在《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也是对鲁迅观点的一种注解：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广义的，并不单指文字上的做法），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列宁，马克思，斯妥布思，爱罗先珂，……也要弄出毛病来的。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
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对淫书，说“一见《金瓶梅》三字就要手淫”一样，所以非深闭固拒不可。诚然，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有如淫书之引起淫念，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未免如蔼理斯所说“把自己客观化”了，因跌倒而打石头吧？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与共产社会主义之扰乱治安，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禁书，无论禁的是那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
据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群强报》的一节新闻，说某地施行新学制，其法系废去论理心理博物英语等科目，改读四书五经。某地去此不过一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报上都还不见记载，但“群强”是市民第一爱读的有信用的报，所说一定不会错的。那么，大家奉宪谕读古书的时候将到来了。然而，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14］
这是很正确的观点，我以为既可看出其个性的态度，又可见其科学精神。这里或许也有纠正鲁迅极端态度的因素，因为在他看来，鲁迅的那个答卷，有故意为之的戏言之处。这样的文字，周作人是不会写出的。晚年，周作人谈及此事时说：“‘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唱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15］说鲁迅是“唱高调”，确有讽刺的意味，但却未看到鲁迅的深切用意的价值，也是可惜的事情。但我觉得，周作人是善于从世俗之外的角度来理解鲁迅的人。他有时能从更具体的、多样的方式中，还原鲁迅的个性，虽不免也搀杂些异样的情绪，但大体上，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世界的另一面。
周作人在《两个鬼》的文章里，说自己的心目中存有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当“绅士鬼”占上风时，便显得合乎自然，多典雅之姿；“流氓鬼”统治一切的时候，又多激越慷慨之气。他与鲁迅的分与合、顺与逆，便是“两个鬼”矛盾运作的产物。有时“流氓鬼”冒出，便也有斗士的气质，文章火气暗藏其中，对世俗也不卑不亢的。而“绅士鬼”卷土重来，便趋于低沉，躲进苦雨斋里，让人感到消极。他时而配合鲁迅扫荡社会污物，时而逆鲁迅而行，相互多有牴牾。女师大风潮，便能看出两个人的异同点来。
1924年底，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爆发了学生运动。事情是因校长杨荫榆开除三名学生引起的。次年5月，学校风潮又起，女师大出现打手，殴打学生，造成多人受伤。校方行径，引起京城学人的不满，鲁迅亲自起草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宣言对杨荫榆镇压学生之举极为愤慨，文字间多不平之音。在此宣言上签字的7人中，有周作人，可见兄弟间在原则问题上是不温吞的。读一读两人那时写下的文字，我们还看不到周作人的“绅士”之态，他与鲁迅那时虽已反目，但同时参加了支持学生的校务维持会。7人宣言发表后不久，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闲话》一文，含沙射影地说，这次学生运动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认为鲁迅、周作人等人站在学生一边，是对当局的一种不负责的表现，并且让章士钊等人“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陈西滢的文章，引起了周氏兄弟的反感，于是，两人共同与陈西滢展开了笔战。鲁迅写了《我的“籍”和“系”》，周作人写了《京北人》等文，对陈西滢之流，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这是一场漂亮的笔战，鲁迅的尖刻，周作人的老辣，使陈西滢只有招架之功。此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胡适等人便不得不出来说和。我读胡适在天津写给鲁迅、周作人的信，便能感到周氏兄弟那时的锐气给人带来的震撼。陈西滢那时眼里的周氏兄弟，是颇有师爷气的，在致徐志摩的信中，他说：
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16］
此封信对周氏兄弟的印象，一看便可感到，那时两人的形象，均有斗士气，和“五四”时期的呐喊，亦有相仿之处。这时候的周作人，“流氓鬼”占据上风，是鲁迅的同一营垒中人。在反“正人君子”的行列里，两人思想的相近，又让我想起他们留学日本时，最初写下的富有冲击力的文字。
女师大风潮，最根本的是自由主义意识的学人与当权的官僚文人的斗争。当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因鲁迅参与学运，而罢免了鲁迅的职务，鲁迅和周作人与章士钊的那场冲突，如今想来，仍那么令人激动。鲁迅起诉章士钊，撰文抨击其专制思想，在他众多杂文中，是给人印象较深的一种。周作人也在《女师大改革论》、《续女师大改革论》、《答张岱年先生书》、《忠厚的胡博士》诸文，呼应了鲁迅的斗争。当胡适出面，劝人们对章士钊讲一点宽厚时，周作人便指出：“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可不戒欤？”［17］这简直可以说是鲁迅的口吻，与周作人平日的忠厚、平淡之态多有不同。这时的周作人，有他真性情的一面，可爱的一面。他对章士钊的果决的态度，与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这自由主义的视野里，一切卫道者的行径，都作为非人道的异物而受到了批判。也可以说，“女师大风潮”一役，是周作人一生中较风光的事情。作为一个思想者，他做到了“道德的事功化”这一命题。
但周作人毕竟是与“绅士鬼”有不解之缘的柔弱文人。像鲁迅那样的追穷寇的气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大难。章士钊溃败后，他谈起了“费厄泼赖”一词，讲起公正、平和之意来。此观点后来被林语堂所发挥，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18］林语堂的思路，与周作人庶几近之。中国个性主义文人，往往以善意待人，其出发点，是建立在健全的人道观基础上的。周作人、林语堂所讲“费厄泼赖”精神，确为中国专制土壤中最缺少的人生态度。但此法运用于专制者身上，便显得乌托邦，鲁迅很快就发现了“费厄泼赖”意识潜在的危机，便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论点。鲁迅是不主张宽恕对手的，对恶人尤其不能以善意待之。周作人开始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19］鲁迅是反对此种态度的，他虽未点周作人的名，但从“痛打落水狗”的呼喊中，可看出他韧的毅力和毫不妥协的一面。后来，周作人也接受了鲁迅的观点，他在《大虫不死》一文中，隐去了“费厄泼赖”的话语，俨然又有一种鲁迅的印迹了。
虽然周作人在“女师大”事件中打了很漂亮的一仗，但那也是他所说的“流氓鬼”占上风时的一种心绪。他后来出作品集时，却不收这类文章，大约又是“绅士鬼”起作用吧？这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被精神困扰的痛苦的灵魂。在黑暗里，这灵魂呐喊过，战斗过，但后来却消沉了下去。想到此，不免对他有扼腕之叹。
周作人是不太会写激愤文章的人，倒是闲适小品颇适合他的情趣，在这种作品中，或多或少，能找到自己情感的恰当的栖身地。所以我想，他后来与林语堂在审美方式上多趋一致，与个性的特点大有关系。我读过他写的一些悼亡之类或抨击时弊的文字，确实不行，无论韵味还是气势，均不敌鲁迅。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枪杀无辜的学生，酿成惨案。这一血腥事件，震惊了周氏兄弟。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此事做出了快速反应。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等文中，对刽子手发起了罕有的攻击。尤其是《记念刘和珍君》，乃旷世奇文，那种幽愤与悲慨，即便是六朝碑文，汉唐悼诗，亦不及也。一个所谓“民国”，却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除了以禽兽喻之，还会有什么呢？鲁迅叹道：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20］
许多年来，每次读这篇奇文，都心神俱动。我翻阅过苏轼、袁枚等古人的悼亡之作，在鲁迅的文字面前，都是逊色的。“五四”后许多文人伤时之作，在深厚上，几乎无与鲁迅匹比者。这又使我想起周作人，他大约是看过鲁迅的文章的，嘴里不说，心中自会赞佩吧？那时，他也写了几篇悼念“三一八”烈士的文字，悲愤也是极度的，可内在的张力便远不及鲁迅。他似乎不适宜在这类文体中喷吐自己的感情，倒是挽联中，可看出他悲愤的一面：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除了对日本人的《顺天时报》和陈西滢、章士钊之流的抨击外，这是他一生中最有火辣气的文字。虽然在情感上与思维的超常上，周作人尚不及鲁迅，但他的人道感，庶几可露之于笔端，使我们也看到了他精神世界中愤世的一面。毕竟因为是有了这一面，人们对他后来的失足，便抱有更大的惋惜，倘若在气节上一以贯之的话，或许，文学史中的周作人，会是另一种样子吧？
晚年的周作人，回忆此一段历史，认为鲁迅是对的，文字也好。言外之意，自己不如鲁迅深刻。但是20年代以后，周作人越来越远离鲁迅式的斗士之路，走向了绅士之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各树一旗，互不相让，甚至也有相互批评的时候。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小品文的问题。
性灵小品，是周作人最早倡导的。这一思路，来自于对晚明小品散文的发现。喜欢性灵之作，非遵命之作，并无何坏处，中国文人多有此种嗜好。但在乱世之中，谈所谓闲适与淡雅，对受难的奴隶，就未必是好事。周作人提倡非功利的艺术之作，后人看之，亦无过错，但这种“性灵”要“雅”起来，便要附带两个条件。一是有“闲”，二是有“钱”，倘无此，无论怎样也潇洒不起来的。鲁迅与周作人在此点上的冲突，或许是此种因素造成的。
1926年，周作人在《〈陶庵梦忆〉序》中，便表明过自己喜欢“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1930年在《〈近代散文抄〉序》中，他强调“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同一年所写的《〈草木虫鱼〉小引》则云：“我们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急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30年代后，谈“性灵”、“闲适”小品的文字更多，对“载道”以外的“言志”之作，大加赞赏。周作人提倡小品，一是出于读书之爱好，二是出于对现实的反动。就前者而言，有益神养趣的一面；对后者来说，乃扭转功利主义或虚伪文艺。这里有周作人的苦衷，或说大的人生无奈也未可知。他是在看到了社会实在太黑暗，便选择了这一条道路。所以左翼文人过度攻击周作人，而忽略其文化隐喻的一面，实在是偏颇之举。鲁迅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但当他看到林语堂在《论语》、《人间世》发挥周作人的思想，大谈性灵小品时，便看到了其自身于社会的一种负面价值。1933年，鲁迅撰写了《小品文的危机》对林语堂、周作人的思路，给予了不客气的批评：
仿佛记得一两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见到记载着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说他是收集“小摆设”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记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摆设”了。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则只要不很破落，未将觉得没用的东西卖给旧货担，就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这就是所谓“小摆设”。先前，它们陈列在书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癞虾蟆，应该称为“蟾蜍砚滴”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现在呢，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像狂涛中的小船似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