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乙未年鲁迅是十五岁了，对于童话分子(虽然那时还没有这名目)还很爱好……有一时期鲁迅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这时大抵看些《十洲》、《洞冥》等书，有“赤蚁如象”的话，便想像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共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10］
如果不是周作人记下了这逝去的一瞬，我们对鲁迅的少年的理解，会很简单的。明乎此，便会理解他为什么对《山海经》、对社戏、对民间剪纸艺术的偏爱，而对孔孟儒学本能的反感。虽然，私塾给予了他们中国式的情感与认知习惯，但最迷人的，却是儒教以外的东西。这其中可琢磨的内容的确很多。
鲁迅15岁那年开始记日记，周作人记日记时是14岁。可惜长兄的日记已佚，详情难考。但周作人的日记却保存了下来，使我们终可以窥见那时兄弟间的活动痕迹。我曾经想过，如果一个人，持续终生地保持写日记的习惯，其中多少有些“自恋”意识吧。至少从周作人早期敏感细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在那些平淡的文字间，我常常可以读出少年朦胧的、新奇而略带忧戚的情感。他们后来选择文学写作，这种早年的自我训练，是起到潜在作用的。读周作人那时的诗文，我很是惊异于他的才气，那种古雅的情思、多虑的目光、济世的抱负，即使在现在的少年人中，也是少有的。
早期记忆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杂览。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浏览了诸种小说、诗文。《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读得很用心，而《聊斋》、《毛诗品物图考》、《山海经》、《玉芝堂谈荟》、《鸡肋编》、《南烬纪闻》、《扬州十日记》、《蜀碧》、《立斋闲录》等，也读得兴致浓浓。绍兴是有读书传统的地方，杂记、野史之类的书籍要找到并不困难。鲁迅那时读书很勤，也渐渐对绘画艺术产生兴趣。杂览的结果，便是对正统文化之外的、有民间情趣与人间情怀的文化精神，渐有了解。鲁迅慢慢养成了抄书藏书的习惯，这也传染给了周作人。抄书与绘画，对少年人的心性，是有所陶冶的。周作人后来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曾有所记录：
豫才从小就喜欢书画，——这并不是书家画师的墨宝，乃是普通的一册一册的线装书与画谱。最初买不起书，只好借了绣像小说来看。光绪癸巳祖父因事下狱，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舅父家里，住在皇甫庄，是范啸风的隔壁，后来搬往小皋步，即秦秋渔的娱园的厢房。这大约还是在皇甫庄的时候，豫才向表兄借来一册《荡寇志》的绣像，买了些叫作吴公纸的一种毛太纸来，一张张的影描，订成一大本，随后仿佛记得以一二百文钱的代价卖给书房里的同窗了。回家以后还影写了好些画谱，还记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马镜江的《诗中画》，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赏心乐事》，描了一半暂时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画了几笔，却画坏了，豫才扯去另画，祖母有点怅然。后来压岁钱等等略有积蓄，于是开始买书，不再借抄了。顶早买到的大约是两册石印本冈元凤所著的《毛诗品物图考》，这书最初也是在皇甫庄见到，非常歆羡，在大街的书店买来一部，偶然有点纸破或墨污，总不能满意，便拿去掉换，至再至三，直到伙计烦厌了，戏弄说，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掉换，乃愤然出来，不再去买书。这书店大约不是墨润堂，却是邻近的奎照楼吧。这回换来的书好像又有什么毛病，记得还减价以一角小洋卖给同窗，再贴补一角去另买了一部。画谱方面那时的石印本大抵陆续都买了，《芥子园画传》自不必说，可是却也不曾自己学了画。此外陈淏子的《花镜》恐怕是买来的第一部书，是用了二百文钱从一个同窗的本家那里得来的。家中原有几箱藏书，却多是经史及举业的正经书，也有些小说如《聊斋志异》，《夜谈随录》，以至《三国演义》，《绿野仙踪》等，其余想看的须得自己来买添，我记得这里边有《酉阳杂俎》，《容斋随笔》，《辍耕录》，《池北偶谈》，《六朝事迹类编》，《二酉堂丛书》，《金石存》，《徐霞客游记》等。新年出城拜岁，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坐无聊，只好看书消遣，那时放在“帽盒”中带了去的大抵是《游记》或《金石存》，——后者自然是石印本，前者乃是图书集成局的扁体字的。《唐代丛书》买不起，托人去转借来看过一遍，我很佩服那里的一篇《黑心符》，抄了《平泉草木记》，豫才则抄了三卷《茶经》和《五木经》。好容易凑了块把钱，买来一部小丛书，共二十四册，现在头本已缺无可查考，但据每册上特请一位族叔题的字，或者名为“艺苑捃华”吧，当时很是珍重耽读，说来也很可怜，这原来乃是书估从《龙威秘书》中随意抽取，杂凑而成的一碗“拼拢坳羹”而已。这些事情都很琐屑，可是影响却颇不小，它就“奠定”了半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还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迹。［11］
这期间，周作人的阅读范围也是很广的。他在戊戌(1898年)正月日记中，记有鲁迅的事情并读书、访书之趣：
正月廿八日，阴。去。下午豫亭兄偕章庆至，坐谈片刻，偕归。收到壶天录四本，读史探骊录五本，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
廿九日，雨。上午兄去，午餐归。兄往申昌购徐霞客游记六本，春融堂笔记二本，宋本唐人合集十本有布套，画报二本，白奇(旱烟)一斤，五香膏四个。
三十日，雨。上午兄去。食水芹，紫油菜，味同油菜，第茎紫如茄树耳，花色黄。见午餐归，贻予建历一本，口香饼二十五枚。
二月初一日，雨。上午偕兄去，即回。兄往越，带回历下志游二本，淮军平捻记二本，梅岭百鸟画谱二本锦套，虎口余生记一本，画报一本，紫气东来图一张著色，中西月份牌一张。予送之门外，顷之大雨倾盆，天色如墨。
戊戌十二月，周作人参加县考时，记有买书之事：
至试前看案尚未出，购思痛记二卷，江宁李圭小池撰，木刻本，洋一角。
至试前文奎堂购搜神记二本，晋干宝撰，凡二十卷，石印本，洋二角。
至试前文奎堂购七剑十三侠一部，凡六本。阅一过，颇新奇可喜，闻是俞荫甫所作，丁酉年石印，凡六十回，有绘图数页，亦七侠五义之流亚也。
周作人此时，在读书方面，受鲁迅的影响是无疑的。他们均对杂览有兴趣，经史子集之外的非正统的书籍，读得多，兴趣也广泛。像《太平广记》、《唐代文丛》这些杂著，对两人的影响很大，不但其情致吸引着周氏兄弟，仅其文采方面的影响，就颇为深切。鲁迅和周作人，在后来治学方面表现的广泛开拓精神与渊博的情趣，早期的杂览是不可忽略的基础。倘一直按正统的思路发展，以孔孟儒学的模式自塑心灵，那只能走传统的儒生之路，生命的创造力，便会消失在平庸的、无我的人格里。读周作人日记，发现两人的阅读范围是广泛的，他们看了那么多充满性灵与智慧的文字，对辑校、收藏已有了很深的爱好。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人性魅力的，差不多都集中在野史、杂记中。那些野性的、闪着生命欲求的光泽，对富有幻想的少年人，是怎样热切的召唤!他们后来大力扶植儿童文学，并感叹中国向来少有为孩子写作的队伍，正是早期记忆的一种内省吧？我觉得周氏兄弟在天然的敏感里，夹带着难得的艺术直觉。例如他们对童话的钟爱，对绘画的看重，对性灵味儿浓的陶潜、嵇康等人的重视，其认知的起点，比那一代的许多人，是高出一筹的。这与其说是对纯真的美的关注，不如说也带有着生命的自恋。尤其在少年鲁迅那里，反抗心理很早就形成了，他在民俗文化与性灵文化之间，找到了一种天然的文化情趣，这一情趣，奠定了他与弟弟后来逃出故土，寻找别一世界的精神基础。
你能够想像出在长久压抑中，突然见到生命的亮光的心境么？鲁迅在告别绍兴、踏上求学之路的那一刻，似乎就已意识到了一种什么，绝望与希望，辛酸与慰藉，在那一刻似乎使他顿时变得成熟起来了。
没有什么资料能证明他那时的确切的情形。但从周作人的日记中，却看到了大哥的离别，给弟弟带来的巨大的影响。他突然失去了一位朝夕相处、引导自己走路的兄长，那种别离之苦，在日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其中兄弟情谊之深，是十分感人的。
1898年，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求学。他在《呐喊·自序》里介绍那时的境况时说：“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但无论如何，这次出行，真正开始了他的人生之路，他的自我意识与价值观，正是从求学开始渐渐形成的。
鲁迅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不久，便寄来自己写的《戛剑生杂记》，周作人收读兄长的信件和文章，欢欣至极，遂将鲁迅文章内容记下：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亲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暄，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这是我看到的鲁迅最早的文字，也是最感伤的思乡作品。可惜当时其他的诗文保存甚少，面目自然并不清晰。但鲁迅多虑的、敏感的诗人气质，还是略见一斑。这是17岁少年的情怀，尽管成年后他很少再出现过类似的文字，可那种幽愤深广的情思，不是凭空而来的。少年时的气质与个性，已说明了他的超常。
1900年初，鲁迅返乡度假，返回南京学校时，曾写过《别诸弟三首》，很能看出他远离家乡后，对兄弟的思念之情，其中个人的心绪，也流入笔端，此诗后录入周作人日记中，今天读来，很是有味儿：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一年后，鲁迅又作《别诸弟三首》，调子格外凄迷：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
春风容易送韶华，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
诗的背后附记云：
仲弟次予去春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 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这是初次离家求学时，鲁迅心境的写照，他与二弟作人、三弟建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在鲁迅感伤的诗句里，可感觉到他依依惜别的情感，以及对未来的茫然心境。
那是一个忧郁的年代。周作人的心灵，何尝不是如此？他曾经去过杭州，陪侍狱中的祖父。而家境又日见清冷，少年周作人的孤苦，是可想而知的。大哥的远行，对他又是一个刺激，查看周作人日记，便可见其多愁善感的一面：
下午，大哥收拾行李。傍晚，送庆公公、地叔、大哥下舟往宁，执手言别，中心黯然。(1900年2月19日)
上午，大哥收拾行李。傍晚，同十八公公、子恒叔启行往秣陵。余送大哥至舟，执手言别，中心黯然，作一词以送其行……(1901年3月15日)
这是鲁迅两次回乡后，离别时，周作人的心境。那时，周作人对自己的前景也是十分茫然的。除了读书外，他几乎不知道该怎样真正确立自己的位置。走大哥的路，抑或继续科举的选择？说起科举，周作人一言难尽，他和鲁迅都参加过县考，哥哥成绩不错，但周作人却几次应试均落在后面。鲁迅后来去南京，他对应试已没有兴趣，但两人还是按旧习报名参加了县考。这一方面来自家人的压力，希望走传统文人之路；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学知识的一种检验吧。但科举之路毕竟是沉闷曲折的，才气、机遇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周作人回忆道：
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外，还有几路叉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则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另外是进学堂，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可是“跛者不忘履”，内心还是不免有留恋的。在庚子年的除夕，我们作《祭书神长恩文》，结末还是说，“他年芹茂而樨香兮”，可以想见这魔力之着实不小了。［12］
科举之梦破灭后，周作人陷入深切的痛苦中。其一是大哥不在身边，家庭负担落在他肩上。除了每日要上街买菜外，祖父从杭州出狱回家，家中矛盾增多，也是个原因。其二，四弟椿寿染病夭折，给周作人很大的刺激。这时候他的心境开始变得忧郁起来。那些日子，鲁迅成了他最贴心的知己，他把自己的希望，也寄托到哥哥身上。他经常写信给哥哥，希望能得到支持和帮助。鲁迅不断和他书信往来，谈论外面世界的各种新闻。他羡慕哥哥的生活，也想如哥哥那样飞出故乡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1901年8月25日，周作人接到鲁迅的信，通知他，已通过亲戚帮助，把他安排到南京水师学堂充当额外生。这消息，他记到了当日的日记里。周作人终于随同鲁迅，跨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
如果他们不是进入了洋学堂，两个人或许只在传统文人的圈子打交道，也未可知。正是因踏上了非正统的求生之路，他们眼前的世界才异常开阔起来。周氏兄弟的起飞，当从世纪初的南京的相聚开始。两颗忧郁而又纯真的灵魂，带着血色的童年记忆，跨进了新的天地里。有什么会像走异路、寻光明者那么富有刺激与兴奋么？倘读一读那时兄弟俩写下的诗文，当会有不小的收获。少年壮志，在他们的文字里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后来的精神的发展，在这儿，可以依稀找到一丝逻辑的起点。
旧历的新年到来了，最快慰的，当然是孩子。周作人晚年写乡俗时，对过节乐趣，着实迷恋得很。我读这些文字，觉得他对中国人的礼节，尤其是祭祀之类的事情，理解得颇为精当。我常想，若要懂中国文化，单研究春节的诸多程式与礼规，便可对其要义深得一二。旧时文人写家人之乐与离乡之苦，都少不了春节的回忆。这大约已成习俗，文人欲超越此点，的确大难。
但鲁迅似乎不是这样。他后来很少醉心地写家乡春节的美况，倒是对其间所含的文化旧习对人的窒息，多了几许怅然和冷落。《祝福》关于旧俗杀人的反省，是寒气袭人的。选取除夕的夜作为一个悲剧的背景，或许是早期记忆的一种外化？我读他后来写乡间民情的文章，一直感到他对乡土文化古老的负面因素的拒绝，那种毅然决然的态度，周作人是很少有过的。
可少年仅存的暖色，毕竟与春节无法隔开。人不可能绝对地超越旧俗而存活。周作人早期日记，存有鲁迅早年的一些诗文，其中对年节的描绘，实在是兄弟友情的一次展示，亦有难得的文化心理的透视。我读《庚子送灶即事》、《祭书神文》，觉得青年鲁迅与周作人，那时的视野，已经很不平常了。《祭书神文》系兄弟二人合写的骚体诗，其境界之奇异，是同龄人难以比肩的。这诗不像以往旧诗那么儒气与迂阔气，它是奇幻的，像迷离的夜空的光泽，把俗界的晦气驱走了。这里的旧俗不是被当成神圣的为人敬仰的东西而存在着，虽然作者竭力渲染了节日的气氛，但旨意却在叛俗之中。鲁迅当时刚20岁，对生活的理解，已十分独特。家境的困苦，与精神的追求，均于此中流露无遗。
《庚子送灶即事》云：
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
这是青年鲁迅由南京返乡过节时所写的诗句，周作人对长兄的作品颇留意，记到了日记中。读此诗，固然可领略到祭送灶神仪式的热闹场景，但更多的却是清冷与孤独。此时祖父尚在狱中，父亲也长眠于地下，家境之惨，可想而知。鲁迅大概已没有了少年的热情，对欢天喜地的宗教般的仪式，也少了兴趣。“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是怎样凄婉的句子！这已不存有一点世俗的狂欢，而被无奈和凄惨所代替了。许多年后，当先生提笔再现“鲁镇”的除夕的压迫感时，我想，早年的苦涩的记忆，大概起了很大作用吧？民俗中存有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苦乐观念。顺之者而得其乐，逆之者而多悲凉。周氏兄弟，是顺中有逆的人，但我以为尤其是其中逆世俗人生意识的行为，很有价值。这一点，《祭书神文》大概更为典型：
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会稽戛剑生等谨以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而缀之以俚词曰：
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缊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华筵开兮腊酒香，更点点兮夜长。人喧呼兮入醉乡，谁荐君兮一觞。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缃旗兮芸舆，挈脉望兮驾■鱼。寒泉兮菊菹，狂诵《离骚》兮为君娱，君之来兮毋徐徐。君友漆妃兮管城侯，向笔海而啸傲兮，倚文冢以淹留。不妨导脉望而登仙兮，引■鱼之来游。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若弗听兮止以吴钩，示之《丘》《索》兮棘其喉。令管城脱颖以出兮，使彼惙惙以心忧。宁召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
这确乎是浪漫的咏叹。鲁迅与周作人，以后再未写过这类奔放奇异的句子。当除夕之夜，俗丁伧夫们在钱神与财神面前顶礼膜拜时，周氏兄弟却把目光投向了冷清孤独的书神。他们鄙视俗人的浅陋，喧闹的夜晚与温馨的祭堂，似乎未能唤起一点热情，独对书籍，发出连连感叹。这诗的热情是少有的，屈赋的痕迹十分浓厚。这里，苦难的影子隐去了，主要的，是对书神的诸多浪漫的描绘。在这位智慧之神的面前，周氏兄弟完全被神异之气所吸引了。他们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世界的节日，自己的宗教，自己的爱欲。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世俗意识，处处给予痛切的讥讽，在不断的对比中，把崇高感写出。旧礼俗中的迷信和信仰被驱走了，代替它们的，却是新的崇尚智慧的信念。这信念写得尽管朦朦胧胧，尚带有旧读书人的清高气，却是周氏兄弟人生志向的袒露。不合于世相，逆旧的礼俗而导之以新声，此乃二人不凡的象征吧？人是该有点志向的，不管那时还怎样有几许儒学气，只要有了它，苦楚的记忆，总该被挤掉些的。《祭书神文》的幼稚显而易见，我觉得，重要的是它让我看到了早年的周氏兄弟的心绪，这很珍贵，倘不是它的存在，说不定二人亦会淹没于滚滚红尘之中。越人一向有不俗的气象，二周在青少年时代，已染此习，且文采飞扬，超拔世俗。我以为一个人能否有出息，看他早年的抱负，便可略知大概。青少年的积习，是文化生命的源头，没有它的积淀，便不会有后来的一切，这是确实的。
揣摩鲁迅早期的这两首诗，我总觉得还未达到出国留学时诗作的境界。这是转型期的作品，某些传统观念的痕迹也十分明显。那时兄弟俩的思想尚未定型，正处于寻异路的探求期，其状态，当然多夹有士大夫式的恩怨。例如对金钱的看法，对家境寒酸的感叹，都是不得志式的吟咏，不及后来思路的开阔和文辞的沉郁，也没有小说与杂文写作时的苍然大气。这样的诗，不独鲁迅如此，周作人也大致相似。《祭书神文》是兄弟合作的产儿，情趣的某种一致，在此是十分清楚的。周作人用心地把它录于日记，说明当时对此心境的看重。怀才不遇，欲求新路，正是当时心绪的写照。中国晚清以来的许多青年文人，在苦苦求路的时候，大约都有过类似的心境。茅盾当年从乌镇到北京求学，曾有过这样的描绘；巴金出离家庭，到上海漂泊时，忧患中的热忱，也在文中流出。读鲁迅的诗句，似觉得是那代苦闷的寻路人特有的精神写照。每一个人的境遇或许多少有所不同，但在那样的陈腐的环境里，一切有个性和抱负的人，萌生出哀怨和抗争，并不奇怪。从清末到民初，再至三四十年代，20世纪的读书人，有过这类体验的，何其多也！郁达夫、石评梅、丁玲，都写过类似的文字，在大家族中生长，而后又叛逃出走的人，都扯不断历史的旧影。周氏兄弟那时的感叹，今天读来，至少在心境上，是可以引起后人共鸣的。这是中国青年文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或许，也正是这种方式，才使历代文人在传统与非传统间，找到了一种求生的新途。
无论如何，南京求学，在两人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鲁迅在水师学堂只呆了很短的时间，后转入南京陆师学堂所属矿路学堂。周作人一直在南京的水师学堂，一学就是5年。两人都是从那时起，接触了西洋的知识，懂得了国学之外的其他一些文化知识。
陆师学堂是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学校。说其新，指可学到德文、格致（博物学）、地学（地质学）、金石识别（矿物学）等。鲁迅初接触这些，颇为惊讶，叹道：世上原来还有这类别一的世界在！矿路学堂的总办俞明震是个新党，常看些《时务报》之类的东西。这风气，也影响到校间。比如，在阅览室，就可以看见新派的报刊。那是宣传西学观点的，与遗老气的旧学截然不同。鲁迅此时所接触的新派思想，其震动之大可想而知。以往中国古文化所讲的“气”、“道”、“天人合一”之类的话，在这些自然科学的光泽面前，开始黯淡起来了。鲁迅不仅读了《时务报》，也看到了《译书汇编》之类的东西，尤其有意义的是，他接触了《天演论》一书，这是他生命道路中颇值得一提的事情。
《天演论》系英国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前两节之译述。此书为严复所译，在当时名气颇大。《天演论》对自然进化过程的解释，全不同于中国旧说，境界也非同寻常，鲁迅固然还弄不通西洋学说的来龙去脉，但书中散出的异样的气息，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倘若说，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两本影响自身的好书，且终生难忘的话，那么《天演论》之于鲁迅，是真正改变旧我的第一本书。只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他的旧的思路才开始真正扭转过来。一个新的认知起点，在《天演论》的启示下，开始出现了。
这时候，鲁迅开始用“戛剑生”、“戎马书生”别号，写一些文章。他还刻了一枚“文章误我”的印章。当时所写的文字，除个别保留在周作人日记中外，大多已散佚。但从其中所保存的篇什中，可见出作者欲于世间一搏的志向。“戛剑生”、“戎马书生”都有尚武的意识，已看不到书卷气了。为什么将武士思想引入文中？除了青少年壮志驱使外，还有别的因素吧？那时他爱骑马，每天总要跑一两点钟，强身自然是个理由，但主要的，还是希望自己与旧学的决裂。转型期的鲁迅，思想尚处于朦胧状态，对新学的理解也较单纯，但那时的心境却是朗然的，有了一种浩然之气。尚武乃晚清新党的时尚，稍有逆俗者，均染此习，以别于清廷的迂腐者。这样的心态，自然易容纳新知，不拘旧习，有不俗之气。鲁迅后来的不卑不亢，从这里已可见其一二了。
鲁迅当时读书很杂，每有好书，便告知二弟，两人相传，并切磋交谈。1902年2月2日周作人日记云：“午饭后步行至陆师学堂……同大哥谈少顷，即偕至鼓楼一游，张协和君同去，啜茗一盏而返。予循大路回堂，已四下钟矣。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同阅《苏报》等，至十二下钟始睡。”两人谈及了什么，心境如何，顺着这些文字，均可想像出来，周作人对其长兄之情，也流于其间。接受新学，始于这时，是确实的。如果要谈及二周的思想发展，南京求学的日子，不可忽略。新旧交织的时期，人的心理变化，殊有考察价值。
目前留下的资料，鲁迅给人的印象，是精神的升腾之状。周作人则是知识型的，少见其形而上的律动，而是文静地涉猎于书海。兄长趋于动，弟弟安于静。周作人在南京杂学的经验也开始了，其读书之广，令人叹服。周作人开始接触英文，又通过英文读了诸多域外小说，眼界大开。《知堂回想录》介绍道：
但是我的新书，并不只限于这《天方夜谭》，还有一种是开这边书房门的钥匙，我们姑且称它的名字是《酉阳杂俎》吧。因为它实在杂得可以，也广博得可以，举凡我所觉得有兴味的什么神话传说、民俗童话、传奇故事，以及草木虫鱼，无不具备，可作各种趣味知识的入门。我从皇甫庄看来的石印《毛诗品物图考》——后来引伸到木板原印，日本天明四年（一七八四）所刊的旧本，至今还保存着，和《秘传花镜》已经被引入了《唐代丛书》的《药谱》里，得了《酉阳杂俎》，却更是集大成了。在旧的方面既然有这基础，这回又加上了新的，这便有势力了。十多年前，我做了一首打油诗，总括这个“段十六成式”所做的书，现在引了来可以做个有诗为证：
“往昔读说部，吾爱段柯古。名列三十六，姓氏略能数。不爱余诗文，但知有杂俎。最喜诺皋记，亦读肉攫部。金经出鸠异，黥梦并分组。旁求得金椎，灰娘失玉履。童话与民谭，纪录此鼻祖。抱此一函书，乃忘读书苦。引人入胜地，工力比水浒。深入而不出，遂与蠹鱼伍。”
但书堆里没有怎样深入，这回却又钻进了新书里去，虽然也还是“半瓶醋”，可是这一回却是泡得很久；有一次曾经说过，自己的那些“杂学”，十之七八都是从这方面来的。我的一个从前的朋友，曾说我是“横通”，这句褒贬各半的话，我却觉得实在恰如其分的。没有一种专门知识与技能，怎么能够做到“直通”呢？我弄杂学虽然有种种方面的师傅，但这《天方夜谭》总要算是第一个了。我得到它之后，似乎满足一部分的欲望了；对于学堂功课的麻胡，学业的无成就，似乎也没有烦恼，一心只想把那夜谭里有趣的几篇故事翻译了出来。那时我所得到的恐怕只是极普通的雷恩的译本罢了，但也尽够使得我们向往，哪里梦想到有理查白敦勋爵的完全译注本呢？就是现在我们也只得暂且以美国的现代丛书里的选本为满足，世间尚有不少笃信天主教的白敦夫人，白敦本就不见得会流行吧。这阿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是谁也知道的有名的故事，但是有名的不只是阿利巴巴；此外还有那水手辛八和得着神灯的阿拉廷，可是辛八的旅行述异既有译本，阿拉廷的故事也着实奇怪可喜，我愿意译它出来，却被一幅画弄坏了。这画里阿拉廷拿着神灯，神气活现，但是不幸在他的脑突瓜儿上拖着一根小辫子，故事里说他是支那人，那么岂能没有辫子呢，况且有了它也很好玩，小时候看那变把戏的人，在开始以前说白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说话未了，只把头一摇，那条辫发便像活的蛇一样，已蟠在额上，辫梢头恰好塞在圈内。这怎能怪得画家，要利用作材料了，但是在当时看了，也怪不得我得发生反感，不愿意来翻译它了。还有一层，阿利巴巴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奴，所以译了送登《女子世界》，后来由《小说林》单行出版……［13］
南京读书的岁月，在兄弟二人记忆中，可感可叹的都写在了两人后来的文章中。鲁迅颇简约，周作人则津津乐道。就自恋的程度说，弟弟很重，哥哥几乎了无痕迹。这是气质上的原因，或性格的因由。我读到鲁迅于《琐记》中所说的话，很感动于他冷静的态度，虽亦念念不忘于读《天演论》时的妙境，可苍然之态，还是流于笔端的。只是到了南京，他才真正感到，中国社会非变革不可，陈腐之气不除，国人之态难有更新之日。
那时中国正处于民族灾难之地，《辛丑条约》的签订，义和团的失败，使国难日趋严重。对时事较为留意的周氏兄弟，朦胧的民族意识已渐渐萌生，家难国难，系于一身，远离故土，渐知新学，真情真义，能不苍然淋漓？
新的世界在慢慢地走来，他们似乎已听到了远边迟缓的历史足音。
注 释
［1］ 《鲁迅全集》第一卷，5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周作人文选》第三卷，442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3］ 《知堂回想录》，18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4］ 《知堂回想录》，16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5］ 《鲁迅全集》第二卷，2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四弟不久因病夭折。
［7］ 《知堂回想录》，31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8］ 钱理群：《周作人传》，4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9］ 《鲁迅全集》第二卷，2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
［11］ 《周作人文选》第二卷，584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12］ 《知堂回想录》，53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3］ 《知堂回想录》，13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周氏兄弟和日本的关系，说起来很值得玩味。两人曾一同东渡扶桑，在那儿呆了多年。鲁迅去日本，是1902年的4月；周作人则是1906年夏在长兄带领下开始了留学生涯。鲁迅在日本一共生活学习了近8年，周作人比哥哥少了两年。现在人们谈及晚清中国人的留学历史，无不提及周氏兄弟，可见其影响之大。推其因由，一是两人后来学术与创作成绩斐然，二是当时接触域外文明时的价值态度迥异于他人，不独对中国人影响深厚，在日本人那里，也被深深感染。周作人后来娶的是日本妻子，和东洋的关系自然深厚，以至后来当了汉奸，这和早年留学时接受的教育，多少有些关联。鲁迅也可算是半个日本通，他晚年朋友中，日本人就有多个，且感情甚好，后来有人攻击他是汉奸，其原因，大概是和此类友人相交甚深，以致引起误解。所以我想，周氏兄弟与日本的关系，很可以细致研究一番。就中国与域外文化的关联史而言，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是带有标本意义的。
日本学习的内容，已大不同于南京，学制与程序，是地道的洋学堂式的。日本国自明治维新后，最早引进的，是西方的教育机制。所学课程，亦按洋人的套路，并不像国内洋学堂的浓厚东方味。周氏兄弟选择日本作为留学之地，是当时清帝国的国策使然。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要维新，必去异域。张之洞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这也感化了清朝政府的一些决策人。所以，鲁迅去日本时，正是中国留学热升温之时。人们向往西学，多以学自然科学为主，所谓科学救国，是当时许多人的梦想。周氏兄弟，照例也被这梦所深深地感染过。
鲁迅是在1902年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的。13日，便把去日本途中的日记《扶桑记行》寄给国内的周作人，文中记叙了出国的心境，内容很是引人。可惜《扶桑记行》已佚，只在周作人回忆中略有印象。这日记对周作人影响不小，大哥的远行，对他无疑是个刺激。鲁迅当时入的是东京私立弘文学院，共生活了两年，主要是攻读日本语。入学不久，便穿着弘文学院制服，照了三张照片，其中一份寄给了周作人。照片背后题词云：“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鲁迅的英姿很是引人，眉宇间有种神气在，周作人接到信后，羡慕与怀恋，一时涌现出来。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说：“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这是兄弟间友情的例证，此时二周的心境，被同样一种情怀所笼罩着。读周作人的文字，其情其态，真是跃然纸上。
鲁迅到日本后，不断有信寄给弟弟，并将在东洋读书的感想告知家人。他向作人推荐了许多好书，使弟弟眼界顿开。周作人日记载：
［壬寅六月十五日（1902年7月19日）］又作致韵仙信，托买闽人严几道复新译穆勒《名学》，格致书也，大哥来信云甚好，嘱购阅，故托彼往买。信未发，待有来函，知寓何处，始可寄往。
［壬寅年十一月廿九日（1902年12月28日）］谢西园来，交大哥十七信五纸，并浙江同乡会章程乙本，系十月新定，会中月出《浙江潮》杂志一种，每本四角，约八万言，悉载浙事，并设调查部查浙江事宜，极为详备，浙人阅之为便，定明正出书，大哥已定，后当寄回，并梁任公《新小说》云亦已购，皆佳书也。
［癸卯三月初六日（1903年4月3日）］接日本二十函，由韵君处转交，内云谢西园君下月中旬回国，当寄回《清议报》、《新小说》，闻之喜跃欲狂。
鲁迅初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1］那是求学心切的年龄，又在异国，精神的兴奋，使自己处于一种冲动之中。除日语外，他涉猎了大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书籍，思想活跃得很。周作人虽远在国内，但依稀地可感受到哥哥的脉息，寻求异国流出的精神资源，对他们是件快意的事情。
那时的中国人，已渐渐意识到维新的意义。而且日本也成了中国变革者集居之地。自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后，不断有人在东洋从事思想活动。人们多主张学习日本文，可增进新知。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说：
我国人之有志于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所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中国人而得此，则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聚出。如久餍糟糠之人，享以鸡豚亦已足裹腹矣，岂必太牢然后为礼哉？且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先通日文，以读日本所有之书；而更肄英文，以读欧洲之书，不亦可乎？［2］
鲁迅与周作人那时都喜读梁启超之文，想必类似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周作人后来也步长兄的后尘，到日本来，也是求生路的选择。现代中国文明史，留学生是起到巨大作用的。从别国盗来新生的火种，对那代人来说，是当务之急。
20世纪初，日本差不多成了反满抗清的华人集聚的大本营。鲁迅初到日本，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场景，就是革命党人的集会。名气颇大的章太炎当时正在日本，他与人发起了“支那亡国纪念会”，旨在“排满”，振兴中华。孙中山也参与了此项活动，给章太炎不少的声援。从国内来到日本的学生，稍有头脑者，便很快染上革命情绪，叛逆之意遂起，留学人员暗自参加“排满”的人甚多。鲁迅开始还只是个旁观者，后来热情渐高，与许多人有了联系。他曾参加过留学生会馆举行的团拜会，和东京的绍兴同乡恳亲会，也有交往。大约这个时期，他的民族意识萌动起来，知道中国确是一个弱国，而且做奴隶的时间又是这样的漫长。异国他乡，新奇的事物，可唤起的感情很多，但自尊心在此时却比南京时代强烈起来。那时中国的留学生，头上均扎着长长的辫子。日本小孩儿见到中国的学生，常讥之为“猪尾巴”，起哄更是常见。鲁迅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觉得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试想，在维新后的日本，西装革履或衣着雅态的和服的民族，见到长袍马褂，拖着长辫的中国人，其内心是何种感受！落后与蛮荒且不说，形象之陋，已不堪寓目了。
但清国的留学生，混日子、四处作乐寻欢的人并不在少数。那时出国者，也不乏有权有钱人的后代，积习也带到了国外去。敏感的鲁迅很快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对民族的失望与期冀，混杂地交织于一体。《藤野先生》中讥讽留学生跳舞时的描写，很能体现鲁迅的心情。他对汉文化下的国人的诸种病态，已有了本能的敌视。
去日本不久，学校的学监大久保对鲁迅等人说：“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鲁迅诧异半天，吃惊地叹道：“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3］弘文学院是尊孔的，日本人提倡此点，是否出于对清国的尊重，还是儒学确实被东洋人看重，不得而知。但这事给鲁迅的印象，一直不能忘怀。所以，留学生活也有使人失望的事情。学校的制度较为严格，留学生们与校方的摩擦也时常发生。例如校方对学生告假方式与交款事宜的规定，就曾使许多人因不满而大举离校。罢课风潮也时有发生。鲁迅那时常出入于进步党人中间，虽多为旁听，但熏陶之下，反抗之心也渐有萌动。大约到日本不到一年的时候，他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剪辫，在当时是要勇气的。他刚去日本的第三个月，清政府就曾拍电报给日本外交部，云中国留学生如有剪辫者，要整顿之。其已去者，勒令再蓄，否则无论官私，悉放逐出境。在清政府看来，剪辫有辱国人精神，同化外俗，乃不道行为。校方对此管理也较严格，所以，要下这份决心，是非果敢者所难为的。鲁迅剪辫后，果然招致了监督的大怒，扬言要停了他的官费，送回国内。这记载于鲁迅小说中，或有演义的成分，但此事说明剪辫之难，却是可信的。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记鲁迅剪辫之事时说：
一九○二年初秋，我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豫备日语；鲁迅已经在那里。他在江南班，共有十余人，也正在豫备日语，比我早到半年。我这一班也有十余人，名为浙江班，两班的自修室和寝室虽均是毗邻，当初却极少往来。我们二人怎样初次相见，谈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大约隔了半年之后吧，鲁迅的剪辫，是我对他的印象中要算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