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面子 第二章：节俭 第三章：勤劳 第四章：礼节 第五章：缺乏时间观念 第六章：忽视精确 第七章：误解的才能 第八章：欺骗的才能 第九章：柔顺的顽固性 第十章：智力混沌 第十一章：麻木不仁 第十二章：轻视外国人 第十三章：缺乏公共精神 第十四章：守旧 第十五章：不讲究舒适和方便 第十六章：生命力 第十七章：忍耐与坚韧 第十八章：知足长乐 第十九章：孝心 第二十章：仁慈 第二十一章：缺乏同情心 第二十二章：社会台风 第二十三章：连坐受法互相牵连 第二十四章：互相猜疑 第二十五章：缺乏信 第二十六章：多神论 泛神论 无神论 第二十七章：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需要.2
日本人的气质与文化个性，使周氏兄弟共同看到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弱点。两者的反差之大，令人不禁感慨良多。鲁迅曾和内山完造说过：“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这病叫做‘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不医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我们不妨排斥全日本，但必须要买到这种药。这回病好了，我就要来提这件事。”［12］中国人许多致命的弱点，是旧文化与专制的结果，这种文化与专制政体，使人丧失了创造的机能，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内驱力。而鲁迅从日本人那里，却看到了其朝气蓬勃的一面，日本敢于摄取域外文明的手段，在鲁迅看来，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如果在这一点上不学习他人，恐很难站立起来。周作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觉得，日本所以能很快从东方文化的锁国状态中进入“近代文明”，其国民性的优点有一定的作用。他于《日本的人情美》一文中说：“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得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有了人情，不被太多的历史重负所压，便会有生命的活力。在周作人看来，人情味浓，是一个民族团结向上的基础。日本人善于模仿，敢于和封闭决裂，实为中国的典范。中华民族太多的虚伪，太多的涂饰，于是便造就着一批又一批无人情、而又丧失创造力的愚民。所以他叹道：“我是爱日本的，我重复地说。但我也爱中国，因为这是命运指定给我居住的地方，日本的生活大半是我所喜欢的，山紫水明的风景亦时见于梦寐，但我愿住在这混乱可怕的、荒凉可怕的北京，愿俟黄河之清似的等我们自己把它整理起来，变成可以住的地方，将就地住着。别人整理好的地方我们看了确是可爱，不过不愿逍遥安住，虽然时时见之梦寐。只可惜中国人太不长进，太多无耻的正人君子，弄得中国渐像猪圈，使我们不得不切齿于这些不肖子孙，诅咒这混沌的中国。有所爱便不能无所恨。真是爱中国者自然诅咒中国，正如真爱日本的中国人也非彻底的排日派不可。”［13］
似乎鲁迅也和友人谈及过此点，说他喜欢日本人的某种气质。但翻一翻他的书信，和晚年的文化兴趣，日本对他并不具有吸引力。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实际上，他从心灵深处，对日本国民的气质，有着一种警觉，认为日本人的个性中亦有许多非文明的因素，例如男女的不平等、急躁、东方式的集权等等。当日本侵略了东三省、并在国内杀害小林多喜二这样的艺术家时，他深为痛恨，似乎也从中看到了东方人骨子里的非现代化的劣迹。关于此点，周作人更为清楚。站在人类文化的大视野角度上，他从骨子里喜爱日本的风俗人情，但这个民族进取过程中的残酷的一面，他又深为不满。典型的例子是对日本的《顺天时报》的抨击，可见出他对日本人负面性格的反感。1927年，周作人看到《顺天时报》多次造谣污辱中国人，主动站出来，斥责日本新闻界的丑行。在《语丝》第133期发表的《擦背与贞操》中，他很不客气地批评日本人的陋习，认为故意攻击中国人的某些习性，用心卑劣，实际上，这些习性在日本也存在着。不多看看本国情形，而专以指摘中国为快意，是不道德的，云云。这是周作人很少有过的火气十足的文章。在民族感的方面，至少20年代，他还是十分清醒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拒绝接触日本优良的文化，这是他大度的一面。鲁迅对日本人的真诚、认真的背后所隐藏的骄傲的情绪，也是有反感的。这种傲气，其实和日本人富有人情味儿，互为因果。《藤野先生》记录藤野严九郎的可爱、富于同情心的情节，我们读起来备感亲切，可看出日本正直者的博爱的一面。而另一些歧视、诬蔑弱国人的霸气，鲁迅却深恶痛绝。周氏兄弟对日本人的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基于中国人的自尊感，另一方面，是人类普遍的道义精神的本能反射。周氏兄弟没有仅仅把日本当成自己唯一的精神参照，他们后来转向对西方文化的深入思考，我想，也有此种因素的作用吧。日本实在是一个让中国人感受复杂的国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像日本那样，与中华文明有着如此亲切的关联，又有着如此尖锐的冲突。人们说中日两国友好容易理解难，不无道理。
对周氏兄弟而言，重要的不是简单地认识日本，而是通过日本来认识世界，理解人类自身，这是重要的。他们从未停止过对日本之外的国度的打量。以日本为中介，确立中国文化复兴的目标，这大概才是主要的目的。由于日本在改革上的成效，使鲁迅兄弟看到了中国的思路，又由于日本改革中的负面因素，周氏兄弟便更坚定了其人道主义的信心。鲁迅认为，对中国乃至亚洲而言，重要的在于“立人”，是人的个性的解放。没有“立人”与个性解放，要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的生命价值，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存在，使“五四”的先驱们，看到了改革的迫切，也看到了近代化要注意的根本问题。虽然，两人都没有找到疗效的根本，但至少从文化的互证上，都看到了一丝微弱的曙光。
注 释
［1］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鲁迅全集》第六卷，6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瓜豆集·东京的书店》。
［4］ 转引自周作人：《永日集》，6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 周作人：《情诗》，转引自《雨中的人生》，33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6］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40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7］ 《鲁迅全集》第一卷，1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8］ 《鲁迅全集》第十卷，2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
［10］ 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11］ 张铁荣：《周作人平议》，3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 岛崎藤村：《鲁迅的话》，花启清译，《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
［13］ 周作人：《神户通信·按语》。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生活带给他的困顿，肩负着因袭的重担，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领略到了人生最大的哀痛。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青年时代的鲁迅，像许多天真的孩子一样，做过一些美好的梦。他有过朦朦胧胧的神圣的情感，也有过对未来生活的各种憧憬。在异国的生活中，这种青春时代固有的激情，我想不是没有撞击过他的心头。但他不是一个情感过于外露的人，他的情感方式依然带有中国人的传统的含蓄意味。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自觉地牵引着他。在自我的感情世界里，他多少还停留在旧的基点上。爱情这块迷人的圣地，在他那里还是一块陌生的领域。
1906年的夏天，对鲁迅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母亲不断从家里来信，催他回故乡结婚。几天后，家人又拍来电报，骗他说母亲病了，必须立即回去。鲁迅痛苦地看着电报，心中涌动着焦虑的情感。他望着远方，母亲憔悴的面影开始闪动起来。母亲是他现在唯一最亲的老人，她一生的不幸常使鲁迅黯然神伤，这位坚强的母亲在多年的颠簸中，为孩子们操碎了心。他懂得，他的一切正是母亲的一切。母亲的话，他是不能不听的。
鲁迅的母亲此刻正在故乡绍兴急切地等待儿子的归来。自从家境破落之后，她把许多希望寄托在长子的身上。她喜欢自己的儿子，她知道这位早熟的儿子也许最有希望重振自己的家业。因此，当鲁迅到日本留学之后，她既无法掩饰思念之情，又暗暗希望儿子在外面好好闯闯。可是，一个谣言从外面传来，说鲁迅在日本已与一位女子结婚，并说有人还看见他领着孩子在外面散步。
母亲自然是懵了，她想，儿子在外面结婚，就意味他难以回来了。对这位在多难中熬过来的人来说，这太可怕了。这不仅意味着她的家业前景暗淡，而且也难以从情理上使这位老妇人想通。于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催鲁迅回来。
现在尚没有文字记载有关鲁迅当时回国完婚时的心情。但从鲁迅后来流露出的感情来看，他的内心的难言之苦是那样的沉重。这的确是鲁迅的一个悲剧，但在清末的中国，这种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完全是正常的，司空见惯的。人们已习惯于这种先天预约形式所固定下来的婚姻方式。鲁迅默默地吞下这一杯亲人给予的苦水，爱情的领域仿佛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他的内心中荒凉地搁置着。
婚期越来越近了，鲁迅一回到家中，家里顿时洋溢出喜庆的气氛。家里人忙里忙外，为这位留洋的青年操办起婚事来。鲁迅木然地坐在床前看着这些亲人，他能说什么呢？这些好心的人都被一种神圣的精神所引导着，他们为了鲁迅的成亲，不知花去了多少心血。鲁迅看到，这些日子母亲是最快乐的，她看见儿子回来后，一切都踏实了。母亲的心情鲁迅是理解的，他暗暗地想，为了母亲，只能接受这一礼物，好好地供养吧。
鲁迅的这种感情，对方是难以理解的，这位叫朱安的新娘，是个缠脚的旧式女人，像成千上万个普通的妇女一样，她对这一命运的安排是顺从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半点的怀疑。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精神与躯体。朱安当时有着一种幸福感，她比别的同龄人要感到一丝自豪，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有出息的读书人。而且，她也意识到，自己的一切已与周家联在了一起，周家毕竟是一户非同一般的家庭，这里也许会有比一般人多一些的快乐。
然而朱安的梦不久就破灭了。丈夫只在家呆了4天，就与弟弟周作人返回了日本。鲁迅的“古怪”，使朱安依稀地体味到一种不快的感觉。
绍兴的家从此又冷落起来。朱安陪伴着鲁迅的母亲，一天一天地打发着光景。鲁迅也从日本来过信，但这些短小的信笺，对她来说完全等于陌生的所在。丈夫的一切都是奇异的，就像过路的客人一样。
直到4年后鲁迅回到故乡生活，朱安依然对鲁迅有一种陌生感。他们之间平日无多少话，不吵嘴，也不打架。鲁迅尽管对她没有一丝感情，但在面上是不故意伤害她的。旧式家庭生活方式他已习惯了，虽然他知道这是一种难忍的痛苦，但对命运似乎是认可了。朱安除了在生活上可以照顾他外，还会有什么呢？
鲁迅回国后，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一段时间，一年多后，即在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鲁迅成功，于是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任职去了。从此，鲁迅与朱安开始了长达7年之久的分居生活。
鲁迅竭力想忘掉这段无爱的婚姻生活，但不愿给妻子和母亲带来不快。他对朱安的生活方式、为人虽提不出更多的不满，但其性情之不投合，语言之无法沟通，对他的精神不能不是一种刺激。但谴责她么？她没有丝毫的罪过。遗弃她么？难道她不是一个受害者？鲁迅只能苦苦地忍着这一切，任时光慢慢地埋葬着自己的青春，埋葬着心底的爱与希望。
从南京迁到北京工作后，鲁迅一直独身生活在一间寂寞的屋子里。他一个人长时间地抄着古书，校勘着各种古籍，并且钻研起佛经来。在这些孤独的日子里，他把自己全部沉浸在远古的文化王国里，对佛经、拓本、画像、金石、瓦当、墓志、造像、壁画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鲁迅一方面承受着社会黑暗现状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忍受着个人生活的悲剧。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温存、没有爱的世界里。他甘愿在古文化中麻醉自我，让生命在无声的苦寂中耗尽。
鲁迅很少在文章中写下自己的这种心境。除了曾向好友许寿裳谈过心里的感受外，他差不多一直沉默着。只是在1914年11月26日，我们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1］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朱安的不满。
当1919年鲁迅把母亲与朱安从故乡接到北京后，两个人的感情依然像过去那样冷冰冰的。朱安在北京的生活中，就像周家的一个佣人，每天仅仅履行着照顾鲁迅起居的义务。
关于这些，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书中，向我们做了较详细的介绍：
朱夫人（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九）是和鲁迅先生一起搬到砖塔胡同来的，我和三妹都跟着大姐姐称呼她为大师母。大师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暗的，朴素整洁。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
……大先生和大师母两人同桌吃饭，饭桌上谈话就很少。大师母如果开口，无非是问问菜的咸淡口味是否合适，大先生或点头，或答应一声，这类是非法的谈话，一句就“过门”，没有下文。然后他们两人静静地各自吃饭。
……在砖塔胡同、西三条我所看到的，大先生和大师母之间除些必要事外，谈话很少。有一件事：我猜测这是大先生想的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大先生的床下，里面放着大先生换下来的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放在大师母的屋门右手边，即桌式柜的左边，盖子翻过来，口朝上，里面放着大先生替换的干净衣裤；箱底、箱盖上面各盖着一块白布，外人是不易知道其中的奥妙的。这样，他们间说话的内容就更加少了。在砖塔胡同九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甚至连大先生、大师母之间当面如何称呼都不知道；后来也未曾知道。大概是没有称呼吧，背后他们是随着我们的称呼称对方的，如大师母称大先生为大先生；大先生称大师母为大师母或大太太，有时称太太。白天大先生上班或在家做自己的工作，大师母则在厨房料理饭菜，有时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或休息，或吸水烟，晚上则各到各自的屋里睡觉……［2］
日子过得太苦、太乏味了。朱安的心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也枯萎了。她的情感方式，她的认识事物的角度，依然停留在乡土世界之中。世界对她来说是凝固的，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永恒。命运既然把她许配给周家，她没有理由抱怨这里的一切。西三条内的花开花落，岁月流逝，对她并不具有新奇的感觉。外面的世界不属于她，她仅仅属于逝去的日子，属于这个小小的四合院内的一切。
鲁迅1926年与许广平南下，永远离开北京城时，她没有表露出反抗的意思。她觉得自己没有为周家生儿育女，是最大的罪过。她甚至希望鲁迅早一点“纳妾”，为周家延续后代。后来，当她得知海婴诞生后，十分高兴。俞芳在回忆录中说道：“现在有了海婴，是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她自己无端加给自己的罪名，现在得到赫然赦免，怎不高兴呢！另外她还想到有了海婴，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罗大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的。于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兴。”［3］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悲剧，折射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残酷性。无爱的婚姻是几千年腐朽文化所结的苦果，鲁迅深深地尝到了这一苦果的滋味。在早期的文集《坟》与《热风》里，他不止一次地控诉了旧的生活方式与旧的道德方式的非人道性。鲁迅深深地意识到儒教文化对人的生活的窒息是何等的严酷。他几乎是用带血的笔墨，愤怒地抗议着旧的理念世界扼杀生命的罪过。鲁迅认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坟·灯下漫笔》）。在谈到对道德的看法时，鲁迅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通，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坟·我之节烈观》）在鲁迅看来，旧的道德是以长者为本位，这无疑是对幼者、对青年的摧残。因而，青年人无爱的婚姻生活，正是这种非道德的道德法则的产物。他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深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无爱的困苦：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的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4］
这是痛苦的低吟，是觉醒中的咏叹，在这里，难道不可以听见来自鲁迅心底最压抑的、真诚的声音么？
鲁迅在小说《伤逝》中，也曾哀伤地写出不幸的爱情对人的自我情感的冲击。这是他唯一的一篇爱情内容的小说。在作品中，他以精湛的笔法、悲怆的韵致，勾勒出“五四”青年寻找爱情的心灵的骚动。鲁迅对爱的幸福感的描绘，远不如对失落感的渲染。在爱情的世界里，他的确没有寻找到青春的欢愉。躯体内的青春一日日地逝去了，理想对他都成了幻影，他无法体味到青年人的爱的狂欢。留给他的，大多还是苦涩与不幸。因而，《伤逝》的悲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是融进了作者来自内心的体验。那种绝望的晦气和充满幻灭的心境，犹如一片浓浓的云雾，弥漫在小说的世界里。鲁迅看到了一个空虚的存在，一切希望、爱、欢欣，都在难以摆脱的厄运中消失了。鲁迅叹道：“四周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5］在这字里行间，寄寓着鲁迅婚恋悲剧的哀歌。它既是对命运的抗议，又是对人生价值的反诘。它给人带来的，的确是撼动心灵的力量和闪烁智慧的启示。
常常地，在鲁迅那里，我可以读出常人少有的悲慨的东西。就像吞一只苦涩的果一样，那里微微地散出各式各样复杂的味道。鲁迅对人的震撼，不是来自于巴金式的情感的宣泄，不是郁达夫式的浪漫的感伤。在鲁迅那里，可以感受到一个类似于受难的“佛”一样，于大慈大悲中辐射着爱与苦的情感激流。
鲁迅写人间的爱，写世道的风情，与任何一个传统的作家都不同。同样是描写爱情，他的笔下，绝不会出现曹雪芹作品中的风月景象，尽管两人都是悲剧的设计者。鲁迅似乎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忧郁和冷酷的情感方式，他把世间的一切，都悲剧化了。如果考察他对人的性爱的态度，大概会更深切地体味到这一点。
我曾经说过，鲁迅精神的出发点，是他的生命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的核心点，是要保存、发展人的生命。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曾深切地阐释过这一点。他说：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去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的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6］
鲁迅的这段话是了解他生命世界的一把钥匙。他后来对传统文化的抨击，对现代社会的解析，差不多都是站在解放人的生命价值的角度上进行的。在他勇猛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中，常常游荡着这种恣肆的生命意志。
我一直觉得，鲁迅的这种价值观的形成，大概与科学哲学的理论有关。他的生物学知识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是产生这一思想的根源，尔后他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吸收，更强化了这一点。所以，读他的小说和杂感，常可以看到精神分析的力量在他那里冲荡着。他从生命自身来解释社会，又从社会的现状来考察人的异化，其锐气和胆识，当不下于弗洛伊德吧？
鲁迅对生命自身的解释，是带有大悲苦的色彩的。这一点很像佛家的语味。生命的躯体在他那里，统统被灰暗的死寂笼罩着。读《伤逝》的时候，总是惊叹于作者那种极度肃杀、哀婉的情调。青年之爱，本应是热烈而纯情的，但，作者却从中体味出无奈的悲伤。个性解放与爱情自由，最终被厄运卷去。《伤逝》是一曲绝望的歌，鲁迅在现代人的婚恋悲剧中，看到了生命与社会的某种不可调和的苦痛。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中国，那些哝哝细语、天长地久的爱恋，会有么？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差不多把这些浪漫的幻曲，统统割掉了。
一个缺少爱的世界，当然不会有健全的人格，心底的情感被压抑的民族，个性是委顿的。而在委顿中所喊出的爱的声音，在鲁迅眼里，要么是凄苦的，要么便是喜剧式的滑稽。没有爱的婚姻，与禁欲中生出的虚伪的道学，使国人的心态处于一种失常的境地。因而，在鲁迅笔下，求爱与性爱，都是畸形、破碎的，有时甚至是丑陋的。翻看《阿Q正传》，阿Q思恋女人的场景，丝毫没有生命的美的庄重感，而是生出几分悲喜剧的滑稽。在令人捧腹之余，让人感受到的却是悲苦的冷意。爱已剥退了精神上的升华，仅仅剩下了本能的冲动。而这冲动，却毫不见健全的生命的阳刚之美，反而透出太多的病态的东西。在中国下层社会里，阿Q式的可怜而可爱、真实而又畸形的性爱观，是有普遍性的。在鲁夫子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背后，我们所领略的情感是沉重的。
最令人深省的，也许是对那些伪道学者的心理分析。我觉得鲁迅对人的性心理的扫描是入木三分的。读过《肥皂》的人，大约都会被作者冷酷的审判意识所震惊。四铭的“性幻觉”，夹杂了中国人内心许多阴冷的东西。本能的需求与精神的道貌岸然，竟如此可笑地纠缠在一起。中国的文化，造就出一批虚伪的君子，人们不敢正视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用异己的观念掩饰自我的苍白。行为与心理的分离，思想与生命需求的对立，使中国人渐次滑入虚假的伪态中。在《高老夫子》那里，主人公恍恍然的样子，常常让人想起中国知识者某些龌龊的品格。高老夫子除了“看戏，喝酒，打牌，玩女人”，大概不会做什么正经事情。当他在某女校谋得教员职务后，面对众多女学生，却没有一点常人的坦然、自然的做派，反而乱了阵脚。这种只有邪欲、而无健全人格的性心理，正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旧文化与旧社会的陈腐与可怕。
鲁迅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儒教与道教，对中国人的负面影响是深重的。节烈的对面是荒淫，道德的对面是伪善。鲁迅挖苦国人心态的畸形状态时写道：“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7］这种讽刺是颇为深刻的。他是从人的情欲的被极度压抑之中，看到了国人潜意识中生出的恶果。这恶果在奴隶那里，表现为一种无谓的牺牲，在上层人物和绅士、文人那里，则是一种丑态。在中国，性爱均与丑陋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悲哀！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人当然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烈女、小妾、娼妓，都是男人的牺牲品和玩偶，只是赤裸裸的性，却唯独没有爱。一切都被颠倒了，生命价值被没有道德的道德淹没着。《热风·随感录四十》曾悲愤地喊出“没有爱的悲哀”，那一句“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的慨叹，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鲁迅对国人的生命毫无暖色的慨叹实在是动人的。他的苍凉的声音中，隐含着对纯真的爱的热烈的期待！
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他才真正地寻找着，并且珍惜着人的内心最为纯正的东西。他后来与许广平的爱恋，在他那里，是付出了昂贵代价的。惟其懂得无爱的悲苦，所以才格外注重来之不易的情感。他和许广平的相濡以沫的爱恋最动人的地方，是表现在对传统的价值观的偏离上的。《两地书》中大胆地表白内心情愫的段落，可以真切地看出两人可亲可爱的人生境界。从无爱的悲苦，到爱的快活，虽然只隔一道门，但中国人迈向这一门槛的时候，却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这对苦难的中国人来说，是过于残酷和漫长了。
《伤逝》中有一句名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声音是以几代人的牺牲换来的。小说的调子尽管是哀婉的，但在描写青年男女自由结合的时候，那感情是浓烈的。有什么比获得生命的纯真的爱，更有意义呢？鲁迅看到了自由婚恋在人生中的价值。爱情、情欲，不再是一个忌讳的字眼，人应当堂堂正正寻找它，热爱它。鲁迅情感深处炽热的地方，深深地留下了这一精神痕迹。
肯定了性爱的崇高，也就肯定了生命价值的核心的东西。鲁迅是毫不掩饰他的这一观念的。我在阅读《补天》时，就惊异于作者对人的创造欲的天才的描绘。鲁迅曾解释说，《补天》是取了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补天》的光彩流溢的画面，宏大、广阔的空间，梦幻般的奇异的心灵冲动，给人以多么美的感受！鲁迅还很少写过如此迷人的神话般的场景。人的由情欲而引发出的创造的冲动，在鲁迅笔下是神圣的、美丽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像人自身创造自身那样更富有诗情的了。女娲创造生命、补苍天的伟力，显示了爱的博大与高洁。在那一幅幅楚楚动人的画面里，可以看出鲁迅内心中的少有的亢奋。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篇神话小说，在韵律与张力上，都是无法与《补天》相提并论的。
鲁迅对爱的理解，交织着许多丰富的意象。他的认识世界的出发点，是从保护、发展生命价值开始的。但他又很少单纯地从人性自身出发去解释社会现象，这避免了弗洛伊德式的片面性。在对性爱与社会道德的理解上，他与荣格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善于从社会文化的异化中，去考察人的心理状态。《补天》的写作，后来改变了原先的创作意图，其原因也是由这种思路造成的。鲁迅不相信有脱离了社会的爱，性与爱是两种不同的范畴，这也是个体与群体的道德规范制约的。鲁迅从二者之中，看到了难以契合的悲哀。因此，他警告世人，把人的创造力仅仅理解成性爱的驱使是片面的。鲁迅只把性爱看成人的生命力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是全体。所以，读他的作品，你可以觉出对生命的整体性把握，远远超出对男女性爱的单纯的静观。在他的那些关于人的道德的沦丧、情爱的困惑的作品之中，迸放的却是一种对生命的挚诚的爱，和对异于生命的客体世界的抗争之情。这就比一般的性爱问题作品在内蕴上要丰富得多了。
“爱”这个词，许多年来已被文人用得太滥了，但真正懂得它的涵义的人，恐怕并不多吧？鲁迅是一个深深懂得爱与恨的人。他明白，“爱”在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感问题，它牵涉了太多的文化现象。一个古老的民族，它的悠久的文化，有时会把人生中最根本的、也最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鲁迅一生中所思考的，正是如何使人从历史的重负中摆脱出来，还原人自己的原本的形态。他的作品，是处于“爱”与“无爱”间的挣扎，呐喊，是追求人间真性情的歌哭。在《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文集里，清晰地记录着他的情感的足迹。明明知道生命是苦寂的，但偏偏与苦寂的、无爱的人生苦斗，其悲壮的行径，如果不是因为爱使然，也许不会那么震撼后人吧？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鲁迅的情感世界，也就明白了他的作品，何以具有浓郁的人道感的因由了。
相对而言，周作人的婚恋生活，比其兄要顺利得多，平稳得多。倘用弗洛伊德的学说看，鲁迅的焦虑，周作人的平和，与爱欲的状况不同大概有关。但这也不是全部。细说起来，周作人一生中，对爱情与男女的性心理，思考得比鲁迅要多。其随笔的大部分，涉及到男女生存的困境问题，而尤以女性、婚恋、家庭为主要研究对象，可谓中国的第一个女权主义的倡导者。但周作人却很少谈及自己的婚恋生活，这是至今我们研究他最为困惑的地方。周作人那样注重女性问题，以至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精神层次如何，单就对女人的态度，便可知其大概。鲁迅的婚姻状态，我想他是十分清楚的。那是无爱的结合，其苦味，周作人大约也会感受到几分。但周作人对鲁迅的性心理，看得或许太毒，太无距离感，所以谈及鲁迅后来与许广平的同居，便不免苛刻。这一直是个令我困惑的问题。我很不愿用很坏的思路去猜度两人的冲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证的：兄弟二人的决裂的直接导因，是因为女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我想，一定是有难言之隐吧？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此前5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
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一九一九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全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全集卷一《坟》）文中所云，“……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便是他的儿童教育的意见。他对于侄儿们的希望很大，很想为他们创造出一个最适宜于发育的环境，所谓“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呐喊·故乡》）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我在拙著《关于〈弟兄〉》一文已经提及。一九一七年，他和作人还同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北平正流行着传染病猩红热，作人忽然发高热了。这可真急坏了鲁迅，愁眉不展，四处借钱，为的要延医买药。后经德国医师狄普耳诊断，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于是他第二天到部，精神焕然地笑着对我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倘若母亲在此，不会使我这样着急了。”接着又述昨夜医师到来的迟缓，和他诊断病情的敏捷，但是我看见他的眼眶陷下，还没有恢复呢！又记得一九二一年，作人养疴在香山碧云寺，因为费用浩大，鲁迅又四处奔走，借贷应急，并且时常前往护视。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太夫人谈锋极健，思想有条理，曾用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朱夫人是旧式的女子，结婚系出于太夫人的主张，鲁迅曾对我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北屋的中间，后面接出一间房子去，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彷徨》的全部以及其他许多的译著，皆写成于此。这老虎尾巴将永久成为我国人民的纪念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线充足，望后园墙外，即见《野草》第一篇《秋夜》所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 “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8］
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谈及与鲁迅的决裂，他说：“这回讲到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9］不辩解，是高明人的做法，这里有人间最深切的无可奈何之感。人之最大悲哀，在于有苦而不可言告，周氏兄弟对此的感悟，是异常悲凉的，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打击。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遥想当年，两人手足之爱，同游东瀛，共译洋文，后辗转京城，于“五四”风潮中并肩呐喊，其情其景，历历在目。而今却各自东西，目不相视，形同路人，确是人间的大悲苦。后人曾以种种目光，来揣摩二人分手的因由，其实多以神秘的哀叹而告终。或许，未来的学人于此中可演绎出许多故事，但那也只是吊吊世人猎奇心的胃口，要深味其中苦情，是大难的。我无意在此多费笔墨，亦不想断定二人是非。在人生苦海的面前，世俗的价值与理性是无力的。我于兄弟间由挚意到分手的故事，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脆弱和生命的残酷。“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周作人说得极好。在这样的人间里，人生的梦语、幻象都复归于一种虚空与寂灭。人是最无法解释自己的动物。当我们对己身与客体存在无法断言的时候，沉默，或许是最好的表达罢，此外，还会有什么呢？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两人均给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态度很明朗，站在了鲁迅一边。从后来鲁迅与三弟间的密切关系看，周作人在他们之间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周建人理解鲁迅，恐怕也是对羽太信子有看法，或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细说起来，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来，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花销颇高，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周建人后来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