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面子 第二章：节俭 第三章：勤劳 第四章：礼节 第五章：缺乏时间观念 第六章：忽视精确 第七章：误解的才能 第八章：欺骗的才能 第九章：柔顺的顽固性 第十章：智力混沌 第十一章：麻木不仁 第十二章：轻视外国人 第十三章：缺乏公共精神 第十四章：守旧 第十五章：不讲究舒适和方便 第十六章：生命力 第十七章：忍耐与坚韧 第十八章：知足长乐 第十九章：孝心 第二十章：仁慈 第二十一章：缺乏同情心 第二十二章：社会台风 第二十三章：连坐受法互相牵连 第二十四章：互相猜疑 第二十五章：缺乏信 第二十六章：多神论 泛神论 无神论 第二十七章：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需要.3
这倒并不是因为周作人不愿意，而是为了家庭日常开支弄得十分心烦。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我在北京找不到职业，在家译著有关生物学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从编辑章锡琛的通信往来中，知道他们缺人，所以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于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了，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
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块钱花掉了。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10］
与周作人的决裂，对鲁迅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忍着屈辱，搬出了八道湾。虽然那套房子是他亲自买进、亲自设计改进的，但他只能把这只苦果吞到肚子里。他不想再见到周作人一家，他觉得只有离开那里，才会摆脱所有的不快。
婚恋的悲剧与兄弟的失和，在鲁迅身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他变得更沉默寡言起来，家庭的概念已经彻底瓦解了。在搬出八道湾之前，他对朱安说过：“你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11］鲁迅告诉她，如果她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朱安懂得鲁迅的意思了。她很悲伤地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呀。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12］
沉默，长久的沉默缠着鲁迅。有什么办法呢？他的心在绞痛着，撕裂着，他几乎被窒息了。这位在新文化舞台驰骋的猛将，第一次感到生活的重负要把他拖垮了。
在这一年的8月，鲁迅迁居到砖塔胡同61号暂住，不久，为了安慰母亲，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买下了一处房子。从此，他与多年相亲相敬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
有人说，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精通性心理学的周作人，对此再清楚不过。至少在多半生里，他与羽太信子是恩爱至深的，所以他一直能过着平和的日子。鲁迅与周作人分手的最大收获，是重新选择了生活。如果不是与二弟闹翻，他或许还在旧路中徘徊着。鲁迅后来所以有了振奋精神、勇敢生活的勇气，在于他选择了生活的新的伴侣，他终于在两性爱中得到了人性的升华。
1925年3月，鲁迅结识了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开始了通信的交往。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如果不是这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他后半生的状况，或许更坏。一个多月后，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由师生渐向情侣的方向发展，随后不久，双方都投入了热恋之中。这时鲁迅已是人过中年了。他似乎已没有了青年的激情。那是成熟的生命之爱，在近于死亡了的爱欲的土壤里，所生长的，是苍绿的新芽。被强烈的传统所压榨的鲁迅，带着沉重的历史重负，果敢而艰难地迈出了爱的一步：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13］
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我一直觉得，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是他一生中最充满自由感的人生之举。拖着历史的长影，从旧的牢笼中奔跑出去，这对他，是何等艰苦而辉煌的抉择！生命是需要爱抚的，没有爱的婚姻，是人间最大的不道德。我们现在读《两地书》，便可感到鲁夫子的沉重和可爱。这用血和泪换来的人性的苏醒，对鲁迅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但鲁迅的事情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1928年，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人，给鲁迅写了这样一封信：
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后学闻之大愤，与之争辩。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彼二人时以为笑谈资料，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后学为崇拜先生之一人，故敢冒昧陈言，非有私怨于××二人，惟先生察之。
敬颂
著祉！
后学周伯超上言［14］
中国人向来好从人的私生活上做文章，欲把一个人搞臭，多以两性的关系入手，所谓马路新闻、花边消息云云，其无聊，已近于发指地步。这是世俗人的劣性，殊不为怪。但文人们对鲁迅此举的干涉，便匪夷所思了。高长虹等人对鲁迅的攻击，如今看来，可笑得很。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的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于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
舒芜先生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曾例数周作人在爱情婚姻上对鲁迅的诸多讽刺，颇为详备。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纪念》、《周作人书信·序言》、《论妒妇》、《责任》、《蒿庵闲话》、《家之上下四旁》、《谈卓文君》、《记杜逢辰君的事》、《十堂笔谈》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鲁迅多妻、纳妾、色情等等，这样的恶语，在他一生中是少见的。例如，1930年4月17日发表于《益世报》上的《中年》云：
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那么容忍也还是我们从数十年的世故中来最大的应许，若鼓吹护持似乎可以无须了罢。我们少年时浪漫地崇拜好许多英雄，到了中年再一回顾，那些旧日的英雄，无论是道学家或超人志士，此时也都是老年中年了，差不多尽数地不是显出泥脸便即露出羊脚，给我们一个不客气的幻灭。这有什么办法呢？自然太太的计划谁也难违拗它。风水与流年也好，遗传与环境也好，总之是说明这个的可怕。这样说来，得体地活着这件事，或者比得体地死要难得多，假如我们过了四十却还能平凡地生活，虽不见得怎么得体，也不至于怎样出丑，这实在要算是侥天之幸，不能不知所感谢了。
人是动物，这一句老实话，自人类发生以至地球毁灭，永久是实实在在的，但在我们人类则须经过相当年龄才能明白承认。所谓动物，可以含有科学家一视同仁的“生物”与儒教徒骂人的“禽兽”这两种意思，所以对于这一句话人们也可以有两样态度。其一，以为既同禽兽，便异圣贤，因感不满，以至悲观。其二，呼铲曰铲，本无不当，听之可也。我可以说就是这样地想，但是附加一点，有时要去综核名实言行，加以批评。本来棘皮动物不会肤如凝脂，怒毛上指栋的猫不打着呼噜，原是一定的理，毋庸怎么考核，无如人这动物是会说话的，可以自称什么家或主唱某主义等，这都是别的众生所没有的。我们如有闲一点儿，免不得要注意及此。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真恶还是要负责任，冒危险。
矛头直指鲁迅，这是无疑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为自己当汉奸辩解时亦说，自己的两个兄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弃妻”。羽太信子也把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为。《两地书》中，鲁迅记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鲁瑞面前，讲鲁迅、许广平坏话的字样，想必周作人夫妇对鲁迅择偶的不满之情，甚为深厚。其实，周作人在男女爱情上，是很明义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恋爱乃人类的进化。但为什么偏偏对鲁迅如此苛刻呢？我觉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二是从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后一种原因，我以为颇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认为，爱是不能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否则，便是非道德之举。他在谈《结婚的爱》一书时说：“篇首引圣保罗《与罗马人书》的一句，‘爱是不加害与人的’，可以说是最深切的标语。有些人知道两性要求的差异，以为不能两全，只好牺牲了一方面，‘而为社会计，还不如把女子牺牲了’，大多数男子大约赞成这话。但若如此，这决不是爱了，因为在爱里只有完成，决没有牺牲的。要实现这个结婚的爱，便只有这相互的调节一法，即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这虽然在男子是一种束缚，但并非牺牲，或者倒是祝福。我们不喜那宗教的禁欲主义，至于合理的禁欲原是可能，不但因此可以养活纯爱，而且又能孕育梦想，成文艺的种子。我想，欲是本能，爱不是本能，却是艺术，即本于本能而加以调节者。向来的男子多是本能的人；向来的爱只有‘骑士的爱’才是爱，一落在家庭里，便多被欲所害了。”［15］周作人在这里明确地表明了欲与爱的区别。他是站在女权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的婚恋，不可谓不深刻。鲁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来，鲁迅此举，多源于欲，而非爱。此事拯救的是鲁迅，牺牲了的是朱安。所以他在许多文章里，痛骂中国的多妻主义，《记杜逢辰君的事》说：“一个人过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尝过，这以后如不是老成转为少年，重复想纳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渐趋于为人的。”周作人的观点，可谓代表了家族势力的意见，但细想一下，亦有破绽之处。问题是，鲁迅与朱安的结合，在道义上是否合于人性？倘这个前提不弄明，结论便不好下。包办婚姻在晚清是一种风俗，谈不上什么爱情。一个人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痛苦，从人性的理论看，亦无道德可言。对于像鲁迅这样一个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选择自己的爱，现代人恐怕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朱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牺牲品。这确是一个残酷的选择。人要在自我超越中，达到“自他两利”，是多么的艰难！鲁迅内心深处，或许也有这种无奈吧？
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鲁迅曾写道：“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16］这其中，也含有对朱安这类女性的哀怜。鲁迅实际上是反对多妻主义的，亦主张男女的平等。把鲁迅后来的爱情选择看成多妻主义，是一种错觉，或者可说是恶意的判断。鲁迅曾说：“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17］鲁迅是站在女人的角度，来思考男女的爱情上的平等的。这里涉及到道德的自我界定。什么是合理的道德呢？“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18］我觉得这是很深刻的内省。鲁迅在选择对许广平的爱时，并非没有考虑到朱安的存在。在处理爱情问题上，他十分的自卑，也慎重万分。《两地书》中，鲁迅曾谈及自己性格中妥协的一面。读起来亦有伤感之叹。但这种伤感，正如王得后先生所谈，并非什么“负罪”之感，而是充满了悲剧意识。许广平针对鲁迅的忧虑，曾这样说道：
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按：这里指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19］
迈出这一步，走向爱的王国，这在鲁迅那里，是极其艰难的。读《两地书》，可感受到两性间纯粹而博大的爱。那种血的声音，显示着人类天良的美色，绝无周作人所说的无聊之意。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在中国现代史上，是难得的两性挚爱的文本，那里毫无世俗的卿卿我我之情，其中隐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那里留有现代先驱者，在传统的压迫中，怎样艰难地爬出人生的苦门，以人的声音，向世间发出的苦诉和战叫。每次读到鲁夫子忍痛咀嚼人生苦果的文字，便被异样的感情罩住。它所折射出的，乃东方人生哲学中最神奥的光泽。那里有血，有泪，有漫长的荆棘，也有满身血痕的斗士的风采。周作人对这一世界的领会，其吞吐、敌意的口语，大概是不得其真义的。
也许，爱永远是一个谜，男人与女人，也永远是一个谜。我们绕不过这一存在，从远古到现代，乃至今天。但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承受着，寻觅着，创造着。生命的价值，或许就存在于这种艰难的选择之中。
注 释
［1］ 《鲁迅全集》第十四卷，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3］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 《鲁迅全集》第一卷，322-3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 《鲁迅全集》第二卷，1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 《鲁迅全集》第一卷，1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鲁迅全集》第三卷，5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8］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9］ 《知堂回想录》，42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0］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11］ ［12］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2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 转引自王得后：《〈两地书〉研究》，27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234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16］ 《鲁迅全集》第一卷，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7］ 《鲁迅全集》第一卷，1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8］ 《鲁迅全集》第一卷，1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2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理解鲁迅难，懂得周作人亦非易事。细读两人的全部文章，常使我感到难言的沉重。这不仅是那些文字所释放的信息给人以复杂的感应，更主要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常常使他们处于尴尬的、甚至绝望的境地。我一直觉得，两人身上有着殊途同归的一面。这感觉似乎不着边际，亦有悖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的评价，但事实是，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态的中国人生的叛逆，不过一个趋于挣扎、搏击，另一个空手道般地隐于苦难的大泽，其形态虽不同，根底大致拴在一个基点上。懂得鲁迅的，莫过于周作人；同样，深解周作人的，乃是同胞长兄。因为彼此太了解，又深谙对方之短，不相容，便十分自然。我一直认为，倘若不是羽太信子的存在，二周的分手，是迟早的事情。我们顺着两人文章的脉络梳理一下，便可知道二水分流的必然了。
周作人一向是反对压制个性的，他始终主张多样性，主张宽容，把自由当成社会发展的目标，这善良的主张多少有点乌托邦，像朝雾般朦胧好看。他实际上也是这样默默履行着自己的信念。这一信念的基础，来自于对当时中国现存秩序的绝望。但他的价值理想，是雕刻的花朵，看起来很好，实则无香味，总觉得像书斋的奇想，一到现实，便要碰壁。读他在西山养病时写的那组文章，便可感到幻灭的哀叹。真正纯粹的宽容和个性主义，在一个专制的社会，是难以生存的。所以，最后走向自身，回到内心，闭门读书，便是这一价值理想的归宿。因此说，这种以静制动的生存方式，改良社会，甚难。周作人开的药，便没有实效。但这确是中国社会应达到的目标，虽然缥缈，可其文化方面的隐喻，便非三言两语可以引述出来。我觉得至少在人生境界上，他高于同代的许多人，可惜他生在忧患甚深的中国，在一个没有健全理性的世界里，他的思路，要么毁灭，要么隐退于冷寂中，出路是没有的。不管他的声音何等的优雅，在骨子里，还是脆弱的。
鲁迅是主张战斗的，有以恶报恶的独行精神。这恰好与二弟形成反差。就其思想的出发点而言，他们均基于一种人道的和个性的立场上。读“五四”前后兄弟两人的文字，思想大致是相同的。问题是，在通往改造国民性之路的走法上，两人相差太大。鲁迅是反对任何的妥协和宽容的，至少在对恶势力的态度上，他的手段与尼采乃至俄苏文化精神多有相近的一面。这里有文化背景的因素，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认知的差异。鲁迅内心有着太多的痛苦，他知道以温情的方式对待苦难乃是笑谈。所以当周作人大谈宽恕和“新村理想”时，他并不以此为然。他何尝不懂得宽容与不偏不倚的好处？但他却深切地感到，除了反抗与呐喊，消沉地退到书斋，是自欺的骗术。他宁可走一条自毁的险路，在呼号中体现生命的价值，但也不愿恬静地躲在书房中，以麻木与自娱来消磨时光。这一选择，常人是做不到的，至少像我们这些读书人，就难以有这种决然的态度。那种自虐般的心灵角斗，不仅古中国历史上少有，即是当代文人中，也很鲜见。鲁迅是奇人，他视角里的世界，布满了黑暗与绝望。他很少理想主义地向你预约什么，承诺什么。他仿佛一个茫然而自信的过客，在深山大泽中不息地穿行，不知道去哪里，然而只有走，断然地拒绝了一切停息的诱惑。这种看似病态、而实则充满了片面的深刻的人生选择，它本身所折射出的生存隐喻，是十分深厚的。这仿佛卡夫卡、加缪般的具有形而上的寓意。我们在这颗绝望的灵魂里，体味的不仅是人生的，更主要是哲学的预言。人类遇到苦难之后，任何人，都难以逃离这一预言，虽然人们对苦难的领略有深浅之别。
而周作人的默无声息的沉思中，不也迸放着这种苦涩的预言么？读他的文章，便想起寺庙中的僧侣，悠然平和之中，何尝没有大悲苦于斯？不过是没有跳入尘世，与俗界周旋而已。入世苦，逃世也苦，这是人生的无奈。我觉得周作人对人生幸福的怀疑，其程度并不亚于鲁迅。1923年7月，他与哥哥分手后，曾写过《寻路的人》一文，读起来，便很有难言的苦涩：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单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但说起来去挣扎着，实际上并不敢像鲁迅那样决然地前行着。所以文字中有时又不免多一点遁世的逍遥。《雨天的书》的自序云：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周作人的语言看似平淡，但毕竟还可品出其中隐含的无奈与自娱。那时候他已与鲁迅分手几个月了，内心的创伤，也不必言说。家事国事系于一身，除了无奈中的自娱，似乎并无更好的选择。这是真正的大悲哀。但我以为他的写作状态，毫无俗态，至少那种不漫不躁的境界，倘不是高雅的修炼，殊难做到。所以，我很佩服他的这种状态，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浅薄的人做这种文章，易流于俗，而他确是达到了一种境界。把苦涩的变成甜意，将阴郁转变为明快，不是高人，很难为之。明代文人的小品，有一种这样的调子，但决无周作人那样冲淡。这是只有在西方文明与东方文化中沐浴数十年才会有的大境界。这恰好和鲁迅的风骨相互映照，耸立着两座奇异的峰峦。现代文人直面苦难时，都会遇到这两人的难题。他们无意之间，为后人应付人生困境，留下了两道无法超越的精神范式。
1920年底到1921年9月，周作人大病一场，这对他的精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病中的人，往往在与尘世稍隔的一瞬，悟到一些什么，想起一些什么。像他这样一种内向、敏感而又多学识的人，在那10个月的苦寂中，所获所得，是超过常人的。我翻看他在西山养病时写的小品，很惊异于他的大彻后的清雅肃寂，那是怎样哀怜隐痛的人间情怀。以往厉言正色的论述一时隐去了，乐观的理性勾勒也无迹可寻。在他那儿，猛然间冒出那么多感伤而冷静的咏叹，仿佛一时间得到了仙风道骨，谈吐之间，多佛道之气。我似乎一下子看到了他精神的原色，《山中杂信》如同天上来文，清悠悠的文体里，散着妙理奇言。此前人们还没有看到他写过这样冲淡的文字，既无理趣的演义，又不是无边际的歌吟，那是从骨子里流出的人间真言，迷茫与感伤，哀叹与悲怜，均于此间散发着，流动着。
这很类似于鲁迅在补树书屋那里抄古碑文的心境。虽无鲁迅那样黯然的绝望，但悲观的程度，是不差上下的。有趣的是，住院和休养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大量地读起佛经，对释氏的兴趣忽地增长起来。查鲁迅日记，有下述记载：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取回《佛本行经》二本。”（1921年4月2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带回《出曜经》一部六本。”（1921年4月12日）
“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起世经》二本，《四阿含暮抄解》一本。”（1921年4月27日）
“午后往山本病院视二弟，持回《楼炭经》一部。”（1921年4月30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当来变经》等一册。”（1921年5月10日）
“下午往卧佛寺购佛书三种，二弟所要。”（1921年6月14日）
“下午至卧佛寺为二弟购佛经三种，又自购楞伽经论等四种共八册……”（1921年6月18日）
“上午往山本医院为潘企莘译。往卧佛寺为二弟购《梵网经疏》、《立世阿毘昙论》各一部。”（1921年6月22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晚得二弟信并《大乘论》二部。”（1921年6月27日）
此前，周作人是接触过佛经的。刚至北京时，鲁迅书房里，也堆着大量的此类书籍。此时他忽地潜心阅读经书，固然有消遣的一面，但内心有苦，是确实的。《山中杂信》中，便有佛的声音，隐隐地，像缓缓的闷雷，在文字的背后响动着：
伏园兄：
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云寺在山腹上，地位颇好，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而且又是连日下雨，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终日只是起卧屋内罢了。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天气也就颇冷了。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晾着，这两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干燥，反使他更加潮湿。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不知你以为何如？
寺内的空气并不比外间更为和平。我来的前一天，般若堂里的一个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说他偷寺内的法物，先打了一顿，然后捆送到城内什么衙门去了。究竟偷东西没有，是别一个问题，但吊打恐总非佛家所宜。大约现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业”的三纲五常一样，早已成为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这永为弃物的波罗夷罪，并无妨碍，只要有权力，便可以处置别人，正如护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间也一点都不以为奇。我们厨房的间壁，住着两个卖汽水的人，也时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两个少年的伙计，连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摆摊，所以更容易争闹起来。前天晚上，他们都不愿意烧饭，互相推诿，始而相骂，终于各执灶上的铁通条，打仗两次。我听他们叱咤的声音，令我想起《三国志》及《劫后英雄略》等书里所记的英雄战斗或比武时的威势，可是后来战罢，他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受伤，更是不可思议了。从这两件事看来，你大约可以知道这山上的战氛罢。
因为病在右肋，执笔不大方便，这封信也是分四次写成的。以后再谈罢。
文字是美的，调子也缓缓的。我在这儿感到了一股冷气。离他倡导“新村”精神还不到两年，思想便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有“谜”在其中的。或是生活发生了危机，或是信念有了变化，或是二者兼有之，不得而知。人生是奇怪的。乐观主义的倡导者，往往心里并不乐观。因为精神残缺之故，便要以另一方法代偿之，而心底的深处，依然是残缺的。鲁迅大概也有这类的体验。所谓“始于呐喊，终于彷徨”，根底大概还是多彷徨的吧。总之，兄弟二人那时确实遇到了心理障碍，心境之苦，非为外人所道也。1921年5月27日，鲁迅在经历了半年护理弟弟的辛苦期后，决定把他送到西山疗养。那日的日记云：“二十七日，晴。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想一想那时他一人独自饮酒的情形，便可见出鲁迅的悲哀之深。二弟的苦状其实亦在深深地折磨着他，似乎用不着彼此的抚慰。在可怜的世间，大家同样是可叹的过客。世上本没有路，远方的不过是影的召唤。周氏兄弟差不多被推向了同样的绝壁上。当两人相视对坐、无语交流的时候，人间的一切苦乐，便同时在沉默中化为虚无了。
几乎很少有人会体会到两人的无奈。这是精神的无根漂泊的怅然的日子，正像一朵云，不知道会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在《昼梦》中，周作人叹道：
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与惊恐。
严冬的早晨，在小胡同里走着，遇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充血的脸庞隐过了自然的红晕，黑眼睛还留着处女的光辉，但是正如冰里的花片，过于清寒了，——这悲哀的景象已经几乎近于神圣了。
胡同口外站着候座的车夫，粗麻布似的手巾从头上包到下颔，灰尘的脸的中间，两只眼现出不测的深渊，仿佛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看不见地逼人，我的心似乎炙的寒颤了。
我曾试我的叫喊，却只有返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处去祈求呢？只有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了。
要去信托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我的信心却又太薄弱一点了。
这是弱者的声音，调子几乎没有什么亮色了。鲁迅也绝望过，哀叹过，但仿佛并不一意滑向消沉，他的文字，往往还透着生命的昂扬之力，是深沉的自省与内创，一种不甘沉寂的突奔常常在那里流动着。《野草》写过客的孤苦，并不像周作人软弱的沉下去、沉下去，而是与绝望抗争地奔走。周围的荒凉由于过客无畏的前行而泛起生命不息的光泽。你可以从中领略到灰色与死灭，但绝无宁静的消沉和无力的感叹。试看《影的告别》，鲁迅这样描述他的心境：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愿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在悖论中的鲁迅，无数次重复着自己的生命内觉，这内觉越来越向上升腾着，我读出了其中的形而上的意味。《野草》是哲学的，那上面写着一个生命的谶语，那是自老庄以来的中国文化所从未滚动过的声音。读这类的文字，我便想起周作人的消沉期的咏叹。坦率讲，他在人性的深度上，是不及鲁迅的。但周作人的苦恼意识中，还常常有健全理性的支撑，一种雅态的涂饰。而鲁迅则撕碎了一切理性之网，进入了完全无序的混沌里。这种混沌又不类西方非理性主义的玄奥的低语，而恰恰是生命之流原色的流淌。犹如地火突地喷吐出来，无规则、无情面地流动。但它压迫着你，使你从这血色的世界里，感受到伟大的热力。周作人永远也没有这样的热力，他仿佛一道清风，除了给你爽快，便不再有什么，虽然它永远散着诱人的情致。
懂得了人生的苦，这便是周氏兄弟创作中的一种文化的自觉。一切乌托邦的预约，在他们那里失去了颜色。读周氏兄弟的文字，不能不注意那种对付苦的态度。他们的全部人生哲学，差不多都写在咀嚼苦难的历程里。只有看懂了这些作品，你才会懂得，“五四”过后，何以只有周氏兄弟等少数作家，如此长久地被人们谈起。那些浅薄地叫喊痛苦与不幸的文人，在他们面前，确是要失去亮度的。
40岁，按当代人的目光，还不属真正意义的中年，至少还拖着青年时代的影子。但周氏兄弟，却已把自己当成老年了。他们那么敏感于自己生命的流逝，对体内的青春的永诀，似乎格外看重。但他们“五四”以后从未以一个青年人的口吻，或者是带着青年的激情写作过。最初的散文创作，在我看来，蒙上了太厚的中老年式的感觉，但又不像传统老人那么古拙、迂执。这很奇特，从年龄的角度来分析两人的时空感，或许可以找到一个问题的提示。我认为暮色的雄厚与悲壮，在他两人身上，表现得是格外突出的。此无它，不仅是对已逝的生命的眷恋，更主要的，乃是对生命价值的苍凉的体味。这种生命的自我觉态，使他们的世界的背后，一直散发着人的最真切的气息。迷茫的、自信的、哀伤的……这个灵与肉的碰撞，昭示着他们精神的深与情欲的深。
周作人在《过去的生命》中写生命的流逝声，是真切而哀伤的：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那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的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在纸上乱点，
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他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的床头走过去了。
这是周作人在病中写下的句子，毫无30年代以后那种雅态，它是作者原我的袒露，也无遮掩气。这是写给自己的，是生命对生命自身的低语。人大概只有在病中，才会有这类刻骨的感觉。聆听着岁月在身边滑过，意识到春要过去，夏要过去，晚秋与深冬也要过去，内心深处，会有更深的失落感吧？这一点，鲁迅的体悟，要更为深切。《野草·希望》写道：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飘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1］
……
衰老感，以及对体外世界的复杂的态度，构成了鲁迅世界异样的声调。但鲁迅对生命的内省，总有一种刺耳的声音，似乎涌动着不甘于失败的勇气。这大概是周作人所不具有的。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不可重复性，那感觉便带着无奈的苦涩。人在静思冥想的时候，或许多少有点这类的怅惘，感伤也并不是顾影自怜的做作。我以为问题是如何对待己身，怎样直面生活，这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吧。
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于是便有了对下一代人的爱怜，对青春的歆羡，也便有了父爱意识。周氏兄弟，他们的父爱感一直在作品中迸射着。读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灯下漫笔》、《我之节烈观》，周作人《荆棘》、《小孩》、《儿童的文学》等，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但都不是教训的口吻，而是站在生命价值的角度，以生命对生命的同情，爱抚，来拓展艰难的人生之路。周氏兄弟似乎有着一种与天下弱小者同呼吸的使命，这不仅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更体现在创作里。鲁迅的肃杀，周作人的沉静，似乎都有这种东西。
常人是不会那么敏感地去倾听自己生命的流逝声的。用简单的自恋来解释它，或许并不合适。他们的奇特性在于，其思维之网，均超过了正常人的感觉阈限，智者们从不会纯然地沉浸于世俗的欢娱里，那种竦身一摇，跳将出来反观众生的冷然态度，便是视野超常的根本缘由。周氏兄弟是昏睡的夜的少有的清醒者。周围是广大的黑暗的世界。他们知道自己处于何处，但却无奈于路的选择。看两人的作品，常常便使人感到“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于是便以老年人的口吻，叙述着苍冷的世间的故事，绝望与哀痛，长久地萦绕在他们的世界里。在这两个不安的灵魂里，我读到了现代人最为深重的生存困境。
因为心里太寂寞，于是便从艺术里寻找解脱的方式，两人似乎都说过类似的话。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说：
……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想像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我并不想这些文章会于别人有什么用处，或者可以给予多少怡悦；我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的目的……
我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慰安；夹杂读书，胡乱作文，不值学人之一笑，但在自己总得了相当的效果了。或者国内有和我心情相同的人，便将这本杂集呈献与他；倘若没有，也就罢了。——反正寂寞之上没有更上的寂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