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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作人 当前章节:15484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19:18

她们尝过了人生的幸福和不幸,得到了她们各自的生活与恋爱,都是她们的自由以及责任,就是我们为父母的也不必而且不能管了,——然而所谓社会却要来费心。他们比父亲丈夫更严厉地监督她们,他们造作谣言,随即相信了自己所造作的谣言来加裁判。其实这些事即使是事实也用不着人家来管,并不算是什么事。我的长女是二十二岁了,(因为她是我三十四岁时生的,)现在是处女非处女,我不知道,也没有知道之必要,倘若她自己不是因为什么缘故来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把她教养成就之后,这身体就是她自己的,一切由她负责去处理,我们更不须过问。便是她的丈夫或情人--倘若真是受过教育的绅士,也决不会来问这些无意义的事情。这或者未免太是乌托邦的了,我知道在智识阶级中间还有反对娶寡妇的事,但我总自信上边所说的话是对的,明白的人都应如此。

文明是什么?我不晓得,因为我不曾研究过这件东西。但文明的世界是怎样,我却有一种界说,虽然也只是我个人的幻觉:我想这是这样的一个境地,在那里人生之不必要的牺牲与冲突尽可能地减少下去。我们的野蛮的祖先以及野蛮的堂兄弟之所以为野蛮,即在于他们之多有不必要的牺牲与冲突。他们相信两性关系于天行人事都有影响,与社会的安危直接相关,所以取缔十分地严重,有些真出于意表之外。现在知道这些都是迷信,便不应再这样的做,我想一个人只要不因此而生添痴狂低能以贻害社会,其余都是自己的责任,与公众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这又是理想的话,至少现在难能实现,但文明的趋势总是往这边走;或者这说给没有适当教养的男女听未免稍早,但在谈论别人的恋爱事件的旁观者不可不知道这个道理,努力避去遗传的蛮风。

我现在且让一步承认性的过失,承认这是不应为的,我仍不能说社会的严厉态度是合于情理。即使这是罪,也只是触犯了他或她的配偶,不关第三者的事。即使第三者可以从旁评论,也当体察而不当裁判。“她”或者真是有“过去”,知道过一两个男子,但既然她的丈夫原许了,(或者他当初就不以为意,也未可知,)我们更没有不可原许,并不特别因为是自己的女儿。我不是基督教徒,却是崇拜基督的一个人:时常现在我的心目前面令我最为感动的,是耶稣在殿里“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的情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我们读到这里,真感到一种伟大和神圣,于是也就觉得那些一脸凶相的圣徒们并不能算是伟大和神圣。我不能摆出圣人的架子,说一切的罪恶都可容忍,唯对于性的过失总以为可以原许,而且也没有可以不原许的资格。

那些伪君子--假道学家,假基督教徒,法利赛人和撤都该人等,却偏是喜欢多管这些闲事,这是使我最觉得讨嫌的。假如我有一个敌人,我虽愿意和他拼个你死我活,但决不能幸乐他家里的流言,更不必说别人的事了。你们伪君子平常以此为乐,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依恃自己在传统道德前面是个完人,相信在圣庙中有你的分,便傲慢地来侮蔑你的弟妹,说“让我来裁判你,”至多也总是说,“让我来饶恕你。”我们不但不应裁判,便是饶恕也非互相饶恕不可,因为我们脆弱的人类在这世界存在的期间总有着几多弱点,因了这弱点,并不因了自己的优点才饶恕大。你们伪君子们不知道自己也有弱点,只因或种机缘所以未曾发露,却自信有足以凌驾众人的德性,更处处找寻人家的过失以衬贴自己的贤良,如把别人踏得愈低,则自己的身份也就抬得愈高,所以幸灾乐祸,苛刻的吹求,你们的意思就只是竭力践踏不幸的弟妹以助成你的得救!你们的仲尼耶稣是这样的教你的么?你们心里的淫念使你对于淫妇起妒忌怨恨之念,要拿石头打死她们,至今也还在指点讥笑她。这是怎样可怜悯可嫌恶的东西!你们笑什么?你们也配笑么?我不禁要学我所爱读的小说家那样放大了喉咙狠命的叫骂着说,

…………

这篇东西似乎未完,但因为是别人的文章,我不好代为续补。看文中语气,殆有古人所谓“老牛抵犊”之情,篇名题作《抱犊谷通信》,文义双关,正是巧合也。编者又记。

(1925年2月发表,选自《谈虎集》)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雨村兄:①

长久没有通信,实在因为太托熟了,况且彼此都是好事之徒,一个月里总有几篇文字在报纸上发表,看了也抵得过谈天,所以觉得别无写在八行书上之必要。但是也有几句话,关于《妇人杂志》的,早想对你说说,这大约是因为懒,拖延至今未曾下笔,今天又想到了,便写这一封信寄给你。 ——

①时商务印书馆办有《妇女杂志》,主编章锡琛(1889-1969)字雪村,浙江绍兴人,与周作人、鲁迅很熟。周作人这里故意将《妇女杂志》改称《妇人杂志》,又由“雪村”点化出“雨村”,似有暗示,又系杜撰虚设,是一种“游戏笔墨”,周作人的友人钱玄同也常爱用。

我如要称赞你,说你的《妇人杂志》办得好,即使是真话也总有后台喝采的嫌疑,那是我所不愿意说的,现在却是别的有点近于不满的意见,似乎不妨一说。你的恋爱至上的主张,我仿佛能够理解而且赞同,但是觉得你的《妇人杂志》办得不好,--因为这种杂志不是登载那样思想的东西。《妇人杂志》我知道是营业性质的,营业与思想--而且又是恋爱,差的多么远!我们要谈思想,三五个人自费赔本地来发表是可以的,然而在营业性质的刊物上,何况又是the lady’s journal……那是期期以为不可。我们要知道,营业与真理,职务与主张,都是断乎不可混同,你却是太老实地“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虽不愧为忠实的妇女问题研究者,却不能算是一个好编辑员了。所以我现在想忠告你一声,请你留下那些“过激”的“不道德”的两性伦理主张预备登在自己的刊物上,另外重新依据营业精神去办公家的杂志,千万不要再谈为ladies and gent1emen所不喜的恋爱:我想最好是多登什么做鸡蛋糕布丁杏仁茶之类的方法以及刺绣裁缝梳头束胸捷诀,--或者调查一点缠脚法以备日后需要时登载尤佳。《白话丛书》里的《女诫注释》此刻还可采取转录,将来读经潮流自北而南的时候自然应该改登《女儿经》了。这个时代之来一定不会很迟,未雨绸缪现在正是时候,不可错过。这种杂志青年男女爱读与否虽未敢预言,但一定很中那些有权威的老爷们的意,待多买几本留着给孙女们读,销路不愁不广。即使不说销路,跟着圣贤和大众走总是不会有过失的,纵或不能说有功于世道人心而得到褒扬。总之我希望你划清界限,把气力卖给别人,把心思自己留起,这是酬世锦囊里的一条妙计,如能应用,消灾纳福,效验有如《波罗密多心咒》。

然而我也不能赞成你太热心地发挥你的主张,即使是在自办的刊物上面。我实在可叹,是一个很缺少“热狂”的人,我的言论多少都有点游戏态度。我也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但是如法国拉勃来(rabelais)那样只是到“要被火烤了为止”,未必有殉道的决心。好像是小孩踢球,觉得是颇愉快的事,但本不期望踢出什么东西来,踢到倦了也就停止,并不预备一直踢到把腿都踢折,--踢折之后岂不还只是一个球么?我们发表些关于两性伦理的意见也只是自己要说,难道就希冀能够于最近的或最远的将来发生什么效力?耶稣,孔丘,释迦,梭格拉底的话,究竟于世间有多大影响,我不能确说,其结果恐不过自己这样说了觉得满足,后人读了觉得满足--或不满足,如是而已。我并非绝对不信进步之说,但不相信能够急速而且完全地进步:我觉得世界无论变到哪个样子,争斗,杀伤,私通,离婚这些事总是不会绝迹的。我们的高远的理想境到底只是我们心中独自娱乐的影片,为了这种理想,我也愿出力,但是现在还不想拼命。我未尝不想志士似的高唱牺牲,劝你奋斗到底,但老实说我惭愧不是志士,不好以自己所不能的转劝别人,所以我所能够劝你的只是不要太热心,以致被道学家们所烤。最好是望见白炉子留心点,暂时不要走近前去,当然也不可就改入白炉子党,——白炉子的烟稍淡的则候仍旧继续做自己的工作,千万不要一下子就被“烤”得如翠鸟牌香烟。我也知道如有人肯拼出他的头皮,直向白炉子的口里钻,或者也可以把他掀翻;不过,我重复他说,自己还挤不出,不好意思坐在交椅里乱嚷,这一层要请你原谅。

上礼拜六晚写到这里,夜中我们的小女儿忽患急病,整整地忙了三日,现在虽然医生声明危险已过,但还需要十分慎重的看护、所以我也还没有执笔的工夫,不过这封信总得寄出了,不能不结束一句。总之,我劝你少发在中国是尚早的性道德论,理由就是如上边所说,至于青年黄年之误会或利用那都是不成问题,这一层我不暇说了,只把陈仲甫先生一九二一年所说的话(《新青年》随感录一一七)抄一部分在后面:

青年底误会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现代青年底误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专门把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课…;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你说要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就悍然以为大家朋友应该养活他。你说青年要有自尊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害言了……

你看,这有什么办法,除了不理它之外?不然你就是只讲做鸡蛋糕,恐怕他们也会误解了,吃鸡蛋糕吃成胃病呢!匆匆不能多写了,改日再谈。

十四年四月十七日,署名。

(1925年4月作,选自《雨天的书》)

黑背心

我不知怎地觉得是生在黑暗时代,森林中虺蜴虎狼之害总算是没有了,无形的鬼至却仍在周围窥伺,想吞吃活人的灵魂。我对于什么民有民享,什么集会言论自由,都没有多大兴趣,我所觉得最关心的乃是文字狱信仰狱等思想不自由的事实。在西洋文化史里中古最牵引我的注意,宗教审问所的“信仰行事”(anto da fe)喽,满画火焰与鬼的黑背心(sambenito)喽,是我所顶心爱的事物,犹如文明绅士之于交易所的消息。不过虽有这个嗜好而很难得满足,在手头可以翻阅的只是柏利(bury)教授的《思想自由史》和洛柏孙(robertson)的《古今自由思想小史》等,至于素所羡慕的黎(h·lea)氏的《中古及西班牙宗教审问史》则在此刻“竭诚枵腹”的时候无缘得见,虽然在南城书店的尘封书架上看见书背金字者已逾十次,但终未曾振起勇气抽出一卷来看它一看。

日本废姓外骨的《笔祸史》早看过了,虽有些离奇的地方,不能算什么,倘若与中国相比。在内田鲁庵的《(左反犬右莫)之舌》里见到一篇讲迫害基督教徒的文章,知道些十六世纪时日本政府对于所谓邪宗门所用的种种毒奇的刑法,但是很略,据说有公教会发行的《鲜血遗书》及《公教会之复活》两书记载较详,却也弄不到手。最近得到姊崎正治博士所著《切支丹宗门之迫害及潜伏》,知道一点迫害者及被迫害者的精神状态,使我十分高兴。切支丹即“南蛮”(葡萄牙)语christan的译音,还有吉利支丹,鬼理死丹,切死丹等等译法,现代记述大都采用这个名称,至于现今教徒则从英语称christian了。书中有几章是转录当时流传的鼓励殉道的文书,足以考见教徒的心情,固然很可宝重,但特别令我注意的是在禁教官吏所用的手段。其一是恩威并用,大略像雍正之对付曾静,教门审问记录第七种中有这一节话可供参考:“先前一律处斩,挂杀或火焚之时,神甫仍时时渡来,其后改令弃教,归依日本佛教,安置小日向切支丹公所内,赏给妻女,神甫则各给十人口粮,赐银百两,讯问各项事情,有不答者即付拷问,自此以后教徒逐渐减少”。如意大利人约瑟喀拉(giuseppe chiara)弃教后入净土宗,纳有司所赐死刑囚之妻,承受其先夫的姓名曰冈本三右卫门,在教门审问处办事,死后法号“入专净真信士”,即其一例。

其二是零碎查办,不用一网打尽的办法。教门审间记录第五种中有一条云,“如有人告密,举发教徒十人者,其时应先捕三人或五人查办,不宜一举逮捕十人。但“有‘特别情形之时’应呈请指示机宜办理”。不过这只是有司手段之圆滑,在被迫害者其苦痛或更甚于一网打尽。试举葛木村权之丞妻一生三十三年中的大事,可以想见这是怎样的情形。

1636生

59母病死

60夫权之丞被捕旋死刑

61先夫之妹四人被捕

62夫妹四人死刑

侄婿权太郎被捕

再嫁平兵卫

65夫弟太兵卫夫之从妹阿松被捕 66夫弟太兵卫死刑

夫之从妹阿渊被捕

67本人与先夫之继母同被捕

68本人与夫之从妹二人同时死刑

夫平兵卫被捕

72夫平兵卫死刑

其三是利用告密。据延宝二年(1674)所出赏格,各项价目如下:

神甫 银五百枚

教士 银三百枚

教友 银五十或一百枚

这种手段虽然一时或者很有成效,但也担负不少的牺牲,固为这恶影响留下在国民道德上者至深且大。在中国则现今还有些人实行此策,恬不为怪,战争时的反间收买,或互出赏格,不必说了,就是学校闹潮的时候,校长也常用些小手段,“釜底抽薪”,使多数化为少数,然而学风亦因此败坏殆尽。还有旧式学校即在平时也利用告密,使学生互相侦察秘密报告于监督,则尤足以使学生品格堕落。据同乡田成章君说他有一个妹予在一教会女校读书,校规中便有奖励学生告密的文句,此真是与黑暗时代相称之办法。

我们略知清朝诛除大逆之文字狱的事迹,但是排斥异端之禁教事件却无从去查考,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如有这样的一部书出现,我当如何感激,再有一部佛教兴废史那自然是更好了。读《弘明集》《佛道论衡》等书,虽是一方面之言,也己给予我们不少的趣味与教训,若确系统的学术的叙述,其益岂有限量,我愿预约地把它写入“青年必读书”十部之内了。

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之养成。此刻现在决不是文明世界,实在还是二百年前黑暗时代,所不同者以前说不得甲而现今则说不得乙,以前是皇帝而现今则群众为主,其武断专制却无所异。我相信西洋近代文明之精神只是宽容,我们想脱离野蛮也非从这里着力不可。着力之一法便是参考思想争斗史,从那里看出迫害之愚与其罪恶,反抗之正当,而结果是宽容之必要。昔罗志希君译柏利的《思想自由史》登在《国民公报》上,因赴美留学中辍,时时想起,深觉得可惜,不知他回国后尚有兴致做这样工作否?我颇想对他劝进,像他劝吴稚晖先生似的。

十四年六月

(1925年6月作,选自《雨天的书》)

吃烈士

这三个字并不是什么音译,虽然读起来有点佶屈聱牙,其实乃是如字直说,就是说把烈士一块块地吃下去了,不论生熟。

中国人本来是食人族,象征他说有吃人的礼教,遇见要证据的实验派可以请他看历史的事实,其中最冠冕的有南宋时一路吃着人腊去投奔江南行在的山东忠义之民①。不过这只是吃了人去做义民,所吃的还是庸愚之肉,现在却轮到吃烈士,不可谓非旷古未闻的口福了。

前清时捉到行刺的革党,正法后其心脏大都为官兵所炒而分吃,这在现在看去大有吃烈士的意味,但那时候也无非当作普通逆贼看,实行国粹的寝皮食肉法,以维护纲常,并不是如妖魔之于唐僧,视为十全大补的特品。若现今之吃烈士,则知其为--且正固其为烈士而吃之,此与历来之吃法又截然不同者也。

①关于人腊的事,周作人在其文章中曾一再提及,1947年9月所作打油诗《往昔·修禊》中并有“哀哉两脚羊,束身成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等句。周作人自认后二句是“决绝明快”的“神来之笔”;并且说:自己“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本文即是如此。周作人又说,此类文章“索解人殊不易得”,准“鲁迅在时最能知此意”。

民国以来久矣没有什么烈士,到了这回五卅——终于应了北京市民的杞天之虑,因为阳历五月中有两个四月,正是庚于预言中的“二四加一五”--的时候,才有几位烈士出现于上海。这些烈士的遗骸当然是都埋葬了,有亲眼见过出丧的人可以为凭,但又有人很有理由地怀疑,以为这恐怕全已被人偷吃了。据说这吃的有两种方法,一曰大嚼,一曰小吃。大嚼是整个的吞,其功效则加官进禄,牛羊繁殖,田地开拓;有此洪福者闻不过一二武士,所吞约占十分七八,下余一两个的烈士供大众知味者之分尝。那些小吃者多不过时臂,少则一指一甲之微,其利益亦不厚,仅能多卖几顶五卅纱秋,几双五卅弓鞋,或者墙上多标几次字号,博得蝇头之名利而已。呜呼,烈士殉国,于委蜕更有何留恋,苟有利于国人,当不惜举以遗之耳。然则国人此举既得烈士之心,又能废物利用,殊无可以非议之处,而且顺应潮流,改良吃法,尤为可喜,西人尝称中国人为精干吃食的国民,至有道理。我自愧无能,不得染指,但闻“吃烈士”一语觉得很有趣味,故作此小文以申论之。

乙丑大暑之日。

(1925年7月作,选白《泽泻巢》)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四川督办因为要维持风化,把一个犯奸的学生枪毙,以昭炯戒。

湖南省长因为求雨,半月多不回公馆去,即“不同太太睡觉”,如《京副》上某君所说。

弗来则博士(j·g·frazer)在所著《普须该的工作》(psyche’s tasu第三章《迷信与两性关系》上说:“他们(野蛮人)想象,以为只须举行或者禁戒某种性的行为,他们可以直接地促成鸟兽之繁殖与草木之生长。这些行为与禁戒显然都是迷信的,全然不能得到所希求的效果。这不是宗教的、但是法术的;就是说,他们想达到目的,并不用恳求神灵的方法,但凭了一种错误的物理感应的思想,直接去操纵自然之力。”这便是赵恒惕求雨的心理,虽然照感应魔术的理论讲来,或者该当反其道而行之才对。”

同书中又说:“在许多蛮族的心里,无论已结婚或未结婚的人的性的过失,并不单是道德上的罪,只与直接有关的少数人相干,他们以为这将牵涉全族,遇见危险与灾难,因为这会直接地发生一种厨术的影响,或者将间接地引起嫌恶这些行为的神灵之怒。不但如此,他们常以为这些行为将损害一切禾谷瓜果,断绝食粮供给,危及全群的生存。凡在这种迷信盛行的地方,社会的意见和法律惩罚性的犯罪便特别地严酷,不比别的文明的民族,把这些过失当作私事而非公事,当作道德的罪而非法律的罪,于个人终生的幸福上或有影响,而并不会累及社会全体的一时的安全。倒过来说,凡在社会极端严厉地惩罚亲属奸,既婚奸,未婚奸的地方,我们可以推测这种办法的动机是在于迷信;易言之,凡是一个部落或民族,不肯让受害者自己来罚这些过失,却由社会特别严重地处罪,其理由大抵相信性的犯罪足以扰乱天行,危及全群,所以全群为自卫起见不得不切实地抵抗,在必要时非除灭这犯罪者不可。”这便是杨森维持风化的心理。固然,捉好的愉快也与妒忌心有关,但是极小的一部分罢了,固为合法的卖淫与强奸社会上原是许可的,所以普通维持风化的原固多由于怕这神秘的“了不得”——仿佛可以译多岛海的“太步”。

中国据说以礼教立国,是崇奉至圣先师的儒教国,然而实际上国民的思想全是萨满教的(shamanistic比称道教的更确)。中国决不是无宗教国,虽然国民的思想里法术的分子比宗教的要多得多。讲礼教者所喜说的风化一语,我就觉得很是神秘,含有极大的超自然的意义,这显然是萨满教的一种术语。最讲礼教的川湘督长的思想完全是野蛮的,既如上述,京城里“君师主义”的诸位又如何呢?不必说,都是一窟陇的狸子啦。他们的思想总不出两性的交涉,而且以为在这一交涉里,宇宙之存亡,日月之盈昃,家国之安危,人民之生死,皆系焉。只要女学生斋戒--一个月,我们姑且说,便风化可完而中国可保矣,否则七七四十九之内必将陆沉。这不是野蛮的萨满教思想是什么?我相信要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教,而要了解礼教更非从萨满教人手不可。

十四年九月二日

(1925年9月作,选自《谈虎集》)

周作人文集之文学评论死法

“人皆有死”,这句格言大约是确实的,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不死的人,虽然在书本上曾经讲过有这些东西,或称仙人,或是“尸忒卢耳不卢格”(strulbrug),这都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我们既然没有亲眼见过,北京学府中静坐道友又都剩下蒲团下山去了,不肯给予凡人以目击飞升的机会,截至本稿上版时止本人遂不能不暂且承认上述的那句格言,以死为生活之最末后的一部分,犹之乎恋爱是中间的一部分,--自然,这两者有时并在一处的也有,不过这仍然不会打破那个原则,假如我们不相信死后还有恋爱生活。总之,死既是各人都有分的,那么其法亦可得而谈谈了。

统计世间死法共有两大类,一曰“寿终正寝”,二曰“死于非命”。寿终的里面又可以分为三部。一是老熟,即俗云油尽灯干,大抵都是“喜丧”,因为这种终法非八九十岁的老太爷老太太莫办,而他们此时必己四世同堂,一家里拥上一两百个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实在有点住不开了,所以他的出缺自然是很欢送的。二是猝毙,某一部机关发生故障,突然停止进行,正如钟表之断了发条,实在与磕破天灵盖没有多大差别,不过因为这是属于内科的,便是在外面看不出痕迹,故而也列入正寝之部了。三是病故,说起来似乎很是和善,实际多是那“秒生”(bacteria)先生作的怪,用了种种凶恶的手段,谋害“蚁命”,快的一两天还算是慈悲,有些简直是长期的拷打,与“东厂”不相上下,那真是厉害极了。总算起来,一二都倒还没有什么,但是长寿非可幸求、希望心脏麻痹又与求仙之难无异,大多数人的运命还只是轮到病故。揆诸吾人避苦求乐之意实属大相径庭,所以欲得好的死法,我们不得不离开了寿终而求诸死于非命了。

非命的好处便是在于他的突然,前一刻钟明明是还活着的,后一刻钟就直挺地死掉了,即使有苦痛(我是不大相信)也只有这一刻,这是他的独门的好处。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十字架据说是罗马处置奴隶的刑具,把他钉在架子上,让他活活地饿死或倦死,约莫可以支撑过几天;茶毗是中世纪卫道的人对付异端的,不但当时烤得难过,随后还剩下些零星末屑,都觉得不很好。车边斤原是很爽利,是外国贵族的特权,也是中国好汉所欢迎的,但是孤零零的头像是一个西瓜,或是“抽子”,如一位友人在长沙所见,似乎不大雅观,因为一个人的身体太走了样了。吞金喝盐卤呢,都不免有点妇女子气,吃鸦片烟又大有损名誉了,被人叫做烟鬼,即使生前并不曾“与芙蓉城主结不解缘”。怀沙自沉,前有屈大夫,后有……倒是颇有英气的,只恐怕泡得太久,却又不为鱼鳖所亲,像治咳嗽的“胖大海”似的,殊少风趣,吊死据说是很舒服,(注意:这只是据说,真假如何我不能保证,)有岛武郎与波多野秋子便是这样死的,有一个日本文人曾经半当真半取笑地主张,大家要自尽应当都用这个方法,可是据我看来也有很大的毛病。什么书上说有缢鬼降乩题诗云,

目如鱼眼四时开,

身若悬旌终日挂。

(记不清了,待考;仿佛是这两句,实在太不高明,恐防是不第秀才做的。)又听说英国古时盗贼处刑,便让他挂在架上,有时风吹着骨节珊珊作响,(这些话自然也未可尽信,因为盗贼不会都是锁子骨,然而“听说”如此,我也不好一定硬反对,)虽然有点唐珊尼爵士(lord dunsany)小说的风味,总似乎过于怪异——过火一点。想来想去都不大好,于是乎最后想到枪毙。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他实在同丈八蛇矛咔嚓一下子是一样,不过更文明了,便是说更便利了,不必是张翼德也会使用,而且使用得那样地广和多:在身体上钻一个窟窿,把里面的机关搅坏一点,流出些蒲公英的白汁似的红水,这件事就完了,你看多么简单。简单就是安乐,这比什么病都好得多了。三月十八日中法大学生胡锡爵君在执政府被害,学校里开追悼会的时候,我送去一副对联,文曰: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这末一联实在是我衷心的颂辞。倘若说美中不足,便是弹子太大,掀去了一块皮肉,稍为触目,如能发明一种打鸟用的铁砂似的东西,穿过去好像是一支粗铜丝的痕,那就更美满了。我想这种发明大约不会很难很费时日,到得成功的时候,喝酸牛奶的梅契尼柯夫(metchnikoff)医生所说的人的“死欲”一定也已发达,那么那时真可以说是“合之则双美”了。

我写这篇文章或者有点受了正冈子规的俳文《死后》的暗示,但这里边的话和意思都是我自己的。又上文所说有些是玩话,有些不是,合并声明。

十五年五月

案,所说俳文《死后》已由张凤举先生译出,登在《沉钟》第六期上。

十六年八月编校时再记

(1926年5月作,选自《泽泻集》)

周作人文集之文学评论诅咒

《古城周刊》第二期短评里说前此天津要处决几个党案的犯人,轰动了上万的人在行刑地点等候着看热闹,而其主要原因则因为其中有两个是女犯,短评里还引了记者在路上所听见的一段话:

甲问:“你老不是也上上权仙去看出红差吗?”

乙答:“是呀,听说还有两个大娘们啦,看她们光着膀子挨

刀真有意思呀。”

这实在足以表出中国民族的十足野蛮堕落的恶根性来了!我常说中国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杀,最凶残而又卑怯的——这个,我不愿外国流氓来冷嘲明骂,我自己却愿承认;我不愿帝国主义者说支那因此应该给他们去分吃,但我承认中国民族是亡有余辜。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要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及杀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主子。我因此觉得孙中山其实迂拙的可以,而口讲三民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以为民众是在我这一边的各派朋友们尤为其愚不可及——他们所要求于你们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看光着膀子挨刀很有意思!

十六年九月

(1927年9月作,选自《谈虎集》)

哑巴礼赞

俗语云,“哑巴吃黄连”,谓有苦说不出也。但又云,“黄连树下弹琴”,则苦中作乐,亦是常有的事,哑巴虽苦于说不出话,盖亦自有其乐,或者且在吾辈有嘴巴人之上,未可知也。

普通把哑巴当作残废之一,与一足或无目等视,这是很不公平的事。哑巴的嘴既没有残,也没有废,他只是不说话罢了。说文云,“喑,不能言病也。”就是照许君所说,不能言是一种病,但这并不是一种要紧的病,于嘴的大体用处没有多大损伤。查嘴的用处大约是这几种,(一)吃饭,(二)接吻,(三)说话。哑巴的嘴原是好好的,既不是缺少舌尖,也并不是上下唇连成一片,那么他如要吃喝,无论番菜或是“华餐”,都可以尽量受用,决没有半点不便,所以哑巴于个人的荣卫上毫无障碍,这是可以断言的。至于接吻呢?既如上述可以自由饮啖的嘴,在这件工作当然也无问题,因为如荷兰威耳德(van de velde)医生在《圆满的结婚》第八章所说,接吻的种种大都以香味触三者为限,于声别无关系,可见哑巴不说话之绝不妨事了。归根结蒂,哑巴的所谓病还只是在“不能言”这一点上。据我看来,这实在也不失紧要。人类能言本来是多此一举,试看两间林林总总,一切有情,莫不自遂其生,各尽其性,何曾说一句话。古人云“猩猩能言,不离禽兽,鹦鹉能言,不离飞鸟。”可怜这些畜生,辛辛苦苦,学了几句人家的口头语,结果还是本来的鸟兽,多被圣人奚落一番,真是何苦来。从前四只眼睛的仓颔先生无中生有地造文字,害得好心的鬼哭了一夜,我怕最初类猿人里那一匹直着喉咙学说话的时候,说不定还着实引起了原始天尊的长叹了呢。人生营营所为何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既于大欲无亏,别的事岂不是就可以随便了么?中国处世哲学里很重要的一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哑巴者,可以说是能够少一事的了。

语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说话不但于人无益,反而有害,即此可见。一说话,话中即含有臧否,即是危险,这个年头儿。人不能老说“我爱你”等甜美的话,--况且仔细检查,我爱你即含有我不爱他或不许他爱你等意思,也可以成为祸根,哲人见客寒暄,但云“今天天气……哈哈哈!”不再加说明,良有以也,盖天气虽无知,唯说其好坏终不甚妥,故以一笑了之。往读杨恽《报孙会宗书》,但记其“种一顷豆,落而为萁”等语,心窃好之,却不知杨公竟因此而腰斩,犹如湖南十五六岁的女学生们以读《落叶》(系郭沫若的,非徐志摩的《落叶》)而被枪决,同样地不可恩议。然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世界,其奈之何哉。几千年来受过这种经验的先民留下遗训曰,“明哲保身”。几十年来看惯这种情形的茶馆贴上标语曰,“莫谈国事”。吾家金人三缄其口,二千五百年来为世楷模,声闻弗替。若哑巴者岂非今之金人欤?

常人以能言为能,但亦有因装哑巴而得名者,并且上下古今这样的人并不很多,即此可知哑巴之难能可贵了。第一个就是那鼎鼎大名的息夫人。她以倾国倾城的容貌,做了两任王后,她替楚王生了两个儿子,可是没有对楚王说一句话。喜欢和死了的古代美人吊膀子的中国文人于是大做特做其诗,有的说她好,有的说她坏,各自发挥他们的臭美,然而息夫人的名声也就因此大起来了。老实说,这实是妇女生活的一场悲剧,不但是一时一地一人的事情,差不多就可以说是妇女全体的运命的象征。易卜生所作《玩偶之家》一剧中女主人公娜拉说,她想不到自己竟替漠不相识的男子生了两个子女,这正是息夫人的运命,其实也何尝不就是资本主义下的一切妇女的运命呢。还有一位不说话的,是汉末隐士姓焦名先的便是。吾乡金古良作《无双惜》,把这位隐士收在里面,还有一首赞题得好:

“孝然独处,绝口不语,默隐以终,笑杀狐鼠。”

并且据说“以此终身,至百余岁”,则是装了哑巴,既成高士之名,又享长寿之福,哑巴之可赞美盖彰彰然明矣。

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现今哑巴也居然装手势说起话来了。不过这在黑暗中还是不能用,不能说话。孔子曰,“邦无道,危行言逊。”哑巴其犹行古之道也欤。

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北平。

(1929年11月作,选自《看云集》)

麻醉礼赞

麻醉,这是人类所独有的文明。书上虽然说,斑鸩食桑椹则醉,或云,猫食薄荷则醉,但这都是偶然的事,好像是人错吃了笑菌,笑得个一塌胡涂,并不是成心去吃了好玩的。成心去找麻醉,是我们万物之灵的一种特色,假如没有这个,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了。

麻醉有种种的方法。在中国最普通的一种是抽大烟,西洋听说也有文人爱好这件东西,一位散文家的杰作便是烟盘旁边的回忆,另一诗人的一篇《忽不烈汗》的诗也是从芙蓉城的醉梦中得来的。中国人的抽大烟则是平民化的,并不为某一阶级所专享,大家一样地吱吱的抽吸,共享麻醉的洪福,是一件值得称扬的事。鸦片的趣味何在,我因为没有入过黑籍,不能知道,但总是麻酥酥地很有趣罢。我曾见一位烟户,穷得可以,真不愧为鹑衣百结,但头戴一顶瓜皮帽,前面顶边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去的,于此即可想见其陶然之状态了。近代传闻孙馨帅有一队烟兵,在烟瘾抽足的时候冲锋最为得力,则已失了麻醉的意义,至少在我以为总是不足为训的了。

中国古已有之的国粹的麻醉法,大约可以说是饮酒。刘伶的“死便埋我”,可以算是最彻底了,陶渊明的诗也总是三句不离酒,如云“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又云,“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又云“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都是很好的例。酒,我是颇喜欢的,不过曾经声明过,殊不甚了解陶然之趣,只是乱喝一番罢了。但是在别人确有麻醉的力量,它能引人著胜地,就是所谓童话之国土。我有两个族叔,尤其是这样幸福的国土里的住民。有一回冬夜,他们沉醉归来,走过一乘吾乡所很多的石桥,哥哥刚一抬脚,棉鞋掉了,兄弟给他在地上乱摸,说道,“哥哥棉鞋有了。”用脚一瑞,却又没有,哥哥道,“兄弟,棉鞋汪的一声又不见了!”原来这乃是一只黑小狗,被兄弟当作棉鞋捧了来了。我们听了或者要笑,但他们那时神圣的乐趣我辈外人哪里能知道呢?的确,黑狗当棉鞋的世界于我们真是太远了,我们将棉鞋当棉鞋,自己说是清醒,其实却是极大的不幸,何为可惜十二文钱,不买一提黄汤,灌得倒醉以入此乐土乎。

信仰与梦,恋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够相信宗教或主义,能够作梦,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质,不是人人所能获得。恋爱要算是最好了,无论何人都有此可能,而且犹如采补求道,一举两得,尤为可喜。不过此事至难,第一须有对手,不比别的只要一灯一盏即可过熄,所以即使不说是奢侈,至少也总是一种费事的麻醉罢。至于失恋以至反目,事属寻常,正如酒徒呕吐,烟客脾泄,不足为病,所当从头承认者也。未后说到死。死这东西,有些人以为还好,有些人以为很坏,但如当作麻醉品去看时,这似乎倒也不坏。依壁鸠鲁说过,死不足怕,因为死与我辈没有关系,我们在时尚未有死,死来时我们已没有了。快乐派是相信原子说的,这种唯物的说法可以消除死的恐怖,但由我们看来,死又何尝不是一种快乐,麻醉得使我们没有,这样乐趣恐非醇酒妇人所可比拟的罢?所难者是怎样才能如此麻醉,快乐?这个我想是另一问题,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谈论的了。

醉生梦死,这大约是人生最上的生活法罢?然而也有人不愿意这样。普通外科手术总用全身或局部的麻醉,唯偶有英雄独破此例,如关云长刮骨疗毒,为世人所佩服,固其宜也。盖世间所有唯辱与苦,茹苦忍辱,斯乃得度。画廊派哲人(stoics)之勇于自杀,自成宗派,若彼得洛纽思(petroneus)听歌饮酒,切脉以死,虽稍贵族的,故自可喜。塔拉思·布尔巴(taras bulba)长子为敌所获,毒刑致死,临死曰,“父亲,你都看见么?”塔拉思匿观众中大呼曰,“儿子,我都看见!”此则哥萨克之勇士,北方之强也。此等人对于人生细细尝味,如吸苦酒,一点都不含胡,其坚苦卓绝盖不可及,但是我们凡人也就无从追踪了。话又说了回来,我们的生活恐怕还是醉生梦死最好罢。--所苦者我只会喝几口酒,而又不能麻醉,还是清醒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此乃是凡人之悲哀,实为无可如何者耳。

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1929年11月作,选自《看云集》)

北沟沿通信

某某君:

一个月前你写信给我,说蔷薇社周年纪念要出特刊,叫我做一篇文章,我因为其间还有一个月的工夫,觉得总可以偷闲来写,所以也就答应了。但是,现在收稿的日子已到,我还是一个字都没有写,不得不赶紧写一封信给你,报告没有写的缘故,务必要请你原谅。

我的没有功夫作文,无论是预约的序文或寄稿,一半固然是忙,一半也因为是懒,虽然这实在可以说是精神的疲倦,乃是在变态政治社会下的一种病理,未必全由于个人之不振作。还有一层,则我对于妇女问题实在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于妇女问题,与其说是颇有兴趣,或者还不如说很是关切,因为我的妻与女儿们就都是女子,而我因为是男子之故对于异性的事自然也感到牵引,虽然没有那样密切的关系。我不很赞成女子参政运动,我觉得这只在有些宪政国里可以号召,即使成就也没有多大意思,若在中国无非养成多少女政客女猪仔罢了。想来想去,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然而此刻现在这个无从谈起,并不单是无从着手去做,简直是无可谈,谈了就难免得罪,何况我于经济事情了无所知,自然更不能开口,此我所以不克为《蔷薇》特刊作文之故也。

我近来读了两部书,觉得都很有意思,可以发人深省。他们的思想虽然很消极,却并不令我怎么悲观,因为本来不是乐天家,我的意见也是差不多的。其中的一部是法国吕滂(g·le一bon)著《群众心理》,中国已有译本,虽然我未曾见,我所读的第一次是日文本,还在十六八年前,现在读的乃是英译本。无论人家怎样地骂他是反革命,但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他把群众这偶像的面幕和衣服都揭去了,拿真相来给人看,这实在是很可感谢虽然是不常被感谢的工作。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什么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应民众之要求,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就是真心做社会改造的人也无不有一种单纯的对于群众的信仰,仿佛以民众为理性与正义的权化,而所做的事业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军。这是多么谬误呀!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这不必是反对,只是不能承认他是可能。妇女问题的解决似乎现在还不能不归在大的别问题里,而且这又不能脱了群众运动的范围,所以我实在有点茫然了,妇女之经济的解放是切要的,但是办法呢?方子是开了,药是怎么配呢?这好像是一个居士游心安养净土,深觉此种境界之可乐,乃独不信阿弥陀佛,不肯唱佛号以求往生,则亦终于成为一个乌托邦的空想家而已!但是,此外又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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