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罗素所著《结婚与道德》，第五章讲中古时代思想的地方，有这一节话： .7
清代邪教之禁极严，其理由则因其敛钱，奸淫，聚众谋反。经卷中造反似未见明文，大抵只是妄自尊大，自以为是圣贤神佛而已，但既有群众，则操刀必割，发起做皇帝的兴趣也属可能。关于财色二者，经文中亦有说及，或不为无因。如皇极收元宝卷云：
“先天内，阴五神，阳五气。男取阴神者，即成菩萨之果，女采阳气者，即成佛家之身。”龙华宝经内亦云：
“吩咐合会男和女，不必你们分彼此。”本来暖昧事易成问题，此等文句更足为口实。又姚秦三藏西天取清解论内有赞扬当人云：
“风不能刮，雨不能湿，火不能烧，水不能淹，”不能砍，箭不能穿。”案天门开放，当人出窍之说，道家旁门亦有之，其详则不同知，若以常识论之，亦只是妖妄而已。教门中盖亦有此一派，殆即义和拳所从出，今年五月无锡有姜明波习金光法，云能刀枪不入，试验失败而死，则是最近之实例也。
我以前涉览西欧的妖术史，对于被迫害的妖人们很有点同情，因为我不但看教会的正宗的书，也查考现代学术的著述，他们不曾把妖术一切画的整个漆黑。据茂来女士著西欧的巫教等书说，所谓妖术即是古代土著宗教的遗留，大抵与古希腊的地母祭相近，只是被后来基督教所压倒，变成秘密结社，被目为撒旦之徒，痛加剿除，这就是中世有名的神圣审问，直至十六世纪才渐停止。上边关于无生老母我说的话恐怕就很受着这影响，我觉得地母祭似的崇拜也颇有意思，总之比宙斯的父系的万神殿要好得多吧。林清王伦的做皇帝的把戏，尹老头的而字工夫，姜明波的落魂伞，这些都除外，实在也并不是本来必需的附属品，单就这老母来看，孤独忧愁，想念着她的儿女，这与穷困无聊，奔走到她身边去的无知男妇，一样的可以同。这有什么办法，能够除外那些坏东西，而使老母与其儿女平安相处的呢。我不知道。柳子厚文集中有一篇《柳州复大云寺记》。其前半云：
“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决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而死。以故户而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善，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于是建立了四个佛寺，大云寺即其一，他的效力大约是很有的，因为后来寺烧掉了，居人失其所依归，复立神而杀焉，便是个证据。柳君到来，兴复了大云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使击磐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以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病且忧，其有告焉而顺之，庶乎教夷之宜也。”这个办法现在也可以用么，我不敢下断语，总之他这话很有理解，非常人所能及，恐怕连韩退之也要算在内。近来我的脑子里老是旋转着孔于的几句话，中国究竟不知有多少万人，大概总可以说是庶了，富之与教之，怎么办呢。假如平民的生活稍裕，知识稍高，那么无生老母的崇拜也总可以高明得多吧。不过既想使工人吃到火腿，又要他会读培根，在西洋也还是不能兼得，中国又谈何容易。我这里费了些工夫，只算是就彼邪详辩正续六卷书中抄出一点资料来，替著者黄壬谷做个介绍，不负他的一番劳力，虽然并不一定赞同他对于邪教之政治的主张。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在北京。
（1945年6月作，选自《知堂乙酉文编》）
东昌坊故事
余家世居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其地素不著名，惟据山阴吕善报著《六红诗话》，卷三录有张宗子《快园道古》九则，其一云：
“苏州太守林五磊素不孝，封公至署半月即勒归，予金二十，命悍仆押其抵家，临行乞三白酒数色亦不得，半途以气死。时越城东昌坊有贫子薛五者，至孝，其父于冬日每早必赴混堂沐浴，薛五必携热酒三合御寒，以二鸡蛋下酒。袁山人雪堂作诗云：三合陈希敌早寒，一双鸡于白团团，可怜苏郡林知府，不及东昌薛五官。”又毛西河文集中题罗坤结藏吕潜山水册忆，起首云：
“壬子秋遇罗坤蒋侯祠下，屈指揖别东昌坊五年矣。”关于东昌坊的典故，在明末清初找到了两个，也很可以满意了。东昌坊口是一条东西街，南北两面都是房屋，路南的屋后是河，西首架桥曰都亭桥，东则曰张马桥，大抵东昌坊的区域便在此二桥之间。张马侨之南日张马巷，亦云绸缎巷，北则是丁字路，迄东有广思堂王宅，其地即上名广思堂，不知其属于东昌坊或覆盆桥也。都亭桥之南日都亭桥下，稍前即是让檐街，桥北为十字路，东昌坊口之名盖从此出，往西为秋官第，往北则塔于桥，狙击琶八之唐将军庙及墓皆在此地。我于光绪辛丑往南京以前，有十四五年在那里住过，后来想起来还有好些事情不能忘记，可以记述一点下来。从老家到东昌坊口大约隔着十几家门面，这条路上的石板高低大小，下雨时候的水汪，差不多都还可想象，现在且只说十字路口的几家店铺吧。东南角的德兴酒店是老铺，其次是路北的水果摊与麻花摊，至于西南角的泰山堂药店乃是以风水卜卦起家，绰号矮癞胡的申屠泉所开，算是暴发户，不大有名望了。关于德兴酒店，我的记忆最为深远。我从小时候就记得我家与德兴做帐，每逢忌日祭祀，常看见佣人拿了经折子和酒壶去取掺水的酒来，随后到了年节再酌量付还。我还记得有一回，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独自一人走到德兴去，在后边雅座里找着先君正和一位远房堂伯在喝老酒。他们称赞我能干，分下酒的鸡肫豆给我吃，那时的长方板桌与长凳，高脚的浅酒碗，装下酒盐豆等的黄沙粗碟，我都记得很清楚，虽然这些东西一时别无变化，后来也仍时常看见。连带的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酒店所有的各种过酒胚，下酒的小吃，固然这不一定是德兴所做的最好，不过那里自然具备，我们的经验也是从那里得来的，鸡肫豆与茴香豆都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七年前在《记盐豆》的小文中曾说：
“小时候在故乡酒店常以一文钱买一包鸡肫豆，用细草纸包作纤足状，内有豆可二三十粒，乃是黄豆盐煮腕干，软硬得中，自有风味。”为什么叫做鸡肫的呢？其理由不明了，大约为的是嚼着有点软带硬，仿佛像鸡肫似的吧。茴香豆是用蚕豆，越中称作罗汉豆所制，只是干煮加香料，大茴香或是桂皮，也是一文钱起码，亦可以说是为限，因为这种豆不曾听说买上若干文，总是一文一把抓，伙计即酒店官他很有经验，一手抓去数量都差不多，也就摆作一碟，虽然要几碟或几把自然也是自由。此外现成的炒洋花生，豆腐干，咸豆豉等大略具备，但是说也奇怪，这里没有荤腥味，连皮蛋也没有，不要说鱼干鸟肉了。本来这是卖酒附带喝酒，与饭馆不同，是很平民的所在，并不预备阔客的降临，所以只有简单的食品，和朴陋的设备正相称。上边所说的这些豆类都似乎是零食，在供给酒客之外，一部分还是小孩们光顾买去，此外还有一两种则是小菜类的东西，人家买去可以作临时的下饭，也是很便利的事。其一名称未详，只是在陶钵内盐水煮长条油豆腐，仿佛是一文钱一个，临买时装在碗里，上面加上些红辣前酱。这制法似乎别无巧妙，不知怎的自己煮来总不一样，想吃时还须得拿了碗到柜上去买。其二名曰时萝卜，以萝卜带皮切长条，用盐略腌，再以红霉豆腐卤渍之，随时取食。此皆是极平常的食物，然在素朴之中自有真味，而皆出自酒店店头，或亦可见酒人之真能知味也。
东北角的水果摊其实也是一间店面，西南两面开放，白天撤去排门，台上摆着些水果，似摊而有屋，似店而无招牌店号，主人名连生，所以大家并其人与店称之曰水果连生云。平常是主妇看店，水果连生则挑了一担水果，除沿街叫卖外，按时上各主顾家去销售。这担总有百十来斤重，挑起来很费气力，所以他这行业是商而兼工的，有些主顾看见他把这一副沉重的担子挑到内堂前，觉得不大好意思让他原担挑了出去，所以多少总要买他一点，无论是杨梅或是桃子。东昌坊距离大街很远，就是大云桥也不很近，临时想买点东西只好上水果连生那里去，其价钱较贵也可以说是无怪的。小时候认识一个南街的小破脚骨，自称姜太公之后，他曾说水果连生所卖的水果是仙丹，所以那么贵，又一转而称店主人曰华佗，因为仙丹当然只有华佗那里发售。都亭桥下又有一家没有招牌的店，出卖荤粥，后来改卖馄饨和面，店更繁昌起来了。主人姓张，曾租住我家西边余屋，开棺材店多年，我的曾祖母是很严格的人，可是没有一点忌讳，真很可佩服。我还记得墙上黑字写着张永兴字号，龙游寿枋等语。这张老板一面做着寿材一面在住家制荤粥出售。荤粥一名肉骨头粥，系从猪肉店买骨头来煮粥，食时加葱花小虾米及酱油，每碗才几文钱，价廉而味美，是平民的好食品，虽然绅士们不大肯屈尊光顾。我们和姜君常常去吃，有一大已经吃下大半碗去了的时候，姜君忽然正色问道，你们没有放下什么毒药么？这一句话问的张老板的儿子媳妇哑口无言，不知道怎么问答才好，姜君乃徐徐说道，我怕你们兜揽那面的生意呢。店里的人只好苦笑，这其实也是真的，假如感觉敏捷一点的人想到店主人的本业，心里难免有这种疑问，不过不好说出来罢了。这荤粥的味道至今未能忘记，虽然这期间已经有了四十多年的间隔，上月收到长女的乳母诉苦的信，说米价每升已至三四千元，荤粥这种奢侈食品，想必早已没有了吧。因为这样的缘故，把多少年前的地方和情状记录一点下来，或者也不是全无意思的事。
乙酉七月四日。
（1945车7月作，选自《过去的工作》）
石板路
石板路在南边可以说是习见的物事，本来似乎不值得提起来说，但是住在北京久了，现在除了天安门前的一段以外，再也见不到石路，所以也觉似有点希罕。南边石板路虽然普通，可是在自己最为熟悉，也最有兴趣的，自然要算是故乡的，而且还是三十年前那时候的路，因为我离开家乡就已将三十年，在这中间石板恐怕都已变成了粗恶的马路了吧。案《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街衢”云：
“越为会府，扬道久不修治，遇雨泥淖几于没膝，往来病之。守汪纲亟命计置工石，所至缮砌，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嵚崎，除哄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茸，但夷如砥，井里嘉叹。”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引《康熙志》云：
“国朝以来衢路益修洁，自市门至委巷，粲然皆石甃，故海内有天下绍兴街之谣。然而生齿日繁，阛阓阓充斥，居民日夕侵占，以广市廛，初联接飞檐，后竟至丈余，为居货交易之所，一人作俑，左右效尤，街之存者仅容车马。每遇雨弄雪消，一线之径，阳焰不能射入，积至五六日犹泥泞，行者苦之。至冬残岁晏，乡民杂途，到城贸易百物，肩摩趾蹑，一失足则腹背为人蹂躏。康熙六十年知府俞卿下令辟之，以石牌坊中柱为界，使行人足以往来。”查志载汪纲以宋嘉定十四年权知绍兴府，至清康熙六十年整整是五百年，那街道大概就一直整理得颇好，又过二百年直至清末还是差不多。我们习惯了也很觉得平常，原来却有天下绍兴街之谣，这是在现今方才知道。小时候听唱山歌，有一首云：
知了喳喳叫，
石板两头翘，
懒惰女客困旰觉。
知了即是蝉的俗名，盛夏蝉鸣，路上石板都热得像木板晒干，两头翘起。又有歌述女仆的生活，主人乃是大家，其门内是一块石板到底。由此可知在民间生活上这石板是如何普遍，随处出现。我们又想到七星岩的水石宕，通称东湖的绕门山，都是从前开采石材的遗迹，在绕门山左近还正在采凿着，整座的石山就要变成平地，这又是别一个证明。普通人家自大门内凡是走路一律都是石板，房内用砖铺地，或用大方砖名曰地平，贫家自然也多只是泥地，但凡路必用石，即使在小村里也有一条石板路，阔只二尺，仅够行走。至于城内的街无不是石，年久光滑不便于行，则凿去一层，雨后即着；日钉鞋行走其上亦不虞颠仆，更不必说穿草鞋的了。街市之杂逻仍如；日志所说，但店家侵占并不多见，只是在大街两边，就店外摆摊者极多，大抵自轩亭口至江桥，几乎沿路接联不断，中间空路也就留存得有限，从前越中无车马，水行用船，陆行用轿，所以如改正旧文，当云仅容肩舆而已。这些摆摊的当然有好些花样，不晓得如今为何记不清楚，这不知究竟是为了年老健忘，还是嘴馋眼馋的缘故，记得最明白的却是那些水果摊子，满台摆满了秋白梨和苹果，一堆一角小洋，商人大张着嘴在那里嚷着叫卖。这种呼声也很值得记录，可惜也忘记了，只记得一点大意。石天基《笑得好》中有一则笑话，题目是老虎诗，其文曰：
“一人向众夸说，我见一首虎诗，做得极好极妙，止得四句诗，便描写已尽。旁人请问，其人曰，头一句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是甚的甚的苦，旁人又曰，既是上二句忘了，可说下二句罢。其人仰头想了又想，乃曰，第三旬其实忘了，还亏第四句记得明白，是很得很的意思。”市声本来也是一种歌谣，失其词句，只存意思，便与这老虎诗无异。叫卖的说东西贱，意思原是寻常，不必多来记述，只记得有一个特殊的例：卖秋白梨的大汉叫卖一两声，频高呼曰，来驮哉，来驮哉，其声甚急迫。这三个字本来也可以解为请来拿吧，但从急迫的声调上推测过去，则更像是警戒或告急之词，所以显得他很是特别。他的推销法亦甚积极，如有长衫而不似寒酸或啬刻的客近前，便云：拿几堆去吧。不待客人说出数目，已将台上两个一堆或三个一堆的梨头用右手搅乱归并，左手即抓起竹丝所编三文一只的苗篮来，否则亦必取大荷叶卷成漏斗状，一堆两堆的尽往里装下去。客人连忙阻止，并说出需要的堆数，早已来不及。普通的顾客大抵不好固执，一定要他从荷叶包里拿出来再摆好在台上，所以只阻止他不再加入，原要两堆如今已是四堆，也就多花两个角于算了。俗语云：拯卖情销，上边所说可以算作一个实例。路边除水果外一定还有些别的摊子，大概因为所卖货色小时候不大亲近，商人又不是那么大嚷大叫，所以不大注意，至今也就记不起来了。
与石板路有关系的还有那石桥。这在江南是山水风景中的一个重要分子，在画面上可以时常见到。绍兴城里的西边自北海桥以次，有好些大的圆洞桥，可以入画，老屋在东郭门内，近处便很缺少了，如张马桥，都亭桥，大云桥，塔子桥，马梧桥等，差不多都只有两三级，有的还与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禹迹寺前的春波桥是个例外，还是小圆洞桥，但其下可以通行任何乌篷船，石级也当有七八级了。虽然凡桥虽低而两栏不是墙壁者，照例总有天灯用以照路，不过我所明了记得的却又只是春波桥，大约因为桥较大，天幻亦较高的缘故吧。这乃是一支木竿高约丈许，横木上着板制人字屋脊，下有玻璃方龛，点油灯，每夕以绳上下悬挂。翟晴江《无不宜斋稿》卷一《甘棠村杂咏》之十六《咏天灯》云：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杠揭。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这所说是杭州的事，但大体也是一样。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① ——
①本文是周作人于1945年12月6日因汉奸案被捕入狱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本日北平各报载：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五四时期《新潮社》骨干，是周作人的学生）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后来周作人还写有《骑驴》一诗，云：“仓卒骑驴出北平，新潮寺响久销沉”，暗含讥讽之意。
（1945年12月作，选自《过去的工作》）
小孩的花草
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云，“每至十月，市肆之间则有赤包儿斗姑娘等物，赤包儿蔓生，形如甜瓜而小，至初冬乃红，柔软可玩。斗娘娘形如小前，赤如珊瑚，圆润光滑，小儿女多爱之，故日斗姑娘。”案赤包儿即桔楼，结实形如冬瓜，长约寸许，初青后转红赤，小儿采为玩具。斗姑娘今通称为豆腐粘，在书上则名曰酸浆，《尔雅》云寒浆，郭注今酸浆草，邢疏引草陶注云，处处人家多有，子作房，房中有子如梅李大，皆黄赤色。但是鲍山的《野菜博录》说的最为明白，云姑娘菜一名红灯笼儿，一名挂金灯，苗高尺余，叶似天茄儿叶窄小，开白红，结房如囊，似野西瓜，子如撮口布袋，如樱桃大，赤黄色，味酸可食。总结起来，因为味酸，浆如豆汁，故名酸浆，名豆腐粘，房如灯笼，故名红灯笼儿，名挂金灯，又一名鬼灯，为女儿所喜爱，故名斗姑娘，名姑娘菜。这两种草中国大概到处都有，不知道为什么别处都不注意，只有北京的小孩拿来玩耍，而且摊上还有售卖的，叫儿童多与植物接近本是好事，只可惜流行得不普遍。小时候在南方吃过杜鹃花瓣和咸酸草菜，在北方却也少见。《野菜博录》中另有酸浆草一条，云本草醉浆草，一名鸠酸草，生田野及道旁，叶如初生小水萍，每茎丛生三叶，开黄花，结黑子，采嫩苗叶生食味酸。此草高只二三寸，常自生花盆中，结实如豆荚，长才二分，看了很好玩，至今还是记得。
（1950年2月作，选自《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
甘蔗荸荠
一定要说水果也是家乡的好，这似乎可以不必，而且事实上未必如此，所以无须这么说，可是仔细想起来，却实在并不假，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说呢。若是问绍兴有什么好水果？其实也说不出来，不过那里水果多而且质朴，换句话说就是平民的，与北京相比，这很容易明白。北京水果除杏子桃子柿子外，梨与苹果，香蕉柑橘，差不多都是贵重品，如要买一蒲包送人往往所费不贷，乡下便不一样，所谓贵有贵供，贱有贱鬻，雅梨有用纸包的，与广柑文旦同请上坐，但不很值钱的还多得很，一两角小洋不难买上一篮。甘蔗荸荠，水红菱黄菱肉，青梅黄海，金橘岩橘，各色桃李杏柿，（杨梅易坏可惜除外。）有三四种便可以成为很像样的一份了。我至今不希罕苹果与梨，但对于小时候所吃的粗水果还觉得有点留恋，顶上不了台盘的黄菱肉，大抵只有起码的水果包里才有，我却是最感觉有味，因为那是代表土产品的，有如杜园瓜菜，所谓土膏露气尚未全失，比起远路来的异果自有另外的一种好处。
（1951年3月作，选自《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
周作人文集之民俗风物赤脚
北京人相信有地风，于人体很有害，所以保护下肢最为用心。他们冬天固然是棉裤扎脚，穿“老头儿乐”的毡鞋，就是在夏天，虽是单裤也要扎脚，鞋袜穿得整整齐齐的，决不赤脚。现在都是三轮车了，这种情形已经没有，从前用二轮人力车的时候，夏秋暴雨，路上积水，拉车人鞋袜被水浸透，沿着裤腿上来，大半条都湿了。他们不肯光脚，因为这样将为地风所侵，会得变成“寒腿”的。北伐那一年，广西军队来北京，有些赤脚着草鞋挑着担子，沿路的人都瞪着眼呆看，觉得非常希奇，其实中国东南西南的居民多是这么样子的。我们现今不再断发文身，入水与皎龙斗了，可是水乡的人终究与水有情分，光了脚和水土接触极是寻常，到了有地风的区域也还是这个习惯，所以多少年来，我总是冒了寒腿的危险，赤了脚过一夏天的，直到天气寒冷起来为止。平常有客来也不穿上袜子，除非来的是女客，而女客却又往往是无袜的，这可以说是一个矛盾。一个月里难得有两三次出去买纸笔邮票，那时也非着袜不可，算起来一总不过穿了十次八次，这一季里至多换一两回袜就够了，在现今线袜也很贵的时候，这节省也不少。实在这只是一种枝节的托词，原因还是在于习惯，盘脚坐在炕上竹席上边，倒是很凉快的。
（1950年8月作，选自《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
秋虫的鸣声
虫类的嘴是不会发声的，但是我们平常总说它是在叫，古来有以虫鸣秋这句话，这些虫就称之为秋虫。小时候在乡下知道得最多，绩＊（左绩之左右祭）婆婆官名络纬，蛐蛐在《诗经》上称蟋蟀，或称促织，此外有油唧呤、叫咕咕、蛐蛐儿、金铃子、油蛉和竹蛉，都是相当的会叫的，但是在北京却不大听见，现在夜中人静的时候，在窗外低吟的也只是＊（上扎下虫）＊一种罢了。
因了秋虫的鸣声引起来的感想，第一就是秋天来了，仿佛是一种警告。蟋蟀虽是斗虫，可是它独自深夜微吟时实在很有点悲哀，所以对于听的人多发生类似的感觉，乡下的小孩们解释它的歌词是“浆浆洗洗，纽绊依依”，依字读去声，意思是说装上去，这与促织的意味相合，不过不是织布做新衣，只是修补旧衣预备御寒罢了。陆元格在《毛诗草木虫鱼疏》中有促织鸣懒妇惊之谚，可见此种传说在三国吴时早已有了，大抵在民歌儿歌中警游情的意思很是常见，要讲句旧话，可以说是正与《国风》相通的吧。乡下有关于蝉鸣的儿歌云：知了喳喳叫，石板两头翘，懒惰女客困旰觉。这里说的是三伏天气，石板都晒得“乔”（微弯）了，但是在城乡里，除懒惰的男女客以外，没有人睡午觉的，这歌即以为刺，至于单举出女客来，那或者由于作者或加工者是男性的缘故吧。
（1951年9月作，选自《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
蓑衣虫
同江幼农君闲谈。说动植物名最不好办，不但中外古今难以沟通，即同一俗名也常有地方的界限，不能通用。例如蝼蛄，我们一听这个名称，即立想到那替曲蟮叫了一世的形似蟋蟀的虫，北方则不能通行，郝豁行在《尔雅义疏》的注里特别添上北边的俗名“拉拉蛄”一项。虫旁翟叟二字我们乡下也认识，读作其休，是蜈蚣似的多足虫，江南云蓑衣虫，北方称钱串子，或曰钱龙，以前者为更普遍。江君云别又有所谓蓑衣虫，系蛾类的幼虫，织碎叶小枝为囊以自裹，负之而行，案此即《尔雅》之蚬缢女，因为它附枝下垂，古人观察粗率，便以为缢，郝氏断之曰，此虫吐丝自裹，望如披蓑，形似自悬而非真死，旧说殊未了也。我们乡间称之曰袋皮虫，《尔雅翼》云俗呼避债虫。披蓑有渔人或农人的印象，袋皮已沦为瘪三，避债的联想更为滑稽，缢女则太悲惨了，我们想起山西省妇女自杀的统计，觉得这种事实还未消除①，难怪古人那么的说。我不知道这在北京叫作什么，仿
①周作人在本年3月20日所写《男性中心思想》一文中曾谈到：“据山西妇联会统计，去年一月至十月共发生妇女人命案四百六十四件，其中自杀占百分之七五……在原因上则出于中国传统之男性中心思想为封建社会的三纲主义的核心，祸害甚大，但势力也极顽强，很不易征服”。佛没有看见过，要有也未必叫蓑衣虫了吧，因为在北方蓑衣极少见，其实秋天雨并不小，虽或缺乏棕皮，但也可以用别的草制的，不知何以不用。唐人诗云，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种情景在黄河以北实在是难被了解，不但寒江不能钓，就是蓑笠也是很生疏的东西，读了不会发生什么兴趣。
（1950年9月作，选自《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
园里的植物①
园里的植物，据《朝花夕拾》上所说，是皂荚树，桑榧，菜花，何首乌和木莲藤，覆盆于。皂荚树上文已说及，桑椹本是很普通的东西，但百草园里却是没有，这出于大园之北小园之东的鬼园里，那里种的全是桑树，枝叶都露出在泥墙上面。传说在那地方埋葬着好些死于太平军的尸首，所以称为鬼园，大家都觉得有点害怕。木莲藤缠绕上树，长得很高，结的莲房似的果实，可以用井水揉搓，做成凉粉一类的东西，叫做木莲豆腐，不过容易坏肚，所以不大有人敢吃。何首乌和覆盆子都生在“泥墙根”，特别是大小园交界这一带，这里的泥墙本来是可有可无的，弄坏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据医书上说，有一个姓何的老人，因为常吃这一种块根，头发不白而黑，因此就称为何首乌，当初不一定要像人形的，《野菜博录》中说它可以救荒，以竹刀切作片，米泔浸经宿，换水煮去苦味，大抵也只当土豆吃罢了。覆盆子的形状，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这句话形容得真像，它同洋莓那么整块的不同，长在绿叶白花中间，的确是又中吃又中看，俗名“各公各婆”，不晓得什么意思，字应当怎么写的。儿歌里有一首，头一句是“节节梅官拓”，这也是两种野果，只仿佛记得官拓像是枣子的小颗，节节梅是不是覆盆子呢，因为各公各婆亦名各各梅，可能就是同一样东西吧。 ——
①本文为周作人以周遐寿的笔名出版的《鲁迅的故乡》中的一节。这里所说的“园”即“百草园”。将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百草园的描述与本文对照，可看出周氏兄弟对自然的观察，感受与表达上的不同。
在野草中间去寻好吃的东西，还有一种野芒麻可以举出来，它虽是麻类而纤维柔脆，所以没有用处，但开着白花，里面有一点蜜水，小孩们常去和黄蜂抢了吃。它的繁殖力很强，客室小园关闭几时，便茂生满院，但在北方却未曾看见。小孩所喜欢的野草此外还有蛐蛐草，在斗蟋蟀时有用，黄狗尾巴是象形的，苤苡见于《国风》，医书上叫作车前，但儿童另有自己的名字，叫它作官司草，拿它的茎对折互拉，比赛输赢，有如打官司云。蒲公英很常见，那轻气球似的白花很引人注目，却终于不知道它的俗名，蒲公英与白鼓钉等似乎都只是音译，要附会的说，白鼓钉比蒲公英还可以说是有点意义吧。
（1951年7月作，选自《鲁迅的故家》）
周作人文集之民俗风物爆竹
旧历新年到来了，常常或远或近的听到炮仗，特别是鞭炮的声音，这使我很觉得喜欢。对于炮仗这件物事，在感情上我有过好些的变迁。最初小时候觉得高兴，因为它表示热闹的新年就要来了，虽然听了声响可怕，不敢走近旁边去。中年感觉它吵得讨厌，又去与迷信结合了想，对于辟邪与求福的民间的愿望表示反对，三十多年前在北京西山养病，看了英敛之的文章，有一个时候曾想借了一神教的力量来驱除多神教的迷信，这种驱狼引虎的思想真是十分可笑的。近来不好说老，但总之意见上有了改变，又觉得喜欢炮仗了，不但因为这声音很是阳气，有明朗的感觉，也觉得驱邪降福的思想并不坏，多神教的迷信还比一神教害处小，也更容易改革。
放烟火（或称为焰火）在各国多有这个风俗，至于炮仗，由鞭炮以至双响，似乎是中国所特有的。有欧洲人曾经说过幽默的话，中国人是最聪明的民族，发明了火药，只拿去做花炮，不曾用以杀人。这话说得有点滑稽，却是正确的。过去中国人在文化上有过许多发明；只是在武器方面却没有，史称造五兵的乃是蚩尤，可知中国古人虽是英勇，但用以却敌的正是敌人的兵器。
炮仗起源于“爆竹”，民间祀神的时候，拿竹枝来烧在火里，劈拍作响，据古书上说，目的是在于吓走独只脚的山魈。这种风俗在华东有些地方一直存在，若是使用大竹，那末竹节裂开来，一定声音更响了，不过个人的经验上不曾听到过。过去放炮仗的用意是逐鬼，普通说是敬神，乃是后起的变化，现在只是表示喜悦与庆祝，正是更进一步，最是正当的用处了。
现今的炮仗使用得确当，但是过去用于驱邪降福，虽然涉于迷信，我以为也未可厚非，因为这用意总是对的，不过手段错误罢了。驱邪降福，这是一切原始宗教的目的。英国一个希腊神话女学者曾扼要的说过：“宗教的冲动单只向着一个目的，即生命之保存与其发展。宗教用两种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一是消极的，除去一切于生命有害的东西，一是积极的，招进一切于生命有利的东西。全世界的宗教仪式不出这两种，一是驱除的，一是招纳的。饥饿与无于是人生最重要的敌人，这个他要设法驱逐它。丰稷与多于是他最大的幸福，这是他所想要招进来的。”人类本有求生存与幸福的欲望，把这向着天空这便是迷信，若是向着地面看，计划在地上建起乐园来，那即是社会主义的初步了。中国老百姓希望能够安居乐业，过去搞过各种仪式祈求驱邪降福，结果都落了空，后来举起头来一看，面前便有一条平阳大道，可以走到目的地去，那末何乐而不走呢？敬神没有用了，做炮仗是中国固有技术之一，仍旧制作些出来，表示旧新年的快乐与热闹，岂不正是很适宜的事情么？
（1957年2月发表，逃自《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
泥孩儿
从前在什么书上，看见德国须勒格尔博士说，东亚的人形玩具始于荷兰的输入，心里不大相信，虽然近世的“洋娃娃”这句话似乎可以给它作一个证明。本来这人形玩具的起源当在上古时代，各国都能自然发生，如埃及、希腊、罗马的古坟据说都发见过牙雕或土制的偶人，大抵是在儿童的坟里，所以知道是玩具的性质，另外有殉葬的一种，用以替代活人，那是所谓“俑”了。由是可知，这种玩具的偶人的起源不可能有一定的地方，应是各地自由发展。可是它又很容易感受外来的影响，现时的洋娃娃服装相貌还没肩和老百姓一样，宋代曾通称摩侯罗或磨喝乐，此是外来语，大概与佛教有关系，虽然还没有考究出它的来源。这在《老学庵笔记》中称作“泥孩儿”，当是指泥制的孩儿那一种，但别处又见有“帛新妇子”与“磁新妇子”的名称，可见也有一种“美人儿”，比现代的洋娃娃式样更多了。小时候在乡下买“烂泥菩萨”玩耍，有状元；有“一团和气”，还有妇女，通称“老满”，即指“堕民”中的女人，因为她们在前朝是贱民，规定世世给平民服役，女人都还穿的古装束，青衣裙青背心，发梳作高髻，称“朝前髻”（平民妇女唯居丧时梳此髻）。土偶作古接，无人能识，所以认错了。现在想起来，这种“老＊（左女右满之右）”的烂泥菩萨，着实可以珍重保存，只可惜现今恐怕已经找不到了。
中国历代的“俑”，自六朝至唐，尚留存不少，很可以供给画家和排演电影的人作参考，人形玩具如能保留，亦可有不小用处。但玩具殉葬到底是绝少数，平常玩要过后全都毁弃，古时玩具无由得见。这不但是实物难得，便是文字记录，也极不易找，盖由中国文人太是正经，受儒教思想的束缚，对于生活细节，怕涉烦琐，不敢下笔的缘故。汉人在《潜夫论》中有云：“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皆无益也。”可以代表士大夫的玩具观。我们从佛经中看来，印度就要好得多多。如在《大智度论》中说：“人有一子，喜不净中戏，聚土为谷，以草木为鸟兽，而生爱着，人有夺者，瞋恚啼哭，其父知已，此子今虽爱着，此事易离耳，小大自休。”末句轻轻四字，是多么有理解的话。又《六度集经》中记须大拿王子将二子布施给人，王妃悲叹，“今儿戏具，泥象泥牛，泥马泥猪，杂巧诸物，纵横于地，睹之心感。”也说的很有人情。为了儿童的福利，应该发展玩具制作，特别是人形玩具这一部门古来的“泥孩儿”，“美人儿”，都能有新发展，此外泥车瓦狗，泥马泥猪，也是必要的，这应与新文明的玩具并重，不可落后，因为这些固然是旧的，但正是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事物。本来想谈谈玩具的事情，却不料只说得偶人这一方面，所以题目也就用了宋人所说的泥孩儿，虽然这一个字不大能够包括人形玩具的全部。
（1957年2月发表，选自《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
鬼与清规戒律
从前开始戏改的时候，大概很有清规戒律，特别是关于“见鬼”这一件事，最为忌讳，以为这就是迷信，断乎不可以容许的。所以这一类的戏，如《活捉三郎》、《奇冤报》、《大劈棺》、以及全部《钟道》，都一律干脆禁止，直到今年五月，因为“百花齐放”，这才解了禁。但是，这个不准“见鬼”的清规戒律，似乎并不限于戏剧，流行还要广远，应用及于一般言语，提起来不大有人会得相信的。据安徽一个中学教员的通信说，“不健康的人，似乎半人半鬼”，就有人说是迷信，仿佛说起鬼字，便是提倡有鬼似的，这似乎很值得来研究。
中国人的说话里，似乎很喜欢用“鬼”字，凡是遇见莫名其妙的物事，便说是什么“鬼东西”。形状难看或是诡异，行动不测，也常说这人“鬼头鬼脑”，或是说“这人很鬼”，未必是真是看见鬼，所以说头脑有点相像，也只是打一个比喻罢了。“半人半鬼”，近于普通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也正是个譬喻。此外如一种小贝壳称作“鬼螺狮”，又日本的子安贝，地方上俗名“鬼见怕”，大概因为样子古怪的缘故，又因了这个名称，却相信它真可以有辟邪的功用。普通又用以称有特别征候的人物，如头大的称为“大头鬼”，吃鸦片烟的（现在当然没有了，但这句话还在沿用）称“鸦片烟鬼”。至于“小鬼头”一语，虽然也是一类，但是用作爱抚的话，用的时候似乎已是没有什么坏意思了。
我还记得在解放以前，有一本风行全国的英语书，是美国记者斯诺所著，书名《西行漫记》，报道解放军那时的情形。在中间出现，最得人喜欢的，便是所谓“小鬼”。英文说是“小魔鬼”，未免太言重了，因为中国这个“鬼”是机灵乖巧的意思，不含一丝恶意，无宁是与“因普”这字相近。这大概是军中收留的少年兵，所以活泼可爱，称他作小鬼，想见大家对他的好感，实在比别的名称要好得多了。就只可惜后来不见记录，似乎已经不用了，这也是对的，因为清规戒律来了，恐怕有点不方便。其实这称呼倒是很好的，含有几分亲爱的意思在里头，没有别的译名表示得出的。如今幸而清规戒律已经取消，再也没有什么拘束，以后连戏台上出鬼也已随意，言语自然更可以随意了。
（1957年6月21日发表，选自《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
不倒翁
不倒翁是很好的一种玩具，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不很发达。这物事在唐朝就有，用作劝酒的东西，名为“酒胡子”，大约是做为胡人的样子，唐朝是诸民族混合的时代，所以或者很滑稽的表现也说不定。三十三年前曾在北京古董店看到一个陶俑，有北朝的一个胡奴像，坐在地上弹琵琶，同生人一样大小。这是一个例子，可见在六朝以后，胡人是家庭中常见的。这酒胡子有多么大，现在不知道了，也不知道怎样用法，我们只从元微之的诗里，可以约略晓得罢了：“遣闷多凭酒，公心只仰胡，挺心惟直指，无意独欺愚。”这办法传到宋朝，《墨庄漫录》记之曰：“饮席刻木为人而锐其下，置之盘中左右欹侧，僛僛然如舞状，力尽乃倒，视其传筹所至，酹之以杯，谓之劝酒胡。”这劝酒胡是终于跌倒的——不过一时不容易倒－－所以与后来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于跌倒之前要利用它的重心，左右欹侧，这又同后来是相近的了。做成“不倒翁”以后，辈分是长了，可是似乎代表圆滑取巧的作用，它不给人以好印象，到后来与儿童也渐益疏远了。名称改为“扳不倒”，方言叫做“勃弗倒”，勃字写作正反两个“或”字在一起，难写得很，也很难有铅字，所以从略。
不倒翁在日本的时运要好得多了。当初名叫“起来的小和尚”，就很好玩。在日本狂言里便已说及，“狂言”系是一种小喜剧，盛行于十二三世纪，与中国南宋相当。后来通称“达摩”，因画作粗眉大眼，身穿绯衣，兜住了两脚，正是“画壁九年”的光景。这位达摩大师来至中国，建立禅宗，在思想史上确有重大关系，但与一般民众和妇孺，却没有什么情分。在日本，一说及达摩，真是人人皆知，草木虫鱼都有以他为名的，有形似的达摩船，女人有达摩髻，从背上脱去外套叫做“剥达摩”。眼睛光溜溜的达摩，又是儿童多么热爱的玩具呀！达摩的“趺跏而坐”的坐法，特别也与日本相近，要换别的东西上去很容易，这又使“达摩”变化成多样的模型。从达摩一变而成“女达摩”，这仿佛是从“女菩萨”化出来的，又从女达摩一变而化作儿童，便是很顺当的事情了。名称虽是“达摩”，男的女的都可以有，随后变成儿童，就是这个缘故。日本东北地方寒冷，冬天多用草囤安放小孩，形式略同“猫狗窝”相似，小孩坐在里边，很是温暖；尝见鹤冈地方制作这一种“不倒翁”，下半部是土制的，上半部小孩的脸同衣服，系用洋娃娃的材料制成。这倒很有一种地方色彩。
不倒翁本来是上好的发明，就只是没有充分的利用，中国人随后“垂脚而坐”的风气，也不大好用它。但是，这总值得考虑，怎样来重新使用这个发明，丰富我们玩具的遗产；问题只须离开成人，不再从左右摇摆去着想，只当他作小孩子看待，一定会得看出新的美来的吧。
（1957年7月发表，选白《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
羊肝饼
有一件东西，是本国出产的，被运往外国经过四五百年之久，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别一个面貌了。这在一切东西都是如此，但在吃食有偏好关系的物事，尤其显著，如有名茶点的“羊羹”，便是最好的一例。
“羊羹”这名称不见经传，一直到近时北京仿制，才出现市面上。这并不是羊肉什么做的羹，乃是一种净素的食品，系用小豆做成细馅，加糖精制而成，凝结成块，切作长物，所以实事求是，理应叫作“豆沙糖”才是正办。但是这在日本（因为这原是日本仿制的食品）一直是这样写，他们也觉得费解，加以说明，最近理的一种说法是，这种豆沙糖在中国本来叫作羊肝饼，因为饼的颜色相像，传到日本，不知因何传讹，称为羊羹了。虽然在中国查不出羊肝饼的故典，未免缺恨，不过唐朝时代的点心有哪几种，至今也实难以查清，所以最好承认，算是合理的说明了。
传授中国学问技术去日本的人，是日本的留学僧人，他们于学术之外，还把些吃食东西传过去。羊肝饼便是这些和尚带回去的食品，在公历十五六世纪“茶道”发达时代，便开始作为茶点而流行起来。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的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的也有专门店一样。结果是“羊羹”大大的有名，有纯粹豆沙的，这是正宗，也有加栗子的，或用柿子做的，那是旁门，不足重了。现在说起日本茶食，总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国，不过一时无可查考罢了。
近时在中国市场上，又查着羊肝饼的子孙，仍旧叫作“羊羹”，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它脱去了“简单”的特别衣服，换上了时髦装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种果品的种类。我希望它至少还保留一种，有小豆的清香的纯豆沙的羊羹，熬得久一点，可以经久不变，却不可复得了。倒是做冰棍（上海叫棒冰）的在各式花样之中，有一种小豆的，用豆沙做成，很有点羊肝饼的意思，觉得是颇可吃得，何不利用它去制成一种可口的吃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