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姚莹》
作者：沧海【完结】
一、志在 “经世”
姚莹，字石甫，号明叔，晚年又号晚和，别署幸翁。清中叶时安徽省桐 城县人。
桐城姚家的先祖居在麻溪，后世迁居县城，仍称麻溪姚家，自明朝时便 已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清朝以来，姚家以政绩、儒学、文艺、义 行等而闻名者有很多人。就近亲说，官至刑部尚书的名臣姚文然，是姚莹的 七世祖；以 “经学”名世、官至翰林院编修的姚范，是姚莹的曾祖；以学术 文章称师表、被目为 “桐城文派”主将的姚鼐，是姚莹的叔祖。
1785年 11月8日，姚莹诞生于桐城县内北后街的这样一个名门世家之 中，兄弟排行居三。先世的声名显赫，虽然对他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追求，留 下深刻的影响，但到他出世时，家境已趋没落。他祖父姚斟元，秀才出身， 并未发达，终生在外教书或当幕僚 （就是今天所说的秘书）。他父亲姚骙， 虽自幼读书，却连秀才也未考上，只好继续教书为业。
姚莹家自祖父辈分居，所承祖产本来有限，祖父两代又无什么作为，家 境自然一天不如一天。姚莹生时，家中尚有仆妇四人供差役；到他七岁时， 便不得不将旧宅售出，租房居住，父辈再行分居；到他九岁时，连最后保留 的一名女仆也只好裁减，家务都由他母亲操作；他十岁时，正赶上夏天发大 水，屋内水深三尺，他母亲拖带孩子借浮板于水才幸免于不死，断炊之苦， 更不在话下。 所幸他母亲张氏也出身桐城名门，为清初大学士名臣张英的曾孙女，虽 也家道衰落，但自幼知书明理，志当贤妻良母，特别注重教育后辈成人，家 境再艰难，也要培养孩子读书向上，即令为此而典衣卖物也在所不惜。姚莹 自六岁开始从师读书以后，张氏不顾日间劳累，每晚必亲自检查他兄弟的课 业，见有所长进则喜，若有所赖惰，必加体罚，即使老师原谅他们，她也都 丝毫不放过。有时，姚莹兄弟没有机会读书时，张氏便亲任教师，不让孩子 学业荒废。姚莹兄弟的 《周礼》、《诗经》二书，便得自母亲的口授。等孩 子开始学作文时，张氏又亲抄范文数十篇、唐诗百首为课本，督促学习。当 姚莹苦读至深夜，伏案而睡觉时，张氏怜爱不已，常常故意借冬夜脚冷唤醒 孩子，姚莹惊醒忙上床为母 “捂脚”，“抱母足而眠”。真是母督子严，子 爱母慈。
俗话说： “家贫出孝子。”先世的光荣，家境的衰落，生活的困苦和贤 母的督教，深刻激励着幼小的姚莹，使他暗下决心：刻苦读书，发扬先德， 重振家声，报效国家与社会，不负贤母的殷切期望。早年的生活坎坷，也使 他对中下层社会的实际，具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养成了他后来为官时关心 民间疾苦的宗旨与作风。同时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实心实意办事、不向困 难低头的性格与志向。 21岁那年，姚莹赴安庆参加府学考试 （当时桐城县属安庆府）。因为盘 费有限，只好借住在亲戚家。这位亲戚势力眼，对待姚莹十分不好。姚莹不 堪羞辱，一气之下，便拔脚回家，待另作经济准备，再参加下期考试。科举 时代，应试是读书人的关键时刻。姚莹竟宁可放弃，而不受窝囊气。从这里 不难看到他个性的一个侧面。 他回家后，正逢叔祖姚鼐在家，见他提前回来，十分奇怪，便问他何故 如此。姚莹只好实说。叔祖闻言，既赞许这个侄孙的志气，又不忍他失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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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考试的机会，便拿出银两资助姚莹赶去应试。结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补为府学附生，在科举道路上超过他父亲，成了秀才。回家后娶妻方氏，也 是桐城名门之后。隔年，也就是1807年秋，姚莹又去南京应“丁卯科”江南 乡试，考中第十八名，成为举人。在科举道路上超过了他祖父。时年23岁。 次年春天，又到北京参加 “戊辰科”会试，考中第三十二名，成为贡士。继 经殿试，考中三甲第十名，成为进士。在科举道路上，追上了他叔祖和曾祖。 喜报到家，知者无不称赞姚家继起有人，贤母心血没有白费。依当时制 度，考取三甲的进士，即可等待有官位时授官。由于官位有限，一时难于轮 上，久留北京，又开销甚大，非家境所允许，姚莹只好于当年秋请假回家省 亲，及早结束了有生以来的首次北游。 无论是去南京参加乡试，还是去北京参加会试，都使姚莹开阔了心胸与 视野，并因同年 （同科考中者称同年）、师生（主考官为考中者的座师，分 科试官为考中者的房师，考中者则为座师、房师的门生）、同乡 （同省者为 大同乡，同府、同县者为小同乡）、世谊 （上辈有交往，后辈继之，为世谊） 等关系，结识了许多新交，有的成为姚莹的终生知友，有的是令他终身不忘 的知遇。在这些交往中，姚莹的器识与才能，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他 的知名度大为提高，官场与知识界由此知道桐城姚家有个后起之秀姚莹。 考中进士，在当时固然是很风光的事，但那只不过是取得了任官的资格。 在姚莹看来，距离实现他的抱负与理想甚远，并没有什么值得风光之处。他 的理想和抱负是什么呢？姚莹后来在 《复李观察书》中，自称：“自束发读 书，则有志慕古，以为人生天地间，当图尺寸之益于斯人斯世，乃为此生不 虚。”这便是先儒极力倡导和知者推重姚莹的所谓 “志在经世”，即以治理 世事，利国济民为职志。 当时的风气是：一些人只为求作官而读书，因而对于官定的经义和“八 股文”程式，用尽功夫，认为除此而外，再无学问，作官便是人生的终极价 值；另一些人虽不为官定经义和“八股文”程式所限，但受了清初“文字狱” 的影响而脱离现实，不问时事，一意考究古书、古物、古事、古义、竭其专 深，号为 “朴学”。姚莹正逢“八股”泛滥、“朴学”盛行，读书人奉为时 髦的时代。当此之际，而 “志在经世”，便是难得的“越俗”。由此出发， 虽因科举考试而不能不留心于官定经义和“八股文”程式，但他却不为所囿， 更博览群书，求其大义，着眼于有用，不斤斤于细琐，凡涉及治国安民的知 识与学问，无不悉心讲求，反之，则不费精力去钻牛角尖。秉承家学，掌握 要领；关心时局，不为空谈。从而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正确和坚实的第一步。 二、研讨 “海上事”和“海外事” 1809年春，山东巡抚百龄升任两广总督，闻新科进士姚莹之名，遂趁途 径桐城之便，邀请姚为幕僚，随他同去赴任。 百龄，字菊溪，姓张氏，正黄旗汉军人。进士出身，以干练和有魄力而 得仁宗皇帝的信任。数年前即已官至总督，后因事被革职。继而，再次被重 用，历升至两广总督。 就姚莹来说，去广东既可开阔眼界，熟悉世务，又可顺便看望正在广州 任教的父亲，更何况聘金对家庭生活也有很大改善，因而乐得应邀，欣然而 去。当年秋天，姚莹随百龄抵达两广总督的任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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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广州，不仅是广东、广西两省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广东省 省会，而且是在传统对外贸易口岸基础上，由清政府特定的唯一与海外诸国 交往的商业通道。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更把广州视为到中国 这个封建大国谋取经济政治利益的登陆点。于是，在南国重镇广州，便有了 在中国其它城市看不到的两种现象：一是由中国人经营的专门从事垄断性外 贸中介业务的洋行及其联合组织 “公行”；一是供外国商人落脚储货的所谓 “夷馆”或“商馆”。 洋行早在明朝时便有， “公行”则为后起。行商除负责确定货物的价格 外，并负责代中国政府向外商征税，外商也乐于委托其代办这类手续。而政 府对外商的管理，一般也都通过行商来进行。 “夷馆”，则由行商依政府规 定租与外商使用。政府本来对外商设有严格的规定，但因日久天长，不免流 于形式，而时松时紧。这当中，外商的不法行为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是重 要原因。 由于广州的特殊口岸地位，便使两广总督多了一层敏感的任务，即管理 和保证外贸事宜，并通过此渠道进行与外国的交涉。这些，当时统称“夷务”。 “夷”，是当时对外国的蔑称，反映了中国传统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和中央 大国的心理。仅从这个不妥的名称，便不难看出当时对世界形势的了解是多 么贫乏！ 对外贸易的发达，已令姚莹亲见广州的格外繁盛，而由于英国从事的鸦 片走私贸易日盛，致使清政府的严禁形同虚设，鸦片的毒害在广州反映得最 为明显和突出，更使姚莹深为留意。这还不算，百龄面临的海盗问题，也迫 使身为幕僚的姚莹不得不多加关注。 所谓海盗，泛指当时活动于海上，并对抗政府缉察的武装集团。其性质 与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职业走私团伙，有的专以劫掠为生，有的是不甘清 政府统治压迫的反抗者，有的是为外国谋经济利益的滋扰者。但其利用洋面 广阔，清朝水师力量薄弱，特别是因为军政腐败而大举发展。这些海盗不仅 扰乱正常的对外贸易，威胁海道安全，而且不时登陆劫掠，无不成为治安之 大患。前此，清政府曾大力对海盗活动最为猖撅的浙江、福建沿海用兵，使 两省所受威胁大为缓解，但广东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这既是由于海盗活动 方向的转移，也证明广东文武官员的处置不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仁宗皇帝才特调百龄出镇广东。百龄也不负皇帝厚 望，到任便针对海盗问题，一面振刷军政，惩贪去懦，整顿军队，筹饷练水 师，加强海上军事力量；一面裁撤沿海商船，连运盐也都改为陆路，从而对 沿海实行戒严，以断绝海盗从陆上获得水米接济和到陆上销脏。经过将近一 年的 “日事招讨”，除分别击溃数小股集团，使仅余两大股海盗集团的处境 日益受到危胁外，又通过分化瓦解、利诱，招降了势力最大、辖众二万余人 有炮船四十余只的张保集团，并利用张保，平定了乌石二集团，宣告广东沿 海平静。闹了十来年的海盗，终于被肃清了。 百龄因而获重赏，幕僚们竞相赋诗著文，为他颂功志贺。独姚莹没有参 加。在他看来，“降人数万，一时散归田里，彼非有所畏而散，盖有所贪也。 其狠心故智，何尝一日忘耶？外洋暂靖，而内河匪类益众。夫匪类者非他， 即前日之洋盗也。昔之患在外者，近悉近内。”所谓大功告成，不过是表面 现象。潜伏的危机甚重，又有何值得庆贺？这种后来在 《上座师赵分巡书》 中透露的看法，既说明姚莹的头脑清醒，也反映了他的不随流俗。事实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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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他的所见不差。 今虽不明姚莹曾否将他的这种看法直告百龄，但从他劝百龄 “功成身 退”，可知他还是透露出来。他对百龄说： “张保当年不只一次扰害沿海七 郡地方，仇怨甚多。今既收抚，加以官爵，久后难免再生技节。假若有人寻 仇，张保被杀，处置起来，便会两难，坐视不问，则张保余众数万必会生事； 惩治杀手，必被认为包庇降盗，为地方人士所不服。莫若携张保离开广东， 免致他日被动。”一席话，令百龄于惊愕之余，采纳其议，上书告病。奉旨 允准，召其还朝。百龄遂携带张保离去。 从个人利益来说，此举对姚莹绝无任何好处。独持异论，必为百龄所不 喜；劝百龄去任，更丢了优越的幕僚差使。但姚莹仍然走了这步棋，充分显 示了他的以大局为重。倘非具有 “经世”的宗旨和自觉，断然不会这样做。 而他的别具见解，则是他对海盗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获得深 刻了解的结果。 此后，姚莹先后在从化、香山 （今中山县）等地担任官员的家庭教师， 以教授其子弟为生。他也利用这个时候，游历了广东的一些地方。闲暇时他 便继续读书，研讨世务。但此时的研读，已不尽同于既往，那便是增加了一 项新课题：他所说的 “海上事”“海外事”。具体说，就是 “夷务”和与其 相关的海盗等问题，就是对来自海上的诸外国实情的了解及其对策。他后来 在 《康輶纪行自叙》中说：“外蕃异域之事，学者罕习，心窃疑之。虽历代 外夷，史皆有志，而今昔不同，要当随时咨访，以求抚驭之宜，非徒广见闻 而已。……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深忧愤，颇留心兹事”。所谓 “以 求抚叙之宜，非徒广见闻而已”，正反映了他一贯的“经世”宗旨；所谓“外 夷桀骜”，当然包括了他在广州亲经实见的外商趾高气扬，抗拒与抵制中国 政府的管理与规章；他的 “深忧愤”，说明他敏感地认识到对外关系处理不 善，必有损国威，影响世运。 深怀忧愤地研讨 “海上事”“海外事”，是这次广东之行的重大收获。 从此以后，姚莹为此进行了不懈的追求与努力，使他成为当时所说的 “开眼 看世界” （林则徐语）的一批杰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而且决定了他后来在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的坚定立场。正是由于广东之行，才使他的 “经世”抱 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以关切与研讨 “海上事”“海外事”，来回应 当时中国面临的外国侵略的挑战。作为姚莹生平事业的一大关键，此次游粤， 真可说是不虚之行。 从25岁抵粤，到30岁离开广东的这五年多时间里，姚莹虽大增新知， 但从他这一时期写给师友的书信中，不时可见他怀才不遇、 “困顿风尘”、 “三十未立”的悲怆心情。1814年 11月，他三十岁生日时写的 《甲戌十月 七日，余年三十，奴子早起进鸡酒为膳，有感》诗，对此表露无遗。诗云： “忽惊三十岁华新，转愧人间壮大身；束发何曾志温饱，人生惟是备艰辛。 愁看僮仆陈杯酒，泣向天涯拜二亲；风雨六年违定省，可怜伤别更伤贫！” 大概正是由于 “三十未立”，才使他决计结束在岭南的生活，北归选官，去 正式干一番事业。 三、闽吏第一 1815年初，姚莹从广东回到久违的故乡，与家人团聚。转年春，一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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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访友，路过南京时，拜谒了正在那里任教的叔祖姚鼐。秋天，便起程去 北京参加吏部的铨选。 到1816年春，铨选有了结果。姚莹被授任福建平和县知县。依例办理手 续后，告别京中师友，赶赴福建报到。夏末到达福建省会福州，秋初到平和 任职。他的 “经世”理想与抱负，第一次有了直接实践的机会，时年32岁。 平和，地处闽东南，时为漳州府所属县。今仍有平和县，属漳州市，但 县治已迁移，不在旧地。关于这个与广东邻界的山区县，姚莹曾在 《复汪尚 书》中分析其民情说： “其地溪岭深阻……无三里、五里之平远……民皆依 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 好斗、健讼，相沿成风。对此，姚莹认为应 “因其俗宜”，以恩、威、信相 结合而治之。姑息，并不是恩，而是软弱无力，不负责任；暴虐，并不是威， 只会失去民心，激化矛盾；贪诈，无从取信于民，必然难有作为，说话全无 力量。过去的官员或姑息，或暴虐，或贪诈，因而失败。他坚信凭恩、威、 信三字，不难成功。 于是，他以满腔热忱和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天将亮，便升堂理事；事 无巨细，都亲行决定；民间投诉，迅即审理决不耽搁，而且当众进行，令民 共见，以示劝惩；访闻盗贼，即便是半夜得讯，也亲率员役，前往督捕，而 且外出决不扰民，食用皆自备；每月朔望，亲至四乡，择适中之地进行劝谕， 召集缙绅民庶来听，至者予赏；诛锄强暴，雷厉风行，决不含糊。这些，都 令百姓耳目一新，叹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心眼里敬佩和服从这位廉、 正、清、明的姚知县。 挑词架讼者被严惩，捏词诬陷者被当堂揭穿，谁还敢自投罗网来告歪状？ 鼓动斗殴者被追究，借以讹诈者遭严办，有冤者知县自然为之作主，无理者 骗不过知县，必遭申斥或令赔偿对方损失。确如知县宣谕的斗殴有百害而无 一利，有理的变成无理，无理的错上加罪，谁还愿意小题大作、自讨苦吃地 斗殴？于是，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平和的风气便有了明显的改观。正当姚莹 依既定设想，准备陆续开展倡文教、劝农耕，俗将平和治理出个样子的时候， 上司却于次年冬决定调他为漳州府的首县龙溪县知县。尽管姚莹本人不愿 意，平和士民百计挽留，皆无效果，只好遵命，到首县任官。 首县，一向由所属最得力的官员出任知县。姚莹被调的原因，就是由于 他在平和的政绩甚著，官声颇佳。依例，首县皆与府治同城，但因漳州地位 十分重要，故漳州镇总兵、省里所派的分巡汀 （州）、漳（州）、龙（岩直 隶州）海防兵备道，均驻漳州。因此，漳州一城中而聚集总兵、道台、知府、 知县四个衙门。今漳州市仍有龙溪县，但已不辖市区。 别看漳州府城中衙门众多，但直接理民的龙溪知县却很不好当。姚莹在 《谢周漳州书》中，述当时龙溪难治的症结说：“其民习于强悍，恃众藐法， 久为通省最。东万松关，南九龙岭，劫掠不已，行者戒途；北溪一路七十余 里，截河私征者十数处；城内文武、兵役通夜巡访，如临大敌；至于各乡， 大小一千有八社，积怨深仇，蔓延滋斗，视杀人如草芥，以虏刼为故常，一 日之中，或十余命，一岁之内，伏尸盈千，剖腹刳肠，莫形凶惨，四郊近地， 皆为战场，……官至，视兵役众则逃，少则抗。官但见民之梗顽，民亦视官 为儿戏，上下隔绝，胥役缘以为奸。” 针对这种实际，姚莹认定不能以常规来治理。刚到任，便出其不意地亲 率员役，夜入强社，逮捕著名积恶者数人，审明其劫掠、械斗、杀人之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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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便悬榜城门，公布其罪状，分别于其为害之各当地，召万人环观而杀之。 立即正法，可免 “迁延岁月，株累无穷”；正法于当地，召众环观，影响远 大于 “正法省中”的“不足以警当地”。一番“下马威”立竿见影，“四境 凶徒，闻风股溧”，发挥了法律的威慑作用。 接着，于各地张贴 《召乡民入城告示》宣布：“各衙门兵役暂停拘捕， 听尔等各乡社士民入城来见”， “凡有旧仇夙怨者，各该社之家长务须约束 小侄，静侯本县选派之公正绅耆到社为尔等排释调处，无许再行滋事。仍一 面率带子弟入城来见，本县亲加访问，所有委曲无不可以面陈……务使尔等 无不达之隐，无不通之情”。以便彻底解决上下隔绝，官莫察民之情，民 “视 兵役如仇仇，望城市如陷井，经年不敢一入，于是讼师奸更得以任意舞文” 害民之积弊。对入城面陈者均接之以礼，许以自新，派其素所信重之绅耆相 偕往察十数年仇怨相寻之故，巨细皆予辨白，知县又亲至各社见其头领，晓 之以理，约之以法， “使侵地夺社者，各还旧业；焚庐毁屋者，偿价修葺； 死者之家，寡妇孤儿，命各社族人醵钱养卹；其杀人者，令家长自捕送，不 使兵役妄拘；不听死者家妄诉连逮。” 通过这一系列细致工作和亲加抚辑， “一时弃刃修和者，七百余社”， “十余年著名械斗之区，听命息斗”。然后，“择其强有力者使为家长，给 与信记官牒，约束族众，复择壮丁，大社百人，小社五十人，籍其名与年貌 为乡勇，以逐捕盗贼，无事则交各家长董率业农。此皆横悍桀骜之徒，平时 恃众无名，滋为不法，及名已入籍，有不逞，就各家长缚送县，无所逃匿， 自是帖然。凡捕盗贼及强梁恶民，皆处以重法”。于是，械斗与盗贼之积患， 初步得到解决，龙溪的治安大为好转。 经如此雷厉风行地大加整顿之后，姚莹又大力课农劝学，推行教化，倡 导礼义，龙溪百姓因而大悦。姚莹的魄力、识见与干练，大为漳州知府所推 重，不时向姚征求施政方面的意见，相处极为融洽，结成深厚的友谊。当时 的闽浙总督董教增，亲见龙溪局面迅速改观，也高度评价姚莹的治绩，推他 为 “闽吏第一”，多次接见姚莹，就大政征询意见，凡有赴漳州任官者，都 指示他们： “究应如何为官施政，可去问龙溪姚令！” 姚莹的成功，正如他所说的是当时文武上下， “合力同心，彼此信任， 毫不间言”的结果。当然也是他 “治事自朝入夜，常不解衣而卧”，倾注全 部精力，实心任事， “心神况瘁，气血为之虚耗”的结果。“闽吏第一”， 是用他 “头发已白”换来的。两年后省里决定调姚莹为台湾县知县，漳州士 民不肯放他走，纷纷要求留下姚知县。最后，省里略作妥协，答应留待转年 春再赴新任，聊慰民望，但台湾还是得去，因为那里更需要这样有本事的官 员。 四、初官台湾 当时，台湾尚未建省，只是福建省所属的一个府。台湾府的治所，即今 台南市，与后来的台湾军政中心在台北，情形不同。当时，台北尚未设府； 今台北市，当时仅为一个镇。台湾府辖台湾、凤山 （今高雄市）、彰化（今 名同）、嘉义 （今名同）四县。首县台湾县与府治同城。由于府境辽阔，故 另于重要之地，分设澎湖 （今澎湖县）、淡水（今新竹县）、鹿港（今属彰 化县境）、噶玛兰 （今宜兰县）、海防（原驻鹿耳门，在今台南市境，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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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府城五厅。厅，为清代行政建置序列的一种特殊形式，有直隶厅与散厅之 别。台湾五厅，即属散厅，虽说与县平行，但其官长的品级却比知县 （文正 七品）为高。其中，海防同知兼 “南路理番”衔，“鹿港同知兼”“北路理 番”衔。一府、四县、五厅便构成了当时台湾的行政网络。 台湾虽为府，但文从四品的台湾知府，却非台湾的最高文官。这是因为 另有文正四品的分巡台湾兵备道，代表省来监察和协调台湾的军政事务，驻 台湾府城。内地虽也设道，但多监数府。因为台湾孤悬海上的特殊战略地位， 又定例分巡台湾兵备道均加按察使 （文正三品）衔。内地之道，虽亦有此情 况，但属个别。这还不算，更规定分巡台湾兵备道可以通过邮驿，直接向皇 帝专折奏事，不必转由省代奏。这种绝无仅有的特殊待遇，旨在避免贻误事 机。因而，台湾的最高文官首长是道，而非府。 自清初平定郑氏势力，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以来，在军事方面更对台湾 特别加以倾斜，派重兵镇戍。设台湾镇挂印总兵官 （武正二品）领之。内地 总兵官的防区较小，而且很少兼统水师、陆营，更无台湾这么多兵。为了崇 重事权，故特于其官衔冠以内地所无的 “挂印”二字，隐示其含有“钦差” 的性质。台镇所辖，除直属的镇标三营外，还有：台湾水师协 （三营）、澎 湖水师协 （二营）、北路协（二营）、台湾城守营、南路营、艋舺营、南路 下淡水营、沪尾水师营、噶玛兰营。合计为水陆十三营，分兵布防。弃兵则 由福建陆上各地抽调，三年一换。 由于姚莹的生平事业，与台湾密不可分，故有必要就当时台湾的文、武 建置，简要说明如上。 1819年春，35岁的姚莹渡海履新，出任台湾县知县，旋加海防同知衔。 任官台湾，掀开姚莹生平事业的新章，也是他成为当时著名 “台湾通”的起 点。 当时台湾的情势，可用时人所说的“叛服不常，时存危象”来概括。由 于潜在的反清意识，加之治理政策的不当和官员的暴虐恶行，故自台湾为清 朝所有后，屡屡发生抗清起义，严重时几乎动摇清朝在台湾的统治。尽管一 次次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但从多者三十年、少者十余年便又爆发起义，便足 见危机的深重和矛盾的错综复杂。 当时，纳入政府直接施政管理的只是沿海地区，主要是西部沿海地区。 岛上纵亘南北的山区和东部沿海的大部，尚未开发，或为无人区，或为当地 兄弟民族 （时称为“番”）居住区，即所谓番地。番有生、熟。浅山或重要 之地，为政府号令所及之处，多由其首领 （时称“头人”）代政府管理，接 受官员的指导，称 “熟番”；居于深山，为政府号令所不及，自已独立不受 政府管辖，则称 “生番”。政府只是控制其不出山，互不影响而已。实则， 民族关系时见紧张。 沿海居民，则以原籍福建漳州、泉州，广东嘉应州、潮州的迁民为主体。 虽迁来有早晚，但以原籍为纽带的而连系在一起，但地域的界限很突出。而 各该原籍又都是民风强悍，习于械斗的地区。受此影响，往往因个人纠纷演 变为地域来源不同者间的群体磨擦。 尽管台湾驻军多达一万四千余众，可称内地罕有的重镇，但防区辽阔， 海岸线长，分散开来，依然不足，平时巡缉尚多漏洞，一旦发生变故，只好 仰仗由内陆派兵越海。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弁兵皆由福建陆上各地 抽调，尤以漳州等地兵员为多，地域意识和部队间的关系，最易发生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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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甚至酿成大规模的械斗。至于骄横不法、违犯军规、甚至不服管束，更 是常事。 因而，除了统治与反统治、压迫与反压迫的根本矛盾外，从形式上便表 现为姚莹在 《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中所说的：“民与民不相能也，兵与 兵不相能也，民与兵不相能也，番与兵、与民不相能也。”加之 “沿海僻静 港汊分歧，多可径渡，不独商贾负贩之徒往来不时，居处靡定，其内地游手、 无赖及重罪逋逃者，溷迹杂沓而来，有业者十无一二，地力人工不足以养， 群相聚为盗，为奸恶”，这种难于控制的游民，尤为治安之大患。凡此种种， 故姚莹认为当时台湾的情势是： “人心浮动，风淫易生，变乱之萌，不知何 时”。总之，是矛盾重重，一触即发的形势。 相对于全境的不稳定，台湾县因为开发历史最久，商贸繁盛，户多殷实， 且镇、道、府、县等衙门林立，并有重兵弹压，形势相对来说较好，但全境 存在的隐患这里也难以平静，尤需治理得人。否则，更会招惹麻烦，动摇根 本。 姚莹到任以后，仍如在漳州般地谨遵 “清、勤、慎”的官戒，以“恩、 威、信”为施政方针，很快便搏得士民的拥护与爱戴。仅从两事，便可知其 在台湾知县任上的一斑。 一次，姚莹乘轿出巡，正逢一帮兵卒聚在市上赌搏。县役令其依例回避， 众兵非但不服，其中一个竟还诬称该役抢钱，与之揪扭起来，一时秩序大乱。 姚莹即命停轿，将该兵带至轿前讯问。众兵先不知轿中为何官，未放在眼里， 闻是以厉害闻名的姚知县，早已四散。后见有同伙被逮去，担心被供出姓名， 便约集数十人，手持武器，前来抢求。 悍兵持械行凶的事，从前就有，并不新鲜。见此形势，随役都捏了一把 汗。姚莹却十分镇定地下轿，亲执锁练，拉着该兵迎上前去。来众见势，反 倒迟疑下来。姚莹当面晓谕众兵说： “你们公开赌搏，已经违犯军规，现又 持械前来，难道不知伤害官长要处死？你们豁出去了，难道就不怕连累家中 老小？我本来不想追究你们冲撞官长仪仗，不行回避的过错，只想把他交给 总兵大人，教育他别再赌搏。你们竟敢前来行凶！也不打听打听姚知县从来 不怕死。不怕死的，只管上来，看看谁豁得出去。” 众兵闻言，大吃一惊，方知头脑发昏，惹出大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都没精打采地放下武器讨饶。姚莹却一概不理，手牵该兵，径直从众兵中穿 过，直奔总督衙门。众兵先是让路，继而相随，求情不止。结果，总兵据情 况把为首者加以严处，重申禁赌之令。从此，悍兵见姚知县轿到，赶忙回避， 无人敢生事端。老百姓也由此知道：姚知县不但不爱财，而且不怕死！ 台湾当时的迷信鬼神，较内地尤甚。有病痛，不问医服药，却认为是得 罪了鬼神，一味磕头烧香，尤其敬畏五妖神。姚莹早就打算扭转这种陋习。 县民许某，小贩为生，年未三十，邻里无不称其老实，忽染重病，据说是得 罪了五妖神，因而得祸。他家烧香求恕不止，许某之病却日甚一日，临死对 兄说： “神恕祭祀未周，我死之后恐将降祸全家。”既死，家中大惧，不惜 破家举债而塑该神像，大举祭祀，以求免灾。姚莹闻讯，即命衙役将塑神像 锁系到堂，传集许家及百姓前来观其审判。至时，姚莹当众列举其罪，指斥： “今尔敢虐吾良民，肆为妖妄，岂可纵容！”下令当众杖碎投火，以绝妖邪。 并宣布： “傥尔有灵，三日内降祸吾身，使吾得闻诸上帝 （到上帝那里去起 诉你）！”县民起先还对此举将信将疑，后见姚知县一切如常，才大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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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知县审判五妖神，成为一时的新闻。 1821年春，姚莹调任噶玛兰厅，摄 （暂代）该厅通判，主持该厅政务。 该厅地处府境东北，始设于1811年，新建不久，一切尚属草创时期。不但境 民最穷苦，而且治安状况也最差。因而，姚莹到任后下大力量完善制度和缉 盗。曾因捕获著名海盗林牛等十余人，经镇、道奏功，奉旨送部引见，即到 吏部报到，接受皇帝的召见，意味着将予提升。 就在圣旨未到时，姚莹却出人意外的因在龙溪县的所谓审案错误被追究 责任，撤职查办。简单说是：龙溪县民郑源与族人某有矛盾，率亲众杀某而 掠其财物。郑源被获服罪，姚莹以仇杀定案。未及解省复审，便调任台湾。 后来，此案拖延两年，才由经手者重新定郑源为强盗。姚莹因而获审查不实 之罪。其实，这只不过是早就忌妒姚莹者，趁督、抚等上官换人而落井下石， 作了手脚。 姚莹初官台湾不到三年，便以这飞来的横祸而告终。台湾县及噶玛兰厅 士民闻姚莹罢官，竞相奔走道、府为他呼冤乞留。及知事已定局，均大失望。 姚莹自出任平和时，便将家人接至任上，后随来台湾。突然罢官，生活顿感 困难。幸靠当地百姓时赠柴米接济，才勉强过活。拖延至转年秋，才因当地 官民集资代为还清官债，得以举家启程回省。船尚未开，其父突发重病，死 于船上，只好扶棺内渡。 五、蹉跎与复起 罢官的挫折，并未影响姚莹的壮志。他在当时写的 《与刘明东书》中说： “造物者能厄人之遇，不能厄人之心。古人君子虽极颠连困苦，而秉志坚定， 百折不回。仆于古人，何能为役？然穷困愈甚，乃见理愈明，觉确然有据， 故倔强自好之气，亦愈不为人屈。盖此心不为穷达所系久矣，造物其如人 何？”更何况是在 “平素不合之上官，方耽耽欲投石于井”的情况下， “幸 得洁身而行，不为缪辱”，说明自己的清廉，使他们实在抓不住什么把柄， 只好在公务方面作文章。事既不实，又有何愧疚？而罢官后百姓的热情接济、 代偿夙债，临行时“又送者相随数十里，至于舟中甚众，”更是最大的欣慰。 “政声人去后”。这才是最令人感动的。 然而，老父的突然去世，却打乱了内渡后遵旨入京引见的计划，只好暂 居福州，为父 “守制”（停官服丧）。按理，应回乡安葬亡者之后“守制”， 但扶柩归里，耗费甚大，一时无从筹措，只好从简。在封建时代，父丧不能 安葬，是做儿子者最大的不安。 “守制”三年，举家生活又将如何料理？这 些都不能不令姚莹倍感焦虑。 天无绝人之路。这年 （1823年）秋，姚莹的乡试座师赵慎畛由广西巡抚 升任闽浙总督。赵对姚莹这个门生一向颇为欣赏鼓励。他任官广东时，姚莹 正好游粤，有过接触。后虽分手，仍保持联系。赵至福建做官，眼见门生处 于困窘，即慷概解囊，资助其归葬，并挽留姚莹在闽。姚莹难违恩师盛意， 便由兄扶柩还乡，自己与家属留闽，但监于忌恨者仍在窥伺，深恐因而影响 恩师。恰巧漳州方知府调任台湾知府，方素知姚莹的才干，特邀他为幕僚， 随其赴任。姚在得到赵的谅解后，便于当年冬再去台湾。台湾士民闻姚复至， “争以鼓吹来迎”。 倘说前此任官台湾，是姚莹成为 “台湾通”的开始，那么，这次以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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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友身份入台，便使姚莹对台湾的研究更为升华而成熟。这是因为：当初集 中考虑到的多是面临的县、厅具体政务，现在不仅是知府的幕僚，且不时因 赵慎畛的咨访而充当总督事实上的顾问，因而更多着眼于台岛全局，更多集 中于体制和政策，因感赵、方的知遇而知无不言，以往所建议而未被采纳者， 均和盘托出，得为采纳，付诸实施。 后来，姚莹就他前番在台任官和此番去台充幕期间的调查、见闻施设与 论议，汇编为 《东槎纪略》五卷。他说：这本书“述海外岩疆所以安危之要 及近时贤执政之所兴革、论建”， “事皆纪实，言归切要”。吴德旋为该书 作序，称姚莹 “夙留意经世之学，不为詹詹小言”，“后之从事台湾者，必 取其言以为鉴”。作为一部有价值的关于台湾事务的专书，它既是姚莹的“经 世”成果，也奠定了姚莹的 “台湾通”的地位。 1825年，姚莹 “守制”期终，向方知府告辞内渡，经故乡而入都引见。 1826年初，得引见，奉旨：“以获盗功，改为降二级调用。”又依时例，捐 复原官，归部铨选。因次年春末便可当选，故索性在京等待。期间，与魏源、 龚自珍、张际亮、汤鹏等过从甚密，切磋世务，探讨学问，彼此间赠答诗文 甚多，结成深厚的友谊。不幸的是1827年初，母亲张氏在福州病故。姚莹闻 讯，忙告丧假，赶回福州。 本来马上便可选得官职，重入仕途，再展抱负。然而突来的不幸，使他 又开始了三年的 “守制”。经济的困难，尤如当年父丧之时。念及慈母的抚 育教养和近年的随之奔波流离，痛心疾首的心情比当年丧父时还重。这时， 恩师赵慎畛已调任云贵总督。方传遂已升福建汀漳龙道，闻姚莹之窘，又延 请他去漳州入幕，以为生计。次年秋，他便将家眷打发还乡，以节约开支。 这一时期的姚莹，除继续为贫困所笼罩外，更因岁月磋跎而焦急。他在 《与李永州书》中透露当时的心境说：“仆幼贫贱，备极艰苦，甫欲见伸即 重遭困踬”，连遭罢官、丧父、丧母的打击，虽 “坎坷而不知悔”，仍“期 有所振厉”，但 “人生无多岁月耳”，及此壮盛之年，不得有所施为，“更 历数年，境遇之穷益甚，精力尚堪用乎！” 1830年春， “守丧”期终，姚莹经浙返里，谋北上入都补官。此前，其 恩师赵慎畛已病故于云贵总督任上，归葬原籍湖南武陵 （今常德市）。姚莹 感念恩德，专程前往湖南拜祭于墓下。1831年春，姚莹由桐城抵京，等候补。 因这年夏天江南大水，善后工作急需人员，两江总督陶澍等奏请朝廷派知县 六人。姚莹经 “引见”后，奉旨前往江苏，于9月到南京报到。若非江苏奏 请缺人，姚莹既未必能这么快就补上缺，而且补上官也只能在福建。 姚莹自37岁因事罢官，中间又经过了十年的时间，再次任官，时已47 岁。报到后，先是被派跟随总督巡查河工、漕运，然后被任为临时代理武进 知县。 武进与阳湖二县，当时同为常州府的首县。二县衙门与知府衙门同城， 二县分辖府城之城、郊。即今江苏省常州市。由于当地为经济发达、人口繁 盛之区，又处交通要道，事务较多，故设两首县。 1832年春，姚莹赴任武进。县境孟渎三河为农田灌溉之所资，因于淤塞 不畅而奏准兴工疏浚。去年冬即已开工，未成便因大雨雪而报废。姚莹上任 前，上司便令他抓好此项工程。开春后，即督办此事，经实地勘察之后，姚 莹坚持延缓到秋后兴工，理由是： “水利之兴原以利农。今当春中，使民废 耕而工作，非便。”他考虑的是不利于春耕。而且，此时兴工，因于河道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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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筑坝拦水，两岸数万亩农田无从灌溉，是 “利未兴而受害已大”。况必于 此时动工，未完工便 “及盛夏，大雨时行，工必再坏”。因所言在理符实， 上司只好采纳，认为他有主见，敢直言。这年，台湾因张丙起义而局势紧张， 清政府忙从河南、陕西调兵前往增援。武进正是要道，县官要妥为安排官兵 过境，料理食宿和供应。有些地方官，就是因为弄得不好，既遭过军的敲诈 勒索，扰害地方，且被诬以贻误军机而获罪。姚莹为此很费精力，总算交了 差，没有发生什么问题。秋后，河工开始。姚莹又率夫役不分昼夜地奔走， 至次年春竣工。 这时，林则徐已调任江苏巡抚，闻姚莹为干才，想把他调为幕僚。而姚 莹更愿意通过实际工作，历练政务，遂婉言谢辞，林亦理解。冬天，姚莹被 调往苏州府，任代理元和县知县。 当时苏州府有三首县：长洲、元和、吴县。三知县衙门与知府、分巡苏 州道、江苏按察使、布政使、江苏巡抚、督理织造等衙门，都在苏州府城， 即今苏州市。三县分理府城之城、郊。 姚莹被调署元和，是因为原元和知县平瀚，亏损白米万石，被撤职查办。 平有贤声，并未贪污。亏空是历任延续下来的，非平一任之事。姚莹抵任， 眼见粮船急于兑米，上司亦授意由姚出头，代为设法弥补。结果除同僚酌量 分摊一部分外，姚莹只好自己挪借代为赔垫，平始得减罪离去。这种由后任 和同僚分摊前任的 “公亏”，是当时官场的不成文法。而姚莹前在台湾，也 曾因“公亏”而拖延时间不能离开，故对此感受最深。既经上官示意，又对 平瀚深表同情，遂仗义出头，保全了平。而自己却负债甚重，很长时间不能 解脱。 1834年，宣宗皇帝令中外大臣明保人才， （这比“密荐”的制度更加透 明）。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均保举属下的姚莹。陶的评语是： “精勤卓练，有守有为”。林的评语是：“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 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 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 今畏而爱之”。陶、徐皆名臣，不为阿好； “明保”又为公开于众，没有实 据，必遭讥弹。故这种评语，实在是对姚莹的公正评价。故被他视为生平“十 幸”之一。 不久，姚莹即奉旨被提升为高邮 （今为县）知州（文从五品）。但姚莹 未去高邮上任，便被调署淮南监掣同知 （文正五品）。 监掣同知，为两淮盐运使司 （司驻扬州，盐运使为文从三品）的下属机 构，分以淮南、淮北为名。淮南盐掣同知，驻扬州府仪征县 （今为江苏省仪 征市），掌控所属区域内掣盐的政令。掣盐，即抽验盐商所贩运之盐是否符 合盐引规定的数量，以防超额偷漏。 1834年，姚莹被任命为淮南盐掣同知，秋天时，他开始筹备仪征运盐河， 到冬天时开始兴工。年底，因两淮盐运使出缺，姚莹被调任护理两淮盐运使。 在此任上，曾对现行制度的不足，多所建议，得准施行，盐商心悦诚服。中 间曾于1836年奉旨进京被召见。 1837年10月间奉旨：“台湾为海外要区，非熟悉情形、才守兼优之员， 不足以资表率。因思淮南盐掣同知姚莹，前经陶澍等保举，朕于召见时察其 才具明白谙练，曾任台湾县知县、噶玛兰厅通判，于该处情形较为熟悉。所 有福建台湾道员缺，即着以姚莹升署，仍俟期满再请实授，并着照例赏加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