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郑观应》
作者：赵晓阳【完结】
一、弃功名学商业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一个历史转折点。鸦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的完整开始遭 到破坏，中国已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 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逐渐破 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英法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达到扩大侵略的目的，于1856年到1860年间， 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4年的侵华战争。英法联军在中国沿海国土上横行骚 扰、肆意破坏，逼迫清政府再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同时，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正蓬勃发展，在长江中下游同清朝反动军队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在外国资本 主义和中国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都异常尖锐的时候，一 个知识青年在他的家乡试图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途径——科举，以达到 他将来发迹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秀才没考中，只好到上海去学习他不 想学的商务，干他不想干的外国洋行买办①的职务。这个青年人就是本书的 主人公——郑观应。 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待鹤山人，或罗浮待鹤山人。 广东省香山县 （今中山市）雍陌乡人。中年以后迁居澳门。出生于1842年7 月24日。他的父亲郑文瑞是一个具有地主绅士身分的乡村私塾先生。据郑观 应介绍，其父颇有学识，虽没有取得功名，但他对家乡的公益之事，如修桥 架梁、赈济灾民，从来都是热心支持的。生长在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的郑观应， 有着科举发迹的愿望，是不足为怪的。 然而，有 “买办故乡”之称的香山县，离广州不远，与香港隔水相望； 澳门本来就是香山县的一角，距雍陌乡更是近在咫尺。在鸦片战争前，香山 居民中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者就很多，经商致富的人也不少，充当外国洋 行买办的人自然也比其他地方的人多，郑观应的家族亲戚中当买办的人就不 少，这些为他走上此路提供了方便。此外，郑观应的兄弟姐妹很多，如果他 要继续学习，经济困难是较大的。1853年16岁的郑观应在父亲的严令之下， 毅然弃科举学商业，走上了一条与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郑观应幼时跟随他父亲饱读孔孟之书，据他的老朋友回忆说他“幼读书， 有大志”。从他一生的言行中看，都是以 “救世”为己任的。他的家乡位于 外国侵略者的巢穴——澳门之旁，又隔着珠江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遥遥相 望，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自然不能不有所感触，为将来以 “救世”为己 任打下了感性认识的基础。
二、买办生涯 1858年，也就是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屈辱的《天津条约》的那一年， 郑观应远离家乡来到了上海。上海开商埠虽然只有十几年，但它是通商五口 （其它四个城市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中最为繁华的一个港口，这里 作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据点——洋行，已经有很多了。在洋行中充当 买办和工役的人有不少是香山人，其中就有郑观应的亲友。他正是依靠他们 的帮助提携才站稳脚跟并继续发展的。他来上海后，先住在叔父郑廷江处， 郑廷江是英商上海新德洋行买办。他帮助叔父做事获取微薄的收入，叔父提 供他住宿并热心地教他英语。他正是在新德洋行期间打下了一定的英文基 础，直至老年还念念不忘叔父对他的帮助。 到上海的第二年，他通过姻亲和至交的关系，被介绍到英商上海宝顺洋 行工作。宝顺是当时营业额较高的一流大洋行，介绍他来的亲戚朋友在这里 是管总帐的一等买办。因有这层关系，郑观应一进宝顺就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1859年冬，他跟随宝顺的洋人坐帆船赴天津考察商务，表现良好，由此得到 信任和重用。1860年返回上海后即开始在宝顺管丝楼，兼管轮船榄载等事 宜。从此开始厂他的买办生涯，时年18岁。 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并不是很得意，始终只是管理丝缕和揽载等事务。1865 年后几年间，由于洋行逐渐增多，竞争激烈，以及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等原 因，宝顺生意清淡，股东群起折股，营业到处收束， 1868年宝顺停业，他 也就失去了买办的位置。 在宝顺10年中，他除做买办分内的事务外，也开始兼做一些生意。出宝 顺后，即当上了和生祥茶栈的通事，不久与卓子和一起承办了这个茶栈。茶 栈的业务主要是代两湖、江西和徽州的茶客沽茶。后来因各地茶商欠款太多， 影响周转，恐欠款愈来愈多有倒闭的危险，郑观应于1871年主动将其停业。 在经营茶栈的同时，他还与别人共同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和荣泰驳船公 司。公正轮船公司名为华洋合营，但实际权力操于外商之手，郑观应虽为“董 事”，却没有什么实权，但从中获得了经营航务的经验，同时反对外商侵犯 华商权益的心情也强烈起来了，同时，个人资本也有了相当的积累。 1872年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原宝顺洋行气拉渡号轮船船主麦奎因当 上了该公司的总船主。麦奎因与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共事多年，早就对郑很器 重，于是请他到太古总理一切。 1874年2月间，郑观应与太古轮船公司签 订了3年的雇佣合同，受聘为太古的总理兼管帐房、栈房等事，相当于总买 办的地位。他对办好轮船公司总结有10条经验，主要是用人得当、加速船运 周期、降低消耗、多揽客货等。为了加速船运周期，应该运走的货物必须预 先准备好卸货上货的扛力和一切必要的设备，以便船到不耽搁在码头上，就 很快开航。这点和今天的“提高效率”完全一致。为了降低消耗和运输费用， 必须购置烧煤少、行驶速度快、装货多的新式轮船。至于多揽客货则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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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一环。他的做法是：选择商货多而且可靠的老顾主，或贴补房租，或专 轮运送，用一些优惠政策招揽顾客。由于一系列的措施配套且行之有效，保 证客货两旺，船到即可及时装卸货，从不放空船，保证了船运周期的缩短， 运输成本大大降低，极大地加强了在船运行业的竞争能力。由于经营得法， 太古盈利较多，发展较快。1877年合同期满时，太古又聘请他，继订了5年 合同。 郑观应还在长江各口岸乃至沿海一些口岸开设一些为太古服务的揽载 行，主要有：长江各口岸的太古昌、太古辉揽载行、天津源泰揽载行，福州 宝泰揽载行。此外，他还开设了川汉沪仁泰昌杂货号和恒吉钱庄等商业、金 融机构。 郑观应一生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这在宝顺期间就有明显表现。工作之 余，和同乡一起到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办的英华书馆读夜班课，专攻英文2年。 通过学习，不仅英语有了较大提高，而且比较广泛地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的 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况，认识到学习外国语的重要性。只有通晓西文，才能学 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通晓西文的目 的，是要用它作为改革社会以达到富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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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为民族资本家 多年的买办生涯和独自经营商业，郑观应赚了很多钱。因此，他不满足 于仅仅经营商业，而且想投资于近代工业。他在太古洋行做买办期间，不仅 投资于太古轮船公司，而且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也有 “股份”。此外，他 在开平矿务局入股后，还积极联合盛宣怀等人集资开采山东登州、莱州、青 州、莒州和东北锦州等处五金矿藏。还于1882年主持筹集股金开设造纸公 司。1878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81年开办的津 （天津）沪（上海）电 线，他都有不少股份。郑观应的资本愈发展，追求利润的欲望也愈加强烈。 鉴于中国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追求更多的利润势必和外国资本 主义的侵略权益发生更大的矛盾。特别是当资本从流通领域转投于工业生产 时，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就更大了。郑观应已拥有数以万计的巨大资本，而 且不少是投入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对立物的近代工业企业的，他已是名副 其实的民族资本家了。从他后来力主中国人开办公司企业，收回利权，并身 体力行，付出半生心血来看，更能说明这一点。 民族资本家在开始产生之时，就对清政府存有幻想，郑观应当然也是这 样。他逐渐与清政府官员与仕途发生了联系。1869年在安徽捐员外郎，次年 捐升郎中。1878年前后，山西、直隶、陕西、河南等地灾荒严重，民不聊生， 郑观应与江浙仕绅盛宣怀、经元善、严作霖等人，在上海设筹赈济所，筹捐 赈济晋、豫、直、陕等地灾民，并将母亲陈氏遗留下来的1000两银子也捐赠 了。因此清政府授予他道员，官衔已经不小了。后来，以郑观应一家捐赈有 功，由山西巡抚卫荣光、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的奏请，清政府准许郑观应在 香山家乡树立郑氏一门 “乐善好施”牌坊，并将有关人的姓名事迹载入广东 省志和香山县志。可见，虽为洋行买办的郑观应，已与社会名流有较为密切 的关系，甚至与权倾朝野的大官僚李鸿章一类人物发生了联系，而且初步取 得了清政府的信任。这些都成为他日后跻身洋务企业和发展个人资本的有利 条件，为他摆脱买办职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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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商战为主的改良主义思想 当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太古洋行任买办之职，自己经营商业、航运等企 业的时候，也正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加紧侵 略中国之时。作为一个拥有爱国之心、民族之义的民族资本家，郑观应不仅 本能地愤慨外国侵略者贩卖中国人出洋为奴，侵占中国疆土的恶劣行径，而 且从自己经营商务的实践经济中认识到，影响、阻碍他进一步发展资本的， 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他虽然对外国资本主义有依赖生存的一面， 但对外国侵华势力、外国商人的 “喧宾夺主”深为不满，为保证中华民族的 政治经济利益，为维护自己商业的既得利益和今后资本的发展，郑观应一生 都在努力积极地寻找对付的办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初则学商于外， 继则与外人商战”，即开始向外国人学习经商之道，随即与外国人开始进行 商战来保证中华民族和自己的利益。他不仅在经济上要与外国人进行商战， 而且在政治、文化思想乃至军事思想方面，也在寻找抵御侵略和救国救时之 良药。这些都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救时揭要》和《易言》 各书中。 《盛世危言》的版本有20多种，可说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 种书。它多数是在1895年以后维新运动高潮中，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而刊印 的，中心思想是 “富强救国”。这本书刊印之时，正是甲午中日战争民族危 机严重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兴起之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礼部尚 书孙家鼎、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曾几次把此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命总 理衙门刷印2000部散发给大臣们阅读。郑观应自己也曾排印500部，很快被 索求一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盛世危言》之所以出现洛阳纸贵、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是与它“富 国救国”的主题分不开的，它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反映了广大人民挽救民族 危亡和富国强兵的迫切愿望。由于强敌压境，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保卫疆土、御外防侮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郑观应适应形势的要求，把御外 防侮放到了首要位置，说 “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它不仅与清朝顽固派“先 安内而后攘外”、 “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反动论调大相径庭，也比某些资 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 “治中驭外”思想先进得多。他认为凡对侵略中国的列 强，部应予防御，但重点应该防俄，并提出了在自强的基础上联英、日以拒 俄的策略。之所以要以拒俄作为战略重点，是因为沙俄世代执行波得大帝的 征服亚洲的政策，所以对中国来说，沙俄是最危险的防御对象。 郑观应毕竟是商人出身的民族资本家，在重视兵战的同时，更注重商战， 甚至说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兵战之胜，重在防御，而有效的防御在于强 兵。他从来不孤立地谈强兵，而是把强兵同社会政治、教育制度及经济发展 等多方面因素共同联系起来考虑。只有这样，兵才能真正强，才能达到不通 过战争而消灭战争的目的。郑观应把强兵概括为 “人”和“器”两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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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人”的培养在于教育，“器”的关键在于发展近代工商业。近代工商业 发展了，不仅能致富，生产自己军队所需的新式武器装备，更能在市场上与 外国的廉价商品竞争。所以要达到真正的富强，必须在经济上战胜帝国主义。 自强的基点就应该放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上，即放在“商战”上。 所谓商战，就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与外国资本主义在市场上进行斗 争。商战要取得胜利，关键在于税收等一系列问题上与洋商平等的条件下， 制造出成本低廉的产品。如何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使用先进的机器技术是关 键。关于机器的来源，郑观应主张购买与自造并举，但应自造为主。外国人 知道中国人不会制造机器，往往要价极高，而且经常以用过的旧机器卖给中 国，中国经常吃亏上当，遭受欺骗。因此，只有真正解决了自造机器这个难 题，发展民族工商业才有前途。这种发展民族机器制造工业的见解，在当时 是不多见，是先进的。 他凭着多年经营近代工商业的经验，深知要使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仍能 保持低廉的价格，还须降低生产管理和流通过程中附加于商品的一切费用， 对此又提出一系列降低商品价格以加强竞争能力的意见。 第一、按照商人的要求办企业。郑观应在原则上是反对“官督商办”的， 但为了避免地主豪绅的阻挠和吏役的勒索，如能取得官方的保护，也同意采 取 “官督商办”的形式。然而，清政府搞的“官督”，不但没有帮助商人， 而且是阻挠了正常的商业活动，使企业俨如官僚衙门。针对 “官办”的种种 弊病，从而提出完全商办的观点。从原料购买到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销售 市场，都尽可能地减少费用和加快资本周转，以便获得更多的赢利。他说商 人经营较官办优点多，因为商人视企业为身家性命、生存竞争的依靠，自然 比官僚努力用心，因此在选举商董和管理方面，也应采取民主办法，由选举 而产生。商董选出以后，组成管理机关，定期召开商务会议研究业务，共同 决定。政府再依靠商人的原则给予支持，这样上下通气，官商配合，中国商 务不会没有发迹展图之日。 第二、在流通领域中，除降低流通费用外，郑观应对于铸造简便的通货 和创办银行，以促进交换发展和加速资本周转也很重视。货币是交换的媒介， 没有便于携带和交换的铸造主币、辅币、必然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 “铸币”是关键的一步。银行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资 本主义的发展，银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旧式的钱庄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工 商业发展的要求。建立银行，不但能代替企业筹措资金，促进资本流通，而 且可避免洋人乘中国商务资金不足而牵制国内近代企业。他这种把创办银行 放到商战的重要地位上的思想是很有见地的，是符合商业规律和社会进步发 展的。 第三、在税收上平等。多年的商业活动使郑观应逐步认识到华洋货物在 税收上的不平等对商战胜败有极大影响。外国商品只纳关税和子口半税②即 可 “遍运天下”，而中国商品却要在纳税之后，遇卡抽厘（厘金）③，这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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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国商品成本大大高于外国商品，难以在市场上与外国商品相竞争。为了 加强民族工商业产品的竞争能力，提出了 “裁撤厘金，倍增关税”的主张， 使华洋商品具有同样的税收。其次是必须收回海关权。在海关担任重要职务 的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处处保护洋商，刁难华商。所有这些都使近代企业 无处不受制于清政府的官僚腐败、税收的不平等、外国商人的竞争压迫、海 关的歧视偏袒，这样恶劣的商业生存环境，刚刚诞生的近代工商业如何能生 存下来呢？ 商战的胜利，在华洋双方税收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科学技术人才的水平的提高。因此，郑 观应总是把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放在首要位置，并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人才的制 度和方法。 首光是学习西学。在 《盛世危言》中，郑观应把西学分为“天学、地学、 人学”三部。所谓 “天学”，是指天文、天体、气象等学科；“地学”是指 地理、地质、矿产、农业、林业等学科；“人学”是“以方言文字（外国语） 为纲”，“包括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这种分类法， 已经改变了过去一般西学论者专注于科学技术的狭隘看法。但他所主张应学 习和列入考试科目的具体内容，除了各国史地、政事、律例之外并没有多少 社会科学的内容，至于西方哲学则完全没有提到。郑观应毕竟是商人出身， 特别重视兴办企业和对外贸易。书中在讨论考试出题时，专门谈到铁路、轮 船、矿务、邮政，以及机器、商务、纺织、银行、格致、政事、农学、医学 等。为了广泛地推行西学，使大家都便于学习，郑观应非常强调精通外文， 认为数十年来，中国人之所以不能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原因就是 文字不通。他切身体会到看翻译书和直接看原版书是大不相同的，一是翻译 书往往有词不达意，似是而非的现象；二是翻译过来的书极少，远远满足不 了学习西学的要求。所以仅看译书不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西学。以一鳞半 爪的知识如何能与外国人相抗衡呢？ 郑观应虽强调学习西学，但反对鄙薄民族文化的全盘西化论。既要打破 积习使人们重视西文西学，还必须保持中华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特性，设立新 式的培养人才的学校和废除八股科举取士的制度，加速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他不仅提倡，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去做。在总办汉阳铁厂期间，深感技术人 才不足，在铁厂建立了一座结合机器生产的大学堂。在这个学堂里，采用了 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半工半读的方式。边学边练，一定能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并于将来达到逐步代替洋人的目的，这样，把人才培养和提高 工业劳动生产率，并和与帝国主义进行商战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联系起来 了。 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平等税收，培养新式人才固然很重要，但要实现 这些主张，必须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 “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就是 他数十年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要发展科学技术与近代工商业以致富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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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实行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在郑 观应心中就是有一定民主的君主立宪制，以及与之相适的一系列内政改革。 开设议院实行立宪，是郑观应的一贯主张。早在 《易言》中他就说过， 实行议政制能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脱离半殖民地的惨状。在甲午战争以前 像郑观应这样激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议院制的，还没有第二个人。为了保证议 院制的实施，他在内政其它方面也有建议，如吏治、教育、用人、刑法、办 报、盐务、漕务、治河，乃至救灾救贫等方面，都有详尽的论述。 在君主立宪条件下的议院制，是君民共治的一种体制，它使人民有参政 的机会，使君民之间得以沟通。要真正做到民情能达于上，必须广办报纸。 有了报纸，工商之衰旺，官员之过失，民间之隐患，君主之意图都能直言不 讳，为广大人民所熟悉，起到 “劝善惩恶，兴利除弊”的作用。他认为清政 府只允许外国人办报纸，而禁止中国人办报很不公道，这样只能是扩大和加 深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与富国民强背道而驰。 郑观应还对清政府用保举之法选拔官吏以猛烈抨击。用这种方法不仅助 长了贿赂徇私，而且难得才德兼备之才，如此，吏治怎么会不坏呢，所以官 吏和议官必须公开选举。同时，为了保证实行议院制度，搞好内治与吏治， 还必须做到年老让贤和裁汰冗员，做到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节省经费， 这样做于国于民都是大有好处的。 郑观应对侵略者的认识也有了不少的进步。《易言》开头第一篇就是《论 公法》，犹把公法的作用说成各国借以互相维系、规劝、制约的法律。他天 真地认为，公法一出，各国都不敢肆意妄行。后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 烟台条约开始的一系列新的侵略，郑观应开始认识到公法不像他原先所想的 有用。因而到著 《盛世危言》时，他在书中愤慨地诘问：为什么中国已经采 用了公法，还是要被西方国家欺凌？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待中国并不照公法办 事？于是他改变了对公法的看法开始怀疑侵略者以老师自居的骗局，认识到 公法只是对 “强者”（侵略者）有用，若是中国仍旧“积弱不振”，虽有公 法，与事无补。 《盛世危言》在变法运动时期起着重要作用，首先因为这部书不是单纯 地介绍西方，而是针对中国实际的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对待侵 略者的问题，他主张不但要注意 “兵战”而且要注意“商战”，并且指出外 国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是同样的甚至有更大的危险。他对侵略者的罪行和统 治者的腐朽都有不少的揭发，并且激发人们思考这些问题。从这部书本身， 虽然不可能得到问题的根本性的解决，但它在人们寻找真理的途径上却起着 重要的桥梁作用。在变法运动时期，维新派较激进的思想家们从哲学和政治 基本理论上提出不少进步的见解，但无论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都没有写 出一部讨论中国各方面实际问题的著作。和 《盛世危言》性质相同的书籍， 如陈炽的 《庸书》等，内容和见解也都不如它，吸引力和社会效应也小。因 此这部书在当时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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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身于洋务企业 （一） ——织布局、招商局 1881年前后，郑观应从外国洋行买办到洋务派所办企业中任职，这是他 一生中的巨大转折点。郑观应既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但又 屈居买办的地位；既不满意洋务派官僚的一些倒行逆施错误做事，又力求得 到洋务派官僚的赏识。这使他在去留问题上处于深刻的矛盾之中。 郑观应交际范围很广，在他做买办期间，不仅与社会名流王韬、盛宣怀 等人关系密切，而且与盛宣怀的父亲盛康，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大官僚也搭上 了关系。与盛宣怀、李鸿章的密切关系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业和活动。李鸿章 对郑观应，一方面由于郑发表 《易言》等著作和经营商务的声誉，早已耳闻 其名；另一方面郑观应办救灾救济很有成绩，尤其对李鸿章管辖的直隶的救 灾出力很多，李鸿章自然对他更为青睐。加之郑观应的同乡兼同宗、当时任 洋海关道的郑藻如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助手，他在李鸿章面前极力为郑氏 美誉，郑观应同洋务派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李鸿章倚为左右手的盛宣怀， 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大兴勘矿，想在近代工商业方面有所作为，打算借 助郑观应办近代企业的经验进而加以力荐；郑观应也想借盛宣怀及其父盛康 的关系踏入仕途，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相互依靠、相互利用的关系一直持续 到最后。 洋务派官僚的确对郑观应很赏识。他还在任太古轮船公司买办时，就被 委派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了。1881年，李鸿章认为他才识并优，条理精 密，一直被中外商民所佩服，享有良好的商业信誉，于是委任他为上海织布 局总办④。1881年5月20日，李鸿章又委派他担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他 以一个洋行买办的身分兼任洋务企业的要职，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交叉现象，一方面是他既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洋行企业有着广 泛的商业联系，又同国内的官绅、买办商人以及旧式商人等大量资金持有者 有广泛的交往；既了解外国的机器技术水平和商业行情，可以方便地引进外 国技术，又能在国内广筹资金，例如他在织布局所招股数最多。另一方面， 郑观应在经营近代工商业的丰富经验和才干，实为凤毛麟角，确不多见，故 被中外各商家所倚重。 郑观应一方面任洋行买办，同时又兼任织布局、电报局总办，除偶尔一 些人事关系麻烦外，并无太大的困难。但当需要他脱离太古买办职位就任上 海轮船商局时，他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1882年2月，当与太古合同 期满之后，他决定不再续订，3月25日接受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委派，30 日就任轮船招商局帮办⑤，把上海电报分局总办一职交给了经元善。 郑观应最终放弃太古而就商局，主要原因是：一、爱国之心起了巨大作 用。这时的郑观应，民族资本家的立场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已很鲜明， 发展中国航运业的心情十分迫切。认为招商局如果不早日整顿，恐难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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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国就无轮船往来于各通商口岸，更加受到外国人的欺侮。从挽回权利 的爱国心情出发，于是毅然离开太古洋行来到招商局。二、郑观应与太古的 矛盾也很深。他认为自己有功于太古，对创办轮船公司有贡献，为了公司自 己吃亏很大，太古却不肯弥补他的损失，太古是有负于他的。其实，以郑观 应一个民族资本家而且具有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人，同买办一职也不会长期 协调，终究会产生矛盾。第三，薪金收入有了保证。此外，他在招商局也有 相当一部分股份，到招商局任职也可保证其财产的价值。 脱离洋行买办职位，到中国自己创办的企业中大展宏图，从此以后，郑 观应满怀信心地将自己富国强兵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将自己经营近代工商企 业的丰富经验和才干发挥出来，在中国求富求强的道路上确实做了不少有益 的工作。 早在1878年，郑观应协助彭汝琮筹办织布局时，他就向彭汝琮提出了用 人谨慎、应让有限的资本充分发挥作用、办厂规模要从小至大脚踏实地地前 进三点正确意见。在实际工作中，郑观应也基本按着招股、购机、买地、建 厂等步骤循序而行。但彭汝琮处处摆起官僚的架子根本不按规矩办事，要么 武断独谋，要么不执行大家的意见，弄得郑观应筹垫了万余金也不能挽回败 局，只好向李鸿章辞职而去。 1880年郑观应再次进入织布局，首先就抓了三个问题。用人、筹款、立 法。为了加强同外国资本竞争的能力，降低成本确保盈利，除考虑提高劳动 生产率降低消耗之外，郑观应还向清政府提出两条建议：一条是减税兑厘。 机器织布局的产品要能与外国商品相竞争，必须在厘捐上享受与洋货同等的 待遇，认为这是中国保护商民的有效措施。另一条是禀请清政府在15年或 10年之内，通商口岸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另设纺织厂。这虽然有压制其它 民族工业发展之嫌，但在 “防外人争利”方面确实也起到了作用。郑观应投 身洋务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外国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发展自己民 族经济企业，提高中华民族的经济力量。他本来是不想当织布局总办的，但 考虑到这是关系到 “利源外夺”的问题，如果办不成功，只会有损国家民族 的利益，贻笑于洋人，所以他一定要殚精竭虑，力战到底。 郑观应经营轮船招商局也很有成绩。洋务派之所以要把任太古买办的郑 观应请来专任帮办，有几个原因：一、1877年招商局与怡和洋行、太古洋行 订齐价合同后，1879、1880两年的经营额有了显著增加，但 1880年后怡和、 太古又暗中削价，致使招商局亏损颇大，再次处于不利地位。鉴于郑观应在 太古总理船务，与各行往来熟悉，拉他过来专办揽载等事宜，于竞争有极大 的好处；二、这时原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已专办开平煤矿，无暇顾及招商局； 1881年新委派的帮办张鸿禄又经营海运漕米，徐润一个人总办局务是忙不过 来的，熟悉船务，与洋务派关系良好的郑观应是理想的人选。三、1880年， 以顽固派王先谦为代表，参劾招商局“糜费营私”贪污受贿，致使商情涣散； 而当时招商局又正急需扩充新股。因此，与资金持有者素有交往，熟悉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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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为众商信服的郑观应是稳定商情、扩大股源的理想人物。基于众多原 因，招商局聘请郑观应是合情合理的。 在郑观应入局时，招商局百两票面的股票价格，已从1879、1880年的 140两跌至1881年的30余两、1882年的40两之间，局面几乎维持不下去。 郑观应偕唐景星与怡和、太古交涉，于1883年签订了为期6年的齐价合同。 其具体分派方法是，长江生意：招商局得38分，太古得35分，怡和得27 分；天津生意：招商局得44分，太古得28分，怡和得28分；其由北洋来往 南洋各口岸之船只，招商局派11号，太古派12号，怡和派7号，禅臣派4 号。合同规定3个公司所得银两，以船之吨位、里数快慢统算生意均分，同 心合力，不得实行跌价以揽挣生意。由于这次齐价合同，水脚招商局占多数， 从此股票大涨，每股已到160两，为此李鸿章晋升郑观应为招商局总办。 在用人问题上，郑观应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在未入招商局之前，他就 说用人的对错是关系到商局兴衰的大事。因此主张各招商分局总办及总局经 理宜定期更调，因为凡在商局工作日久，虽然工作熟悉，但与同事关系日久 生情致使相互包庇，不敢泄其错误，不利于招商局的进一步发展。其次，对 于中层领导必须量才录用，如有过失，虽为总办的至亲至友，也当立即辞去。 而对有才之人，无论何人推荐，随时选用，不得有任何牵制。 郑观应还严格对待降低消耗、加速轮船转运、增加赢利的问题。在降低 消耗方面，他首先着眼于降低煤炭的消耗，每船1昼夜节省煤炭1吨，每月 约行15天，每年可省煤180吨。统计30只船，每年可省5400吨，每吨4 两，合计可省银2.1万余两，数目相当可观。他还特别注意加速轮船周转， 减少码头停靠时间，轮船停泊1日，每船用费除煤价外，共需150两至180 两。如果每条船在每个口岸每次多停1日，每月就要多耗费白银六、七百两， 以全局30船统计，每年需多耗费200万两。招商局船只在汕头停靠时间比太 古船时间长，即以每船每次最少多停半天计算，每月14次，每年每船需多停 24天，等于少走两次船，虚耗资金5000两。以全局船只统计，所耗资金不 下10万两。减少轮船在码头停靠的时间因素很多，其中关键是把货物招揽充 足和事先准备好装卸，因此平时把招揽客货的工作做好，如果能堵决这一浪 费，为招商局就节约了很大的一笔开支。 可见郑观应很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懂得如何发挥资本的作用。马克 思在 《资本论》中就反复说明资本周转愈快，创造剩余价值的次数愈多，资 本的作用发挥得愈充分。郑观应要求加速船运周转，也就是提高资本周转率， 企业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 1890年太古、怡和、招商3家6年齐价合同期满，怡、太两家削价竞争， 加上其它轮船公司船只的争载，招商局的票面从100两跌至60两。尽管1892 年3家又签订了5年齐价合同，但纠纷仍然不少，怡和、太古还有反悔之意。 商局生意冷淡，人心涣散。作为督办⑥的盛宣怀再次想起了善于经营船务的 能干老朋友郑观应，邀请他二入招商局。从1892年12月6日到达上海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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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招商局到1903年离开到广西去做官为止，这10年是郑观应工作顺利， 生活安定，情绪高昂，春风得意的10年。中间虽曾兼过汉阳铁厂总办等职务， 但工作基地仍在招商局。 1890年初招商局与怡和、太古6年齐价合同期满后，怡、太就提出一些 过分的要求：上海走天津方面，太古原为28分，1892年订的草约规定为32 分仍不满足，定要增加为33分。怡和也有类似的过分要求。郑观应到局就任 的第二天，就与陈猷去太古询问和约之事。他认为坚决不能在貌似强大的对 手面前气馁，坚决不能再让步。经过多次论争，终于抵制了太古、怡和提出 的一些苛刻条件，争回一些权利。招商局的股票价格又从每股60两涨至140 余两。谭国忠等董事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说：1892年的招商局盈利日厚，大有 起色，虽不能说完全是郑观应的功劳，但他的功劳的确不可埋没。 在外部同怡和、太古搞好交涉和斗争，是办好招商局的一个重要方面。 要使这种交涉和斗争更加有效，必须加强自己的力量，调整好内部管理。为 此，在进局不到两周内，即拟订了 《整顿招商局十条》，送呈盛宜怀。其主 要内容是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不久，又写了 《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 局情形并整顿条陈》14条，内容大同小异，现详细介绍于下。 第一、出售过时旧船，添购适时新船。郑观应从多装载、减消耗以降低 运输成本提高利润率出发，主张把载货少、吃水深、烧煤多的 “老弱病残” 者忍痛贱价买掉。趁最近船价贱价之时，赶造二三只载货多、吃水浅、烧煤 少的大船。建造新船，须将自己设计的船样，直接寄到外国船厂问明价钱， 招人投标承造，然后签定合同，这样可以免洋人经手从中渔利。 第二、把船舱改装成适应客载的要求。由于招商局轮船装货船舱的设备 不如别的轮船公司好，有些生意被别家抢去了。郑观应决定改装船只，虽然 需要支出一笔相当数目的改装费，但改装后能够多揽客货，且减少一些特种 货物破损赔偿费用，仍是合算的。 第三、广泛招徕人才，尤其是那种揽载行或大公司的熟悉生意之人。郑 观应认为，这是招徕生意的好办法。由于揽载行和大公司当家等人对于客商 把货物交哪一家轮船装运，具有决策的权力。他建议将各分局总办之职，让 这些能拉来货源的人但任，不用官府推荐的对生意无利甚至有损害的人。 第四、轮船往来周转调度得法。招商局轮船较多，要避免空船来去、或 半载而回的现象，调度是至关重要的部门。例如，他恐怕运漕米的船空载回 沪，提出运漕船天津卸货后不立即回上海，而去牛庄装上货物之后再回。因 牛庄需要南运的货物很多，其中豆饼一项就尽够装运的。郑观应对货物流向 了解很清楚，不但清楚每年由牛庄运至汕头的豆饼有400万片，而且知道汕 头一般不愿在同一时间涌至过多的豆饼，为避免招商局船把豆饼运至汕头有 空船回沪之虞，可以先运至上海再继续运至汕头。 第五、要整顿商局，改善经营管理，必须积极培养人才。只有有了人才， 才可能与人争高低。他认为招商局应该创设驾驶学堂，轮船由中国人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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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改变局船长期由外国人驾驶的怪现象。于是，他将买来的泰安船改为 教练船，先招学生若干名学习驾驶方法；继则正式成立驾驶学堂，聘江裕轮 船经理美国人鼎德为学堂总练习。但遗憾的是，自己独立驾驶轮船的人才还 是没有培养成功。 这一时期，郑观应的工作顺利，情绪高昂，将富强救国的愿望也通过不 同的途径实施起来。除了出色地经营、整顿招商局外，还为所著的 《盛世危 言》的定稿付印作准备。此外，他这种热切的事业心，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孙 中山的富强救国行为的热心支持上。 郑观应与孙中山同为香山县人，两家相距仅30里。1890年前后孙中山 与郑观应开始交往。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国富民强的思想，而且在医学方面也 有共同的爱好。1894年6月，孙中山到总理衙门办护照出国考察，并打算上 书李鸿章，幻想通过李鸿章来实现他的救国救民主张。郑观应表示热情支持， 并为孙中山写了封热情的推荐信，介绍给盛宜怀请求转荐。从信中可以看出， 郑观应的富强救国的心是火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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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身洋务企业 〈二〉—— 上海电报局、汉阳铁厂 郑观应在上海电报局任职时间不久，仅从1881年5月20日至1882年春 近1年的时间，但他对电报建设还是很有功劳的。他办电报的目的是为了挽 回利权便于商战。在架设津沪电线之后，即和经元善、谢家福等人奏请架设 长江、闽浙等处电线，以利商务。在给两江总督左宗棠的禀文中讲道，外国 商人从上海至外国有万里之遥，而消息在瞬间即可沟通；而中国商人从内地 到上海，有的不过几百里路程，消息却迟于外国商人，致使蒙受经济损失。 因此，电线对于商战有极大的关系。 然而，当计划呈请两江、湖广、闽浙等督抚批准时，遇到了阻力，特别 是受到左宗棠的阻挠。向来重视学习西洋技术的左宗棠，忽然宛如一个道地 的顽固派，这其中是别有原因的。左宗棠的批示不过是一种藉口，他的本意 是不肯把长江电线让淮系集团插手，而是要交自己集团中长期办洋务的胡雪 岩去办。在湘、淮派系斗争中，郑观应似乎是一个不偏不倚者。通过左宗棠 的左右手、洋务局头头王之春疏通左宗棠的左右干将，然后说服了左宗棠， 缓和了两集团的矛盾。不但架设电线的要求获得了批准，而且郑观应还得到 左宗棠筹办长江电报事宜的委任状。 郑观应在经营电线方面是很有远见的。鉴于津沪电线通成后，报费很贵 而效益很少。在长江、闽浙架线兴工时，他就提出首先要培养中国的电话人 才，其次才是添招股本增加电线。电报业在创始之初，所用人才都是外国人， 工资就是一笔极大的开支。加上水陆电线、机器、磁碗、纸张等器材，又都 是从外国购买，所花钱财不计其数。郑观应认为必须培养人才来代替洋工， 自己设厂制造电线机器等材料，减少从外洋购买，从而做到减电费、扩大营 业、增加效益。因此，他在提出办电报专门学校之外，还计划各分局招收学 徒，在打报等实际工作中培养；另外，考选学生出国学习制造、机器、水陆 电线、电气等专业，然后回国自行设厂制造。按照他的设计，电工聘用华人， 器材自己制造，线路必能迅速推广，报费即可大大降低，盈利必将日渐增多。 汉阳铁厂是湘广总督张之洞于1889年开始筹备，1891年动工兴建，1893 年投产出铁。它兼采矿、炼铁、开煤三项，实际上是一个官办的钢铁联合企 业，在当时是东亚最大的钢铁企业，但由于厂址同原料、燃料产地相距较远， 运费昂贵，经营管理不善，销路不广等众多原因，投资颇大，收效极微，搞 得张之洞心力交困，一筹莫展，只好招商承办。这个 “商”就是盛宣怀，他 于1896年5月24日接办，随后就请他多年的老朋友，善于经营近代企业的 郑观应去做总办。 在盛宣怀接办铁厂后的第8天，即 1896年6月1日，郑观应奉北洋大臣 和两湖总督的委派，走马上任了。当时他最大的顾虑是就任铁厂总办会失去 招商局帮办的职务。因为招商局是肥缺，而铁厂是苦差事。盛宣怀知道郑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