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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心事后，即向他保证不会让他失去招商局职位。郑观应一方面碍于盛宣 怀的情面，另一方面他已认识到 “煤铁于今世界用途最大”的道理，为了实 现自己的理想和主张，便欣然前往就任了。 郑观应刚一上任，即向北洋和两江总督提出了三条关键性意见：第一， 解决焦炭来源问题。铁厂需要焦煤，如同人需要谷米一样。为此他化费了很 大力气。到 1896年秋冬之交，基本上保证了焦炭的来源。按规定，各处运至 汉阳的焦炭，萍乡广泰福每月2000余吨，郴州每月1000余吨，开平每月1000 余吨，每月共可得4000数百吨。汉阳铁厂如两炉同时运转，月需5000余吨。 本来只开一炉，还因焦炭不能常年供应而时有停产，现在供应的焦炭距同时 开两炉所需已相差不多了。 第二，培养人才问题，首先他对外洋聘请来的技术人员作了全面的了解。 当时汉阳铁厂有外籍技术人员25名，他认为这些洋人不但品格有问题，而且 技术水平也不高，其知识手艺还赶不上翻译过来的书中所讲的那些，把他们 当作管理工程的人员使用是不合适的，只是在中国自己的技术人员未培养出 来之前，还须聘用洋匠。他在暂时聘用外国技术人员的同时，积极着手培养 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他计划设立学习机器的书院，利用厂中技术人员教授 徒弟，为将来代替洋人打基础。到那时，薪水可以大大减低，钢铁成本自然 降低，还免去了受洋人技术上的挟制。他认为这种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 结合的学堂比上海、天津设立的学堂有效得多。同时，他还主张派有实际经 验的工匠去外国机器厂学习，加快缩短与国外技术上的差距。 第三、解决销路问题。无论是 “觅焦炭”，还是“选人才”归根到底是 为了扩大钢铁及其制品的销路。没有广阔市场的开拓，汉阳铁厂是维持不下 去的。一开始，汉阳铁厂的销路预定以芦汉、粤汉铁路的钢轨为大宗的，张 之洞还奏请朝廷明文规定，凡有国家筹建项目的钢铁用料，一律须向汉阳铁 厂定购，不许再订购外国钢铁，以保证铁厂的销路。郑观应比张之洞高明， 知道单靠行政命令并不一定能做到路轨必从铁厂购买，而是必须把铁路修建 权操于自己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为此，他多次督促盛宣怀控制铁路 的修筑权。多年以来，郑观应和盛宣怀有着个人利益和事业上的紧密联系， 盛宣怀把郑观应看作自己经营实业的得力助手，郑观应则把盛宣怀看作自己 在 《盛世危言》中提出的理论主张的知音和实现者，是实现自己富强救国主 张的依靠人。 郑观应这种善于抓主要问题并加以逐步解决的实干精神，在当时的思想 家和实干家中是罕与匹敌的，这必然遭到平庸之辈的妒忌，首先就为张之洞 所不容。他对汉阳铁厂的整顿改革初见成效后，颇令张之洞觉得这使他斯文 扫地，颜面无光，便处处与郑过意不去。1897年3月15日，有一署名“张 某”者，在 《苏报》上发表题为《总办其人》的文章，对郑观应大肆毁谤和 攻击，致使郑观应心灰意冷，加上他做事多受牵制，被人排挤，许多抱负无 法实现，因而多次提出辞呈，终于1897年7月21日将汉阳铁厂交给盛春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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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织布局，电报局都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近代型官 办企业，它们都是以抵抗外国商业入侵为目的而创办的，具有爱国性质。郑 观应抛弃洋行买办的职位，投身于此，并为其发展、壮大做出较大贡献，都 是他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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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法中日战争中的爱国行动 正当郑观应积极经营轮船招商局等企业并初见成效时，发生了法国侵略 越南和中国的战争。一向以救国为职志的郑观应，在强敌压境之际，采取了 积极抵抗的态度和行动。还在1883年，他曾向老朋友、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 处善理湘军营务的王之春表示，愿为抗法之战洒一腔爱国之血。王之春把郑 观应推荐给彭玉麟同时，郑观应也致书彭玉麟自荐。 1884年3月22日，郑观应奉彭玉麟委派，总理驻琼州 （今海南岛）兼 署雷琼的湘军十四营务处的事宜。据他说，总理营务处事务并非他的本愿， 他是想利用他和南洋一带的亲朋关系，到那里侦察敌情，并密约那里的壮士 联合袭击法国侵略者。这时清军在越南战场上节节败退，法军侵略军已占领 红河三角洲并到中国凉州进行挑战。抵抗派彭玉麟和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等 人为了挽回败局，想袭击西贡 （今越南河内），铲决法国储粮之地，奏请清 政府派郑观应前往南洋侦察敌情，以便寻找机会给法国侵略者以致命的打 击。 1883年，郑观应曾经为了整顿和发展轮船招商局的南洋航业，亲赴南洋 考察业务，对那里的人员，情况都比较熟悉，而赴南洋侦察敌情也是他的宿 愿。因此，任务虽然很艰巨且有极大的危险，他仍乐于前往。1884年6月11 日郑观应拜别彭玉麟，坐保安轮船于第二天到达香港。随即附搭法国轮船离 开香港，于6月16日到达西贡。在作了一些布置后，即于第二天6月17日 乘船前往新加坡，与事先预定帮助策划的陈金钟相见。陈金钟是中国人，任 暹罗 （今泰国）驻新加坡领事兼中国轮船招商局新加坡分局总办，本来对郑 观应此行的活动抱不支持的消极态度，但在郑观应严厉批评和热切鼓励下， 表示愿意建设暹罗当局联合起来以抵抗法国侵略者。后来，越南虽被法国占 领，郑观应仍积极往返于新加坡槟榔屿、西贡等地，为联合抗敌而奔走，但 终于未能实现预定的计划。尽管目的未达到，郑观应的冒险救国的精神，却 是值得称赞的。 他还不断地上条陈、提建议，为抗法战争贡献力量。首先是关于重视和 整理琼州防务的主张。他认为法国侵略者之所以万里迢迢敢来侵犯中国，所 依持的是中邻近的土地。如果说南洋一些地方是法国人的根据地，那末琼州 则是它窥伺中国的重要桥梁。法国侵略者已对琼州垂涎已久，中国须立即加 紧那里的防务整顿。琼州森林矿产丰富，应招商集股开采，采取“奖励引诱” 的方法，将森林矿产开采出来销售，一方面利国利民，且免于外国人的掠夺， 另一方面，可改善当地黎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使其成为巩固边防的一支 重要力量。 第二、广练民团以御外侮。他在70年代看到边疆危机日深，认为举办民 团以御外侮是很可行的办法。郑观应的民团思想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寓兵 于农，而且学习了其办法，扩展到寓兵于士工商贾，对民兵进行严格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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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训练，做到 “处处团防，村村联络，声势相应，休戚相关”。中法战 争期间，他将理论运用实践，分析当前的危机形势，认为强敌已于四周压境， 单靠国家防军是远远不够应付敌人的，必须立即招集各省之民，选将才，练 民团，授以武器，以补充兵力之不足。 第三、关于培养军事人才和军事部署的建议。中法战争之初，郑观应即 建议设立水陆军学堂。他认为中国武备有两个缺点：一是到西洋学军事之人， 虽然饱学军事之道，然未必可以使用；二是弹药船械的制造和购买均依靠国 外，太容易受人牵制。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用西洋人培养人才的方法，于 沿海适当地方设一水师学堂，各省设一所陆军学堂，聘请英、德、美、法等 国有名的、对我国兵强国富事业热心而愿尽心教授的人为师。至于器械等军 备问题，须赶快设厂自造，但必须真正请精通技艺的人主持工作，以免误国。 郑观应不仅是一系列抗法措施的积极建议者，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1884年秋，他刚从南洋回到广东不久，法军开始大力攻掠台湾，他被委派办 理援台事宜。他的主要工作是办理转运事宜，即利用他与中外商人的关系， 到香港租轮船运军队、运粮饷，以便有效地接济沿海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 为了信息灵通，避开法国轮船的阻挠，他还以港商的名义租外国轮船，除装 载客货往来于香港、琼州、廉州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军事上通信息和装载器 械的需要，与此同时，郑观应还曾向彭玉麟请求亲自带兵千人，以作为牵制 敌人的力量。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郑观应的爱国之心和具体的救国之行为。 当郑观应经营轮船招商局步步致胜，以期在商战中与帝国主义一争高低 之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吞并朝鲜，对中国和朝鲜发 动了侵略战争。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了中国运兵船，从 此，中日之间进行了持续9个月的战争。郑观应本着一腔爱国之血，始终抱 着积极的抵抗态度。他上条陈，提建议，随时随地关心着时局的变化和发展。 1894年10月，他上奏盛宣怀的 《管见十条》，系统地反映了他积极抗战、 保卫祖国的思想。 第一、严防奸细。战争之初，郑观应看到日本特务活动猖獗。8月1日， 中日宣战后的几天，他根据飞鲸轮买办的报告，向盛宣怀详述日本奸细活动 的情况。其中说到中国地方当局不但听任其自由活动、四处刺探我军情报， 即使万一被查，也对其处理日本奸细过宽。如有些日本奸细，混迹城市，或 做小生意，或理发、做衙门仆从，在进行刺探军事秘密等非法活动中被捕， 处理办法竟然是交回本国领事馆罚款一元五角就当场释放，而与日本人同谋 的中国人也随即释放。如此，奸细胆子愈来愈大，对我国战事极为不利。为 了提醒中国官民国际上不容外奸活动，郑观应还将 《万国公法》第二章第一 节至第八节—— 《公法便览》和《公法会通》中的有关部分，汇刻成册，送 至官府和商人，让大家了解公法条文，不致被外国人轻视我对此无知。公法 对当时一个弱国来讲虽然未必能起多大作用，但却可以看出郑观应关心国家 安危和民族存亡的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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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严密控制电报不准为日本人服务。他知道对外国在中国的电报局 难以干预、控制，但中国自己办的电报局则应严密控制。他还奏请清政府传 谕中国电报局：严戒不得与日本人往来，为日本人打电报及泄露电报给日本 人。各局总办应派人密查，如有人违犯，即照军法从事，不能稍为姑息。 第三、从日本来的船只不准进入中国港口，中国人也不能买日本商品。 这样，一方面可防止日本奸细混入，为其军队购买米粮等物资，同时也可禁 止日本商品进口。日本全靠商业税收入来维持战争费用。我们不用他们的产 品，不与其通商，可以让其银根紧缩，拙其锐气。 第四、严密监视日本兵船活动和扣留换用别国旗的日本船。长江口是日 本人注意的地方，中国除派兵船不停巡逻外，还应委派人员在各处登高台守 望，如有日本兵船到近处海面，即行通知吴松、上海等地提高防备。对日本 的轮船，要时刻注意它换用别国国旗，在其它国的掩护下进行非法军事活动。 第五、用招商局船为战争服务。他看到战争中轮船使用频繁，在战争之 初即主张把招商局轮船拨给官用。 第六、他在战争之初得知日本拟向外国借款5000万元，购买大铁舰4 只，水雷船20只，便建议中国应像日本一样，向外国借款5000万元，多购 买一些铁舰、快船、水雷船、枪炮，以增加自己的实力。他还利用与中外人 士有广泛交往的各种关系，尽力为抗战服务。在开战之前，他即将日本增兵 的消息报告清政府。有一次向盛宣怀报告说：日本有一轮船改名细普渡，由 外国装满军械，约8月17日路经新加坡，请求清政府派兵截止，夺为己用。 当时外间谣传日本有兵四五十万之多，海军兵舰如何多强时，郑观应作了细 致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告盛宣怀。他调查到的情况是：日方大小军舰如 扶桑、吉野、高千穗共计38艘，并不比中国强多少，而兵力则远不如中国。 他分析道，日本平时养兵56640名，有军务时可调兵245310名，另御林军 5400名。所谓日本有兵四五十万，都是虚作声势，不足信。这些对于消除畏 日情绪，提高士气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七、他还积极主张操办民团。早在中法战争中就曾提出以练民团来补 兵力不足。到90年代初，中国的边疆危机更严重，他办民团的思想也更急迫。 他说，英、法在缅甸和越南，俄国在西伯利亚修筑铁路，列强窥视祖国疆土 之心、武力征服中国之行已不容忽视，为保家卫国，操办练民团则更是刻不 容缓之事。甲午战争期间，当 1895年初日本进攻威海一带之际，他奏请清政 府在沿海特别是在江南富庶地区尽快操办民团。此外，他还担心台湾乃一孤 岛，易攻难守，估计日本可能进攻台湾，建议台湾巡抚唐景崧在台湾 “广办 民团”，以备不测。从这些建议、措施中看，郑观应确是有远见之人。 第八、在政治上，郑观应还发出了赶快变法的呼吁。他在详细分析了国 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性和一致性，以及国内经济和军事败退的形势后指 出，无论与外国以何种方式议和，我国都不会再有高枕无忧之日。因此，我 国应参照日本的变法，迅速作出变法救国的决议。出榜招贤，申明赏罚；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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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西欧军制，选定民团章程，就地练兵；建设工厂，多造枪炮，免去被外人 挟制，多借外资，振兴实业；广办学校，培养人才。 这些主张、建议都是郑观应本着爱国之心、救国之切，在观察分析敌我 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都是确有远见且意义深邃的。中国近代社会 是半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的时代，外国侵略者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 个方面的侵略从未间断过，要在每一时期、每一件事上都做到时时维护民族 利益，提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方针、建议是极不容易的，而郑观应恰恰做到了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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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的政治态度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增强。俄、英等国 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强租海港，划分 “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着被 瓜分的严重危机。与此同时，通过对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和争夺中国铁路投 资权、投资中国矿山、在华开设工厂等方式向中国大量输入资本，形成这一 时期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新特点，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 民地化。 清政府为了能够转危为安，一方面幻想通过联俄来制约其他列强，一方 面也试图做一些改革。改革的措施大致有：编练新军；整顿关税、厘金、盐 课，增加烟、酒、糖、茶、盐税和各种苛捐杂税；发行 “昭信股票”⑦1亿 两；允许民间办工厂。这些措施，尤其是允许民间开设工厂，进一步激发了 一批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新式企业的积极性。而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对华 输入资本，又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 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并作为新的政治力量，首 次登上了政治舞台，于1898年领导了以救亡图存，改革变法的戊戌维新运 动。 然而，对于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郑观 应的态度并不积极，甚至可以说是消极的。这里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郑观应是最早明确提出在中国设立议政制度的人，也是在甲午战前要求设立 议院实行立宪制最激烈的人，当改良主义从一种思潮变为政治运动的时候， 他理应积极响应但实际却不是这样。 政治运动之初，郑观应对于维新运动的政治实践是同情的。随着维新运 动的深入发展，维新派与顽固派短兵相接后，郑观应开始对运动泼冷水了。 在1898年6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之前，康曾问计于郑说，变法是否 能进行？郑观应答道，欲速则不达，现在恐怕大局仍不成熟。例如大拇指与 小拇指欲举重，而食指、中指、无名指不相扶助能成功吗？也就是说单依靠 一个皇帝，变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头尾之间要有大批的中间力量才行。郑 观应的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问题在于，他既看出了问题，又不积极参加活 动，也不打算帮助康有为去联络和发展中层力量以解决他所看出的严重问 题，相反地却袖手旁观甚至在背后进行讽刺挖苦。 郑观应对戊戌变法的消极立场，还表现在对待一些维新事业的态度上。 正当维新运动走向高潮时，沪商经元善等提倡创办女学堂，以作为变法维新 一个组成部分。当捐款筹集到郑观应门下时，他却以“穷得很”三字来应付。 郑观应在招商局每年有年金9000余两，加上花红和其他股金利息等，收入是 很可观的。岂有捐助不起200元钱之理？ 然而，郑观应毕竟还是有救国之心的，对政变的受难者还是报以同情的 态度，政变失败后，康有为出走日本，他认为康有为由于救国而 “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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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变后不几天即送银100元与康有为的父亲作为生活费。对康有为仍在上 海的弟子，他本着 “为救才起见”，也规劝他们离开上海。 戊戌政变后，郑观应对于立宪却逐渐积极起来了。到 1900年义和团运动 和八国联军入侵期间，他急于要实行议院制度，想把人民统一在清政府之下。 这主要是为了御外侮，但也是为了对付义和团。他错误的认为义和团“暴动” 乃是 “国耻”，并说都是由于义和团“烧教堂”、“杀公使”，才使八国联 军乘势而入。因此，他对义和团是仇视、厌恶的。但他又认为，义和团对清 王朝不是主要祸患，帝国主义才是国家最可怕的威胁。 他在义和团时期突然热衷于立宪，是因为盛宣怀在积极策划 “变法”。 在他的心目中，能把维新立宪办成功的人是盛宣怀，而不是康有为、梁启超 这样的人。盛宣怀在70年代以来，即大办煤矿、冶铁、纺织、轮船、电报、 银行等近代型企业。在郑观应看来，这些企业都实现了他在 《易言》、《盛 世危言》中所提出的主张，都是朝立宪变法的路上走着的。 盛宣怀所谈的变法有立宪的内容。他在甲午战争时期所谈的变法，只变 户政、兵政、工政，对于吏政、礼政、刑政⑧都不更改，而且把希望寄托在 李鸿章身上。到 1896年盛宣怀所奏的《变法自强疏》，也只谈到练兵、理财、 育才三大项，以及开银行、办工厂等，对于立宪并没有触及。八国联军入侵 和义和团运动期间，盛宣怀又开始大谈变法，但又不清楚首先应该变什么， 于是去请问郑观应，郑毫不犹豫地说，变法应以设议院、立宪法为首要步骤。 他还认识到，中国的病根在于没有民主。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人民虽有很好 的意见和举动，只要与政府意见不同，一定会被认为是目中无上，叛逆无赦。 而大小官吏也只能印承上方意志办事，不敢稍越雷池一步。这样统治，人心 怎能不离散！而且，专制而无民主，是奸臣弄权庸臣误国的祸根。这些认识 是何等深刻啊！它清楚地反映了郑观应痛恨专制主义、憧憬民主的可贵思想 和精神。这只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热情的人，才能说得出，才敢书写于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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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反对袁世凯控制招、电二局 1901年权重朝野的李鸿章逝世，袁世凯担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 世凯自1896年受命小站练兵以来，积极收罗党羽，扩充实力，但由于地位不 高，经费不足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一直发迹不快。但通过出卖维新派和在 山东等地残杀义和团，以及慈禧西逃回鸾时的 “保驾”等“功绩”，得到了 慈禧的赏识和信任，官阶扶摇直上，终于在1901年继承了李鸿章的地位。他 一上台，就看准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这两个财神爷。控制这两上据点，就 可以为他扩大北洋实力提供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源，所以他非把它们从 盛宣怀手里夺归自己不可。1902年10月，盛宣怀之父盛康病死，他照例请 开去本兼各职，以便安心 “守制”⑨。清政府除保留他铁路督办一职外，其 他都准予开缺。袁世凯乘机上书清政府，请将招、电二局归北洋督办。 盛宣怀心里明白招、电二局收归北洋管辖，是势在必行的。盛与袁的矛 盾集中在商办还是官办的问题上，而这主要表现在电报局上。轮船招商局商 办官督，收归北洋后只换一个督办，表面上看，盛、袁分歧不太大。至于电 报局，袁世凯一定要收归官办，盛宣怀坚持商办，其理由是，当外敌入侵之 时官线敌人必定派兵占领，商线则可以照常通电。其次，商办电报可以用商 力抵制外国侵犯权利。1870年总理衙门奏准洋线可以由香港沿各海口设至天 津。英国人就此规定于1882年设电线至福州口，并将设至上海，且另设陆线 至广东。沙俄也企图越界设线。当时就是以 “商力坚拒”，才避免了权利的 旁落外人之手。 盛宣怀以商民代表和维护商民利益自居，说官办就是抢夺商利。20年来 众商人竭尽全力创办的招商局的利益是不容轻夺的。前10年商业年息极底， 后10年所赚余利又用作本钱致使商人们赢利更少。至此情况不同了，利高息 厚，又用不着都拿来作本钱，此时若再给官府夺去，就是在抢夺商人的利益。 如果袁世凯一定要收回官办，那必须以原利返还商人，即按股票市价另加利 息给予补偿。 与郑观应一生利益联系最密切的人是盛宣怀，郑、盛二人利益联系最密 切的主要就是这两个近代型企业，而尤其是轮船招商局。正当盛宣怀为招、 电二局与袁世凯进行激烈争夺战的时候，郑观应到广西巡抚王之春那里做官 去了。但在远离招商局的几年里，他还是时刻关心它的动态的，并积极参与 了争夺战的最后较量。 电报局、招商局自1903年初被袁世凯控制以后，实际上变成了“商本官 办”。盛宣怀不甘心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奉送，时时刻刻都梦想着夺回来。 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靠逢迎慈禧起家的袁世凯被撵回河 南老家 “养疴”（养病之意）。被袁世凯撵走的盛宣怀，终于看到了袁世凯 被清政府所抛弃。于是积极着手夺回招商局的权力，急召闲居在澳门的郑观 应回来。1909年5月4日，郑观应乘船赴上海，又开始参与离开6年之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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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的工作，这时他已经67岁了。 他到上海之后几天，就献计献策，并付诸实践。首先设立了招商局股东 挂号处于上海四马路，以挂号处名义刊登广告，请股东携股票或息折去挂号 处登记，声明挂号的股票超过半数即召开股东大会，以便按照商律组织商办。 挂号处实际上起到了了解情况争取支持的作用。不到两个月，上海一地股商 持验票折挂号的人达24000余股，郑观应个人275股，亲友托他代为验票的 达3000股之多。到1909年5月底止，已得全部股份的60％，超过了他的预 期目标。众商人决定于1909年8月15日在上海静安寺路召开股东大会，选 举董事，组织商办章程，并作 “注册立案”等事，会上选举了郑观应、盛宣 怀、施绍曾、谭国忠、严义彬、唐国泰、张允言、杨学沂、何声灏等9人为 第一任董事。以郑观应为主拟定了招商局组织商办章程46条。这样，招商局 又成为商办之局了。 盛宣怀与郑观应力争将商局、电报局归为商办，本是出于谋求个人私利。 但二局归为商办，不但于企业的发展、壮大准备了一定的有利因素，保证民 族资本主义得以继续发展，而且可以通过壮大的民族经济来抵御外国侵略， 维持国家主权。中国封建王朝腐败没落，让官府来经营近代型企业，无疑是 将其逼上绝路，夭折刚刚发展不久的民族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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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对待辛亥革命和北洋军阀的态度 随着郑观应认识到并坚信要使中国富强，必须改革政治，即将君主专制 变成君主立宪，他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愿望比以前更加迫切了。然 而，戊戌政变的失败，表明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可能性极小，改良之 路是行不通的。郑观应为了保证实业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壮大而迫切要 求尽快召开国会以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民主革 命运动高涨，已经把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制提到意识日程的条件下，他 的要求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为了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安抚国内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 级上层人物并欺骗人民，清政府于1901年陆续推行 “新政”。1905年，又 派载洋、端方等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各国 “考察政治”，表示考虑实行宪政 问题。1906年，五大臣先后归国，说立宪有 “皇位永固”、“外患渐轻”、 “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宪政。经过一番争议之后，清政府于9月间正 式宣布 “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 《宪法大纲》，宣布预备 立宪，预备期为9年。郑观应同其他立宪分子一样，迫切要求尽快召开国会， 缩短预备立宪期。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以奕■为首的第一届“责任内阁” 成立，大权全部集中在皇亲国戚手中，汉族大官僚被排斥在一边，立宪运动 失败了。这表明清王朝根本无意实行立宪制度， “预备立宪”只不过是个骗 局。 皇族内阁为了获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于 1911年5月9日，以“上渝”（即 皇帝诏书）的形式宣布把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随即和英、美、法、德4 国银行团订立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 “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 给帝国主义，从而激起了粤汉、川汉铁路所在的四川、广东、湖南、湖北四 省的保路风潮。 作为粤汉铁路董事、且曾任总办并为之尽力引资的郑观应，却持着错误 的态度，他首先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强敌压迫，只有国有 化，才能加快工程速度，所以铁路国有不是出卖权利，而是爱国行动。既要 加快工程进度，必定增加资本投入，就势必会借洋款。他还抵毁人民群众的 革命行为，说保路风潮是 “暴动”，是被“狂妄之徒”所利诱。如果保路风 潮引起外国干涉，人民要负完全的责任。 不久，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倒没有看到郑观应明确反对共和 的言论。郑观应所代表的早期维新派的基本思想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本质上 有其一致性。他们共同拥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富强救国的愿 望和行动，共同反对和企图消除封建专制独裁，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 不同的是实行民主制度究竟是通过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彼此之间并没有 不可逾越的鸿沟。从郑观应民国初年的言论来看，他仍憧憬着君主立宪，但 也不是坚决反对共和制，而对于袁世凯等一批军阀官僚政客的反动统治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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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恶如仇坚决反对的。 袁世凯一死，继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和议员贿选等 一幕幕丑剧的上演，更加引起郑观应的愤怒和仇怨。这时他对社会政治等问 题的认识也比过去有所提高。他认为连年以来，直皖战争、滇桂战争、南北 战争一系列没有尽头的混战会造成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局面，中国人内耗 殆尽，帝国主义趁机轻而易举地获得利益，扩大侵略，军阀混战是会造成国 家的灭亡。为了进行这害国害民的战争，军阀恣意搜刮，冗员糜费，兵饷官 粮，搞得民穷财尽，民众遍受战争之苦，背井离乡，四处逃难，民不聊生。 这些使郑观应忧国忧民的心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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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热衷教育与医学的晚年生活 辛亥革命以后，郑观应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没有过去那样充沛的精力 和活动能力了。他除了在轮船招商局中做一点工作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从事 教育，而主要的教育活动又是围绕着招商局所需要的人才进行的，他担任了 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商务中学的名誉董事。 在最后的10多年时间里，他在经济方面的言论和活动相对地减少了，而 在教育方面的言论则逐渐增加。这时的郑观应，很像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 把教育的地位抬得很高，把它看作是实现富强的一个重要手段。他重复几十 年的 “兵战不如商战”的观点，认为商战的人才，都是出自于教育。教育是 立国之本，维系着国运的盛衰。但中国的教育制度却是 “有名无实”，很少 能培养出有用人才。因此，中国不富强则已，如果想要富强，则必须效法日 本先抓学校，先从教育入手不可。 但郑观应和当时提倡教育的人不同，在把旧学抬到很高位置上的同时， 认为学习现代技术也很重要，而且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把学习驾 驶技术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他说，航业乃国家之命脉；航学是航业的桥梁。 为国富民强，防止商利被外国人侵掠，航业必须大力扩展，要发展航业，必 须大力培养服务人才。他还盛赞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招商公学，把它提高到商 局的 “根本之图”和“为国家富强之助”的地位，并展望未来说：“他日人 才辈出，乘长风，破万里波，与欧舶美舰并驱争先，为我航业放一异彩。” 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 郑观应少年时代就身体不好，壮年以后疾病更多。他患过肺结核，尤其 是哮喘病长期折磨着他。为了同疾病作斗争，他少年就开始学习医学，几十 年来，在忧国忧民、举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业余爱好医学。经过多年努力， 辑成了 《中外卫生要旨》一书。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认为中西医合璧， 取长补短地进行治疗比较有效。用西医的科学方法，来验证中医的合理性； 用中医的长处，补西医之不足。在当时，提出中西医“弃短补长，中西合璧” 主张的，还没有第二个人。郑观应对于中西医合璧的主张不仅是他一生思想 开明的又一证明，而且也说明他有较深的医学造诣。这也是他同疾病作斗争 的经验结晶。 到郑观应年过古稀，身体更加不如以前，各种疾病特别是哮喘病使他的 生命受到威胁。1914年，73岁的郑观应病情加剧，家属也为之不安。就在这 一年，他开始准备后事，写了遗嘱的定稿，并再次提出辞职养病。 在1921年5月28日的股东常会上，郑观应又被选为留任董事，但80 高龄的他确实是又老又病，决心辞退了，遂写了长篇辞职书。这时，他最亲 密的老朋友盛宣怀已死去3年了，自然也不会有哪一位坚决挽留他。1922年 5月，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提兰桥的招商公学宿舍内二楼，终年81岁。死后， 招商公学停课3周，出殡至联谊山庄，仪式很隆重，是按清朝道台⑩的仪节
出殡的。1923年夏天，郑观应的三子郑润■护送灵枢回乡，葬于澳门前山。 郑观应于1858年到上海学商，到1922年去世，经营商务达60多年之久。 除独资开设过揽载行之类的商务机构外，没有独立开设过一家工厂，却是很 多厂矿企业的股东。他所经营的无论是商务机构，还是近代型企业，都是当 时一流水平。而且许多都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对立物出现的，并 争夺回一定的权利，由此可窥见他的商务能力和爱国思想的一斑。他富强救 国的事业心是非常强烈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如何把企业经营 好，通过 “商战”最大限度地夺回被洋人侵占的权益；考虑如何把政治制度 改革得适合于加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要求，以及如何使中国致富致强体现于 著述之中。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断加深的社会，郑几十年如一日地 忠于自己的爱国信仰，坚持富强救国并付诸实践，身体力行，的确是件极不 容易的事，值得我们大家尊敬、学习。 注： ①买办：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 间人和经理人。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佣的当地管家。在我国，指外国资本家 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佣的中国经理。 “买办”一词，明 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清初专指为居住广东商馆的外商服务的中国 公行的承办人和管事人。鸦片战争后，废止公行制度，外商乃选当地中国商 人代理买卖，仍称买办。其性质既是外商的雇员，也是独立商人。 ②子口半税：旧中国海关征收的一种国内关税。凡进口洋货运销中国内 地或出口土货从内地运销国外，除在口岸海关完纳值百抽五的进口税或出口 税外，另缴2.5％的子口税，以代替沿途所经各内地关、卡应征的税、捐和 厘金。当时以海关所在口岸为 “母口”，内地关卡在地为“子口”，因此把 这种代替内地关、卡应征的各种捐税称 “子口税”。1931年废止。 ③厘金：亦称 “厘捐”或厘金税，旧中国的一种商业税。主要是在水陆 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征收，1853年开始实行。当时清政府为筹措军饷以镇压太 平天国革命运动，最初在扬州仙女镇 （今江都县江都镇）设厘金所，对该地 米市课以1％的捐税。1％为1厘，故称“厘金”。以后各省相继仿行，遍及 全国，不仅名目繁多 （如坐厘、货厘、统税、统捐、产捐税、落地税、山海 捐、铁路货捐等）税率亦极不一致，且不限于百分之一，成为反动政权剥削 人民的一种手段。1931年裁撤厘金。 ④、⑤、⑥总办、督办、帮办、会办：清代后期，中央及地方都有临时 设置的机构，其主管官称督办或总办，副职称会办，资格比会办略次的称帮 办。 ⑦昭信股票：清政府为偿付对日赔款而举借的内债，也是旧中国最早发 行的公债。1898年发行。总额库平银1万万两，年息5厘，以田赋、盐税为 担保，前10年只付息，后10年本息并付，20年还清。募集集款10万两以 上的人，由各省报请给奖。业务由户部设昭信局、各省设分局办理。所募债
款有限，流弊很多，受舆论抨击。当年9月，清政府被迫下令，除已认定款 约2000万照收，官员仍准请领外，民间停办。 ⑧户、兵、工、吏、礼、刑：从隋唐开始，中央行政机构设户、兵、工、 吏、礼、刑六部。其中户部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 兵部掌管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工部掌管全国各项工程、工匠、 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 事务；礼部管理礼仪、祭享、贡举等职；刑部掌管全国的法律、刑狱事务。 ⑨守制：即守孝。旧时值父母或祖父母之丧，子与承重孙 （长房长孙） 须谢绝人事，做官的解除职务，在家守孝20个月。意指遵守居丧的制度。 ⑩道台：通员的别称。清乾隆时设分守、分巡道，多兼兵备衔，管辖府、 州，成为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