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充分的准备，轻信宦官王振的话，不顾于谦等人的反对，亲自带兵迎战， 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刺骑兵包围，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这就是历史上 “土 木堡之变”。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廷一片混乱，文臣武将惊慌失措。王振 的党羽、大官僚徐有贞主张迁都南逃。这样一来。北京城内更加人心惶惶， 军心动摇。当时守城明军不及10万，瓦刺首领也先挟持英宗为人质，一路夺 关而入，直压京师。北京形势，危在旦夕。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以国家安危 为己任的于谦，挺身而出，愤怒地斥责徐有贞说： “主张南逃的应当杀头！ 京城是天下的根本，怎么可以随便放弃？如果撤离京师，国家必亡。北宋南 渡的历史教训，切不可忘记！”于谦的主张，立即得到广大军民的拥护和支 持，主战派战胜了逃跑派，于谦被皇太后任命为兵部尚书，负责保卫京城。 于谦当了兵部尚书之后，立即采取了许多果断的措施来保卫北京。 首先奏请皇太后任命英宗弟朱祁钰为帝，是为代帝，以安定民心。为了 加强北京的防御力量，于谦从全国各地调来军队，同时派人到河北、山西、 河南、山东等地招募壮士，充实国防力量。还命令诸边守臣做好防务工作， 又命令工部尽快修缮器甲，赶造了几万副盔甲和大批武器。此外，于谦还把 北京城外居民迁入城内，对敌人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于谦还积极训练军队， 作好战斗准备。经过整顿和训练，部队的士气高昂，战斗力大为加强。于谦 派遣将领，率领军队分别镇守北京各城门。他自己也披甲戴盔，亲自率领总 兵石亨、副总兵范广和武兴，镇守在镇德门外。并下令把北京的9个城门一 齐关上，表示不打败敌人，决不回城的决心。 英宗正统十一年 （1449年）十月十一日，也先带领瓦刺军主力，挟持着 英宗皇帝，来势汹汹地进犯北京城，来到北京的西直门外。当天于谦就命将 领高礼、毛福寿带兵迎敌，双方在彰仪门土城的北面展开激战，明军旗开得 胜，歼灭敌军几百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当天夜里，于 谦又派军主动偷袭敌营，又打死许多瓦刺军，夺回被抢去的1千多个老百姓。 也先连吃两次败仗之后，便假装向明朝求和，阴谋在和谈中抓住于谦和石亨。 也先对明军说： “你们的皇帝英宗来了，为什么还不派人出来迎接？只要你 们派个大臣出来讲和，我们就放回你们的皇帝。”代宗帝听了信以为真，就 派人去问于谦怎么办？于谦说： “这完全是敌人的阴谋诡计，决不可信。现 在除了坚决抵抗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于谦为了戮穿敌人的阴谋，派人告 诉也先说：你们来打北京，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亡国，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保卫国家，皇帝是次要的。况且如今我们已经有新的皇帝了。也先讲和 的阴谋破产后，更加恼火。13日清晨就派出1万多骑兵向德胜门进犯。于谦 先派石亨率领一部分精兵埋伏在德胜门城外的民房里，又派都督范广带领神 机营 （即火枪营）随后接应。然后派一小队骑兵去向敌人挑战。瓦刺军见后 便毫不在意地冲杀上来，明军骑兵佯装战败逃走，把敌人引到城边。石亨见 敌人已进入圈套，立即发出号令，埋伏的明军突然冲杀出来，范广带领的神 机营士兵用火枪向敌人轰击，敌人乱成一团。明军大砍大杀，敌人1万多骑 兵几乎全部覆没，连也先的弟弟索罗也被炮火打死了。 也先不甘心失败，又派军队进攻西直门。防守的都督孙镗立即领兵迎战， 打死了敌军先锋。但敌人越来越多，孙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不 久，石亨领援军赶到西直门，瓦刺军看到形势不妙，只好狼狈撤军。 十月十四日，明军乘胜发起攻击。于谦派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率军到
彰仪门外和瓦刺军作战。明军先用火枪轰敌，接着弓刀队冲上去大杀大砍， 把敌人杀得东奔西跑，死伤累累。但是，不久大批敌兵又冲上来，武兴中箭 牺牲，明军退到土城附近。彰仪门外的老百姓看见瓦刺军杀了过来，十分愤 怒，他们爬在屋顶上用砖瓦石头向敌人投掷，并呐喊为明军助威。正在战斗 最紧张的时刻，于谦派来了援军。敌人看到明朝援军来，便仓皇逃走。西直 门之战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瓦刺军伤亡惨重。十五日夜里，也先带着残兵败 将向北逃走。于谦令石亨带兵追击，在霸州 （今河北霸县）又打了一个大胜 仗，夺回被敌人掳走的1万多个老百姓，并活捉敌人的军官48人。至此，于 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北京保卫战后，于谦继续提高警惕，做好防务工作，同时，又采取其他 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明朝的边防，屡次击败了也先的进攻。在瓦刺军屡战屡 败之后，景泰元年 （1450年）八月，也先不得不向明朝乞和，并答应释放英 宗。于谦顾全大局，劝代宗同意议和，并派人把英宗接回北京，居皇城南宫， 称为太上皇。 然而，英宗回京之后，明朝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大 宦官曹吉样与石亨、徐有贞等人，暗中勾结英宗，打击和排挤于谦，伺机搞 宫廷政变，夺取皇位。景泰八年 （1457）正月十六日，英宗乘代宗病重，重 新登级，史称 “南宫复辟”。当天，于谦被捕下狱。过了几天，开庭审判， 结果竟以 “谋逆罪”判处死刑。二十二日早晨，于谦惨遭杀害，死时已60 高龄。曹吉祥等人还抄了他的家，结果 “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 于谦被杀害， “行路嗟叹，天下冤之”！凡是有正义感的朝臣无不为之 哭祭。他被害之后，其遗体被人暗中收殓，到第二年才由他的女婿运回故乡， 葬于杭州西湖边上的三台山。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英雄，把他在北京的住 宅修建为 “于忠肃公祠”（在北京东单西裱褙胡同路北）。每年春秋两季， 都有不少人去祭祀。于谦抵抗瓦刺，保卫北京城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人们 怀念。 （王庆革） 四、呕心沥血 秉笔修史 巍巍青山，滔滔江河…… 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智慧和双手， 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汇成了源远流长的辉煌的民族历史。正是这丰厚的民族 文化根基，孕育了许许多多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们筚路蓝缕，发凡起例，以 如椽大笔，追寻着历史的脚步。他们秉笔实录的浩然正气，不仅成为我国史 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司马迁、班固、刘 知几、司马光等人，都是卓有建树的杰出史家。 受辱腐刑 幽而发愤 ——司马迁
一提起史家和史书，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史记》和它的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135年 （一说前145年）出生在夏阳 （今陕西 韩城县）龙门一个史学世家里，卒年不详。他的祖先曾 “世典周史”，他的 父亲是汉室专管文史星历的太史令，熟悉历史，精于先秦诸子。司马迁幼承 家学，10岁始诵古文，后随其父到长安学习经史。20岁那年，他“南游江淮， 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沉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 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汉书·司马迁传》）司 马迁这次长途跋涉，并非是公子王孙的闲情逸致，而是他父亲有意安排他遍 访胜迹、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增长见识，这对司马迁后来编写 《史记》是 大有裨益的。后来，司马迁做了郎中，经常奉使出访，足迹几遍全国。其间 更无丝毫懈怠，继续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为以后编修《史记》准备了大 量宝贵的素材。 司马谈在注意对司马迁培养的同时，自己也立志仿 《春秋》撰写一部完 整的史书，只可惜 “壮志未酬身先殒”。临终前对司马迁再三叮咛，司马迁 含泪立下了撰写国史的誓言。 司马谈死后3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这使他更有机会大量接触汉室宫 廷所藏图书，从先秦史学的深厚根基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又与自己多年的 广博见闻融汇贯通，终于在其睿智的脑海中，构画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社会 发展的图画，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决心将先父的遗愿尽早化为现实。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着手进行 《史记》的创作，从此开始了民族历史长河 中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伟大壮举。 然而，由理想通往现实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司马迁为实现自己的远 大理想忍受了肉体的痛苦和心灵的磨难，以至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孟子曾经说过：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 （《孟子·告子下》）。司马迁正是如此。他继承父志，私 家修史，难处可想而知。他虽做过太史令，为皇帝近臣，但却无实权，而他 又忠于职守，只有在公务暇余方能著书立说，其中之甘苦在史籍中虽未见片 言只语，但是，当我们了解 《史记》宏大的规模，对此是不难想象的。如果 说司马迁殚精竭虑、笔耕不辍的精神令我们赞叹不已的话，那么他忍辱负重、 幽而发愤的毅力和勇气更令人肃然起敬。 公元前 98年，也就是司马迁开始 《史记》创作的第7个年头，是年他 42岁，正可谓雄心勃勃、踌躇满志之时，巨大的不幸却突然降临。这一年， 李陵征战匈奴，战败投降。当时朝中诸官都极尽谄媚之能事，对李陵落井下 石。司马迁与李陵相交不深，但鉴于李陵孤军深入，外无救兵，投降匈奴实 属万不得已这一事实，更主要的是他看不惯士大夫们拍马屁的丑恶嘴脸，据 理为李陵辩护。由此而激怒了汉武帝，被下狱而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 正因为司马迁太熟悉历史了，他深知 “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 景监见，赵良寒心”等史事中所显现的坎坷境遇，从而忍受了比常人更大的 痛苦，以至事隔四、五年后，在致友人益州刺史任安的书信中，司马迁愤慨 地写道：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汉书·司马迁传》）。他 认为被处以宫刑已苦不堪言，而担任中书令本身也是奇耻大辱 （因中书令一 职均由阉者担任），在信中还列举了人生十大不幸，认为处以宫刑是人生最 大的不幸。突遭飞天横祸，忍受如此屈辱，是什么力量支持司马迁勇敢地活 下去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
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进而发出 “人固有一死，或 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的千古名言，而且自比于 “西伯拘 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是秋》”，立志做重于泰山之人。由此，我们 不难看出，正是以修国史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才使他从逆境中奋起，而且 表露出强烈的自信心。 为李陵辩护而受受凌辱，使司马迁更进一步认清了统治者的昏聩。司马 迁敢于直言的勇气不仅丝毫未减，而且化作一腔感愤之情溶于他的著作中 去，从而使文章更加深沉雄健，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三国以后才专以 《史记》称之。《史记》 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上下3，000年的历史， 共130篇，526，500字，分为纪、表、书、世家、列传5部分，又以本纪和 列传为主体，因此称 《史记》为一部纪传体通史。纪、表、书、世家、列传 等等虽散见于先秦诸种史籍中，但将他们综合运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赋 予它们更强的生命力，却是司马迁的一个创举。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 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 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 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 当然， 《史记》之所以成为传统史学的楷模，并不仅仅在于其优秀之编 纂方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深邃的洞察力和秉笔直书 的正气而使该书所蕴涵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司马迁使史学从经学的藩篱中摆脱出来，开拓了历史研究的广阔 领域。我国史学虽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在司马迁以前，历史被看作是为统 治者追功述德的工具，记载范围很狭窄。而 《史记》则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 富多彩有大千世界，有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从人物上看， 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地位卑微的游侠、屠夫；就事物而论，上自天文，下至 地理，无所不包。既有为少数民族立传的 《匈奴列传》和《西南夷列传》； 也有为经济作传的 《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从而被后人誉为百科全书式 的通史。 第二，司马迁摆脱了神学的束缚，以变化的眼光观察分析历史人物、历 史事件。武帝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派，大谈阴阳五行、天人感 应，构造了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公然宣称 “天不变，道亦不变”。 司马迁奋然而起，欲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对势力 显赫的公着派无疑是当头棒喝。正因为司马迁坚信天在变道亦在变，所以能 把历史人物的活动置于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予以评说，从而使得出的结论更贴 近客观事实。这突出地表现在对陈涉的评价上。陈涉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 袖，被历代统治者诬为盗贼，而司马迁认为秦的暴政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秦亡已是历史的必然。陈涉揭竿而起，是反秦的英雄，因而把陈涉列于世家。 司马迁虽未能达到为农民起义领袖树碑立传的认识高度，却表现出卓然超群 的胆识。 第三，司马迁在论述中十分重视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不仅设有经济史 专篇，而且在 《货殖列传》中，提到经济发展有其本身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不是强硬的行政命令所能干预的，进一步论述人的道德观念是跟人的经济地 位密切相关的。这些论述虽显得不十分明确，但在当时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
高度，对一个封建史家来说已属难能可贵了。 与 《史记》宏大的规模竞相辉映，其思想内容也是博大精深的，绝非上 述三点所能涵概。不仅如此， 《史记》在文学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无怪乎 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秉笔修史，不仅表现在敢于对当朝皇帝汉武帝崇信方术，欲求长 生不老的所作所为进行批判所表现出的 “勇议汉非”的勇气。而更重要的是 他精于考据，一定一句、一时一地，决不马虎，力求还历史的原貌。如他对 商王帝系的记载经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订，错误很少。再者，司马迁有进步的 思想和立场。如果说，在众多传统史家中不为时屈、勇议时非者并不止司马 迁一人的话，那么，司马迁那种高屋建瓴的史识却一直是其后千余年众家所 难以企及的高峰。 悲欢离合 瑕不掩瑜 ——班固 东汉时期，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史学家—— 班固。 班固，字孟坚，公元32年生于扶风安陵 （今陕西咸阳市东）。元92年 受窦宪牵连死于狱中。班固的父亲班彪才高学博。 “专心史籍之间”（《后 汉书·班固传》）。对 《史记》问世以后诸家所著续作均不满意，“于是采 其旧事，旁贯异闻” （《史通·古今正史》），仿《史记》作《后传》65篇。 父亲谢世后，年仅23岁的班固有志完成父业，但认为《后传》太简，于是“探 撰前继，缀集所闻”，开始编修 《汉书》，没想到由此而酿成一段悲欢离合 的经历。起初班固私修史书，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撰国史，班固因此被捕 下狱，全部书稿被抄。班固的弟弟班超恐哥哥发生意外，赶赴京师，上书明 帝述说原委，明帝看过书稿后，极为赏识班固的卓异才能，非但没有怪罪， 反而委任他做兰台令史，令他继续编写 《汉书》。后又迁升为郎、典校秘书。 因兰台为当时皇家藏书之所，所以班固有饱览皇室藏书之便等良好的著书条 件，于是精心修史凡20余载。公元92年，外戚窦宪失势，班固曾依附于他 而显赫一时，因此受牵连而入狱，同年死于狱中。此时，凝聚着几十年心血 的 《汉书》尚未完成，班固便在花甲之年，带着终生遗恨离开了人世间。所 幸的是，班固的妹妹班昭继承哥哥未竟的事业，完成 《八表》的编写，同郡 学者马续又代著 《天文志》，终于使《汉书》成为一部完整的史书，其中凝 聚着两代人几十年的心血。所以赵翼不无感慨地写道： 《汉书》“凡经四人 物，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 （赵翼《廿二史札记》）。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由纪、表、志、传4个部分 组成，共100篇，其中包括12帝纪、8表、10志、70列传。记载了从汉高 祖元年 （公元前） 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 （公元23年）共230年的历史。 《汉书》虽没有《史记》贯通古今，以展3，000年历史变迁的恢宏气势， 但述西汉一代历史却集博洽和精深于一体。这正是班固善于利用前人的研究 成果特别是师法司马迁之 《史记》，并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完善的必然结果。 《汉书》在继承以纪传为主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创断代史的体例， 从而为其后列朝正史纷纷效仿。确如章学诚所云： “迁史不可定法，固书因
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 （章学诚《史学通义》） 在编写 《汉书》时，班固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 并世家于列传，形成纪、表、志、传的编纂模式，从而整齐了纪传体的体例， 避免了司马迁在途事上往往一人事迹分见数篇，前后屡出， “甚多疏略，或 有抵牾” （《汉书·司马迁传》），使人有首尾难稽之感的弊端。就是汉书 中关于武帝以前的4帝纪、6表、3志、40传凡53篇，虽多是增删 《史记》 原文而成，但班固并非一仍其旧，而是按他的原则进行加工、补充，有些还 改得相当出色。班固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对史书体例的改进和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汉书》对西汉一代的政治经 济制度、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的记载比 《史记》更详细、更完备，特别是改 《史记》 8书并加以扩充而撰成的 10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涉及古代政 治制度史、经济史、法律史、水利工程史、艺术史、目录学与学术流源诸方 面。如 《艺文志》著录了西汉官府藏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总目。 总之， 《汉书》“文赡而事详”，是研究古代历史，特别是汉代历史的 重要的参考资料，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或许因为司马迁和班固生活时代 相序，或许因为两人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后人总爱将他们二人进行比较而 加以评论。或抑马扬班，或抑班扬马，总不免失之偏颇。而赵翼认为司马迁 是 “无所因而特创”，班固为“有所本而求精”（赵翼《廿二史札记》）， 确为精当的评价。 当然，我们在肯定 《汉书》在传统史学上的贡献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它 的局限与不足。 诚如上述，班固出狱后奉旨撰写 《汉书》，有良好的著书条件，真可谓 天赐良机，然而正是这良机却使本为私修的 《汉书》成为“官史”。又因为 班固热衷于功名利禄，投靠外戚窦宪，并曾以中护军身份随窦宪出征匈奴， 在故里也仗势欺人之恶名。这些对他撰写 《汉书》都有消极影响。 班固一方面赞誉 《史记》“不虚美，不隐恶”，并继承秉笔直书的传统， 在 《佞幸传》、《外戚传》等篇章中，对朝廷的昏聩、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 斗争、黑暗腐败都做了某些如实的揭露。另一方面对司马迁无情地鞭挞封建 统治者的贪婪暴虐大不以为然。他站在儒家思想的正统立场上，制造 “汉绍 尧统，自当继尧”的无稽之谈，为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寻找历史根据，突出地 描绘了西汉统一王朝的富庶景象，为统治者纪功铭德，使历史蒙上了一层神 秘的色彩。 班固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印记，但班固的良史之才并 没有被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时代需要所完全湮没，而且相对于 《汉书》的巨 大成就而言，其不足只是白玉微瑕。正因为 《汉书》在中国传统史学上的地 位，班固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千余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轻议前哲 志在创新 ——刘知几 中国传统史学经由先秦时期萌芽，两汉时期的初步发展，到隋唐时已取 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有唐一代，承隋设史局之遗风，加强对修史的控制， 使设局修史成为制度，更是成绩斐然，二十四史中就有八书为唐初撰成即是 一例。对唐以前丰富的史籍和众多的史家进行总结、评判，已成为史学发展
的时代要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独当此任，集多年心血，撰成我国第一部史 学理论专著—— 《史通》。此书一出，标志着我国传统史学由纪实向理论发 展，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刘知几，字子玄，唐彭城 （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公元661年，卒于721 年。刘知几小时即与其兄俱以诗才闻名乡里，而且好读书犹喜广泛涉猎，不 拘泥于一家之说，开阔了视野。20岁那年考中进士，当时“官爵僭滥而法网 严密，士类竟为趋进而多陷刑戮” （《旧唐书·刘子玄传》），刘知几便作 《思慎赋》以刺时政。当时的苏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后感叹道：“陆机 豪士所不及也。”正因为这种不为传统所惑的求知方法和勇议时非的叛逆性 格，才使他的著作中洋溢着可贵的批判精神，当然也注定他官场失意、仕途 多舛。 刘知几在武则天长安年间，历任左史和凤阁舍人等职，兼修国史不辍。 他担任史官期间，一直 “守兹介直、不附奸回”（《史通·忤时》）。但史 馆记武后事多有溢美之辞，刘知几 “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 不听” （《旧唐书·刘子玄传》），因此倍感压抑。唐中宗景龙初年再转太 子中允，又一次入史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但 是由于他与当朝宰相、史馆监修肖至忠意见相左，也为其他史臣因嫉其才能 而有所不容，所以愤然离开史馆，并致书肖至忠，痛陈史馆之弊端，又一次 显出他不为时屈的品格。 刘知几离开史馆，并不仅仅因为官场失意，更重要的是他崇拜私修，欲 独自发挥自己的才能。在 《交通·辨职》中写道：“昔丘明之修《传》也， 以避时难；子长之立 《记》也，藏诸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 陈寿之草 《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 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 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刘知几在此自比于孔丘、左丘明、马司迁等，足见 其志高远。于是开始撰修 《史通》一书，并于景龙4年 （公元710年）完稿。 “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旧唐书·刘子 玄传》曾这样评价刘知几，可见刘知几一生著术甚丰，而 《史通》一书则代 表他在史学上的最高水平。 《史通》全书共20卷，分为内、外篇各10卷，共23篇。书中既分析史 书源流、体例和编纂方法，也阐述史馆建置、沿革和评价史书得失。 从 《史通》所评史籍看，范围很广。既有历代正史，即编年和纪传体史 书，对其他 “绩述”也多所涉及，并专设《杂述》篇，共列偏记、小录、逸 事、别事等10种。即使对不被一般史家所看重的宋孝王的 《关东风俗传》和 王劭的 《齐志》也备加赞誉。特别是对儒家经典著作《春秋》和《论语》等 的批判，更表现出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识。在 《惑经》篇中指出，因《春秋》 为本国讳，为贤者讳，从而导致 “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在叙事上也“巨 细不均，繁省失中”。在 《疑古》篇中也指出了《尚书》和《论语》有悖于 史实的地方，认为 “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告诫人们不要轻信。这样，就 剥去了儒家经典神圣的外衣，而把它们与其他史籍等同看待。 如所周知，自西汉儒学独尊地位确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尊孔崇儒 视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儒家经典也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有唐一代， 自然也不例外。可贵的是，刘知几已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此书多讥 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 （《史通·自叙》），但却逆流而
上，标新立异，敢于对儒家经典著作提出非议，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来承受时 俗的非难啊！ 对于唐代以前的史籍，刘知几追根溯源，分别流品，归纳为六家： “一 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 家”。并指出唐以前的史籍主要编纂形式为左传和汉书二家，其他四家则不 可 “祖述”。因此，又特设《二体》篇，着重对汉书和左传二家进行评论， 指出编年、纪传作为正史二体， “考兹胜负，互有得失”，“各行其美”， 并行于世，并进而对世家、列传、志、表等诸篇也加以评判。刘知几六家和 二体的归纳是有见地的，而且详略得体，简繁适中。当然其评论也有错误之 处，如重断代而轻通史，反对设 《艺文志》、《天文志》等，因推崇班固， 对司马迁也难免有过激之辞。 刘知几正是以批判的精神、以发展的眼光、以渊博的学识在对众家史籍 得失进行评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正确的史学主张和见解，这突出表现在 史才三长论的提出。 据 《旧唐书·刘子玄传》载，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 才少的原因，刘知几回答说：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 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 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苦公输， 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也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 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在这段对话中，刘知几的史学思想表露无遗。从中国史学的发展看，无 论对哪一史书的品评都离不开才、学、识三点，但有的史家抓其一点而不能 顾及其他；有的虽三者都有所涉及，但论述不深。而只有刘知几博采众家之 长，独树一帜，对才、学、识三者综合运用并阐明三者之间的关系，真可谓 前无古人。 在才、学、识三者中，刘知几最重史识，强调撰史要以秉笔实录为贵， 并在 《史通》一书中专设《直书》篇，指出“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 兰催玉折，不为瓦砾长存。”对历史上不畏权贵、秉笔修史者大加褒扬，推 崇备至。对文过饰非、任意褒贬，曲意奉迎者大加口诛笔伐，斥之为 “记言 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表现出对曲笔诬书者的深恶痛绝。 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对其后 的史学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从而也确立了刘知几在传统史学中举足轻重的 地位。 以古鉴今 经世致用 ——司马光 北守时期的马马光，既是一位颇有政绩的政治家，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 史学家。一生中既有宦海的沉浮，又有著述的艰辛。而且他一生中的主要著 作都与他的政治生涯息息相关，有的著述本身就是为施展其政治抱负而作。 如他主持编修的著名的 《资治通鉴》，就是以济世之心而探求济世之术的尝 试。因此，离开了他的政治活动，我们就元法全面地了解司马光在史学上的 贡献。 司马光，字君实，祖籍陕州夏县 （今山西夏县）。生于1019年，卒于
1086年。1019年随其做官的父亲生于河南光州，故取单名“光”，后随其父 到处漂泊，到过浙江、四川广元等地。生活虽游移不定，但司马光的父亲非 常注意对他的培养。16岁时，司马光就随其父诵读诗书，相传他的父亲曾为 他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因圆木易动，不能睡稳，故曰 “警枕”，司马光一 旦惊醒，便挑灯夜读。父亲的苦心不仅使司马光学识大长，更重要的是由此 而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两点都是司马光以后踏入仕途和著书立说所不 可缺少的。 20岁那年，司马光中进士甲科，后做过多年地方官，并为葬父而闲居故 里。虽环境有变，但他没有丝毫懈怠，坚持读书，直到1061年被提升为起居 舍人、同知谏院，生活才开始安定起来。司马光做了谏官以后，屡奏表章以 评时政，方辞甚切，提出许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但终不为英宗所采纳，难以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但忠诚可嘉的司马光 “常 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宋史·司马光传》）。 《通志》仿效《左传》，以年为经，叙战国与秦朝事。 《通志》呈给英宗后，“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阅，续其书”，此事发生 在治平三年 （1066年）。从此，司马光可以专设史局，自选史臣，且有遍览 宫廷藏书和政府供应笔札等良好的撰书条件，开始了 《资治通鉴》这部宏篇 巨制的编写。 司马光清楚地知道，要编这样大部头的著作，“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因此邀集范祖禹、刘恕、刘攽作他的助手。范祖禹精于唐史，编写唐五代部 分；刘恕编写魏晋南北朝部分；刘攽则负责周秦两汉部分的编写。这三个都 是名重一时的历史学家，而司马光又能根据各自特长进行合理分工，这就保 证了 《资治通鉴》一书能有相当高的质量。 就在司马光开始编写 《资治通鉴》的第二年，即1068年，宋神宗以王安 石为相，推行变法，司马光与王安石虽曾为好友，但在变法与否和怎样变法 方面与王安石存在严重的分歧，因而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 “旧党”领袖。 王安石新法既行，司马光受到排挤，政治上失意，被罢了翰林学士之职，并 于 1070年到永兴年 （今西安）任地方官，后又出任西京御史台，居住洛阳 15年。御史台为有名无权的荣誉差使，这样，司马光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主持 和参与 《资治通鉴》一书的编写。离开京师，居住洛阳，无疑是在政治上对 司马光的一次沉重打击，但对于 《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的问世却是一件 幸事。 在留居洛阳期间，司马光已是人生暮年，且身体赢弱多病。元丰五年（1082 年），司马光 “忽得语涩病、疑且死，豫作遗表置卧内”（《宋史·司马光 传》）。即使如此，司马光及其助手常常闭门谢客，而且 “日力不足，继之 以夜”，披阅众多史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修撰不已。 历时19载，在1084年完成了 《资治通鉴》一书的编修。司马光考虑到 《资治通鉴》一书卷帙浩繁，阅读多有不便，又编写了30卷的 《资治通鉴目 录》。止目录仿 《史记》年表体例，年代列于上，所载历史事件在《资治通 鉴》一书中的卷数列于下，使读者便于循览。此外，曾编有30卷的 《资治通 鉴考异》，说明编书时对材料的考订和取舍。这两本书成为充分了解 《资治 通鉴》一书的史学成就所必不可缺少的资料。 成书两年之后，即在1086年，司马光与世长辞了。故人虽逝去，功业存 千秋。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 元前403）三家分晋到周世宗显德六年 （公元959）共1，362年的历史，凡 294卷。 经东汉荀悦编 《汉纪》以后，我国传统史学的编年体史书均断代为史， 而司马光则编写了一部编年体通史，融汇古今、上下贯通、气势磅礴，堪为 史家典范。 《资治通鉴》一书虽有编年体体例，但却吸收了纪传体的优点，每记一 历史事件，必详细交待其前因后果以及相应制度的沿革，避免了记流水帐的 弊端。这样，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既有时间性，又有完整性。 在史料的选择上， 《资治通鉴》一书也是既网罗宏富，又取舍精审。除 历代正史上，又广采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等。每论一事，往往用 三、四种资料相互徵发。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先列 《长编》、著《考 异》，在确保资料的系统化前提下，先考订真伪然后择优选取，然后着手《资 治通鉴》的编写。 《资治通鉴考异》一书，除说明在众多史料中存此去彼的 原因外，还保留了许多亡佚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史家修史，旨在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得失，从而做到以古方今，这不能不 说是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之一。但明确提出以此为目的而修史，并在此原则 指导下进行选材和编纂者，恐只有司马光一人。在编 《资治通鉴》一书时， 司马光曾说： “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 为法，恶可为诫者，为编年一书。” （《进通鉴表》）当然，《资治通鉴》 一书对经济、文化方面则涉及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鉴于 《资治通鉴》的成就，不仅后代史家纷纷效仿，而且出现了许多专 治 《通鉴》的专家，形成“通鉴学”。后人也把司马光与司马迁相提并论， 誉为中国历史上的“两司马”，以褒扬司马光为中国史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迟延璋） 五、志坚业精 光耀华夏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生动感人的小说、戏 剧，精妙的哲理和自然科学理论，巧夺天工的技艺……出现了许许多多令人 叹服的文化巨子，堪称志坚业精、光耀华夏。 创二仪 测天地 德高识广 ——张衡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 （今河南南召县南）人，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 家、文学家。生于公元78年，卒于139年。其祖父官至太守，至张衡家境败 落，时需亲友接济度日。张衡少年时就富有求知欲望，十六、七岁就曾游历 长安、洛阳一带，观赏山川之险，考察物产风俗、世态人情，游览名胜古迹。 在京都洛阳，他结识了东汉儒学大师，文学家马融和书法家崔瑗。 公元 100年，张衡由洛阳返回家乡，做南阳主簿，掌管文书工作。108
年辞职在家，直到111年才入京做尚书台衙门里的郎中，负责起草文书。115 年任太史令，掌管天时、星、历。121年调任公车司马令，负责保卫皇宫， 通达内外奏章等。126年任太史令，136年被排挤出京，任河间相。 张衡任南阳主簿时，曾一度潜心于文学创作。他感于统治阶级的奢侈堕 落，作 《二京赋》描述洛阳和长安两座都城的繁华，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抨击了那些过着荒淫奢侈生活的官僚贵族。 张衡担任太史令的时间前后达 14年之久。在这期间，他精心研究天文 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创造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测定 地震的地动仪，还第一次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浑天仪的主体是个空心 大铜球，球面上刻布着满天星宿，故又被称为 “天球仪”。天球外绕着好几 个铜圈，它们分别代表地平、赤道、黄道等。张衡又给这架浑天仪安上了自 动装置，那是根据古代计时器的铜壶滴漏原理，用水力推动那个天球，使天 球的转动与地球自转的速度恰好相等，这就再现了天象的最基本的变化。有 了这架仪器，坐在屋中就可以看到星空的变化。后代的天文学家就根据张衡 造的水运浑天仪的原理，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 张衡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大地上地震频繁的岁月。自张衡12岁时起， 到他62岁逝世后的一年，在这半个世纪中发生了53次地震。人们在频繁的 天灾面前束手无策。社会上迷信流行，皇帝和臣民都在祈祷、叹息。55岁的 张衡经长期研究，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探测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地动仪 形如一个酒坛，内部装着机关，四周按8个方向装有8个龙头，口内含着一 个铜球，每个龙头下又放了个张口望天的铜蛤蟆。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正 对着这个方向的龙嘴便会自动张开，铜球就落入下面铜蛤蟆的口中，发出地 震的警报。永和三年 （138年）二月初三，一个铜球落下，但洛阳并没有感 觉到有地震。许多人议论纷纷，怀疑它是否准确。过了几天，离洛阳1千多 里的陇西地方有人骑着马来报告说，那一天在那里发生了地震。于是，大家 都很惊叹地动仪的精确。这架精密的仪器是132年发明的，比欧洲创造的地 震仪要早1，700年。本世纪50年代，中国的科学家们根据零星记载，运用 现代科学知识，弄清了张衡制造的地动仪所应用的原理，并复制出一个地动 仪的模型，陈列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汉史馆里。 张衡不仅精通天象，穷究大地，他还制作了“相风铜鸟”、“记里鼓车” 等仪器。相风铜鸟与 12世纪欧洲创造的候风鸡相仿，是世界上最早的候风 仪。记里鼓车的原理则开了现代汽车里程表构造原理的先河。 张衡将他对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书叫 《灵宪》。灵指神灵，这里 指天象。宪是法则，即天象法则的意思。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 浑天说和宇宙无限的思想。他还科学地解释了日蚀与月蚀以及月亮盈缺的成 因，指出月亮自身不会发光，它反射的是阳光。同时，他还绘制了中国第一 张星图，指出在中国地带可见的星有2，500颗。现在天文学家证明，夜空中 肉眼可见的星总计约有6，000颗，而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可见的星则不过2， 500颗左右。这使人不得不赞叹这位天文学家观察星象的精心和准确。 张衡作为一个科学家，一生勤学不倦，他的好友崔瑗称赞他： “敏而好 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他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兴趣和顽强钻研的精神， “约己博艺，无坚不钻”；谦虚谨慎、虚怀若谷，“虽才高于世而无以骄尚 之情。” 张衡一生傲骨凛然，是一个有高风亮节的科学家。他不慕虚荣、淡于名
